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镜湖区方村街道:领导干部新观念调查：要抵得住金钱美色诱惑

领导干部2010新观念调查

　　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错综复杂，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空前加快，各种思想理念相互激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领导干部如果不注重思想创新、不站在时代前沿，就必然会落伍，甚至被淘汰。

　　2010年，官场“雷人雷语”及腐败事件不断见诸报端，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比如“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赴京非正常上访，一次罚款二次拘留三次劳教”等。这些现象的背后最根本在于个别官员思想僵化、观念落后。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要行使好权力，不仅要不断提升能力，更要不断树立新思想、新观念，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做观念创新的引领者和实践者。

　　回首2010，展望2011，哪些观念亟需领导干部更新、掌握？近日，人民论坛杂志联合人民论坛网、人民网、新浪网、腾讯网等进行了专题调查，评选出2010年领导干部十大新观念。本期策划专题对这十个新观念进行了深度评析，约请了多位知名专家进行解读或点评。

　　总体来看，评选出的十大新观念反映出2010年领导干部的思想动态已显得更加理性、稳健、积极进取。但新观念要真正成为大多数领导干部主动践行的思想理念，还须冲破多重思想障碍，如摆脱依赖传统发展路径的思想惰性、弱化官本位意识等。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1)眼睛向下看               

　　上榜理由：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群众对于干部的选拔任用将更具发言权与影响力。这就使得领导干部要彻底摒弃片面“唯上”的政绩观，转而将“眼睛向下看”，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2)“网络”是个好东西

　　上榜理由：从“网络恐惧”到“官博”盛行，再到利用网络听取社情民意，解决民生问题，领导干部对网络的认识水准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执政水平。

　　3)拼GDP不如比民生

　　上榜理由： 比民生，将成为地方政府竞争和官员业绩考核的新标向。官员应当卸掉GDP的政治枷锁，以GDP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标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4)孩子老婆得管住      

　　上榜理由：不少官员虽然能管住自身，但常常因为“问题”孩子、“问题”老婆而引祸上身，“我爸是李刚”的“豪言”对领导干部而言无疑是一记警钟。

　　5)科学发展是硬道理          

　　上榜理由：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发展要可持续，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当前尤其要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6)当官也高危，用权需谨慎     

　　上榜理由：国土局长、县委书记等都是高危岗位，领导干部应当具有岗位风险意识，抵得住权力、金钱、美色等诱惑。 

　　7)强拆不行了                

　　上榜理由：拆迁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不拆不行，强拆更不行，领导干部面对拆迁问题，要做到以人为本。

　　8)做个“透明人”

　　上榜理由：作为领导干部要光明磊落，胸襟坦荡，表里如一，不能做“两面人”，而是要自觉公开个人重要事项，做个“透明人”。

　　9)学习是一剂“降压药”         

　　上榜理由：学习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我党由经验型政党走向学习型政党，各级党组织由拍脑袋决策走向科学决策， 学习都至关重要。

　　10)论资排辈OUT了         

　　上榜理由：领导干部应打破论资排辈用人潜规则，广纳贤才，大胆启用年富力强、有胆识、有魄力、有干劲、有能力的年轻干部。

　　领导干部“十大新观念”调查报告——两个对比分析反映了什么

　　调查说明    2008年底，人民论坛杂志社进行了“当前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的十个新观念”大型社会调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时隔两年之后，这些观念有了多大变化，其速度、程度、趋向如何，人民论坛杂志社再次发起2010官员十大新观念调查评选。

　　为提高权威性和代表性，本次调查评选分几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梳理近一年来国内发生的与干部有关的重大新闻事件，同时征求一批干部、专家意见，归纳概况出当前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的15个创新观念。第二阶段，问卷调查中心随机调查1020位干部，同时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 新浪网、腾讯网等进行网络调查评选，参与调查人数为3320人。第三阶段，加权处理。根据统计学原理，对官员群体调查结果和网友调查结果各占权重60%、40%进行加权处理，评选出2010年官场十大新观念。第四阶段，撰写调查报告，并邀请专家进行深度解读。

　　这么高的认同度说明了什么

　　2010年官场新观念调查评选结果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调查者选择的选项，分别为“眼睛向下看”(占总87.44%)(注：数据百分比为加权处理后的结果，下同)、“‘网络’是个好东西”(占总81.84%)，分列第一位、第二位；超过七成的受调查者选择的选项，分别为“拼GDP不如比民生”(占总77.5%)、“孩子老婆得管住”(占总74.9%)、“科学发展是硬道理”(占总73.06%)、“当官也高危，用权需谨慎”(占总70.44%)，分列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位；超过六成的受调查者选择的选项，“强拆不行了”(占总61.4%)列第七位； 超过五成的受调查者选择的选项，分别为“做个‘透明人’”(占总57.46%)、“学习是一剂‘降压药’”(占总52.28%)、“论资排辈OUT了”(占总51.86%)，分列第八、第九、第十位。(如图1)。

　　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排在前十位的官员应当树立的新观念，均获得了超过半数受调查者的认同。

　　这么高的认同度说明了什么？受访专家表示，以上十个新观念，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要求，对这十个新观念的认同度高，实际上也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等理念已深入人心。“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等，应当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理念，以上这十个新观念是这些先进理念在社会发展现阶段最为突出最为集中的体现。同时，这十个新观念，并不是什么“标新立异”的“雷人”语录，而是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针对性，其认同度高，也反映出公众对领导干部创新发展观念，解决现实问题具有较高的诉求和期待。

　　评选出来的这十大新观念，涉及领导干部的群众观、用人观、权力观、发展观、学习观等多个方面，可以说是领导干部新时期观念更新的风向标。

　　其中，“眼睛向下看”，无论是官员群体还是网友都给予了相当高的认同度，官员将其列为第一条。专家表示，眼睛向下看，是创新发展观念的重要一条，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群众观，还是一种利益观、发展观。“眼睛向下看，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国情，才能和谐党群干群关系，才能获得群众真心拥护。当前许多尖锐社会矛盾的存在就是因为许多干部没有做到眼睛向下看。”有受访官员表示。

　　“‘网络’是个好东西”，列为第二条，充分反映了官员网络意识的增强。今年以来，“官博”现象成为政坛新气象，不少官员通过博客、微博，接受网民监督，了解网络舆情，积极主动融入新事物。

　　“拼GDP不如比民生”、“科学发展是硬道理”、“强拆不行了”，这三条都涉及发展观、反映了领导干部和群众对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的自主自觉意识，也体现了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的“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等理念，已经成为民众共识。

　　对比分析一

　　对“强拆”、“论资排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认识反差

　　对照官员和网友两个群体的评选结果，可以发现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强拆不行了”，网友认同度高达86.6%，而官员的认同度仅为44.6%，对比落差较大。

　　无独有偶。“论资排辈OUT了”网友的评选结果高达76.4%，而官员的评选结果却不足四成，仅占35.5%。如对照表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认识反差？人民论坛记者随机采访调查了部分党政干部和公众，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观念要求与现实状况之间差距较大。强拆、论资排辈的现象较为普遍，甚至已经形成一种潜规则。其存在的现实土壤还没有完全铲除。有部分受访者甚至认为这两个观念有些超前；二是网友和官员群体类型不同。网友选票率高，反映的更多的是一种民意，一种呼声，而官员由于是利益相关方，其选择可能更加谨慎。

　　专家表示，对“强拆”、“论资排辈”存在的认识反差，体现了思想变革的艰难，也体现了改革的艰辛。一个新观念的诞生、确立，乃至深入人心转化为实际行动，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准则，没有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往往难以达成。

　　以“强拆”为例。人人都知道强拆不好，容易诱发社会群体性事件甚至流血冲突，但强拆还是不时上演，甚至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聚焦点。

　　强拆容易吗？一位受访官员的回答颇具代表性，“面对强拆，政府方面往往有几个担心。一是担心强拆方案计划不周出现漏洞酿成事故；二是担心媒体介入，那怕强拆合理合法，政府也担心媒体的放大效应造成大多数拆迁户不稳定；三是担心突发事件，计划再周密，也难保拆迁户没有过激的做法。”拆迁如何让官民诉求协调，是亟待做好的一大课题。通过调查采访，我们发现，对于强拆，官员们的心态往往比较纠结。“许多干部一谈拆迁就头疼。”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方拆迁办主任对人民论坛记者说。

　　新拆迁条例取消行政强拆，顺乎民心，我们期待，“强拆不行”也能够实实在在成为官员的行动理念。 

　　再看“论资排辈”。作为一种官场潜规则，论资排辈久已有之。随着一系列干部选拔任用体制的创新，打破论资排辈潜规则，广纳贤才，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诉求，也是中央高层极为重视和多次强调的，但旧体制的禁锢、惰性很大。在基层，论资排辈现象尤其严重，成为造成干部“天花板”现象的重要诱因。

　　“我对论资排辈，熬年头，深恶痛绝！”“许多干部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下‘混’日子，创新性差，干劲不知从何谈起。”随机采访的部分公众表示。

　　近年来，各地提拔任用年轻干部力度加大，一批“80后”政坛新锐脱颖而出，舆论反映则纷纭复杂，积极看待者有之，但相比之下，质疑者更多。人们对打破“论资排辈”现象具有较高期待，但另一方面，人们又不知道在现实掣肘下如何破局。

　　认同度不高的两个选项反映了什么

　　“思想解放不出圈”(加权占总33.92%)、“老祖宗丢不得”(加权占总33.22%)，这两个新观念选项，在官员群体和网友群体中，选票率均在30%左右，远低于其他选项。这个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思想解放”、“老祖宗”指向的是思想意识形态等领域，这两个选项是党政领导干部最应当搞清楚的方面。专家表示，这两个方面的认同度低，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严峻问题。

　　随着社会转型期加速，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化追求逐渐多元，各种思潮，如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等暗潮涌动，人们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迷失和信仰缺失，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主流价值不主流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近年来，“共产党人意识”、“马克思主义信仰”，一提到这类词汇，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好笑”、“过时”、“谁还信这个”。这样的意识和判断，在官员群体中，也具有一定的市场。不信马列信鬼神，迷信思想似有泛滥之势，就是其集中体现。

　　专家认为，我们出现这样那样的认识偏差和问题，其根源恰恰就在这里。在当前情况下，如何找到医治良方，应当引起官员的高度重视。 

　　以上调查结果还反映出，公众对思想领域所面对的复杂斗争显然认识不足。“解放思想无止境”一直是我们的口号，但解放思想是有边界的，老祖宗是丢不得的。近期，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争论相当激烈。有些人，甚至所谓的知名专家，搬抄西方理论混淆视听，部分民众，包括官员自觉不自觉地被裹挟其中。

　　当今中国正处于改革时代，改革不能改偏了方向，完全往西方靠拢，这里就涉及到意识形态的斗争。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如果不能明辨是非，认清形势，站稳立场，中国未来的改革将极其危险。

　　对比分析二

　　2008、2010年度官员新观念变化分析

　　2008年底人民论坛杂志调查评选出的十个官场新观念分别为：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终身学习，与时俱进；克服政府包办一切，发挥民间主体作用；根治人治，树立法治；尊重个性，宽容自由，兼收并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人才是第一资源；当官要经得起选查，财产要经得起晾晒；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对照这两年的调查评选结果，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观念之间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如原来讲“科学发展”，“以民为先”，现在提“拼GDP不如比民生”，“眼睛向下看”；原来讲“终身学习，与时俱进”，现在提“学习是一剂‘降压药’”；原来讲“人才是第一资源”，现在提“论资排辈OUT了”；原来讲“财产要经得起晾晒”，现在提“做个‘透明人’”……观念决定行动。这实际上反映出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对问题本质的把握能力在提高，思想认识在逐步深化。如对照表2

　　对比这两年新观念列表，我们还可以发现，评选出的2010年官员十大新观念，更加具体，更加明确，内涵也更加丰富。 

　　例如，从“科学发展”到“科学发展是硬道理”，这就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的必要性、紧迫性进一步凸显，在思想观念上所做出的反应。

　　又如，学习是一剂“降压药”，讲的不仅仅是终身学习的问题，它的内涵更加丰富，面对干部工作压力增大，应酬多、饭局多、虚事多的情况，领导干部应当静下心来，减少应酬抓学习。学习不仅能增强本领，而且能够有效缓解诸多压力。

　　在2010年十大官员新观念中，“‘网络’是个好东西”、“强拆不行了”等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针对性，这是2008年我们进行观念评选时没有明确提出的选项。如网络，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肉搜索、网络监督和网络反腐的兴起，有些官员甚至患上了网络恐惧症，如何由“怕”网络到自觉利用好网络，是官员为政的一门必修课。又如，强拆作为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集中点，已经触及公众心理承受的底线，观念亟需转变，这也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新观念调查评选过程中针对3048名党政干部进行的分群体调查，结果显示“终身学习，与时俱进”排在了第一位，而时隔两年之后，同样是针对干部的分群体调查，“学习是一剂‘降压药’”却排在了第11位(总第9位)，未列入前十项。可见官员将的学习放在了较为次要的位置。现在全国上下正在掀起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高潮，学习不仅是个软指标，更应当成为一项硬任务，丝毫不能懈怠。(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艾芸)

　　知识链接

　　近两年《人民论坛》杂志相关专题策划一览

　　1、2009年第2期策划《干部压力解码》，围绕如何看待干部压力、怎样缓解干部压力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策划指出，多重因素影响着干部的压力，应从体制、机制、制度上多管齐下，辩证增压减压，增加领导干部科学发展、执政为民的压力，破除官场潜规则，卸下领导干部不该有的压力。

　　2、2009年第4期策划《“官油子”特征调查》，数百位党政干部、万名网友为“官油子”画像，调查评选出“官油子”的十个特征，如对待上级阿谀奉承，对待下级则颐指气使等。77.8%的受访者表示对“官油子”“十分反感、厌恶”。

　　3、2009年第11期策划《万名干部读书调查》，集中反映了当前干部的读书意愿、读书偏好，以及干部读书存在的问题等，并约请知名专家就如何读好书、善读书等进行了解读及建议。

　　4、2009年第12期策划《县域科学发展如何评价》、第13期策划《县域发展向国外学什么》、第16期策划《县域发展评价的核心问题》、第17期策划《郡县制新图景》等，围绕县域科学发展指标体系建构，进行了系统策划，以期破解中国科学发展的难题。

　　5、2009年第15期策划《“灭火器”与“减压阀”》、2010年第18期策划《维稳：异化与代价》，紧扣当前社会急剧转型期，利益群体逐渐显性化，冲突和矛盾不断凸显的社会现实，指出对待矛盾和问题的关键在于方式方法。

　　6、2009年第23期策划《官员“天花板”困局》、2010年第7期策划《“后备干部”之谜》深度剖析官员晋升“天花板”的现象，以及后备干部“备”而不用的难题，并指出了解决的之道，如破除论资排辈选人用人等。

　　7、2010年第8期策划《当官也高危》，通过调查评选出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如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县委书记等，多位专家就如何防范岗位风险开出了药方。

　　8、2010年第9期策划《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70%的官员表示存在“网络恐惧”，县处级干部最担心。该策划对官员网络恐惧的表现、成因及如何直面网络监督进行了深入探讨。

　　9、2010年第10期策划《中国地方竞争喜忧》，指出如何规制地方政府的各类竞争行为，维护良好的地方政府竞争秩序，亟待一套独特方法与工具。仰视、平视还是俯视

　　——领导干部的注意力该往哪里投放

　　NO.1 眼睛向下看    官员得票率87.2%，网友得票率87.8%，

　　综合得票率87.44%

　　上榜理由：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群众对于干部的选拔任用将更具发言权与影响力。这就使得领导干部要彻底摒弃片面“唯上”的政绩观，转而将“眼睛向下看”，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典型案例

　　正面案例——“群众认可度”成干部考核的“主要标尺”。湖南省衡阳市推行“一线工作法”，即干部在一线工作、民情在一线掌握、矛盾在一线解决、发展在一线促成，深入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去，点对点、面对面研究情况、解决问题。在干部提拔和交流上，扩大群众的参与度，群众满意达不到80%的，一律不提拔。今年以来，该市有15名党员干部因未过群众关被暂缓提拔交流。

　　反面典型——唯上不唯实， 王亚丽“造假骗官”一路通关。2010年2月10日，新京报报道了“石家庄团市委原副书记涉嫌身份造假”相关情况。紧接着，中组部新闻发言人证实，王亚丽“造假骗官”案已被立案查处，王已并被免职并移交司法机关。王亚丽初中未毕业，出身乡村，早年曾经历不幸，通过傍大款、攀高官、处心积虑造假等方式，成为地方上引人注目的政治明星。因为贪财，导致骗官行径被揭露，最终遭致牢狱之灾。 

　　一

　　近日，多次听到一些干部议论：现在只会“跑官要官”不行了，只搞定“一把手”不灵了，要想受到提拔重用，不仅要有主要领导的赏识与认同，还要有突出的能力和业绩，更要有良好的群众口碑，三个方面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群众的良好口碑。

　　这类反映真实性如何呢？人民论坛杂志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眼睛向下看”列2010领导干部十大新观念评选的第一位，从侧面佐证了上述说法。

　　领导干部理论上是群众的公仆，现实生活中其本身也是群众的一部分，工作上是群众的代表，应该一心为民，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们的眼睛本来就应该“向下看”，现在竟成了应当树立的新观念，甚至位列榜首，其中意味令人深思。

　　长期以来，我国选人用人制度上的弊端以及干部使用过程中的不正之风，造成一些地方选人用人“一把手”说了算，用人不透明，出现了“领导说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行也不行”，从而使一些党政干部为了提拔晋升，挖空心思取悦上级，摆平“一把手”，使得不少党政干部形成了眼睛“向上看”的行为惯性，只盯着领导，不待见群众，注意力只集中于上级，热衷“仰视”，“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不怕群众不高兴，就怕领导不开心；不怕群众不答应，就怕领导不认可”，完全悖离了干部的本质，令老百姓十分不满。该项选择的综合得票率达87.4%，表明公众期待领导干部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基层去、到一线去，爱民、亲民、为民。说明近年来中央在选人用人上更加注重“群众公认”这一导向的积极作用逐渐显现，不少党政干部的执政理念已在悄然发生变化。但愿这是真正的转折点，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党联系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最大的政治优势才能充分彰显，执政根基才不会被弱化。

　　二

　　工作岗位的特性决定了领导干部的目光有 “仰视”、“平视”、“俯视”三个基本的投放。当前，对不少领导干部而言，重点是补补“俯视”的课。

　　“眼睛向下看”，步入基层，走进群众，了解实际，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解难事、办实事。工作上，领导干部眼睛只有多“向下看”，才能取得最大的政绩，得到一致的认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在于联系群众，最大的危害是脱离群众，改革发展越是处于关键时期，党的群众工作越要加强。能不能做好事关群众利益的小事，是检验领导干部素质的“试金石”。党的好干部、湖南省委原副书记郑培民被誉为“三不书记”、“三民书记”，他不唱高调，不做表面文章，不搞政绩工程；爱民、亲民、一心为民。在湘西群众心目中，郑培民“比天还大”，并不是因为郑培民是书记，而是因为郑培民为他们修造了公路、接通了自来水、用上了平价电，这种实惠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正是因为郑培民同志善于“向下看”，使他成为了领导干部的楷模。

　　当然，倡导领导干部“眼睛向下看”，并不否认和排斥“仰视”即“向上看”。也就是说，领导干部既要“低头向下看”，还要在此基础上 “抬头向上看”。只是这里所说的“向上看”，是吃透上级精神，了解整体部署，胸怀大局，把握动态，知道本部门本单位所处方位、努力方向、工作重点。缺少了这样的“向上看”，工作注定会跑偏。如果不善这样的“向上看”，对中央和上级政策，搞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用的执行，不利的舍弃；合意的落实，不合意的搁置；明处不反对，暗里不执行；对上说一套，对下搞一套，这显然不行。而如果把“仰视”异化为取悦上级、讨好领导，使正常的“向上看”异化成“吹”、“拍”、“送”等各种不规不良行为，使本来正常的工作关系受到扭曲，更是有害的。

　　同样，倡导领导干部“眼睛向下看”，更不排斥“平视”即环顾前后左右，处理好同周围兄弟单位、部门的交流、交往，营造和谐的周边行政生态。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因为工作涉及的领域广，方面多，只有妥善处理好“向上看”、“向下看”，“向左右看”的关系，才能正确处理工作布局、重点、步骤等一系列事关发展的各种问题，才能有正确的规划和行动，取得事业的成功。

　　三

　　眼光投放、注意力分布是领导干部思想水平的体现、境界修为的体现、执政能力的体现，反映了领导干部眼界的高低与格局的大小。

　　实际上，要让领导干部“向下看”一点都不难，关键是要把握好体制机制和个人修养两个根本问题。

　　谁授权给我，我听谁的，这是一般规律。在干部选用问题上，只有建立让老百姓说了算的体制机制，是多数人选而不是少数人说了算，这样出来的干部自然就会“向下看”。在考评的时候，让群众打分、评价，并以此作为奖惩的重要依据，这样的干部自然也会去关注老百姓。所以，让领导干部“向下看”，关键是加大干部的任用及考核机制改革创新的力度，真正体现“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让那些眼睛“向下看”的领导干部“显山露水”，在考评时赢得高分，受到重用。

　　“向下看”是一种境界。领导干部，无论位置多高，权力多大，这一切源于人民的“恩赐”，仰望星空，观照内心，脚踏实地，只有深刻认识到这些，才会真心实意“向下看”，使亲民、爱民成为一种行为的自觉，而不是装样作秀。如此，即使位置变了，但“向下看”的注意力不变，追求不变。(作者为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

　　官员的网络“智商”有多高

　　2    “网络”是个好东西

　　官员得票率82.6%，网友得票率80.7%，综合得票率 81.84%

　　上榜理由：从“网络恐惧”到“官博”盛行，再到利用网络听取社情民意，解决民生问题，领导干部对网络的认识水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执政水平。

　　典型案例

　　案例一：韩峰日记与新“官场现形记”。2010年2月，广西烟草系统干部韩峰的私人日记泄露，被各大网络论坛转载。日记记录了韩峰与多名女下属、同事淫乱，收受贿赂等内容，被形象地称为新的“官场现形记”。3月9日，韩峰被交给南宁市检察院立案调查。12月14日，韩峰因受贿被判13年。2010年5月，《人民论坛》杂志曾做过关于“官员网络恐惧”的调查，七成受调查者认为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

　　案例二：利用网络平台解决民生问题。2010年11月4日，杭州市政府在杭州网公布了《杭州市人才专项用房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计划在未来三年，安排1500亩土地，建设人才专项用房150万平方米。“人才房”面向高端人才，实行政府定价，原则上不超过同类地段新建商品住房市场价格的50%。此举引来一片质疑。“政府是不是借公共资源发‘富福利’？”“小心‘人才房’变成‘官才房’”。面对质疑声，杭州市政府回应，此举有严格规定，经得起推敲，并承诺将在报纸、网站等媒体进行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今年7月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已经达到了4.2亿。这样一个庞大的网民群体，囊括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所形成的强大舆论场，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彰显。据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分析数据，网民对于重大社会事件网络舆情的贡献率超过了59%；在79%的重大新闻事件中，网民积极评论对媒体增加报道量具有推动作用。

　　近年来，由网络引发的监督风暴屡见不鲜，也印证着上述观点。比如，今年的广西烟草局长“日记门”事件、“十不知道局长”事件，以及2009年发生的“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等等，这些都是首先由网友披露，继而在网上发酵，之后引起传统媒体关注，最后由公权力介入，展开深入调查，并最终得到解决的典型案例。

　　网络作为社情民意的集散地，是民众和政府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引起了政府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官员对于网络，并非一开始就持欢迎的态度。人民论坛2010年5月(下)做了一期有关“中国官员的‘网络恐惧’”调查，70%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有“网络恐惧”症。“恐惧”什么？60%的受调查者认为，“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28%的受调查者认为，“担心私人信息被曝光，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也有一部分官员“担心网络监督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让人有口莫辩”等等。

　　官员的网络恐惧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范玉刚分析，网络信息发布门槛低、成本低、速度快、效应大，不排除某些人趁机借“势”，为自己的私利张目，混淆视听。但这反映的是网络监管内容上的“失控”和监管不到位，没有必要因此而“恐惧”网络。网络扩大了公民的知情权、填补了公民监督的空白，改变了舆论生态，成为民意民情的重要表达路径和方式，也成为解读现实社会的重要“索引”。所以总体上而言，网络文化是积极健康的。对于政府来说，如何跟上网络时代的思维，引导网络走向良性健康发展，并充分发挥草根监督作用，善加利用网络民意，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代课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党政官员，对网络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很多地方政府打出了网络牌，构建网上政府，进行网上政务公开，接受网友监督，鼓励官员主动上网与网友进行交流，了解网友关心的热点话题，并就相关政策向网友征求意见和建议，争取网友对政府的支持，等等。从“恐惧”网络，到开始关注网络论坛动向，再到开博客，又到现在很时髦的党政官员开微博，中国官员与网络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执政者对网络民意的反应能力在提高，反应速度在加快，对待网络的态度也更加开明、开放，执政能力提升的同时，官员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发生了改变。原来严肃、刻板的官员，通过网络媒介变得有血有肉起来，亲和力增强，“个性官员”、“明星官员”增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官员网络“智商”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执政水平的高低。树立“网络”是个好东西这一观念的领导干部，往往能积极接受网络监督，广纳网络民意，集中网民智慧，广泛“网”罗民心。而那些惧怕网络、封堵网络、不善于利用网络的官员，往往被“网络”搞得焦头烂额，损坏党和政府的形象。(文/人民论坛记者  杜美丽)GDP与民生： 重心如何转变

　　3    拼GDP不如比民生

　　官员得票率69.5%，网友得票率89.5%，综合得票率 77.5%

　　上榜理由：比民生，将成为地方政府竞争和官员业绩考核的新标向。该项得票率达到77.5%，表明官员应当卸掉GDP的政治枷锁，以GDP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标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典型案例

　　案例一：住房建设的“重庆模式”。公租房建设“重庆模式”中的实体性工程，就是政府财政为50万家庭修建3000万平方米的低租金房屋，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建立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的“双轨制”住房体系，成为其中最大亮点，给出了一份破解社会“蜗居”难题的“参考答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政府就应该为穷人修房”的观点，也受到舆论广泛好评。2010年10月，重庆市出台了广受老百姓赞誉的“民生10条”，决定在未来两年半时间里，在解决全市群众最关心的10大民生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

　　案例二：东莞“25年免费教育”。2010年8月25日，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对本地4.2万户籍人口实施从幼儿园到博士25年免费教育。本科生每年每人补贴6000元，硕士生补贴8000元，博士生补贴1万元。预算每年免费教育支出为1000万元，由镇财政和下辖各村按比例分摊。此举将大大减轻广大家庭的教育负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何异化为以GDP为中心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指引下，我国实现了连续30多年GDP年均增长9.8%的奇迹，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举世瞩目，中国的大国形象也日渐丰盈。不难想象，我们对GDP这个指标一度寄予了厚望。在许多地方，GDP标准几乎完全主导了干部的政绩评价体系，成为很多干部施政的“指挥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悄然异化为以GDP为中心。

　　方向若出错，后果不可想。 为了追求GDP，许多地方政府将相当比重的财税收入不断转投到新一轮建设中去，使民生欠账过多，社保水平过低，环境治理无钱。此外，对GDP的片面追求还严重影响着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态，一些地方干部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玩“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游戏，不但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还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经济为谁而忙，民生被谁所伤？勿须争辩，经济为社会服务，社会以民生为重，经济建设服务的终极目标只能是民生。民生，理应“做大做强”。

　　于是，不论是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还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均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反倒是将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许多省市也正在卸掉GDP的政治枷锁。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又一重大信号。这或许意味着，以GDP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标的时代要一去不复返了。

　　民生与GDP并不截然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民生与GDP并不截然对立，高度重视民生并不是要全面抛弃GDP。GDP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的体现，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在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毕竟，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民生便无法更好地改善。今后我们仍然要将GDP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判断依据，科学决策，准确发力。

　　GDP追求的畸重，源于民生建设的畸轻，源于没有真正弄清楚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以往我们只是将民生问题作为社会建设的一个方面来规划、安排、部署，而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文件报告的指导思想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那就是将民生建设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等诸多方面，明确指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要求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必须随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当普通大众被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新的“三座大山”压得有些喘不上气来时，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创新发展，实施了一些切实改变民生，提高群众满意度和居民幸福指数的地方性创举，民生竞争，已经开始取代GDP竞赛，成为引领地方政府竞争的新标向。

　　民生如何成为官员比政绩的重要参数

　　尽管民生大如天，但“唯GDP论”能否从当政者的思想观念中彻底抹去，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一方面，缺少民意评价的地方政府行为，在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的指挥棒下，“政府单边主义”作风较重，实际效果就表现为好心不一定办好事，明明是“民生工程”却弄得老百姓“民不聊生”。

　　另一方面，民生不是说重要就重要，GDP也不是说淡化就淡化的。这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程度，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速度，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幅，环境质量指数的高低、人民的满意度等等，都是官员比政绩、政府论成绩的重要参数。(作者分别为中央党校教授，中央党校研究生)

　　谨防“小家庭” 绑架官员

　　4    孩子老婆得管住

　　官员得票率76.5%，网友得票率    72.6%，综合得票率 74.9%

　　上榜理由：不少官员虽然能管住自身，但常常因为“问题”孩子、“问题”老婆而引祸上身，“我爸是李刚”的“豪言”对领导干部而言无疑是一记警钟。

　　典型案例

　　案例一：最牛“官二代”，“我爸是李刚”。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刚之子在撞到两名女生，一死一伤之后，仍然扬长而去，态度嚣张，喊道：“我爸是李刚。”这或许是一个极端的例证，但已充分说明了权力已经改变了部分官二代的世界观和行事准则。在肇事者看来，大概只要“我爸是李刚”，任何游戏规则都可以随便更改……“官二代”们的如此心态实际上非常危险，官员们对子女的如此骄纵更是对权力的“践踏”。

　　案例二： 家庭助廉不可少。今年4月，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原副局长陈谟林因犯受贿罪被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8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其妻严雪兰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他的妻弟严建海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1万元。

　　从1998年到2008年，陈谟林与妻子、妻弟共同受贿8次，单独收受贿赂15次，共计受贿522万元人民币、13.5万元美金；其妻严雪兰参与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共计432万元人民币、10万元美金；妻弟严建海参与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共计301万元人民币。此案提醒反腐败职能部门：构建惩防腐败体系，“家庭助廉”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很多腐败分子认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风险太大，就想利用自己的亲属当二传手，利用家庭成员来进行腐败活动，进行曲线腐败。也就是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职务犯罪，家属帮助受贿或利用其他手段，将其权力“变现”，形成家庭窝案。

　　而对于行贿人来言，他们常常不容易直接接触手握权力的官员，但与官员亲属交往相对容易。很多官员受贿，往往是子女、妻子收钱后找官员办事。这些“家里人”打着官员的名义收受贿赂，找关系、走门路、批条子、拿佣金、吃回扣，将官员的权力用到了“极致”。这种用亲情捆绑利益的“家族式腐败”不仅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也给查处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家族式腐败”的案子由于涉及到了亲情因素，使得办案人员面对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们在利益和亲情的捆绑下，结成紧密的共同体，订立攻守同盟，采取伪证、串供、转移赃款赃物等行为，给侦查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而这恰恰加大了贪官的侥幸心理，即使犯罪被发现，只要财产转移了，那么也是“牺牲一个、幸福全家”。有的腐败分子甚至早就将配偶子女移民海外，贪污腐败的赃款也早已转移，一旦有风吹草动立刻可以逃之夭夭。

　　可见，“小家庭”用亲情捆绑利益，形成权力暗箱操作的“遮羞布”，“小家庭”已成了某些腐败分子走向堕落的动因和推手。因此，当前，我们不仅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提高领导干部自身的修养，还要警惕领导干部的“家里人”，警惕这些权力 “寄生者”的违法乱纪行为。领导干部不仅要看好自己的门，还要管好自己的人，营造一个和谐幸福、风清气正的家庭。

　　然而，腐败家庭的核心仍然是领导干部本人，是领导干部权力运作无边界、权力行使无制约的必然结果。要治理腐败的家庭化，谨防官员被“小家庭”绑架，首要的是管好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而要真正地约束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首先要着力提高领导干部的个人修养，增强自律自醒和自警意识，培养良好官德，切实摒弃高高在上、唯我独尊、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封建家长制观念和作风。其次，自律是必要的，但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自律。无数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个人的道德和品格是靠不住的，约束先天易于膨胀的权力必须靠法律和制度。权力必须与监督为伍，如影随行。在我国，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家里人”问题，去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格要求自己和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

　　生活在领导干部身边的“家里人”，也就生活在领导干部权力的“光环”下。这就是使得很多人容易产生“沾光”的思想，容易打着领导的旗号，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而外界也会因为你是领导干部的“家里人”而故意亲近你、讨好你，通过你的关系和领导套近乎。但是，领导的“光”可“借”，但不能“沾”。身为领导干部的“家里人”，更应严格要求自己，而不能狐假虎威，甚至以此牟利，做权力的“寄生者”。(文/人民论坛记者 马静)

　　如果强拆一如既往， 中国“新”在何处

　　5    科学发展是硬道理

　　官员得票率80.3%，网友得票率62.2%，综合得票率 73.06% 

　　上榜理由：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发展要可持续，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当前尤其要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官员对该项的支持率明显高于网友，反映出官员对科学发展的必要性紧迫性具有更加自觉清醒的认识。

　　典型案例

　　“造城运动”成瞎折腾的典型。刚建五年就拆迁，康巴什造城运动俨然成为瞎折腾的典型。耗资50多亿打造、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是一座豪华新城，计划居住100万人口，却成了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就在近期，康巴什新城的第二轮拆迁又全面展开，一些在第一轮拆迁中被迁移、仅仅在新居住地生活了5年多的当地村民，又要迎来无可逃避的大拆迁。

　　6

　　当官也高危，用权需谨慎

　　官员得票率72.8%，网友得票率66.9%，综合得票率 70.44%

　　上榜理由：县委书记、国土局长等都是高危岗位，领导干部应当具有岗位风险意识，抵得住权力、金钱、美色等诱惑。2010年第9期人民论坛杂志封面策划《当官也高危》，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关注。

　　典型案例

　　案例一：岗位风险防不胜防。2010年6月，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厅长陈爱民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而在此之前，另外两名原副厅长许建斌和李江华同样因收受巨额贿赂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无期徒刑。4名在职副厅长3人落马，江西国土系统一年多来共有13名领导干部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透过这一“腐败群案”，尤其是南昌市国土局原局长周宏伟一案中房地产开发商“排队送礼”等细节，充分暴露出国土资源管理权过度集中、权力监管严重缺失等问题。

　　案例二：如何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针对县委书记的岗位风险，2010年9月，湖北省出台全国首个县委书记岗位风险预警机制——《湖北省县委书记岗位风险预警防控办法(试行)》。该《办法》分别对县委书记岗位风险的总则、防控内容、防控措施、信息收集及处置、附则等作出了规定。

　　7

　　强拆不行了

　　官员得票率44.6%，网友得   票率86.6%，综合得票率 61.4%

　　上榜理由 :拆迁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不拆不行，强拆更不行，领导干部面对拆迁问题，要做到以人为本。对该项官员和网友的支持率反差较大，说明这个理念的推行还存在较大阻力。

　　典型案例

　　反面——宜黄强拆引发惨案。2010年9月10日上午，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岗镇发生一起因强拆导致的被拆迁户自焚事件。宜黄县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立案调查；宜黄县委、副县长李敏军被免职、立案调查；多名官员受处分。

　　正面——阳光操作，和谐拆迁。湖南大浏高速公路全长84公里，拆迁房屋709户，征地8000多亩，而征地拆迁全部耗时仅26天。整个过程，未实施一起强拆，未出现一例上访。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民思想很淳朴，在补偿合理的前提下，只要能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他们绝不会无理取闹。

　　无恒产则无恒心

　　中国人素有“安土重迁”的传统，这一传统孕育出淳朴的乡民、重义的道德、团结的社区和超稳定的政治结构。尽管经历了现代化的冲击与革命的颠覆，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与伦理内核并未根本断绝。

　　在重新重视传统文化、倡扬和谐的今天，此起彼伏的“拆迁战争”却继续着一种粗暴的逐利逻辑和残忍的文化自戕，将广大的城市平民和农村居民推向漂泊的市场和无尽的抗争深渊。

　　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心则或盗或抢或自焚，一切的乱象都可以与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那个社会关键词——“拆迁”相关联。在规模越来越大、抗争越来越烈的“拆迁”中，仁爱、宽容、诚实甚或保守等社会核心伦理价值，被“利益”撕扯得七零八落。这是理想与实践的严重背离。其中深伏的危机不能不引起人们反思，尤其是那些处于“拆迁”第一线的、或官或商的“精英们”。

　　地方强拆有理之辩

　　如此普遍类似、席卷全国的“大拆迁”，其动力何在？地方官员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无非两个：一是央地财政关系里面“事权大、财权小”的结构性矛盾，“强拆有理”；二是各种拆迁与地方发展项目挂钩，其对地方GDP的贡献直接成为官员晋升的政绩基础，强拆“更有理”。

　　关于央地财政矛盾的诉求有一定合理性，从实际情况来看，大部分工业欠发达地区的政府财政对土地收益的依存度很高，而同时中央事权又不断向地方摊派，这一“挤压”形成了推动地方政府强拆的经济动因和心理支持。但是，假如说地方没钱所以才要搞拆迁，那么地方搞了拆迁有钱了，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是否跟随强拆而大幅提升呢？ 

　　关于拆迁与地方发展、政绩考核的关系，则存在可辨别之处。任何改革或发展都存在伦理底线，或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曰“帕雷托改进”，或曰“增量逻辑”，道理只有一个：不能损人利己，尤其不能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强拆所捆绑的很多“规划”或“项目”，其公益性大受质疑，其突破改革伦理底线是遭致强烈抗争的根本原因。政绩观不改变，改革伦理不确定，这样的改革与发展只能越来越撕裂社会，增加对抗。

　　不能想拆就拆

　　即便有了拆迁的动力，为何地方政府总能够做到想拆就拆呢？不是有《宪法》、《物权法》保护私有财产吗？不是有各级党委、人大、政府和法院制约官员的冲动吗？为何这些都没能有效阻挡拆迁的车轮？在技术层面上，这是因为调整拆迁法律关系的具体制度严重滞后。广受诟病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将拆迁补偿关系错误地界定为民事法律关系，放弃了政府的保护与补偿的责任。

　　于是在现实中，围绕土地和财产而展开的博弈，便演化为为有钱有势的开发商与孤立的被拆迁“散户”之间的流血冲突，政府还不时对强势的开发商施以援手。开发商既然已经付出了各种成本并与地方政府达成了分利默契，岂可指望其尚存“仁慈”？向上游制度走，问题出在规划上。城市(城乡)规划中严重缺乏信息公开和民主参与，具体的财产权顿成“规划海洋”中的孤岛，被随便漫溢和侵占。再看补偿，举着“公益”招牌，不谈市场规则，利用差价大肆套利，渐具市场意识和权利观念的民众怎会服从？这一制度已成改革伦理的“吞噬器”，不改不行。

　　“强拆”透支政治合法性

　　大体而言，此种“强拆”模式显然已经疲软，因为它突破了改革伦理的底线，因为它遭遇到了最强烈的社会抵抗并最为“奢侈”地透支着现有体制的政治合法性。

　　具言之，有四方面的理由要求禁止掠夺式“强拆”：第一，“强拆”是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伤害了亘古以来“官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伦理；第二，民众日益理性和具有权利意识，地方政府强拆将遭遇更加强烈、更大范围的抵抗，甚至可能演化为阶层与地区对抗，最近仍在继续的“自焚”悲剧等各种形式的“呐喊”，足可为证；第三，强拆模式不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与包容性增长的新发展模式的需要，强行坚持只能越来越抹黑地方形象，恶化官民关系，拖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第四，强拆反映的是掠夺性质的“零和博弈”，与改革伦理里的“增量逻辑”相悖，不及时纠正将无法弥合这一行为对根本政治合法性的伤害。

　　政府和民众都应当从共同的行动中进行反思，增进社会公共理性。在社会层面上，改革就是一个不断提供社会系统“负熵”的过程。强拆的利益化本性已经显现出其破坏社会系统稳定的后果，不改不行！ 

　　不久前，江西宜黄一位地方官员振振有词：“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应该反问一句： “如果强拆一如既往，中国‘新’在何处？”(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为何“污浊”，又如何“透明”

　　8    做个“透明人”

　　官员得票率 52.7%，网友得票率64.6%，综合得票率 57.46%

　　上榜理由：作为领导干部要光明磊落，胸襟坦荡，表里如一，不能做“两面人”——“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台上台下两个形象，人前人后两种表现”，而是要自觉公开个人重要事项，做个“透明人”。

　　典型案例

　　正面——“沈浩精神”感动大地。沈浩，小岗村村民两度摁下红手印挽留的一名“村官”。他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迹，有的仅仅是与村民们的水乳交融、生死相依。沈浩常说，我们是党的基层干部，谁家有困难，就要到谁家去。在沈浩心中，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就是基层国家大事。2000多个日日夜夜忘我工作、数十本工作笔记，诠释着他对小岗村的无限眷念与热爱。一个人做一时一事的好事不难，难的是六年不图回报的坚守。但是，这一切，沈浩做到了。

　　反面——“双面贪官”的可悲下场。曾经声名鹊起、享誉台州20多年的“作家局长”刘长春，今年5月却因犯受贿罪，被杭州市江干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一方面他顶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台州市文联主席、台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一大堆高雅的头衔，披着文化人的清高脱俗的外衣，舞文弄墨、附庸风雅，另一方面却是以权谋私，频频伸出贪腐恶手，将价值数百万元的房产字画以及现金统统纳入囊中。他的“双轨”行径，使得他只能沦落为 “双面贪官”。

　　现在，干部当“两面人”，表里不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比较突出、严重。我们反对干部当“两面人”，因为这样的人是一些表面上冠冕堂皇、道貌岸然，实则追腐逐臭、浑浑噩噩的“污浊”之人。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人民大众来说，他们既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危害，又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然而，我们在痛恨这些人的时候，倒是要认真地思考，究竟这些干部为何成为“污浊”之人？常言道，树有根，水有源。那么，导致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放松学习，放任自己，背弃了理想信念，以至于好坏不辨，善恶不分，可以说是诱使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元凶”。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曾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任职期间也正是她大肆卖官受贿的时期，“双规”之后她声泪俱下地忏悔道，“我之所以犯罪，在于放松学习，信念动摇、防线失守。”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也同样交代，“自己长期放松学习，或者学习了但不是针对自己，只是为了对别人进行教育的需要。平时基本不看马列的书，而热衷于一些消遣性的读物。”由于不学习，不长进，思想上没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引导，岂有不“污浊”之理！

　　丧失人格，人身依附，点头哈腰地为上级办事，以至于不讲原则，不顾廉耻，可以说是诱使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弄臣”。曾经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土皇帝”的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其继父去世后数百名干部前往奔丧，表现最抢眼的是范某、张某、薛某三个乡镇党委书记。他们自备了孝衣、孝帽，一下车就穿上，进灵堂后放声大哭，比死者亲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一口一个“亲爹”地哭个不停，甚至跪倒在地，悲痛欲绝，不肯起来。范某等三人为什么不惜甘当人家的儿子？为的就是卖身求荣、依附杜保乾，期盼着日后好提拔升官。石家庄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在提任该职时其简历表显示她13岁至17岁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医院药剂师，明眼人一看这根本不可能，可为什么却能通过组织部门的审核？因为市委领导给予大力举荐，组织部门的干部为了顺应领导的意思，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做声。由此可见，有了这样的“人格”、“品行”的干部，还有什么“污浊”之事做不出来！

　　图谋政绩，野心膨胀，处心积虑地追求GDP，以至于编造数字、弄虚作假，可以说是诱使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恶魔”。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这位只受过初中教育，从生产队记工员一路升迁的原副省长，有着一句“名言”：“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就能上。但关键不是让老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让领导看到政绩。”为了让领导看到自己的政绩，王怀忠还在任阜阳行署专员、地委书记时，就把只有4.7%的增长率硬是拔高到22%。为了显示其坐镇阜阳的“非凡政绩”，他还精心伪造了一个“黄牛博览会”，不惜从阜阳之外牵来很多的黄牛凑数。他甚至胆大妄为地修建了阜阳国际机场，可怜的是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国际航班光临阜阳，成为笑柄。 像王怀忠这样利欲熏心的干部，身陷“污浊”之坑又怎能自拔！

　　权力过大，集权专断，仍然信奉权比法大，以至于权力失控，为所欲为，可以说是诱使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罪孽”。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在落马后“一席坦承”：“官到厅局级，就没有人监督了。”现在，一些“一把手”的权力不受制约，已经成为制度上的一个明显缺陷。在地方上，不少像胡建学这一级的干部，可以轻而易举地置身于监督之外，无人敢于对他们发表不同意见。原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说：“在调到宁波工作的两年，自己过分轻信秘书和身边的几个人，以致民主作风不如以往。班子内部、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不同意见听不到了，不少人不愿向我直言，使我失去监督。”在“一把手”专权下，民主集中制早已沦为虚设，“班长”成了“家长”、副职成了听差、“群言堂”成了“一言堂”。由于权力无法无天，失于制衡监督，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就在所难免。

　　笔者认为，以上就是导致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最主要“根源”。弄清了这些“污浊”的根源，要使我们的干部变成“透明”之人、“清白”之人，也就很容易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了。这里，可以简述如下：

　　其一，普遍建立学习型党组织，健全政治学习制度，切实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认识高度上解决激“浊”扬“清”的问题。

　　其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选任类干部逐步实行民主选举，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让人民群众决定领导人的任职和升迁与否，这样就能有效克服人身依附、人格扭曲，防止正常的同志关系变成“君臣”、“父子”或“猫鼠”关系。

　　其三，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以GDP论英雄，防止片面、畸形发展，干部的政绩好坏，既要以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为准，也要由群众的民主评议和民意测验为准。

　　其四，最关键的是权力公开，打造“阳光政府”，政府和官员的政务活动应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要求，予以及时发布。领导干部要按照《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及时报告自己的活动，包括申报自己的财产。做到以上四个方面，我们的干部成为“透明人”就不在话下了。(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博导)

　　防止干部“年轻化”异变

　　10    论资排辈 OUT了

　　官员得票率35.5%， 网友得票率76.4%，综合得票率 51.86%

　　上榜理由：领导干部应打破论资排辈用人潜规则，广纳贤才，大胆启用年富力强、有胆识、有魄力、有干劲、有能力的年轻干部。该项官员的支持率仅三成多，且不足网友支持率的半数，说明改变论资排辈现象的呼声很高，但现实阻力较大。

　　典型案例

　　2010年2月初，山东省新泰市公示了公开选拔的领导干部拟任人选，新选拔的6名副局长和1名法院副院长中，有6名是“80后”，最年轻的一位只有23岁。拟任人选公示贴出来以后，被网友以“令我十分震惊的任命公示”发布到各大网络论坛，很快引发网友热议和质疑。针对外界质疑，新泰市政府官员回应：“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吸引高层次人才。现在很多人才愿意去大城市发展，像新泰这种县级市，凭什么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我们只能把条件放宽一些，让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人留下。按照《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基于人才需求等方面的原因，可以对报名人员的职务层次、任职年限等任职资格适当放宽。”

　　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是风向标

　　“干部年轻化”是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干部“四化”要求而提出的，它的提出及其实践曾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进入21世纪，规范化的年轻干部选拔机制的积极意义至少有三：

　　一是突破以往“论资排辈”的限制，对于留住青年人才，提高干部队伍质量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在相对落后地区，在物质激励相对贫乏的情况下，晋升提拔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把人才留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激励手段之一。

　　二是干部年轻化是党中央干部培养的一个重要趋势，年轻干部的增多一方面增加了组织活力，另一方面也对组织内原有人员构成了一种激励，形成了“鲶鱼效应”，有助于消除官僚倦怠，提升政府服务水平。

　　三是青年人在体力精力方面都更有优势，而且我国正经历着社会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这个社会更了解，适应能力更强，对问题的反应也更为迅速。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干部年轻化”的强调在很多地方已逐渐异变为“任选干部以年轻为重”的思路。在我们为干部选拔打破论资排辈潜规则，广纳贤才鼓与呼的同时，也要正视由年龄倾斜政策的实践结果引发的消极效应。

　　过早被提拔对青年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心理压力，而外界对其能力、背景等方面的质疑乃至对其隐私的侵犯更可能对个人和工作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是风向标。但不可否认的是，年轻人往往缺乏经验，而学习是要“付学费”的，必须考虑到此类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

　　防止干部年轻化异变要处理好的问题

　　如何让制度环境更加有利于年轻干部的成长，如何让“80后”官员不再被质疑，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新形势下谨防“干部年轻化”异变还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公共服务动机与绩效表现哪个更重要？尽管我们希望所有公职人员都可以做到“德才兼备”，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似乎是一个过高而不切实际的要求。现代公共管理的有关研究表明，公共服务组织应该尽量接纳那些具有高服务动机的人加入，哪怕这些人在工作绩效方面表现差一些。而这种观点显然是与现有的以考试为基础的文官录用方法和以绩效为基础的文官考核方法相悖的。考试可以判断干部所掌握的知识量，但并不一定能够正确反映年轻干部真实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选拔年轻干部，既要看其考试成绩，也要关注其实践业绩，更要关注其公共服务动机与公共服务精神。完善竞聘机制，避免“唯考试论”，真正选拔出具有强烈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能力的年轻干部依然是我们完善年轻干部选拔制度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二是打破论资排辈的同时，如何提升职务晋升公平感？职务晋升公平感并不仅仅是结果公平与程序公平，职务晋升公平感还包括人际公平与信息公平。职务晋升公平感绝非公开选拔考试的必然。如何保证公务员选拔与任用的公平、公正、有效性，如何既保证优秀人员的脱颖而出，又能保证公务员对职务晋升普遍的公平认同，是当前完善年轻干部选拔制度急需探讨的问题。

　　三是如何让登上政坛的“80后”明确树立“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是完善年轻干部选拔制度的重中之重。正如习近平所言，“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

　　人们之所以对新泰市提拔“80后”副局长质疑，不是对打破论资排辈的质疑，而是对年轻干部的选拔、考评制度和如何增加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定权的关注与思考；是人们对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年轻干部眼光“往下看”，而不是“向上看”的关注与思考；更是人们对打破论资排辈是否就一定能够选拔出具有强烈公共服务动机与公共服务精神，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领导服务的“70后”、“80后”的关注和思考。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贯彻落实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探索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打破论资排辈用人潜规则，广纳贤才。我们期待着在这项改革探索中，走向领导岗位的“70后”、“80后”能理直气壮地回答“谁给我权力”这个问题。(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2010年领导干部思想动态

　　2010年，领导干部的思想动态显得更加理性、稳健、积极进取。2010年，民生问题凸显，富民力度加强。可以说，2010年，也是领导干部如何大写“民”字的一年。盘点下来，这一年领导干部的思想动态，呈现出如下几个亮点。    在执政理念上，从强国富民走向富民强国

　　强国与富民，本来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富民以强国为前提，强国以富民为目的。中国30多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老百姓贫困的帽子基本上被摘掉了。但是近年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是群众反映最为集中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2009年底，中央财政收入3.5915万亿元人民币，中央所属企业资本和利润总额分别是22万亿元和0.9655万亿元，国家外汇储备约合16.4万亿元，总计42.957万亿元，同年，城乡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分别为26万亿元和21万亿元。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是个危险信号。针对这些问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重点解决转变发展方式、追求社会公平、深化体制改革等问题，强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并提出了具体目标和明确要求，如“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国民消费预期”等。这实际上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树立了一种新的发展思维和发展理念。在中央精神要求下，各地政府逐步认识到“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纷纷取消唯GDP考核指标，注重以人为本。从强国富民走向富民强国，不仅仅是词语排序上的差异，而是反映了现阶段执政理念上的进步。

　　在执政作风上，从为民执政走向“靠”民执政

　　在专制文化传统中，执政从来就是“强力控制”，“民”则是依附于权力，没有独立人格的“臣民”。受这种传统文化影响，一些干部嘴里讲“执政为民”，实际上是“管民”、“治民”，这是因为政务官员由上级任命，政绩由上级考评。以往的习惯作法中，选举采用上级经一定组织考察程序形成候选人名单，然后交由选民选举的方式。这样的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容易走过场，实质上还是委任制，缺少合法性。近年来，群众满意度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如湖南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以来，将群众的认可度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主要依据，群众满意度不到80℅的，一律不提拔。这就使得干部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紧密相关。利益相关才能血肉相连，建立干部与群众利害相关的机制，使干部的利益前途受制于社会公众，才能恢复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只有通过公开、民主、竞争、择优的机制，形成群众参与、群众选择、群众监督的制度安排，做到“官”由“民”选，“靠”民执政，领导干部才会眼睛向下看，而不是向上看，才能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多向群众学习，多跟群众商量。在此基础上，学习“沈浩精神”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更多的沈浩式的好干部才能生长出来、成长起来。

　　在执政心理上，从居高临下走向平等博弈、认可妥协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官员是“学而优则仕”，一旦做官便出人头地，高人一等，在心理上有着高高在上、“舍我其谁”的极大优越感，自比“父母官”、“青天大老爷”。受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一些官员面对公众利益诉求、制度监督和媒体监督等就显得很不适应，难以接受，认为是挑战政府权威，因而频爆惊人“雷”语，如“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强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谁让你直播的”等等。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在现代社会里，政府是为公众服务的机构，公众与政府是平等的，甚至政府永远是被公众要求的对象。在西方法治国家流行一种说法：只有挨骂的政府才能变成好政府。特别是在网络化条件下，官员必须适应于网络化生存，做个“透明人”，透明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信息化社会的必然，越遮掩越容易引起人们的探知欲，要消除人们的探知欲，最好的方式就是透明。官员还必须习惯于被监督，被人监督不是坏事，可以规范权力运行，保护干部不出问题、不犯错误。所以官员必须改变以往的强势心理，放下身段，学会倾听，学会谈判，学会回应，学会妥协，学会道歉，做个现代化的管理者。媒体出身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微博中说得好：“在互联网时代，官员和百姓台上台下的位置换了个儿，老百姓坐主席台讲自己的苦与忧，官员需要在台下站起来解释政策、表态怎么解决。”如今的官员逐渐对老百姓、对社会有了敬畏感。

　　在执政技术上，因势利导，变改革压力为改革动力

　　2010年是个改革年。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发表30周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胡锦涛同志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温家宝总理明确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要加快改革攻坚步伐，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领域改革，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来自基层要求改革的呼声也很高：县委书记、国土局长等成为高危岗位；群体事件等社会冲突频发；压力维稳面对更大压力。在这种改革压力面前，各方面的改革加大了力度。一是吏治出重拳，2010年10月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文严查12起买官卖官大案；此前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还有《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法规颁布实施；干部报告住房专门规定将出台。二是县政改革出经验，江苏睢宁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突破社会治理僵局，尊重民意、选拔干部、规范权力、限权制衡，受到老百姓欢迎。三是全方位改革出新思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谈到深圳重启“二次改革”，回答未来30年再干什么时谈到：发展法治环境，以切实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保障按科学发展观要求有效转变发展方式等等。这说明各级决策者已形成改革共识。

　　在执政能力上，从经验型政党走向学习型政党    今年是我们党建党89年，执政61年。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我们党在执政能力上也经历着一个从经验型政党向学习型政党的转型。面对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过去的经验不够了、不管用了，必须学会许多原来不懂的东西。去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今年又出台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应该认识到：执政能力就是学习能力。提高学习能力，首先要通过书本学习，要多读书、读好书，避免思想上的庸俗化。同时，还要注重在实践中学习，向群众学习，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提高造福一方的能力。面对许多新事物，不懒惰、不守旧、不惧怕，迎难而上，有所作为。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说，过去，我们是“支部建在连队上”，现在则要把“支部建在网络上”。提高学习能力，还要在反思中学习，学习就是修行、修炼，就是知错必改，要善于调整，敢于放弃，坚决摒弃那些过时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如今的很多官员认识到，“强拆”不行了，必须要以人为本。浙江省东阳市等地方实行“民主拆迁”、“和谐拆迁”，给中国式拆迁带来希望。提高学习能力，还要在官民互动中学习，要尊重群众，善待媒体，只有对话才能破除“官话”，才能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策于民，才能提高组织协调能力、决策能力，提高治理水平。可以预见，随着更多领导干部学习能力的提高，必将使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升。(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教授)

　　当前官员如何冲破思想障碍

　　2010年，是结束“十一五”、开启“十二五”承上启下的一年，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一年。形势决定任务，观念决定行动。 在当前形势下，创新发展观念，尤其要破除思想障碍。    摆脱依赖传统发展路径的思想惰性

　　“十一五”开局时， 我国加入WTO不久，国际情势总体是有利和友善的。全球经济蓬勃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庞大的出口市场，一些西方国家也希望通过给些甜头，引导我国在政治制度上和他们“接轨”。后来发现这是一厢情愿，加上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形势逆转，对我们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强，一些西方国家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日益高涨，自己却在货币政策上争先恐后“放水”。二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遏制中国的势力也在抬头，包括在中国周边舞枪弄棒。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一些地方和行业依靠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必然产生影响。

　　外部环境发生不少负面变化，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也很快。首先是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关键期。一方面，过去因种种原因暂时回避或搁置的一些矛盾，已累积成挡在我们面前的很大的、绕不过去的障碍，使深化改革的难度大大增加。例如，为把“蛋糕”做大，我们长期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现在我国已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变成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社会事业方面的欠账也很多。不仅使支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的内需这匹马跛脚，也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不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就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还有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各方面的矛盾积累、纠结在一起，使过去经常“单兵突进”的改革方式已不再适用，改革已经发展到必须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综合配套的阶段。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摆脱依赖传统发展路径的思想惰性，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不断创新发展观念。

　　纠正重积累、轻消费，重GDP、轻民生的思想倾向

　　关注和改善民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2009年一季度，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曾掉到6.1%的谷底。可就在中央财政收入连续四个月下降的同时，决定大幅度增加民生投入。当年安排“三农”支出比上年增加20% ，安排就业资金增长66.7%，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增长171%。这 “一减三增”，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因此，“拼GDP不如比民生”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的一个重要新观念。关注民生，当前特别要体现在努力拉动内需、建设国内消费大市场上，这不仅是新形势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唯一出路，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只有努力使人们的收入和劳动报酬同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增长“双同步”，老百姓才有钱可花；只有解除人们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后顾之忧，老百姓才有钱敢花；只有提供更多适销对路商品，拓展新兴服务消费，老百姓才有处花钱；只有保护消费者权益，改善消费环境，老百姓才花钱放心；只有改革社会分配制度，最需要得到帮扶的下层老百姓才能更多花钱；只有实现基本社会服务均等化，政府才能把从老百姓那里收到的钱，再以各种形式花在老百姓身上。要做到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眼睛向下看，真抓实干，在落实每一项政策、做好每一件工作上下功夫。

　　拿出改革精神和政治勇气，冲破维护固化利益结构的舆论的包围

　　转型期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党的队伍也发生很大变化。既有雇员党员、也有老板党员；既有生活很困难的党员，也有非常富裕的党员，甚至亿万富翁中也有三分之一是党员。而不同地区、行业、部门中，也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因此，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同一项改革措施出台，也会存在受益的党员和利益相对受损的党员。党员社会身份的变化与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导致整合党内思想的难度加大。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 改革在党内遇到的阻力，主要是“左”和“右”，是围绕改革是与非的观念之争。那么，新阶段改革面临的阻力，则主要不是观念之争，是非之争，更多地是属于利益之争。而且，社会利益结构也表现出日益固化的倾向，社会下层向上层的流动更加困难，代表一些特定的强势群体利益的舆论，也在不断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政策的价值取向。这种利益的分化和冲突，也反映到党的领导层中，使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大大增加。特别是即将进行的分配制度改革，触及利益再分配这个核心问题，也许会是阻力最大的改革之一。

　　强化服务性政府、人民公仆的思想定位，弱化官本位意识

　　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对于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毕竟是特殊形势下的权宜措施，这在当时形势下是必要的，但也出现一种观点，认为这就是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不要再搞什么市场化改革了，这显然是误解。 全能型政府也要向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转变。有人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富人太富、穷人太多、政府太大”。政府太大不只讲机构臃肿，人员太多，主要是权力太大。行政权力还过多地控制资源分配和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这不仅和一些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有关，更重要的是固有的权力和利益格局不愿被打破。还有，随着人们追求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的现代公民意识的增长，对党和政府的期待和要求越来越高。而网络的发展，也使很多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处在整个社会的监督下，成为隐私权很小的“透明人”。有人看到某些干部“祸从口出”，得出应“谨言慎行”的结论。这没有错， 作为党政机关公职人员，要适当约束自己的言行。但治本之策，则是要真正树立公仆意识。那些说话“走火”的干部，无不和他们在骨子里就没有摆正自己和群众、和舆论监督的位置有关。而一个光明磊落，胸襟坦荡，表里如一的领导干部，会自觉接受网络监督。积极应对网络监督，这是领导干部要树立的重要新观念。

　　刻苦学习，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改变浅尝辄止、不思进取、当“太平官”的精神状态

　　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着带领群众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任。但如果你讲的话，下级不认同、群众不买帐，不是藐视你的职位和权威，而是因为你不具备让他们信服的知识和能力。领导的无能，从根本上源自无知。一个领导干部如果肯于和善于学习，能把上级精神和本地实际生动结合起来，就会讲真话、讲新话、讲短话，就会有感染力，就能鼓动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反之，如果只会上传下达，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没有一句错话，也没有一句真正有用的话，他所领导的地区或部门，必定也是僵化保守、没有生气的。还有， 学习的最大忌讳是浅尝辄止。例如，对于增强民主观念，有的基层领导干部认为只要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就行，其实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某些重大问题上，简单地讲少数服从多数也是不行的。需要通过平等协商，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也就是努力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否则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有人说得好：“行为不科学，越有‘精神’越可怕；领导无知识，越有权力越可怕”。因此，胡锦涛总书记特别指出：“领导干部的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领导干部加强学习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政治责任。”

　　以上几个方面，涉及了领导干部在发展观、群众观、利益观、权力观、地位观等方面破除思想障碍，创新发展理念的问题。当然，最后还要讲一点，创新发展观念，既离不开各级领导干部实现科学发展的自觉性，也离不开必要的制度导向。如果一个领导干部的任用和升迁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要求他树立“眼睛向下看”的观念，是有些勉为其难的。反之，如果群众的认可度和满意度越来越成为考评和选拔干部的决定性因素，就实现了观念要求和制度导向的一致。同样，如果能够用改善民生、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等反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的指标体系取代过去的单纯看GDP数量、财政收入、招商引资额等传统指标来考核干部，也会有效地遏制政绩工程和短期行为。因此，正确的制度导向可以促进领导干部创新发展观念，而科学发展的新观念也可以结出丰硕的制度成果。(作者为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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