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敌人反对了”，我们怎么办？
——鲁迅“受蒙蔽”的原因 侯志川 这个问题在一两代人以前，有非常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紧接着还有两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四句两两对称，合辙押韵，就是著名的“凡是定律”。文革中有音乐家给它谱了曲，瞬间风靡全国，人人会唱，那旋律确实相当不错，如果用简谱记录的话开头大概是“3、3、3、3、2、3，5、5、3、1、2、2……”很激昂很雄壮，相信现在50岁以上的人多半还哼得出来，而且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归入所谓的“红歌”以内。当然，现在我们理直气壮地“唱红歌”是一回事，是不是“坚决照办”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以后才明白了，世间很多事情如果加了“凡是”，往往就要失之于“片面”。比如说“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的文学家，有可能不是大作家”，可以。但说“凡是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的文学家，都不是大作家”，这就错得离谱了。俄国的托尔斯泰，中国的鲁迅、沈从文，都与诺奖无缘（《福建日报》
2001年9月3日），岂能以“小作家”视之？所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批判“两个凡是”，大家都说批得对。1943年4月，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正酣，纳粹德国突然宣布在苏联的卡廷森林发现大批被苏联杀害的波兰军官的尸体。由于纳粹德国是世界人民的头号公敌，而且一贯乱造谣，根据“凡是定律”，我们自然不相信它的说法。谁料半个世纪后苏联解体之际，苏方公开的档案却证明纳粹德国那次是难得地说了一次“真话”：经斯大林批准，苏联在1940年春在卡廷森林和另几处劳改营总共枪决了21857名被俘波兰军官（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577—578页，新华出版社1997年8月版）这说明“凡是定律”在“卡廷”也失了灵。大千世界纷繁复杂，“简单化”、“绝对化”的确要不得。
鲁迅是中国一流的大作家，这不必怀疑。他的小说和杂文，艺术性和思想性之高，少有人及。但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由于在某些事情 “受骗上当”，也坚持了不正确的观点，与历史真相差之千里，其最为人诟病或惋惜的，便是他对苏联的盲目崇拜。他对苏联文学作品极度热爱，促使他亲自翻译出版了长篇小说《毁灭》，还热心地幚着推销曹靖华翻译的另一本苏联小说《铁流》。这两本歌颂十月革命的小说，其艺术水平有多高，在欧洲乃至世界文学史的地位如何，应该允许见仁见智。鲁迅深信两书的作者已经“西欧东亚，无不赞美”，是他的自由。他从热爱苏联文学，推及到为苏联的一切辩护。我们看鲁迅的杂文，发现这种真心诚意的辩护不是个别，也不是偶然。他写于1932年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专门驳斥那些“污蔑苏联”的论调，堪称这方面的代表：
“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他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鲁迅杂文全集》45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原文很长，我只引用一小部分，也可以看出聪明如鲁迅先生是如何的不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如何的被苏联专事“宣传”的部门所蒙蔽和欺骗的了。苏联那时候确实在“出口小麦”，但鲁迅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写这篇杂文的1932年到1933年期间，由于斯大林搞强迫集体化，造成农业大量减产，在乌克兰造成人为的大饥荒：“冬天，每天上班的路上几乎要穿过成堆的尸体”，“在过去一年中，全苏联很可能有高达100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荒，其中乌克兰有数百万人。”（《三十年代苏联大饥荒与<纽约时报>杜兰蒂事件》，新华社
2003年11月23日电）在这种情况下，把用暴力从农民口中夺来的粮食“出口”，一是可以掩饰苏联国内的灾荒，二也可以换钱换机器支持斯大林的“工业化”。万里之外的鲁迅哪里知道表面现象后的可怕惨景！他举出“实业党的首领”只判了十年，是证明苏联的法律宽松，很“文明”。事实却是“1929年，帕尔钦斯基被指控为阴谋推翻前苏联政府的‘工业党’（即鲁迅说的‘实业党’）的领导人秘密枪决。在接下来的肃反扩大化中，有几千名工程师被扣上各种罪名遭到关押和流放”（《哲学动态》2002年11期）。这还只是开始，还不算鲁迅“这时候不知道”的从“基洛夫事件”开始的所谓“肃反”，“700万人被枪决，被杀害者中有2万多人是当局为了灭口而处死的特工人员。”（《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82页）或者鲁迅听说了，但统统“不相信”！
鲁迅号称“不再受骗了”，实际上“仍在受骗”，而且受的骗不算小。斯大林的私人翻译别列什科夫上世纪30年代还是中学生，他本来是纯粹的苏联人，但因为上过德语学校，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有关方面便叫他和同学们“扮成德国少先队员”在苏联各地召开的大会上讲话，以使苏联民众真的以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别列什科夫后来回忆：乌克兰哈尔科夫的少先队员热情地来看望这些“德国少先队员”，和他们聊天，“由于不懂德语，他们边说边打着手势，费力地解释自己的话。我们当然完全明白他们所说的，同时要做出茫然不知的样子来。我们拼命憋住了不让俄语脱口而出。”（别列什科夫：《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165—１６７页，海南出版社2004年2月版）面对这种连少年儿童都要参与的“大作假”，不上当确实难得。哪怕你是世界级的大文豪。
除了苏联善于“宣传”，中国某些一流知识分子所以“迷信苏联”，我以为原因之一很可能还是那个“凡是定律”起了作用：无法亲临“现场”，只能“听人说”，听的时候不少人按“凡是”定取舍。按理说“听来”的间接知识本来也是知识，人类大部分知识都是间接得来的，不一定都要“亲自”。唐朝、宋朝咱们都没去过，是不是都不相信有过唐太宗、宋太祖？关键是得到的“间接知识”是否货真价实，咱们如何判断。当年激烈攻击苏联，说苏联的“坏话”，暴露苏联大饥荒和乱杀人的，或者至少对苏联没有什么好感的，主要是这么一些人：一是“国民党反动派”，二是美、英、日、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反动派”，三是胡适、梁实秋等等“欧美留学生”和所谓的“第三种人”。他们要么是鲁迅的直接敌人，要么与鲁迅关系疏远，甚至闹过别扭，在鲁迅眼里是高度怀疑对象，决不是鲁迅的好朋友。既然他们“反对苏联”，根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鲁迅如果不为苏联“辩护”，那才是奇怪的事情了。
有人问，鲁迅先生为何不亲自到苏联去“调研”一下呢？他不缺这笔盘缠，也有时间和条件。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百闻不如一见》里议论到这一点，不妨引在下面：
和鲁迅同时代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经也是个“苏联迷”，无条件地迷信苏联的一切，以为苏联就是地上的天堂。1935年6月他接受高尔基的邀请到苏联转了一圈，虽然他只能参观那些精心准备了的项目，敏感的他还是看穿了斯大林和苏联的某些真相，并在自己的《日记》中尖锐地写了出来：“它证明了苏联电影的可悲趋势”，“在莫斯科，物质生活（工资、食物、住房）依然非常困难，在列宁格勒和苏联其他地区，物质生活大概更折磨人”，“（苏联）领导人正在冒险变成特殊阶级，而且，比什么都严重的是，变成特权阶级”。（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鲁迅晚年肺结核加剧，据说有过到苏联疗养的计划。可惜终未成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鲁迅真的踏上了苏维埃国土，以他那无与论比的洞察力，无论当局怎样掩饰和“导向”，也无法不让他了解到真实情况。果如此，便不会在现在的《鲁迅全集》中留下那么一些叫今人感到难堪的文字了。
写文章大可以“如果”，历史却没有“如果”的地位。鲁迅没有去成苏联，他依据了一些表面现象，再根据“凡是定律”，造成了他的“白璧微瑕”。我们常讲伟大人物也是人，也会有缺点错误，有“受蒙蔽”的可能，鲁迅当是一个例子。百分之百的伟大，永远永远的正确，那是神话和宗教里才有的故事，要不就出现在当今的某些所谓“主旋律电影”。现实生活里到哪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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