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江区红十字会:韩寒能发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吗？ - 网罗天下 - 凤凰论坛

韩寒能发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吗？ <点击复制本贴地址，推荐给朋友>   123liwei

对待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还是“复兴儒学”说，都是幼稚之见，因为他们连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构成，都没有搞清楚。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不是铁板一体，而是明显分化为上层封建“官文化”和下层“民文化”。
                                        一、精华板块—— “民文化”         
    “民文化”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板快，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主动力，主要特征是勤、善、俭。
     勤，中华文明之所以领先欧洲2000多年，就是因为在黄河流域这块半干旱的土地上，人们生存条件更加艰苦，结果中国人民更勤奋的劳动精神被更早地激发出来，形成先民的勤文化。后来勤文化创造了灿烂的华夏农耕文明。然而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中国的先民勤文化就被套上极权“官文化”的枷锁，从此平民的勤文化就成为极权“官文化”服务的工具，于是雄伟的万里长城、金碧辉煌的唐城、人间仙境的圆明园诞生了……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人的勤文化迅速在一穷二白的白纸上打造出“世界工厂”，2亿多打工者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几乎没有休息星期天，中国人民以第一流的勤奋支撑起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然而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成果却都流进极少数人的腰包，社会的不公正极大地压制了民众的勤文化。
     善，先民一直都是“与邻为善”。先民生产力低下，大部分生存劳动都需要集体团结合作，在共同生产劳动中，先民们形成了很浓厚的“善文化”，尧、舜、禹的禅让制就是先民“善文化”的一种表现。后来秦始皇发明了极权制“官文化”，“善文化”从此被压制到社会最底层。古代乡村民风淳朴，就是善文化在最基层的保留。春秋时期的“孔子儒学”宣扬“仁爱”思想，属于周朝末年基层“民文化”中的“善文化”范畴。后来汉武帝和御用文人董仲舒精心改装“孔子儒学”为冰冷的“伪善之学”，“伪善文化”的推行，导致民间“真善文化”的极大受损。今天我们必须要大力挖掘、弘扬先秦时期“孔子儒学”的善文化——互尊、互让、互爱、互助的淳朴民风民气。
     俭，先民生产力低下，生活量力而出，勤劳的民众必定崇尚“俭文化”。20世纪后期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的先后经济崛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靠民间“俭文化”传统带来的高储蓄率。官文化中的享乐文化和民文化中的“俭”文化是相对立的。2008年广东一小城市邮政支局长（女）到澳门游玩，几天就在赌场挥霍公款13亿（事后事发）。这种来自官文化的享乐文化病毒还不断向周围民间扩散，一些平民一旦发了财，首先想到的也是盲目追逐个人享乐。所以，我们要弘扬民间的“俭”文化，切实反对旧式“官文化”中的极端享乐主义。
    几千年来，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文化”奋斗不息，才绵延了五千年的东方华夏文明。
                              二、上层“官文化”——“极端文化”。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上层是封建“官文化”，也称“皇权文化”。中国的封建“官文化”与欧洲古代封建“官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从秦始皇到乾隆帝，中国封建“官文化”取得了对“民文化”的绝对统治地位，形成一种“东方极权主义”，帝王对全国人民掌握绝对的生杀大权,东方的臣民觐见皇帝必须双膝跪地,诚惶诚恐;任何一个再显赫的王公大臣，只要一旦得罪了皇帝，立即就会召来灭门之祸。而中世纪欧洲各国实行分封制，各国大部分的土地都分封给各个封建主，国王的权力仅限于自己的领地，有的封建主的领地比国王的还要大；臣民觐见国王只须单膝跪地,还可以亲吻国王的手,国王和各封建主的关系仅仅属于大哥和兄弟之间的关系，丝毫没有东方帝王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封建主们团结骑士、市民，还组建古代议会，来分享王权。例如英国爱得华三世（1327-1377年）时，国会已经成为一项稳定的制度，每年春、秋季个开一次，法国的第一次三级会议在1302年举行，不经议会同意国王无权征税。而在中国，分封制仅出现在西周，自秦始皇以后，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帝王绝对控制全国每一寸土地。所以，马克思说，古代欧洲走的是一条“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而古代东方走的是一条“极权社会”的道路。
    东方极权“官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它处处表现为它的极端性,所以我们又称之为极端文化。东方极权“官文化”，在处处追求极端专制、极端享乐的本质目标的同时，也显露出极端冷酷、极端自私、极端狂躁、极端虚假的表象特征。由此形成六大极端文化病毒——病毒一、极端专制主义；病毒二、极端享乐主义；病毒三、极端冷漠主义；病毒四、极端自私主义；病毒五、极端浮躁主义；病毒六、极端虚假主义。
    秦始皇至清王朝的二千年间，这是中国极权政治的兴盛时期，也是极端文化的鼎盛时期。
                                      三、“极端文化”的毒害
    夏、商、周一千多年，中国社会是诸侯分封制，暂时没有形成极权政治。下层“民文化”和上层“官文化”尚可并行发展。那时的中国文化尚是一个“活文化”。所以到了周末春秋时期，就诞生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盛事。“孔子儒学”是当时“民文化”的一支。孔子的“仁”一方面要求民之间要爱人；另一方面也要求诸王广施“仁政”，尊重民利、民意。孔子曾曰：“苛政猛于虎！”，可见最初的“孔子儒学”完全是“民文化”的代言人。诸子百家中，韩非子、李斯的“法家”是当属“官文化”的代言人，主张严刑厉法来统治国家。
    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千百年的“诸侯分封制”，建“郡县制”，集国家大权于一身，改称“始皇帝”。极权政治必然极端压制民间文化思想，于是就有了后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极端压制必然带来极端反抗，西楚霸王一把火，秦皇宫灰飞湮灭。
     秦帝国的迅速崩溃，使后来的帝王们意识到“愚民”的重要性。先秦时期“民文化”中的“孔子儒学”便成了上乘之选。汉武帝授命御用文人董仲舒等人精心改装“孔子儒学”，并宣布为“国学”。“孔儒”就这样一步一步沦为上层“官文化”服务的“伪善文化”。
   “孔子儒学”沦为极权“官文化”的一部分后，帝王和御用文人开动“官文化”机器，把“孔子儒学”加工成“极端文化”。“忠、孝、仁、义”是“孔孟之学”的四大精髓.但是自从掉入极端“官文化”之后，一切都变走了样。
    一：“忠”。孔孟原本之义，对国家要忠诚，以求民与国的和睦。然汉武帝之后，经极权“官文化”加工，“忠文化”很快走上极端化。“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就是最大的不忠”。死于风波亭的岳飞是封建极端“忠文化”宣传的最典型代表。
    二：“孝”。孔孟原本之义，对父母要孝道，以实现家庭的和睦。然汉武帝之后，经极权“官文化”加工，“孝文化”很快走上极端化。“卧冰求鲤”、“埋儿奉母”、“恣蚊饱血”等封建“24孝”文化典故，更突出其极端性、非人性化的倾向。
    三：“仁”。孔孟原本之义，仁就是爱人，关爱他人的意思（类似于欧洲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以实现社会的和睦。然汉武帝之后，经极权“官文化”加工，“仁爱文化”很快走上极端化。“大公无私”、“公而忘私”。雷锋，是“官文化”宣传的极端仁爱的典型代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真正的“仁爱文化”应该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而我们“极端文化”则把“社会利益”强调到极点。
    四：“义”。孔孟原本之义，对朋友要讲情义，以求人际关系的和睦。然汉武帝之后，经极权“官文化”加工，“义文化”很快走上极端化。关公为封建“义”文化的代表人物，千里走单骑，一路上风风雨雨，一个大将军却为两个好吃懒做的婆娘鞍前马后地服侍着，一点不敢怠慢，其原因就是两个婆娘是他结义大哥的老婆。为了一个“义”字，许多义士立下了“生为大哥的人，死为大哥的鬼”的誓言。《水浒》中李逵自己主动喝毒酒，死在大哥宋江的身边，以求死了做大哥的小鬼。
    总之，自秦始皇以后，中国“官文化”就走上“极权文化”、“极端文化”的道路。它最终把大部分中国传统文化都推向极端化的道路。先秦的“孔子儒学”本来是好生生“民文化”的仁爱文化。但经过几千年帝王文化一加工，就蜕变成满篇假仁假义的“伪善文化”、“奴性文化”（难怪后来的“五四运动”一上来就把炮口对准“官文化”的“孔家店”）。
    极端“官文化”必然会采取极端的手段去压制下层“民文化”，其直接结果就是“民智”极为受锢。到了明清之际，偌大的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欧了。所以说：“极端“官文化”就是我们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糟泊文化。
                             四、“极端文化”崩塌后的余渣
   在古代中国大踏步走向“极端官文化”道路的同时，古代西欧却在“封建官文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由于古代西欧的王权力量弱小，因此它的“官文化”相对来说力量也比较小，所以它的“民文化”留下一个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欧洲人早在17-18世纪就先后取得了“民文化”对“官文化”的胜利。从此人类跨入一种以“民文化”为主导的新型社会阶段——现代文明社会，俗称“民主社会”或“公民社会”。今天的欧美社会，建立起发达的“公务员文化”，总统、议员都属于公务员——公众服务人员的简称。总统大选、议会大选都属于现代“民文化”的范畴。“公务员文化”是现代“民文化”的一部分。
   20世纪初，孙中山有感于欧美的“公民社会”，立志打破东方极权“官文化”，创建“民国”——以“民文化”为主的国家。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几千年的帝王皇冠被炸的粉碎。历史性宣告“封建极权主义社会”的崩塌。但是崩塌后散落在社会上的“碎片”势力依然很强大。几千年的根深蒂固，岂能是三五日能拔得去的？大军阀曹锟贿选总统等等丑剧，再一次次显示“官文化”玩弄“民文化”于股掌之间。
    鲁迅先生那一代人把几千年封建“极端文化”称为“旧文化”；把那些深受“旧文化”思想毒害的国民称之为“旧国民”。鲁迅先生等一批人做梦都想重炮轰粉旧封建“极端文化”堡垒；打造一支新国民队伍,来打造一个新社会。于是激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爆发了，“科学”与“民主”是那个激进的年代高举的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都是舶来品，于是在“孔家店”文化中长大的中国民众最终斥责为“全盘西化”，甚至“洋奴”。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再也没有酝酿一次象样的“文化革新运动”了。90年过去了，仿佛一切仅仅只是一瞬间。旧的封建“极端文化”崩塌后散落的余渣，仍然广泛存在。今天，在广大国民的文化性格的平光镜上，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可见旧的极端文化残留的影子——一、藐视公德的极端自私性；二、享乐主义至高无上的极端糜性；三、缺乏博爱的极端冷漠性；四、表里不一的极端虚假性；五、浮气冲天的极端狂躁性；六、逆来顺受的极端奴性。令我们头痛一百年的“旧国民性”问题依然赫然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君请看：
     镜头一：今天，上海建起超豪华别墅区，一亿三千万一套，一年物业管理费二十多万：西安人更是摆下三十万元一桌的豪门盛宴；一大陆明星吃三万元一串的洋肉串；南京市也准备建五星级公厕；一群大陆富豪子弟在美国一掷千金,让美富豪子弟也瞠目结舌……30年改革开放，刚刚走出贫困，一部分中国人就已经糜烂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极端享乐主义余渣
    镜头二： 据调查，亚洲人中，最遵守交通规则的是日本人，即使是午夜12点，也很难发现有行人闯红灯；次之是新加坡，夜晚偶尔会发现有人闯红灯，但白天绝没有一人闯红灯；香港再次之，白天偶尔可以发现有人闯红灯，但上下班高峰，绝无一人闯红灯。而中国大陆无论何时都随处可见行人大摇大摆闯红灯。—— 极端自私主义余渣
    镜头三：2007年３月４日，辽宁大洼县农民工刘明明在一次暴风雪路上遭遇车祸，同伴为就其性命，１２次下跪求救过往车辆，都被拒之千里之外，刘明明最终不治身亡。——极端冷漠主义余渣。
    镜头四：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的手脚彻底放开了。在一方面中国人打造世界工厂的同时，我们也不幸地看到虚假的东西也开始层层涌现：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假球、假摔、假帐、假广告、搀假奶粉.....——极端虚假主义余渣  
     镜头五：中国足球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球员偶尔踢金几个球，就立即感觉自己是大牌球星；而广大球迷呢，也是满身的浮躁之气：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必须挤金世界一流球队行列才能对得起人。所以一旦国家队输了几场球，就立刻骂他个狗血喷头。一个如此浮躁的民族，怎么可能打造出一支一流的球队？——极端浮躁主义余渣
    镜头六：20世纪90年代，珠海，一韩国女老板因不满她的工人，竟极为粗暴地命令几百名中国工人集体下跪，向她道歉，否则谁不下跪就炒谁鱿鱼。可怜几百名中国工人面对奴隶主般野蛮的主人，习惯几千年的逆来顺受的奴性此时完全暴露出来：扑通扑通跪到一大片。其中就一名男青年拒绝下跪，结果被开除。？——极端奴性主义余渣
     我们急需一场新文化浪潮，来冲洗这些旧的“极端文化”余渣……
                         五、新“民文化”的冲击波
      200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90周年，21世纪新一代中国人能否再一次释放出“新文化革新”力量潮，能否掀起第二次“新文化革新浪潮”？这就要看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智慧和胆识了。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激情一阵子之后，就偃旗息鼓了，这是因为当时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全面否定自己几千年传统文化，其结果不可能被大多数国民所接受。其实，如果我们几千年传统文化真的全都是糟泊文化，那么我们传统文化何以能绵延五千年。它既然能绵延五千年，就说明它内部确实存在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我们的“民文化”。
    另外，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几千年下来，受上层“极端官文化”的极度挤压，我们的“民文化”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发展。所以，二、三百年前西欧社会就已经实现从古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跨越。而二、三百年来我们的“民文化”仍不得不卷缩在“极端官文化”下面求生存。所以我们今天建设我们的“公民社会”,一方面要靠挖掘传统的“民文化”精神；一方面还需积极借鉴欧美发达的“公民文化”经验。
   如何挖掘传统的“民文化”精神？如何借鉴欧美发达的“公民文化”经验？这显然需要一大批有胆有识的国人来加入“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现代“公民”相对于过去的旧国民来说,就是“新国民”。“公民文化”相对于过去的旧文化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新的“民文化”。所以“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也可以说是一场“新国民文化浪潮”。
     让我们一起去迎接这场“新国民文化浪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