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供电公司:从《甲子》谈纪录片的社会观 - 良友纪录

文/张钊维

我做纪录片这个工作大概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2000年，而就在我写《萧条年代的电视纪录片》一文时，开始思考我做这行该何去何从的问题。所以这四五年来，我想的东西其实很杂。

王亚维老师在他的文章《迎接平民作者的时代》的最后说："迎接一个平民纪录片的时代来临"，主要大概是因为生产工具的愈行普遍，以及民众的知识和文化水平已达到可运用工具去表达、去传播的时代。而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做个补充：什么是"平民纪录片"。

所谓"平民"，如果他们没有被组织起来的话，可能还不足以构成一个社会。社会是由不同民众的组合、不同民众的组织所构成的，我想这是社会学分析的一些简单常识，只要把这些常识拿出来想一想，很多想法就可以用上去，不需用什么高深的理论。因此，当我们只强调平民，没有去强调一些社会体制、社会经济、社会网络的时候，那么平民就会变成个人，变成好像每个人只谈摄影机可以干什么的这样一个乌托邦的理想。但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在我们目前的社会里，虽然个体有很多的自由，有很多取得信息的能力和渠道，以及各种利用资源的方式。但正是因为每个人都这样，才变成每个人好像都没有力量。所以你更需要一些组织，不管是在一些组织工作，或者是进入一个社会脉络，另外，你必须要清楚知道你所身处的那个社会脉络及网络是什么。而我们的纪录片也是一样，所谓"纪录片的社会观"就是在谈纪录片、纪录片工作者，或是纪录片所要传达的内容，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网络里面。

新电影提倡一种人文主义的传统，是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跟社会的普遍关系有更亲近、更深刻的揭露呈现。而新电影也在国际的影展上有很好的成绩，这都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另一方面，新电影的一个特征，就是所谓的"作者论"或"导演中心主义"这样的想法。在我粗略的观察里，所谓"作者论"或"导演论"这个脉络被发展出来的时候，电影变成一种艺术创作。导演就是一个创作者，就像雕塑有雕刻家，小说有小说家，每一件作品都有一个作者的签名在上面。因为这样的想法，这个东西其中的一个社会脉络也就像当年某些导演在创作新电影的时候，把它放大成国际影展的脉络里去流通，去生产跟再生产。我也跟一些参与这些影展的工作者有过接触与互动，但某方面来说我觉得纪录片还有别的意义，一些本质性的意义。

纪录片它可能不是一个人的创作，不是一个艺术作品，而是"一群人"的东西，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所谓"纪录片的社会观"，也就是说纪录片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不只是扛着摄影机，还要包含如何去传达这个"作者"与"被拍摄者"的互动和人际关系。由于所有东西都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所以你必须要去定义这个社会的人物，去定义所谓的人际关系。1995年我退伍后，当时台湾有线电视刚起步，可以看到一些BBC等外国电视台的节目，看得很兴奋，觉得很好，想说未来可以做这样的工作，就跑去英国念了纪录片。而从那时开始我的感觉就是，我要做的纪录片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沟通，是一种知识跟文化的传播。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创作、艺术手法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你必须跟人家沟通，但最终目的还是在于沟通、传播，甚至在于教育。

我们拿去年中央电视台所播的《申年记忆》来说。由于天干地支六十年一轮，他们想要用一种方式去呈现过去六十年间，每十二年所发生的故事（1944年是甲申，接着1956、1968、 1980 、1992年），虽然这都是温故，但它有一种编排的手法让你感受到新的东西，也许在台湾的脉络不一定感受得到，但我相信在大陆应该是有些新的东西可以被感受到的。

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有几个感觉。第一个，它已经不再是过去我们刻板印象里的政宣片。中国大陆最近几年来在纪录片的发展上有一些进步，这部片观照的是从1944年切片过去的中国的整个情境，基本上是国民党政权跟延安两个地方。它的旁白叙述是呈现事实的叙述，并没有做太多的价值判断，有价值判断的叙述都是引其他人的说法，试图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延安。透过事实陈述的对比，从1956、1968、1980再到1992，这样一个跨时空的背景，观众很容易产生五味杂陈的感受。它不会照本宣科地跟你说，这种新的东西是在剪接、剧本编排、前期研究与调查的基础上实现的。把整个六十年切了五个年份出来，去看这六十年发生的状态，创作者下了非常多的工夫，才能去做这种举重若轻的编排、剪接和旁白的书写。在台湾的纪录片里面，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用这样的视野去看过去的历史。我现在看到的大部分作品还是在重复，如以前的音乐是怎样的情境，像教科书式的编排方式，并没有更好地去利用影像的蒙太奇手法。蒙太奇可能不只是这个画面跟下一个画面之间所造成的张力，它也是这个影像片段跟下个影像片段之间所造成的张力。

《甲子》就具有这种张力，而只有在这种蒙太奇张力底下，观众才可以感受到一种新的东西。而这个新的东西，除了影片工作者可以为这新东西作定位外，他也可以存而不论，交给观众自己去体会去诠释，又或者在一个讨论的场合中各抒己见。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温故是"手段"，"知新"才是重点。

纪录片要告诉我们新的感觉、新的情绪，新的情绪产生的方式以及新的人际关系可以是什么样子，以及新的社会是如何变化的，诸如此类。从很细微的人际到宏观的社会历史变化，都应该提供给一般的人去认知。所以电视纪录片要能作为平民、老百姓认识世界变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管道，便是要提供新的知识、新的看待世界、看待人生以及社会结构的方式。

（作者系台湾独立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