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桥经济开发区:迟来40年的记念：寻找中共台湾地下党员遗骸

“1950年6月10日，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雨，落在台北的街头，打湿了多少门前的店招和亚热带的红花绿草，打湿了行人手中的雨伞和眼神中的彷徨。“刑车抵达一个叫‘马场町’的地方。这是一片河边的坡地，空旷而荒凉。当朱枫和其他三人被押下车的时候，随行的摄影者又一次按动了快门，留下了本书主人公就义前的最后形影。

“朱枫身上穿的是一件淡绿色碎花双绉旗袍，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襟边被抓住她胳膊的行刑队员的手掠到了身后，淋湿的旗袍紧贴着她修长的身体，颈脖上和毛线衣的肩头都缠绕着一道道勒紧的绳索，额前和耳边的发丝也已有些凌乱……“刽子手连开六枪，杀害了年仅45岁的朱枫。”以上描述出自作家冯亦同的作品：《镇海的女儿——朱枫传》。

有一位老人，一直不愿意阅读这段文字，她说这里的每个字，都能轻而易举地敲碎自己的心脏，她就是朱枫的女儿朱晓枫。1950年，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数以百计的党员被捕并遭杀害。其中最著名的地下党人，是原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和他的联络员——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又名朱枫)。

49年后，台湾著名记者、民间历史研究者徐宗懋在尘封的资料中翻出了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并在台北向公众展出，在台湾引起巨大的轰动。2000年12 月，山东画报社《老照片》刊出徐宗懋的这批照片，并取名为《战争后的战争》，披露了这段历史。随后，朱谌之在南京的女儿朱晓枫辗转多方，终于与徐宗懋取得联系。3年后，徐宗懋接受了朱晓枫委托的一项“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务”——寻找朱谌之的遗骸。　　


今年“七一”前夕，记者见到了朱晓枫。年近八旬的老人刚刚做完胯部手术，躺在床上休息。提及母亲，老人硬是打起了精神，跟记者娓娓道出了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见到徐宗懋提供的母亲临刑前的面容时，朱晓枫已经70岁了。母女俩最后一次团聚，是在54年前。“母亲本名朱枫，为了工作需要，改成了朱谌之。我本来也不叫朱晓枫，叫陈悼如。为了纪念母亲，改了这个名字。这辈子，我在母亲身边的时间非常少，八九岁之前，我跟着她，16岁以后，我们在上海共同生活了3个月。”

这两段时光，构成了朱晓枫对母亲的全部印象。“母亲出生在浙江镇海的一个富贵的大家族，我则恰好在‘九·一八’那天出生在东北沈阳，我的陈姓生父是沈阳兵工厂的工程师，在我一岁多时就亡故了。乱世里，母亲带着我回到了浙江老家。那个时候，她开始参与抗日活动，唱歌、演戏——演《放下你的鞭子》、做救护工作。我小时候总看见她忙忙碌碌，但是她的性格，却又是非常沉静的。”这对母女的生离与死别都与台湾有关。1939年9月，朱谌之把9岁的女儿送进总部设在福建的台湾少年团。

这是抗战期间，由台湾爱国人士李友邦将军创办的全国著名儿童抗日团体，在这里，朱晓枫一呆就是6年多。1945年底，台湾光复，朱晓枫随着台少团登上了宝岛。1946年2月，台少团解散，朱晓枫回到上海家中跟母亲团聚了3个月，这成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3个月。“再见到母亲的时候，我已经是16岁的大姑娘，而那时的母亲，已经从一个热心抗日的知识女性，成长为一个经验老到的地下工作者了。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但是闭口不谈政治，彼此心知肚明。母亲从来没告诉过我，她在从事什么工作，可是我感觉到了。我从来没跟她说我在台湾少年团的时候在老师的影响下悄悄地加入了共产党，但她也明白。从表面上看，她是上海一家公司的会计，我是不谙世事的少女。”

朱晓枫对于她和母亲的一些话里有话的对白记忆深刻。“一天，我带一个朋友回家玩，母亲等来客走后，问我，‘这人是谁？’我说：‘我们认识很久了。’母亲淡淡地说，‘以后，不要随便带外面的人到家里面来。’我马上明白，母亲在暗示我，家里是重要的地下联络点，不能让任何来历不明的人知晓。我很知趣地不再追问。”“母亲对我的情况也是一点就透。我对她说，‘我的老师(我的入党介绍人)被捕了，我需要解决身份问题。”她一句都不多问，马上想办法把我送到苏北解放区去。就这样，我再度离开了她，这一走，竟成为永诀。”

1946年5月，朱枫把女儿送到吴淞口一个渡船码头，给她一块金锁片，嘱咐她多写信。谁知这竟是母女俩最后一次见面。随后，朱晓枫进入解放区江苏淮阴。 “她不是个婆婆妈妈的母亲，并不整天想着把儿女护在身边，但是她为我的成长，选择了非常正确的道路。也许她是考虑我留在她身边实在太过危险，在牺牲之前，她就曾两次被捕，因为遭受严刑，拇指落下了残疾。由于长久的分离，她其实一直都很思念我。我记得她因为工作被派到香港去之后，专门买了块手表托人带给我，那块手表，两头尖尖的，非常时髦，我当时在部队里，不喜欢这样的款式，她便又想办法让人带回去换，前后换了好几次，才换成我所满意的朴实无华的样式。”

“解放前夕，她本来可以回到上海跟家人团聚，但临时接到任务，要她去台湾。那段时间，她亲情流露，先后给我写了3封信，慨叹‘人非草木’，希望能与我见面，但始终未能如愿。”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正在华东军医大学的朱晓枫接到母亲从香港发来的信件，希望她到广州来见上一面。但朱晓枫却因纪律严格不能请假，而错过这最后一次母女团聚的机会，这让她抱憾终身。“母亲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开往台湾基隆的‘风信子’号海轮，不知道那时她心中，是否已有预感：此去台湾，凶多吉少。”

1951年，朱枫在台北牺牲一年后，已经毕业分配到南京军区卫生部的朱晓枫才接到母亲遇难台北的消息。“是党组织派人通知我的，接到这个迟来的消息真的非常悲痛，对于母亲的所有记忆和思念排山倒海般而来。从此我改名朱晓枫，作为对母亲的纪念。”此后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如今已经两鬓斑白的老人，只能在母亲留下的少量书信与照片里回忆母亲的温存。这种失落怅惘在岁月流逝中沉淀成淡淡思绪，直到看到徐宗懋发表的那张老照片。

1951年，朱晓枫除了知道母亲牺牲外，其他的一无所知。当时母亲的经历，也是朱晓枫后来在阅读了大量材料后，才知道的。“吴石案”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制造的第一宗政治大案。1948年春夏之间，任国民党国防部高级将领的吴石已经开始暗助共产党，同意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并策反国民党军队。1949年6月赴台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前，吴特意将一对儿女留在大陆。不久，华东局特派地下情报人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进行联络。“母亲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她在台湾的任务，是作为吴石的联络人，将一批重要的军事情报，辗转送回大陆。”

刚到台湾的国民党面对飘摇政局，加强内部高压。1950年1月，中共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逮捕，随即叛变供出所有地下党员名单，其中四百多人被抓，书记以上未投降者悉遭枪决，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几乎彻底瓦解。“母亲得到消息的时候，从台湾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锁。她在吴石的帮助下，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那里离家乡镇海很近。谁知吴石也很快被捕，闻到味道的国民党特务马上前往舟山追捕我母亲。母亲处事精明，她到了舟山，觉得情势不对，便住进了一家医院。因为医院人员流动大，也不需要出示户口，便于掩饰身份。但即便如此，无处不在的特务还是找到了她的下落，她被捕了。”

在舟山沈家门羁押时，朱谌之从皮衣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四次把有二两多重的金属吞服，发现后被紧急送往台北抢救。这段历史，随着2002年，朱晓枫看到《老照片》和《凤凰周刊》上的文章和照片，越发清晰了起来。“我从少女时代便已经懂得，母亲做的就是生死边缘的危险工作。照片里，行刑前的母亲穿着家常的碎花布旗袍，外披一件深色外套，表情从容镇定，跟我印象中的母亲别无二致，那一年，她才45岁。”也正是因为这些文章和照片，朱晓枫结识了徐宗懋。

1980年从台湾辅仁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毕业的徐宗懋，做过导游、广播记者，1983年底进入《中国时报》并一呆17年，他成为台湾名噪一时的记者。 2000年他离开新闻界，创立了台湾文史工作室，开始投入他热爱的历史研究工作。“这些年‘台独’对中国历史的扭曲太严重了，我能做的就是从民间的角度来纠正这种扭曲。”徐宗懋曾经说过。也许因为这种对历史的使命感使徐最终与朱谌之的故事结缘。

1999年的一个夜晚，徐宗懋在一家报社的相片柜最底部翻出一个沾满灰尘的袋子，上面写有“奸伪”二字。打开以后，赫然看见的是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不过由于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公布过。后来，徐宗懋向该报购买了这批资料。2000年，龙应台就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不久，即见到这些照片。她决定以“文化局”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 地下展厅举行特展。

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同意了这项特展计划，并脸色凝重地出现在这个名为“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展厅里。由于选题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一时观展者云集，媒体亦作广泛报道。“愿今天台湾的人民记取教训，放下仇恨一页”，有人反思，“这是中国人的不幸，为政者不可不慎，勿以众生为刍狗”。朱晓枫发现母亲被杀害后，她的遗骸去向成了一个沉甸甸的谜。“与母亲同天就义的吴石中将，由其部下收尸入土。1975年吴石被大陆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夫人于美国病逝后，在世纪之交的一个吉日，其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葬于京郊福田公墓。”

这越发让朱晓枫想找到母亲遗骸的下落，于是她想到了徐宗懋。“我通过写信给《老照片》和《凤凰周刊》，希望他们帮我们取得联系。说来也巧，那些天，徐宗懋正带着一家老小在内地旅游。”2003年2月6日，朱晓枫和丈夫以及62岁的南京作家冯亦同从南京赶到上海。同一天晚上，徐宗懋赶到上海。冯亦同在徐宗懋发现那批老照片的数年之前，已经开始了他寻找朱谌之的历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一家史料杂志上开始知道这个革命女性的传奇一生。那时，我在南京市作协主持日常工作，有意组织作家撰写朱谌之传记，但最终未实施。几年后，《战争后的战争》一文及朱谌之冷对法庭的附图，因其‘强烈的现场感’，让我‘活生生看到了一个坚定革命知识女性在特定年代的慷慨悲歌’，我当即决定亲自为心中的女英雄立传。”电话那头，老人一字一句坚定地说着。

和徐宗懋见面的情景，朱晓枫和冯亦同都印象深刻。“当时我对徐宗懋说：‘我已经老了，惟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死前能迎回母亲的遗骸。’”这次见面，朱晓枫提供了一篇母亲朱谌之的友人陈修良(注：陈修良同志是建国前的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写的文章，给了徐宗懋。文章里说：“朱谌之本名朱枫，出身浙江镇海名门，就读宁波女师时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毕业后远嫁东北一富裕陈姓人家。此前，丈夫与原配已有子女数人，朱谌之又生下女儿陈悼如(后改名朱晓枫)。后来丈夫过世，朱谌之带着女儿回到镇海，与后来加入共产党的革命青年朱晓光结婚。抗战爆发后，朱谌之跟着丈夫朱晓光，在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因干练被派往上海、桂林等地，从事左翼文化宣传活动。1944年，朱谌之在上海遭汪精卫逮捕，不久获释，第二年，朱谌之加入共产党。1948年她被派往香港。1949年，中共华东局为了与去了台湾的吴石重新联系，要找一位适当的人选，他们选中了朱谌之，因为她前夫的女儿陈志毅与丈夫王昌诚在台湾，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

朱晓枫告诉徐宗懋，朱谌之曾寄居在台北女儿阿菊(也就是陈志毅)家中，被害后，应该是阿菊丈夫王昌诚(又名王朴)收的尸。于是，朱晓枫写下一张委托书： “……代寻姐夫王昌诚(王朴)，约1945年前后赴台，1950年任台湾警务处电讯所主任。姐姐陈志毅(又名陈婉如、陈远馨、陈莲芳)，1920年10月 5日生，……”回到台北后，徐宗懋据此向台北“市府”申请寻人，台北市“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受理。通过户政登记查找遇阻后，“在没有其他有效资源和无钱聘请私人侦探的情况下，只能诉诸媒体了”。一个多月后，徐宗懋带领台湾TVBS电视台记者来到南京，在朱晓枫家中进行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