九乡新闻网苏州市山水丝绸:秘书谈阎锡山：迷信生辰多次改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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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次朝会，因为阎的衣服纽扣未扣，参加朝会的一位“不容人”的干部递了个条子。阎锡山看后大怒，立即站到扩音器前说：“我的生活，由侍从长负责料理，衣服不整，他未尽到责任，这是他的做甚不务甚，让他罚站，自打嘴巴。”
初见阎锡山
1938年秋抗日军兴，作为青年学生，我从河南、武汉流亡到西安。经父亲友人蒙藏委员会陈树人先生介绍来晋参加抗战工作。
1941年2月的一天，第二战区长官部副官处长律焕德告我：“接侍从秘书室通知，司令长官要传见您!”我理了理服装，匆匆赶到侍从秘书室。秘书徐崇寿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是毕业于西北联大法学院的一位中年人。他带上事先准备妥的我的简历，同我走向阎锡山所居住的院落。阎院在吉县克难坡洪炉台的西侧，院里并排有四孔窑洞，阎住在中间有套间的一孔。白纸裱糊的窑洞，显得安静整洁。我俩进去后，行了个鞠躬礼。阎锡山戴蓝呢绒睡帽，着灰色卡叽中山服，圆圆的脸，戴着一副托里克眼镜，浓浓的八字黑胡须，猛然看去有点像西洋史上德国总统兴登堡的样子。他盘腿坐在窑洞中间炕上的一个小木桌旁，含笑向我点了点头。然后俯身拿起放大镜认真地看我的简历。可能由于他事先已知我出身诗书门第、官吏世家，并经陈树人介绍，觉得年轻单纯没多大问题吧，所以再没问及其他情况。约摸有一刻钟时间，他提起毛笔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用笺”的信纸上写了“口缄”两字，递交给我。接着说：“好吧!你和徐秘书在侍秘室工作吧!”我和徐遂退了出来。出门后我问崇寿：“口缄是什么意思?”他说：“口缄就是注意保密。”隔日，我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军务处的委任状，任命我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侍从秘书室秘书”。从此，开始了我数年的秘书生活。
侍从秘书室
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战区长官部侍从秘书室，以及侍从医官室、侍从参谋室、检点参事室，都是战区长官阎锡山的侍从机构。我去时，主要秘书有徐崇寿和陈过。其他尚有整理书籍、处理文书的秘书二人，一名王存在，一名刘旭华。当时秘书们的主要工作是记录、整理阎的讲话稿，逐年编印成册；兼收阎的亲启信件，每天二三十封不等。阎的许多工作形式，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他的讲话，称为“训话”；他看过的信，批“上阅”；他要亲复的信，批“上复”；他的手批，称“手谕”。冠之以干支韵目，便成为什么“申东手谕”、“壬寒手谕”等。秘书室收到的亲启信件，大体上有这么几类：一是组政军教经人员的表态信、决心书；二是工作的建议意见；三是反映人事情况；四是申请补助、救济、要款、要药、要照片、请题字、题词等。这些信件的表态信和决心书，秘书室均复勉了事。较具体的由主任秘书定时进去请阎批示。向阎要求补助的，大多为阎的旧部和遗属，如李服膺(早年从军跟随阎，官至军长，1937年率六十一军守天镇抗击日军，因擅自退守而被阎枪决)的遗孀等，阎见信一般都批点钱，由阎专款特费开支。要药的大多为阎的高级干部，由于当时医药困难，向阎要盘尼西林、日占区买回的广升誉定坤丹等。阎大都批交侍医室杨镇西、张子仁、袁雨三等医生送给。1940年前，他对一些高级军政人员也有主动批送药物之事。如1940年5月7日续范亭同志等给阎的信中就提到：“前年蒙赐乐努食丁，效力特大，未知尚有余存否?倘能再给二三十针。甚所切盼。”要阎照片事，自“暑期讨论会”(即“洪炉训练”。阎希望其部属经过此类整训，像矿石投入洪炉后炼成“钢铁”，对其尽忠)后，阎为对一些高级干部进行笼络，表示亲近，由侍从长张逢吉大量洗印了阎的戎装半身或全身照像，凡有请赠之高、中级干部，阎都批给。对外宾或特定赠送人员，他还要亲自题字，藉示优渥。
1941年至1943年，各专、县要求为“模范人物”题字、题词的报告甚多，阎着侍秘室准备大小尺寸不等的红格宣纸，在他事情较少、时间宽裕时，便把秘书叫进去，按照请题词句，伏在炕桌上以毛笔书写。如什么“不容人不”、“革命干部”、“劳动楷模”、“铁的战士”、“合谋模范”、“忠贞干部”、“松筠劲节”等。1942年陈诚到克难坡见阎，临别时，他请阎题词留念。阎给陈诚题写的词是：“当仁不让，勇者所为，西北安危，系公一身。”同年1月11日，给胡宗南题词时，阎颇费思索。他在窑洞内踱来踱去，想了条幅上联的词是：“力凭理壮，理凭力伸，培力讲理，为国之务；”下联的词，他走来走去未能想出。当时秘书徐崇寿和我均在。徐帮助凑了四句：“民赖军保，军赖民助，和民治军，抗战之基。”阎听后，仰头想了想，认为还好。记得他当时还说：“胡宗南部队军纪不好，这样写，对他有些刺激吧!”但经考虑，他还是挥笔写了上下联。并上款写：“寿山兄雅属。”下款写“阎锡山书”。陈、胡均系蒋的亲信、红人，阎曲予应付，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吧!
我在秘书室时，还记得一颗“匪首”印章的事。1942年6月间，阎着侍从秘书室雕刻木质长方印章一颗。文日：“匪首”。并嘱主任秘书凡由阎签“山手”亲复军师长、专员、县长的信件，都在“山手”上加盖“匪首”字样的图章，这样的信一发出，军政要员惊函纷至，要求对此事“彻底追查、严予惩办”。阎见到反映信件，极为高兴，并口述“手谕”，寄发军师专县。记得阎“手谕”大意是：“你们见我的名字上盖上‘匪首’印章，深为不快。并表示义愤，表现了你们爱护领袖的忠贞。但这事乃由于军队、行政有扰民害民行为，致使人骂我为‘匪首’。欲除此污，责在大家。望我军政人员，不再侵民扰民，则此污可脱，此耻可雪，此章即可不用。”这颗“匪首”印章。大概于1944秋，阎进驻隰县、孝义后，便弃置不用了。此章为阎自定特制之物，在其历史上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件笑事。
阎一天的生活
侍从秘书们，以及阎的军政高干们的生活，几乎都是围绕着阎的日程安排时间表来转。大家都起早睡晚。我们几个秘书经常以“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的诗句，形容高干们黎明起床，赶到阎的公馆外边，听候召唤的情景。
阎的每天生活，都是头天晚上由检点参事拟出次日的时间安排，经阎同意批“可”后，照作息时间表进行活动的。阎可能由于年老的缘故吧，他醒得早，起得早。一般四时半或五时就起床了。接着吃早点，稍事休息后，便开始批阅由长官部机要处长吴绍之呈送的电报和重要文件。六时至七时半参加朝会。那时阎统区都要在统一时间召开朝会，各县都有无线电联络。阎在克难坡讲话，晋西各县都能听到。朝会内容大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或传达或议论。有时由军政负责干部宣读些文件，秘书们宣读些重要函电或“手谕”。最后由阎讲话。阎因事未能出席时，大多由赵戴文、杨爱源代理主持。各专、县朝会都由当地驻军的军师长或地区统委、专员领导。阎参加朝会入场和出场时，同志会的专职干部照例带头呼喊“会长万岁!”之类的口号。朝会结束，阎稍事休息。从八时至十二时接见杨爱源、孙楚、王靖国、赵承绶、梁化之、王怀明、薄毓相、邱仰浚等研究工作或召开组政军教经某方面的会议。阎每天中午饭后，要睡一两个小时。他不是和衣而卧，是如晚上脱衣就寝一样。据副官们说，这叫做“子午觉”，是养生之妙法。一天等于有两个早晨，睡起精神极其健旺，这是他年岁虽高，而精力旺盛的原因之一。他醒来便拍巴掌叫人，以代电铃。这时，大都由中央社驻首脑部办事处特派员兼山西《阵中日报》社主任郭星符进去为其朗读当天所收新闻电稿。阎边睡边听，间亦插些问语。听过新闻后，即行起床，侍从医官打针(经常轮换注射乐努食丁、哈尔蒙、握母纳丁、雷佛纳尔以及补血针等)，由侍从副官或侍从长为其穿衣。午休起床后，便开始了下半天的工作。下午开会和会客居多。晚饭后，着主任秘书进去交代有关信件。侍秘室收信日多，阎只令挑选重要者五件送阅，其它令侍秘转主管委办厅局处理。有兴致时，他题些字，直到夜十一时左右始睡。有些重要军事会议，往往也开到夜一二时，但侍从秘书多不到会，由侍从参谋参加记录。从1941年至1945年，这个时期，他的生活时间安排大都如此。
大概在1937年左右阎曾患过胃病。这年他从武汉开会回晋的一首诗里曾写到： “胃病传出去，医方雪片来，愧我无建树，空使世人怀。”1942年他曾病过短时间。他的《病中感怀》诗里说：“一病缠身万事休，光阴虚度古人忧，今生尚有几多日?岁月何堪似此流?!”总的来说，阎的身体是好的。他曾同侍医们说，早年德国医生为他检查过身体，说他肺部特好、足享百岁，云云。在秋林、克难坡时，间有空闲时间，也由副官、卫士搀扶外出散步。在克难坡，他对窑洞工程很有兴趣，常叫来长官部二办主任张桂山、工程处长李其昌、田霁亭，问询建窑工程进度、质量，有时边看、边说、边问，指指划划，兴致很高。克难坡建了一些集会之所、如实干堂、乐干堂、利干堂等，都是经阎审阅图纸以后修筑的。侍从人员和家属的宿舍，他往往写个“手谕”，着工程处挖孔窑洞，表示关怀。
阎锡山对自己的保卫工作非常重视。他一行动，就四面警戒。内勤队、侍卫队、警卫总队、宪兵司令部立即布岗。秋林、克难坡时期，住在山沟里汽车很少，也难以行驶。阎在秋林出人龙吟沟、虎啸沟，都骑毛驴。毛驴左右，常有卫士数人扶持。某外国记者在秋林见阎后，通讯报道戏称阎为“毛驴将军”。到克难坡后，从西安买进一辆人力车，供他个人乘用。阎每出乘人力车，副官、秘书、参谋、参事以及临时请示问题的高干，大群相随。副官们有持暖壶的，有持坐垫的，有持斗篷的，有捶腰、捶腿的，冬天还有持手炉的，真是一幅奇形怪状、极其可笑的军阀出巡图。克难坡时，为阎进了一辆黑色小轿车。每乘汽车由克难坡去吉县、乡宁、隰县时，沿途数百里，阎的警卫部队和当地驻军两三天前便布置了警戒线。士兵荷枪实弹，面向外立。阎的警卫军长傅存怀、晋绥宪兵司令樊明渊分别骑着马和坐骡，带着警卫，沿警戒线进行巡视，直到阎专车过后，始行撤岗。在国内旧军阀中，除蒋介石外，侍从人员之多，威风之大，可能就数阎锡山了。1942年陈诚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到克难坡见阎。他身着黄呢军服，佩武装带，穿高腰黑马靴。仅带秘书、副官各一人，轻装简从，至为精干。阎侍从人员见陈后，背后纷纷议论说：“看看人家陈辞修，我们老总真是‘同武将军’，威风八面，派头过大了!”
阎锡山衣着向由侍从长、侍从副官照料、代穿。记得有次朝会，因为阎的衣服纽扣未扣，参加朝会的一位“不容人不”的干部递了个条子。阎锡山看后大怒，立即站到扩音器前说：“我的生活，由侍从长负责料理，衣服不整，他未尽到责任，这是他的做甚不务甚，让他罚站，自打嘴巴。”这时张逢吉立即站在洪炉台前一角，自打嘴巴两下了事。张逢吉随阎多年，由老勤务人员而至侍从长。据说阎不如意时对张掌嘴、掴脑袋乃属常事。阎公馆外有一鸡鸭场，备其膳房待客和家属日常生活之用。据公馆厨师说，阎喜吃其五台家乡饭。常食大米饭、小麦搓卷卷、萝贝豆馓子、白萝贝菜、炸核桃仁。他们私下开玩笑时常说：“司令长官是河边的馍馍，大兴的糕，山药蛋烩菜里把豆腐烧；莜麦壳壳麦转转，拌汤里加个鸡蛋蛋。”(“河边”、“大兴”均系五台县的村名。“麦转转”，是青麦粒辗成的丝条)。阎一般不饮茶，以米汤或橙子水(桔汁)代饮料。他不吸烟，仅偶而为之。据侍从医官张子仁讲，阎按自身的生理条件防下湿病，常口噙老参数片。有个时期用长杆烟袋吸旱烟，烟叶内配以苍木、沉香，但不久便弃而不吸了。阎的理发是推光不剃，由副官贾云青专司此职。在克难坡时，同志会利用阎的生日，还组织过“农民代表访问团”，到阎公馆参观阎的起居生活，然后记者写出文章说，阎“疏食布衣，宵旰勤劳”。这也是旧官场吹捧权贵的一种惯伎吧!
文章和日记
阎锡山作为国民党的一个军政权要，为在“立功、立德、立言”上做到“三不朽”，一生大做文章，有强烈的档案意识并留下不少日记。他的文章，除一些专著，如《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中的哲学》等外，大多集辑在他的《言论集》里。阎在抗战前有《阎伯川先生言论集》和《升降旗讲话》。这两个集子，抗战中在秋林、桑柏时，曾由二战区长官部现代化编译社方彦光、许预甲、徐崇寿、于飞黄等作过整理和重编。秋林、克难坡时，曾先后由杨怀丰、徐崇寿、陈过和我，编辑过他的《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不下数十万言。其中绝大多数文字均为阎口述笔录而成。抗战胜利回太原后，我被阎以“伪装分子”扣捕后，其言论集曾由长官部机要秘书室编印，并在北平排印出版。他的《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一书，抗战时期曾请留美、留英的几位学者、教授译成英文精印，扉页并有阎任督军时的照片，托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带到美国分送美政治、经济界人士。1937年此书曾传人延安抗大，1939年王若飞、王思华、勉之三人曾著《阎锡山先生学说之研究》予以辩论，后艾思奇亦曾著文批评，阎亦写文为己辩护。
1942年我在秘书工作中，曾阅览并摘录过阎的日记。阎的日记开始于1931年。阎自述：“其时余适旅居大连。二十一年春，余出任晋绥事，事繁而日记未停，多于晨起盥洗时间为之。抗战军兴、作战、训练、穿衣、吃饭等事之策筹，已使人精疲力竭，故此日记亦遂不能按日记载。”阎的日记特点是：“不记事而记事之理。”阎认为：“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给人类贡献作准绳。”阎记述说：“余不愿为自己留痕迹，愿对人类有所贡献，故记理不记事。”但我看阎的日记，也不全是记理，也有记事，1942年时，阎的日记已有三四十万字。他在克难坡时；逐日将需记之事自己写出或告秘书录出，然后由文书秘书毛笔恭录于其大本日记册内。当时誊录秘书为刘旭华，字东初，中阳县人。
阎的日记内容大体上分以下五类：
一为重要事情的记载。如1931年8月5日的日记，就记载了他从大连乘飞机回晋途中经各地的详细时间。1933年6月22日的日记，就记载了傅作义去河边村见他的情况：“傅总指挥来村云：何委员长(何应钦)托商三事：一外交方针如何定；二华北如何安；三察事如何了?余答：外交取均善；华北安须裁兵；察事首位冯。”
二为重要信件的记载。如1933年3月31日阎致石家庄蒋介石电说：“……山向来追随钧座……中央如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与钧座牺牲……”再如1936年10月9日记载了张学良的来信。信说：“李金洲返述尊意并手教，拜聆之下，不胜雀跃。国事急矣，有我公一呼，抗敌之士必皆追随而起，可促成政府抗敌决心，事可为矣，国有济也，岂限于华北秦晋乎!前嘱戢劲成(翼翘)兄进谒，俯乞进而教之。”10月15日记载了阎致张学良的信：“劲成兄莅并。赉到手翰，并共洽谈，敬悉一一。对绥远势在必取，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败，我辈亦可了矣。此后情形，弟随时奉闻，目下状况统乞迳成兄代达。”
三为个人感怀、警句和论点的记载。如1931年在大连时记：“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转不由己。”“求学当如大喇嘛的秤，毫不为外动，处事当若真如镜胡同，来甚照甚。”
四为阎本人诗词的记载。阎一生写过不少诗，总有百余首。但诗近打油，多不合韵律，本人也仅求其顺口而已。如《原平战役》诗：“全区原平战最烈，三团只剩500人，据守三院十一日，玉贞旅长兼成仁。”《忻口战役》诗：“忻口布防得从容，全凭原平抗敌功，假使娘关不失败，岂能廿三任敌攻?”《自动诗》：“临汾失陷第七日，运动战略大展开，向来被动今主动，捷报一日十三来。”1938《夜走峻坡》诗：“荷戈戴月走峻坡、卫士扶驴汗土和，强敌唯有到底抗，民族复兴尚疑何!?”
五为阎关于家事、国事的一些记载。如1934年12月17日，阎在日记中曾详记了其父阎子明病故前后情况，并兼记了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原文是：“本日午前十一时，父弃养于文沱草庐。先是于去岁旧历年前，山由署归，见父颜衰老，大异于前，决身侍在村办公十阅月。本年十一月，次陇由平回，传蒋介公意，决亲至村谒家父。奉命辞未获，遂至省候陪。于11月9日，陪介公来村谒父，后随返省。次陇复传介公意，并言欲商两事：一，国事如何处理，以济危难，二，山西建设如何推行全国?故与介公往来路车中尽谈此二事。谈意：后者简单，定方略，索计划，严督促，实改核，当赏罚，事即举矣。前者，内忧外患，时不我许，无未雨而绸缪，难常法以善后。余力主以非常法渡非常事，抛弃武力，发展民力，充实国力，减东邻忌，免日俄战前先后摧残……。”此外，阎日记内还载有抗战时在岭口行营督战时，写给国民党中央的《遗呈》等。
阎日记内容极多，从中可以看出他一生不同时期待人处事的思想、态度和原则。同时，其日记也保存了他统治晋绥数十年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决策思想。他的日记，抗战时列为保密文件，现存山西省政协文史办，是研究阎锡山这个历史人物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史料。抗战后期侍秘室还由我逐日另编有阎《生活日记》，多录例行办公和生活琐事，无多完整大事记载。山西省档案馆现尚保存阎返太原后，侍从室生活组所记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阎之生活起居饮食日记一册，亦无多政治内容。
家事片断
从秋林至克难坡，阎锡山公馆居住的家庭成员，主要有他的如夫人徐兰森；五堂妹阎慧卿及其夫梁延武；五堂弟阎锡垲与弟媳张毓芬；二儿媳赵绣锦和孙儿树楹、孙女树榕。阎共生五子：即长子志恭，幼夭，次子志宽，20岁病死四川，三子志信亦幼夭，时只有四子志敏与五子志惠在阎身边。当时志敏约20岁，志惠约18岁。为了使他们上学读书，阎在其公馆里设了书房，分请中文、外文、数学等教师，按教育部印发的课本讲授。我听李冠洋说，他曾问过阎：“为什么不把孩子送人正式学堂读书?”阎说：“孩子入学，有人骂几声军阀，他们就受不了了，就会赤化，跟上人走。”阎也想把儿子教育成人，对儿子常讲慈禧的事。说西太后常告皇家子弟，“待人要有礼，善处老百姓”，否则，“小石头也会把你绊倒的”。阎的二子志宽在世时常参与赌博之事，阎屡告诫。阎对其留下的树楹、树榕两个儿女，极为钟爱，视同掌珠，暇时常让孩子依偎其左右。对他俩的作文、描仿，常着人拿进，亲自阅改。阎继母陈秀卿、原配夫人五台大建安村徐竹青(字友梅)、如夫人徐兰森(大同籍)，偕同家人等，抗战初期常住四川成都、灌县。1941年如夫人徐兰森携二子先回秋林，次年阎继母、原配夫人偕二儿媳及孙儿、孙女等回到桑柏居住，后又接二儿媳和两孙到克难坡。阎同原配夫人徐竹青见面时话也不多。但感情还是好的。1938年阎写过《忧妻病》诗：“子电传来妻病沉，远道流离糟糠心，胆石原系缠手病，主病无由听好音。”便是记徐竹青的。阎五妹夫梁延武，系民初山西咨议局长梁善济的孙子，高级顾问梁上栋的侄子，清华毕业生，后留学日本。抗战时任过省府社会处长，战区党政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抗战开始，梁曾积极于战时青年和新闻报道工作，但在晋西事变以后，他大部分时间则做阎日伪间活动的代表，所以在秋林、克难坡很难公开见面。阎五堂妹阎慧卿初通文墨，抗战时随阎左右，为阎料理衣食起居。由于阎的关系，她在克难坡做过山西女子助产学校校长、战时山西儿童保育会主任。山西儿童保育会会长则由如夫人徐兰森充任，但实际由阎慧卿负责办理一切事务。1947年又兼任太原慈惠医院院长。有些会议。秘书代拟讲稿，她到会宣读。社会活动，她除与妇工会负责人和赵纫秋等接触较多外，一般极少同人来往。她实际上是个家庭主妇型的妇女，不是政治上的活跃人物。但由于和阎的家庭关系，为他人讲些人情之类的事也是有的。据徐墉若说：宗复，中枢以及我后来的扣捕，横遭猜疑，皆曾托阎慧卿从中转圜。阎家的私产，数目不详。据知，当时他多委托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协理曲宪治(系阎表侄)承办经管。
阎自处甚为迷信，抗战中他曾多次改变地名，以求吉利。他相信生辰八字。有次生**和亲属们说：“相家说我八字像貌，除袁慰庭(袁世凯)外，国内无一胜我者。”听侍卫们说，“他也很喜欢在夜晚出外散步，观察星象。并指某星为本人，某星为蒋、汪”等。阎每年元旦日早晨，就把秘书唤进，由他口述，笔录“遗嘱”，或修改去年所写给蒋的“遗呈”。他的“遗嘱”，有遗致山西部属的，有遗致儿孙的。对自己的“遗嘱”，他在日记中也这样写过：“去年遗嘱成废纸，今年遗嘱将何如?”记得每年“遗嘱”的首句多为“人生七十古稀有之，余今已五十有几矣……。”这些“遗嘱”作为“密件”由侍从长张逢吉保存。阎对外界反应极为敏感和重视。如在秋林时，某外国记者曾说他每次理发，辄令一卫士以手枪对准理发师。以防万一。他看了很恼火。在其自述《传略》时作了反驳。有人曾问过阎的理发副官贾云青，他说并无其事。有人说他“吸鸦片”，阎也深有反感，说自己“提倡烟赌赃欺自治禁绝”。听侍从副官们说：“未见阎吸食过鸦片。克难坡时，美国人曾赠他‘骆驼牌’等香烟，偶而香烟一支吸品之事则属有之。”阎有时也易动感情。1945年4月14日当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传来时，他十分激动，频频以手帕拭泪，并连说：“这是世界人类最大的损失，同盟国的最大损失。”记得当时他曾命秘书笔录了他悼罗斯福的文章。在悼文中说罗的逝世是个“惊人而且最压迫人精神的消息”，并使他产生了“两个意念”：“一为对主宰发生了怀疑；一为在人生观方面动摇了信念。”他还发表了对罗斯福逝世的感怀。他的如夫人徐兰森于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病故在太原。他也很悲痛，亲书挽词日：“上有老，下有小，责任未尽身先逝；左无从，右无和，余缘未尽影空留。”“上有老”，即指其继母陈秀卿尚在。阎早年在《家居病床与妾谈病有感》一诗中，曾写道：“身修而后家自齐，齐家尤赖好夫妻，已过尽是伤心事。旧过那堪再重提。”也是说的徐兰森。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阎在出走南京前，将其继母、原配夫人、四子、五子、二媳、五堂弟媳等家属先期送往上海后转台湾和美国。其五妹夫梁延武则先期由上海转赴日本。五堂妹阎慧卿则于阎去南京后，在太原解放前夕，同梁化之(阎锡山的姨表侄，曾任他的机要秘书)在绥署东院内命卫士身浇汽油自焚而死。
阎、蒋等关系
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时，同蒋介石关系是表面上互相恭维，骨子里各怀心思。当时阎处晋西一隅，为取得蒋的支持，不得不仰蒋鼻息。蒋于抗战时，每与阎来信，都亲昵地称阎为“伯川大哥”。但阎给蒋信，一律是“委座钧鉴”。记得1943年秋，蒋介石到西安，曾电邀阎去陕会面，但阎托词未去。我曾见阎亲笔致蒋手稿上写：“委座钧鉴：闻钧座北来，山本拟力疾前来面陈种切，无奈人秋以来，腿疾甚重，未克如愿。今特派赵总司令印甫、王总司令治安代山前往晋谒，面陈此间情况，请予指示为祷。敬请钧安。阎锡山。”蒋对阎也尽量设法搞好表面关系。当时第二战区的晋绥军和第一战区副长官胡宗南的军队联防。胡是黄埔学生，比之阎的资格当属后辈。为了拉拢关系，同时摸阎底细，1942年间，蒋暗示胡宗南和陈诚先后到克难坡见阎。胡、陈对阎极尽恭维，使阎颇为高兴，在同副官长杨爱源谈话时，赞扬胡、陈“识大体”，“不负蒋先生对他们的器重”等。但阎、胡部队也还有矛盾冲突。如河防上阎的第83军和胡的第34集团军的属下师旅，就常有磨擦，听说有次阎很恼怒，就令第83军某旅解决了胡部的两个连。后蒋闻知，不让和阎闹翻脸皮，特派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带军师长等高级将领去克难坡见阎。记得李文等到的当天晚上，阎在赵戴文的会议室设宴款待，融洽关系。阎虽系国民党中央委员，但对蒋介石党团在他势力范围内发展力量极为反对，当时同志会、敌工团活埋三青团骨干的事，时有风闻。胡宗南在秋林派了个中将高级参谋王泽民，阎听说是搞国民党、三青团情报的，对方屡求见阎，均被拒绝。副长官杨爱源的一个秘书李寿林，山东惠民人，民大一期学生，颇有文才，与我私交甚好，我曾推荐他到侍秘室任秘书，因被人告发他有三青团和共产党双重关系，被保安委员会杨贞吉扣捕，并对我进行询问。李早曾告我他参加过民族解放先锋队。我把此隐过，并写长信为李剖白。后讨保释放。阎看我信后，故意表示对我不疑，亲复一信，着崇寿交我。信文是：“读你信后。我对你深信不疑。我希望你真正成为物产证券、按劳分配的信徒，以做事成人，以做人成己。”阎当时不让干部靠近国民党、三青团，又害怕干部是共产党，防范极严。也反映了他同蒋的关系。
初见阎锡山
1938年秋抗日军兴，作为青年学生，我从河南、武汉流亡到西安。经父亲友人蒙藏委员会陈树人先生介绍来晋参加抗战工作。
1941年2月的一天，第二战区长官部副官处长律焕德告我：“接侍从秘书室通知，司令长官要传见您!”我理了理服装，匆匆赶到侍从秘书室。秘书徐崇寿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是毕业于西北联大法学院的一位中年人。他带上事先准备妥的我的简历，同我走向阎锡山所居住的院落。阎院在吉县克难坡洪炉台的西侧，院里并排有四孔窑洞，阎住在中间有套间的一孔。白纸裱糊的窑洞，显得安静整洁。我俩进去后，行了个鞠躬礼。阎锡山戴蓝呢绒睡帽，着灰色卡叽中山服，圆圆的脸，戴着一副托里克眼镜，浓浓的八字黑胡须，猛然看去有点像西洋史上德国总统兴登堡的样子。他盘腿坐在窑洞中间炕上的一个小木桌旁，含笑向我点了点头。然后俯身拿起放大镜认真地看我的简历。可能由于他事先已知我出身诗书门第、官吏世家，并经陈树人介绍，觉得年轻单纯没多大问题吧，所以再没问及其他情况。约摸有一刻钟时间，他提起毛笔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用笺”的信纸上写了“口缄”两字，递交给我。接着说：“好吧!你和徐秘书在侍秘室工作吧!”我和徐遂退了出来。出门后我问崇寿：“口缄是什么意思?”他说：“口缄就是注意保密。”隔日，我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军务处的委任状，任命我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侍从秘书室秘书”。从此，开始了我数年的秘书生活。
侍从秘书室
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战区长官部侍从秘书室，以及侍从医官室、侍从参谋室、检点参事室，都是战区长官阎锡山的侍从机构。我去时，主要秘书有徐崇寿和陈过。其他尚有整理书籍、处理文书的秘书二人，一名王存在，一名刘旭华。当时秘书们的主要工作是记录、整理阎的讲话稿，逐年编印成册；兼收阎的亲启信件，每天二三十封不等。阎的许多工作形式，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他的讲话，称为“训话”；他看过的信，批“上阅”；他要亲复的信，批“上复”；他的手批，称“手谕”。冠之以干支韵目，便成为什么“申东手谕”、“壬寒手谕”等。秘书室收到的亲启信件，大体上有这么几类：一是组政军教经人员的表态信、决心书；二是工作的建议意见；三是反映人事情况；四是申请补助、救济、要款、要药、要照片、请题字、题词等。这些信件的表态信和决心书，秘书室均复勉了事。较具体的由主任秘书定时进去请阎批示。向阎要求补助的，大多为阎的旧部和遗属，如李服膺(早年从军跟随阎，官至军长，1937年率六十一军守天镇抗击日军，因擅自退守而被阎枪决)的遗孀等，阎见信一般都批点钱，由阎专款特费开支。要药的大多为阎的高级干部，由于当时医药困难，向阎要盘尼西林、日占区买回的广升誉定坤丹等。阎大都批交侍医室杨镇西、张子仁、袁雨三等医生送给。1940年前，他对一些高级军政人员也有主动批送药物之事。如1940年5月7日续范亭同志等给阎的信中就提到：“前年蒙赐乐努食丁，效力特大，未知尚有余存否?倘能再给二三十针。甚所切盼。”要阎照片事，自“暑期讨论会”(即“洪炉训练”。阎希望其部属经过此类整训，像矿石投入洪炉后炼成“钢铁”，对其尽忠)后，阎为对一些高级干部进行笼络，表示亲近，由侍从长张逢吉大量洗印了阎的戎装半身或全身照像，凡有请赠之高、中级干部，阎都批给。对外宾或特定赠送人员，他还要亲自题字，藉示优渥。
1941年至1943年，各专、县要求为“模范人物”题字、题词的报告甚多，阎着侍秘室准备大小尺寸不等的红格宣纸，在他事情较少、时间宽裕时，便把秘书叫进去，按照请题词句，伏在炕桌上以毛笔书写。如什么“不容人不”、“革命干部”、“劳动楷模”、“铁的战士”、“合谋模范”、“忠贞干部”、“松筠劲节”等。1942年陈诚到克难坡见阎，临别时，他请阎题词留念。阎给陈诚题写的词是：“当仁不让，勇者所为，西北安危，系公一身。”同年1月11日，给胡宗南题词时，阎颇费思索。他在窑洞内踱来踱去，想了条幅上联的词是：“力凭理壮，理凭力伸，培力讲理，为国之务；”下联的词，他走来走去未能想出。当时秘书徐崇寿和我均在。徐帮助凑了四句：“民赖军保，军赖民助，和民治军，抗战之基。”阎听后，仰头想了想，认为还好。记得他当时还说：“胡宗南部队军纪不好，这样写，对他有些刺激吧!”但经考虑，他还是挥笔写了上下联。并上款写：“寿山兄雅属。”下款写“阎锡山书”。陈、胡均系蒋的亲信、红人，阎曲予应付，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吧!
我在秘书室时，还记得一颗“匪首”印章的事。1942年6月间，阎着侍从秘书室雕刻木质长方印章一颗。文日：“匪首”。并嘱主任秘书凡由阎签“山手”亲复军师长、专员、县长的信件，都在“山手”上加盖“匪首”字样的图章，这样的信一发出，军政要员惊函纷至，要求对此事“彻底追查、严予惩办”。阎见到反映信件，极为高兴，并口述“手谕”，寄发军师专县。记得阎“手谕”大意是：“你们见我的名字上盖上‘匪首’印章，深为不快。并表示义愤，表现了你们爱护领袖的忠贞。但这事乃由于军队、行政有扰民害民行为，致使人骂我为‘匪首’。欲除此污，责在大家。望我军政人员，不再侵民扰民，则此污可脱，此耻可雪，此章即可不用。”这颗“匪首”印章。大概于1944秋，阎进驻隰县、孝义后，便弃置不用了。此章为阎自定特制之物，在其历史上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件笑事。
阎一天的生活
侍从秘书们，以及阎的军政高干们的生活，几乎都是围绕着阎的日程安排时间表来转。大家都起早睡晚。我们几个秘书经常以“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的诗句，形容高干们黎明起床，赶到阎的公馆外边，听候召唤的情景。
阎的每天生活，都是头天晚上由检点参事拟出次日的时间安排，经阎同意批“可”后，照作息时间表进行活动的。阎可能由于年老的缘故吧，他醒得早，起得早。一般四时半或五时就起床了。接着吃早点，稍事休息后，便开始批阅由长官部机要处长吴绍之呈送的电报和重要文件。六时至七时半参加朝会。那时阎统区都要在统一时间召开朝会，各县都有无线电联络。阎在克难坡讲话，晋西各县都能听到。朝会内容大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或传达或议论。有时由军政负责干部宣读些文件，秘书们宣读些重要函电或“手谕”。最后由阎讲话。阎因事未能出席时，大多由赵戴文、杨爱源代理主持。各专、县朝会都由当地驻军的军师长或地区统委、专员领导。阎参加朝会入场和出场时，同志会的专职干部照例带头呼喊“会长万岁!”之类的口号。朝会结束，阎稍事休息。从八时至十二时接见杨爱源、孙楚、王靖国、赵承绶、梁化之、王怀明、薄毓相、邱仰浚等研究工作或召开组政军教经某方面的会议。阎每天中午饭后，要睡一两个小时。他不是和衣而卧，是如晚上脱衣就寝一样。据副官们说，这叫做“子午觉”，是养生之妙法。一天等于有两个早晨，睡起精神极其健旺，这是他年岁虽高，而精力旺盛的原因之一。他醒来便拍巴掌叫人，以代电铃。这时，大都由中央社驻首脑部办事处特派员兼山西《阵中日报》社主任郭星符进去为其朗读当天所收新闻电稿。阎边睡边听，间亦插些问语。听过新闻后，即行起床，侍从医官打针(经常轮换注射乐努食丁、哈尔蒙、握母纳丁、雷佛纳尔以及补血针等)，由侍从副官或侍从长为其穿衣。午休起床后，便开始了下半天的工作。下午开会和会客居多。晚饭后，着主任秘书进去交代有关信件。侍秘室收信日多，阎只令挑选重要者五件送阅，其它令侍秘转主管委办厅局处理。有兴致时，他题些字，直到夜十一时左右始睡。有些重要军事会议，往往也开到夜一二时，但侍从秘书多不到会，由侍从参谋参加记录。从1941年至1945年，这个时期，他的生活时间安排大都如此。
大概在1937年左右阎曾患过胃病。这年他从武汉开会回晋的一首诗里曾写到： “胃病传出去，医方雪片来，愧我无建树，空使世人怀。”1942年他曾病过短时间。他的《病中感怀》诗里说：“一病缠身万事休，光阴虚度古人忧，今生尚有几多日?岁月何堪似此流?!”总的来说，阎的身体是好的。他曾同侍医们说，早年德国医生为他检查过身体，说他肺部特好、足享百岁，云云。在秋林、克难坡时，间有空闲时间，也由副官、卫士搀扶外出散步。在克难坡，他对窑洞工程很有兴趣，常叫来长官部二办主任张桂山、工程处长李其昌、田霁亭，问询建窑工程进度、质量，有时边看、边说、边问，指指划划，兴致很高。克难坡建了一些集会之所、如实干堂、乐干堂、利干堂等，都是经阎审阅图纸以后修筑的。侍从人员和家属的宿舍，他往往写个“手谕”，着工程处挖孔窑洞，表示关怀。
阎锡山对自己的保卫工作非常重视。他一行动，就四面警戒。内勤队、侍卫队、警卫总队、宪兵司令部立即布岗。秋林、克难坡时期，住在山沟里汽车很少，也难以行驶。阎在秋林出人龙吟沟、虎啸沟，都骑毛驴。毛驴左右，常有卫士数人扶持。某外国记者在秋林见阎后，通讯报道戏称阎为“毛驴将军”。到克难坡后，从西安买进一辆人力车，供他个人乘用。阎每出乘人力车，副官、秘书、参谋、参事以及临时请示问题的高干，大群相随。副官们有持暖壶的，有持坐垫的，有持斗篷的，有捶腰、捶腿的，冬天还有持手炉的，真是一幅奇形怪状、极其可笑的军阀出巡图。克难坡时，为阎进了一辆黑色小轿车。每乘汽车由克难坡去吉县、乡宁、隰县时，沿途数百里，阎的警卫部队和当地驻军两三天前便布置了警戒线。士兵荷枪实弹，面向外立。阎的警卫军长傅存怀、晋绥宪兵司令樊明渊分别骑着马和坐骡，带着警卫，沿警戒线进行巡视，直到阎专车过后，始行撤岗。在国内旧军阀中，除蒋介石外，侍从人员之多，威风之大，可能就数阎锡山了。1942年陈诚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到克难坡见阎。他身着黄呢军服，佩武装带，穿高腰黑马靴。仅带秘书、副官各一人，轻装简从，至为精干。阎侍从人员见陈后，背后纷纷议论说：“看看人家陈辞修，我们老总真是‘同武将军’，威风八面，派头过大了!”
阎锡山衣着向由侍从长、侍从副官照料、代穿。记得有次朝会，因为阎的衣服纽扣未扣，参加朝会的一位“不容人不”的干部递了个条子。阎锡山看后大怒，立即站到扩音器前说：“我的生活，由侍从长负责料理，衣服不整，他未尽到责任，这是他的做甚不务甚，让他罚站，自打嘴巴。”这时张逢吉立即站在洪炉台前一角，自打嘴巴两下了事。张逢吉随阎多年，由老勤务人员而至侍从长。据说阎不如意时对张掌嘴、掴脑袋乃属常事。阎公馆外有一鸡鸭场，备其膳房待客和家属日常生活之用。据公馆厨师说，阎喜吃其五台家乡饭。常食大米饭、小麦搓卷卷、萝贝豆馓子、白萝贝菜、炸核桃仁。他们私下开玩笑时常说：“司令长官是河边的馍馍，大兴的糕，山药蛋烩菜里把豆腐烧；莜麦壳壳麦转转，拌汤里加个鸡蛋蛋。”(“河边”、“大兴”均系五台县的村名。“麦转转”，是青麦粒辗成的丝条)。阎一般不饮茶，以米汤或橙子水(桔汁)代饮料。他不吸烟，仅偶而为之。据侍从医官张子仁讲，阎按自身的生理条件防下湿病，常口噙老参数片。有个时期用长杆烟袋吸旱烟，烟叶内配以苍木、沉香，但不久便弃而不吸了。阎的理发是推光不剃，由副官贾云青专司此职。在克难坡时，同志会利用阎的生日，还组织过“农民代表访问团”，到阎公馆参观阎的起居生活，然后记者写出文章说，阎“疏食布衣，宵旰勤劳”。这也是旧官场吹捧权贵的一种惯伎吧!
文章和日记
阎锡山作为国民党的一个军政权要，为在“立功、立德、立言”上做到“三不朽”，一生大做文章，有强烈的档案意识并留下不少日记。他的文章，除一些专著，如《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中的哲学》等外，大多集辑在他的《言论集》里。阎在抗战前有《阎伯川先生言论集》和《升降旗讲话》。这两个集子，抗战中在秋林、桑柏时，曾由二战区长官部现代化编译社方彦光、许预甲、徐崇寿、于飞黄等作过整理和重编。秋林、克难坡时，曾先后由杨怀丰、徐崇寿、陈过和我，编辑过他的《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不下数十万言。其中绝大多数文字均为阎口述笔录而成。抗战胜利回太原后，我被阎以“伪装分子”扣捕后，其言论集曾由长官部机要秘书室编印，并在北平排印出版。他的《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一书，抗战时期曾请留美、留英的几位学者、教授译成英文精印，扉页并有阎任督军时的照片，托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带到美国分送美政治、经济界人士。1937年此书曾传人延安抗大，1939年王若飞、王思华、勉之三人曾著《阎锡山先生学说之研究》予以辩论，后艾思奇亦曾著文批评，阎亦写文为己辩护。
1942年我在秘书工作中，曾阅览并摘录过阎的日记。阎的日记开始于1931年。阎自述：“其时余适旅居大连。二十一年春，余出任晋绥事，事繁而日记未停，多于晨起盥洗时间为之。抗战军兴、作战、训练、穿衣、吃饭等事之策筹，已使人精疲力竭，故此日记亦遂不能按日记载。”阎的日记特点是：“不记事而记事之理。”阎认为：“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给人类贡献作准绳。”阎记述说：“余不愿为自己留痕迹，愿对人类有所贡献，故记理不记事。”但我看阎的日记，也不全是记理，也有记事，1942年时，阎的日记已有三四十万字。他在克难坡时；逐日将需记之事自己写出或告秘书录出，然后由文书秘书毛笔恭录于其大本日记册内。当时誊录秘书为刘旭华，字东初，中阳县人。
阎的日记内容大体上分以下五类：
一为重要事情的记载。如1931年8月5日的日记，就记载了他从大连乘飞机回晋途中经各地的详细时间。1933年6月22日的日记，就记载了傅作义去河边村见他的情况：“傅总指挥来村云：何委员长(何应钦)托商三事：一外交方针如何定；二华北如何安；三察事如何了?余答：外交取均善；华北安须裁兵；察事首位冯。”
二为重要信件的记载。如1933年3月31日阎致石家庄蒋介石电说：“……山向来追随钧座……中央如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与钧座牺牲……”再如1936年10月9日记载了张学良的来信。信说：“李金洲返述尊意并手教，拜聆之下，不胜雀跃。国事急矣，有我公一呼，抗敌之士必皆追随而起，可促成政府抗敌决心，事可为矣，国有济也，岂限于华北秦晋乎!前嘱戢劲成(翼翘)兄进谒，俯乞进而教之。”10月15日记载了阎致张学良的信：“劲成兄莅并。赉到手翰，并共洽谈，敬悉一一。对绥远势在必取，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败，我辈亦可了矣。此后情形，弟随时奉闻，目下状况统乞迳成兄代达。”
三为个人感怀、警句和论点的记载。如1931年在大连时记：“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转不由己。”“求学当如大喇嘛的秤，毫不为外动，处事当若真如镜胡同，来甚照甚。”
四为阎本人诗词的记载。阎一生写过不少诗，总有百余首。但诗近打油，多不合韵律，本人也仅求其顺口而已。如《原平战役》诗：“全区原平战最烈，三团只剩500人，据守三院十一日，玉贞旅长兼成仁。”《忻口战役》诗：“忻口布防得从容，全凭原平抗敌功，假使娘关不失败，岂能廿三任敌攻?”《自动诗》：“临汾失陷第七日，运动战略大展开，向来被动今主动，捷报一日十三来。”1938《夜走峻坡》诗：“荷戈戴月走峻坡、卫士扶驴汗土和，强敌唯有到底抗，民族复兴尚疑何!?”
五为阎关于家事、国事的一些记载。如1934年12月17日，阎在日记中曾详记了其父阎子明病故前后情况，并兼记了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原文是：“本日午前十一时，父弃养于文沱草庐。先是于去岁旧历年前，山由署归，见父颜衰老，大异于前，决身侍在村办公十阅月。本年十一月，次陇由平回，传蒋介公意，决亲至村谒家父。奉命辞未获，遂至省候陪。于11月9日，陪介公来村谒父，后随返省。次陇复传介公意，并言欲商两事：一，国事如何处理，以济危难，二，山西建设如何推行全国?故与介公往来路车中尽谈此二事。谈意：后者简单，定方略，索计划，严督促，实改核，当赏罚，事即举矣。前者，内忧外患，时不我许，无未雨而绸缪，难常法以善后。余力主以非常法渡非常事，抛弃武力，发展民力，充实国力，减东邻忌，免日俄战前先后摧残……。”此外，阎日记内还载有抗战时在岭口行营督战时，写给国民党中央的《遗呈》等。
阎日记内容极多，从中可以看出他一生不同时期待人处事的思想、态度和原则。同时，其日记也保存了他统治晋绥数十年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决策思想。他的日记，抗战时列为保密文件，现存山西省政协文史办，是研究阎锡山这个历史人物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史料。抗战后期侍秘室还由我逐日另编有阎《生活日记》，多录例行办公和生活琐事，无多完整大事记载。山西省档案馆现尚保存阎返太原后，侍从室生活组所记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阎之生活起居饮食日记一册，亦无多政治内容。
家事片断
从秋林至克难坡，阎锡山公馆居住的家庭成员，主要有他的如夫人徐兰森；五堂妹阎慧卿及其夫梁延武；五堂弟阎锡垲与弟媳张毓芬；二儿媳赵绣锦和孙儿树楹、孙女树榕。阎共生五子：即长子志恭，幼夭，次子志宽，20岁病死四川，三子志信亦幼夭，时只有四子志敏与五子志惠在阎身边。当时志敏约20岁，志惠约18岁。为了使他们上学读书，阎在其公馆里设了书房，分请中文、外文、数学等教师，按教育部印发的课本讲授。我听李冠洋说，他曾问过阎：“为什么不把孩子送人正式学堂读书?”阎说：“孩子入学，有人骂几声军阀，他们就受不了了，就会赤化，跟上人走。”阎也想把儿子教育成人，对儿子常讲慈禧的事。说西太后常告皇家子弟，“待人要有礼，善处老百姓”，否则，“小石头也会把你绊倒的”。阎的二子志宽在世时常参与赌博之事，阎屡告诫。阎对其留下的树楹、树榕两个儿女，极为钟爱，视同掌珠，暇时常让孩子依偎其左右。对他俩的作文、描仿，常着人拿进，亲自阅改。阎继母陈秀卿、原配夫人五台大建安村徐竹青(字友梅)、如夫人徐兰森(大同籍)，偕同家人等，抗战初期常住四川成都、灌县。1941年如夫人徐兰森携二子先回秋林，次年阎继母、原配夫人偕二儿媳及孙儿、孙女等回到桑柏居住，后又接二儿媳和两孙到克难坡。阎同原配夫人徐竹青见面时话也不多。但感情还是好的。1938年阎写过《忧妻病》诗：“子电传来妻病沉，远道流离糟糠心，胆石原系缠手病，主病无由听好音。”便是记徐竹青的。阎五妹夫梁延武，系民初山西咨议局长梁善济的孙子，高级顾问梁上栋的侄子，清华毕业生，后留学日本。抗战时任过省府社会处长，战区党政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抗战开始，梁曾积极于战时青年和新闻报道工作，但在晋西事变以后，他大部分时间则做阎日伪间活动的代表，所以在秋林、克难坡很难公开见面。阎五堂妹阎慧卿初通文墨，抗战时随阎左右，为阎料理衣食起居。由于阎的关系，她在克难坡做过山西女子助产学校校长、战时山西儿童保育会主任。山西儿童保育会会长则由如夫人徐兰森充任，但实际由阎慧卿负责办理一切事务。1947年又兼任太原慈惠医院院长。有些会议。秘书代拟讲稿，她到会宣读。社会活动，她除与妇工会负责人和赵纫秋等接触较多外，一般极少同人来往。她实际上是个家庭主妇型的妇女，不是政治上的活跃人物。但由于和阎的家庭关系，为他人讲些人情之类的事也是有的。据徐墉若说：宗复，中枢以及我后来的扣捕，横遭猜疑，皆曾托阎慧卿从中转圜。阎家的私产，数目不详。据知，当时他多委托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协理曲宪治(系阎表侄)承办经管。
阎自处甚为迷信，抗战中他曾多次改变地名，以求吉利。他相信生辰八字。有次生**和亲属们说：“相家说我八字像貌，除袁慰庭(袁世凯)外，国内无一胜我者。”听侍卫们说，“他也很喜欢在夜晚出外散步，观察星象。并指某星为本人，某星为蒋、汪”等。阎每年元旦日早晨，就把秘书唤进，由他口述，笔录“遗嘱”，或修改去年所写给蒋的“遗呈”。他的“遗嘱”，有遗致山西部属的，有遗致儿孙的。对自己的“遗嘱”，他在日记中也这样写过：“去年遗嘱成废纸，今年遗嘱将何如?”记得每年“遗嘱”的首句多为“人生七十古稀有之，余今已五十有几矣……。”这些“遗嘱”作为“密件”由侍从长张逢吉保存。阎对外界反应极为敏感和重视。如在秋林时，某外国记者曾说他每次理发，辄令一卫士以手枪对准理发师。以防万一。他看了很恼火。在其自述《传略》时作了反驳。有人曾问过阎的理发副官贾云青，他说并无其事。有人说他“吸鸦片”，阎也深有反感，说自己“提倡烟赌赃欺自治禁绝”。听侍从副官们说：“未见阎吸食过鸦片。克难坡时，美国人曾赠他‘骆驼牌’等香烟，偶而香烟一支吸品之事则属有之。”阎有时也易动感情。1945年4月14日当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传来时，他十分激动，频频以手帕拭泪，并连说：“这是世界人类最大的损失，同盟国的最大损失。”记得当时他曾命秘书笔录了他悼罗斯福的文章。在悼文中说罗的逝世是个“惊人而且最压迫人精神的消息”，并使他产生了“两个意念”：“一为对主宰发生了怀疑；一为在人生观方面动摇了信念。”他还发表了对罗斯福逝世的感怀。他的如夫人徐兰森于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病故在太原。他也很悲痛，亲书挽词日：“上有老，下有小，责任未尽身先逝；左无从，右无和，余缘未尽影空留。”“上有老”，即指其继母陈秀卿尚在。阎早年在《家居病床与妾谈病有感》一诗中，曾写道：“身修而后家自齐，齐家尤赖好夫妻，已过尽是伤心事。旧过那堪再重提。”也是说的徐兰森。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阎在出走南京前，将其继母、原配夫人、四子、五子、二媳、五堂弟媳等家属先期送往上海后转台湾和美国。其五妹夫梁延武则先期由上海转赴日本。五堂妹阎慧卿则于阎去南京后，在太原解放前夕，同梁化之(阎锡山的姨表侄，曾任他的机要秘书)在绥署东院内命卫士身浇汽油自焚而死。
阎、蒋等关系
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时，同蒋介石关系是表面上互相恭维，骨子里各怀心思。当时阎处晋西一隅，为取得蒋的支持，不得不仰蒋鼻息。蒋于抗战时，每与阎来信，都亲昵地称阎为“伯川大哥”。但阎给蒋信，一律是“委座钧鉴”。记得1943年秋，蒋介石到西安，曾电邀阎去陕会面，但阎托词未去。我曾见阎亲笔致蒋手稿上写：“委座钧鉴：闻钧座北来，山本拟力疾前来面陈种切，无奈人秋以来，腿疾甚重，未克如愿。今特派赵总司令印甫、王总司令治安代山前往晋谒，面陈此间情况，请予指示为祷。敬请钧安。阎锡山。”蒋对阎也尽量设法搞好表面关系。当时第二战区的晋绥军和第一战区副长官胡宗南的军队联防。胡是黄埔学生，比之阎的资格当属后辈。为了拉拢关系，同时摸阎底细，1942年间，蒋暗示胡宗南和陈诚先后到克难坡见阎。胡、陈对阎极尽恭维，使阎颇为高兴，在同副官长杨爱源谈话时，赞扬胡、陈“识大体”，“不负蒋先生对他们的器重”等。但阎、胡部队也还有矛盾冲突。如河防上阎的第83军和胡的第34集团军的属下师旅，就常有磨擦，听说有次阎很恼怒，就令第83军某旅解决了胡部的两个连。后蒋闻知，不让和阎闹翻脸皮，特派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带军师长等高级将领去克难坡见阎。记得李文等到的当天晚上，阎在赵戴文的会议室设宴款待，融洽关系。阎虽系国民党中央委员，但对蒋介石党团在他势力范围内发展力量极为反对，当时同志会、敌工团活埋三青团骨干的事，时有风闻。胡宗南在秋林派了个中将高级参谋王泽民，阎听说是搞国民党、三青团情报的，对方屡求见阎，均被拒绝。副长官杨爱源的一个秘书李寿林，山东惠民人，民大一期学生，颇有文才，与我私交甚好，我曾推荐他到侍秘室任秘书，因被人告发他有三青团和共产党双重关系，被保安委员会杨贞吉扣捕，并对我进行询问。李早曾告我他参加过民族解放先锋队。我把此隐过，并写长信为李剖白。后讨保释放。阎看我信后，故意表示对我不疑，亲复一信，着崇寿交我。信文是：“读你信后。我对你深信不疑。我希望你真正成为物产证券、按劳分配的信徒，以做事成人，以做人成己。”阎当时不让干部靠近国民党、三青团，又害怕干部是共产党，防范极严。也反映了他同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