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境平面图:全唐诗900卷(心学)一张图告诉你品牌的价格世界

最近在读一本关于王阳明先生的书《王阳明传》，这部书写的比较全面，也比较客观和全面的介绍了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先生的一生和主要思想。看后收获比较多。特别对王阳明先生的心学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和体会。
王阳明出身于状元之家，其父王华是明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可以说这为王阳明的成长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文化基础。可惜的是，王阳明虽然少有才华怀抱，但一生坎坷，直到晚年方才建功立业，且功高震主又被弃用一旁，等到再次启用却因病而逝。
明正德三年，王守仁任兵部主事因得罪大太监刘瑾，被廷杖四十大板之后，发配到贵州龙场，王阳明惨遭此祸，心境孤独、寂寞、苦闷、悲戚，后看淡尘世，转为淡定寂然，潜心参悟天地心理，心境日益明朗。昼夜苦思的王阳明，终于在一个夜梦中豁然开朗，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他从睡梦中跳起来，欢呼雀跃地大叫：“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王阳明“心学”一出，学子蚁聚，风气大开，迅速成为当时明朝的一种主流哲学思想，引爆了明朝后期思想解放的大潮流。心学体系成为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封建社会后期异端思想的产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阳明先生从此成为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朱熹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创始人。
但是，王阳明先生和宋代的朱熹在学术上有所不同，关于朱熹的争论几百年都没消停过，骂他的人说他是败类，捧他的人说他是圣贤，但无论如何，双方都承认这样一点：他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哲学家。
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和“格物穷理”朱熹一生追求的东西名字叫做“道”。所谓道，是天下所有规律的总和，是最根本的法则，只要能够了解道，就可以明了世间所有的一切。对于不同种类的追寻者而言，道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对于和尚们来说，道的名字叫做“悟”，对于朱熹这类读书人而言，它的名字叫“理”。
朱熹的道源自儒家，也有道家的成分，又叫做“理”，既不是开悟，也不是练习武术，这玩意儿是从书中读出来的，而且还是能够拿出去用的，一旦通理，便尽知天下万物万事，胸怀宽广，宠辱不惊，无惧无畏，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
朱熹提出的悟道的原则是：格物穷理。他告诉我们，“理”虽然很难悟到，却普遍存在于世间万事万物之中，你家耕地的那头黄牛今天不吃饭是有理的，后院的几口破箱子放在这里是有理的，你藏在床头的那几贯私房钱也是有理的。
理无处不在，而要领会它，就必须“格”。至于到底怎么格，那就不管你了，自己去思考去悟吧，你自己对着墙发呆也好，动手也好，愿意怎么格就怎么格。
关于这个问题，宋明理学的另一位伟大导师程颐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豁然贯通，终知天理。”
看明白了吧，只要你不停地“格”，用心地“格”，聚精会神地“格”，加班加点地“格”，是会“豁然贯通”的。
朱熹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点，“存天理，去人欲”，这句话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则更为著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大家要知道，朱熹的世界和我们的是不同的，这位哲学家的世界是分裂成两块的，一块叫做“理”，另一块叫做“欲”。
朱熹认为“理”是存在于万物中的，但却有着一个大敌，那就是“欲”，所谓“理”，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和准则，只要人人都遵循了“理”，幸福的生活就来了，那好处多了去了，天下安定了，世界和平了，宇宙也协调了。换在今天，这玩意儿还能降低犯罪率，稳定社会，那些翻墙入室的，飞车抢包的，调戏妇女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会统统地消失。最终实现和谐社会。
可是“欲”出来捣乱了，人心不古啊，人类偏偏就是有那么多的欲望，吃饱了不好好待着，就开始思考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搞得社会不得安宁。所以朱熹的结论是，要用客观世界的“理”，去对抗主观人心的“欲”，而这才是世界的本原。
通俗地说就是，为了追求理想中的崇高道德，可以牺牲人的所有欲望，包括人性中最基本的欲望。
这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极大（或者说极坏）影响的理论，到了明代，这套理论已经成为了各级教育机构的通用教材，也是大明王朝各级官僚们的行为法则和指导思想，在那个时候，朱圣人的话就是真理，没有多少人敢于质疑这套理论。
王阳明的那些朱圣人的追随者一样，对格物穷理深信不疑，每天格，见啥格啥，有一次对着自己家里的竹子格了几天几夜，没有格出理，他第一次对朱圣人的话产生了疑问。真正让他有所想法是一次和禅师的谈话，终于让他领悟了一条人世间的真理：
无论何时，何地，有何种理由，人性都是不能，也不会被泯灭的。它将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
正是从那一天起，王阳明意识到：朱熹可能是错的。他开始明白，将天理和人心分开是不对的，人虽然有着种种的欲望，但那是正常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强行用所谓的天理来压制绝不可能有任何效果。虽然他不赞成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也不认可人心和天理的分离，但“理”毕竟还是存在的，只有找到这个神秘的“理”，他才能彻底击溃朱熹的体系，成就自己的圣贤之路。
可是“理”在哪里呢？在格物穷理的道路上徘徊了19年的王阳明，终于获知了秘密的答案：“理”在心中。随心而动，随意而行，万法自然，便是圣贤之道！存天理，去人欲？天理即是人欲。这是载入史册的一瞬，中华文明史上一门伟大的哲学“心学”就此诞生。
知行合一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有人认为知易行难，懂得理论是容易的，实践是很难的，有人认为知难行易，领悟道理很难，实践很容易。比如朱熹就主张知难行易，这也好理解，按照他那个格法，悟道是很难的，但执行似乎是很容易的。
懂得道理是重要的，但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方法。这绝不仅仅是一句话，而是一种高深的处事和生活智慧，足以使人受用终身，所以它看起来很容易明白，实际上很不容易明白。
心学四决：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心学四决，流传千古，至今不衰。王阳明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良知”，应该用最恰当的“良知”去解决办法。他认为“天理”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要求人们“知行合一”，通过提高自己内心的修养和知识水平，去除自己的私欲与杂念，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运行，即所谓的“致良知”；教化人们，应将道德伦理融入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欲，就可以破除“心中贼”。
他大胆地否定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死框框，死架子，而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个性，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处事方法。所以他提出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就不必为自己的粗俗而自卑，粗俗也并不影响一个人勤学苦读，去当圣人。总有一天，粗俗的人照样会同地位高的人一起平起平做。这一点打破了封建阶级的阶级论，为统治者不喜。他还提出在用兵上，要在变中讲求效果，他常常把“便宜八事”（最省力地办事），“期于成功”挂在嘴上，甚至提倡重用有才干的贪财人士。这一点打破了封建统治者的道德观念。
王阳明还特别瞧不起死守清规而不知变通的人。阳明杂著中曾记载了一件非常典型的事：补生傅凤，因家境困难而无法养活年迈的父母和傻子弟弟，于是不顾性命日夜苦读，因为吃不饱，再加上学业辛苦，竟然卧床不起，患了大病。要是按当时传统儒家的思想，只讲动机而不讲效果，傅凤的举动可以说非常孝顺，要受到世人的称赞。可王阳明偏偏不欣赏，反而说他不孝顺父母，如果人累病了，甚至累死了，父母弟弟又将无人供养，就算你动机再好又有什么用？王阳明的“致良知”是王阳明一生提出的最后一个学说，是他心学体系中最成熟的部分，也是他对以前所有学说的最高概括和总结，是一种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
王阳明也为修身养性，培养良好的道德观总结了一套非常好的办法。这就是“静处体悟，事上磨炼。”当你闲暇无事时，要勤学读书，从书中去体会别人如何克服名利的诱惑；也要自己思考，将好色，好货，好名这些私利一一追究，搜寻出来，然后像猫捉老鼠一样，斩钉截铁，毫不留情地将它除去，又如同人们生病，一次就要拔去它的病根，让它永没有复发的机会。平时，在具体的事情中，也要时常告诫：克己奉公，善良正直，把它体现在一言一行之中。“良知”人人有，但是需要时时去保持。可惜的是，“致良知”的认识论并不适合于每一个人，并不是“人人心有仲尼”，并不是“谁人不有良知在”，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悟到阳明学说的真谛，后世许多人将王氏的学说归为“心学”，斥为唯心之说，只是因为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假借“人人有良知”之说，却不知道保持“良知”，于是随心所欲，做些伤天害理之事，从而使人觉得心学之说是靠不住的。确实，靠不住的就是人心！
王阳明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打法诡异，他从来不与敌人正面交锋，都是声东击西，你往南走，他偏往北，经常搞得敌人晕头转向。而且甭管敌军多出他多少倍，他都敢出兵，还喜欢使阴招，什么挖坑、造假、虚张声势，到最后，许多人都被他的骗术吓跑了。更为奇怪的是，即使他占据优势，把对手围得水泄不通，也从不轻易进攻，而是把敌军困在里面，饿个半死，再诱使敌军突围，钻入伏击圈，才开始发动总攻。基本上这几招一路下来，神仙都顶不顺了！先后打败了多处令朝廷头疼的山贼盗匪，22天就平叛了预谋8年之久的宁王造反，创造了军事奇迹。但这位王兄却并没有师出名门，全是自学成才。可谓是军事天才。
王阳明先生可以说是文武全才（射箭相当准确），先后清理匪寇，平定叛王，但政治手段一点不比那些大臣太监弱。当时正德年间的大太监刘瑾、江彬、张永，都斗不过他，死的死、跑得跑、降得降，连内阁首辅杨廷和都斗不过一个王守仁。反倒好多人被王守仁的正直大度而打动，成为他的学生。王守仁还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才能突出，许多诗句至今流传。
最重要的是，王守仁一生为官清正，从没有收过礼、也没有送过礼，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尽管他军事才能突出，但他多次希望能不发动战争就不发动战争。
清末有人断言，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显著的人有两个半！两个人是指诸葛亮、王阳明，另半个人则是指曾国藩。在古人的心目中，王阳明能够与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并肩，这足可见王阳明的价值。
还有一个说法，中国有三个人可以称为圣人：孔子、王阳明、曾国藩；也有人说，中国历史之中，文人用兵当以三人为最，一是明代的王阳明，一是清代的曾国藩，一是当代的毛泽东。明史曾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且不论这些说法是否准确，但能与孔子、曾国藩、毛泽东等人相提并论，至少说明了王阳明先生声名高隆的历史地位。
从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到维新派主要人物梁启超，国学大师胡适、再到早年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一个让蒋介石最崇拜的人：心学大家王阳明，蒋曾三到阳明洞参悟！孙中山为探索救国之路曾潜心研究王阳明的心学！少年毛泽东曾服膺王阳明，对《王阳明全集》、《传习录》逐句逐字做批注！他们对王阳明先生，均十分敬佩。比如，梁启超先生便著有《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因受 “知行合一”学说影响，毅然改名陶行知，郭沫若先生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著有《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和《王阳明礼赞》等文。
据说毛主席少年时就曾读过王阳明的《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并逐句逐字做了批注，另据王元化先生的说法，早年毛泽东的很多思想本来就同王阳明比较接近。他年轻时曾服膺王阳明，“求是”的思想，原本典出王阳明。后来毛泽东对王阳明的思想更是有所批判与创新，结合中国的实际，领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其发明的游击战打法，貌似和王阳明神出鬼没的军事打法如出一辙。八路军纪律严明，要求干部清正，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为人民服务”“精神文明”等思想和心学致良知的精神不谋而合。可是，1949年建国以后，王阳明的光环，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或许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知王守仁为何人、王阳明有何思想的原因之一。
蒋介石也是崇拜王阳明的超级粉丝，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学问家中，蒋介石最敬佩王守仁（王阳明）和曾国藩二人。蒋介石甚至改名蒋中正，中正的名讳出处来自王阳明心学中的“大中至正 ”。蒋介石曾经三次到阳明洞参悟，败退台湾后他对王阳明的研究愈发痴迷，他大约从 20世纪 30年代始，已非常推崇王阳明先生，尤其是对王阳明先生的 “知行合一”的思想，深为敬佩，并提出了他自己的 “力学 ”主张。
1949年，蒋介石兵败逃往台湾，不知何故，他对王阳明的研究愈发痴迷。有一件事，流传甚广，是说他改台北草山为阳明山的故事。比较可信的版本，仍是蒋介石当年侍卫赵秉钰先生的回忆。蒋介石原先住高雄寿山，不久转到台北草山，住草山宾馆。据说，蒋介石初上草山之时，曾问身边人，此山叫什么山，身边人说叫草山，蒋介石当即不悦。其实，他是很喜欢草山的，因为这个地方，很像他的家乡奉化。他唯一不满的是草山这个名字，“草山 ”，似有 “落草为寇”之嫌。于是，他决定将草山改名阳明山，并亲书 “阳明山 ”三个大字。他的用意是清楚的，立志仿照当年王守仁先生贬谪贵州龙场的阳明洞悟道之举，期待东山再起。
除此以外，他还要求儿子蒋经国苦学阳明心学。蒋经国学后亦佩服之，要求其部下以王阳明与蒋介石并列为最值得尊崇的导师。蒋介石和蒋经国用心学的道理治理台湾，几十年下来台湾经济获得高速发展。
心学不但在中国发扬光大，还飘洋过海到了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日本一位八十三岁的高僧拄着拐杖颤悠悠地把阳明学说带回日本，没想到竟风靡一时，学者云集，还分成了不同的学派，阳明学说更是间接地为日本明治维新起了思想上的铺垫作用。小日本奉心学为圭臬，心学在日本的地位，几乎相当于文艺复兴之于中世纪，尼采超人哲学之于德意志。日本用心学理念教化日本国民，去除私欲讲究团队精神，改造国民素质，短短几百年从中国一个属国发展为今天的世界经济强国。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海军的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刻了一块印章，一直佩戴在身，上面刻着“一生伏首拜阳明”。
据称王阳明纪念馆的雕像，在兰亭的墓地都是日本人捐赠修建。足见日本人对阳明先生的崇敬之情。
由此可见，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隐形的大牛人，集哲学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目前被公认“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但是在王阳明的一生中，他并不是把追求功名利禄，建立“事功”放在第一位，而是要做一个“大圣人”，追求道德修养人格的完善，并且把自己所学一点一滴教给众人，让“人人心中有定盘针”。因此，忙中偷闲或者落寞时的王阳明并没有闲着，他开门受徒，著书立说，可谓桃李满天下。作为教师，这一点恐怕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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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湖北人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完成。
简介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派，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与心学相对。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他有不同的名称，如天、道、上帝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
所以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则偏离了天道，不但无法成为圣人（儒家最高修为者，人人皆可达之），还可能会迷失世间，所以要修养、归返、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存天理），以达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时完全进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後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灭人欲，不是无欲，而是理欲合一），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从“毋”变成“无”），则无论做什麼都不会偏离天道了。
他还认为，由於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
基本观点
其基本观点包括： 1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2、理一分殊
，认为万事万物各有 一理，此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此为理一；3、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视为人欲，是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结合起来。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他们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深得统治者的欢心，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形成
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 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二程集》。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发展
“理学”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继後有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学的学者称为“理学家”。
理学初起於北宋、盛极於南宋与元、明时代，清朝中叶以後逐渐没落。它是宋朝以后才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儒学思想，除了传统儒学的自身更张和社会形势所迫之外，还与大量融入了佛老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学名家有：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杨时、罗从彦、朱熹、吕祖谦、杨简、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曹端、薛瑄、吴与弼、邱濬、陈献章……等。
细分来讲，陆王与理学有所差异万不可混为一谈。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在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独尊於一家。但是南宋的朱熹却完成了新儒学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无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短处被克服了。这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体制十分的适应。
朱熹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为儒家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一提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在理学发达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虽然传统儒学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色彩并不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後，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宋朝以後，中国很少再出现像李白这样“我本楚狂人”的诗人了。
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後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先生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藉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他们的好後学朱熹（1130—1200）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腐；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
程朱理学反对佛道的虚无主义，认为它忽略了伦理道德秩序，但同时又从道家思想里借鉴了许多关於道的论述，作为儒家形上哲学体系的材料。其实这正是儒家经典《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具体表现。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较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朱子是继孔子後，儒学集大成者。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下细功夫的。他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一本著作《近思录》作为理解四子书（指周、二程、张）的阶梯，而他认为四子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近思录》曾为後世儒生必读。
继朱熹之後，明朝大儒王阳明（王守仁）将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心学。
清朝歪曲
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乾隆五年（1740年）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刘师培说“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
“章太炎也说“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
“（王鸣圣）'未尝一日废书’，天天在与圣贤打交道，但读书和立身已经分成两件事，圣贤也就无法感化他了。”
“嘉道年间的沈垚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
程朱理学真正被阉割是在满清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吕留良在满清统治下的遭遇。
许多人知道吕留良是因为满清的文字狱，知道他是一个有强烈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的人物，死后被清廷挫尸枭示，但未必知道吕留良本身恰恰是一个程朱理学最坚定的信奉者与宣扬者。
钱穆说“如吕留良，乃于清廷设科取士之朱子《四书》义中大张民族主义，罹剐尸之刑。雍正皇帝颁《大义觉迷录》一书，昭示天下举子，尽人必读。乃不久，其书亦同遭禁锢，举国无一人能见。直至清之末叶，民间始再印此书，与吕留良书同获重见于国人。今人多能谈清廷文字狱，屡行文字狱者为雍正，而雍正御著书亦同受禁锢，此诚旷古奇闻。
在吕留良看来，程朱理学和儒家观念本身就提供了批判君主专制和异族统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头所向不是平民百姓，恰恰是君主和官员等统治阶层。
而吕留良所说的“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这种说法已经类似于一些解放后一些政治教科书中的说法，即皇帝是地主头子之类，就算对百姓好，也是为了维护自己长远利益云云，“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
至于“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那已经等于是说皇帝和官员的俸禄其实都农民供给，是农民养活了他们。
严格说来，吕留良对程朱理学进行的这种解释和阐述，并非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程朱理学的本义所在，而且在明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是这样来理解程朱理学，并且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对皇帝的行为进行种种规范约束，甚至直接指责皇帝，漫骂攻击皇帝，只是吕留良的阐述显得更为通俗而已。
晚清理学
在晚清时期的传统学术格局中，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晚清理学的复兴，除表现在清政府制定学术政策时不断强化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学宗奉者人数众多，出现了一些较为活跃的学术群体，理学声势一度有所壮大。
道光朝以后，伴随汉学式微，理学宗奉者活跃起来。尤其是在宋代理学家周、程、张、朱等人曾讲过学的湖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等地，宗理学者声气相通，结成群体，其规模和声势均非乾嘉年间可比。湖南在清代受汉学影响较小，理学阵营庞大，多数士大夫奉理学为尊，诸如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胡达源、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均好理学。河南以理学知名者有刘廷诏、王检心、王涤心等。关中地区自宋代以来就有讲求理学的传统，晚清时期，朝邑的李元春、周至的路德、三原的贺瑞麟等人尊奉理学，又通过讲课授徒，培养了大批理学后进。安徽以桐城为中坚，拥有方东树、姚莹、方宗诚、方潜等一批笃守程朱之道的学者，而霍山的吴廷栋、六安的涂宗瀛、当涂的夏炘和夏炯兄弟等也以理学闻名。
从时间上讲，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可视作理学振兴的重要标志。顾云《盋山文录》说：“道光之末世，儒讲汉学者浸微，于是唐确慎公鉴、文端公倭仁、吴侍郎廷栋诸人起而讲宋学，曾文正公国藩亦会焉。”（顾云：《罗文学蒋孝廉别传》，《盋山文录》卷五）这一年，唐鉴奉旨内转太常寺卿，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吴廷栋、曾国藩、何桂珍、吕贤基、窦垿等一批理学名士，从而在京师结成一个讲究程朱理学的学术群体。道光末年这种崇尚正学的风气，与乾嘉时期“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唐鉴是理学复兴的宗主，倭仁、吴廷栋、曾国藩等则是理学复兴的主将。同治年间，倭仁、吴廷栋、李棠阶以“正学”立朝，大大提升了理学的地位。方宗诚称：吴廷栋“与倭公艮峰、文园李公同朝。时倭公以大学士为师傅，李公以尚书掌军机，虽各有分位，未能越俎，而道义相契，可以密相赞襄，切磋德业，海内称为三大贤。都中凡有志正学之士，皆以三公为依归焉。”（方宗诚：《吴竹如年谱》，见吴廷栋《拙修集续编》附录）在地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也纠集了大批理学人士，除湘军首领左宗棠、胡林翼外，罗泽南、刘蓉、李元度、郭嵩焘、刘长佑、丁善庆、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贺兴范、钟近衡、刘典、涂宗赢、方宗诚等，或为湘军成员，或一度为曾国藩幕僚，均有理学背景。从一定意义上说，湘军集团就是一个理学大本营。
晚清时期，宗理学者为维护程朱道统，传继正学，还撰写了一批学术著作。其中，表彰程朱理学的学术史著作有潘世恩的《正学编》、何桂珍的《续理学正宗》、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王棻的《台学统》、徐定文的《皖学编》、黄嗣东的《濂学编》和《道学渊源录》等；捍卫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著作有方东树的《汉学商兑》、罗泽南的《姚江学辨》、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等。此外，诸如倭仁的《倭文端公日记》、吴廷栋的《拙修集》等，在当时也富有影响。这些理学著作虽参差不齐，但从不同方面提高了程朱理学的学术地位，壮大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声势。
其次，晚清时期的理学复兴很大程度上与理学宗奉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同治中兴”过程中所取得的事功建树有关。
学术不同于政治，但学术又与政治密切相关。集“道”、“学”、“政”于一体的儒家学说，与封建政治的关系尤为密切。程朱理学在晚清时期的复兴，离不开理学宗奉者在政治上的成功表现。以曾国藩、倭仁为代表的理学人士政治地位的升迁便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曾国藩集团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受到朝廷重用。咸丰末年，曾国藩得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权倾东南，隐掌半壁江山。同治年间，曾氏集团的毛鸿宾、骆秉章、彭玉麟、李续宜相继被任命为湖南、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督抚，江西、浙江、福建、两广、陕西、云贵等地区的督抚权力也一度为曾国藩集团所掌控，以至有“西至四川，东至海，皆用湘军将帅，则皆倚国藩为重”之说（王闿运：《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61页）。
在京城，同治元年（1862年），倭仁一载数迁，在短短8个月中，先后擢工部尚书、同治帝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大学士、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棠阶、吴廷栋也于同治元年召入京城，多次升迁。同治帝的其他几位师傅如李鸿藻、徐桐、翁同龢也好程朱理学。理学名儒同时荣登权要，这在晚清政治史上尚属首次，在理学发展史上也不多见。
曾氏集团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曾国藩治军虽不全靠理学，但以理学经世、以理学治军却是他的特色，于是，其政治成败便直接影响到世人对于学术的看法，影响到学术的命运。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6页）可以说，社会危机引发了地主士绅和封建士大夫对伦常秩序的重视，推动了理学复兴；而理学的复兴，又强化了封建士绅和士大夫阶层的封建意识形态，增强了他们对封建王权的向心力，从而使他们最终成为清政府战胜起义军的依赖性力量。从这个角度说，湘军集团的崛起也可视为宗理学人士卫道的结果。
关于程朱理学与封建政治的这种结合，戊戌变法期间，力主守旧的曾廉曾说：“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錱、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曾廉：《应诏上封事》，《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页）就晚清时期的“同治中兴”与“理学中兴”的关系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倭仁、曾国藩等理学人士的“文治”、“武功”，促成了晚清时期所谓的“同治中兴”；而宗理学者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和造就的政治局面，反过来又提高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地位，成就了“理学中兴”。
再次，程朱理学在晚清时期仍拥有庞大的社会基础，在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思想和信仰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
晚清时期，尽管程朱理学不断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但就整体而言，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它不仅为官方所提倡和重视，而且在民间依然有众多支持者和信奉者。
科举制度是清政府最为主要的选官制度，而科举考试则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本，尊奉程朱理学是其宗旨。晚清时期，尽管批判和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播渠道，它把程朱理学的思想学说渗透到全国各地，几乎没有多少士人能够避免。即使在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尊奉程朱理学的主张仍旧占据统治地位，理学被清政府作为宗旨写进了新式教育的章程。
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道德学说，程朱理学在民间有广泛的基础。晚清时期各地的方志对此有广泛而详实的记载。在编纂思想上，全国各地方志无不把宣扬程朱理学及其道德伦理作为首要职责，这实际上很好地说明了地方社会和基层民众对理学的看法。而方志中所录忠、孝、节、烈人数的大幅度增长，则从另一侧面说明：广大民众并未因社会危机的加剧而能在短时间内突破纲常名教的桎梏，失去对封建道德伦理的信仰。相反，在各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下，封建制度的危机有时还强化了他们的这种思想信仰。尽管程朱理学并不等同于封建道德伦理学说，但却是后者最为主要的理论来源，正如理学人士所：“性命之理，著落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程朱理学与封建宗法制度、封建道德伦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一层面上说，人们对封建纲常名教的维护实际上即是对程朱理学的维护。
晚清时期的所谓“理学复兴”主要体现在同治朝及其以前的这段时间。同治朝以后，理学名儒相继去世，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和启蒙思潮的冲击下，程朱理学迅速衰落下去。光绪、宣统年间，宗理学人士无视时代大潮，笃守理学往往与顽固守旧联系在一起，为进步人士所唾弃。伴随清王朝的灭亡，程朱理学失去了官方哲学的统治地位，对普通民众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日渐式微。
批判观点
明末，湖北人李贽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清朝以後，“反理学”的态势一度形成。颜元此後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痛斥朱熹是“满口胡说”、“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4]；又批程朱“徒见道於纸，谈道於口，考道於笔”。他深感“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
清代戴震认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五四运动後，知识份子极力破除“吃人的礼教”，甚至对理学有一致的观点，中国的衰落自宋开始，其中，朱熹的理学曾被认为是所有这些衰落的罪魁祸首。
当代研究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从1900年至1949年。在这五十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 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为1915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道学（理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门诸子、朱晦庵、朱子门人之学。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年）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本断代哲学史论著。在该书中，吕思勉同谢无量一样认为“宋学长河，当推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学之首出者则为周濂溪。吕思勉对明道伊川之学，有独到见解，认为洛学中之明道伊川，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对晦庵之学，吕思勉的论述亦较恳切，认为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是宋学之集大成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亦对程朱一派道学作了详述。陈寅恪先生在审查此书时所作的《审查报告》对此书的评价颇中肯，认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有发明。此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虽然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业已基本展开，但大多只是从总体上阐述，并且对诸多问题的解析还不够明确，故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称为开创期。
第二个时期
从1950年至1965年。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分的方法，普遍认为程朱代表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52年）、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专门章节分述程朱之学。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亦有一些，其中专门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这些论著中的绝大多数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朱熹的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对朱熹哲学没有批判、没有认识，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起破坏作用。当然，亦有学者对程朱理学有肯定的一面，认为程朱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这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思想。但从总体上认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总体上说，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几个主要人物上，对程门及朱门后学则研究较少。虽然此时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读到，但相对于第一个时期，对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深入了些。因为方法论上的偏差，故这一时期只能称作探索期
第三个时期
从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义等于反动保守”之公式的影响，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断升温。这段时间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论选批一本，分别为《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论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间，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争史上，作为法家对立面的反动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还批判程颐要寡妇守节而带来的“贞节杀人不见血”的后果。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朱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百花凋残、野草满径，所以这一时期只能称为挫折期。
第四个时期
从1977年至20世纪末。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程朱理学在思想上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强调，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时的审美和意识形态，许多艺术形式追求空灵、含蓄、自然、平淡。如，宋瓷一扫唐之鲜艳，追求细腻浸润、色调单纯的趣味；而宋代山水画则采用水墨淡彩，表现出人与自然无间的亲密交融和牧歌化的心情和思绪；在服饰风格上，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朝廷多次定制申饬“务从简朴”、“不得奢靡”，不少学者也纷纷提倡服饰要简介、朴实。袁采在《世苑》一书中对女性着装就提出“惟务洁净，不可异众”的要求。绍兴五年，宋高宗亦主张：“金翠为妇人服饰，不为靡货害物，而奢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戎中外及下令不许进宫门，今无一人犯者，尚恐市民之家未能尽革，宜申严禁，乃定销金及采捕金翠罪赏格。”因此，整个宋代的服饰风格趋以修长、纤细，朴素无华；在形态上不像唐代的华贵、夸张和开放；色彩质朴而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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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
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灏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王守仁（号阳明，下文王阳明即此人）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於“致良知”，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
心学阐释
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者，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因此民国时期陈复开始提出“心灵儒学”做出注解。儒家的学脉自清末已经全然中断，西学东渐的过程里，中国的圣人学问开始“哲学化”，而有新儒家的诞生。不过回归成圣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儒家能对混乱的世局与世人能张开的贡献。因此，陈复重新提倡心学，并书写《盘古心经》[1]、《子曰大学》[2]、《阳明心学涵养实记》[3]，继承阳明学的道
统，再开“盘古心学”，创办书院讲学，教育弟子，并组织“心学联合论坛”[4]、“新人道协会”，从事外王事业的奋勉，这使得心学开始有新的动能，这种心学包容儒释道传统三教思想，兼融新世纪思潮与印度玛家哲学，创造出极其特殊而新颖的儒学面目，目前正在台湾发展中。
《王阳明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诸求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 ，即“知行合一”。
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好多人认为心学是空谈，实在是被歪曲的太厉害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比孝顺父母，心中有这个意念还不能算作孝，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有所体现，并且在孝顺父母的过程中，奉养得宜，让父母舒适满意，这就是实践。表面上看这个实践好像是在对客观的父母进行作用，其实是对自己的本心进行作用，万物皆在本心。这个孝顺父母的天理并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没有教我们要我们孝顺他，这是纯粹发乎没有私心物欲的良知。而且父母死后，我们的孝顺之心也不因此消失。
讲究名正言顺是中国的特色，思想家们都想争儒家正统的地位。朱熹为了宣扬他的思想，减少反对他的阻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篡改《大学》，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解释。其实他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背离了。
同样聪明的王阳明的心学完全是靠批判朱子之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刚开始他至少在表面上他也不敢和朱熹的思想分道扬镳，因为当时的程朱理学是主流，科举考试考的就是这些东西，为了减少阻力，他写了几本书，《大学古本》，说心学才是儒家的嫡传。《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晚年已经逐渐向心学靠拢了，又把儒家按照自己的心学理论进行解释。举一个例子，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罗钦顺就对此进行了质疑，王阳明很委屈，表明了心迹说道
孟子辟杨、墨，至於「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後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於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於已坏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於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虽同於己，适损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损於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於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这里，王阳明已经以孟子自居了，而把朱子看作了墨子杨子一类的人物，彻底划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扬镳了
王阳明的心学是在陆九渊宋明理学中心学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就的。所以，我认为要理清王阳明心学不得不提及陆九渊和朱熹对“理”、“气”、“心”几个关键点的不同理解。
“理”的分歧。朱陆都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但是陆九渊借助的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自杂谈》，其与朱熹所说的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的明显不同。结果，朱熹主张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穷物理，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陆九渊说“明心”，要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因此，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实现增进道德境界的目的，因为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就能实现增进道德的目的。（从当前德育范式来看，学习知识的多寡并不决定道德水准，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为公的公仆并没有高深的知识，但是，知识的深浅有助于增长道德水准，不过，这是由于学习者不把学作为致知目的而作为完善德性的追求之果。朱熹本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而这种定位方式决定了难以达到道德的较高境界。）
“气”的分歧。陆九渊的概念中，“气质”只是一个生理、心理意义上的问题，指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状态。他认为，人的这种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会行为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关系，即人的气质并不能决定人的善恶贤愚，并不能决定人的做后归宿，学能变化气质。朱熹之气是和理相对的概念，既指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一草一木），又指形成人物（善恶贤愚）之别的内在因素。
“心”的分歧。朱熹认为心是分为“人心”与“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原于性命之王”，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故而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此即“心统性情”。陆九渊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质状态，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则分明是“裂天人为二”，心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伦理本能。（朱熹觉得形而上心为道心形而下则为人心，本质还是天理决定气的问题；陆九渊认定心就是理理就是心。）
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是由儒家学者陆九渊、王阳明发展出来的心学的简称，或直接称“心学”；或有专门称为某哲学家的心学，如王守仁的“阳明心学”。陆王心学一般认为肇始孟子、兴于程颢、发扬于陆九渊，由王守仁集其大成。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虽有时同属宋明理学之下，但多有分歧，陆王心学往往被认为是儒家中的“格心派”（一称“主观唯心主义”），而程朱理学为“格物派”（一称“客观唯心主义”）。 陆九渊主张
陆解说“宇宙”二字为：“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陆“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又倡'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 “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王守仁主张
阳明学，通常又称作王学、心学，是由明代大儒王阳明发展的儒家理学。元代以及明初以来流行的程颐朱熹一派的理学强调格物以穷理，王阳明则继承宋代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王阳明的主张为其学生们继承并发扬光大，并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其中又以泰州学派（又被称作左派王学）将其说法推向一个极端，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尧舜”，即使不是读书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王学这种“心即理”看法的发展，也影响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对于情欲的正面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因此人欲与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对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贽。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心本论
“心者身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凡知觉处便是心”（《传习录》下）。“心”即“我的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同上）。“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者”（《紫阳书院集序》）。“先声游南镇，一友人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同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听言动，即事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传习录》上），“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传习录》下）。“心”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伦理道德原则。 “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朱熹说“知先行后”，他说：“心虽主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于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传习录》中）“知行如何分得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答顾东桥书》）。“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事，故有一念发动虽有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实质是恪守儒家伦理，成为圣人。 “致良知”的伦理学说和修养论
“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答顾东桥书》）。“是非之心，不滤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明明觉者也”（《大学问》），“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答陆原静书》）。“致良知，不假外求”，“若能向里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为什么？“臂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王文成公全书·紫阳书院集序》）。如何“致良知”？“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上级，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大学问》）然“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王门“四句教”的教育观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阳明夫子年谱》）“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露、雷、电、阴霾、噎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只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此。……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二君以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同上注）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追求独立人格。圣人权威动摇：“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之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最后“满街都是圣人”。去恶为善“致良知”学说具有道德实践意义。与王守仁同时的还有两位气本论思想家，即王廷相（1474—1544，河南人）和罗钦顺（1465—1547，江西人），两人都主张物质的气是世界的本原，理在气中，气变理也变，既批判了朱熹“理在气先”和“理与气是二物“的说法，也反对阳明“心学”，和王守仁进行了多次辩论，强调天地万物绝非心的产物。
王学七派
右派（江右学派）
代表人物：聂豹、徐阶
正一江右王门学派，系指明代中后期江西一带的王门后学，代表人物有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欧阳德、壬时槐、刘文敏、刘阳、胡直、邹元标等一批著名的王门弟子。它与浙中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闽粤王门、北方王门、泰州学派等并称为“王学七派”，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王门学派之一，并享有“王学正宗”的称誉。从学术宗旨来说，王门各派后学，包括泰州学派，均以阐发阳明学说为己任，尤其以发挥“致良知”说为重点，对“良知”本体的性质特点及“致良知”的途径，都作了具体的探讨。
聂豹
聂豹（1487-1563年），明代学者。字文蔚，号双江，江西吉安永丰人。正德12年（1517年）考中进士，为平阳知府，官至兵部尚书。是明代有名的廉吏之一，名垂青史。聂豹推崇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以阳明为师，但他认为良知不是现成的，要通过“动静无心，内外两忘”的涵养功夫才能达到。豹著有《双江文集》十四卷，与《困辨录》（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
徐阶
明松江府华亭县人（今上海松江区）。早年即工诗文，善书法。嘉靖二年（1523年）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因忤张孚敬，被斥为延平府推官，受此挫折，从此谨事上官。延平多盗，到任后捕剧盗100余人；清理积案，释出系囚，赢得声誉，升为黄州同知，后又擢为浙江按察佥事，进江西按察副使，并主浙、闽二省学政。皇太子出阁（读书），擢为国子监祭酒。后又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朝廷机要大事。曾密疏揭发咸宁侯仇鸾的罪行，且擅写青词（一种用来与神沟通的文体，嘉靖帝信神）为嘉靖帝所信任。《经世堂集》26卷、《少湖文集》10卷。另编有《岳庙集》，并行于世。
阳明心学的主要主张由王守仁于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而得。 南中王门学派
广布于“南方”的王守仁门人的一派。代表人物有戚贤、朱得之、薛应□、薛甲，主要学者还有查铎、唐顺之、徐阶等。戚贤，字秀夫，号南玄，江北全椒（今安徽全椒县）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刑科给率中，拜王守仁为师。坚持良知说，拒斥佛老。朱得之，字本思，号近斋，直隶靖江（今江苏靖江县）人，从师王守仁，任江西新城丞，薛应□，号方山，常州武进（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县）人，拜江右王门学派欧阳德为师，嘉靖年间进士，知慈溪县，转南方考功，又升为浙江提学副使。为借王器以正学术，遂填王能为察典，一时间许多学者以为逢迎时相夏贵溪之意，不许其称为王门弟子。然而其弟子顾宪成创东林学派，所以黄宗羲认为东林异源于此。薛甲，字应登，号畏斋，江阴（今江苏江阴县）人，嘉靖年间进士，授官兵科给事中。官至四川、赣州金事副使。驾信象山、阳明之学。查铎，字子警，呈毅斋，宁国径县（今安徽涅县）人，嘉靖年间进士，授德安府推官，后为刑科给事中，官至广西副使。拜王畿、钱德洪为师，墨守“致良知”说。该学派认为“心”即“良知”是世界的本体。说：“万物皆具于心”（《薛方山纪述》）。又说：“天地万象，吾心之糟柏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所谓心者，非今一团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灵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谓良知也”（朱得之《语录》）。说：“良知与知识不同。良知是天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识是良知之用，有善有恶者也。”还认为：天命之性，能生万物。天命之性却又不与万物匹比，所以叫做“独”，这就是“心之灵”。”此心之灵，天理人欲，毫忽莫掩，又谓之独知”。又认为循“天理”，去“习气所蔽”即“致良知”。说：“慎独即是良知”。时时不忘遵循“天理”，使“念虑觉识”和“视、听、言、动”，“不为习气所蔽，即是致良知”。该学派认为“感物为格”。说：“格物之为感物，彰彰明矣”。“夫不能感物者，必其知有未致”。该学派主要著作有米得之《语录》；薛应脐《薛方山纪述》；恭甲《文集》、《心学渊源》。[6] 闽粤王门学派
代表人物有方献夫、薛侃，主要学者还有杨骥、周坦等。方献夫，字叔实，号西樵，少年中进士，官为吏部主事，迁员外郎。拜王守仁为师，为王门岭南弟子的第一人。又官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引疾归里。后又起用为武英殿大学士。薛侃，字尚谦，号中离，广东揭阳（今广东揭阳市）人。正德年间进士。请归养亲，于江西拜王守仁为师，学习四年。先后授行人、司正。终因立储上疏，遭太常彭泽、少傅张字敬的诬枉罢官。归田讲学，弟子百余人。杨骥，字仕德，先拜湛若水为师，后来卒业于王守仁。该学派认为“心”是世界的本体。所谓“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薛侃《语录》）。又提出认识人应从“可见可闻”人手。说：“学不明，世儒只在可见可闻、有思有为上寻学，舍之，便昏债无用力处”。“道本家常茶饭，无甚奇异”，“世人好怪，忽近就远，舍易就难，故君子之道鲜矣”。在社会伦理观方面，提倡舍生取义。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忘躯求道之意”（薛侃《语录》），“重生是养口、体者也，成仁取义是养大体者也”。儒家这种“舍生无欲”与佛老不同。佛老“二氏之敝，在遗伦”。即儒家舍生是不借以最大代价履行社会义务，而佛老的空无是逃避社会责任。该学派主要著作有薛侃《语录》；薛侃门人《研几录》。 北方王门学派
北方之为王氏学者独少，穆玄菴既无问答，而王道字纯甫者，受业阳明之门，阳明言其“自以为是，无求益之心”，其后趋向果异，不可列之王门。非二孟嗣响，即有贤者，亦不过迹象闻见之学，而自得者鲜矣。北方门是明代阳明心学“王门七派”之一，而洛阳王学又是北方王门的主力军。此派学者在学宗阳明的基础上多有发明，为阳明心学北移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时蔚为北方大宗。它即是阳明心学在北方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学派，也是传承“洛学”的重要学派。 楚中王门学派
湖南一方的王守仁门人学派.代表人物有蒋信、冀元亨.蒋信，字卿实，号道林，明朝中后期楚之常德(今湖南常德市)人.嘉靖年间进士；官为户部主事，转兵部员判、郎，又为四川佥事，兴利除害，禁道士妖术；升贵州提学副使，建正学书院和文明书院.后归故里，建学校于桃花冈，学徒云集.曾先后拜王守仁和湛若水为师，学术得于湛若水较多.该学派主张"心"是世界的本体，心产生"气",即"太和","气一分殊"产生世界万物.(黄宗羲：《明儒学案·楚中王门学案》，本文下同)认为"人除却血肉，只有这一片精灵唤做心"."命之曰心，本取主宰之意，心之活泼泼处是性.""宇宙浑是一块气",亦称"太和",源自于"穆",即无或默，源自于"命",源自于"道",源自于"诚",源自于"太极",穆、命、道、诚、太极皆同义，总之是"一个神理".从"心"来看，便看到"心"产生"气","心"活泼拨的性质便是"天性之命".事物同出于一个"太和",所以形形色色，原因是"气一分殊".又认为释学为"空",儒学为"空处见实".说："要之，圣学与释氏，智原是不同，释氏只要见一个空，圣人却是于空处见万物一体.自身与万物一例，所以此心便无所不贯，人伦日用，何处容增减一毫?"该学派主要著作有蒋信著《桃冈日录》. 左派（浙中王门学派）
代表人物有钱德洪、王畿。钱德洪，字洪甫，号绪山，明朝中后期浙江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人。王守仁平定“震源之乱”后，返故里，钱德洪与同邑人范引年、管州、郑崽、柴风、徐珊、吴仁等数十人同拜其为师。因到余姚投师的人日益增多，钱德洪与王畿代师疏通学术大义，一时称其为教授师。嘉靖年间，王守仁出征在外，钱、王二人代师主持书院。然后，钱德洪出任苏学教授。王畿，字汝中，别号龙溪，山阴（今浙江绍兴县）人，拜王守仁为师。会试得中，却未廷试而归，重返王守仁门下。前后四十年无日不讲学。自北京、南京及吴、楚、闽、越等地，到处都有讲舍，尊其为儒宗。该学派认为“良知”说是当世学术的精髓。认为，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仁”，以唤醒人心，求“仁”就是孔氏学说的精髓；战国时期，孟子又提出“义”，没有“义”，“仁”无由达到，“义”便是孟子学说的精髓；晋梁以来，佛老泛滥，宋儒遣复古礼，执“礼”便是宋儒学说的精髓；王守仁提出“良知”，以“良知”启迪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学术的精髓。（黄宗羲：《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本文下同）学术精髓都是因时而立。该派固守师说。坚持以先天统后天。主张“和而不倡”，说：“吾人之学，切忌起炉作灶，惟知和而不倡，应机而动。故曰'乃见天则，有凶有咎，皆起于倡”。认为“正心为先天之学，诚意为后天之学”，“心”即“良知”，是框定世界万物的规矩或标准，一言蔽之，是“先天统后天”。还说：“谨独（慎独）即是良知”，“良知不由学虑而能，天然自有之知也”。该学派著作有王畿《论学书》、《语录》、《致知议辨》；钱德洪《会语》、《论学书》。 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创始人是中国明代学者王艮，属于阳明学派的分支，被称为“左派王学”[7]。其学说的特点是简单易行，易于启发市井小民、贩夫走卒，极具平民色彩，故流传甚远。
嘉靖五年（1526年），王艮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主讲于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开始泰州学派的创立之先河，学生多是下层社会人士，如农夫、樵夫、陶匠、灶丁等。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标揭，阐述“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虽被斥为异端，却道出小市民的心声。其门下有朱恕、颜钧、王襞、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焦竑、周汝登等人。
但因过于狂禅，《四库全书》不收李贽、罗汝芳、颜钧、何心隐、周汝登等人的著作。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王艮门人辑有《心斋全集》6卷。
阳明左派
王守仁死后不久，其学说开始分化为左派和右派，并逐渐向下层转移。阳明左派以王艮、颜钧、何心隐、李贽为代表，他们不仅更加反对程朱理学，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礼教也有微词。该派以王艮居首，倡导发挥人之自然本性，比较接近广大下层民众，其学说已经多少改变了原来巩固封建统治的性质，被视为异端，特别是李贽，被人称为“异端之尤”。又因为王艮是泰州人，所以该派又叫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王艮
王艮（1483—1541），明代哲学家，泰州学派创立者，初名银，师王守仁为其改名，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东台）人。有《王心斋先生遗集》。认为“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凡涉人为，便是作伪”（《遗集》卷一《语录》）。著名命题是“百姓日用即是道”。又有“淮南格物说”：“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如格式之格，即洁矩；吾身是“本”，是个“矩”；家国天下是“末”，是个“方”。矩正则方正，强调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以“安身立命”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因泰州在淮河以南，故名“淮南格物说”。 异端分子李贽
李贽（1527—1602）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原姓林，名载贽。中举后改姓李，避穆宗讳而改名贽。号卓吾、笃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师出王艮之子王襄。著作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温陵集》、《初潭集》等。其思想深受王守仁和泰州学派影响：李贽公开以“异端”自居，毕生以反对礼教、抨击道学为己任。其思想受王守仁和泰州学派的影响很深。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①以心为本的“童心说”伦理哲学观。
②“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利义观。
③“经史相为表里”的历史观。
④以气为本的自然观。
⑤在文学方面，李贽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
元代吴澄的心学观
说到心学，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宋明理学中的陆王之学。应当承认，这种联想由来已久，在吴澄（1249-1333）生活的元代，时议已将所谓“以心为学”的心学头衔加诸陆九渊。由于治心之学一向被视为佛老二氏的禁脔，因此，陆学被目为心学，正如它被指为禅学一样，其中不无贬损之意。吴澄则认为，这种观念基本上是一个误会：心学并不独指陆学，从尧舜直到周程诸子无不以心为学；儒家有着足以与佛老之学颉抗的心学传统。
吴澄的这一新见，从直接的意义上说，是为陆学进行了辩护，而其更广的意义则是为心学正名。为心学正名，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指出（毋宁说是发掘）从尧舜到周程诸人的心学成分，其次还必须对儒家心学与佛老养心之学作出区分。以下，我们就来检视这些论证（arguments）。
一
吴澄所说的心学究竟何指？在吴澄所著书中找不到一个有关心学的定义（definition），多数情况下，他直接使用了“心学”这个词而未加以说明。因此，我们只能借助于语用学（pragmatics）分析来了解。
吴澄说：
以心为学，非特陆子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颜、曾、思、孟，以逮邵、周、张、程诸子，盖莫不然。故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也。（仙城本心楼记，26：11a）
“以心为学，非独陆子为然”，这句话至少肯定了陆九渊是“以心为学”；而“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也”，这句话则至少肯定了陆九渊之学是“本心学”。综合这两句话，不难推知：“以心为学”即形成所谓“本心学”。据此，不妨认为，“以心为学”是对“本心学”的一个解释，它表明这种“本心学”是以“心”为研习对象。
严格而言，“本心学”应当是“以本心为学”，即以“本心”为研习对象。如果说“以心为学”就是“本心学”，那么，“以心为学”中的“心”应当是指“本心”。吴澄将“本心学”直接理解为“以心为学”，这反映出：对他而言，“心”与“本心”的区分并不十分严格。当然，换一个角度说，“本心“与”心“也的确未可截然相分，“本心”的“本”字可以视为形容词，这样，就象白马同样是马，“本心”也仍然是“心”，因而，“本心学”毫无疑问从属于广义的“心学”。吴澄在别的地方即用了“心学”这样的提法，如：
心学之妙，自周子、程子发其秘，学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无欲故静”， 程子云“有主则虚”，此二言，万世心学之纲要也。（静虚精舍记，24：29b）
从“万世心学”这样的提法来看，“心学”的存在决非一日。这里所说的“心学”固然可以理解为“本心学”，但是，如果考虑到“本心学”这个名称出现时间较晚（“本心学”之闻名显然与陆九渊有关），那么，使用“心学”这个名称就比用“本心学”更有普适性。而当吴澄把心学之妙归结为周程之语时，这里的“心学”就更非陆九渊式的“本心学”所能代替。当然，就形式而言，“心学”一词未尝不可以视为“本心学”一词的简称，因而，言“心学之妙”、“万世心学”而不言“本心学之妙”、“万世本心学”，就可以理解为出于行文从简的考虑。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此处姑且不论，确定无疑的是：吴澄是用了“以心为学” 而不是“以本心为学”这样的提法来说明他所说的“本心学”或“心学”。因此，如果把吴澄的“心学”简单地理解为就是指有关“心”之诸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二
把“心学”理解为有关“心”之诸说，而不是某种特殊的“本心学”，这对吴澄论证从尧舜直到周程诸子皆是“以心为学”也比较有利。这样一来，只要能找出他们有关于“心”的说法，也就达到了论证的目的。相对于主要只是孟子陆九渊等人所使用的“本心”概念，“心”则是大多数学者都会涉及的名词。因而，要发现有关“心”的学说，比起寻找有关“本心”的讨论显然容易得多。且看吴澄是怎样论证自尧舜以至于周程诸子皆是“以心为学”的。
吴澄首先论证：儒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要以心为学。对儒家而言，所求者无非“道”也，《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而“道之为道，具于心”（仙城本心楼记，26：10 a），因此，吴澄的确有理由提出如下的反诘：“岂有外心而求道者哉？”（仙城本心楼记，26：10 a） 以求道为己任的儒学，其与世俗之学的分别在哪里呢？吴澄将之概括为实与华、内与外之别：“夫学亦多术矣。词章记诵，华学也，非实学也；政事功业，外学也，非内学也。”（王学心字说，5：27b）那么，如何又才能称得上实学、内学呢？“知必真知，行必力行，实矣，内矣。”（王学心字说，5：27b）
顺此思路，一直追问下去，吴澄最后就推出“舍心而他求，则无以为学”这样的结论：
然知其所知，孰统会之？行其所行，孰主宰之？无所统会，非其要也；无所主宰，非其至也。孰为要？孰为至？心是已。天之所以与我、人之所以为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学何学哉？（王学心字说，5：27b）
单从理论上说明儒学是“以心为学”，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吴澄乃进一步提供了一些具体例证。从尧舜到周程诸子，儒家薪火相传，为数众多，吴澄当然不可能一一作出说明，他只选择了若干代表进行分析。
1．孔子 要论证儒学是“以心为学”，不能不考察作为儒学创始人的孔子的思想。然而，遍观《论语》，很难找到孔子有关“心”的言论。吴澄当然无法否定这一事实，但是他作出了两点解释。首先，《论语》中虽然没有记载孔子有关“心”的言论，但孔子教导弟子在日常事物上处理得当，其中正体现了“心”的作用：“孔子教人未尝直言心体，盖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于其用处，各当其理，而心之体在是矣。”（仙城本心楼记，26：10a）易言之，“圣门之教，各因其人，各处其事，虽不言心，无非心也。”（王学心字说，5：27b）其次，《论语》中没有记载，并不代表孔子就从来不言心，事实上，孔子言心之语就见于《孟子》之书：“'操舍存亡，惟心之谓’，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见于《论语》之所记，而得之于孟子之传。”据此，吴澄结论说：“则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时学者未可与言，而言之有所未及尔。”（仙城本心楼记，26：10a） 前一个解释难免有附会之嫌。后一个解释倒是提供了文本根据，但与孟子原文小有出入：“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孟子只说“操舍存亡”是孔子之言，“惟心之谓”则是他自己的推测之辞，并非孔子的原话。吴澄在引用时，把“操舍存亡，惟心之谓”直接当作孔子之言，这是不够准确的。不过，这种说法可谓前有来者：程朱即以此言归之孔子。[5]孔子既有此语，因而在吴澄看来，将其列入心学之统系，自是理所当然。
2．孟子 如果说，以上对孔子“以心为学”的论证尚不无牵强之意，那么，吴澄在论孟子“以心为学”时则显得更有理据。吴澄说：“孟子传孔子之道，而患学者之失其本心也，于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云'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则蔽于物，心之官则思。先立乎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夺也。’”（仙城本心楼记，26：10b） “失其本心”之说固为孟子所创：“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告子上》） 然吴澄文中所引孟子诸语[6]是否即本心之教，《孟子》书中对此并无明确指示，不过是吴澄个人的理解而已，因此尚须推敲。从孟子原话的上下文来看，“放其心而不知求”中的“心”当是指仁义之心，而“心之官则思”中的“心”则是指知觉器官，这两句话中“心”字用法并不相同。仁义之心可以说是本心，而作为知觉器官的心则不能说就是本心，二者不可一概而论。吴澄将之一并列于孟子“明指本心以教人”之后，不能不说有欠分疏。不过，无论孟子这些话是否为“本心之教”，明白无误的是：它们都是有关“心”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可以说孟子是“以心为学”。就儒家心学的历史来看，孟子是真正开启源头的人物。虽然吴澄将心学之源上溯到尧舜，但也不能不承认：“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王学心字说，5：27b）
3． 宋儒 宋儒当中，陆九渊“以心为学”这一点已毋容多说，因此，吴澄主要的任务是揭示其他诸子的心学思想。吴澄历数了邵、张、周、程等人有关“心”之观点：“邵子曰'心为太极’，周子曰'纯心要矣’，张子曰'心清时，视明听聪，自然恭谨，四体不待羁束而自然恭谨’，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入身来’。”（王学心字说，5：27b~28a）。心性论是宋代儒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宋儒的思想中要找出有关“心”之说法并非难事。不过，一般认为，宋儒之中，陆九渊的哲学更集中于有关“心”的理论。如果要从严格意义上讲“以心为学”，恐怕只有陆九渊的哲学比较符合。吴澄既肯定孟子学为“陆学之所从出”（仙城本心楼记，26：10b），同时又认为邵、张、周、程“皆得孟子之正传者也”（王学心字说，5：28a）。其实邵、张、周、程等人自身并无这种认同，吴澄也并非不了解于此，而他之所以提出此说，无非是藉此提醒人们注意陆九渊之外宋代其他学者的心学思想而已。
不止于此，吴澄标举儒学皆是“以心为学”的整个目的，也正是为了彰显儒家的心学传统这个一向为人忽视的领域。矫妄必先过正，儒学皆是“以心为学”，这样的提法难免过甚其辞，但是，吴澄的论证向人们表明：儒家并非如常人想象的那样缺乏有关“心”的讨论，事实正相反，儒家自始至终都在关注“心”的问题。
阳明心学与启蒙思想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浙江余姚人。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为梨洲先生。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的斗争，几遭残杀。明亡后返回故里，课徒授业，著述以终，至死不仕清廷。一生著述甚富，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五十余种，近千卷。后人编有《黄梨洲文集》。他治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经世致用。 ①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观。《明夷待访录》把锋芒直接指向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害——国君。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因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而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失，固其所也。”（《明夷待访录·原君》）所以“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肯定“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这部书在清初不胫而走，引起有识之士的共鸣，对清末民主思想的兴起，亦起过鼓动作用。
②经世务实的历史观。黄宗羲在各种学问中尤以史学成就为最。他的主要著述几乎都是历史方面的。认为“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国可灭，史不可灭”。他论史注重史法，强调徵实可信。所著《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开清代浙东史学研究之先河，对研究明代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发展很有价值。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以研究历史著称的浙东学派。
与黄宗羲同期的唐甄（1630—1704）是清初批判君主专制的又一健将。他通过对“君日益尊，臣日益卑’的君主集权过程分析，指出专制权力造成双重恶果，一方面，使“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之不类于我”（《潜书·室语》），势尊无加；一方面则形成“自尊则无臣，无臣则无民，无民则为独夫”（《潜书·室语》）的政治孤立困境。他们的言论，如电掣雷鸣，震撼了窒息已久的思想界。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自二十七岁起始撰《天下郡国利病书》。明亡后曾多次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潜心著述，不再入都。学问广博，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一生为学，实事求是，不立门户，不分畛域，一归于经世致用。 他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舍经学无理学”的哲学观。顾炎武承继明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他赞成张载关于“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学说，承认“气”是宇宙的实体；“盈天下之间者气也”，“非器则道无所寓”。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认为“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应该结合，并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句古训，肯定社会历史（“文”）的探讨和操守气节（“耻”）的砥砺同样重要。在面临着以什么取代心学的抉择这个问题上，他选取了经学，认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提出了“舍经学无理学”的命题。
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观。顾炎武明确区分“国家”和“天下”两个概念。认为“国家”指一家一姓的王朝，“天下”则是万民的天下。他大声疾呼“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近人梁启超把顾炎武的这一观点总结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提出了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即“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亭林文集》卷九《守令》）。实际是要改良现行封建制度中的君主“独治”，实行“众治”。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后世学者或是继承了他的为学方法，或是发扬了他的治学精神，不仅演成了乾嘉汉学的鼎盛局面，而且取得了清代学术文化多方面的成果。 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明崇祯举人。明亡后也同样多次参加抗清斗争。后徙居于湘西石船山下草堂，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垂四十年，至死不仕清廷。一生治学以北宋唯物主义学者张载为宗。他治学领域极广，目的在探寻“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以便经世致用。他学术成就宏富，尤以哲学、史学、文学最为卓著。生平著述极富，多至百余种，四百余卷，惜生前未得刊行，渐至散失，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①以气为本、“氤氲生化”的哲学观。王夫之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化”论，对宋明理学做了批判性的总结。针对宋明理学 “道在器先”、“道本器末”的唯心主义观点，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虚空者，气之量。气弥沦无涯而希微不形，则人见虚空而不见气”（《张子正蒙注·太和》）、“气者，理之依也”（《思问录·内篇》）。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气”和“器”是物质实体，而“理”和“道”则是客观规律。他用“氤氲生化”的命题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看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对立统一之中，承认“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也认定“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由此而建立了他的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指出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发展过程。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是随着环境习俗的变化而变化的，否定了“人性不变”的说法。在知行关系上，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和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的论点，强调行是知的基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总之，王夫之已经初步用辩证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研究事物，把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②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观。王夫之在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维护封建中央集权，但要求改革政治，主张限制君权。他的名言是“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鉴论》卷十七），强烈主张“公天下”，“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非一姓之私也”，反对“以一人疑天下”，“以天下私一人”（《黄书》）。
③“见诸行事”、经世致用的历史观。在史学上，王夫之反对“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的复古思想，主张“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乎？”（《读通鉴论》卷六）“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三）。也就是说历史研究要针对现实社会的需要提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他还继承和发展了唐代学者柳宗元重“势”的思想，提出“理势合一”的历史进化论，认为“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 方以智和颜元
明末清初之际的有名思想家还有方以智和颜元。
方以智(1611～1671)，明末清初思想家、科学家。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泽园主人、浮山愚者、宓山子、鹿起山人、愚者、江北读书人等。桐城（在今安徽）人。崇祯进士，任翰林院检讨。明朝灭亡后，辅佐南明政权。毕生以气节、学问自许。通晓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和当时刚传入的西方近代科学，对天文、地理、历史、物理、生物、医药、文学、音韵等都有研究。自负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熔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决的道理。特别强调“质测”（实验科学）的知识，主张“寓通几（哲学）于质测”。认为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认为“盈天地间皆物也”，“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物理小识》），反对“离气以言理”、“离器以言道”的宋明理学。主张“以实事证实理，以前理证后理”的认识方法。著述甚丰，主要有《东西均》、《博依集》、《浮山文集》、《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四韵定本》等。
颜元(1635～1704)，清初哲学家，颜李学派创始人。原字易直，后改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强调“躬行践履”、讲求实用，对清初朴实学风的形成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颜元极为重视教育的职能，提出了“本原之地在学校”的思想。政治上反对豪强兼并，主张“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李塨《习斋先生年谱》）。他的实学思想为其学生李塨继承和推衍，形成清初学术史上一个有影响的流派，即“颜李学派”。
在社会急剧变动的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人尖锐的反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已经达到了民本传统和的极限，具有一种冲破千年专制网罗之潜势，一旦新的阶级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这种文化精神，经过改造，便将直奔民主主义。只可惜，由于满清奴隶主贵族入主中原，这一线民族主义的曙光迟到了两百多年！
日本心学
心学在当时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影响很大，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最早受其影响的是日本心学的创立者近江（今滋贺县）人中江藤树（公元1608－1648年），也被称为“近江圣人”。日本心学在中江藤树开创之后，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具有强烈内省性格的德教派（一说存养派），另一派则注重实践，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事功派。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多年中，始终处于官学统治地位的是朱子学，心学则作为下级武士和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而处于被压抑、受排挤的地位。然而，在幕府末年心学成了维新志士所普遍信奉的一种哲学，并因此为维新运动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雄飞庙堂的思想家和领导人。他们以心学作为解放思想的武器，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主张，打破了朱子学固守儒学的孤陋习气，开启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瓦解日本封建体制的倒幕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由此日本社会开启了通向近代化的大门，而受心学影响的明治开国元勋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则直接提倡民权、民主、废藩置县，为日本实现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这在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确实是值得一书并须进一步加以研究的一章。
1988年，日本全国汉字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日本国士馆大学教授志贺一朗专程来新塘，四处探访考察有关湛若水资料和遗迹。回到日本后，编撰了实地考察报告《王阳明与湛甘泉的旧迹调查》和《陈白沙与湛甘泉》。志贺一朗博士花了大半生精力，研究湛若水的生平与学说，先后出版了《王阳明与湛甘泉》、《湛甘泉的研究》、《湛甘泉的学说》、《湛甘泉与王阳明的关系》、《湛甘泉的教育》等五部专著。除了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学者，都对他的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
石门心学
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德川时代“町人的哲学”或“道德性实践之实学”，在日本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心学与儒学有关，从而具有中日思想比较研究的价值；心学阐释职业伦理与商人赢利的合理性等，与中国经济思想史有联系，成为两国经济思想比较以及东亚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心学赋予经济伦理以宗教意义，被称为类似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新教伦理”， 具有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意义，从而又有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价值。
韩国心学
阳明学在韩国的发展可分为初传期、奠基期、实学派摄取期、确立期、江华期、近代兴复期六个阶段，不仅前后的渊源流别极为清楚，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的本土学派。其中郑霞谷专治经学，由朱子转入阳明学后，则在心学体系的发挥上多有贡献，其生气论、理气非二观、生道论等思想，均能自成一家之言，构成了他的理论学说的主干，既是对中国阳明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显示了自己对生命智慧的看法或见解。故韩国阳明学的成立，实应始于霞谷。
近当代心学
贺麟的“新心学”
由中国近代哲学家贺麟于20世纪40年代建立，贺麟因此也成为中国近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贺麟的“新心学”，是对中西文化的融通，是中国的陆王心学与西方的新黑格尔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贺麟新心学思想体系的特点之一就是调解两个对立面，使之融和合一。新黑格尔主义以主观唯心主义来代替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以形而上学来修正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论述，知行合一新论与直觉论，'心即理’的唯心论，构成了他哲学思想的主要部分。”
代表贺麟新心学的著作有《文化与人生》、《近代唯心论简释》等。 陈复的“盘古心学”
心灵儒学：盘古心学
当代陈复开始提出“心灵儒学”。儒家的学脉自清末已经全然中断，西学东渐的过程里，中国的圣人学问开始“哲学化”，而有新儒家的诞生；然而，回归成圣的本来面目，才是儒家能对混乱的世局与世人能张开的贡献。因此，陈复重新提倡心学，继承阳明学的道统，再开“盘古心学”，创办书院讲学，教育弟子，并组织“心学联合论坛”，透过网路论学来从事生命教育。
盘古心学的创生使得心学开始有新的动能，这种心学包容儒释道传统三教思想，兼融新世纪思潮、分析心理学、海德格存在哲学以及各大宗教思想，大力著墨儒学深刻的灵性层面，而蕴生出极其特殊而新颖的儒学面目。目前正在台湾发展中。
盘古心学的特征，其思想要点在于对“内圣外王”的路径有清晰诠释，与孔子、孟子、阳明子一脉相承，认为「本体」即所谓的仁、性善及良知，并凝炼出一套本体工夫论，透过观念工夫和实践工夫臻至天人合一的冥契道境，进而开展出以心性为基础的外王事业。陈复重新诠释《大学》，作《子曰大学》及《盘古心经》及传；更聚焦於「自性」与「自我」的辩异，以弭阳明後学狂禅之弊。欲以呈现儒学于当代崭新的灵性风貌。
陈复生平：
字正凡，道号盘古子。西元一九七二年（民国六十一年）生于台北市，祖籍福建省南平市。
著有《狂飙的思想》（联经）、《申子的思想》（唐山）、《慎子的思想》（唐山）、《生命的学问：陈复心学书札》（唐山）、《大道的眼泪：心学工夫论》[8]（洪叶）与《心灵的学校：书院精神与中华文化》（洪叶）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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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百科名片
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礼记?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论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此段。但《大学》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可供参照意涵，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发行的第五版将“格物致知”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
书法
东汉郑玄最早为「格物致知」作出注解，而自从宋儒将《大学》由《礼记》独立出来成为《四书》的一部后，「格物致知」的意义也就逐渐成为后世儒者争论不休的热点议题，以至于今。现在社会上关于「格物致知」的流行诠释是根据南宋朱熹学说的部份观点，认为「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道理。
“格物致知”包含现在所说的“实事求是”精神，但是，其内涵远比“实事求是”丰富。现今流行观点和朱熹观点的差异，乃是在关于「致知」的解释。朱熹所谓的「知」是知性─包含了智慧与知识─而现代流行观点的「知」只是指知识，这种观念变异可能是由于现今社会流行唯物论观点所产生的影响。
虽然朱熹乃是儒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代大儒，但他对于「格物致知」的观点之所以在后世成为主流，并非是因为获得后世儒家学者的普遍赞同。事实上，朱熹学说在南宋当时还因政治党争而被斥为「伪学」，而后世的许多儒家学者也更大力批判朱熹对于「格物致知」的学说观点。但因为朱熹的《四书集注》在元朝中叶就被官方采用为科举取士的应试准则，而自从明太祖开始独尊朱熹学说为《四书》上的唯一官方思想权威以后，朱熹学说更是成为明清两代历时五百余年在科举应试上的官方教条观点。因而朱熹在「格物致知」上的观点也就在数百年的官方教条权威下，成为后世社会上的普遍流行观点。所以在清末的洋务学堂中，就把物理、化学等学科称为「格致」，即「格物致知」的简称。
历史上的学说观点
「格物致知」的真正意涵，已是儒学思想史上的千古之谜。从最早为《大学》作注的东汉郑玄，一直到现代的儒学学者，已经争论了一千余年，至今仍无定论。明末刘宗周就说：『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而由刘宗周至今，又历三百余年，更增加了许多不同见解。中国历代学者对于「格物致知」的观念争议，以下就重点例举一千余年来儒学界的主要各家解释原文，并以粗体文字简略描述各家观点大意：
东汉
【郑玄】：事物之来发生，随人所知习性喜好。：『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
唐朝
【孔颖达】：事物之来发生，随人所知习性喜好。：『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学习，招致所知。格，来也。已有所知则能在于来物；若知善深则来善物，知恶深则来恶物。言善事随人行善而来应之，恶事随人行恶亦来应之。言善恶之来，缘人所好也。物格而後知至者，物既来则知其善恶所至。善事来则知其至于善，若恶事来则知其至于恶。既能知至，则行善不行恶也。』
【李翱】：万物所来感受，内心明知昭然不惑。：『物者，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9]
北宋
【司马光】：抵御外物诱惑，而后知晓德行至道。：『人情莫不好善而恶恶，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盖寡，恶且非者实多。何哉？皆物诱之，物迫之，而旋至于莫之知；富贵汩其智，贫贱翳其心故也。』『格，犹扞也、御也。能扞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矣。郑氏以格为来，或者犹未尽古人之意乎。』
【程颢】：穷究事物道理，知性不受外物牵役。：『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物来则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则意诚不动。意诚自定，则心正，始学之事也。』
【程颐】：穷究事物道理，致使自心知通天理。：『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格，至也，谓穷至物理也。』『问：“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之间，皆是理。”』『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由曰穷齐理而已也。』『物，犹事也。凡事上穷其理，则无不通。』
南宋
【朱熹】：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格，至也。物，犹事也。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未尽也。是以《大学》始教, 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裏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 此谓知之至也。』、『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之而至其极也。』
【陆九渊】：修持心性不为物牵，回复天理之知。：『天之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心即理也。』『此理本天之所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来无事胡乱。彼事物牵去，若是有精神，即时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坏了。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于此尽力焉耳。不然，所谓格物，末而已矣。』『学问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实；此古人格物致知之功也。』
【黎立武】：通彻研究《大学》所述的事物内容：『物有本末，指心、身、家、国、天下而言。事有终始，指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而言。由心身而推之天下，自本而末也。由平治而溯至格物，终必有始也。』『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后之知，盖通彻物之本末，事之终始，而知用力之先後耳。夫物，孰有出于身心家国天下之外哉！』
明朝
【王阳明】：端正事业物境，达致自心良知本体：『「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良知明觉者也。』『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於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发，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如意用於事亲，即事亲之事，格之必尽。夫天理则吾事亲之良知，无私欲之间，而得以致其极。知致则意无所欺，而可诚矣；意诚则心无所放，而可正矣。格物如格君之格，是正其不正以归於正。』、『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
【王艮】：规范反省自身行为，了知德行根本。：『格如格式之格，即后絜矩之谓。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絜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对上下前后左右是物，絜矩是格也。』『物格知至，知本也；诚意正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贯，是故爱人治人礼人也，格物也。不亲、不治、不答，是谓行有不得于心，然后反己也。格物然后知反己，反己是格物的功夫。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反其仁治敬，正己也。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此正己而物正也，然后身安也。』
【瞿汝稷】：止于应止之行，而可达致至善之知。：『射有三耦，耦凡二人，上耦则止于上耦之物，中耦则止于中耦之物，下耦则止于下耦之物。画地而定三耦应止之所，名之物也。故《大学》言物是应止之所也。格，至也。格物也者，至于所应止之所也。』
【蕅益智旭】：修持唯心识观，转意识[20]为妙观察智『正其心者，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也，诚其意者，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也，致其知者，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也，格物者，作唯心识观，了知天下国家，根身器界，皆是自心中所现物，心外别无他物也。』[21]
【憨山德清】：感通外境万物，致以化为自心真知。『物即外物，一向与我作对者，乃见闻知觉视听言动所取之境。知即真知，乃自体本明之智光。』『格即「禹格三苗」之格；谓我以至诚感通，彼即化而归我。所谓至诚贯金石，感豚鱼；格也。』『以妄知用妄想。故物与我相扞格。向之与我扞格者，今则化为我心之妙境矣！物化为知，与我为一。其为感格之格，复何疑问。』[22]
清朝
【孙奇逢】：『吾性之理，本之於天，具之於心，涵而为纯一之体，发而为灵明之用，其灵明之发而为最於一之念者，则良知是也。即良知之发，而识吾性之真，因推极其良知之用，以复还吾性之体；是王子良知之说，正有合於吾性，而不可以非者也。吾性之理，本之於天，具之於心，统而为彝伦之大，散而为万事万物之理，是万事万物之理，即吾性之所存也。本吾性之理，以格万事万物之理。穷万事万物之理，而益明吾性之理，是朱子即物穷理之说，亦有合於吾性，而不可以为非也。盖王子得吾性之要，朱子得吾性之全。不得其要，则泛滥而无本；不得其全，则缺略而不该。然所谓要者，即所以主宰其全，非於全理之外，而别有所谓要。所谓全者，即所以统具乎其要，非於要理之外，而别有所谓全，是吾所谓归於一者也。』
【颜元】：亲自实践验证，致使知性通达事理。『格物之格，王门训正，朱门训至，汉儒以来，似皆未稳。元谓当如史书「手格猛兽」之格，「於格杀之」之格，即孔门六艺之教是也。』『周公以六艺教人，正就人伦日用为教，故曰「修道谓教」。盖三物之六德，其发见为六行，而实事为六艺，孔门「学而时习之」即此也；所谓「格物」也。』
以上种种观点原文，只是择其重要学者加以摘录略述，实际历史上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观点。
当今的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一个表因果关系的词组。《礼记·大学》原文里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终、始即是因、果），“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物格而后知至”(事物被区格辨别而智慧才能获得)，“……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由此可见，[格]是指分析明辨。 因此，[格物致知]是指辨明事物的轻重、先后、因果、善恶等诸方面，以指导自己的言行思考。
观点争议的问题根源
儒家思想一直都是随著时代思潮而迁变演化。孔子虽是儒家的开创者，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乃是继承了春秋以前中国文明的民本思想传统。孔子一生的思想著述，主要在关心现世的政治与道德，并未在心性修为问题上多所关注，正如《论语?公冶长》记载了子贡对于孔子学问的感想：「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然而孔子当时的时代，早已有学者论述天道心性；例如孔子访周所拜见的老子，就在《老子》一书讲述「道」之玄理，还有《关尹子》一书也是当时的道家著作。即使是《管子》一书，也有〈心术〉〈内业〉等篇论述心性修为。可知此种後来形成道家传统的心性修为传统，决非是起于老子，正如儒家的民本思想传统并非起于孔子；否则，需要心性修为才能成就的中医传统，就不可能发生于老子之前。所以孔子逝後的儒家学者们，为了弭补孔子学说的不足之处，遂企图要吸纳融合当时道家与阴阳家的心性修为与自然哲学的传统。《子思子》之「五行观」与《公孙尼子》之「养气说」，就是战国初期儒家学者的此类努力成果。战国初期的子思，作《中庸》，首先以孔子的「中庸」思想为基础，而建构了儒家的心性理论。然而先秦时期典籍从未出现「格物致知」的相关词汇，所以「格物致知」应该不是先秦儒学思想，而是汉朝学者融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观念产物。而因为涉及了道家思想，所以也就造成後世儒者理解上的困难，也就形成了千馀年来的观点争议。
「格物致知」之所以难于解释，而使儒学界争论达千馀年。首先难处是因为「格物致知」乃是《大学》八目的基础功夫，更是「诚意正心」的修持基础，也就涉及了心性修为的根本基础，而超越了先秦儒家的思想深度，通于先秦道家之学。宋儒理学兴起後，儒家学者往往贬斥道家与佛家，因而也就愈加难以理解其原始意涵。在儒学历史上宋儒为排佛道两家，程颐自创「理」以取代「道」(孔子论道而未论理)，而朱熹更是无视《史记》记载而硬要认为“孔子访周所拜见的老子，并非道家老子，而是另有其人”。其次难处是因为「格物致知」的字义训诂难以适当，以致于不能适切解释字义；这也是因为缺乏相关《大学》作者意旨的文献，可供证明「格物致知」的正确意义。遂使以後诸儒各家解释，往往各自随意发明而强行解释，遂造成至今儒学思想上的千古疑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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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就有所谓专指“汉”族的说法。汉人血统基本上属于亚洲蒙古利亚人，而影响汉人血统的主要是四大民族：
古汉人，即秦汉时代汉人，属汉藏语系；
鞑靼人，主要包括匈奴人、契丹人，属阿尔泰语系；
东胡人，主要有鲜卑人，属通古斯语系；
古越人，古越人可能有马来亚语系，也可能有汉藏语系。
从相貌、体质上看，古汉人方脸，面貌中正；鞑靼人圆脸，面庞较大、粗放；东胡人长脸或瓜子脸，前额大，鳃及下巴较窄，小眼；古越人肤色稍黑，眼球突出，体毛少。所以今天汉人相貌千变万化，有人博众家之长，俊美；有人集众家之短，丑陋。
此外，汉人血统中还有大量的同属汉藏语系的羌、氐、党项血统，有部分不知源头的白人血统，以及部分突厥血统，极少量黑人血统。
不妨从上古时代开始，大约在4500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两支比较发达，人口众多的文明，一支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九黎部，以牛为图腾，首领蚩尤；一支是黄河中游的诸夏部，以龙为图腾，首领炎帝。九黎部善于制造和使用金属武器，民风剽悍。而黄河中游一带由于自然条件适宜，土地丰沃，农耕业发达，民风文弱。两大部族势均力敌，时常发生战争冲突。
黄帝部是诸夏的一支，居住在北方，自然环境恶劣，造就了他们尚武的民风。他们不服炎帝的旗号，由黄帝率领南下入寇，击败了炎帝，成为诸夏部的首领。
黄帝得势后，在部族内部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内部的联合和整顿，扩大部族首领的权力，安定农业生产，扩张军备，使诸夏部族得到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华夏”先民。化，就是华美、华丽的意思，夏，是广大的意思。“华夏”可以理解为穿着华丽衣服，住在广阔大地上的人。
黄帝整顿夏以后，开始入侵九黎部。九黎虽然不如夏发达，但他们拥有先进的金属武器，连续九次击败了黄帝的入侵。黄帝却从这些失败中总结出一些用兵的法则，最终一举击败九黎，杀死蚩尤。迫使黎人南迁，从此，夏族人周围便不在有强劲的，威胁民族生存的对手，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夏人将四周落后的民族称为蛮、夷、狄、戎。
蛮，是黎人南迁的一部，是后来楚人和今天苗人的先族。
夷，是黎人留守故乡的一部，后来的殷商。
狄，一部可能是鞑靼人的祖先，也有一部分白人，可能是突厥人的祖先。
戎，可能是一支闪米特人或者闪米特与土著黄人的混血后代，也有可能是与突厥先祖同源的一支白人或混血部族。
对四周落后民族，夏人采取了宽松政策，不压迫、不奴役，而是将夏人分封到各处做国君，实行“华君夷民”政策。
约4000-4200年前，夏人基本上取得了黄河流域的统治地位，并扩张到长江流域。此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大禹治水，大禹不仅治理的水害，而且将夏人的统治区域划分成为了九个行政区，即“九州”。夏人开始与周遍民族融合。
夏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持续了近1000年，直到公元前1600左右，黎人的后代（也可能是黎人与夏人的混血）商人推翻了夏人的暴政，建立了一个相对温和的王朝：殷商。在此之前，夏人称他们为“东夷”，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繁荣的青铜器时代。和夏人相比，商人更加具有包容性和开明性。商人的统治维持了近600年，这600年间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飞速提升，创建了文字系统，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历史阶段，同时农业、手工业、商业、艺术有了长足发，军事上战车也由西方传入中国。东方的黎人在与夏人对峙融合的1000年中一直处于下风，在不断的反省与学习中他们的民族习性发生了质的飞跃。但被打散的黎人无法凭借一个分枝与整个夏人集团对抗，他数百年后，这枝黎人便与夏人融合了，这次融合奠定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础，为后来汉民族的形成创造了各种有利的条件。
夏人与黎人之间对峙从上古开始，到公元前10世纪左右，持续了1500年或更久远。这两大民族的对峙非常独特，具有鲜明的东方色彩。虽然也有战争爆发，但双方总体上却能和睦相处，谁的科技和文化先进，谁就占据最富饶的黄河中游地区。失败利承认成功者的统治地位，成功者也没有残酷地迫害失败者；文化上双方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最终形成了民族、文化上的彻底融合。
周人居住在现在中国陕西一带，其国君是夏人。但国民血统未能考证，可能是夏人一支，也可能是夏人与狄戎的混血。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周人有可能间接甚至直接受到西亚文明的影响。他们大概是中国最早接触并使用铁器的部族，3000年前，他们虽然在人口与文化上落后于商，但军事技术处于领先地位。于是在公元前10世纪，周人以反对暴政为名，入侵中原地区。他们以4万5千精锐部队击败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自己的商军，一举攻克商首都朝歌，灭亡了商朝，建立周朝。
周朝建立，标志着夏人与黎人对峙的时代结束。经过长期融合后的中国北方，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周人。周延续并发扬了商的文化，文字和书写系统更加完善，铁器得到广泛应用，周的疆域扩张到了长江流域。在周的周边，有南方的楚蛮和西、北面的狄戎，同时，在四川盆地，古蜀人建立了国家。
楚蛮臣服于周人，是黎人的另一支，和商人相比他们没有什么显著的进步，十分尚武。周天子分封夏人的后代做了楚蛮国君，开始对他们实行教化、统治，并开发长江流域。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有成效的举措，虽然刚开始楚君的爵位仅仅是“子”，但楚人在楚君的领导下不断扩张并与周人融合，渐渐建立了一个几乎可以与整个中国北方抗衡的国家，还称了王，试图和周天子平起平坐。
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诸侯国，其中最大最长久的是中山国，中山人是白人，族源不可考，以酿酒著称。大部分狄戎部仍游离与周朝之外，不断侵凌，周后期渐渐形成匈奴。
因为地理关系，古蜀国与周朝联系不紧密。
周朝后期，一些诸侯国实力越来越强大，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国之间不断地兼并、融合，楚人渐渐周化，古蜀被秦灭，中山也被灭，狄戎不断南侵，一部分与周人融合。汉人的雏形乍现。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统一了文字、度量衡、货币，疆土扩张到了珠江流域。不久秦便被汉取代，古汉人正式形成。
古汉人主要有夏人与黎人融合而成，还古蜀人和部分狄戎，其中，狄戎既有黄人也有白人，黄人部族与鞑靼的祖先同源，白人部族不可考。
汉人的周边，北方有匈奴；东北有东胡；西北有白人，其中大部分与突厥同源，小部分是波斯人；南方有越人；西南有苗、彝等蛮族，苗人是黎人最后的后裔。
匈奴人属鞑靼，阿尔泰语系，基本上与汉人同时形成，稍早于汉人，并与汉人展开了数百年的对峙。匈奴游牧为生，居住环境恶劣，尚武，掌握先进的骑兵战术，虽然文明程度远不如汉人，却足以同汉人对抗。
西北的白人基本上不没有与汉人发生融合，但也有一小部分习汉俗，归汉化。
苗、彝等西南民族十分封闭。
汉人扩张到珠江流域以后，与当地土著融合，融合过程十分漫长。
汉击败匈奴，匈奴一部西迁，一部留守降汉。汉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大分裂大动荡时代，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而南方的汉人进一步开发珠江流域，原珠江流域的土著被汉人同化。汉族进入了第二个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大约有100万匈奴人，50万鲜卑人和其他各北方民族共计200万以上人口被汉人同化，而南方汉人同化的越人则难以统计。至公元7世纪汉人实现了第二次大统一，民族大融合基本完成。汉族的血统基本上与现代相同。
这一时期融入汉人的民族中，以鞑靼人为主，其次是东胡人和羌氐，以及少数突厥人。至于越人，难以数记。少数民族大约有300万至400万融入汉人，血统至少占当今汉人血统10%。
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明且具有包容性的朝代，唐代击败了突厥，使其被迫西迁，小部继续被汉人同化。唐代还出现了来自非洲的黑人“昆仑奴”，是汉人血统中具有了一丁点黑人血统，值得一提。
至宋代，鞑靼人和东胡人重新在北方崛起，契丹、女真、蒙古一步步深入中国内部直至完全灭亡中国。契丹人和党项人一部融入蒙古，一部融入汉。蒙古退回漠北后，汉人已经和现在没有什么差别了。
从人种文明起源分析：
公元前5600年，在亚洲东部的黄河中游形成了一个新石器文明——裴李岗文化。裴李岗人形成了原始村落，制作了红陶。前5400年，中原（包括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各地）又产生了磁山文化。这两个早期文化形成了中原文明的基础。至公元前5000年，仰韶人在中原崛起，不久他们占据了中原的统治地位。仰韶人对中原的控制直至公元前3000年才告一段落。虽然，我们仍无法判断他们是否现代中国人的直系祖先，但他们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
仰韶人并不孤独，在黄河下游（当时黄河在今海河与淮河之间经常改道）一带有着另一伟大的文明存在。公元前5300年北辛人建立农业文化，他们制作了黄褐色和红色的陶器。公元前4500年大汶口人代替了北辛人，这种代替可能是文化程度增高而导致的居民脱胎换骨，并不含有武力征服的意思。大汶口人基本控制了山东和淮北，部分延伸至江淮之间，另一部分沿渤海居住，所以简称之为山东文明（从北辛至以后的岳石）。大汶口人的文明程度要高于仰韶人，虽然高得并不多，但这微笑的优势却重要得足以使生活在鲁豫一带的仰韶人受到了更多的大汶口影响。大汶口人不是好战的民族，他们乐于将自己优秀的文化传播开去，并且他们善于航海，到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渤海、黄海以及日本海有许多优良的海湾利于建立港口，大汶口人可能建立的殖民地不在少数。
然而，中国文明不只是两元的，在吴越地区或者称长江下游还有一个文明起源。从公元前5000年起太湖一带历经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发展至洞庭、鄱阳两湖之间的长江沿岸，并肯定对三峡附近的大溪人产生过影响。吴越人的文明程度不如中原和山东，但在大陆东部仍是比较先进的。
三个文明分别代表温带大陆、温带海洋和亚热带河湖三种文明类型，其各自的特色是明显的。（一件有趣的事：巴比伦、埃及、克里特-迈锡尼三个大陆西部的文明与中原、吴越、山东三个大陆东部文明在地理位置上关于印度文明对称，且克里特-迈锡尼与山东均为海洋型文明。）
历史从它诞生开始，仿佛就已注定中国是要统一的。公元前2800年，中原逐渐兴起了龙山人（尽管“龙山”得名于山东的龙山），他们的文明程度比仰韶人高，是仰韶人发展的结果。于公元前2698年（此年代系根据辛亥革命时采用的“黄帝”纪年推得），龙山人在钜鹿与大汶口人展开空前的大会战，双方联军经过数次剧烈交锋，最终“黄帝”领导下的中原军战胜了以“蚩尤”为首的山东军。尽管山东人当时可能已制造了少量金属（铜）制武器，并会使用战车，但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落后民族击败先进民族的事例一样，中原人更善于陆地作战（如他们将定位机械应用于战车制成“指南车”），“蚩尤”的败死是正常的。这场会战是决定性的，此后几乎找不到山东文明先进于中原文明的任何证据了，无论在考古发现上，还是在文献考证上。从此，龙山人在以后200年间征服了大汶口人，使山东进入了龙山时代。大汶口人部分被处死或俘虏为奴，部分被同化，部分继续维持与中原的对立，部分逃亡海外。一个有趣的考古发现：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似乎是大汶口人的后裔，他们由山东航海至中太平洋的事实是惊人的。虽然，夏朝初年“穷羿”和“寒浞”曾先后以山东为基础控制中原，商末周初时中原人仍不遗余力地与东夷作战，春秋时齐国还在攻破一些弱小夷国的都城，山东人已经在与中原人的竞争中失败了。钜鹿会战的意义是世界性的：标志着在文明大陆东部，大陆型文明战胜了海洋型文明。此战之后，山东文明的海洋性消退了。
试想，如果当年“蚩尤”胜了，且此后山东文明对中原继续保持优势，大陆东部会如何发展？也许山东人在渤、黄、日本三海的温带沿海广布殖民城邦，类似于希腊；后来出现强大的国家统一山东城邦后，使日本海、渤海、黄海成为内湖，并向南吞并琉球诸岛（包括台湾）和苏浙福沿海，向西攻破中原人，建立类似于罗马的海陆大帝国。也许这样，越人不至于被赶入热带，而可以在长江中游及江南建立起一个越人的敌国。也许现在的世界会与现实完全不同。然而，“蚩尤”死了，山东失败了；历史是不容许任何假设的。
中原人战胜山东人约500年后，发生了著名的世纪洪水，“尧”、“舜”、“禹”先后执政。在“尧”后期至“禹”前期的半个世纪中发生了“三苗战争”，中原人对生活在洞庭、鄱阳间的三苗人（可能是吴越人的一支）发动征服战，终于由大“禹”完成。此后，在大“禹”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原与山东的联军对太湖、长江间的吴越人源头发动总攻，三个民族在长江下游誓死决战。这场战争的意义虽不如钜鹿会战，但也对大陆东部产生极大影响。吴越人经“相柳”、“防风”、“太人”三大领袖带领坚决抵抗，终于将大“禹”杀死在会稽山。吴越人避免了灭族，但此后再也承受不了北方的压力，开始大规模南迁。至汉代，越人分布于中国的浙、福、粤、桂以及东南亚的中南半岛甚至海岛，直至今日越人形成的庞大系统仍是东南亚主要种族的祖先。
总之，中国主要居民起初是由中原人、山东人大部分和吴越人一部融合而成，海洋性在中国基本消失，大陆文明占绝对优势。
公元前22世纪中期，继“禹”之后“启”成为中原的最高统治者，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如与“有扈氏”的战争），“启”终于成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开国君主，结束了中原的“禅让”时代。其实“世袭制”在各部落已经开始，而这次在中原的大同盟中得以实现意义更加深远，标志着中原国家正式建立，古代城市文明在中国初露端倪。后经“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几度盛衰，以夏为主的国家确立，汉人的雏形——华夏族业已形成。夏统治中原四百余年为商所灭。商代中国青铜文明达到高潮，商的青铜器遍布中国南北，“盘庚迁殷”后稳定的中央政权建立，直至公元前1066年被中所灭。周朝统治中原后开始大封建，中国建立了众多效忠于天子的诸侯国，道义上的统一与实质上的分裂并存。除楚国长期与周天子对立外，在公元前771年以前还没有出现公然不服从天子的例子。公元前841年，发生了被称为“国人暴动”的城市平民运动（这是中国明确纪年的开始）。直至公元前771年犬戎入侵成功，周迁都洛阳，西周结束。在这1400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但形成了完整的奴隶制国家，而且疆域扩大了20倍。人口也从300万增至1000万以上，不但形成了农业文明，也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大小城市。
公元前771年起至前221年是专制中国历史上的特例，公元前476年以前被称为春秋，以后被称为战国。迟到的铁器时代开始，农业空前发展，社会飞速进步（如秦国从春秋初确立奴隶制，到战国中期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中国史家称其为“礼崩乐坏”。这个时期，周天子的威望空前降低并不断衰落，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没有过中断，“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各显神通，到战国中期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而从春秋后期至战国中期，中国文明爆发出最大的火花，“诸子百家”是古代中国前期的最高峰，开创了空前的开放民主时代。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墨子以及众多兵家、法家纷纷创立自己的哲学或学术流派，向诸侯们献计献策，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百家争鸣”本身是历史变革的产物，它同时也推动着变革。
前221年，中国第一个皇帝经过15年的最后战争统一了中国，从形式到实质的统一，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诞生。秦始皇建立了“郡县制”，并统一了文字、货币、法律和度量衡，修建全国公路、拆除关塞壁垒，这对中国的统一有着极大的意义。虽然，早在周朝中国已基本上使用古汉语，除了方言上的习惯语和发音之外，各国使用的语言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但是，由于各国文字的不统一（甚至各国内部也经常有多种文字并用的现象），对互相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造成很大困难。文字的统一对汉族的融合与形成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货币、法律和度量衡的统一及全国公路的建立、“郡县制”的确立使中国形成专制大帝国有了基础。秦始皇在全国实行独裁统治，结束了从春秋起产生的民主氛围。他还建造了万里长城、阿房宫和始皇陵三大建筑，虽然如今当时的遗迹均已无存，但我们仍可想见当时的宏伟景象。秦朝随着始皇的去世也寿终正寝。历经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之争以及汉初与分裂倾向的斗争之后，至公元前2世纪后期汉武帝时，中国又成为统一繁荣的帝国，并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人口近6000万，陆地面积近700万平方公里，汉人主体已经形成。这比罗马基本疆域确立略早一些。基本统一的局面直至公元2世纪末的黄巾军起义才结束。
黄巾军起义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时代，后又进入著名的三国时期，经历近百年的分裂后由西晋王朝统一。但西晋的统一仅维持了20多年，于公元4世纪初因北方蛮族入侵而结束，汉人仅能统治南方。匈奴、鲜卑、氐羌、羯、巴各族纷纷建立国家，瓜分北国。北方陷入战乱和民族仇杀之中。在5世纪上半叶，北方为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进入南北朝时期。直至6世纪末，发端于北周的杨坚重新统一中国，建立隋朝。7世纪初，隋被唐代替，唐的昌盛直至8世纪中的“安史之乱”才结束。10世纪，中国再度分裂，而后宋朝建立，中国重新统一。此后，中国虽经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侵略或征服，不但没有灭亡反而将雪域、满洲并入版图直至今日。隋唐的皇族原本均不是真正的汉人，可是他们统治中国后很快与汉人融合，以至于汉人有时被称为唐人。进入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也大部被融合，比如盛极一时的鲜卑人就已不再独立存在。距今9000—7800年的贾湖文化居民，体质特征与现代中国北方人相似，与河南的下王岗组、庙底沟组，山东的大汶口、野店、西夏侯组特征一致，身高在170—179.9厘米之间。这说明中国文明是中国先民自己创造的，并非外来的。另一方面，中国远古时代也有白种人生活，他们参与了中国文明的缔造，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
包括楼兰、龟兹、焉耆、车师、月氏在内的讲吐火罗语的古代西域的诸国，就是欧罗巴人种，向东分布远达鄂尔多斯草原。在古墓沟墓地发掘的青铜时代墓地，碳14测定其中7个标本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310—公元前1535年之间。就是说，白种人来到中国塔里盆地的时间纺在距今4300年左右。古墓沟墓地的居民头骨与欧洲人种北欧类型很相似，在语言方面，吐火罗语是原始印欧语系中一种独立的语言，与意大利语极为相近。印欧语系有明显的地理特征，西部语组“一百”读音以K开头，称K语言；东部语组“一百”读音以S开头，称S类语言；吐火罗语“一百”却是以K开头（A方言中为k鋘t,B方言中为kante）。吐火罗语与米坦尼雅利安语、印度雅利安语、古波斯语对比，可以看出这些来到中国的原始印欧人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双马神是古波斯、古印度也共有的。新疆康家石六子岩画与八墙子岩刻有双马神，阴山岩画有双马神，商代青铜器上也有双马族徽，如父辛鼎“双马与大象”、作从｛（竹／垦）为一字，竹头在上面}“双马与豕”。妇好墓中的和田玉是由讲吐火罗语的人传入中原地区的。这些白种人与中国原王朝的交往是很早的。但汉代以后西域才广为人知。丝绸之路开通后，塔里木盆地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中转站，不同文化聚集、交溶，异彩纷呈。
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具有明显的西亚人特征。能成为这个像的原型的人，应当是一位在政治上有作为的人，在巫术盛行的年代，兼为大巫师。文献记载蜀地与中原关系密切，建木“大皞爰过，黄帝所为“；黄帝妻为西陵氏女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黄帝次妃方雷氏女女节，生少昊，降居江水。《山海经》说颛顼为昌意之孙，《帝王世纪》说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古代玛雅遗址也有白种人的像。可以看出，白种人是从中国到达中美洲的，不是从欧洲来到中美洲的。
古代山东也有白种人生活。据2000年“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传来的消息，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室与日本的有关研究机构合作，以山东临淄古墓群中古人类DNA为标本，提取并纯化了该地区2500年前、2000年前的古人骨DNA和现代人的DNA，并分别与从国际基因数据库中筛选的1300多个标本进行了DNA特征非常近似。2000年前的临淄人与现代的哈萨克斯坦阿尔泰人的基因特征非常近似，而当代的临淄人与现代的东亚人基因特征非常接近。文献中有白夷、白狄的记载，但其族属难以考证。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人是白种人，其来源不明。白种人曾在山东生活过是可以肯定的，后来或迁走，或融入了汉民族。借助现代技术，对更广泛的地域内的中国上古先民的基因进行对比研究已经成为可能。这方面工作的深入，可以帮助我们弄清上古时代不同和种的分布，对中华民族这一个概念有更科学更全面的理解。那种中国文明一元论的观点，那种孤立地静止地对待中华民族发展史的观点，已经立不住脚了。
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在历史上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融入中国文明这股巨大的洪流，中国文明并非一直是闭关自守的文明。
中国历史上部份少数民族的下落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五十六个民族，其中以汉族人数最多，其他民族人数相对较少，习惯上称之为“少数民族”。根据史籍记载，中国古代民族至少有一百六十多个，其中著名的有匈奴、鲜卑、羌、铁勒、柔然、回纥、突厥、沙陀、党项、契丹、女真等族，极大多数不在现存的五十六族之中。这些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或建立朝代，或统一漠北，都曾叱吒风云，而今安在？他们是消失在历史中，还是到那里去了呢？让我们来探究一下他们的下落。
首先说匈奴，匈奴崛起於河套阴山一带，从战国以来便是漠北的大族，控弦三十万，威胁秦汉帝国的北边，著名的万里长城就是为防御匈奴的侵扰而修筑的。秦汉帝国倾全国之力，软硬兼施，或和亲通好，或通西域断其右臂，或采主动攻击，深入大漠；终於大大削弱匈奴势力。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归降汉朝 ，二十多万众被安置於今内蒙古、山西与陕西北部及甘肃东部一带，为汉帝国守边。东汉后期，他们更进一步内徙到山西中部汾水流域一带，与汉人杂居。
曹魏时代，匈奴部众被编入郡县户籍，与汉人一样同为编户齐民，而融入汉族之中。五胡乱华时，首先起事的就是匈奴族的领袖刘渊，从他用汉人的姓，姓“刘”、命国号“汉”，可见他已以汉族自居了。
北匈奴则在汉帝国军队的攻击下，一部分由北单于带领，西迁至伊犁一带，再向西迁至东欧，就是四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匈人(Huns)的祖先，他们在多瑙河中游建立匈奴王国，其王阿提拉(Attila)号称「上帝之鞭」，曾挥军进攻罗马。这一支匈奴人后来融入匈牙利一带的土著之中。而留在漠北的匈奴人，据估计约占全部匈奴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则加入新兴的鲜卑，成为鲜卑族的成员。
总之，匈奴族，南迁的与汉人杂居，加入汉族，留在漠北的加入鲜卑，西迁的成为东欧民族的一份子，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代匈奴而起的漠北民族是鲜卑，鲜卑族兴起於今大兴安岭的鲜卑山区，后来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他们接受汉帝国的招抚，合力攻击北匈奴；北匈奴瓦解西迁，鲜卑代之而起，吸纳匈奴余众，主宰北方大草原，进而入居辽西，并进入关中，於淝水之战后，建立政权，成为五胡十六国的主要成员。进而以今山西大同一带为基地，统一华北，建立北魏王朝。在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下，禁胡服，断北语，在朝廷上限用汉语，改姓氏，如拓拔氏改姓元氏、独孤改姓刘、步六孤改姓陆、丘穆陵改姓穆；於是内迁中原的鲜卑族，逐渐融入汉族。隋唐以后，鲜卑族遂消失在汉族之中，不再是一个民族实体了。
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统治北方草原的民族，在西元402年建立柔然汗国，吸纳在大漠南北残存的匈奴、鲜卑等族，成为长城以南的北魏政权之主要威胁，经常南下攻掠。到了西元555年，柔然为新兴的突厥族所败，汗国覆亡，迁入中原的族人同化於汉族，残存於漠北的则融入突厥。
柔然灭亡后，北方大草原先后为属於突厥语族的突厥、铁勒、回纥所控制。突厥原住於阿尔泰山南麓，是匈奴的后裔，传说其始祖与狼交合，生十子，以狼为崇拜的图腾。突厥原臣服於柔然，西元六世纪中叶，击败柔然，占领漠北草原与准噶尔盆地。势力最盛时，其疆域，东起辽东，西至中亚咸海，北抵贝加尔湖，威胁隋唐帝国。西元583年分裂为东西突厥，东突厥控制漠北草原，西元630年为唐帝国所灭。
突厥控制阿尔泰山以西，於西元659年也被唐所灭。东突厥族众降唐，被安置在今鄂尔多斯草原。虽曾一度再兴，在漠北重建汗庭，但不久为回纥所灭，族众纷纷降唐，定居於内地。安史之乱时，政府军与叛军中，均有不少突厥人，他们后来都融入汉族之中，他们分别改姓浑、张、薛与汉人无异。西突厥也有降唐迁入中原的。
其中一支沙陀部被安置在今□北的盐州，与散处在关中的沙陀人结合，迁到山西太原一带，为唐朝征伐方镇，屡立战功。沙陀人在五代十国时期，先后建立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与北汉国，盛极一时。传说中的「十三太保」就是沙陀人。突厥亡后，族众除融入汉族外，一部分归附回纥，成为回纥族；一部分西迁至今阿富汗，在中亚建立塞尔柱突厥王朝及奥斯曼突厥王朝。
回纥原是漠北铁勒族的一个部落，受突厥的统治，后来乘突厥衰败之际兴起，於西元745年灭突厥，建立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的回纥汗国。过去其他北方民族如匈奴、柔然、突厥均与中原王朝对立，相互攻战，回纥则与唐帝国保持友好关系，唐朝三次将公主嫁给回纥的可汗，并且在唐朝「联回(纥)抗吐(蕃)」的政策下，回纥出兵助唐朝平安史之乱，共同抵制吐蕃的扩张。回纥汗国后期，内乱不断，汗庭於西元840年为黠戛斯攻破，族众主要部分南迁至山西北部，融入汉族之中。其他一部分在草原中，融入室韦部落中，后来成为蒙古族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西迁入今新疆与甘肃河西。在河西的回纥为西夏所败，但余众仍留居河西，明代称为撒里畏吾尔，今日称为裕固族；留在新疆的回纥在五代之际建立喀喇汗王朝，势力及於准噶尔盆地以西，伊犁河流域及南疆，其族众后技成为今日维吾儿族的主要成员。
契丹起於今内蒙古东边的老哈河流域，唐朝在此设松漠都督府。他们乘回纥衰败而起，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於西元916年称帝，东灭渤海国，西服回纥，北臣室韦，南入长城，建立辽朝，就是「杨家将」与小说《天龙八部》故事中的契丹王朝。西元1125年，辽为女真所灭，契丹人成为女真金朝子民；一部分称大贺氏的契丹人徙居呼伦贝尔，又称为达呼尔，后来也有不少徙居中原，改用汉姓，老国代胡格金台即达呼尔遗族。另一部分契丹人则投靠蒙古或西夏，西夏为蒙古灭亡之后，这一支契丹人也融入蒙古族。有一部分契丹人随蒙古大军南征云南大理国，后来落籍於大理施甸、保山、腾冲、永德、龙陵、西双版纳等地，现有十五万人，以姓阿、莽、蒋为多，有些人家至今仍供奉耶律氏牌位，甚至还有一部分从云南搬迁到台湾的。元朝灭金之后，金统治下的契丹人，被元朝列为「汉人」与汉族杂居，融入汉族。来台的契丹后代可考的，以吴、张、何、陶、白、黄、贺、胡、金为显族。
女真族分布於今西伯利亚东部，库页岛、伯力、黑龙江一带，南到今东北松花江、牡丹江。唐朝在此设黑水都督府。辽朝成立时，臣服於契丹。辽人灭渤海国，将渤海人迁走，渤海人或逃至高丽，或逃入中原，成为高丽人或汉人。女真人遂迁至渤海故地，其分布遂扩至今辽宁南部。女真后来联宋灭辽，然后入侵中原，攻入开封，俘虏徽、钦二帝，中原尽入女真金朝版图；女真乃移徙大批女真人、契丹人、奚人於中原。这些移入中原的族众，在金亡於蒙古的元朝之后，均被视为「汉人」，与汉人杂居，迅速汉化而成为汉人。据估计，当时居住在中原的女真人约有二百万。至於留在东北约也有二百万的女真人，元亡之后，明朝设卫所羁糜统治，满清建国之后，改称满人。而居於内蒙的四十万女真人则归附蒙古，成为蒙古族的一部分。明朝建立后，有不少女真部族归附，明政府将其领袖留住首都，而将其部众充军，连同家小散处於全国各地的卫所，与汉族杂居，甚至改用汉姓，融入汉族。闽南的粘氏宗族即为女真人，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他们是女真名将俘虏徽、钦二帝的粘罕(完颜宗翰)之后，其第六世曾协助元丞相耶律楚材，在元朝任官。第八世迁居泉州晋江，清代中期族人有移居台湾的，今日多住在南投、彰化一带，彰化福兴乡滨海地区旧称粘厝庄的地方，是粘姓居民最多的聚落。满清入关之后，满人逐渐汉化。
且因八旗驻防全国各地的制度，使满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久而久之遂融入当地，成为当地人。民国成立之后，满人多隐蔽身分，改用汉姓，或姓金，或姓罗，甚至自称是汉族。其实他们大多早已不会说满语，不识满文，而使用汉语、汉文，与汉人无异。只有少数在东北偏远的满族自治县乡村，与迁到新疆驻防的锡伯族人，还说满语，保持满人的生活习惯。
至於古老的羌族，原活动於陕西西部、甘肃南部与青海河湟流域一带。东汉时，西羌经常与朝廷发生冲突，是东汉头痛的边患，董卓就是在凉州以平羌乱而兴起的。东汉每次打败羌人，便将他们迁入关中。三国时代，关中羌人已有四、五十万人。五胡十六国时期，羌人还建立后秦政权。他们长期与汉人杂居，遂融入汉族。但有一部分羌人则与鲜卑人合成吐谷浑人，住居於甘肃、青海一带，信仰佛教。唐代后期，吐谷浑一部分迁至山西北部，融入汉族。其住居於青海的，则融入藏族。另外一支党项羌则受吐蕃的压迫，迁至今甘肃、宁夏与陕北一带，逐渐吸收汉族文化，而形成西夏人，建立西夏政权(1032-1227)。敦煌石窟中就有许多西夏的碑刻壁画。西元1227年，西夏亡於蒙古之后，族人大部分同化於汉族之中。一部分留居西夏河西故地，今河西走廊一带不少居民是西夏遗民。另一部分西夏人则被安置在河南南部，今南阳、泌阳、信阳、方城一带。还有一部分被迁到河北居庸关与保定一带。居於原地党项羌人则迁到今四川西北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明朝在此设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他们融入吐蕃，成为藏族的一部分。如今羌人已不再见於华北、中原，只有在四川西北岷江上游，即九寨沟与成都之间的山区，仍有羌人的聚落。
总之，中国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多已在历史中消失，如匈奴、鲜卑、柔然、回纥、突厥、沙陀、契丹、渤海、女真、羌、西夏等族，他们除了极少部分迁徙到境外，如北匈奴迁到中亚、东欧，西突厥迁到中亚之外，主要的部分则因迁入中原，与汉人杂居，而融入汉族；另一部分则彼此融合，如匈奴融於鲜卑，匈奴、鲜卑融入柔然，柔然又融入突厥，突厥又融入回纥，契丹则融入蒙古，渤海则融入高丽，女真也融入蒙古，羌人则融入吐蕃；甚至还进一步抟成新民族，如回纥演变成今日维吾尔族，女真族演变成今日的满族，室韦、突厥、契丹、女真甚至加上汉人演变成今日的蒙古族。如此看来，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虽已消失，但由於互相融合互相吸纳的结果，现今中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融合了所有的少数民族的大熔炉。
从DNA分析
我们先做一个假设，如果中国北方真的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那么突厥语民族（匈奴、突厥）、蒙古语民族（鲜卑、契丹、蒙古）、满语民族（女真、满州），应该和汉族有相同的共有Y染色体类型分布。
但我们研究R1a1、C3c、O2b三个染色体类型，却发现，汉族人中找不到这三种类型的Y染色体。
首先说C3c，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金力院长的数据库里有560多个北方汉族样本、1200多个南方汉族样本（2004年时），里面居然没有一个C3c，而在外蒙地区的蒙古人中，这个比例为17%，在哈萨克族人中为12%，在图瓦人中24%，也就是在突厥语和蒙古语民族人口中出现频率都特别高！而560多个汉族和1200多个南方汉族人群样本中，竟然没有一个是C3c，基本排除了历史上突厥语、蒙古语民族和汉语人群的大规模融合，至少在父系上的Y染色体中找不到证据。
其次再说R1a1，这个是中亚突厥语民族特有基因，在乌兹别克人中为20.1%，在维吾尔族人为16%，在Hkoton人中为80%以上，而在汉族人中，没有发现R1a1，汉族人中有将近1%的R1和P*，但不是R1a1，而是他们在1.5万年前的远亲，中亚突厥人的R1a1，对汉族的Y染色体类型多样性的贡献为0！
最后说O2，O2在560个北方汉族人出现的频率为零，一个也没有找到，而在满 族人中，为23%，在中国朝鲜族中为44%，在韩国朝鲜族中为32%，在日本人中为30%。完全可以排除北方汉族和满语民族、朝鲜语民族的融合可能。在南方汉族人1200个样本中，有非常少的O2，但不是O2b,虽然可以检测到，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泰国O2（不是O2b）为63%，在壮族中，O2为36%，南方汉族的O2必然是来自这些民族，而不能隔着北方汉族来自东北亚地区。
简单说，汉族有R1没有其子类型R1a1（M15），不可能来自突厥语民族！！
有C3（M217）但没有其子类型C3c（M48，这个是成吉思汗的基因，已经通过测定其后代而确定），不可能来自蒙古语民族！！
不要说O2b、O2a，就是其总括类型O2（M95）北方汉族都没有，不可能来自满语、朝鲜语、泰语、马来语民族。
所以历史上基本上可以排除发生过大规模民族融合的可能！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论证，汉族、藏族、羌族、白族、彝族、土家族等民族，有一种特别奇特的标志性Y染色体类型O3e，也就是M134，各地都超过了30%，，出现时间95%的置信区间为2000~16000年，概率峰值4900?00年，这个必然是汉藏语系5000~6000年前共有的基因，而不可能来自任何一个其他民族。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汉族的基因在5000~6000年前汉藏语分化时就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变化，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方地区的大规模融合。
尤其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于某某汗特有的类型C3c，我汉族是没有，不论南方还是北方！该类型出现在1100?00的时间内
C3c（M48）是某某某汗的类型，已经经过对辽宁阜新、内蒙通辽等地“包”“宝”等姓氏给历史人物后裔的检测，此基因在汉族出现的频率为0，某朝1279年我华夏亡国，至1350年时，该朝代基本丧失了80%以上的汉族地区，着70年间由于民族隔阂，基本不存在融合！
再谈一下汉民族的形成
东亚黄种人开始可能分为四个大集团：北亚人群、黄河上游人群、黄河下游人群、中南半岛人群。
北亚人群代表了阿尔泰语系的民族，由于生活在气候寒冷地区，无法种植农作物，其他人群都无法涉足，所以很难取代他们。
黄河上游集团代表了古代汉藏语系民族（先羌，标志性基因O3—M122），黄河下游集团也是一个古老人群，他们特有的是O1—M119。大约在6~5千年前，古代汉藏语系先民开始分化，一支向西、向南发展，成为了藏缅语族、另一支向东发展，就是汉语族。汉语族部落并击败了黄河下游的古老居民，这些具有M119的民族失败后开始分化为两支，北支M119进入了辽河流域，并深深影响了西伯利亚和北亚居民的基因构成，成为阿尔泰语系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基因，南支M119向南发展，成为后来的“百越”。从此，M119基因从黄河流域消失，取代他的是带有M122的先羌人（汉语族部落）。
这段部族迁徙史，也许就是我们民间口口相传的著名的黄帝战胜蚩尤的历史传说！虽然我们找不到当年的战争遗迹，但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吻合的考古和基因的证据：考古上，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从此消失了，取代它的正是从陕西河南来的龙山文化，此后山东存在的文化就是山东龙山文化！在基因上，证据更加明显，山东、河北两省的汉族人中M122和M119的比例接近50：1，超过95%人以上都是随黄帝东来者（先羌部落，M122类型）的后代。
经过这次原始的部落战争，汉语族的各部族控制了整个黄河流域，他们建立了数量众多的方国，这种状态持续了大约近2000年。大概在距今3100年前，一支小部落从甘肃天水迁徙到了陕西周原，就是周族人。他们在周武王的带领下，周族人消灭了商朝。灭商后，周武王率领300辆战车和5000虎贲，用了三年时间，消灭了99个方国，征服了652个方国，俘虏了410万战俘《逸周书·世俘解第四十》。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西周分封了大量诸侯国，周族也随着分封扩散到了全国。
周族人称自己国家是“有夏”，此后各诸侯国都自称“有夏”，对外统称自己“诸夏”，夏者，本意是区域广大。周族自称自己的本民族为“华”，称外族为“夷”（异），此后凡是与周族有同源关系的血亲部族都开始自称“华胄”，称外族为“非类”“夷（异）人”，意思是非华族类，华者，本意就是高贵壮丽。从此，“华夏”也就成了这些诸侯国的统称，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中华”两字的来历。周族人的语言叫“雅语”（夏语），在全国通行，孔子讲学，学生来自不同的诸侯国，但孔子的话他们都听得懂，因为孔子说的是当时的普通话——“雅语”，这在《论语》里有：“子所雅言”的话，不说“雅语”就是被称为“野言”“非文”，由于有着交流需要和文学推进，“雅语”最终成为了全国通用的语言，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汉语。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将这些互相强烈认同的割据国家统一起来，后来又经过汉朝的统一和强盛，华夏族终于发展成为汉族。
先秦的发展，使得汉语族各支系语言全部统一到周族的“雅语”下，经过长期的融合，不断的人口迁徙，到今天，长江以北的汉族人，各地之间差异已经非常小了，从山东到甘肃，都没什么差异。
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开始了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大量的汉人开始迁往南方，今天，南北汉族在Y染色体上差异很小，90%的相似性，也就是南北方汉族父系都是同源的。南北汉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mtDNA上，也就是母系来源上。
简单的说，南方汉族基本可以表示为=父系（北方汉族Y染色体）+母系（北方汉族线粒体mtDNA+溶入的南方很多的民族的线粒体mtDNA），南方汉族不但和北方汉族在mtDNA上有差异，其实他们之间也不同，湖南的汉族和福建的汉族mtDNA就不同，甚至同是广东人，广府人和客家人在mtDNA上也不同。
怎么解释11亿南北汉族人在父系上全部同源而母系上差异明显呢？其实也很简单，看看50年代时内地人迁往拉萨的情况，当时的规定，进藏只有部队团级以上干部、地方处级以上干部才可以带家属，那些年青战士和青年工人由于无法带家属，他们娶的都是当地的藏族女青年，今天拉萨、日喀则等地有大量汉藏混血儿，他们青一色都是父汉母藏，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这在汉族南迁的历史也是类似的，迁往南方的汉族主要是由于服兵役、逃避战乱、因罪流放等因素，这些人基本都是男性，带家属的情况不多，所以他们肯定是娶了当地的女性，就造成了南方汉族有着和北方汉族相同的父系祖先，却有不同的母系祖先。
所以网上一些挑拨南北汉族不同的都是别有用心之徒，南北汉族有着一支的父系基因。
最后做个总结，汉民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由华夏先民各部落形成一个松散的汉语言集团，直到周王朝建立，历经春秋战国，其间诸子百家初步奠定了我华夏文明的道统，然后经过秦始皇统一和汉王朝的统治，正式确定了汉民族的血统和文化传承，此后两千年内，我汉民族遭受过的大规模外族入侵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为五胡乱华，第二为辽金时期，第三是蒙古统治，第四就是满清。
在这四个时期里，可以说汉族遭到了大规模的屠杀和压迫，但是汉族的血统并没有乱，五胡乱华时期，五胡屠我汉人，并以之为食，其中妇女生育胡子微乎其微，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时代，一个妇女生下胡人的子女会受到怎样的歧视，摔头胎的习俗也就源于此时，在现在的我们看来这个习俗很残忍，毕竟孩子是无辜的，但是在古代，对于讲究血统的古人来说，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五胡时期，真正和汉族进行融合的只有鲜卑人，但是鲜卑人的人口基数不足以和汉人相提并论，最后也只是给汉人多样化的母系基因多了一个来源。而除了鲜卑以外，以后的异族入侵，都严格地保持着和汉族的民族隔离政策，而汉族的保守也保证了血统的纯净，所以所谓的民族大融合除了鲜卑人主动融入汉族那一次以外，其他的不过是现在为了团结而搞出来的说法。
根据史籍记载，中国古代民族至少有一百六十多个，其中著名的有匈奴、鲜卑、羌、铁勒、柔然、回纥、突厥、沙陀、党项、契丹、女真等族，极大多数不在现存的五十六族之中。如此，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一百多个少数民族，而今安在？他们是消失在历史中，还是到那里去了？
如今，当科学进入倡明的时代，这个迷团终于被揭了开来。他们就是“汉族”，一个自“汉朝”以来，只能“以国为族”，以文化作为传承的“民族”。
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9%，总人口约为13亿。根据统计，在中国大陆，汉族占总人口的92%；在台湾，汉族占总人口的98%；在香港和澳门，汉族分别占总人口的95%和97%。
但是，中国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有真正民族意义上的“汉族”?他们应该长成什么样子？现主要居住在哪里？现在的“汉族”人，除了文化“基因”以外，是否还拥有什么纯粹“血统”？
最近，经过科学家刚刚完成的中华民族DNA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甚至连汉族的概念，在DNA检测下都不复存在。
“汉族”，其实是“与长期的大规模人种迁移有关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周边人种，甚至周边国家的民族都在不断融合。”
《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据三星堆蝌蚪文：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中国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了。
因此，据参与研究的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谢小东称：汉族，我们一般认为，应当是曾经生活在中原地区“汉族人属于中原人”。在中国历史上，中原这个范围主要是现在的河南，还包括山西南部，江苏西部及安徽西北部少数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居住在这里的人才算是中原人，才是比较纯粹的汉族人。但，“在商周时期，建都于今天西安的西周肯定属于汉族，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同样诞生于陕西的秦则直接被定义为戎，成了少数民族。”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但根据研究，黄帝发源于今天的甘肃沁阳到天水一带，炎帝发源于陇东到陕西的黄土高原地区，这些地区实际上都不属于中原。“这些地方曾长期被成为北狄。”
所以，“汉族只是某一时期人为的地区性划分，这个民族并不具有其特定的定义，只是为了与周边相区分而建立。”
而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即使曾经被确切定义为汉族地区的居民，也发生了大规模迁移。由于服兵役、逃避战乱、因罪流放等因素，汉族一直在从中原地区向南迁移。
“根据研究，现在的客家人倒是很纯粹的继承了当时中原人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说古语，风俗习惯也有部份历史痕迹，他们才是应当是真正的中原人，但他们现在只能以少数族群的形式存在了。”
总之，我们在经过大规模血样检测。现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来源及走向已经得到了确定。但，“汉族”在DNA检测下不复存在。可以这么说，按人种概念或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这或许只能从中国古代已经消失了的一百多个民族中来找寻答案了。
由此可见，“汉族”是指中国历史上，自汉朝开始“以国为族”的人，后来虽历经朝代更替，却成为了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独立“民族”。笔者以为，正如“炎黄子孙”称谓与其说是一个血缘符号,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符号。海内外华人自称“炎黄子孙”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文化寻根”和“文化自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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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72条照妖镜
老子《道德经》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中国几千年来沉淀的遗传恶习，怎可只指责他人以及群体构成的政府，而不首先用照妖镜72条反射自身一下？
无精神、无道德的似人的行尸走肉；
只知生气，却不知志气、骨气为第一要务；
太监公务员的心脏颜色及面部厚度；
国都人发出故宫内城后宫人的太监语调；
有熟人时喧哗、全生人时争吵的雌性式的嚎叫音量；
典型中国特征的传销人，调头向后，伸向朋友、亲戚的黑手；
只有面子并无脸皮的自尊；
永远是他人错误，从不反省自身的自信；
二目叮住父母遗产的自立；
处处小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猴似狡猾；
不随地下部小便但上部口中吐痰的爱国卫生；
满嘴胡言乱语，却不知沉默是金；
以弱凌弱的弱肉弱食；
修理幼稚园儿童、小学生时的绅士风度；
国内乱战甚至居住海外只残同胞的勇敢；
行走时踩取直线，做事时采取曲线；
脚踩二只船，却不知一只方舟最为安全；
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眼见为实；
肥水不流外人田，却不知流水不腐；
撼山易，不知撼头脑中的数千年病毒难；
雄性退化，却怨雌性太强的阳衰阴盛；
父系社会，其语言、语音却显阴性特征；
母系社会和雌性特点的有头无脑的群众时尚；
雄雌相吸的本能，却被认为高尚；
不坚强的雄性只在月光下的坚挺；
雌性头发愈来愈短，而雄性头发愈来愈长；
选择猪八戒而不是孙悟空的雌性的配偶标准；
处处男女平等，女性翻身得解放，却不知雄雌之性质有异；
养儿防老却不知下一代更加自私自利，还是计划生育、绝育的经济效益更高；
只知物质、不知精神的唯物人；
山中无老虎的猴子，妄称霸王；
吹捧上台的猴子、唾弃下台的老虎；
魂乱民主，却不知群众在关键处永远为错误；
被迫发出同一种声音，却不知共振的危害；
经常说谎，却不知经常诚实为上策；
青少年人却有老子的无作为；
未成年人学习时间多，成年人却学习时间少；
不敬业的专门家，劣于本能投入的癞蛤蟆；
男披日式学生服的中山装、女套满州族旗袍，却认为是汉族历史传统；
迷信天才，却不知绝大多数优秀品质为后天砥砺而成;
认为科技万能，却不知日本刀、瑞士刀仍需职人千锤百炼而制；
操作傻瓜计算机，从386到486、586被认为是进化；
高喊民族自尊，却全体中国人入魔操练外国语；
习英国语多年，却不遵守红绿灯的色盲；
衣食足，却仍不知廉耻；
以富为贵，却不知一夜可富，三代方出一贵族；
富贵可移，却不知富不过三代、穷不出五服；
认为自己不是人时，他人都是人；认为自己是人时，他人都不是人；
勾心斗角的家族，却在违法犯罪时对外最团结；
行恶事飞快，却行善事慢慢；
只知使用权利，却佯作不知义务；
轻千万元经济犯、重百元刑事犯，却视爱国政治犯为大敌；
崇洋并媚外，却不知日本民族崇洋但不媚外；
与苏俄尾随称同志加兄弟、与美国巴结称同盟国、与日本共荣称汉奸；
病毒未除却幻想一夜脱胎换皮不换骨；
黑毛突变黄毛的脱亚入欧；
只饮咖啡不喝茶的大肠洋化；
只用洋名不用中国语名的二毛子；
出口转内销的曲线回国、脱欧回亚；
急功近利，却不知曲线最短；
目光短浅、过分势利，却不知风水轮流转;
无法无天，却不知跳不出如来佛祖的手心；
。。。
著者注：针对多数群众，虽然对照明镜，还将毕露原形。
统治世界的10个符号和它们的神秘起源

埃及方尖碑
矗立于世界上三个最强大基督教城市的中心，这个异教徒纪念碑是专门用于太阳崇拜。
方尖塔象征着太阳神拉——埃及诸神最伟大的一个。这些在法律上相对独立的城市(华盛顿特区、伦敦市和梵蒂冈城)竖方尖碑起，或许是认为方尖碑的三角统一形状是其具有超人一等力量的象征性姿态。

卐 纳粹标记
希特勒的纳粹党采用这个符号之前，它已经在西欧经历了一次长达几十年的流行，因为象征好运和财富，所以希特勒希望借助它来为纳粹党积聚人气。

事实上，早在公元前4000-10000年的物体上就发现有卐 字饰。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宗教仍然使用这一符号表示神圣吉祥或太阳射线。在佛教中，一些人认为在佛祖入葬时，其胸部烙有一个这种符号，称为“心印”。

十字架
在基督教将十字架当成其象征之前，它对于太阳神来说是一个异教符号，表示男性和女性能量的完美结合。(最初的十字架的轴长度一样)。教皇还佩戴原先的那种十字架，当你认为基督徒尊崇耶稣是上帝之子时，这样做才算讲得通。

罗马皇帝康斯坦丁是一个奉行太阳崇拜的异教徒，所以罗马帝国才将基督教作为其主要宗教，因此将十字架作为其主要符号或许就绝非巧合了。

大卫之星
六角星目前是以色列的首要象征，代表着“大卫盾”，然而其起源远比公元1018年要早得多，人们发现那时就有犹太人使用六角星的最初记载。

可以追溯数千年的南印度寺庙中有六角星(一些旁边有卍字饰)装饰其外表。印度教徒将六角星尊为曼荼罗并用它来代表心轮。在古书《西藏度亡经》中，六角星内有一个卐 字饰的图型，代表宇宙中的创造力。

如果希特勒试图将犹太人视为邪恶，他肯定用错了符号。世界各地有10多个宗教使用六角星，一直用以代表一种正面或强大的本义。

穆斯林新月
虽然使用“神圣符号”违反穆斯林法律，新月还是成为几个穆斯林国家旗帜上的旗饰并被采用成为伊斯兰信仰的非正式象征。

新月是人类中最古老的符号之一，代表了生命中女性的一面，并以古希腊女神-阿耳忒弥斯的形式广受崇拜，这位女神的头上总是环绕着一轮弯月。在罗马时代，这一标志被狩猎和月亮女神戴安娜采用，据说她保护贞女。

上帝之眼
美国美元钞票上的这个著名符号代表着上帝的眼睛在注视大地。石匠利用这个符号来提醒自己，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总是处于宇宙这个伟大建筑师的注视下。

埃及人赋予何露斯(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一只独眼，周围是太阳的光芒，而在佛教中，“上帝之眼”的意思是打开穹顶-太阳门的顶部，这是上帝的意识。

耶稣鱼
鱼的标志今天仍被基督徒用来代表耶稣，(实际上是两个相交弧)，这个符号最初是基督徒为避免迫害作为识别标志的秘密符号。

这个符号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希腊及美索不达米亚。鱼是水中的生物，因此总是与周期性出生和再生联系在一起。美索不达米亚的上帝-俄安内（半人半鱼的可怕怪物），也被称为“醉汉”，据说是基督的前身。

“幸运之手”
在阿拉伯文化中，这个掌心有一只眼睛的手型护身符主要是用于防备邪恶的眼睛。它也被称为“法蒂玛之手”，源自穆罕默德的女儿，而在犹太教中称为“米利亞姆之手”，源自摩西的姐妹。

这只张开的手一直被用于古代文化中：在佛教，张开的手意味着所有教义的论点都是有形的，而在印度教，向下指张开的手表示“给予”。

蛇
在伊甸园中，撒旦将蛇的传奇形式具体化，缠绕于知识树上，直到无可救药的夏娃受到诱惑看到她裸露的自我，因此与其伴侣和制造者-亚当一起被逐出天堂。

在《旧约全书》和律法将蛇永久妖魔化之前，蛇本是一个神圣的符号，意味着智慧，特别是在诺斯替教-埃及的竞争宗教眼中。诺斯替教从从印度教徒那里借取了昆达里尼能量的概念，印度教徒认为这两个在脊柱底部的神经能引发感悟的经历。

最近的例子是DNA模型中的两个蛇型，展示了著名的双螺旋结构，好似古代苏美尔双盘蛇。

五角星
尽管现在人们认为五角星与魔鬼崇拜有关，但在历史上到处都有五角星，且从来没有关联到邪恶。在古代苏美尔，这5个点都与5个已知行星联系在一起，而古希腊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认为五角星是数学的完美形式。

从象征意义上讲，五角星历来反映了数字5，代表不平等的合相。根据符号词典的解释，它被认为是通往更高知识的一把钥匙。

从上空看，这个国家首都的城市规划呈现的是一个六角星中套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倒五角星。最有可能是，乔治·华盛顿是一个级别最高的共济会成员，因此他任命共济会的人设计的这个城市。
美国欠了很多钱，在2012年，美国债务超过了经济规模，目前债务上限是16.394万亿美元。

1、一百美元
世界上伪造最多的钞票

2、一万美元
足够度个好假或买辆车，这个数字也是地球上所有人平均年收入。

3、一百万美元
普通的人要工作92年才能赚到。

4、一亿美元
可以把一个人包围起来，非常适合放在ISO/军用标准托盘上，用这些百元美钞做沙发，价值是4670万美元。

5、一亿美元
大约平均需要3500个美国人工作一年才能赚到一亿美元，看上去2000个人肩并肩站在一起，美联储任务就是维持价格稳定和低失业率，基于这样的假设，美联储会印钞来增加货币供给。

6、十亿美元
有趣的是，一百万美元大约重量是10公斤，十个托盘大约10吨重。

7、一万亿美元
2011年美国赤字大约1.421万亿美元，大约比你现在看到的多41%，如果从耶稣诞生算起，每天都花以百万美元，直到今天你可能还没花完。现在，仅银行纾困就花了7000亿美元。

8、一万亿美元
比较一下一万亿美元和标准大小美式足球场，后面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波音747，你可以看到白宫右侧。托马斯·杰弗逊说，以我对历史的解读，最糟糕的政府莫过于庞大的政府。

9、美国债务上限
2013年美国债务上限是16.394万亿美元，2012年9月14日诺曼底登陆了，2011年美国债务已超过了美国经济规模，高达15.064万亿美元。自由女神看上去似乎很忧虑，因为美国债务就要超过世界总体经济规模的20%了。
托马斯·杰弗逊说，如果可以阻止政府浪费，美国人民未来是幸福的。
如果用1美元钞票连成线，美国债务可以从地球绕过天王星。

10、2012年12月31日，美国现在债务达到了122.1万亿美元。
你看到百元美钞构建的冰冷柱体，连世贸中心和帝国大厦都相形见拙，世界上任何建筑物都比不上。如果你再仔细看，还能发现自由女神藏在其中，这个数字概念就像是摩天大楼一样，包括医疗保险、医药保险、社会保险和军人及公务员的退休金，美国知道这笔债永远还不起。如果你在美国，你用个人信用卡支付账单，你和其他人一样有责任还这笔债，美国人民创造了美国政府为人民服务，这就是美国政府服务人民至今的代价。还有就是现行税收政策下缺少资金，美国未来人口正在变化着。
杰佛逊·托马斯说，支付债务是每一代美国人的责任，如果采取行动，世界上战争会减少一半。你需要记住，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崩溃了，不是财富消失而是改变了方向。美联储通过图表展示了数万亿元美元债务。(本文来源美联储www.USdebtcloc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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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时常听到朋友抱怨身边的外国品牌卖很贵，比如星巴克和哈根达斯，可是就在我们身边也有一些商品相对别国咱们却是能以便宜的价格买的，比如可口可乐和杜蕾斯……究竟哪些是贵的哪些反而便宜？又为什么有些贵有些便宜？除了大家爱提的税税税，还有什么原因让这些外国货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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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扬州诗局本)         (二)  （精校）卷301卷302卷303卷304卷305卷306卷307卷308卷309卷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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