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苛蜜-修复型胶原蛋白:1421:中國發現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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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 【图书名称】1421:中国发现世界 【英文名称】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图书字数】360千字 【图书作者】加文·孟席斯 【经销书店】新华书店 【图书书号】ISBN 7-80724-051-2/K·44 【开本规格】787毫米×1092毫米 【出版发行】京华出版社 【图书策划】师永刚 【翻译人员】师永刚 【责任编辑】刘凯 【责任发行】臧威威 【特邀编辑】刘珂碧、万莉萍 内容介绍 公元1421年1月30日(明成祖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在总兵太监郑和的带领下,历史上最宏伟壮观的船队从中国出发,其中不乏150米长的巨舰。中国船队如同海上仙山,阵容最浩大时各种船舰达100余艘,各类人员28000余名。其出航的目的为“宣德化而柔远人”,这次旅行历经两年,并环游地球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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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中华帝国皇帝的伟大计划(图)2 明惠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亲自率领大军南下攻打南京。当时朝廷分裂。那些名流们—南京城内知识界的精英们憎恶宫中的宦官。自从有中国起,士大夫对宦官就深恶痛绝。宦官作为皇帝的私人侍从,便于在皇帝那里吹耳边风,影响皇帝所闻;他们同欧洲统治者身边的弄臣一样,通过和帝王的近距离接触而富有起来。虽然宦官在皇宫“大内”有影响,但在宫墙外的朝廷只有官吏们有权掌握官府。 人想要当官并且在官场步步高升,就得经年苦读,牢记孔夫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的教导,而孔夫子这位“圣人”反对宦官把持权力。宦官们没有接受过儒家教育,他们仅仅依靠攀附皇帝来晋升。官员们沉浸在孔夫子的道德价值中,这种道德价值力图通过消减那些会扰乱“道”(自然力的相互作用)的人们的机遇来保持社会秩序和特权。它决定了每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生活、等级、习俗和地位。儒家心目中的好政府必须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有秩序、有礼貌且能长久延续的社会规范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官僚政府的核心,并且官员们把农民而非外国人或商人作为社会的主心骨,农民代表稳定,而商人和外国人却是忤逆天道的。 朱允周围的儒臣宦官干政,排斥了他们先前所拥有的权力和影响,故而当朱棣的军队出现在南京城前的时候,宦官为他们大开城门迎接朱棣的人马。朱棣于是坐上了龙椅,自称为皇帝,订年号为永乐。然而此时到处都不见朱允的踪影,据信他穿着僧服逃走了。郑和依旧留在新皇帝身边,是朱棣心腹宦官中的一员。这些人对国事有自己的认识和一定的影响,由于经常观察皇帝,他们深谙皇帝的心意。因为可以进出嫔妃们的住所,他们也逐渐熟悉被隔绝在后宫的两千余嫔妃们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 宦官们再次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大宦官郑和服侍皇帝有功,是所有宦官中最有势力的。在他白丝外衣的褶子里有一个珠宝盒,内含他断掉的阴茎和皱缩的睾丸残物,为此他有一个绰号叫三宝,即“有着三个宝物的宦官”。盒子里装着他的宝—男性的宝物,此物将跟随他到另一个世界去,在那儿他可以再次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但是在今生,他宣誓服务于并完全听命于他的主人—第三代大明天子皇帝朱棣。 郑和在长达12个月里是一个船队的主要指挥者,尽管在此之前他从未下过海,这支船队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船队之一。朱棣的首项意旨之一就是把南京附近龙江船厂的规模翻一番。这个船厂是中国最大的船厂,现在它又被大规模地扩建,扩建后的船厂占据了扬子江边好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南京东门。7个大型的干坞被建成,它们由一系列通向大江的水闸连在一起,每个干坞又分为3个区域可供同时建造3艘船使用。这里的遗址至今依然可见。朱棣要实现甚至忽必烈汗都未曾实现的目的:一个称霸四海的海上帝国。 9世纪之前,能在海域航行的船几乎都是外国的,但是从9世纪起中国建造了它自己的海上船队。宋、元两朝都拥有大型的远洋舰队,它们向海外派特使并建立了固定的海外贸易网,逐渐地中国人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对香料贸易的控制。朱棣现在又着手大幅扩张建中国舰队。除了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战船和商船外,朱棣还编制了1681艘新船,其中包括许多巨大的有九节桅杆的“宝船”,此命名缘于船舱中所装的大量珍贵财物。来自船坞附近南方省地的上万个木匠、帆工和船匠都加入到建船的行动中来。除了250艘宝船外,船队中还包括3500多艘各式船只。另有1350艘巡逻船及同等数量驻守在各海港或是离岛,还有400艘大型战船和400艘装着供给船队粮食、水、马的货船。这队帝王之船打算遨游四海并且绘出海图,以此威慑各地番王,让他们心生敬畏,从而将全世界都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外国的统治者向中国进贡,作为回报,获得商业特权和中国对他们的保护,但是中国经常给予它的贸易伙伴大量价值连城的货物而不是向他们索取,如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丝绸和瓷器,又把从他们那儿所得的钱作为专款借贷给他们。于是他们就永远蒙受中国的恩惠。另外这些船亦承担着寻找逃脱的朱允的责任:“建文帝之出之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命(郑)和踪迹之。”①所有人都应该知道谁应是龙位的真正拥有者:是马背上的大明天子—朱棣。 赢得帝位后,朱棣就决定将都城迁到他原先的大本营北京。这时日益年老的跛子帖木儿正打算攫取他最后也是伟大的一个猎物—中国。朱棣决定予以迎头痛击。帖木儿(Timur the lame,他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在一次战斗中受箭伤的缘故)是他的先辈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的杰出继承者。“他宠信那些胆大且勇猛的勇士们,在这些人的协助下帖木儿大兴恐怖政策,他横扫万山并且像狮子一样把人撕碎。”从首都撒马儿罕(Samarkand今译作撒马尔罕)出发,对穿过中亚的重要贸易路线丝绸之路虎视眈眈,帖木儿在亚洲各地发动侵略战争,他征服了北印度、波斯(Persia)和叙利亚(Syria),并且在1402年击败了安卡拉(Ankara)的土耳其人。如今他开始觊觎东方,目标是摧毁中国的军队,推翻朱棣,恢复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 为了对抗这个潜在的威胁,新皇帝把朝廷迁到了北京,用百万人那么强大的军队来守卫,但是朱棣对新皇城的远见远不只是作为抵抗帖木儿的要塞。忽必烈汗曾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建成了大都并且绕城挖了护城河。朱棣吸收了忽必烈汗的都城的基本要素,但是他废止了皇家围场,代之以典雅的皇家建筑群—紫禁城,它远比其原先的设计要宏伟得多。紫禁城四面环墙,建构威严,其面积有当时伦敦城墙内范围的1500倍大,人口是其50倍。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皇帝的伟大计划(图)3 朱棣建此世界上最大的都城威震四方,这仅仅是他伟大计划的一部分。他亦重修了由中国第一个皇帝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的秦始皇所建的长城。秦始皇统一了互相纷争的诸侯国,是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人。他建长城以保护中国的北方边境免受侵犯,为此而耗资巨大,但是历经1600年后,长城却因年久失修而成废墟。于是朱棣开始着手对它进行重建和加固,并且沿着已有的5000公里城墙增设了烽火台和角楼,同时又将其延伸了1400公里。整个长城东起太平洋、西至中亚的天山。 而朱棣还有更高的目标。他派遣探险队前往中国的东邻、沿着丝绸之路穿过中亚,以重建5个世纪前唐朝的黄金时期的中华贸易版图。但所有这些都是他的舰队远航计划之外的壮举。 朱棣打算在20年内实现他所有伟大目标。纵观他所有的政策可知:他决心使中国人恢复信心,相信自己光荣而辉煌的历史。朱棣经常耿耿于怀他不是其父指定的继承人,所以他不停地追寻证据,以证明是上天给予了他夺取龙位的合法性。于是,他建立了第一个祭祀仪式建筑群—天坛,它位于新紫禁城的中心。它不仅是天子每年举行祭天大典之地,也是中华帝国的心脏所在。随后不久,北京城中心又树立了一座新的天文台。朱棣个人对天文感兴趣,而且前人在这一领域研究的遗产很丰厚,故而他也乐于继承前人的成果以建这个天文台。中国的天文学家们记载夜间星空的运动远远超过2000年。他们在公元前1300年就对新星的出现有了记载,从公元前240年起,他们就已经记录下每次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出现的情况,并且在1054年描述了蟹状星云的超新星以及伴随它的脉冲星、恒星状球体以及中子星。 元朝皇帝在统治中国的一个多世纪里,忽视了这个宝贵的文化遗产;而朱棣在其统治的第一年就恢复了夜间对星星的运动的观察。朱棣的天文学家们至少记录了不下于1400个运行在天空中的星星的情况,而且他们可以相当精确地预测日蚀和月蚀。朱棣还为这些杰出的天文学家们设立机构以“累计校正针路,牵星图样”,并且他最终说服了日本幕府、高丽国王以及帖木儿的孙子兀鲁伯(Ulugh Begh)王子也这么做。皇帝对天文学的兴趣在于实践而非理论上的。他认为他的天文学家们应完善利用这些路星的新方法,从而可使他的船队能在海中正确航行以及准确确定其在航行中发现的新领土的位置。他的目的是保证北京的大天文台成为勘探与测绘全世界的基准点,简言之,就是让北京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 从南京迁都北京是明代最复杂且影响最深远的工程。迁都始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当时有10000户被迫迁往北方以增加北京的人口。为实现朱棣的愿望,需要大量的工人,于是有几十万的中国劳力也被强行迁到了北方;有大约335支部队被安排监视他们,尽管当时来自跛子帖木儿的蒙古游牧部落的威胁已日趋紧迫。永乐二年十二月(公元1405年1月),军事强人帖木儿带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离开撒马儿罕,他的目标是越过崇山向东挺进从而在中国边界地带安营扎寨,以在开春之前一举深入中国内地,杀朱棣个措手不及。此时帖木儿年老多病已不能行军,所以由轿舆(一种由轿夫抬着的大卧轿)抬着他,但是尽管这样,深冬里,在如此寒冷的地带行军对他来说还是太困难了一些。永乐三年正月九日(公元1405年2月18日),帖木儿驾崩,他甚至连中国的边界都没有看到。此后他的军队分裂为几个相互对立的派别,并且最终分崩离析了。 虽然听闻了帖木儿的死讯,但朱棣营建北京城的计划依旧没有改变,可是对第一批建筑工人的供给问题却出现了困难。在北方,种植的季节很短;能种小米和玉米,但不能种稻谷,而且产量还很低。附近没有粮食可以供给像潮水般持续涌来的工人。于是朱棣委派他的三儿子朱高炽担任北京的军事指挥,规定凡在北京城周围种粮食的人都予免税。当这项措施依旧不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供给不断增长的工人队伍时,皇帝便下令重修并扩建大运河,以方便开往北方的运粮船。 从公元前486年吴国开始修建运河起,大运河就是古代工程的一个奇迹。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以后,人们便开始延伸运河并将其各个独立的部分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1800公里的水道体系—至今这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道。可是修筑大运河的人命代价可谓血迹斑斑:据估计在六百多万劳力中至少有一半因过度操劳而丧生。同时由修运河所引起的财政压力和国内动乱也是短命的隋朝(公元589~618年)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之间主要的商业动脉,随着运输增加,这条运河日益捉襟见肘。扩建工作分为两个阶段: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主要是疏浚和复原运河北端130公里的水道,还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这是因为北京比黄河高出三十几公尺,共有30万劳力参与了这项工程;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运河南端从黄河到扬子江的一段也疏通了。整条运河北至北京向南一直延伸到上海的南面,即邻海的杭州。粮食的运载由三千多艘平底驳船承担,其所运的粮食由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的280万担(大约相当于1.7亿公斤)至次年则上升为500万担(大约相当于3亿公斤)。 北京劳力所需粮食的供不应求导致了中国其他地方粮食的短缺和饥饿的发生,并且朱棣的浩大工程需要大量木材这又使森林中的坚硬木材遭到严重砍伐。除了建造紫禁城需要木材外,建造皇帝庞大的船队的每艘宝船都要消耗掉300亩上好的柚木。同时帝国海军还装备有一支新建的贸易于中国、印度和非洲港口之间的货船队以及上百艘较小的商船。此外,还有更多的硬木被用于建造几千艘来往于大运河上的运粮船。因此,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亩的森林被砍伐。同时,安南(今越南北部)和占城(Vietnam)的树木也被大量砍伐,这导致了中国人反对封建统治的第一波起义。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皇帝的伟大计划 4 朱棣也面临着国内问题。他宏伟计划的规模和花费越来越激起了官员们的反对,没有官员们的合作,皇帝一人是不能进行像建造紫禁城这样的伟大的工程的。官员们负责增加税收以提供朱棣计划所需的资金,同任何国家的官员一样,他们有种种办法来耽搁或阻止他们所不欢迎的计划。朱棣依旧用一种惯有的欺诈和残酷的手法来追求他的梦想,甚至到了利用“麒麟”的降临来迷惑和操纵其反对者的程度,其实所谓的麒麟只是一只普通的长颈鹿,是郑和将军在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的一次了不起的航海中从东非获得的。 在中国的神话中,麒麟是一种祥瑞动物,据说它有着麝鹿的身体、公牛的尾巴、狼的前额、马的蹄子和独角兽的角。在传说中,麒麟于公元前6世纪出现在一个叫颜征在的年轻女子面前。它在她手里丢下一块玉,上面刻着:她将生下一个儿子,将成为“素王”。她生的儿子就是孔子。作为中国人的心灵导师,孔子的哲学体系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 永乐十四年十月(公元1416年11月16日),郑和将“麒麟”敬献给朱棣。它的到来被认为宣昭了上天对朱棣统治的肯定,于是朱棣立即召集一班人马来证明从南京迁都北京的种种好处。宫廷诗人做文颂扬皇帝,同时官吏们对此吉祥物的到来也大吃一惊,于是他们便乖乖地服从了朱棣。 现在全中国为实现皇帝的伟大计划都被动员起来了。大队工人被派往中国的江西省、山西省①、四川及安南和占城的森林去砍伐更多的柚木。许多砖窑拔地而起以成批制造大量的砖。大量的技工、士兵和劳力被从全国各地征召而来。总之,有100万人直接参与了建造紫禁城,间接消耗的人力还有350万人,另有100多万士兵被安排去看管这些工人。 一旦驳船可以沿运河运载庞大工人队伍粮食的时候,紫禁城的建设速度便加快了。进展体现在对前大都的壕沟、城墙和桥梁的建设上,同时,用于皇帝居住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一处宫殿也开始动工。永乐十五年二月(公元1417年3月),皇帝最后离开了南京,在那一年年底绝大部分宫殿竣工。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蒙古人统治时期陷于失修的南城墙得到重建。下半年,天坛完全建成,其他的大量建筑也建成了。至此,朝廷可以永久迁往北方了。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公元1421年2月2日),即中国的新年之日,是宏伟的新都落成典礼之时。为了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作为使者的所有来访国首领都被要求在朱棣脚下鞠躬、磕头—伏倒、额头触地。中国的绝对优势得到深远的强调,因为它使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两个人,强大的帖木儿的儿子和孙子,也忍辱屈服。他们朝朱棣的第一个磕头大家不满意,于是朱棣的一个宦官哈只满剌让他们又重新磕了一次。但是他们的第二次磕头依旧。直到他们第三次伏在朱棣脚下,皇帝才心满意足。 世界各地番王向皇帝磕头被认为标志着15年辛苦外交的顶峰。中国的外交政策同好多年以后随之到达印度洋的欧洲人大不相同。中国人更愿意通过贸易、感化和施以恩惠来追逐他们的目标而不是建立直接引起矛盾冲突的殖民地。朱棣的贸易政策是每隔几年向已知世界派遣装着礼物和贸易品的大型船队;携有大量武器和士兵的巨大宝船也暗暗地提醒着朱棣的帝王权力:只有中国有实力保护友邦免受入侵,帮助它们平息叛乱。宝船返回中国时带来了各种外国物品:非洲的“龙的唾液(龙涎香)、香料和金色的琥珀”以及“狮子、金钱豹和6~7英尺高的骆驼鸟(鸵鸟)”;印度西南部古里(卡里卡特)的用珍珠和美丽宝石点缀着的金服;暹罗(今泰国)的大象、鹦鹉、檀香、孔雀、坚木、香料、锡和小豆蔻。 那些承认皇帝为宗主的统治者们被授予封号,并对其国给予保护,派遣商业使团。位于亚洲东南部的马六甲因为对明成祖朱棣的忠心而被提升为贸易港口,这一举措是建立在有损于爪哇和苏门答腊利益的基础上的。皇帝甚至亲自为马六甲的苏丹做了一首诗。听话的暹罗人也从好战的真腊人①手上抢来好处,获得了更大的贸易特权。朝鲜对中国而言尤为重要:朱棣很快就向朝鲜国王李芳远(Yi Pang-Won)派遣了使团以授予他一个光荣的中国封号。朝鲜人需要中国的医药、书籍和天文仪器,相应地他们答应建立一个天文台以和朱棣合作绘制整个世界地图。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们进行了1000项有关豹、海豹、金、银和马的交易,次年上升到了10000项。尽管他们有所不愿,但他们也发现服从中国人的要求进献朱棣以少女还是合算的。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当朱棣将最后一批蒙古人赶走的时候,就派了宦官亦失哈到满洲这个处在极东处的长年麻烦之地。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满洲的女真人也回派了一支著名的使团前往北京,在那儿使团成员获得了大量的封号、礼物及商业特权。日本人也为获得这一切而努力。足利义满(Ashikaga Shogun Yoshimitsu)三世崇拜中国文化,他忙不迭地以“属下、日本王”的身份向朱棣磕头。他所得到的回报是在宁波、泉州和广州向日本开放了一系列特别港口以促进双方的贸易。和朝鲜一样,日本也建立了天文台以辅助朱棣的天文研究。 满洲被征服,朝鲜和日本被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后,朱棣下一步将注意力转向了西藏。另一个宫廷宦官侯显去拜访了著名的圣人、藏传佛教四教派之一的首领哈立麻(Karmapa),并将他带到了北京。当他到来的时候,一队佛教僧人在城外恭候迎接,朱棣给予他的封号是“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①。然后皇帝还赠送给哈立麻一顶黑色方形缀着钻石纹章的帽子。从那以后历任哈立麻转世肉身都戴着它。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皇帝的伟大计划 5 加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亦给这些统治者及其使臣一个机会以参观世界上最古老瑰丽的文明的首善之都。老都城南京已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贵们,现在新都北京又开始欢迎后到来者。尽管皇帝主要关心的是如何用威严把他们纳入到朝贡国之列,可他也努力想了解他们的历史、地理、礼仪和风俗。北京不仅是世界上最宏伟的城市,也是文化中心,它所拥有的百科全书和图书馆包括人们所知的每一个领域的内容。永乐二年十一月(公元1404年12月),朱棣任命两个长期顾问姚广孝和郑赐(Liu Chi)②带着2180名学者着手编纂《永乐大典》以保存所有已知的文献和知识。这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一项学术工程。这部四千卷、计约五千万字的大百科全书刚好在紫禁城落成典礼之前编完。 跟这项壮举等量奇观的是朱棣所编纂的《性理大典书》中搜集宋朝120位哲人和圣贤的著述,并将其与11至13世纪学者对其所做的完整注解一起贮藏于紫禁城。除了这些丰富的学术知识外,好几百种的版印小说也可以在北京的书籍市场买到。在世界其他地方找不出哪怕一点点与之相比得上的东西。那时候,欧洲人还不知道印刷术—古登堡(Gutenberg)印出他的《圣经》是30年以后的事,而且虽然欧洲此时处在文化和科学知识即将转型的文艺复兴前夜,它依旧大大落后于中国。亨利五世(公元1387~1422年)的图书馆里有6本手抄书,其中有3本是从女修道院借的,同一时期欧洲最富有的商人佛罗伦萨人弗郎西斯科·达梯尼(Francesco Datini)拥有12本书,其中8本是有关宗教方面的。 外国的统治者和使臣来到智慧的天堂北京,这一旅程同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物欲上的享受。乘坐豪华舒适的巨舰、享受着美食美酒和专门为这些外国显贵服务的女子。在正式的紫禁城落成典礼之后是一个盛大的筵席。它的规模和繁盛程度,极尽体现了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顶峰地位。与此相对比,显现出当时的欧洲落后、未开化且野蛮。仅仅在紫禁城落成仪式后3个星期,亨利五世和凯瑟琳(Catherine de Valois)的婚礼便在伦敦举行了。有26000贵宾尽兴于北京,在那儿他们享用十道菜一席的筵席,每道菜都使用最精美的瓷器餐碟;而亨利的婚礼仅仅只有600人参加,淡鳕鱼干(腌制的鳕鱼)被用来招待客人,这些鱼干盛放在被当作餐碟用的不新鲜的圆面包上。凯瑟琳在婚礼上既没有穿裤子也没有穿袜子;而朱棣最宠爱的妃子却身着最漂亮的丝绸织物,她的首饰有波斯的红玉髓、斯里兰卡的红宝石、印度的钻石和和田(Kotan,位于中国的新疆地区)的玉石。她佩戴的香料里有产自太平洋的龙涎香、阿拉伯的没药以及香料群岛(Spice Island)的檀香。中国的军队有一百万人,装备有枪支;而亨利五世只能将5000人集于野,他们仅仅装备有大弓、剑和长矛。运送朱棣的贵客回国的船队有100多支,足可容纳30000人;当年6月英王亨利与法国作战时,他的军队只靠四艘渔船往返于英吉利海峡,每次只可装100人,并且仅能在白天航行。 紫禁城落成典礼之后的一个月里,这些在北京的统治者和使臣们受到了最热情的款待—最精美的食物和酒,最高级的娱乐以及数也数不清的美丽女子,个个都懂得如何取悦男人。最后,到了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公元1421年3月3日),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典礼以欢送使臣们回国。其列队宏伟有气势:“首先进来一万指挥官,接着又过来几千指挥官,所有加在一起差不多有10万人……在他们身后按列密密排着20万雄师……所有的人……静静地站着仿佛那儿无一呼吸的灵魂。”在正午时分,铙钹奏乐,大象垂下鼻子,同时云状的烟雾从龟、鹤型的香盒嘴中升起。这时皇帝出来了,他踏过烟云出现在即将离别的使者面前并赐给他们离别礼物— 一箱箱的青花瓷器、一捆捆的丝绸、一包包的棉布、一竹盒一竹盒的玉器。他的大型船队等在那儿准备着将他们载往阿拉伯的霍尔木兹、亚丁剌撒和佐法尔,非洲的摩加迪沙、卜剌哇①(Brava)、麻林地②(Malindi)和慢八撒(Mombasa)③,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古里(今卡利卡特)、柯枝(Cochin)和坎贝(Cambay),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婆罗洲,以及其他的地方。 舰队司令郑和身穿红色朝袍,威严而又正式地代表皇帝向他们致以问候并且告诉他们舰队即将起航,此中包括4支皇家船队;由大太监杨庆(Yang Qing)率领的第5支船队在前些月已经下海。送使臣们回国只是舰队全部使命的第一步。接下来它将要“际天极地……海外诸番……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①郑和毕生效忠于他的皇帝,他得到的回报就是担任5支豪华宝船的指挥官,肩负着推动中国在亚洲、印度、非洲和中东贸易及影响的使命。现在他将要统领一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巨型舰队了。朱棣也奖赏了那些帮助他获得政权的宦官。许多曾参加抗击蒙古人的军队指挥官现在成了宝船的舰队司令和船长。郑和是这一团体的主要负责人。直至第四次航行,船队都是分开走的。而今在这第六次的伟大航行中,那些忠诚的宦官们将要各领一支船队。郑和将带领他们取道印度洋再返回,以此确信他们可以将舰队操控自如。 送别礼物放在使臣们的马车里,皇帝先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使臣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叩头谢恩接着便上船了,列队也散开去。马车轰隆隆地驶往距离城东一里以外的大运河,仆人们跟在马车后面跑。在那儿,一长列以丝绸做布篷的驳船正等候着他们。每艘驳船配有10~12匹马,马儿立在岸边,其马具上绑着竹棍。当使臣们一上船,马鞭便抽响了,这些健壮的动物将驳船慢慢地拖向海滨。 过了两天,经过36道水闸,他们到达了黄海边的塘沽(在今天的天津附近)。在塘沽欢迎这些使臣的一幕必将永远留在他们脑海中。一百多支巨型平底帆船停泊在港口,高高耸立在码头上的看守人面前—这些船只比海湾边鳞次栉比的屋顶还要高出好多。它们周围是一队小一些的商船。每一个主要的船都大约有480英长、180英尺宽—可容纳50支渔船。船头上的闪烁的蛇眼是用来辟邪的。成千的桅杆竖立如林,在它们上面飘扬着锦旗;在它们下面是丝质的红帆,每条船上有九根桅杆裹着帆,帆很轻但很牢固。“当帆展开的时候,它们像天空中一片硕大的云”。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皇帝的伟大计划 6 舰队的组合特别像二战中的运输船队。中间是巨大的旗舰,周围是一群商业平底帆船,大部分帆船有90英尺长、30英公尺宽。再周围是快速、机动的战船。当航行开始的时候,很多别的国家的商船也加入到其中,特别是越南和印度的,它们受着战船的保护,俨然自己就是一个商业大国的豪华船队一样游弋在海洋上。每个宝船有16个水密室,若打破其中两个船并不会下沉。一些密室可以部分装水做水箱用,以使训练有素的海獭去捕鱼,以及使潜水员可进出海水。海獭用长绳拴着,用来驱逐鱼群入网,这种方法至今仍沿用于中国的部分地区、马来西亚和孟加拉。郑和将军的船舱位于他的旗舰的尾部。其下面的60个特别舱里住着外国的大使、使臣和他们的随从。女人们住在隔壁的船舱里,并且每个船舱都有可眺望海面的阳台。中国向每个国家派了一个大使,他们住处的等级要稍差一点,但仍然相当宽敞。每个大使配有10个助手以及52个宦官秘书。船员们住在下一层的甲板上。 郑和曾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于南京建了一所语言学校,即四夷馆①,以培养翻译人才,其中有16个优秀毕业生这次也随船而行,他们使得郑和将军可以同来自印度至非洲的说阿拉伯语(Arabic)、波斯语(Persion)、斯瓦希里语(Swahili)、印地语(Hindi)、泰米尔语(Tamil)和许多其他语言的统治者交流。宗教宽容是朱棣最大的优点之一,因此中国的帆船上也习惯性地带着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方面的专家以提供咨询和指导。佛教以大慈大悲为教义,好几个世纪以来它是中国人信仰的主要宗教。佛教和儒教并不冲突,儒教可以说主要反映世俗价值的规则而非宗教方面的。这第六次也就是宝船的最后一次航行一直持续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这次航行人员中包括佛僧胜慧、伊斯兰教领袖哈三和不哈里(Pu He Ri)②。紫禁城落成典礼结束了,《永乐大典》这部了不起的百科全书也有了最后的题词,于是几千位学者发现自己居然无事可做了。因此,朱棣把他们派到海外参与这次伟大的探险旅行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通过翻译,中国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和建筑师可以和印度洋地区的同行们进行交流、学习。等到这些大使及随从一旦上岸以后,那些有着迷宫般船舱的大船便可作为科学研究的实验室使用了。冶金学家可以勘探所到之国的矿产,医学家可以寻找到对付瘟疫和传染病的新的草药、药剂和治疗方法,植物学家可以培植有价值的食用作物。中国的农学家和农民有数不完的培育杂交作物的经验。 中国土生的植物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在所有植物原生国中,中国无疑是引人注目的,这缘于它丰富的地方特色类型和其农作物种类和潜在种类的衍生。此外,大量的植物种类及其所显示的遗传形性体现了这些种类的存在。”欧洲在罗马帝国衰亡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和农业的萧条。在欧洲世界从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到德国的植物学之父,他们所具有的植物构成的知识表明了欧洲学识的萎靡,但是在中国科学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相应的“黑暗年代”。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人有案可考的植物学知识及植物品种的数量也在不断递增。中国人和欧洲人在航海方面的发现,其差距是巨大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惟一的兴趣就是收集食物、黄金和香料,以及怎样抵御原住民的进攻。伟大的中国船队肩负着科学探索的责任,而欧洲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难以望其项背,直到3个半世纪后在库克船长(Captain Cook)的航行中才做到这一点。 当船长们和使臣们都上了船,船队也将要出发的时候,其周围的水面上还布满着黑压压的往返于大船和海岸的小船。好几天码头都很繁忙,大量的蔬菜、干鱼和几百吨的淡水被运到船上,以供船队里30000人途中所需。所以甚至到了最后的时刻,还有驳船陆续送来淡水和粮食。船队可以在海上航行至少3个月、长达4500英里而无需靠岸补充食物或水,因为有单独的供粮船和水箱跟着它一起航行。供粮船上还带着一些植物,中国人想把它们种在国外的土地上,它们中的一些是中国朝贡体系未来的受益者,另一些可为那些将要生活在新土地上的华侨提供食物。狗也被作为宠物带到船上来了,其他的一些动物或被饲养作食物或用来捉老鼠,同时还有成笼的亚洲鸡是作为给外国显贵的贵重的礼物的。还有单独的装马船装着骑兵的坐骑。 每艘船本身的巨大规模(更不必说舰队了)只有和同时期的其他海军比较才可以想象。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是威尼斯的。它大概由三百来艘大划船组成—这些划船快速、轻便、壁薄,是由软木建造的,它们用桨来划并且只适于在平静的夏日的地中海越岛作战。最大的威尼斯划船大约长150英尺、宽20英尺,最多只能装50吨的货物。相比之下,朱棣的宝船是航行在海上的柚木制成的庞然大物。这些大船的方向舵有一个有11公尺高—差不多是后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候的旗舰尼娜号(Ni朼)的全长。每艘宝船可携带两千多吨的货物,它们可在5个星期内到达马六甲、12个星期内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它们能够航行于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每次航行都可以持续数年。中国人在航海中损失的大量船只所能证明的不是它们建构不结实,相反是说明了它们所航行的水域多么危险、多么不可知,从北至南它们航过了多岩的海岸、锋利的珊瑚礁和冰川密布的海洋。保护威尼斯大划船的是弓箭手;而中国的船却装备着火药武器、铜铁大炮、曲射炮、火箭以及向敌人发射火焰的炮弹。中国的船在每一个方面—结构、装载能力、损害控制能力、军事装备、最大行程、联络、在从没有人到过的海洋航行的能力以及连续好几个月在海上维修和保养他们船只的能力—都领先欧洲好几个世纪。郑和将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摧毁驶过他身边的任何船队。就算当时世界上其他所有海军共同和这支中国船队开战也不过像是一队鲱鱼碰到了鲨鱼群。在午夜执勤将结束之时—清晨4点—最后一批供应品已运载完毕,船队开始起锚。先向道教中掌管海洋的女神妈祖(Shao Lin)①祈祷,接着红绸帆扬开了,船像大房子一样赶在东北季风来临之前加速航行。船队驶出了黄海,塘沽最后微弱的灯光也消失在黑暗中,这时水手们都挤在船栏边,努力想再看家乡最后一眼。接下来他们将在海上度过漫长的几个月的行程,他们和国土惟一残存的联系就是记忆、一些纪念品和随身所带的散发着香气的山茶花(Camellia roses),这些花被养在罐子中分享他们的淡水。伏在船栏边的水手们大部分再也见不到中国了。许多死掉了,还有的因船失事或落后而被留在外国成了华侨。那些在两年半后最终回来的人将会发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一场霹雳雷霆 1 在郑和舰队出发两个月后的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公元1421年5月9日)晚上,紫禁城上空突然降临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 这天晚上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闪电击在皇帝新近修筑的宫殿顶上,起火的建筑物弥漫在火海之中,看起来就像十万支浇了油的火炬,照亮其中……以致整个紫禁城被大火映得灯火辉煌,火势不断蔓延……烧毁了觐见殿(the Hall of Audience)①后的后宫(the Ladies’Apartments)……约250间房子被烧毁,很多人葬身火海,有男有女,尽管采取了各种努力,大火仍继续燃烧,像是要烧到第二天。直至次日下午的祈祷时间②,大火才得以控制。(1)(见附录七:参考书目,下同。) 火球顺着御道滚下来,正好沿着紫禁城的中轴线,烧毁了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③—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3个月前朱棣还接见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朱棣的宝座也烧成灰烬,“他心里万分痛苦地赴宗庙,用极大的耐心做祈祷,说:‘尽管我无恶行,既没有触犯父皇,也没有触犯母后,更未实施暴政,上天还是迁怒于我’。”(2)大火烧死了皇帝宠幸的妃子,朱棣心烦意乱,竟未能为她在帝陵中的葬礼做出很好的安排。 由于极度痛苦,他无法确定如何安葬死去的要人,朱棣病倒了……死去妃子的私用马匹被放生,可以自由地吃草了……在修筑坟墓的山上,派遣了许多宫女和太监于坟墓附近……给他们预留了可供五年的生活用品,五年后,当食物耗尽,这些人也就陪葬于此(3)。 中国皇帝认为他们的统治是受命于天的。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之后,接下对于朱棣来说大概还有更多的恶兆。这一可怕的自然灾害可能是上天要求改换皇帝的信号。朱棣暂时把权力交于他的儿子朱高炽。“皇帝的病情不断恶化,他的儿子经常前来并坐于觐见厅”(4)。朱棣努力去理解降临于他的灾难的性质,于是他向人民颁布了一道诏书: 朕心惶惧,莫知所措。意者于敬天事神之礼有所怠欤?或祖法有戾而政务有乖欤?或小人在位贤人隐遁而善不分欤?或刑狱冤滥及无辜而曲直不辨欤?……是此而致(火灾)欤?下厉于民,上违于天,朕之冥昧,未究所由,……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5)。 可以预料,这道诏书引起了来自大臣们的非难浪潮。大多数批评是冲着朱棣的庞大计划和项目,特别提到上天降火烧毁的紫禁城。大面积的树木被砍伐光,用来建造宏大的宫殿;成千上万的工匠长年在巨大的宫殿上劳役;投巨资于采办汉白玉(大理石)和玉石;修复大运河用上百万只船来运粮;于是国库空虚,农民甚至陷入吃草的地步。所有这些辛苦、痛苦和牺牲换来的仅是一地灰烬。伴随火灾的还有一些可怕的不名流行病,这些病在南方肆虐了两年之久。仅在福建省就有174000多人病死,他们的尸体因无人掩埋抛于荒野而腐烂。流行病似乎是上天发怒的另一信号。 户部尚书夏原吉曾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这于事无补。朱棣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为了安抚人民保住自己的皇位。26位朝廷高官被派遣去安抚人心(6),朱棣还颁布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法令。暂停与西洋宝船有关的一切 活动并禁止外国人来华旅行。 朱棣一直被其他的讥辱和不幸所困扰。在此前的4年中他承受着一系列的打击,被用含有砒霜和水银的长生不老药给他治病,大概是有人想毒死他。大火前的不久,他又从自己的战马上摔下来,这匹马原是跛子帖木儿(Tamerlane)的,是来自这位蒙古征服者的儿子之一的波斯沙哈鲁王的礼物。朱棣大怒,决定处死沙哈鲁的使臣。 回教判官……来前,谓大使等曰:“可下马,叩首至地。”使者从之。 皇帝命大使等复骑。使者上马,皇帝顾谓沙的火者(Shadi Khwaja)①曰:“即欲两国连好,择马或他贵物而献于帝王,须择最佳者。昨日朕乘尔等所献之马,不意马已过老,竟将朕颠仆于地。朕手受伤,变青黑色。敷金甚多,痛始稍减也。”(7) 一官吏替波斯人答道: 使人无罪。不可责。其君王择良马进献,可无疑义,且使臣无权干预其君也。陛下即将使臣斩首,亦无伤其君王。四夷将怨。恶闻陛下之名矣。人将言中国皇帝违背一切公理,竟将加害于无辜之使臣也。(8) 诋毁朱棣缺男人气,更有失尊严。朱棣在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后再未生子,大概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徐皇后死后,他已经阳痿了。两个妃子为了满足她们的性欲,企图与侍候她们的一位太监私通,这被发现了。在后来的株连中,2800名妃子和太监被指证卷入了这场叛逆事件,朱棣亲自处死了不少。但在他们临死之前,其中几个高丽妃子理直气壮的侮辱他,讥讽朱棣的阳痿:“你已阳衰,那就是你的妃子与年轻太监私通的原因。”(9) 朱棣看起来被老天所遗弃,失去尊严、多病和心烦意乱的老皇帝还面临正在增加的政治问题。紫禁城、漕运、宝船舰队和数百英里长城的修复,这些工程建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以及引起在安南(Annam)和占城(Vietnam)大片的硬木林砍伐中爆发的起义。首次起义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爆发,由占城朝廷前国相黎季嫠(Le Qui Ly)领导,他篡夺了王位并实行改革措施,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他简化税收,对外国人开放港口,繁荣贸易,在占领地区对于损害农民富裕的行为加以限制,推行关心健康的措施,并且改造军队与吏制,从此国家用人惟才。他的最终目标是结束占城被中国的统治。占城将不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一个自主和统一的主权国家。朱棣派遣了一支军队南征,镇压叛乱,废黜黎季嫠并开始有步骤地清除占城民族自立意识。当地的文学作品被焚,艺术品被毁,中国的经典古籍要求在学校学习,汉服和汉式发型强迫占城妇女接受。本地宗教仪式被宣布为非法,私人巨款被充公,同时,继续掠夺林木。 另一暴动始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此次暴动由一贵族地主黎利(Le L’oi)领导,他是统治占城达360年之久的王朝的缔造者。其两次被明军击败,但每次都设法逃到丛林地带,继续战斗。尽管明朝投入众多军队,但是始终未找到黎利,也不能消灭掉他的游击队。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一场霹雳雷霆 2 叛乱波及到整个安南和占城,红河(the Red River)三角洲(相当于今天的河内)南部所有的沿海地区,均发生叛乱。大量明军陷于丛林之中,耗费了大量钱财,挫败了锐气。叛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军事问题,而这一问题如果遇上精力旺盛又专制的皇帝,像盛年时期朱棣,是可以用残酷的手段来解决的。朱棣因家庭麻烦而增加了不少负担,镇压叛乱失败。而且黎利给中国军队以沉重打击,这是明朝曾经历的第一次失败。这对于中国人的士气和他们的皇帝来说是又一重击。尽管黎利直到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才明确占城正式独立,事实上在永乐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7月)以来,朱棣已放弃了占城。 失去信心的老皇帝也失去了对大臣和中国本身的控制。明朝中央政府本来就存在矛盾,其实际上分为两派,各自为政。内阁控制财政、经济、国内事务和法令,而宦官统领武装力量并执行朱棣的外交政策。当处于权力之巅时,朱棣容忍臣子的批评,允许他们影响他宠爱的儿子和继承人朱高炽。事实上大臣们不赞成朱棣庞大的计划和他的外交政策以及将京城北部地区弃为荒地的做法。他们趁朱棣多病而权力削弱之机,希望太子朱高炽来彻底改变其父的政策。 外交危机加速了朱棣政府的瓦解。紫禁城大火后,蒙古统治者阿鲁台(Arughtai)意识到皇帝的软弱,便拒绝向明朝进贡。朱棣看到了一个可以重新树立自己权威性的天赐良机,他将亲征阿鲁台。在年轻时,朱棣曾依靠快速的骑兵,智胜了蒙古军队。现在,他和他的宦官监军集结了近百万人和340000匹马、骡子的大规模的笨重的部队,缓慢而艰难的向北进入大草原。仅运送粮草供应庞大的军队,就需约177500辆马车。户部尚书夏原吉,一位理财能手,就是他为修紫禁城、拓宽大运河、漕运和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而对于最近的这次国家冒险,他直截了当地表明无法筹到钱。刑部尚书吴中也反对,两人均被捕入狱。兵部尚书方宾自杀。在那个可怕的一年的年末,朱棣失去了能干、忠诚并长期侍奉他的几位大臣。他的内阁就此解体。 就像大臣们所担心的那样,朱棣的远征惨败。而且,阿鲁台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八日(公元1424年8月12日),身心彻底垮了的朱棣死于追击阿鲁台的途中,享年64岁。人们将一些军用壶和军用锅熔为一棺殓之,将他运回火灾后萧条的紫禁城,按仪制,停灵百日。 朱棣的葬礼就像他的一生一样壮观。送葬队伍由老皇帝的忠实侍卫开道,上万士兵和官员簇拥着灵柩,缓慢地行走了两天,到达北京西北山脚宏大的帝陵—长陵。秋天的阳光透过薄雾,人们顺着两旁列有石像生的神道进入朱棣宏大的墓中,将其葬于其中。动物作为祭品祭祀他的列祖列宗,他的黄袍和盔甲随葬在身侧。有十六名嫔妃殉葬,活活和他埋在一起。地宫封闭时,濒死的妃嫔的哭声为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梦想家与赌徒的一生写下句点。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元1424年9月7日),朱棣之子朱高炽即帝位。就在当天,他颁布了一道诏令①: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太仓②〔长江一港口〕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前去。原差去内外官员速皆回京……民稍人等各发宁家。 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其采办铁黎木〔建船用的硬木〕只依洪武〔朱棣之父〕中例,余悉停。但是买办下番一应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除见买在官者于所在官交收,其未免者,悉皆停止……所差去官员人等皆尽回京(10)。 朱高炽还下令立即释放那些被朱棣监禁的高级官员,包括前户部尚书夏原吉。夏原吉立即采取措施以控制物价飞涨,禁止开采金银,稳定货币流通中非纸币的总量(纸币是中国人于公元806年发明的,几个世纪前它传入欧洲)。胡椒的价值就是中国人把它作为一种付款手段。当时,在国库中的全部胡椒被分发出去,一切奢侈品的购买被明令禁止,预算赤字大幅下降,所有西洋宝船上的耗费亦削减。中国境内物产丰富,那么,为什么要从国外购买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呢?(11) 勤奋又严谨的年轻胖皇帝对军事并无兴趣,他宁愿与他的高级幕僚们一起留在京城,也从不愿陪同他的父亲进行军事远征。他严格按照儒家道德行事;“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溺,不可迟疑”。(12)他知道不必听信协助他父亲扩张、把中国带到灾难边缘的太监。 巨大的宝船舰队在海上漂泊了两年半之后,残存的船只于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公元1423年10月)份艰难地驶回故土。郑和的部下丝毫不知国内发生的重大变故,以为他们肯定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们的航行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到达了无数处未知之地,并不断地增加了他们的航海知识。然而,取代称赞的是返回的海军将领们被当前统治中国的那些人所唾弃。也许是郑和的影响力太大,仅他被赦免而未被削去官职,亦未当众受辱。郑和被迫退下来,成为南京皇家港的守备。在南京,他准许拥有豪华的府第,并继续建他的清真寺。 朱高炽只做了一年皇帝,死于宣德十五年正月初三(公元1425年),他的儿子朱瞻基即位。朱瞻基加强了他父亲的政策,中国社会恢复了和谐,但已转向传统的乡绅的统治。只要水利设施得到维护,农民就能丰衣足食和免于饥荒,很少要求经济或政治变革或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国家制度就像保存在琥珀中一样永恒不变。商人很少有政治权力,事实上,金融者和士兵也没有,外贸收入减少到占政府财政收入不到百分之一。朱瞻基准许郑和的告别性航行—最后一次去麦加的航行—但是随着1435年朱瞻基的死,彻底的排外开始了。停止所有西洋宝船,在一连串诏令中,第一个就是禁止海外贸易和航海。一些试图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被视为海盗而处死。一段时间里,甚至学习外语或给外国人教汉语亦被禁止。 在后来的一百多年中,明朝政府顽固地坚持海外贸易禁止令。1644年,接替明朝末帝的清王朝则变得更为严厉。为了防止对外贸易和联系,清政府将南部沿海长700英里、宽30英里的狭长地带焚毁,人口遣入内地。不仅造船厂不再使用,而且连建造巨大宝船的设计图和郑和的航海记录也故意毁掉。兵部的一名高级官吏刘大夏从档案中得到了航海记录,他宣称“三宝(郑和)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船队带回来的货物—“酱、邛竹、蒲桃、石榴、大鸟蛋”等类东西—是无用的。所有这些航海记录—“恢诡怪谲,辽绝耳目”—因此应烧掉。然后,他轻描淡写的向兵部汇报说郑和的航海日志和记录已“失”(13)。不仅最伟大的、珍贵的航海遗产将永远失传,而且外域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将被清除。只有海盗的掠夺和走私活动才能使中国与外界联系起来。中国在非洲、澳洲和南北美洲建立的殖民地被放弃而置之不管。永乐十九年年底(公元1421年)始,中国历史开始倒退了几个世纪。朱棣、郑和以及他们的巨大宝船所留的遗产差不多彻底破坏了。他们曾航行到过什么海洋、看到过什么陆地、曾有何发现、曾建立过什么殖民地,对于这些,中国的统治阶级不再感兴趣。曾进行航海的船只未妥善保管而任其腐烂,航海日志和记录被毁坏。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对于它们的记忆消除得如此彻底,就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当中国在她繁荣的航海业和科学文化倒退到一个长期闭关自守的时期之时,其他国家则在崛起。但是,他们的探险家、殖民者和发现者均航行在朱棣的舰队投下的长长的影子里。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舰队起航 1 庞大的舰队未觉察到即将降临于中国的剧变,威严地向南驶过黄海,开始了载着人们去天涯海角的航行。永乐十九年二月初二(1421年3月5日),即航行第一天的清晨,此时,舵手保持船的正尾对着北极星,导航员则用牵星板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导航员则保持整整24小时的正南向航行,然后再进行另一次北斗的测量。通过向正南航行,在第一天航行结束时,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距赤道南或北的距离—而且也可以因磁性变化来校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以及校正测速仪的计量单位。 朱棣的航海官员所使用的航行方法被当时极少的文献之一《武备志》(Wu Pei Chi)记载下来,并得以保存。这些中国的航海操作说明不知如何躲过官员的清查,其实它是一种船舶驾驶和海战的技巧手册(1)。有了这写在长而薄的纸条上的操作说明,为他们进行每一次定期航海提供了详细的方向,包括星星的位置、纬度、针位和沿航线能清楚地看见的岛屿、岬角海湾和水湾的地形描述。通过研究这些航海方向,不但可以推断中国人已航行过的航线,而且也可以推断他们航行的精确度和凭借星辰确定航线的能力。这部文献的价值不可估量。 北极星是中国天文学的基础,对于中国人,它在象征意义上和航海上都非常重要。天极被看作是人间皇帝神圣地位的对应词。官员、侍臣、仆人围在皇帝周围,就像别的星星旋转在北极星周围一样;侍从的服饰和他们与皇帝的接近程度,则表明他们的重要,如同“系”在北极星周的群星的亮度、颜色和定位。“圣人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 西方天文学方法包含的原理首先被希腊天文学家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托勒密(Ptolemy)阐明的,其纬度是以赤道为根据的。在中国的天文学上,纬度并非由距赤道的距离决定而是由距北极的距离,即北斗星的地平纬度来确定。北斗星处于北极的正上方数万亿英里远的太空中,是一颗明亮而易辨认的星星。从北极观察,北斗星在观察者的正上方,地平纬度为90°或纬度为90°;当在赤道观察时,北斗星以0°地平纬度或0°纬度处在地平线上。通过测量地平线(地平纬度)与北极星的高度,能使导航员计算出他所处的纬度。然而,因北斗星在正北向,这可能会引起磁性变化—罗盘的磁性北和正北向之间的差异,于是需要确定差异并做校正。 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国人已有远远超过6个世纪的海上航行经历,他们积累的经验是以对北极星及高纬度地区围绕磁极的从不上升和从不降落的星星的计算分析为根据的。事实上,一旦中国人在天体中确定了北斗星的绝对位置,他们就把北半球其他星星“系”在北斗星上。当观察某颗星或星座时,甚至在星星还未升起的夜空,他们能确切地知道与它有关的其他星星在什么位置。这样,即使在地平线下看不见的星星,通过观察被“系”在其上环北极群星的中天—从任意特殊点观察它们划过夜空的轨迹的最高点—人们在任一地方就可知道一颗星星的准确位置。然而,中国人还没有掌握利用太阳来确定纬度的方法(3),这一点葡萄牙人首次于1474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方法使他们不但能测出北半球的纬度,也可以测南半球的纬度。而在南半球,北极星是看不见的。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必须得解决的问题。在朱棣绘制已知的整个世界的梦想实现之前,得先在南半球找到像北半球的北极星那样用途的一颗星或星座。 到公元7世纪,中国人已发明了罗盘,所以能精确地确定航线。他们懂得利用磁感应,磁石的磁性被转移给铁,可以把这种磁化的铁浮于油上①让其自由转动,其一端始终指向地球的磁北极。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中国人利用罗盘能在他们选定好的航线上在不超过2°的范围内精确地航行。他们亦能利用沙漏来测出航行的距离。沙漏漏尽一次的时间相当于2小时半,这一时长也是海员值更的单位。 然而,经度的计算是一个问题,在郑和第六次航行之始这还没有彻底解决。经度的改变基于4点:航线、船速、航行已用的时间和距离赤道南北有多远。通过记录海员值班的次数、穿越水面的速度和罗盘针路,导航员能估算经度的变化。但是,中国人的航海方法有一巨大的缺陷:如果正在航行的船下水体处于自流中—例如,在洋流顺或逆船流动时水手就无法测定经度的变化。在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最终完善了在海上保持精确时间的记程仪之前,测定经度只能靠测量绝对时间(absolute time)来完成,而欧洲人在后来的3个半世纪中也未能实现。郑和第六次航行之始,这一缺陷使中国人的经度计算上产生了巨大的误差。北斗星航海能让他们计算纬度并在赤道北能以惊人的准确性抵达靠岸处,但是,近于同样准确的经度计算法则直到他们航行快结束时才被完善。 中国有能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洋中的造船经历有几个世纪的悠久历史,造船技师已逐渐形成了一种分体造船的有机模式。每一部分包括两端的水密隔墙,就像竹子内部结构,水密部分用重几公斤的铜栓将其固定在一起。3层硬木被钉在柚木框架上,然后用椰子外壳纤维捻缝,并涂上滚热的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这种牢固的防水漆自7世纪已被用作漆中国的远洋船只。然而,建造郑和的宝船需要如此多的桐油,导致沿扬子江两岸数英亩土地都被辟为油桐树种植园。 龙江造船厂的造船技师们设计的船只在广阔的海洋上能经得住最猛烈的风暴。加固的船头能使船只乘风破浪,而且在船头两侧有通往船舱内的通道。当方形船头颠簸在浪谷时,海水会进入;而当船头漂浮在浪尖上时,水又从两侧排出,以此来缓减船的颠簸。用铁圈箍在一起的柚木龙骨控制着船的长度,专门切割成巨大的长方形石块作为压舱物装塞在龙骨周围。能升降的附加龙骨安装在其两侧以保持平稳。在暴风雨中,半沉于海中的锚也可越过船舷抛入水中以减小船的摇晃。甚至在恶劣的天气和海洋条件下,通过这些独特的改进,船的颠簸和摇摆被大大减小了。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舰队起航 2 大船能经历台风而幸存,而且它的组合结构减少了因与礁石或冰山相撞而沉没的危险。它们被设计成即使两个船舱被珊瑚或冰块戳漏进水,也仍然不会沉没。为了增加货物承载力,中国帆船的船体与它们的长度相比是非常宽的,而船底则设计成平底。它们的帆起平衡作用,四边形帆呈倾斜状从帆桁端悬挂—形成中国特有的帆。这些帆通过安装一根根竹条使帆面绷紧,在顺风时,这种设计使航行变得特别有效。遇到紧急情况,这些帆也可以迅速卷拢或降下来。 在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可靠的、最大的船是这种中国帆船。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作家伊本·巴图泰(Ibn Battuta,公元1304~1368年)横穿亚洲的旅行中记载,整个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与中国之间的货物均是由中国船来运输的。几个世纪后的1848年,几位英国海军军官乘一艘当时设计建造的中国帆船,从上海经纽约到伦敦,他们一路顺风航行,帆船的性能表现极好。尽管这些中国船硕大无比,但是它们主要是为在中国与非洲间的航行而设计的,顺季风(季风每年改变两次方向)航行已达数世纪了。虽然四角帆在风中航行也很有效,但是当船身形状与帆的设计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大船也试图如此时,它们就显得笨拙而效率低下了。中国帆船绝对不能抢风航行,这实际上强迫顺风航行—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季风带之外受到严格限制。当要探索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中国舰队伟大航海期间的航线时,这将是关键性的因素之一。 这些巨大宝船的太监船长和海军将领们是一些有相当才能的人。但是,与随其之后的欧洲探险家们一样,中国的这些船员都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大多数是罪犯,被发配到海上代替坐牢或国内流放。而作为船员,在某些方面的生活要比牢狱之刑好得多。出海时,舰队给他们提供制服—一种至膝的白色长袍,饮食则有食物和酒;在海上也得到很好的照顾。海军将领的组成人员还包括180名医官,每条船和每150名士兵中就有一名医官。宝船上的食物丰富而又品种多样,然而,穿越不明水域的航行毕竟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伟大探险与发现的航行中生还的人只有1/10。但是,这些能从早期的宝船航海中幸存下来的人均得到很好的奖赏,他们往往获得自由并得到捐助或养老金。 像中国人也讲迷信一样。郑和船队的每只船上都有一小舱室供奉着水手之女神—妈祖,而且每次晚饭前都有要向她祈祷。当船员在外国登岸,都随身携带圆形铜镜来辟邪;铜镜背面有8根辐条的佛教法轮。 全体船员中的关键人物是导航员和火长(“compass-men”,又称为“船师”),他们在一个封闭的小船桥内驾驶船只,起居和饮食与船上其他人分开。在他们远洋航行中,为了能使船得到高质量的维修,帆船也载有能胜任各种工作的能工巧匠:有捻缝工、帆匠、修锚和修泵匠、脚手架工、木匠和桐油漆工。在北京宫城里雕刻有各种作品的石头雕刻者和石匠也乘船航行,给舰队航行所经之地留下了不朽的遗产。船上甚至还有一位叫马欢的历史学家,是来记载航行的,他的日记《瀛涯胜览》(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 Shores)在郑和的最后一次航海之后,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出版。 主食—大豆、面粉、小米和大米—被装运在不同的粮船上,它们够船队在海上生活几个月而不必补充。但是,一旦粮船沉没,整个舰队就处在极其危险的困境之中。大豆一年到头生长在盆中,它有好几种用途。绿色的大豆浸泡在水里,能生出“黄色的卷芽”。这种发芽过程增加了抗坏血酸、核黄素和烟碱酸的含量,它们是构成维生素C的基础,并可保护船员不得因缺乏维生素而引起的坏血病。中国人对坏血病的危害及其防治有很好的了解。大量的柑橘属水果——酸橙、柠檬、橘子、柚子和椰子—被装上船为每个人防治疾病、保护身体可长达3个月之久。柚子—一种类似水果的葡萄柚,也通称为文旦(Shaddock)—自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战国时代起,柚子特别受到重视。“君诚能听臣,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4) 稻子是棕色的,并未脱壳,稻壳含有维生素B1。所以,脚气—一种能引起神经系统退化的疾病—在船员中很少发现。新鲜蔬菜主要包括卷心菜、芜菁和竹笋。当这些蔬菜吃光了,豆芽就特别珍贵。大豆也可制成“奶汁”。当它煮开,就变成凝乳或称为豆腐,富含维生素D,而且豆子发酵可做成酱油。豆腐和蔬菜用由发酵的鱼、豆子、干药草和香料做的酱或用咀嚼过的小麦面粉做成的味素来调味。粮食咀嚼后吐入容器里,然后让其发酵,这种办法今天在南美洲仍然使用。面条和饺子也是用面粉做的。甘蔗常用来增加干果的糖分,也被船员用来生嚼。 水果和蔬菜以独特的办法来保存。水果被晒干或做成蜜饯,桃子、竹笋和葡萄埋在沙中,蔬菜被撒上盐,在醋和糖中腌泡。(5)肉是有限的,多半为专门饲养的狗和养在盆中的青蛙。养鸡是为占卜之用,从不食用。但是,新鲜的、腌的、干的和发酵的鱼非常充足。一部分鱼是由训练好的水獭捕获,水獭两个一组把鱼赶入网内;另一部分鱼是通过一连串的钩网来捕获。船员们喝的是他们携带的片状或块状的绿乌龙和红茶,而且非常盛行喝米酒。“六月(阳历八月)食郁及,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6) 米酒也可酿成甜酒、烧酒和醋。帆船载有大量的淡水,且只要一有机会就将淡水箱补充满。但是,中国人也知道如何利用石蜡和海豹的脂肪作为燃料从海水中煮出淡水。他们从海水中脱盐的技术和所装载的新鲜蔬菜赋予了中国人穿越最宽阔海洋的能力。总体上说,郑和船员的食物要比近一个世纪后的麦哲伦(Magellan)提供给他的船员的食物要丰富和有营养得多—“我们吃的只是些已成碎末的陈旧饼干,饼干全已生虫,散发着老鼠尿的臭味。”(7)在中国帆船上,老鼠被水手们的小船狗捕捉光了,砒霜用于消灭臭虫和昆虫,并能促进植物生长。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舰队起航 3 为宝船舰队提供的歌妓均是从广州的流动妓院中招募而来的。(8)她们属于一种被称为“”(Tanka)的种族,其祖先是从遥远的中国内地移民到海岸边从事珍珠采集。她们操独特的方言,并不缠足,这与中国其他妇女不同。在途中靠港,不准这些妇女上岸,也不许与中国男子结婚。她们参加宝船上的盛宴,并教以如何喝酒,她们的酒量也很大。除了满足了外国大使和使者们的性要求,这些妇女被教着玩牌和下棋并参加歌舞娱乐活动。由于佛教倡导博爱、同情和不论男女、皇帝或娼妓均众生平等的教义,她们大多数接受了佛教信条,成为佛教徒。 歌妓们并未因她们的职业而受到歧视,这些人被看作社会上长期形成的、正当的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性被认为是一种神圣化的东西。“夫天生万物。唯人最贵。人之所以上,末过房欲,法天象地,规阴矩阳”。(9)所有男人都允许拥有小妾,而且“在身体的美作为喜爱的惟一标准之中,地位和命运已无所谓了”。(10)中国人常邀请外国统治者去北京,外国使臣从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直到他们返回,常常居住在天朝长达一年或更长时间。难怪他们能如此爽快地接受去北京的邀请。 歌妓和她们的客人有性器和春药。最常见的春药是用一对正在交配的红蜥蜴活活泡入药酒制成,这酒要存放一年才出售①。市面上还可以买到广受欢迎的“山獭,毒之兽,取其势以壮阳道”②。“秃鸡散”(11)也非常流行。其名源于一位蜀地的长官,他70岁时开始饮用一种万灵药,在随后的性生活中,他的“夫人患多,玉门中疹,不能坐卧”,她坚决让丈夫丢弃此药。然而,此药被一只小公鸡吃了,它跳在一只母鸡上“即起上雌鸡,连日不下,喙其冠,冠秃”。(12) “传统”歌妓的床装饰以象征性的果实。床罩上绣有正在开花的李树枝图案—李子表示性兴奋和性满足。桃代表着女性生殖器,石榴代表着外阴。那些使臣在登上宝船时,经常把石榴作为礼物送给歌妓。白天,歌妓穿着一种宽大的裤子;她们常常戴着一种叫抹胸的红色乳罩、穿着长统丝袜来做爱,那些使臣和歌妓在性交前后应该会清洗他们的私处。有一种男性避孕用具是通用的,是一种叫阴枷(yin jia)的避孕套。而琼脂(agar-agar jelly)则作为一种润滑剂和消毒剂。尽管性病在明代晚期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但是在宝船岁月里很少见到。 对于高级歌妓,航海给她们提供了一个实现最终目标的机会:找到一个爱她的男人赎身从良。当使臣到达本国港口时,他会要求他特别喜欢的歌妓随他下船,当舰队起航时,她会和他呆在一起。在那里,她受人尊敬,得到保护。如果她的梦想未曾实现,且人老珠黄而不能吸引男人,就会让她去教年轻女子跳舞和唱歌。等到外国使臣离开宝船后,毫无疑问一些歌妓已有身孕。妓女的孩子后来如何,不见记载。对于这些歌妓可能要从事诸如做饭、纺织丝绸、制作麻绳和照料豆芽盆与鸡笼子这样的一些活,直到下一个外国使臣的娱乐又需要她们。很显然,太监是不需要妓女的,但是船员一旦接近妓女的住处,将被处死。 在伟大航海的第一阶段,即舰队持续向南航行中,驱使大船航行的动力是由季风的巨大风能来提供的。季风一直决定着从中国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和非洲的航海方式。沿线港口也得到发展,诸如满剌加(Malacca)①,在7月开始的西南季风和一月开始的东北季风之间,货物可贮存在这里。中国船利用东北季风顺风航行到印度,然后利用下一季风返回。西南季风在7月份到达印度,几周后终止于中国沿海。从印度出发的船在东北季风起来之前到达满剌加,此时从中国出发的帆船还没有起程;当中国的帆船到达满剌加时,来自印度的船只便卸货准备回家。 根据马欢的记载,郑和舰队离开北京6个月后到达满剌加。起初,中国人在此设立港口,采集来自美洛居(Molucca)—香料岛(The Spice Islands)② —的香料。不久,满剌加发展为中国瓷器和印度纺织品的集散中心和印度洋贸易的主要中心之一。满剌加位于印度和中国的中途,今新加坡北200公里的马来西亚西海岸航船必经的海峡内。这里四面环岛,是一处躲避暴风雨的庇护所,周围地区有丰富的锡矿,一条淡水河将满剌加城一分为二。四周森林中蕴藏着丰富的淡水和柚木,使满剌加成为一处天然良港。香料贸易一直是当地的经济命脉,它给商人提供了积累巨大财富的机会。开发和控制这种巨额利润的香料贸易的企图成为后来促使欧洲航海发现的主要动力之一。 中国人在整个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建立了一连串的贸易港,诸如满剌加和印度西南海岸的古里(卡利卡特,Calicut)。郑和舰队把它们作为航海基地,以补充从中国到非洲东部一路上新鲜食物、水和木材的供应。这些港口是朱棣将整个世界纳入向中国朝贡体系计划的基本前提。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整个印度洋贸易被中国人和来自埃及、海湾国家的阿拉伯人所控制。他们之间关系友好。与已知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阿拉伯人迷上了中国的瓷器和丝绸,而中国帆船在阿拉伯各港口也一直是受到热烈欢迎。 以真主的名义,来自麦加的报道说,有一群从中国航往印度海港的帆船,其中两只船抛锚停泊在亚丁港,但是由于也门国的混乱,它们的瓷器、丝绸、麝香及其他类似的货物未在此处理……苏丹(Sultan)给他们写信让他们来吉达(Jeddah),并表明了对他们的敬意。(13) 在印度大港古里,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数量相等。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Hormuz)和非洲东部的麻林地(马林迪,Malindi)、基卢瓦(Kilwa)和桑给巴尔(Zanzibar)是广泛地被中国人使用的阿拉伯港口,但是满剌加几乎是中国人的殖民地,而且被当成中国人航海的前进基地。 此处(满剌加)旧不称国……无国王,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泰国)所辖,岁输金四十两(约48金盎司),否则差人征伐。 永乐七年(1409年)乙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统宝船赍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刺加国。是后暹罗莫敢侵扰(马欢,1424年)①。(14)
第一部分:中华帝国舰队起航 4 马欢的日记向人们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一幅清晰的东南亚风情图画—栖息在红树沼泽地的鳄鱼、割胶的场景、锡矿和椰林。 其椰子有十般使用。嫩者有浆甚甜,好,可酿酒;老者椰肉打油、做糖、做饭吃。外包之穰,打索、造船;椰壳为碗、为杯又好烧灰,打箱金银细巧生活。树好造屋,叶好盖屋。②(15) 马欢还描述了中国舰队在港口所做的事情: 中国宝船到彼,当地人则立排栅以收取关税,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③(16) 与贸易一样,中国人被性感的满剌加妇女激起了极大的兴趣。“其妇人志量果胜于男子。若有妻与我中国人通好者,则置酒饭同饮坐寝,其夫恬而不为怪,乃曰:‘我妻美,中国人喜爱。’”(17)满剌加男子不遗余力地取悦他们的女人,中国人制造的玻璃珠子帮助了他们。今天东南亚一些地方仍有一种风俗: 男子年二十余岁,则将茎物周回之皮如韭菜样细刀挑开,嵌入锡珠十数颗皮内,用药封护,待支口好,才出行走,其状累累如葡萄一般。……国王和大头目或富人则以金为虚珠,内安砂子一粒。嵌之行走,丁丁有声为美。不嵌珠之男子为下等人也。④(18) 形形色色的人来到满剌加—有孟加拉人(Bengalis)、胡荼剌(古吉拉特,Gujaratis)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他们以84种语言交谈—而所有人都是带着中国货物返回家。从万美洛居的特里尼特岛(Ternate Island)和蒂多雷(Tidore Island)香料岛运输香料的船,返回时载着中国瓷器。装满丝绸的阿拉伯帆船在满剌加和爪哇又顺道带上当地蜡染的花布和锡,然后向西北航到印度、海湾、埃及和威尼斯(Venice)。中国的帆船卸下丝绸和瓷器后,他们又用香料、印度宝石和威尼斯玻璃装满货舱。 中国人在国内①到处收购他们发现的胡椒,他们仅秤少量胡椒的重量,以此来估算大概数量,价钱依卖货者的要价而一次性付清,他们用这种方法收集胡椒,直到装满来自中国的船为止。到中国后,卖出去能值五万凯克斯(caixas,一种葡萄牙的贸易货币),其本钱不超过一万二千凯克斯。(19) 整个群岛和东南亚的贸易集中在满剌加,且被中国人所控制。中国所消耗的香料是遥远的欧洲的一百多倍。中国商人不仅控制着货物和通货市场,而且也控制着价格,甚至娱乐活动与赌博。有的中国集市可供商人连续赌博长达10个月之久。“当货物出售,所占空间减少,所以他们租用的房子就较少了。当销售额下降,赌博却在增加。”(20)在郑和将军的每次航海中,满剌加均作为一处航行基地。郑和对此港口的看重,可用郑和建于此处的庙宇来证明,此庙现仍耸立在马六甲河(the Malacca River)东几码远的路中,这条路以他的名字命名。据传说,有一次郑和的旗舰在礁石上撞漏了,但是它的3部分船身和水密室使船未沉没而到达满剌加。 郑和的远航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在永乐三年到永乐五年(公元1405~1407年)间的第一次远航,有62支宝船,载有27800人。在去满剌加途中,他们到过柬埔寨(Cambodia)和爪哇(Java),然后顺下一个西南季风到达斯里兰卡(Sri Lanka)和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在此次航海中发生的一次重大事情使水手们确信郑和舰队受到神灵庇护。航行中他们遇到一场极其凶猛的风暴,水手们向妈祖祈祷,希望救他们于死亡之中。在祈祷当中,一束“灵光”—可能是圣·埃尔摩之火(St Ellmo’s Fire),有时身处海上风暴中,可以看见明亮的射电现象—出现在郑和旗舰帆樯顶端。“此灵光一临,则化险为夷。”(21) 到了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公元1409~1411年)的第三次远航时,郑和已建立了一套殖民方案。舰队以满剌加为它前行的基地,兵分多路前往不同的目的地。大规模的舰队第四次从中国起航在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其中一支船队从满剌加出发往孟加拉(Bengal)、马尔代夫(Maldives)和非洲;其他船则往阿拉伯海,并向北到达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舰队的下一次远航在永乐十五年到十七年(公元1417~1419年),到达了非洲、阿拉伯、印度和亚洲的各个重要贸易港口,并且随船带回各地的统治者和使臣,去北京参加紫禁城的落成典礼。这些人打算在宫城落成前用近两年的时间来享受皇帝的盛大款待。如今,一支由杨庆将军率领的船队先于主舰队遣送各地使臣归国。把海湾国家的统治者和使臣送回国后,杨庆的棘手任务是解决测定经度的问题。 郑和舰队的其余船只,则开始了他们的最伟大的航海。在满剌加备足食物之后,他们向北航行了5天,停泊在通往印度洋的入口处,苏门答腊国(Sumatra)附近。在此,郑和把舰队分成4支小船队,每支船队载有一支装备有火炮的军队。其中3支船队分别由大太监洪保、太监周满和太监周闻①率领。(22)第四支的船队最小,仍由郑和直接指挥。郑和是皇帝的得力助手,不能被航海的整个期间所耽误。他将在遣送东南亚各国使臣归国后返回,并于永乐十九年九月(公元1421年11月)完成任务。分开航行后的每队中国船只数估计在25~30艘间,假定郑和率领少数几只船,仅仅是为了相对于短暂而比较容易的回家航行,这是安全的。郑和把生死权交给了他的水军将官们,又进一步将指挥权交给每支舰队:两位总指挥、93位船长率领着船队,以及104位千户和103位百户隶属于他们。这些船队的首要任务是遣送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各国的统治者、大使和使节到他们国内的港口。舰队将于非洲南部海岸附近会合,然后航向不明水域,去实现朱棣的梦想。外国人很清楚中国人所期望的是什么,他们远航到未知的领域是为了向海外诸番征集贡品,或许他们将死于这些努力之中。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图)1 为了准确地追述这一历史事实,我必须先从头学习中世纪中国的历史。我先前了解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充其量不过皮毛而已。然而,当我开始追述那伟大的宝船舰队从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 年)这段“遗失岁月”的航程时,就逐渐进入了我所熟悉的领域,充分地利用起了我以一名航海家和指挥官身份在公海航驶多年的经验基础上所获得的知识和技巧。在中国船队的第六次航海期间,洪保、周满、周闻和杨庆的舰队在大洋中航行了约两年半左右,但是兵部的官员刘大夏,下令销毁所有的文字记录①,以至于后来没有丝毫证据能显示出他们航驶到过什么地方以及他们发现了什么。但是在我蹒跚地沿着那些远比我见识博、才气高的学者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之路前,现在我能够将我的技巧使用到去破译由古代地图和航海图以及那些残存的少得可怜的文献、手工制品所提供的零碎证据的地方去。 有两块碑刻就是这样的手工制品。年代久远,真的会被在中国的新政权淡忘;或许是出于可能再也不会回来的担忧,海军上将郑和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底,也就是在他最后一次航程的出海之前,在道教女神(the Taoist goddess)天妃的宫殿前树起了两块碑刻。第一块在长江口的刘家港②,第二块位于福建省的长乐。这两块碑刻是为了纪念他一生中所获得的荣耀以及宝船舰队所经过的辉煌历程,当他们再次被人们发现已经时至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了。它上面的描述文字将成为解开中国船队第六次航海之谜的钥匙。 福建长乐(Chiang-su)碑的铭文③: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所以宣德化而远人也。赍币往赉之,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2) 刘家港(Liu-Chia-Chang)碑的铭文①: ……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关,变态无时,而我之去帆高张,昼夜星驰,非仗神功,曷克康济?(3) 郑和长乐碑铭文的最初英文译本是由研究中世纪中国史的伟大学者J·J·L·杜威达克(J. J. L. Duyvendak)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在他的《中国15世纪早期航海探险的确切年代(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of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一文中,“三千余国(three thousand countries)”作为铭文中一个关键词组的翻译给提了出来。他及其以后的学者(4)认为这样一个论断是草率得如此的不合情理,以致他们认为刻铭文的石匠一定是出现了疏忽。基于这些理由,翻译被修正为“三十余国”。随后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也不断重复这一论调,并且仅当我翻阅杜威达克(Duyvendak)的论文时,才认识到最初的译文可能是正确的;文中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来阐明为什么刻铭文的石匠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②但是这样一个惊人的论断真的可能正确吗?郑和的舰队是否到达过3000个国家?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全球的探险史势必要重写了。 为了尽力重构船队所走过的航海线路,我首先必须使自己扮演中国海军上将的角色。除了像我在英国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上担任一名年轻军官时所做的一样,再亲自走一遭郑和船队所经过的航路外,没有此外的更好法子。我们的海军上校过去是一名非常勇敢而且异常杰出的潜艇工作人员,现在为海军中将、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获得者。我们的船只—纽芬兰号潜艇于1959年2月从新加坡出发,穿过马六甲海峡(the Malacca Straits)进入印度洋,然后转西向非洲方向航驶。在继续向西航驶之前,我们参观了印度洋中的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并在非洲的东海岸蒙巴萨(Mombasa)①靠岸。从那里出来,在到达洛伦索·马贵斯(Lourenco Marques)之前,我们继续访问了桑给巴尔(Zanzibar)和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我们随即沿着非洲的东海岸南下,在绕过好望角之前访问了东伦敦(East London)和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访问了开普敦(Cape Town),沿着非洲西海岸北上,绕过非洲的“凸起”抵达塞拉里昂(Sierra Leone),穿过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返回英格兰。 那次旅程给我提供了一次无价的深入学习有关风、洋流和航海难题的机会。中国的海军上将们曾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没有那次经历,我绝无可能找到揭示了中国宝船舰队所进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的迷踪,更何况这些让人费解的证据还环布在 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说我之所以能有信心阐明中国舰队所走过的航程的话,那是因为那些幸存的地图和海图以及我自己关于他们遇到的风、洋流与海洋情况的了解向我揭示,如果过去确实存在有关航海方面的文献记载的话,必是这条航线无疑。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图)2 离开郑和之后,余下的3支中国舰队驶向古里(卡利卡特Calicut)—古里是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的首府,也是当时印度洋上最重要的港口。自唐朝(公元618~907年)以来,中国人就同古里有了贸易上的往来。它不仅是中国一所重要的前沿基地,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大港。港口储备有大量印度纺织品,并且还是胡椒贸易的最大中心。古里番王扎莫林(Zamorins)—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环印度洋、东非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网。几乎中世纪所有有成就的旅行家和探险者,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公元1254~1324年)、伊本·巴图塔 (Ibn Battuta,公元1304~1368年)、和阿卜杜勒·拉扎克 (Abdul Razak,活跃于公元1349~1387年)都到过卡利卡特在朱棣王朝,中国人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称之为古里的卡利卡特,是印度洋中的一个主要商业中心,并将之描述为“西洋中最重要的港口”和“一切蕃商的汇集港”。(5)中国人往印度洋的航向,详细指明了来往于古里的距离并开创了沿古里、马六甲(Malacca)、北印度、海湾和非洲一线的航程。就他们来说,古里的统治者是崇拜中国的;在1405~1419年之间,他们派遣一系列外交使团抵达南京和北京,有位使臣还出席了紫禁城的落成仪式并呈贡给朱棣几匹宝马。 官方历史学家马欢对中国人由中国经马六甲抵至古里的航程做了详细的描述:他用不少于9页纸的篇幅描述了古里这个城市。他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对这座中世纪的印度城市的生活做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叙述。文中注意了扎莫林王的宗教活动并与他的回回臣民做了对比,还提到了人们的风俗习惯、节日、音乐和舞蹈、衣饰和食物:“其王国人,皆不食牛肉;大头目是回回人,皆不食猪肉。先是王与回回人誓定,尔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①(6)马欢继续叙述了当地的犯罪和刑法,特别是对由“天判法”来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审判过程做了详细记载:被指控者的手指在被棉布包起来之前,要放在煮沸的酥油里或纯净的黄油里。②此外,他还详细地描述了随宝船运来的商品如何出售以及交易的方式: 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港口关税官未纳几计书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则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 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手相,起牙人则曰:“某月某日,于众人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③(7) 由于一个意外的巧合,当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宝船恰好在这个城市时,一位年轻的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提(Niccol榙a Conti,公元1395~1469年)也到达这里。与达官贵人们有着亲缘关系的商人达·康提于1414年离开威尼斯前往亚历山大(Alexandria)。埃及的伊斯兰统治者—马木路克(Mamluk)算端来自于亚洲大草原,在他们的心目中印度洋应该仍是一个伊斯兰湖,于是不允许基督徒穿越开罗(Cario)的南部。但在埃及,达·康提学习了阿拉伯语(Arabic),娶了一个穆斯林妇女,并改信了伊斯兰教。现在他就可以以一个伊斯兰商人的身份去游历了,他游至幼发拉底河三角洲(Euphrates delta)①随即取道印度,并于1420年年底到达印度。他前往古里,因为在当时古里是一群崇奉圣汤姆斯(St Thomas)的基督徒所组成的聂思脱里派(Nestorian Christians)的中心,同时也以“东方的神圣罗马的天主教阿西叙利亚教堂”知名—这个教派在公元6世纪于叙利亚(Syria)兴起而且至今仍存留于西亚的部分地区—宽容的扎莫林(Zamorins)允许那个地区信奉此教。 数年后,作为达·康提自绝于基督教信仰的补赎,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ius IV)让他将其旅程中的故事口述给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并由波焦·布拉乔利尼把它出版。(8)达·康提是这样描述古里的:“四周长8英里,一个全印度的贵族的商业中心,充斥着香料,紫胶(一种用来制漆的昆虫胶)和姜。”毋庸置疑的是,当中国船队经过古里时,达·康提也在此地,而且他还最起码登上过一艘中国帆船,因为此后他同朋友佩德罗·塔富尔(Piero Tafur)会话时,是这样对它进行描述的:“海船(中国帆船)像大屋子一样,而且一点也不比我们的海船落后。他们每艘船都有10或12张帆和装了水的大蓄水箱……较低的部位是用三重厚木板构建而成的。但是有些海船建有隔水舱,即使某个部位破损了,其他部位能保持完整,以便海船可以完成整个航程。”(9)这样的描述只可能指郑和船队中的战舰;中国商人不会有那种类型的船只,即使有,也不会达到这么多的数目。我敢肯定达·康提在古里还遇到过马欢,因为当我将他们两人的叙述进行比较时,我发现达·康提所描述的场景几乎同马欢的描述一模一样。似乎两个不同的目击者在描述同样的事物:古里的周围地形,天判法,关在笼子里的阉鸡和其他家禽,姜和胡椒的价格与质量。仅当在描述到性时,他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达·康提描述了嵌在男子阴茎上珠子如何提高女子的性欲,马欢提到的更多的细节是珠子发出的玎玲的响声。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多次航经印度洋和远东,使我能够肯定达·康提描述的精确性:产于马来西亚(Malaysia)有奶酪味的榴莲,生于马拉巴(Malarba)海岸的麝香猫,以及果阿人(Goa)妇女用的有甜味的香水。他描述了非洲的鸵鸟和河马,斯里兰卡的红宝石,印度教妇女自杀殉夫的场景,素食的婆罗门,以及土味的肉桂。达·康提关于他随后在中国帆船参观的描述将会为揭开中国舰队在“丢失岁月”里到哪儿去的谜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譬如,马欢的官方记事者角色如他所做的叙述一样已经足以清楚地表明他在古里离开了宝船。他的离开意味着一条有用的信息源头干涸了,而我也就必须去寻找其他的源头来替代它的位置。达·康提对于中国航海故事的重要性逐渐清晰了。肯定有人会带回几幅展示中国舰队发现的航海图副本来,否则,这则信息又如何能传到欧洲并被纳入为以后引导葡萄牙探险者的航海图中?如果证明了达·康提也曾在返航途中同中国人做过交流的话,他简直可以成为最佳候选人了。①当我致力于追寻中国舰队所走的航线时,这些航海图现在就已经证明对我来说同等重要了。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图)3 中国舰队长官们在离开古里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将使节们送返回东非的沿海国家。他们的航海计划被标在第六次航海之后编绘起来的中国的茅坤图上。茅坤图是比它大得多的《武备志》一书的组成部分。茅坤图残存部分—没有人知道它的原件有多大—呈条状,有21英尺长,并标有数百个港口的名称以及显著的海岸特征、所采用的航线以及相互之间的里程。这幅海图被“相信绘成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取材于由郑和舰队带回来的大量信息,或者是收集到以供使用的(信息)”。(10)到现在为止,茅坤图仅有部分被翻译过来了,就像我写作一样,研究中世纪中国的学者们也正在研究这些残存遗物。茅坤图和《武备志》(Wu Pei Chi)的译本,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文献的译本,几乎都注定能为伟大的中国航行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探寻发现更进一步的记录将会于2002年10月18日在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开始。(11) 宝船从古里开航,乘着东北季风的尾声进入印度洋,然后改向西南在非洲登陆,将出使中国的人员送返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港口—500年之后,在英国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潜艇上,我们仍沿着这条航线航驶。整个舰队对每个非洲国家都一一到访,显然是极不经济的行为,所以在他们的舰队会分开这一点上几无疑义:一支将大使们送归到在北部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Mogadishu,今索马里Somalia);另一支前往东海岸中部的桑给巴尔(Zanzibar);第三支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今坦桑里亚Tanzania)。在所有的大使都被送归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后,茅坤图显示所有的船队会合于索法拉(Sofala靠近马普托Maputo,在今天的莫桑比克Mozambique境内)。 找出会合地点肯定会是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中国舰队从印度驶向南部非洲(Africa)的航程中,中国人的领航星北极星将会越来越沉向地平线,并最终于索马里的(Somalia)摩加迪沙(Mogadishu)的北部,北纬3’40°的地方变得看不见了。直到他们在南半球找到另一颗像北半球的北极星那样的领航星来完成同样的目的,否则他们会驶向不知之地。他们能使用南十字星座(Southern Cross)来指示方向,因为他们知道其中的指向南极的指向星—南十字a星(Crucis Alpha)和南十字r星(Crucis Gamma),但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可以用来判定所处纬度的星星。要确定那么一颗供判定纬度的星星的话,船队将不得不远航到极南处覆冰的水域。考虑到每天航行100海里,约115英里的速度(根据中国人在印度洋航程中残存记录的平均速度),这样在每个港口最多有一周的时间去补充给养(通常只需要2~4天),全部3支分舰队完成将各国的使员和大使送归他们的本国港口的任务的话,可能要到永乐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6月)。自4个月前离开中国,至他们到达会合之地并从索法拉出发这一时间,海军上将们已经航行了约有一万余英里的里程。虽然他们在两年内不会返航,但是他们一定会在航行所经之处留下路标。中国人对于他们的伟大航海感到非常的自豪,每到一地,如同那些由郑和在中国树立起来的碑一样,他们通常都刻碑留念。在印度的柯支(科钦Cochin)与古里附近和斯里兰卡(Sri Lanka)的加勒(Galle)附近,都有与此类似的碑刻。恰是为了这个目的,一批曾修建过紫禁城的石工和石雕匠被带到舰队之上。此类石碑的发现将会证明我所正在收集的证据链条中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之一。从郑和在刘家港天妃宫所树建石碑上的铭文中,我了解到他们在第六次航程中,约航驶了六万英里—几乎环绕地球两次。(12)《武备志》和茅坤图仅涉及到中国人穿越印度洋和南海的航路。如果没有中国人文献记录的帮助,我怎么可能搞明白他们航驶有多远,横越过什么新大洋以及发现过什么新陆地? 15世纪的另一群伟大的航海者—阿拉伯人成了我首先转向的求助对象。我最初的直觉一直是到地图中去寻找证据。大英图书馆藏有早期阿拉伯地图的复制件,这些地图是一个富有的埃及人约塞夫·卡迈勒(Youssuf Kamal)亲王搜集的重要藏品。这几幅地图表明阿拉伯人肯定访问过非洲东海岸,并经常从波斯湾出发航至非洲收罗奴隶。虽然可依靠优势风力,但是他们只在非洲南部做短暂停留,从来不冒险横跨印度洋的季风带。他们顺着东北季风从波斯湾开航,沿着桑给巴尔航驶,有时甚至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和索法拉,然后满载奴隶的悲惨之船乘着下一次西南季风回到波斯湾。我未能找出一幅单独的能精确描述索法拉以南的非洲东海岸的阿拉伯海图。 在那个时候,虽然从未见过但我知道有一幅显示印度洋和南部非洲的平面球形世界地图。它由制图师弗拉·毛罗(Fra Mauro)绘于1459年。弗拉·毛罗生于威尼斯湖中的萨·米切尔岛,但是为葡萄牙的敦·佩德罗(Dom Pedro)以及其他的欧洲第一波的探险浪潮中的先驱者们工作。敦·佩德罗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弗拉·毛罗随后编绘了这一幅世界地图。我不知道见藏于国立马尔西亚那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的弗拉·毛罗地图是否可能会对搞清中国人的航海有所帮助。 当我飞抵威尼斯时,馆长彼埃罗·法尔切塔博士(Dr. Piero Falchetta)将我带至他的办公室并向我自豪地展示了毛罗修士的地图—一件伟大的作品: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绘制的有关整个世界的第一幅地图。这将会是搞清中国舰队航程的最为重要的线索。法尔切塔博士(Dr. Falchetta)指出弗拉·毛罗已经正确地绘出了好望角(他称之为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令人容易辨认的三角形状,并且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的30年之前就已经这样绘制了。在这一点上,毫无疑义地已经为毛罗修士自己所强调了。因为他还加了题记来说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绕过好望角的详细情况: 大约1420年左右,从印度方向来的一艘船或是舢板毫不停留地径直横越印度洋航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驶过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穿过佛得岛(the Isole Verde)和无名群岛(obscured islands)〔或可称为未知地带〕向西航行,转向西南方向又航行了40天后,除了一望无际的天空和茫茫的汪洋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据他们估计,他们已航行了2000英里,命运之神抛弃了他们。在70天内他们又返回到所谓的“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13)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4 在这条题记旁,毛罗修士绘制了一幅中国帆船图。船的甲板不同寻常,正方形的船首,像一个现代坦克登陆艇一样,属于典型的郑和的中国帆船形状而且从图样来看要比他所描述的欧洲轻快帆船大多了。写于印度洋中间的一处题记这样写道:“通过这片海域的海船或中国帆船装备有四根或更多的升降自如的桅杆,并为商人准备了40~60个船舱。”(14)更有一条题记描述了船员们在德迪亚卜角补充给养时所发现的巨大尺寸的鸟蛋以及产这种蛋的大鸟。这种描述虽然是在讲鸵鸟。 毛罗修士1459年的平面球形图所绘的好望角是恰当的,对郑和的中国帆船的描绘也是精确的,而且对南部非洲的特有鸟类的描述要比第一批欧洲人迪亚斯(Dias)和达·伽马(da Gama)到达好望角要早数十年。而闯入我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弗拉·毛罗是怎样弄到他的相关信息的?他是怎样知道中国帆船的形状和好望角是三角形的?我在另一幅描述葡萄牙人征服几内亚(Guinea)的15世纪文献中找出一个不完全的答案:“毛罗修士曾亲自与‘一位值得信赖的人’交谈过,这个人放言他曾从印度出发经过索法拉(Sofala)到达了位于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Gabin)。”(15)没有其他的线索能帮助确定加尔比恩(Gabin)的位置;这个名字同我们今天的任何地方都对应不起来。它是对阿拉伯语Al Gharb—意为“西方某地”—的一种非常不确切的翻译。那位“值得信赖的人”的身份对毛罗修士平面球形图上那些题记的出处与可信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确信那个人仅可能是指尼科洛·达·康提。当中国人的帆船队在他们穿越印度洋的途中泊于古里以卸下乘客与货物并装载补给时,他恰在此地。在毛罗修士地图的注中提到的中国帆船的航程实际提到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一个罕见的地名,也被达·康提用到向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叙述中。达·康提(主要活动于公元1395~1469年)是毛罗修士同时代的人,都来自于威尼斯,都从事于探险以及文献研究。①毛罗修士为葡萄牙政府工作,除了出版达·康提的见闻录,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也是教皇、毛罗修士与葡萄牙政府的中间调解人。没有记载可以说明,当中国人经过印度时—假设只是印度的古里,除了达·康提还有其他的意大利商人在那儿。如果毛罗修士所说的“值得信赖的人”不是指达·康提的话,那就离奇了。(16) 这是宝船舰队伟大探险航程期间由中国地图绘制师绘制的地图,以及随后的葡萄牙人所获得的并进而导致大发现的神秘地图,二者之间至关紧要的一环。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和中国人的地图从达·康提传给毛罗修士再传给葡萄牙人的敦·佩德罗(Dom Pedro)和航海家亨利亲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是关键的中间人。 如果毛罗修士的描述确实来自达·康提登上中国帆船的经历,则正如我已经发现的,信息肯定是来自于一位值得信赖的且观察精确的目击者。在那样的情景下,认真考虑一下毛罗修士和达·康提的关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确实曾绕过好望角随即航入南大西洋的说法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真的像他们记载的那样的话,成就就太大了,因为第一批绕过好望角并冒险进入印度洋的欧洲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勒(Pedro lvares Cabral,公元1467~1520年)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直到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冒险进入印度洋。能将好望角绘制得这样精确,毛罗修士肯定拥有一份能显示非洲南部末端精确形状与位置的海图。只有达·康提能在登上中国舰队的旅程才能得到这样一份地图,然后再带给毛罗修士。 从我自己的海军生涯中我就获悉,对于今天的航海者们来说绕过好望角也还仍旧是一种心灵的震撼。随着乌云从那传说中的海角上诡异的山颠平顶上飘走,另一个大洋和另一番天地—令人神往的东方—正向我们招手。对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的中国人来说,由于来自相反的方向,他们最终肯定会达到未知的领域—甚至唐朝的伟大舰队长官们也不会航驶得这么远,当他们看到越来越长的浪花和越来越深的波谷,也由不得他们会祈祷他们的船将能应付大西洋风暴的巨大挑战。 现在必须找出毛罗修士描述的秘密海船在绕过好望角之后航驶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及搜寻出它是中国舰队当中的一艘帆船的独立证据。我从宝船的最后一次被记录的位置出发—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茅坤海图标的从索法拉出发的位置—以6.25海里/小时的速度向南行驶—这一速度恰巧能被沿南部非洲的东海岸向南席卷至大陆末端的“奥古拉斯”(Aghulas)洋流所解释。以这个速度,中国人会用近三周的时间绕过好望角也就是永乐十九年七月(公元1421年8月)。 几千年来,风和洋流在南大西洋范围内在从南部的好望角到北部的非洲 “凸出部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卵形循环里做逆时针运行。在好望角,水手遇到本格拉(Benguela)寒流并载着他们沿非洲西海岸向正北方航行。大约在漂流了三千英里之后,洋流首次向西北急转,随即西向运动直至南美洲。从南美洲海岸出发,洋流继续它的逆时针运动,在向东席卷之前,从巴西(Brazil)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出发沿着(南美洲)东海岸南向奔至合恩角(Cape Horn),然后回到南部非洲。如果一艘航行的海船,装有充足的储备并坚固得足以经受“四十度风暴带”(“Roaring Forties”)—环绕地球并在南北纬之间几百英里范围内肆虐的强风,并由此而得名—将会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自南部非洲升帆出航,几个月后,在这种巨大的逆时圈中,海船已经穿越了数千英里的洋面,它会差不多地回到它原先开始出发的地方。这样的一个例证为一位非常勇敢而杰出的潜水艇艇长—现为海军中将(Vice-Admiral)获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的伊恩·麦金托斯(Ian McIntosh)爵士,曾在我所服役的那支潜水艇中队里担任海军上校—进行的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航程所提供。他写信给我说: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5 1941年3月,我是一位代理海军上尉,乘着一艘商船取道驶向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大约在弗里敦以西500~600海里的北纬8°西经30°的地方,商船被一伙专劫商船的武装海盗击沉。28英寸的标准木制救生船,按“规定”可容纳56人,最终却承载了82条生命。 在这种轻快的东北信风吹拂之下, 即使这时我们已经修好被炮弹打穿的船体并将船里的进水排干,我也不能使轮船再航驶5或6个罗经点①以靠近东北信风。这样的条件决不可能允许我们航抵非洲,在季风到来之前,选择看起来更合适的航线到巴西(Brazil)也有差不多1600英里的距离。 原计划是正西向航驶直至西经33°,然后转向西南。这就要求我们在搭乘轻微的东南信风之前,充分利用东北信风,而且我们在赤道无风带只有很少的几天转换风向的时间(最好能来点雨)。我们在第22天抵达(南美洲)海岸,向西北方向沿着海岸线寻找一个合适的着岸点,在第23天的下午我们找到了一处。 因为考虑到赤道洋流将会帮助我们,所以我原先估计的理想目标是最多28天,但是我没有考虑到在我们这样的纬度和在一年中这样的时间,洋流的流速是1/4海里还是1海里,所以在我推算的最高船位中忽视了这一点。(17) 根据毛罗修士的描述,宝船到达好望角,然后在环好望角的风的吹刮或洋流的涌推之下而沿着非洲西海岸上抵加尔比恩是完全可能的 。我现在急需的是能证明这种情况发生过的独立证据。我就这个问题考虑了几个月。随即我被幸运之神击了一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初级教授约翰·E·威尔司(John E. Wills)与英国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约瑟夫·麦克德尔莫特(Joseph McDermott)向我提议:虽然在中国与宝船相关的海图和记录都被毁了,但是在日本可能还存在副本,因为过去的日本学者对早明时代的历史特别感兴趣。 随后的研究揭示在京都的龙谷大学(Ryukoku University)收藏了一幅中国朝鲜并立的海图,通常叫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朱棣登基称帝之后,朝鲜大使呈贡给他这幅特别的世界地图。但原图已经失佚了,而且在永乐二十年(公元1420年)后,疆理图的龙谷版又做了广泛的修订。它几近正方形,非常大,尺寸为1.7米乘以1.6米。印于丝绸之上,仍保存完好,只是在经过几个世纪后微微有些褪色。它“构思精细严谨,值得赞美。一个人确实不需要出门就知道整个世界了”。(18) 还在15世纪早期,疆理图即以一种宏观的全视角来观察世界,并从多渠道了解信息来编绘了。欧洲的地名源于波斯式的阿拉伯文,中亚的地名来自于蒙古人,中国和东南亚的地名则取自于旧有的中国地图。欧洲部分标出的地名,远至北部的德国①。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the Straits of Gibraltar)的地方绘成伸入地中海,而北非海岸画的则是阿勒特斯山(Altas mountains)。欧洲、非洲、亚洲、朝鲜和中国相互之间的位置都正确。虽然朝鲜也许是出于民族自豪感和传统上就同日本敌对的原因,绘得比它本身要大得多,而日本则反之。虽然如此,它也是一幅非常了不起的地图。 目前,疆理图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它的非洲部分。从疆理图在对非洲的东海岸、南海岸、西海岸描述得如此精确这一点来看,这张海图毫无疑问是曾绕过好望角航行过的人绘制的。欧洲人直至60年后才到达南部非洲。西海岸的阿拉伯航海家从来没有向南航驶到远在8000公里之外的位于现代摩洛哥(Morocco)的阿加迪尔(Agadir),蒙古人也从未到达过非洲。疆理图的精确性告诉我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绝对有意义。中国航海家可能确实到过“加尔比恩(Garbin)”,然后画出疆理图。我仍旧没能给“加尔比恩”以精确的定位,从疆理图(Kangnido)上所显示的海岸线形状来看,它似乎靠近比亚夫拉湾(the Bay of Biafra),位于尼日利亚(Nigeria)之西。这是个我不得不在日后做出解释的问题。至于现在,我感觉到假定毛罗修士所想及的并绘在他的平面圆形图上的“中国帆船”来自于宝船舰队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中国的商人船队的远航没有越过东非的基卢瓦(Kilwa)。当涉及到非洲的“凸出部分”比亚夫拉湾的北部时,疆理图就欠精确了,所以下一步我的注意力就转向航程部分。如果他们已经计划如此精确地调查南部非洲的海岸,为什么西部非洲的凸起部分没有显示于疆理图上? 当中国舰队到达比亚夫拉(邦尼)湾时,他们已从好望角向北航行了约五千公里。我假定他们在阴历八月份的某段时间在他们外出的旅程上绕过了好望角。照他们4.8海里/小时的平均速度,从好望角到“加尔比恩(Garbin)”要花费约二十天的时间。他们会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阴历八月末或九月初抵达“加尔比恩”,也就是夏末雨季接近尾声的时候。鉴于我自己在南大西洋上航海的长期经历,我深知在非洲的这部分海域有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从比亚夫拉(邦尼)湾开始南赤道洋流首先向北通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S媜 Tom巈 Pr抧cipe Island,非洲开始凸起的部分)随即向西折回,沿着凸出部分的南海岸向正西漂流,通过尼日利亚(Nigeria)、加纳(Ghana)、象牙海岸(Ivoy Coast)和黄金海岸(Gold Coast)直到它突入至大西洋一千余里—在西经21°附近。这道巨大的冷流以相当于一年一个循环的相当快的速度向西漂流;夏季,当它向北外延得更远,至北纬5°—类似与今天利比里亚(Liberia)的蒙罗维亚(Monrovia)的纬度①时,情况会有细微变化。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股寒流有着两条重要的含义:其一,他们可能会被带至正西方1800海里处;其二,他们对已经发生的这一切毫不知情。在他们航海的这段时间内,中国人仅能通过可知的船只穿越洋面的速度,判定所处位置的经度。如果那股很大的冷流自己也在移动的话,或顺流或逆流,那样不能精确地判断他们所处的位置,如同走在自动楼梯里的人无法根据他自己的步伐来判断他走了多远一样。伴随着极度的兴奋,我认识到这是他们进入南赤道洋流后所绘的航海图,必须考虑到这个矛盾而做出调整,图上所标明的陆地得向西移动近1800海里远。我重新回到我的疆理图副本上,并在经度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对比亚夫拉湾以北的陆地做出了调整。结果令人惊奇:为我们所熟悉的非洲轮廓立即可以辨认出来。这表明中国人被风和洋流带到非洲的“凸起部分”要比第一批欧洲人放眼于此早了40年。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6 南赤道洋流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西向“自由驰骋”的机会,中国的船只顺着南赤道洋流可以深入大西洋达1000英里。在那时候,他们处于东南信风带,并被吹向塞内加尔海岸。在从4月到10月的渔季,塞内加尔洋流自西部非洲的海岸出发扭转它的正常流向,北向沿着海岸以0.6~1海里/小时的速度漂流。于是,中国帆船再次获得一个自由驰骋的机会,这一次能向北漂流500海里左右,直到洋流逐渐消失于今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Dakar)之外。至那时,他们会处于东北信风带的控制之下,他们会被吹向西南方向直至佛得角群岛。这些海中孤岛,那时欧洲人还不知道,在揭开中国人航海的秘密中将会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对我的分析结果又做了再三核对。到九月末,一个多月前自好望角出发的中国帆船队将会发现他们已从东北方向接近了佛得角群岛。海船自身的设计、占优势的风和洋流将会阻止这些平底的、宽船梁的怪物南向航驶哪怕一个罗经点。现在清楚了弗拉·毛罗的描述是完全可能的,来自印度的海船或帆船在离开好望角40天后到达的“佛得岛(Isole Verde)”,甚至和佛得角群岛有着同样的名字。宝船舰队的平均速度4.8海里/小时超过所有的6次航程的平均速度,这样大约要航行40天。在那个世纪即将结束的年代,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走同样的航程只需要33天。 尼科洛·达·康提描述给弗拉·毛罗的被称为“佛得岛”的那座岛,一定是树木葱郁的。我很了解佛得角群岛,曾乘载于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穿过此地。整个群岛被分为两群,迎风面(balaventos)比背风面(sotaventos)要湿润得多。在迎风岛当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最为湿润、植物最茂盛的岛是圣安唐岛(Santo Ant媜)。尤其是对于那些寻找淡水的航海者们来说,它是一座原始的、雄伟壮丽的、而又令人敬畏并能从海上看来十分醒目的岛屿。中国海军上将们在信风的推动之下,会从东北方向接近这座岛。而且从那个方位首先看到的应该是圣安唐岛。在圣安唐岛的北海岸,当你从东北方向接近时,在数里之外就能清楚地看到一座神奇的火山岛。溪水倾泻向山的四周,冲刷着草木茂盛的山谷一直注入海里,在小溪的两旁现在分布着简尼拉(Janela)人的小村落。条形的海岸线对于中国舰队来说是一个明显而又直接的所在抛锚驻泊和获取淡水的地方。如果中国人确实在那儿登陆,我敢肯定岛上应该还留存有他们光顾的遗迹。 当第一个欧洲人,卡·达·莫斯托(Alrise Cada Mosto,公元1432~1488年),一位为航海家亨利亲王服务的威尼斯探险家于1456年到达时,佛得角群岛尚杳无人迹,所以我对能在此地找到在中国人为换取食物而付出的诸如他们在非洲东南沿海所用的青花碟子之类的流通物品不抱什么希望。在佛得角群岛上,中国人不用付出任何东西就能获得任何数量的食物和淡水。这片海域盛产箭鱼、比目鱼、鲨鱼、章鱼、小龙虾和微甜的食用贝类。岛上还盛产水果和大批用手就可以抓住的温驯鸟类—因为它们从来就不知道提防人类,而卡·达·莫斯托那帮人兴高采烈地发现这一切却已是35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那儿应该有其他遗物。在斯里兰卡南部的栋德拉角(Dondra Point)附近的加勒,树立着一块与郑和立在扬子江口的石刻接近的石刻。在汉文、泰米尔文(Tamil)和波斯文(Persian)3种文字的铭文中,赞颂了印度教(Hinduisum,当地宗教)、佛教(Buddhism,也是明成祖朱棣的信仰)和伊斯兰教(Islam,15世纪早期,大多数印度统治者的宗教信仰)的功效。还有其他的类似碑刻存在于柯枝和古里附近。我拿不准这儿的岛上是否也立着一块石碑。 中国人一直都很尊重当地风俗;南京的语言学校—“四夷馆”—就是由郑和建立起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在第六次航海中,舰队上配备着的翻译官们能通晓17种不同的印度和非洲语言。他们也极有可能留下一块碑在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的某座岛屿上,用他们认为周边地区的人都会明白的某种语言来刻写碑文,这样的碑石常被放置于容易被其他人发现的显眼位置,否则,如果建立一块纪念你的成就的碑并将其藏在永远不会被别人找到的地方,那么其目的又何在呢?如果确实有这样一块碑存在的话,当第一批欧洲人35年后到达圣安唐岛时应该会发现它的。 我查阅了记载安东尼奥·达·诺利(Ant梟io da Noli)、卡·达·莫斯托(C坉a Mosto)和迭戈·阿方索(Diego Alfonso)首次航行到圣安唐岛的航海日志,发现他们在简尼拉海岸附近确实找到一块巨大的、独立的石碑。在里贝拉德佩内杜(Riberira de Penedo)附近,那块石碑今天仍矗立在那儿,周围环绕的群山如同戏台上的布景。直到一个世纪以前,一条水清流急的小溪冲刷着火山的侧面,但是现在溪流已经干涸了,石碑上张满龙舌兰。当地人称此碑为Pedra do Letreiro,意为“有文字的石头”,质地为红色砂岩,约三米高,从顶部到底部都刻有铭文。后来的铭文是为纪念航海家非斯(Fez)的安东尼奥使用中世纪葡萄牙文刻上去的,而在这层铭文的下面我能看到更多的字迹,不幸的是,由于苔藓的附着,字迹不甚清楚。石碑被风化侵蚀得非常严重,再加上近些年的乱刻乱画对外观的损坏,已经很难去辨认下面的字迹了。很多的专家都设法辨认—第一个人是法国人M·舍瓦利耶(M. Chevalier),他于1934年开始研究,然后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葡萄牙和佛得角的几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继踵而上。他们只能告诉那种字迹不属于哪种语言—它既不是阿拉伯语(Arabic)、犹太语(Judaic)、伯伯语(Berber)①、提夫拉克语(Tifnaq)、阿拉美语(Aramaic)、腓尼基语(Phoenician)、拉丁语(Latin),也不是任何其他种类的欧洲语言—但是他们却不能告知我它到底属于哪种语言。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7 在获得佛得角政府的必要批准之后,移去了部分苔藓。透露出了两处字迹。我希望通过计算机的巨大帮助,至少能判断它属于哪种语言,但是这种语言的书法很是奇特,不像我在世界各地游历中所见到的任何语言。它看起来有两个特征:其一,字迹的笔画交叉起来如同扣在一起的公羊角;其二,许多个同心圆。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是中世纪的中国文字,不是祝枝山的书风就是草书体。于是,我就将照片寄给中国西安的碑林的专家。那儿曾经是孔庙,现为一家收藏有大量的石碑、刻石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是中国书法的永久性纪念馆。专家回答说:两张都不是汉字。它同中国人在斯里兰卡南部所立的碑上面的笔迹相似,那么它可能是泰米尔文吗?它确实像泰米尔语,但还不够接近。也不是非洲东海岸的交际语—斯瓦希里语。然后我就想它可能是另外的某一种印度语言,也许是今天大面额的印度钞票中的13种官方语言之一。印度的银行可能帮得上忙吗?我将那两片书法中一片的一小部分的照片传真给他们。 “它看起来像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①,”他们回答。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语言。我再次传真给他们。 “什么地方讲这种语言?” “它是喀拉拉邦(Kerala)的语言。” “在15世纪,它在使用吗?” “是的,从9~15世纪它是通用语言。虽然今天绝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再使用它了,但是在今天在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几处偏僻的沿海地区这种语言仍被使用。” 我一放下电话,就兴奋得跳了起来。在1421年,喀拉拉邦的首府是古里,是中国人曾到过的印度洋上的大港口。弗拉·毛罗和尼科洛·达·康提似乎再次证明是正确的:在葡萄牙人到达之前,一艘来自印度方向的海船或中国帆船就似乎已经到达过佛得角群岛。 下一步,我就通过搜寻这些学问渊深的专家的研究发现,(19)当他们试图破译简尼拉碑上的文字时,是否遇到另一块相似的石碑。他们遇到过,但不是在佛得角群岛。另一块碑刻坐落于刚果的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根本是缘木求鱼。为什么从印度出航的海船,还要游览非洲的瀑布呢?但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马塔迪瀑布位于刚果河(Congo River)上面的可航行极限处,在那儿航海者可以抛锚于优美的环境中并获取清澈、新鲜的淡水。从1485年的葡萄牙人到今天的中国人的好几个世纪以来,一连串的航海者都是如此。在到达大瀑布之前,河水泻出许多支流。那块碑刻如岗哨般矗立在马塔迪瀑布下端附近的一潭深池上面。日复一日,渔夫坐在旁边,安静等着鱼儿上钩;而在河岸边走动的妓女则等着外国船员的到来,看他们溯流而上,补充淡水、储备粮食。 我不得不折回到非洲海岸去研究这个发现。如同与之相似的简尼拉碑,马塔迪瀑布碑在中世纪葡萄牙文下面也有字迹。葡萄牙文的铭文又是为纪念一位离去的同伴而刻的,于此,躺着的是航海家阿尔瓦雷斯。这没有比简尼拉碑多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是那些专家断言:这两块碑上的字迹是相同的。虽然碑的身份问题显然已经解决了,但那些同心圆仍旧是一个未解的秘密。中国人在他们沿着非洲海岸向上的旅程中,航驶到这儿是完全可能的。不仅马塔迪瀑布是一个补充淡水的理想地方—它位于“非洲西海岸的中部”—而且也符合弗拉·毛罗提出的关于“加尔比恩”的描述。如今这里依然是一个繁忙的港口。 弗拉·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看起来再一次被证实了:“1420年左右”,来自印度的一艘海船似乎到达了加尔比恩。当然,这也并不能保证这艘海船是中国船而不是印度船,但也没有其他独立的有关印度海船航驶于印度洋季风之外的证据—他们从没有航驶到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南部—而我现在有标有中国、朝鲜两国文字的疆理图显示好望角和非洲西海岸的。中国人肯定到过那儿。简单而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刻在“加尔比恩”和简尼拉碑上的文字由随从中国船队的译员们刻写,就像他们在栋德拉角、柯枝和古里以外国语言刻写铭文一样。 尽管在15世纪中国人的航海记录受到了大规模的毁坏,但是现在我仍有一线有关宝船舰队从塘沽离开到永乐十九年八月(公元1421年9月)抵达佛得角群岛这段行踪的证据。马欢描述宝船从中国开航,经由满剌加到达古里的这段航程;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茅坤航海图记下了舰队离开东南非洲的索法拉,我的关于宝船绕过好望角北上非洲西海岸的证据是由那幅在日本的名为疆理图的地图提供的,并且这个证据已为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证实。他们的叙述及两块刻有铭文的碑刻也表明了在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就是马塔迪瀑布,“佛得岛”就是佛得角群岛上的圣安唐岛。在风和洋流的推动下,中国船队一直向前。它恰好就是从印度起航的海船所必须循沿的航线,如果以中国海船4.8海里/小时的平均速度航行,后半段航程要持续40天,这正如弗拉·毛罗所说。 伟大的中国舰队已经航行了很远,进入了茫茫的未知的大洋。但我现在必须找出他们下一步航驶到哪儿去了。毛罗和达·康提的叙述认为他们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后又进行了7天的航驶,穿过了Le oscuritade—可译为“无名群岛”或“未知地带”(darkness),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指明它们的位置。我的第一个解决办法是搜寻中国船队下一部分航线的可靠证据,例如:在另外的一幅航海图中可能会对找到确定“无名群岛”的位置有所帮助的地方,因为在那个时代,威尼斯是欧洲的制图中心,如果这样一幅地图存在的话,威尼斯最有可能是最初的制作地。 我在威尼斯调查期间,有人向我说到了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加尔旺(Antonio Galv媜,死于1557年)的一段话,他说在1428年,葡萄牙王太子敦·佩德罗——也就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将一幅世界地图带回了葡萄牙: 据记载,在1428年的时候,葡萄牙王的长子敦·佩德罗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他去过英格兰、法国、日耳曼(Alamine)〔德国Germany〕,并从那里进入圣地(Holy Land)①和其他地方;取道意大利回国,途中经过罗马和威尼斯;正是从那里,他买了一份世界地图,此图绘出了整个世界的各个部分。图中,麦哲伦海峡被称为“龙尾巴(dragon’s tail)”;博阿·埃斯佩兰克角(the Cape of Boa Esperanc)被称作非洲(Afrike)的最前方②,其他的地方也是如此称呼。国王的第三个儿子敦·亨利(Dom Henry)在他的航海探险中,可以发现得更远。(20)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8 讲到这里,我就有了清楚的证据:到1428年,好望角(博阿·埃斯佩兰克Boa Esperanc)和麦哲伦海峡(the Strait of Magellan,将阿根廷同火地岛分开的海峡)都已经被标绘于地图之上了。这是一个非凡的见解。简单的说,麦哲伦海峡怎能出现在这一幅我就此简称为“1428年世界地图的地图”上呢?这可比费迪南德·麦哲伦发现这一海峡早了近一个世纪。为了强调这不是个错误,加尔旺继续写道: 弗郎西斯·德·索萨·塔瓦雷斯(Francis de Souza Tavaris)告诉我:1528年,国王的儿子和王位继承人敦·费尔南多(Dom Fernando),给他看了一幅他在研究“阿尔科巴扎 (Alcobaza ,一所著名的西多会〔Cistercian〕隐修院,葡萄牙国王的传统做法是以其作为图书馆)”的过程中发现的地图。根据我们后来对这幅地图的描述,它要比所有东印度的航海者前往好望角时携带的地图要早120年;由此显示,在古代有与现在同样多甚至比现在多得多的发现。(21) 这幅1428年世界航海图对于葡萄牙政府来说价值非凡,因为在1421年12月,也即奥斯曼(Ottomans)围攻拜占庭(Byzantium)的时候,横越中国和香料群岛的陆路交通—从中国开始直穿中亚(centural Asia)抵达中东(the Middle East)的伟大的丝绸之路—被封锁了。在同样气候的月份的12月6日,马木鲁克苏丹(Barsbey)在埃及篡位并将香料生意收归国有。这两次重大变故的后果是毁掉了控制香料贸易的商人,封锁了由埃及边境通向国际贸易的陆路,割断了经博斯普鲁斯(Bosphorus)到达丝绸之路西线末端的海路。由于连接红海(Red Sea)和尼罗河(Nile)的运河(竣工于10世纪)因溃坏而无法使用,所有通向东方的海陆路线现在向基督徒关闭了。这样,势必要找出一条新的通向东方的海路来。 从安东尼奥·加尔旺的描述中,我知道了“1428年世界航海图”标出了“东印度”(East Indies,印度洋the Indian Ocean和今称为印度尼西亚〔Indonesia〕的地区)并展现了绕过好望角穿过麦哲伦海峡通向香料群岛(在东印度尼西亚的特尔里尼特〔Ternate〕和蒂多雷〔Tidore〕)、亚洲和中国的航线。它所包含的这则信息具有无法估量的商业价值,并且这则信息由里斯本(Lisbon)的葡萄牙财政部郑重保管了数十年之久。但是这个秘密最终被泄露了出来,其他的人纷纷决定将手伸向这幅至关重要的地图,甚至甘愿受偷窃者将会被处死的处罚。(22)当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拥有了一份副本(参见第十八章)。 “虽然1428年世界航海图”已经早已亡佚了,但是它的某些部分所蕴涵的信息却残存了下来,其中最重要的信息要数它标出了南美洲的那块了。一位随同哥伦布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海员保存了“1428年世界航海图”的一部分,上面还有哥伦布为该图所做的题记。在1501年,奥斯曼人(Ottoman)俘获了那个海员服役的船只;他身上仍旧保留着那份海图。因为哥伦布从来没有航驶到过赤道南端,所以那个海员和其他所有随同哥伦布航海的人一样,都不可能是这幅海图的始作俑者。这则信息仅能来自于1428年海图。 深知这份被俘获文献的珍贵价值,奥斯曼海军上将皮里·雷斯(Piri Reis)将它合进一幅地图,这就是自那个时代到今天都知名的“1513年皮里·雷斯海图”。这幅精美的海图今天能在伊斯坦布尔(Istanbul)高踞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旁的托普卡皮·塞赖博物馆(the Topkapi Serai①见到。它基于几幅不同的地图,由海军上将将许多不同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虽然它的某些地方不太可信,但是地图的西南部分是在哥伦布海员所保存的海图的基础上绘制出来的则又非常精确。在参观了里斯本的东波塔档案馆(Torre do Tombo)并拜读了安东尼奥·加尔旺关于一幅秘密地图于1428年落入葡萄牙人之手里的描述后,我就一直沿着这一思路前进,现在,这将我引向另一幅海图,此图将被证明是揭开中国人航海秘密的最有价值的线索。 在再现中国人的航海路线的过程中,我始终坚信这样一条:由于中国帆船的船体形状,他们必须在风到来之前航驶。他们在离开佛得角群岛之后的航海路线是不难确立的,正如麦金托什上将数个世纪以后描述的那样,因为在那儿,风会不停地向西吹,直朝向南美洲方向。而且,在佛得角群岛 “北赤道和南赤道洋流汇集,形成了辽阔的洋流西向带。平均速度达到2海里/小时”。(23)汇集的洋流在加勒比海(Caribbean)附近分成两部分:北部分扫过加勒比海直至新英格兰(New England),并在那里汇集为墨西哥湾暖流;南半部分西南流向直朝南美洲。 通过对老的地图和航海图以及在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在后一章里将会更充分的论证)周围所发现海船的碎片和人工制品的研究,使我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舰队随着洋流分开,舰队司令周闻西北向穿过加勒比海朝北美洲航行,洪保将军和周满将军顺着赤道洋流的西南分支朝南美洲方向航驶。随着庞大的船队分离开来,这也必然经历了一场情感的别离,而风鼓满船帆,船的速度也将越来越快。他们驶入地图上没有标明海域的危险之地,舰队长官和他的部下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可能再也不会相见了。皮里·雷斯地图和季风及洋流的证据很确凿了;从佛得角群岛出发的中国舰队肯定会朝这个方向航驶。也许我会解开“无名群岛”之谜,“无名群岛”或许就在美洲海岸的某处地方。我以后会回来追踪周闻舰队的北向航程,但是,目前我必须沿着周满和洪保朝着“新世界”的西南方向的航迹而行。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新世界(图)1 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大约三个星期后,洪保和周满的舰队已经发现了现今巴西的海岸线。在他们面前,一片延伸、未知的陆地浮现在地平线上,此时此刻,他们所见到的全是陌生的景象和奇异的鸟类。他们很可能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祖先在一千多年前所描述的扶桑。 南北朝时期的南齐永元元年,即公元499年,一位名叫慧深(Hoei-Shin)的和尚从距中国两万多里(8000海里)的东方的一块陆地返回①他以这块陆地上生长的树命名这块大陆为扶桑。扶桑树长出来的果子像红色的梨,它的新芽可以食用,而树皮被当地的居民用来制作衣服和纸。加上慧深这个僧人还提到这个地方不产铁器,可以猜想这种扶桑树很有可能就是只生长在中南美洲的龙舌兰。龙舌兰结红色的果实,与慧深所谈到的扶桑树的那些用途也大致相同。除了中美洲,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发现铁,这一点就和慧深的描述吻合。且不管慧深是否到过中美洲,仅从他的论述被不断地写进年鉴和中国的正史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深信他曾经到过那里。从那时起,不但有历史学家,还有诗人和作家一代又一代写出无数的文章来纪念慧深对这次扶桑的经历和探险。 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铜,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渍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棉。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②(1) 当郑和和他的海军军官们在出航的时候,他们当然也知道这些故事,在发现这片新大陆时,这些中国水手们都聚集在船的扶栏上向这片大陆张望:这片陆地上果真没有铁吗?真有闻名天下的扶桑树吗?毋庸质疑,他们都有些紧张,甚至还有些许的焦虑,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即将登陆的这片土地充满了巨大的好奇心。他们所看到的这片陆地肯定在奥里诺科(Orinoco)三角洲四周,因为皮瑞·雷斯地图非常精确的显示出他们所看到海岸线细小的部分。我对毛罗修士和达·康提描述的中国帆船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后航行7天所到达的无名群岛的研究热情,现在高涨了起来。 在这本书就要拿去付印之前,我获悉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美洲印地安人的DNA和他们的疾病同中国人以及东亚人的是十分一致的。简要地说来,研究涉及巴西马托·格罗索(Mato Grosso)发现的印地安人的一种皮肤病、巴拉圭伦瓜(Lengua)的印第安人的十二指肠病、秘鲁和墨西哥的蛔虫、墨西哥的十二指长虫。从这个结论里可以推测,在哥伦布之前,中国人通过航海已经到达了美洲。这些证据,以及哥伦布到达之前南美洲已经有野生稻和马的证据,将会编入本书的平装本。然而目前,我将不得不继续下面的内容。 在奥里诺科附近登陆后,中国船队大概会再次补充淡水和新鲜食物,然后继续向南航行。洋流将会载着他们沿巴西的东海岸驶向阿根廷南部的白角(Cabo Blanco)。我发现在皮瑞·雷斯图的南部有一些字,上面写着“葡萄牙人的无神论者(哥伦布)说到,此地白天和黑夜最短每天都只有2小时,而最长将达到22小时”。(2)因为在冬天,白天只有两个小时,最初绘制这幅图并给这幅图做题记的人肯定已经深入到南纬60°的地方了,并到过火地岛最南端的南面。这幅图还显示出联接南美大陆与南极洲的冰桥。 根据皮瑞·雷斯地图的题记和其中绘出的冰的位置,我可以确定图中的南美洲的最南端大约为南纬55°,而南纬55°是这些浮冰能到的最北边的极限。基于火地岛的纬度,我可以对此图的南部作更进一步的研究—拿它和现代的地图作比较。研究结果立刻显示,最初的制图学家已经非常精确地画出了巴塔哥尼亚的东海岸。这条海岸线的一些鲜明的特征—岬、海湾、河流、入海口和港口—从北面的白角(Cabo Blanco)到南面的麦哲伦海峡入口,与现代的地图都是很相似的。皮瑞·雷斯地图的绘制者还在陆地上画了一些动物。 正如达尔文回忆的那样,这是一片萧瑟、凄凉、风大的地方,“(这里)无人居住、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山,只适宜一些很矮的植物的生存……巴塔哥尼亚的面积太大了,所以几乎没有人能够通过,故对它的了解也就很少”。(3)哥伦布不可能是这幅图的最早创作者,因为他从未到过赤道的南面。他关于此地的了解—对于南大西洋未知地带的一些岛屿的描述,比如白天有22小时—只能来自于他所复制的1428年海图中的题记。 直到皮瑞·雷斯图绘制出了好多年后,麦哲伦才成为第一个到达巴塔哥尼亚的欧洲人。那么是谁最早提供了关于巴塔哥尼亚的信息,使它被绘在皮瑞·雷斯图上呢?而那个绘图人又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的呢?据我在巴塔哥尼亚的观察所知,这是一片除了动物没有人居住的荒凉土地,于是我便开始探寻在那幅图上所描绘的五种动物。 第一种是有非常明显的角的一种鹿,画在现在叫佩里托·莫连诺(Parque Nacional Perito Moreno)①的国家公园的地方。这种动物显然就是“胡埃米勒”(huemil),它是安第斯山鹿,在地图的文字中对它的头和角都做了准确的描述。在这幅地图标明有这种鹿的地方,现在还有大量的这种鹿群生活。第二种动物画在现在被称为波斯库斯·佩特里菲卡度斯自然纪念物的一个地方,在现代的橄榄湾 (Caleta Olivia)以南150公里处。在安第斯山,我花了一些时间来给动物拍照,随即我认出这种动物就是南美驼马,它是驼类中的一种。它们的耳朵很奇特,松松软软的。当驼马们兴奋或忧虑时,它们的耳朵就向前弯曲。安第斯山的人用红丝带来装饰驼马的耳朵,就像我们能见到的人们把马鬃编成辫子的方式一样。就外行看来,这弯曲的耳朵倒是像前倾的鹿角。很明显,后来复制这幅图的人把弯曲的耳朵误画为鹿角了。现今成群的南美驼马在波斯库斯·佩特里菲卡度斯自然纪念物(Monumento Natural Bosquse Petrificados)被发现,在皮瑞·雷斯图上正是画在那个地方的。和安第斯山鹿一样,南美驼马是南美洲特有的一种动物。第三种是一种山地的狮子,在图上被置于今天叫列昂山国家公园(Parque Nacional Monte León)的地方,正如它的名字暗示的那样,山地狮子是很普通的。以上的3种动物都精确地标在今天的巴塔哥尼亚仍然能够找到这几种动物的地方,而这些都是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标上的。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新世界(图)2 这幅图上还画了一种光着身体、有胡须的人,乍一看,他的头好像在他身体的中间,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图上的人是画成低头弯腰的姿势的,以便让浓密的胡子遮住他的生殖器。我猜测,那位将被俘的葡萄牙人所携海图的内容复制于皮瑞·雷斯图的土耳其制图学家差不多可以肯定是一个穆斯林。穆斯林在裸露身体这一点上很保守,如果该绘图者确实这样认为的话,当他在描绘赤裸的人时,他会感到很不舒服。在那幅原始的图(被俘的葡萄牙人所携的图)绘成之后很久,麦哲伦才到达了巴塔哥尼亚,他很惊奇地发现,尽管这儿天气寒冷,而一些土著人在行走时都赤裸着,他们依靠火来取暖,即使是在船上,他们也同样赤裸着。于是,他命名这个地方叫“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有火的土地。(4) 剩下的最后的一种动物需要去辨认一下,这种动物在传说中出现过:一种长着狗头的人。有两条题记是用来描写这种动物的:“此地有如此形状的野兽”(5),“它有七指距(这一个单位距离相当于一只手伸开,大拇指顶端到小拇指指尖的距离)长,但它的双眼之间只有一个指距的距离。据说这种动物很善良。”(6)皮瑞·雷斯地图描绘的其他巴塔哥尼亚的动物都是相当准确,在它们所被标注的地方今天都能够发现这些动物。如果这种动物真的存在的话,我认为它们的生活范围应在阿根廷的圣克鲁斯省(Santa Cruz)的南部或者在智利的麦哲伦省的北部。这种怪兽是否在此生存过?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并不能提供任何可确定的帮助,所以我决定在皮瑞·雷斯图上所表示那种怪兽存在的200英里半径的范围里考查每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 我第一个拜访的是在智利麦哲伦省“佛得河”(Rio Verde)的法那博物馆(Museo de Fauna),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而我的兴致并没有减退。我拜访的第四个博物馆是在布埃尔托·那塔勒斯(Puerto Natales)的司提奥博物馆(Museo de Sitio) 附近,得到的结果很令人振奋。 “我正在找一种有两倍人大的一种怪兽,在你们这儿是否有类似这样的动物吗?” “有啊。” “你们的博物馆有展览的吗?” “有的。” “那它叫什么啊?” “它叫大树懒。”① 除了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了一些零落的关于大树懒的信息外,到目前为止我对大树懒的了解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大树懒是南美洲独一无二的一种动物,它的体重大约有两百多公斤。在1834年,达尔文在巴塔哥尼亚的白巴尼亚(Bahía Blanca)附近发现了一幅骨骼,这个地方在皮瑞·雷斯图上标明的就是这种怪兽出没的地方。达尔文把这些骨头送给在伦敦的皇家外科学院的里查德·欧文(Richard Owen)博士,他把骨架做了复原。它像一个有着狗头的巨大的人,在它要摇倒一棵小树的时候,它用尾巴和双腿组成一个三脚架蹲着。放倒一棵树之后,它要把这棵树的没有果实的枝条都剥去,然后再去毁坏下一棵树。据说这种动物有3米多高,有的甚至更高,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巴塔哥尼亚的本地居民在冬天里把它们拴在洞穴里,夏天就带出来吃草,它们的肉尝起来很像味道清淡的羊肉。据说大约在三百年前,这些没有“恶意的东西”(7)的最后一只在地球上消失了。然而,近年里却有一些保存完好的这种动物的碎片在山洞里被发现,看样子很明显是被当地人屠宰的,以致有人推测在巴塔哥尼亚的野地这种动物依然存在。 后来,我发现了一本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出版的中国书籍,名曰《异域图志》①(The Illustrated Record of Strange Countries)。正如它的题目所表明的那样,这本书记载了一些中国人在他们航行中 所见到的一些奇怪的动物。有一种长着狗头的动物与在皮瑞·雷斯图上画着的大树懒很相似,并有文字说明,说他们是在从中国往西航行了两年才发现这种动物的。这部文献仅这一部分被翻译了出来。 那些中国人在发现这种动物时肯定是很惊奇的,并立刻想方设法地去捕获了一些。那是中国人的习惯,在遇到奇怪的异国动物时,他们会抓一些回去献给他们的皇帝,以充实他的动物园。(8)一连串的麒麟(长颈鹿)被郑和将军带回献给了朱棣,这使朱棣很惊奇和高兴,因此我也相信肯定有一些大树懒被带上了中国帆船,其中的两只带回了中国。(9)我能够想象的出来,那些中国水手们一步一步的引诱着这些有点笨、长着狗头的动物从它们的山洞里出来,慢慢的进入他们的大船里,并且给它们载了成吨的树叶来喂养。 在皮瑞·雷斯图上,对这种动物的外在体形描绘是相当准确的,还表明这种动物是南美洲独一无二的,此图只能是图示的巴塔哥尼亚,不可能是其他地区的描绘。因此我确信图上西面所画的山就是安第斯山脉。山脉沿着太平洋海岸向北延伸,而从大西洋那面看是看不到的,因为群山离东海岸有数百英里的距离。在第一个欧洲人到达南美洲或者太平洋之前,那个最初绘这幅图的人肯定是从太平洋沿岸航行的,载着他的船要么是通过麦哲伦海峡,要么是勇敢地面对合恩角永无休止的惊涛骇浪。 由于知道了巴塔哥尼亚的面积,我能够准确地判断出皮瑞·雷斯图的比例,并标出图中陆地和岛屿的纬度。白角(Cabo Blanco)是在南纬47°20′,所以皮瑞·雷斯图底端的岛屿的纬度肯定是南纬48°43′—恰好与南舍得兰(South Shetland)岛的纬度一样。我现在了解到,在第一个欧洲人到达南舍得兰之前,那个最初绘图的人已经在400年前乘着船发现了南极洲和南舍得兰。正如后来我发现的那样,那些荒凉、几乎是无人居住的岛屿对于中国人而言是相当重要的。 绘制南到南极洲、北到秘鲁的安第斯山,覆盖了从陆地到大洋绵延数千里的地图,肯定要花费那些富有技巧的测量员和水手们成千上万的人力和时间。要想覆盖这么远的距离,绘图的工程必须通力合作,这就涉及到了对不同舰队的使用问题。在欧洲人到达南大西洋之前,惟一有能力提供这样的船队航海的国家是中国,而这种提供给中国舰队测量的机会只可能在郑和航海中永乐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的那两年“失踪”航行。虽然我想我是对的,但是我仍然没有找到中国人航海到过南美洲的第一手证据。要证明这一点,最明显的证据将是来自一艘装满明朝早期瓷器的宝船的残骸。在世界上要来推测中国的宝船是否在某地出现过,这样的残骸将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在南美洲的沿岸找到这重要的残骸却可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况且由于持续不断的暴风雨和强烈的潮起潮落会冲毁船的残骸,并且卷走那些撒出的货物。所以寻找宝船的工作虽然有待进行,但看起来这不太可能在短时间里完成。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新世界(图)3 此时,我需要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法。比如,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南美洲时,他们是否发现与他们到达中国时发现的植物或动物是一样的呢?或者说,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中国时,他们是否发现中国的植物是与美洲一样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舰队是否带了一些回国呢?幸运的是,许多知名的学者已经研究这个问题很多年了。(10)我之所以能够被他们的工作吸引是在一次拜访秘鲁的旅程中,在一个黎明被鸡鸣声叫醒的一个结果。我在马来西亚居住过,记得很清楚在早上亚洲鸡的叫声—“咯咯咯(kik-kiri-kee)”—与它们欧洲的同类“咕咕咕(cock-a-doodle-do)”的叫声有明显的不同。当时我正躺在床上,我听到了熟悉的“咯咯咯”的鸡叫声,于是我很好奇,为何是亚洲鸡而不是欧洲鸡,它们是如何来到秘鲁的。 这些家养的鸡起源于数千年前东南亚洲的丛林,包括中国南部、安南、占城、柬埔寨和马来西亚。这种类型的鸡与欧洲鸡有着明显的不同。当麦哲伦到达里约(Rio,此地现在也用此名),他“得到了很多鸡,……因为用一个鱼钩或一把小刀就换了当地人6只鸡,甚至担心当地人是在骗我”。(11)但后来麦哲伦和这些西班牙征服者发现南美洲的鸡和欧洲的那些“粪堆上的家禽”有很大的不同。鸡分为完全不同的四类。马来种瘦瘦、高高的—以至于能飞到餐桌上来抢食物吃。它们的头细细的,更像是火鸡,从喉部到胸脯都没长毛,光秃秃的。中国种的则是矮胖矮胖的,身体有点肥,羽毛松软,翅膀短短的,腿上长毛。这种鸡有着很小的尾毛,还有着小小的、短的、不甚发达的骨刺。它们都不擅长飞翔,性情很温顺。到目前为止,这种有着松软羽毛、以黑色素为主要特征的鸡(“以黑色素为主要特征”是指这种奇特的鸡的羽毛、皮肤、血液、骨头都是以黑色为主)在拉丁美洲已经到处都能发现了。第四种鸡就是亚洲卷毛鸡,①这种鸡身上的羽毛是弯弯曲曲的,而不是平直的。而且在公元1500年左右,这种卷毛鸡已经遍布南美洲了,而在地中海世界还没有相似的鸡。或许最令人吃惊的不同是,这种亚洲母鸡生下来的蛋是蓝色壳的,与之相对照的是欧洲母鸡产下来的蛋是白色的或者是奶黄色。从智利到墨西哥,这种蓝色的鸡蛋依然在各处都能看得到。 而且还存在着两个至关重要的不同。如果欧洲人带了鸡过来,那么这些欧洲鸡的名字将会被南美的印地安人所采用。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南美洲北部的阿拉瓦克人(Arawak)称那种以黑色为特征的鸡为“卡那卡(karaka)”;印地安名字是“卡那卡那斯”(karakanath),在墨西哥西北部,鸡的名字是“托瑞”(tori),在日语里是“nihuatori”,意思是“圈养的鸟”。在1421年,那些致力于帝国扩张时期的印加国王们,他们经常戴着羽毛,并采用了这种鸟的名字。在盖楚瓦人(Quechua)的语言里,鸡是“hualpa”,是托帕卡·尤潘基(Topac Yupanqui,约公元1440~1493年)①所采用的名字。在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的统治下,印加国王正式的名字是阿塔瓦尔帕(Atahualpa)②。因此至少在征服者到达南美洲40年前,印加就有了对应“鸡”的词汇。 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把鸡和鸡蛋用来吃。在东南亚和中国,鸡的用途完全不同。中国人拿鸡蛋来占卜,或者在烧纸之前把鸡血滴在树皮纸上,人们相信那黑色的鸡能够保护家庭不受到恶魔的侵犯。这些做法都能在南美洲发现。像在中国一样,美洲印地安人也不是把鸡和鸡蛋用来吃的,他们把鸡和鸡蛋用来做祭祀、占卜和治病。 亚洲鸡在美洲的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都有发现,向北最远到罗德岛(Rhode Island)。这些家禽不可能飞得这么远,肯定是用船载过来的。除了欧洲人,只有中国人的船能航行得那么远。在欧洲人征服美洲之前,亚洲鸡在美洲的传播是和皮瑞·雷斯图中表示的位于委内瑞拉、巴西、智利和秘鲁的奥里诺科(Orinoco)的三角洲密切相关的。即使到今天,在南美洲的受到西班牙人(或者其他欧洲人)影响最小的地方,人们还会发现,那儿的鸡所生的蛋依然是淡蓝色的,还有着其他的亚洲鸡的特征,而这些与欧洲鸡是不一样的。(12)所以这样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舰队肯定已经把鸡带到了南美洲。 既然亚洲的鸡与地中海的鸡有着明显的不同,而这些亚洲鸡的特征又在美洲鸡的身上重现了,那么最明显的结论就是美洲鸡最先是从亚洲引进到南美洲的,而不是来自地中海沿岸……(13) 如果关于美洲鸡的所有信息都被考虑到的话,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最早把鸡带到美洲的结论显然是和所有的证据相矛盾的。直到1600年,地中海民族还没有拥有、甚至还不知道美洲印第安人手中掌握的鸡的种类……如果一种学术的和科学的方法在这个课题上运用的话,这种方法必须注意到这些信息,而不是以往的那些教条,那么最终只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鸡是通过太平洋传入南美的。也许我要再重复一下,这是在地中海民族发现美洲之前很早的时候了。(14) 第二个明显的证据来自于玉米,这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的植物,在郑和航海之前一直不为中国所知。正如鸡不能飞一样,玉米也不能自我移植,无论它在何地被发现,它肯定是被人移植过去的。这里有相当明显的证据能证明在1492年哥伦布达到美洲之前,(15)玉米就已被引入了亚洲。例如,在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麦哲伦的随军记日记的人)的关于在1520年他们在菲律宾的利马萨瓦(Limasava)的探险的记述写道:“那些岛民们邀请将军(麦哲伦)到他们的船上去,因为他们的商品都在船上,有丁香、肉桂、生姜、辣椒、豆蔻和玉米。”(16)毕加费塔是不可能不认识玉米的。他的记载是用古老的意大利文写的,玉米是被翻译成“miglio”,与之相对照的是他曾用加勒比文写这个词是“maíz”,他知道那种玉米有“穗,长的像印地安人的玉米,皮剥掉后,被称作拉答(lada)”—毕加费塔不仅花了数个月的时间跟随着麦哲伦从南美洲到了利马萨瓦,而且还在加勒比海给哥伦布效过力。(17)中国的记载说,郑和将军带回了一些“有着特别大穗的谷物”。中国人习惯于吃一种穗和大麦大小相似的稻米。这种与稻米相比较而有“特别大”穗的谷物只能是玉米。(18)这里还有更进一步的有价值的证据。葡萄牙人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中国都发现了玉米,还发现了“Metates”——这是一种南美洲所特有的用来磨玉米的工具。这种工具发现在一艘建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的平底船上,而这艘船是在菲律宾西南的潘达南(Pandanan)的海底发现的,它是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沉在那儿的。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新世界(图)4 皮瑞·雷斯图上所显示的,早在麦哲伦航行一世纪前,中国的舰队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就到达了南美洲并登上了那儿的陆地,现在这已不再是我头脑中的一个拿不准的想法了。但是中国人的这次具有史诗性质的海上航行,是想使整个世界都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可为什么他们花了这么大的气力来绘制那荒凉的巴塔哥尼亚呢?那可是一片冰雪覆盖、寒冷异常的地方,只有一些落后的、光着身子的居民,没有什么好交易的,这里除了鱼类和野莓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 皮瑞·雷斯图能否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呢?起先看起来这幅图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神秘性,因为它显示出了从巴塔哥尼亚海岸伸出的一根根辐条,相交的中心位于南大西洋广阔的海域,这些中心点就是罗盘的中心点。这些轮轴被水手们称作“波多兰线”(Portolan lines),在“波多兰”航行法中使用,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三角测量法。拿皮瑞·雷斯图与现在的地图比较,我辨认出每条“波多兰线”的巴塔哥尼亚海岸上的每条起点是那里。那些绘图者们肯定是已经乘上了7艘船,从北面的蓬塔谷兹曼(Puntas Guzmán )、梅塞德斯(Mercedes),中部的卡博斯库瑞(Cabos Curioso)、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还有南面的蓬塔诺特(Punta Norte)、卡博斯布恩特珀(Cabos Buen Tempo)和圣埃斯皮瑞图(Espíritu Santo)7处地方出发航行的。 在了解了皮瑞·雷斯图的范围后,现在我能轻松地确定罗盘的正中心位置的事实地点了。“波多兰线”相交在西福克兰(West Falkland)岛的乔治王海湾(King George’s Bay)。罗盘的绝对中心是亚当斯山峰Moune Asam,2917英尺高,这是福克兰岛上最为明显的一座山峰。是否周满或者是洪保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的登山家呢?那是不是就是船只被下令驶向山峰的原因呢?好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一头雾水,突然间有一天我突然顿悟了。在南半球时,那些中国人需要一颗星星来代替北极星,以便引导他们航行,在当时他们只能选择如下的两颗星星:用老人星来确定纬度,用南十字星来导航。(19) 老人星是一颗发着黄白色的、巨大的星星,它离地球的南极点有3000光年①的距离,它的亮度超过了太阳的1000倍。无比的亮度加上近距离,使它成为天空中第二亮的星星,和金星差不多亮,因为它发出来的光的颜色是黄白色的,使老人星能够很容易的识别出来。和南十字星一样,老人星位于天空的最南端,但不是正对着南极点。为了利用老人星来确定纬度,中国人不得不航行到正对此星的一个定点,以确定其精确的位置。南十字星指向南极点,但不像北极星,它不是直接对着极点。为了能够利用南十字星来准确的导航,中国人也不得不确定它的高度和经度。我再强调一下,要算出南十字星的准确位置的惟一方法就是航行到直接对着它的地方。 数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试图确定南十字星和老人星的位置: 〔唐玄宗〕开元十二年诏太史交州测景,夏至景表南长三寸三分,与元嘉中所测大同。然则距阳城而南,使直路应弦,至于日下,盖不盈五千里也。测景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极,才出地二十余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环星灿然,其明大者甚众,图所不载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见。乃古浑天家以为常没地中,伏而不见之所也。” (20) 只有当老人星和南十字星的位置被确定后,南半球的新大陆才能够准确的被绘制到地图上去。当那些中国绘图者到达了在西福克兰岛(West Falkland)的亚当斯山时,他们就直接处在了老人星的下面。他们竭力确定好他们的位置,这样他们就能准确计算出他们的位置是南纬52°40′。参考北极星的高度,他们就能估算出老人星的高度,随后他们就能在南半球使用老人星来确定他们所处的纬度。考虑到这个位置对中国人而言的重要性,我认为中国人肯定在亚当斯山的附近立了碑,因此我已经请求福克兰岛上当地政府协助我进行搜寻的工作。 一旦老人星的纬度确定后,只要直接在老人星的下面,沿着这一条纬线,穿过太平洋向西航行,随后通过南半球的海洋向东航行,周满和洪保的舰队就能各自返回中国。只要循此方法,所用的船只都能从这条纬线上做出观测。我也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当别的星星的纬度位置能够准确地被确定后,那么在世界上进行观测的可行性是合理的,例如在北纬3°40′,这个地方是在地平线以下,北极星是看不到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希望别的纬度也能起这样的特殊重要性,比如,就像他们在北纬39°53′的首都—北京很可能就起着一样的作用。后面就会说到,我的猜想被证明是正确的。 中国人选择的第一个“锚点”在福克兰(Falkland)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福克兰群岛不但直接处在老人星下面,而且正好离北京的距离是整个纬度的距离一半(经度相差179°)。在当时的阶段,中国人虽然知道了地球是一个球体,但是没能测出经线,然而利用北极星他们能算出地球周长的一半(180×60海里),因此在离开北京达到这个距离时,他们就能估算出来(航行的天数乘以平均速度)。如果一支舰队在福克兰群岛的锚点向西航行的话,就能在南纬52°40′发现南澳大利亚的另一个岛,就像他们测量巴塔哥尼亚一样,绘图的人们能够用三角测量法准确的绘出这片陆地。与之相似,一支船队向东航行,在南纬52°40′就会发现非洲南面的另一个岛,因此也就能够绘出印度洋来。 我在思考我怎样才能从此“锚点”出发,去追寻中国舰队向前行进的路线。我已经知道了在周满和洪保的率领下中国舰队最终回国的日期,以及他们各自带回来的使者数目。不久我意识到,借助那些表格和地图,并从那些大使处搜集到的信息来标明位置,我能做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即在随后的那段时间里,每只舰队都是如何行动的。在有着一些紧密联系的证据出现后,这使我继续推算出宝船以后的行动。在整个航行期间,在高级将领杨庆的率领下,船队一直航行到了印度洋,在永乐二十年八月(公元1422年9月),返回了中国,随他一起到中国的,共有从东非到印度各国的特使17人,而周满和洪保直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秋季才返回了中国。周满没有带回来一名大使,而洪保也只是从古里带回了一名大使。基与此,我能推导出,周满将军的舰队向西航行,以绘出太平洋,经香料群岛返回。为了测出南十字星的位置,洪保将军的舰队向着南极洲往南航行,在回航时向东航行,途经南半球的海洋、满剌加和古里。于是我开始寻找他们航行的路线,首先我要追寻的是洪保通过南半球的海洋的航线。
第三部分:洪保的远航航向南极洲与澳洲(图)1 洪保将军的特定任务是从建立在福克兰群岛上的固定点向东出发,以绘制世界地图,这个固定点在皮瑞·雷斯图上标出的罗盘是南纬52°40′。现在在他的供给船上的大米越来越少了,在桶里的发芽的大豆可能已经吃完了。在开始向东航行驶向未知的南部大洋之前,他必须要带上足够的新鲜食物。 福克兰群岛上只能提供卷心菜、野芹菜、企鹅、鹅和鱼,肉类很少,更谈不上新鲜水果。在福克兰群岛上曾被发现的惟一的哺乳动物是“瓦拉”(Warrah),那是一种当地的狐狸,达尔文这样写道:“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这里,远离大陆,面积如此之小,而上面的土地却是大片的贫瘠,上面生活着数目众多的很奇特的当地四足兽(Warrah)……用不了多少年,这些岛屿在人们逐步的定居后,这些狐狸极有可能和渡渡鸟(dodo)一样成为地球上消失的动物。”(1) 正如达尔文所断言的那样,一些奇怪的事情在这些动物身上发生了,在19世纪70年代的福克兰群岛上,它们彻底灭绝了。达尔文和其他的一些自然学家留意到这种动物是非常温顺的。英国生物学家朱立特·卡卢顿·布若科(Juliet Clutton Brock)从在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的动物标本上分析出了它的身体特征,长的有点像一种澳洲的野狗,曾经被人驯养过。它是南美狐狸和欧洲人到达南美洲之前被越过海洋带到福克兰群岛的野狗的杂交品种。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国人留下了他们所带的一些狗在福克兰群岛(他们在船上养狗以供食用),随后这些狗和当地的狐狸交配。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一项关于现存的“瓦拉”的DNA的实验已在进行,以便它们能够和中国食用狗的DNA比较,结果将在网站上公布出来。 如果福克兰群岛提供的只是非常有限的食物的话,那么往西300海里的巴塔哥尼亚就像一个巨大的食物贮藏室,正如后来的探险者会在这里大快朵颐一样。用鱼网来捕上一个早晨,就有足够让整个舰队的人吃饱的鱼上钩;浅水湾也满是像螃蟹一样大的贝类。南美骆马、骆鹿(huemil)①,还有像狗一样大的野兔都非常温顺;只有在面对那咆哮的山地狮子,水手们才没办法。含有丰富维生素C的草莓和野苹果到处都是。或许是洪保将军好好地利用了在南极洲夏天中常见的一个平静阶段,为了重新补足给养,他从福克兰群岛直接往西回航去了巴塔哥尼亚。洪保将军的舰队依然在南纬52°40′的老人星下面航行,应该会发现维京角(Cape Virgines)南边的一个大港口可作为安全的停泊地。对于洪保而言,他并不知道这个海湾可以直接驶向太平洋。在洪保进入这个海湾后,一股速度总计到达6海里/小时的强烈的水流拽着他的舰队往西南航行,穿越海峡,就像水从浴缸底下流掉一样。 第二天早晨,这支舰队已经在海峡里航行了一半的路程。终于离开洋流,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布隆斯维克(Brunswick)半岛了(南美大陆最南端的尖角),在皮瑞·雷斯图上能够清楚的辨认出来。现在,洪保的舰队已经处在老人星的南面了,他会希望他的舰队向北航行,以便能够再一次在他所设定的参考点下面航行,此处的纬度是他用来绘制直到东方的世界地图的。但在驶向吉若诺米诺(Canal Geronomino)运河的路上,海峡变得越来越窄了—有的地方甚至不超过一英里,对于洪保的大船只来说,简直是太窄了,甚至船只根本都无法驾驶。因为那些大船转个圈也差不多要一英里的地方。因此舰队被迫掉转船头,所以制图师把吉若诺米诺运河画成一条河流也不足为奇,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条不起眼的河流。 返回到布隆斯维克半岛,这支舰队取道马德莲娜(Canal Magdalena)运河,向西南航行驶向太平洋,在阿固若岛(Isla Aguirre)附近进入太平洋,而阿固若岛是在沿岸数以百计海岛中的一个很小、无人居住的但已有了名字的小岛,直到今天还是这样。“麦哲伦海峡”的发现和绘制完全是偶然的: 海峡入口的纬度同时也是中国人在南半球的引导之星—老人星的纬度。虽然中国人是在偶然间发现麦哲伦海峡的,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中国人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因为在这里面,猛烈的狂风、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是很普通的,如此恶劣的天气导致能见度很低,而中国人的船只又是巨大、方方正正,在此环境下航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没有中国人事先绘制的地图,麦哲伦是不可能知道这个海峡的。是中国人最先找到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通道,打开了通向香料群岛的海道。这样看来,欧洲人应当对中国先驱者铭感五内才对。 因为海峡的任何一边都是遥远、荒凉的陆地,所以这儿被最早的欧洲探险者称为“极恶之地”是不无道理的。尽管有没完没了的暴风雪经常被大风顺着地面刮过这片旷野,火地岛还是有着迷人、壮丽的景观。冰山垂直地滑进了大洋中,在冰川上面的冰山的顶端在苍白天空的映衬下,像钻石一样闪闪发亮。数百年过去了,直到今天航海者们还是害怕这儿剧烈的洋流,因为看起来,它的开始和结束是没有任何警告的,甚至没有明显的中断,向西面掠过的狂风无处不在,在几分种之内就能把大海搅得像一个沸腾的大锅炉。直到19世纪,这儿咆哮的大风和冷酷的地理环境还使人们望而却步,只留下亚马拿族(Y噈ana)土著人在这恶劣的环境里安然地生存。他们在火旁挤成一团,以致麦哲伦命名这个地方为火地岛。在达尔文看来,亚马拿族人“是我所见到的最不幸、最悲惨的生命,在他们和欧洲人之间的差别比野生动物和驯养的动物之间的差别更大”。(2) 发现了是中国人最早驶过这个令人恐惧的地方,这一刻对于我而言是相当震撼的。我非常想知道洪保是否意识到他此举的重要意义。于是我来到大英图书馆寻找葡萄牙探险家费迪南德·麦哲伦和跟随他航行的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的日记,看看他们能不能提供关于在此一世纪前的那次破冰之旅的更进一步的证据。
第三部分:洪保的远航航向南极洲与澳洲(图)2 麦哲伦背弃了他的祖国,于1519年9月20日,在西班牙的旗帜下,他开始了那次伟大的环球航行。出发时,他的舰队共有5艘船,一共有265名水手,但在完成环球航行后,只有一艘船以及18个人幸存了下来,最终完成了环球航行。麦哲伦自己也因在菲律宾卷入了两支部落的械斗中,在1521年4月27日身受重伤而死。关于航行中的这一关键时刻,皮加费塔在日记里写道: 在圣母节(Eleven thousand virgins,10月21日)那天,我们离开南纬52°,向传说中的南极点驶去。简直是一个奇迹,我们发现了一个海峡,我们称附近的海岬为圣母角(现称维京角)。这个海峡长有110里格,就是440英里长,在宽度上有的地方甚至还不到1/2里格。①(3) 从他们“航行的路线朝着52°”的事实上,可以暗示出麦哲伦事实上知道在南纬52°他将会发现那条后来以他名字命名、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峡。在1520年10月19日,麦哲伦的舰队到达了那片阴暗、难以航行的地域。此时此刻,麦哲伦和他的水手们已经溃不成军。咆哮的狂风无情地折磨着船只,暴风雪又使他们难以辨得清前面的出口和四周的岩石岛。舰队找不到一个可以抛锚的地方,很多水手又得了坏血病,在这之前,他只是用绞死叛乱领导者、或抽签将之致死(抽签者中的1/4将被处死)这些残忍的权宜之策把叛乱镇压下去了。现在一起新的叛乱又见端倪了。 “被群山包围着,使得该海峡呈现出一个圆形……对于船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不太可能找到一条道路驶入传说中的太平洋的”,(4)麦哲伦未能说服众人一直朝前走是能够安全的通过海峡的,因此为了解决危机,他下令众人们把他们是继续前进还是折回到西班牙的理由都写下来。他大声朗读他们的看法,随后他穿上佩戴了所授的圣詹姆斯(Saint James)勋章的斗篷,并发了神圣的誓言,面对他的水手,麦哲伦庄严的宣誓“存在着一个通往太平洋的海峡,他对此很熟悉,曾经在葡萄牙国王的一个海军部门他见过该海峡的图,这副图是由一个名叫波希米亚的马丁(Martin of Bohemia)①的伟大水手绘制的”。(5) 麦哲伦讲的是实话,然而这并不是完全的真相。在麦哲伦航行之前,西班牙国王和麦哲伦早就知道存在的一条从大西洋驶向太平洋的海峡。西班牙国王给麦哲伦看了一幅图,图上显示了那条连接太平洋的海峡。麦哲伦和西班牙国王的条约突出了这次航海的目的—向西航行,驶向香料群岛—所得利润是双方共享。麦哲伦希望关于这条海峡的知识能够仅仅被他一人所知晓,别人都不能知道,并宣称巨大的财富就在前面等待着他,但是西班牙国王对此爱莫能助,因为原版海图在葡萄牙人手上。 麦哲伦的言语和他的冷酷无情以及他令人振奋的领导能力使得他的水手们能够继续前进,最终他们驶过了这条海峡,而这条海峡后来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不以第一个通过这条海峡的人洪保来命名。在描写船只通过这条海峡,进入太平洋时,皮加费塔做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注释:“在我们离开了这条海峡后,如果我们一直向西航行的话,除了圣女角,我们将找不到任何岛屿……在纬度的52°上正好朝着南极点。”(6)皮加费塔的注释透露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要么从在该纬度航行过的人那儿获得,要么是从一幅显示出在南纬52°的太平洋是一片空白、没有陆地的海图中获得。在离开这个海峡后,麦哲伦向北航行,驶向赤道,对于他而言再在这个纬度上航行的话是发现不到任何土地的。因此麦哲伦肯定看过了地图,所以他知道他不是第一个通过该海峡的人,也不是第一个横穿太平洋的人。 事实又一次证明,毛罗修士是正确的:来自印度洋的一艘船绕过了好望角,驶向“无名群岛”。关于皮瑞·雷斯图的谜底已经得到解决了。在麦哲伦航行之前,巴塔哥尼亚和“麦哲伦海峡”已经实实在在的被绘制了出来,它不是像一个权威机关所猜想的那样,(7)在埃及法老之前的一个文明所创作的,也不是像一位学者所论证的那样是来自外太空,(8)而是有一支浩大的中国宝船舰队在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的“失踪的岁月”里所绘制的。 在通过这个海峡之后,洪保下令他的舰队向南航行,驶到了火地岛的西面。皮瑞·雷斯图的制图清楚的反映出舰队航行的路线;一方面巴塔哥尼亚得到了精确的绘制,另一方面火地岛南部诸多的岛屿根本没有表示,这暗示出中国人是沿着多山的西海岸航行的。 我拿皮瑞·雷斯图与现代的卫星地图做了比较,立刻辨别出中国人向南的航线周围的海湾和岛屿。沿着海岸再远一步,库克海峡(Cook Strait)是被精确的标识了,可以猜想洪保将军曾经在此抛锚。在这个抛锚地,洪保将军应该会看到巨大的被积雪覆盖的科迪勒拉·达尔文(Cordillera Darwin)山脉,山脉东面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拱形山峰。它们在地图上被画成分散的岛屿,因为从绘图者所在的距离来看,他们只能看到被积雪覆盖的群山山顶。我把皮瑞·雷斯图放大到与现在地图一样大的比例,(9)发现在皮瑞·雷斯图上的巴塔哥尼亚的南部表示的所有的11个岛是与在火地岛西部的岛上的山顶是一致的。我的具体研究已在网站上登出。
第三部分:洪保的远航航向南极洲与澳洲(图)3 中国人已经确定了老人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这是在南半球距南极最近且最明亮的星,类似于北半球的北极星。但是为了确定它相对于南极的位置,他们必须测定极点本身准确的位置。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南半球航行并绘制地图,就像在北半球那样精确。因为从对晚间天空的观察中,他们已经知道了南十字星的两个主要星星,十字伽马和十字阿尔发会和极点成一直线,所以他们相信只要沿着同一方向航行就能到达极点。 对于航海者而言,极地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夏天是这里比较平静的一段时间。晴朗的天空,清澈的蓝色大海上点缀着片片浮冰。但是气候突变的时候,就会狂风大作,巨浪排山倒海而来,飓风和着冰雪像针一样扎着水手们的皮肤。在冬至期间,连续数周不见阳光。即使太阳开始重新出现,它也顶多只是地平线上的一个转瞬间就落下的暗淡光点。云团和凝结的雾团遮蔽所有的轮廓,让观测的水手根本无法看得太清楚,在他们周围的那些移动的浮冰或者露出水面的冰山都显得很朦胧,以致它们最初出现的危险迹象都难以发现。 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如此冰冻地区航行并没有什么好恐惧的,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已有了8个世纪在北极地区航海的经验,同时也有了一千年在冰上航行的传统:离北京最近的港口是塘沽,在每年里都有3个月的结冰期。根据关于1506年一位来自波伦亚(Bologna)名叫卢多维克·德·瓦特玛①(Ludovico de Varthema)的年轻贵族的航行的叙述,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证据,即在离开库克海峡后,中国人的确试图驶向南极。(10)卢多维克·德·瓦特玛在婆罗洲和爪哇之间航行,在那里他得知了一个奇怪的传说。他的两个中国基督徒和一个东印度的同伴告诉他,来自爪哇的另一面的(中国的)水手已经在南十字星的指引下驶到了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那里白天只有4个小时。如果没有航行到那里,(11)他们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呢? 皮瑞·雷斯图提供了中国水手向南航行的进一步证据。图上的冰是正向着麦哲伦海峡的南面漂移,要把这种情形画下来,中国人肯定是沿着麦哲伦海峡的南面航行的。他们正向着南方,径直驶向南极。南十字星座的主要两颗星在他们头顶,(12)指引着他们航行的方向。在火地岛南面大约两百多英里的地方,(13)他们遇到了第一块浮冰,这块浮冰已经开始向东弯曲,在皮瑞·雷斯图上,它是以一个C 型的拱形出现的。他们继续向南航行试图绕过这块浮冰,但未能成功,所以只能被迫改变路线,先是向东航行,然后是向东南方航行,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驶向极点的路。当他们又航行了三百多公里后,(14)他们遇到了坚冰,它们堵住了所有通向南极半岛的道路。这些在图上绘制的冰山与夏至期间浮冰和坚冰正常的最大范围的契合。(15) 现在洪保将军正在接近南极圈,在此纬度上,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南极,纬度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一个点。在这里除了北是没有任何别的方向的。在夏至(12月),太阳一天到晚挂在北方;到了冬天,又是无止境的黑夜,不见阳光。受南磁极的影响,航行的困难正在加剧,航行远远地偏离了真正的南极方向。这同时也使中国的磁性罗盘在指方向时出现了混乱;他们能依靠的航海辅助工具就是南十字星的主要星星和老人星的纬度,两者都围绕着天极,从不升起也不降落,整天都在天空上能看到,位于南纬68°。由于老人星自身所发出强烈的光以及南极洲清澄的空气,以至于白天也能看见这颗星星。 皮瑞·雷斯图表示了格雷汉姆(Graham)岛,这是南极半岛的最北端,绝大部分地方没有冰,可以确证探险队在永乐十九年十二月(公元1422年1月)达到了那里。图上从合恩角伸出的C形浮冰,暗示在最初他们遇到了一股来自东面的洋流。继续向南航行,随后的洋流多多少少消失了。图上反映的就是东西方向延伸的坚冰。此后他们在遇到另一股比较弱的洋流,这股洋流使浮冰朝东南方向微微弯曲。这种独特弯曲形状的浮冰表明,中国人遇到了一个好的天气,在不至于吹断冰块的微风下,驶进了极地洋流。我推算他们当时的最高平均航速大约是3节海里/小时。照这个速度计算,从合恩角航行到南极半岛,最多只需14天。 在皮瑞·雷斯图上有一群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岛屿。在形状上它们与南舍得兰群岛相似,我想知道它们是否就是舍得兰群岛。依靠老人星,中国人能够精确的测量出纬度,但是他们测量经度时就没有像纬度那样精确,考虑到中国舰队航行时水流的运动,就像曾经对疆理图中的非洲所做的经度调整那样,我不得不再次调整皮瑞·雷斯图上的经度。考虑到在他们南行的途上,逆向他们的水流平均速度大约是2/3海里/小时,所以在皮瑞·雷斯图上的岛事实上要比所画的位置再靠西四百多英里—这正是南舍得兰群岛的准确位置。 从皮瑞·雷斯图上我知道中国人肯定绕过了冰山的边缘从西北角靠近了南极洲,中国人在南舍得兰群岛的西南边着陆。这些岛屿中的三个岛绘制的非常准确:西面的是斯诺岛,南面是马靴形状的迷幻岛(Deception Island),北面的是有着4座山的利文斯敦(Livingstone Island)岛。在迷幻岛的附近有一条题记:“此地炎热。”乍一看,对于一个在南极洲积雪覆盖的岛屿而言,这样的论述甚是奇怪,但迷幻岛是一个火山活动频繁的岛屿。现代的游船停在这里的环礁湖里,好让游客们在有火山温泉的杰明湾(Benjamin Cove)里泡个痛快。
第三部分:洪保的远航航向南极洲与澳洲(图)4 除了迷幻岛,南舍得兰群岛则是一片没有生物生存、碎石头满地、常年冰川覆盖的荒凉之地,甚至连一片草地都看不见。据我自己在极地水域的航行经历来看,我知道那是异常寒冷的,手指随时都可能被金属粘住。为了避免这种撕肉之痛,你需要温暖你的手指。通常的唯一方法是朝手指小便,但如果你是暴露在南极的风中这么做的话,你要冒着被冻成重伤的痛苦了。在甲板下面,中国水手们依偎在牲畜之间,挤在一起,竭力维持温暖,尽可能地少到甲板上面去。他们的粮食必须仔细的盖好,以防被严寒冻坏而不能食用。放鱼和训练过的水獭的水箱不得不放空,因为水箱中的水冻起来后膨胀,会把船舱撑出裂缝来。而且,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要把这部分的岛屿观察仔细必定要花费不少的时间。那为什么中国人要自寻烦恼地这么做呢?我开始怀疑中国人是否真正的到达过此地。后来,我突然悟出了早该想到的答案:这个地点正对着十字阿尔发星,这是南十字星的一颗主要星星,在南纬62°49′。 关于数百年之前中国水手航海的技巧和熟练程度的问题,我无法做出回答,但在人类关于对地球认识的历史中,中国天文学家确定天空中老人星和南十字星的位置,是至为重要的一刻。因为中国人知道地球的周长,所以现在他们能够准确地推算出南极的真正位置。凭借着对南十字星真正方位和它们在罗盘上显示出来的方位的不同的观察,他们能够判断出南极磁点的位置,随后他们就能够对罗盘做出必要的校正。在永乐十九年到二十一年间(公元1421~1423年),南十字星和老人星在北纬28°—加那利(Canaries)群岛的纬度—能被观察到。在这儿,北极星也清楚可见。(16)通过比较老人星和北极星的纬度,一个校对纬度的参照系就能够获得了。在《武备志》一书中就可以得知这是一种中国航海家经常采用的方法。而葡萄牙人在50年后才采用这种方法来测量纬度。 现在中国人可以像在北半球一样沿着正确的航路向南航行、测定精确的纬度了。但经度的问题仍有待解决。一旦在南半球纬度能够被准确的测量出来,中国人画的地图就能够让人很容易的看懂,而不是像在《武备志》里的那样是代表航行方向的一张表格或者是一个长条,而是一种可以识别的地理绘图。皮瑞·雷斯图附加的一条题记确认了这种变化:“(这幅图)的绘制……来自大约二十幅地图……它以几何方法表现了巴基斯坦(Sint,信德)、印度(Hint)、大秦(Cin,中国)的这些国度。所有的图都是缩小成同一比例,才最后组成了这幅图。”(17) 对中国天文学家、航海家以及制图学家而言,找到了一种可以辨认的方式,准确地绘制世界地图,想必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激动的成功时刻,就像欧洲人在1473年发现了同样的方法一样。把老人星的纬度作为一个基准线,现在中国舰队又能够继续去探索世界了。他们不辱使命已经完成了皇帝交给他们主要任务中的一个。现在中国水手们能够勇敢的面对严寒的侵袭,在再次向南航行探索南极大陆之前,中国水手们捕获了一些企鹅作为食物,顺便切下了一些冰块作为新鲜水,然后欢快地跳进迷幻岛的环礁湖里尽情享受泡温泉的乐趣,他们还酿了一些米酒,烹调狗肉,好好地欢快庆贺了一下。 在中国的平底帆船通过南舍得兰群岛和南极半岛之间的海峡时,西北35英里处的岛屿依然可见,此时南距南极大陆只有20英里。在这个范围里,他们只能看见岛屿上的山脉,他们将之画了下来,误差很小。对于南极大陆的绘制,也同样的精确。在皮瑞·雷斯图上,我能够认出63个南极大陆的主要特征。我的工作图的细节在网站上面。只有一样东西看起来不符合常规—在象岛(Elephant Island)的冰上,一条奇怪的大蛇躺在上面休息。但是如果海豹匍匐在冰上滑动时,就很像蛇;而且和蛇一样,海豹也有尖牙。在象岛的东面,威德尔海(Weddell Sea)被画成一大片坚冰。事实上,它正是终年被冰雪覆盖的。在制图方面,皮瑞·雷斯图真的是相当准确的。 我的脑海里不必再有丝毫的疑惑了。也不用古埃及人或外星人去解释为什么在最早的欧洲人到达南极洲400年之前就已经在皮瑞·雷斯图中那么准确地绘出南极洲了。皮瑞·雷斯图的信息来自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洪保将军舰队上的观测者,他们已经精确地确定了南十字星的位置。 在皮瑞·雷斯图还显示了另外一个小一点的罗盘刻度盘,位于福克兰群岛的东南方、南舍得兰群岛的东北方。这个小罗盘刻度盘相对应的中心是博德岛(Bird Island,意为“鸟岛”)。正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博德岛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海鸟,它们把这个岛作为入水的平台,以捕获浮游生物和南极洋中丰富的鱼类。这是一个有3公里长,不超过半英里宽的小岛,岛的北面的边缘是陡峭的有一千多英尺高的悬崖,而它的南面却是沙滩。 罗盘刻度盘显示出,在中国的绘图学家眼里,博德岛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舰队从福克兰群岛和舍得兰群岛航向博德岛的路线和路程,他们能够参考这3个地点以减少经度测量上的错误。我采用了以前计算出的图中的巴塔哥尼亚的经度与实际经度的比例,在此处做了计算,结果发现皮瑞·雷斯图上的南极洲上的迷幻岛到博德岛的距离是正确的。仅有的错误是图上南舍得兰群岛和南乔治亚显得比它们实际的位置更靠东一些。和之前一样,是极地洋流导致了经度上的错误。 在洪保将军到达并绘制好博德岛后,除了在老人星下继续向东航行,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正如“四十度风暴带”这一名字所暗示的那样,风把他的船只吹向了东方。这些风是对最勇敢的水手的勇气的一种考验。风咆哮着卷起巨浪,排山倒海的涌来,泡沫在空气中飞溅着。水手们全身浸透着冰冷的海水,他们有人声嘶力竭的呼喊着,希望有人听见,但这只是徒劳,因为这时的狂风呼啸着刮过轮船的每个角落,船壳受到挤压,船身木材发出碾轧的呻吟声与撕裂声,似乎地球上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轮船已经失去控制,被一个接一个的巨浪抛来抛去。甲板下面的人也饱受摧残,好像在等待着缓刑的执行,他们也浑身湿透,被抛来抛去的船只都被冻胀了,损坏异常严重,好像时刻都有解体的危险。
第三部分:洪保的远航航向南极洲与澳洲(图)5 船只被无休无止的大风控制着往东飘,洪保将军根本找不到可以抛锚的地方,直到在南纬52°40′,他才找到了下一个可以抛锚的陆地,就像他在南美洲一样,他能够从事另一项具体的制图观测工作了。但是在这个纬度上,向东航行根本看不到实实在在的大块土地,只有一些零星分布的岛屿。最终,在穿过南面的海洋大约有五千英里路,这时明亮的发着黄白色的老人星就全天径直高悬在他们头顶了。随着一些海鸟数目的增多—有信天翁、燕鸥、贼鸥、海燕—种种迹象提醒洪保将军陆地就在附近,最终望的水手观测到正好在向南15英里,在一群小岛中间的赫尔特岛(Heard Island)上的莫森火山(Mawson Peak)顶的轮廓已经出现了。他现在又开始为船上的绘图家们观察选择另一个“锚点”了。 对于洪保和他的随从而言,赫尔特岛看起来就不是个风景怡人的地方。岛上冰冻得异常厉害,大部分海岸线都为冰崖所覆盖。虽然在岛上零星散布了一丛丛的草、苔藓和地衣,但它的岛上80%的地方都是永久的被冰雪覆盖的。然而还是有一些岛屿看起来不是那么可怕,如位于向北300英里的克尔格伦群岛(Kerguelens Island)—它是以法国人勒·康提·瓦斯·德·克尔格伦(Le Comte Yves de Kerguelen·Tremarec)命名的,他在1772年2月12日发现了它们。此地的风的推动,意味着克尔格伦群岛是来自西面—也就是来自南美洲,更准确的说也就是洪保将军舰队航行的方向—帆船舰队是最有可能达到的地方。 我找到了一些关于洪保的舰队到达该群岛的独立证据:(18)在《明代名人传记辞典》中有一些记载:“一些船只到达了很远很远一个名叫哈甫泥的地方,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南极洋中的克尔格伦岛。”(19)哈甫泥在中国人茅坤海图中也出现了,此图是大约在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左右编纂的《武备志》的一部分,(20)在边上注释着“风暴阻扰了舰队继续向南航行”。但是洪保已经发现了更多新的陆地。 由于克尔格伦群岛的主岛上面主要是耸立着1800多公尺高的罗斯山(Mount Ross),所以它被库克船长形容为“极端贫瘠的岛屿”。一年中有大概三百天是下雨、风雪交加或者是下雪的天气,30%的地方终年为冰雪覆盖,但在海岸上却有众多的企鹅和海象,而且长在丛丛的草和苔藓中的克尔格伦岛上的卷心菜对水手们而言是很有价值的。与我们平时所吃的卷心菜相比,克尔格伦岛的卷心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在随后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它们被大量的捕鲸者和猎豹人来收割并食用,这种蔬菜可以防止坏血病。在穿越南面海洋时,洪保将军的水手们经历了马拉松似的航行,他们差不多都受着坏血病的折磨,因此在此地,他们尽可能的收割多的卷心菜,但克尔格伦岛酸性和贫瘠的土壤并不能生长出足够能供给这支有成千上万人的舰队食用的植物。所以新的供给,就成了当务之急。 发现了是中国人发现了哈甫泥,或者说克尔格伦岛,这让我激动万分,因为在离开了该岛后,中国人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航行了。正如茅坤所言的那样,“四十度风暴带”阻止了他们进一步往南航行,他们也将停止往北的航行或者往西返回的路线。取而代之的是沿着海洋走廊,中国舰队全速往东航行,巨浪径直引导他们到达澳大利亚的西南岸。我丝毫不怀疑洪保一定到过了澳大利亚,因此我返回大英图书馆去寻找一幅在第一个欧洲人发现澳大利亚之前已经绘制的澳大利亚地图。 在皮瑞·雷斯图上澳大利亚没有被绘制出来,但在大英图书馆却有另一幅非常清楚的早期澳大利亚地图,它是由让·罗茨(Jean Rotz)绘制的。让·罗茨是英王亨利八世任命的“皇家水文学家”。这幅图包括在1542年由让·罗茨进献给英王的《地理全书》中。比库克船长“发现”澳大利亚早两个世纪。罗茨毕业于迪耶普绘图学校(Dieppe School of Cartogrphy),这个学校因为他们绘制的地图和海图清晰和准确而闻名于欧洲。在当时,让·罗兹是一个拔尖的绘图家,他因绘制新土地的细致而闻名。他从来没有到过那些地方,在他图上所画的全是他曾经见过的旧地图的内容。 这点很容易被大家接受,(21)即在当时罗茨和其他迪耶普绘图者复制了许多旧的葡萄牙地图。皮瑞·雷斯图和让·罗茨的图在风格上十分相似:两者都用葡萄牙名字来命名新发现的岛屿。在让·罗茨的图上显示了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和中国,一路上画到现在的香港,整个海岸都画得非常仔细。波斯湾、印度以及东南亚都能够立即识别出来。最早绘制这幅图的人,一定对印度洋、中国和印度支那的海岸线很了解。这首先可以排除葡萄牙人,因为虽然罗茨的图是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的,但也不可能是麦哲伦或者是他的随从,因为他们不可能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来把中国海岸绘制的如此准确。他们的目标是香料群岛,他们要去的是更南的满剌加(Moluccas)。如果这幅图的最初作者不是葡萄牙人,那么反过来,让·罗茨一定是取材于一幅更早的祖图。 尽管在罗茨图上准确的绘制了中国、亚洲、印度和非洲的海岸线,但很多历史学家还是不能识别在该图上赤道南面的一片新的巨大陆地。它有两个岛组成,苏门答腊南面的“小爪哇”,还有“大爪哇”,“大爪哇”是从赤道附近一直延伸到了南极的一大片陆地。在这片陆地的北端末尾有一块突出来的沙嘴,和澳大利亚最北端的约克角(Cape York)很相似,这块南面大陆的东北部分也和澳大利亚海岸的东北面很相似,但是在罗茨图上显示的陆地面积比实际澳大利亚的往东南方向延伸得更远。
第三部分:洪保的远航航向南极洲与澳洲 6 生活在公元87~150年的埃及亚历山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他的理论在中世纪晚期被重新发掘了出来。托勒密关于行星对称的理念,使其在《地理学入门》(Geographia)一书中推出这样一个理论,即在南半球还存在着与北半球欧洲和亚洲对应的大洲。我最初的假定是罗茨图的最原始关于南面土地的图不是根据观察得到的,而是根据托勒密的预测得出来的,但这不符合罗茨绘图准确的声誉。此刻我不得不将我的困惑推到一旁,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到“大爪哇”的西南海岸上去,此地的绘制是相当准确的。在现代的班伯里(Bunbury),该海岸的形状是符合洪保舰队着陆的要求的,此地离西澳大利亚的珀斯(Perth)的南面有100英里的距离。季风和洋流将会把他们送到该海岸抛锚,这个地方是天鹅河(Swan)的河口,它分隔了今天的珀斯和弗里曼特尔(Fremantle),这与罗茨图上所显示的很吻合。 在洪保将军的舰队上,收获的克尔格伦岛卷心菜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对于治疗坏血病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了,但是澳大利亚的西南部,他们将会发现在这里盛产的苹果和李子里含有了丰富的维他命C,而且,蓝色可爱的企鹅和蟹类可以就地捕捉,考拉和沙袋鼠(一种类似袋鼠的小型有袋动物)都行动缓慢、性情温顺,容易捕获,而贾拉(Jarrah)、美林(Marri)和红桉(Karri)树则提供了坚硬的木材,可以用来修理船只。虽然在罗茨图上也很准确地显示了澳大利亚东西海岸线,但是西海岸只绘到班伯里,没有再向南,海岸线结束得有点突然。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随着坏血病的减少,洪保将军另外派遣了船只前去绘制澳大利亚的南海岸,根据今天澳大利亚在维多利亚(Victoria)的瓦南布尔(Warrnambool)发现的一艘船只的残骸,这艘船只是在166年前发现的,它很可能就是洪保舰队中的一艘。 在1836年,此时维多利亚州刚建立两年,有3个猎豹人在泥泞的霍普金斯(Hopkins)河里航行,随后他们继续向西航行,进入了该海岸的河口和环礁湖里,这是美林河(Merri River)的入海口,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艘古老船只的残骸,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该船一直被称为“红木船”,这是因为该船是由这种木材建构的。7年后,一个当地港口的老板米尔斯船长(Caprion Mills)代表政府察看了这艘残骸。他对这种木材的坚硬程度感到很惊奇;当时他想用刀切一块木头下来,但他的小刀没有起到作用,“简直就像从铁上划过一样”。(22)欧洲人的船只不是由红木建造的—红木在当时是用来称呼那一系列红褐色的木材—在当时欧洲没有这种树木,但是中国的船只是由柚木建造的,这是产于安南森林的一种红褐色的木材。米尔斯船长同时也对该船的起源很迷惑:“我照样子做了一个模型,在这艘船的建筑上,有一些方面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不了解的……至于这艘船的国籍,我承认我还不能判断……但是我敢断定这不知来源的沉船不是(西班牙或者葡萄牙)他们中任何一个国家建造的。”(23) 20年后,一位名叫曼尼弗尔德(Manifold)的澳大利亚女士检查了这艘沉船。有不止25个人记了他们对此沉船的印象,她是其中之一。船里内部的隔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坚固耐用”。(24)找到了一个青铜长钉,一把铁梯子和一块木材;(25)他们已经被拿去做碳元素测年。但是我确信这很可能就是洪保舰队中失踪的一艘船。生活在这片大陆靠近轮船残骸的地点,有着一支名叫“杨格里”(Yangery)的山地人部落,在他们里面有一个传说有“黄色”的人在很久以前在他们中间定居了下来。(26)很多观察家对这些来自南澳大利亚小地方的山地人做了评述,这些山地人有着明显不同的肤色和脸部特征。在化验上面提到东西日期的结果还没有出来,至少这是值得讨论的,被洪保将军派往南澳大利亚上岸绘图的一些水手,他们的船舶失事了,一些船员和婢女设法上了岸,并在山地人中间定居了下来。卫聚贤教授推得更远,他相信在瓦南布尔轮船失事的人骑在马背上,沿着默里河(Murray River)、达令河(Darling River)和马兰比吉河(Murrambidgee River),到达现在叫库克镇(Cooktown)的地方,他们的行程就是沿着这条路线的。(27)卫教授的理论看起来被1474年的托斯卡尼里(Paolo Toscanelli,公元1397~1482年)①的图确证了,该图显示了被中国骑兵勘探过的河流。 到永乐二十一年正月(公元1423年3月),中国舰队已经在海上航行了两年,已经航行了地球最下面的海洋了。洪保将军和周满将军已经完成了他们任务中的主要部分—确定老人星和南十字星的位置,继续进行对南半球的绘制—但是这次航行中还有一个方面没有到达计划的要求。在离开印度洋后,将领们希望能够问候一些国外的有钱人,并给他们呈献一些上等的丝绸和瓷器,把他们的国家纳入中华朝贡体系中。然而沿着这条路线,他们遇到的一些人根本是不需要贸易的,也没有什么国王。对于像南非的班固(Bantu)人、澳大利亚的山地人和巴塔哥尼亚的裸体人而言,丝绸和瓷器是没有用的,像南极洲和佛得角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人居住。中国人在那些岛上发现的人们的生活比他们期望的原始得多,因此,结果肯定还有一些船只上面装满了他们的宝货—丝绸和瓷器。但是在洪保将军从澳大利亚西岸起航时,他肯定知道在回家之前仍然会有机会拿出货物进行贸易,因为香料群岛和大贸易港口满剌加都是在他要到达的范围里面,是很适合贸易的。 罗茨图绘制的澳大利亚的北部、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印度支那和婆罗洲的西海岸都是相当准确的。这表明了船队从珀斯出发往西北航行,剩余的船只在洪保将军的率领下,环航了苏门答腊,在满剌加停泊靠岸,满剌加是印度洋上面的一个最主要港口,随后是通过南中国海返回家乡,这是沿着婆罗洲的西海岸航行的—东海岸在图上没有绘制出来—在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公元1423年10月22日),他们最终抵达家乡之前,他们还到达了菲律宾的西面。洪保将军的舰队成为第一个航海穿越麦哲伦海峡的航行者。他们还发现了南极洲,并在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公元1603~约1659年)发现以他名字命名的塔斯马尼亚岛之前的两个世纪前到达了南澳大利亚。客观的说,洪保的航行是非常值得现代人纪念的。在人类历史对于这个星球的探索中,他完成了世纪旅程的一个壮举,他的名字应该被铭记和赞美的,但这并不是中国人功绩的结尾。当洪保将军准备胜利回航时,另一支舰队在周满将军的率领下,沿着南面的纬线从相反的发向朝着澳大利亚前进,在早于麦哲伦一个世纪前,穿越太平洋。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澳大利亚 1 周满此行一个早已定好的任务是勘测南美洲以西的世界;像已经向东方航行的另一个舰队首领洪保一样,当周满在穿越老人星①下面的海洋时,他也需要南纬52°40′的地方一个“固定”的参照点。但当周满的舰队进入太平洋的时候,他的中国方型帆船遭遇到了寒冷的洪堡洋流(Humboldt Current)②,并向北被席卷至今天智利(Chile)的海岸。麦哲伦、卡特里特(Carteret)③、布干维尔(Bougainville)④等人和其他难以计数的探险者在中国人之后到来,他们也都有过同中国人一样的经历。皮里·雷斯图(1)上绘出的安第斯山脉清晰地证明,这一切也在周闻的舰队身上发生过。但我仍然不知道中国人向北航行了多远,他们是否到达了秘鲁,或是否遇到了印加文明—哥伦布来到之前南美洲的一个伟大的文明。 曾有一份免于中国官员毁坏得以保存的文件,可以派上用场。位于伦敦的亚非学院的汪涛博士告诉我一部写于1597年的关于郑和航海的小说,名叫《西洋记》(His-yang-chi)。此书当时在中国公开出版后,一度十分畅销。但是由于现在已十分稀少,所以现存亚非学院图书馆的这个抄本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孤本了。尽管此书是在航行结束近两百年后才写的,而且它的大部分都充斥着富于想象的冒险行为,但作者作为现代的研究者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即列出了一份由舰队在航行时所遇到的野蛮人向舰队进献的详细贡物表。这份表不同于从来没航行超出过印度洋的马欢所提供的那份货物表,这暗示着作者一定是利用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现在已经消失的材料。但这份表的细节和奇异之处却给人留下了令人信服的印象: 鲸睛一双—一般都叫作亮目珍珠。 鲂须一根—这些东西散发着光泽而且可以作为发簪或耳朵装饰。它们的价格非常高。 千里骆驼一对—可以在没水喝的情况下跑1000里(相当于400英里—这可是动物在没水的情况下所能旅行的最远距离了)。 龙涎香四箱。 乳香八盒。 山水磁碗八对—当倒水进碗之内后,山变成蓝色的和水变成绿色的。 人物磁碗四对—当水倒入碗中后,逐渐地会呈现出一张人物彼此行礼的画。 花草四对—就是这些花草植物。当水进入它们之间后,它们看上去似乎在移动和波动。 翎毛四对—就这些是羽毛,当水倒进去后,他们看上去在飞(2)。 很清楚,这些碗给了中国人很深的印象,而正是这些中国人为他们能制造世界最精致也最薄的瓷器而自豪。这些碗一定是更好的。当装满水的时候,这些瓷碗变成半透明状,可以证明,那些画在底部的画都能透过碗身显现。这已经超过当时或者更早时的印度、非洲或伊斯兰国家所能拥有的能生产如此质量瓷器的能力,而欧洲人一直到18世纪早期才拥有生产精瓷的技术。那个时候,惟一的薄瓷来自乔卢拉(Cholula,在现代的墨西哥);当西班牙征服者站在阿兹特克人(Aztec)的皇帝蒙提祖马二世(Montezuma Ⅱ,公元1480~1520年)的面前的时候,他正在毁光所有的乔卢拉瓷器。它确实像蛋壳一样薄,价格昂贵,无数的人对它梦寐以求。当时,它被从乔卢拉销到太平洋沿岸和南部美洲。 当中国人航海的时候,乔卢拉正处在它的全盛时期,生产着大量的这种广受好评的瓷器,并且还建造了许多金字塔,比埃及人建造的金字塔还要巨大。假如贡物表里的那对骆驼是骆马的话,那么贡物表里每一件东西包括龙涎香都可能是在秘鲁北部被发现的。当西班牙人刚在那里登陆的时候,发现了亚洲的母鸡。至少,对于这些是周满的舰队和喜欢禽类的印加人交换礼物后所留下来的观点还是可以讨论的。我后来发现在哥伦布到达之前,中国人和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的美洲人之间存在航海联系的至关重要的证据。这些将在以后的章节里讨论。 现在回到对周满航线的研究上来。离开秘鲁之后,他的舰队首先被近赤道洋流带到最北边的厄瓜多尔,在那里,洋流转向西,带着舰队穿过太平洋。这条路线就是以后的一批批探险者所走过的那条。16世纪时到南美洲去的一个叫唐·路易斯·阿里亚斯(Don Luis Arias)的西班牙外交使节给他的国王呈上了一份备忘录,里面描述了在欧洲人的航海大发现之前从智利(Chile)横穿太平洋的一个南美的传奇,这个传奇是被“穿着白色针织服装的浅肤色人和白种人所创造的”(3)。当这些传奇中的航海者到达位于太平洋中部的萨摩亚(Samoa Islands)时,他们发现南赤道洋流流到这的时候一劈为二,就像今天一样,向北的那部分流向凯若琳群岛(Carolines Islands)、新几内亚(New Guinea)、菲律宾群岛(Philippines);向南的那部分则偏向西南流向澳大利亚。 有一个确凿的证据表明周满的舰队就是在这个点上分开的。向北的那支分舰队在凯若琳群岛中的吉尔巴斯岛(Kiribati Islands)上建造了观察点,在新几内亚也建了另外的5个。它们耸立在那,样子就是在中国可以看见的那种去掉顶部的呈阶梯状金字塔样式。上个世纪在凯若琳岛上发现的用满是刺的牡蛎擦宝贝的贝壳①做成的玫瑰红的珠子,在式样和大小上和在中美洲的米特拉(Mitla)附近的河流发现的非常相似的。发现时它们和黑曜石的碎片和一片像矛头一样的铁块在一起,这些东西都是从岛外来的。中国的母鸡被第一个欧洲探险家在秘鲁发现;原产美洲的玉米被第一个到达菲律宾群岛的欧洲人在菲律宾发现;1993年,专门用来碾碎玉米的凹面磨盘②在一艘沉没在菲律宾群岛附近海底的中国帆船上被发现,这艘船据信是在1423年沉没的。所有这一切和中国人顺着南美洲西海岸(这在皮瑞·雷斯图中绘了出来)的航行然后穿越太平洋是相符合的。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澳大利亚 2 向南的分舰队顺着赤道洋流经过土阿莫土群岛(Tuamotu archipelago),这里距南美洲的西部有4000英里。1606年,佩德罗·费尔南兹·德奎洛斯(Pedro Fernandez de Quiros,公元1565~1615年)——一位为西班牙王国工作的葡萄牙探险家—在土阿莫土群岛(4)的豪环礁①(Hao Atoll)登陆。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位老妇人,老妇人带着一枚镶着一颗翡翠的金戒指。于是他想用自己的货物和这个老妇人交换,但遭到了这个老妇人的拒绝,因为它太珍贵了。在土阿莫土群岛周围数千英里的范围内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翡翠,但有明确的记载表明像这样的戒指是整个明王朝早期曾被输出而且是被朱棣派出的使臣作为礼物来赠送的。位于大溪地岛(Tahiti)和澳大利亚的西南航线的沿线,还发现呈阶梯状的金字塔。最早到达斐济(Fiji)的欧洲人发现,在他们之前就已经有人在开采铜矿了,而当地的土著人并不这么做。波里尼西亚人(Polynesians)可以携带着他们的手工艺品乘坐独木舟穿过太平洋,但这仍不能解释在美洲发现的中国母鸡和手工艺品这种大批量的货物是如何在太平洋和美洲之间进行运输的。我觉得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他们被中国的宝船队和一直伴随着他们的商船带过去的。 中国的舰队在经过如图上的诺福克岛(Norfolk Islands)后仍然被洋流携带向西,在澳大利亚的东海岸相当于今天悉尼以北的某地登陆。这一伟大的航行,穿越了太平洋,航行七千余英里,费时约三个月。当洋流遇到澳大利亚海岸的时候便转向南,于是周满的舰队也随着改变方向转向老人星所在的纬度,这是他们的参照点。 洪保的舰队到达澳大利亚的情况已在第六章里描述过了。周满的舰队在他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澳大利亚的存在。因为从隋朝(公元589~618年)开始,中国人就已经知道这么一块很大的大陆,住着善使回力飞镖①的人,它位于亚洲之南,到那儿坐船需要100天的时间。那个时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山海经》中提到一种动物:它有着鹿一样的头,用后腿弹跳,在它的身体中部还有第二个头—那是在袋中的小宝贝。到马可·波罗在13世纪时到达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的地图上显示了两个爪哇,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爪哇,另一个是“大爪哇”—盛产海参和海蛞蝓,这些东西在中国人眼里是美味。它们对渔民来说是一种赚钱的营生,在现在的中国它们仍然是价格很高的美味。马可·波罗访问了中国之后,他称“大爪哇”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岛”。即便是马可·波罗那个时代之前,北京的帝王动物园里就有袋鼠了。袋鼠,当然是澳大利亚特有的动物。关于中国人航行到澳大利亚的进一步的证据可以在台湾大学看到:一幅绘在瓷器上的地图,年代是1447年,显示了新几内亚的海岸线、向南直到维多利亚的澳大利亚东海岸和塔斯马尼亚的东北海岸。可惜的是,在我写作此书时这张图已经遗失了。 可能是周满舰队上的那些制图学家勘测了这些岛屿,成为海图的资料来源。既然周满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回国后有关他航行的记录就被毁坏了,我不得不到处去寻找周满登陆澳大利亚的确凿证据。我的分析是以中国人早就知道了澳大利亚这一位于南方的巨大的大陆、但只有经过了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的航行才对它有了更细致的了解这一假说为基础的。果真如此的话,我估计地图制作应有很高的水平,陆地的纬度和排列是正确的,可能在经度上有显著的误差。 让·罗茨图上显示的很大的大陆可能就是澳大利亚,但是大陆东南方的陆地有一些经度上的错误和形状上的扭曲。于是我通过审视从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的拜伦(Byron)海湾南面到澳大利亚的东南角外的弗林德斯岛(Flinders Islands)的海岸开始了我的调查研究。仔细地拿让·罗茨图的这一部分和现代地图比较后发现,该图对从纳尔逊湾(Nelson Bay)(6)到塔斯马尼亚(Tasmania)南端(7)的澳大利亚东部地区描绘相当精确。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认出史蒂芬港口(Stephens)、布罗肯湾(Broken Bay)和波特尼海湾(Botany Bay)等地方和它们的正确纬度。 假如周满的舰队在横越太平洋之后到达澳大利亚的东南部,那么就应该存在罗茨图上有最细致的描述的证据。当我开始实地考察纽卡斯尔(Newcastle)南方的海岸线时,我发现了一个信息宝藏。19世纪40年代,最早的欧洲移民中的一位—本杰明·博伊德(Benjamin Boyd)在新南威尔士州最南端的伊登(Eden)附近的比唐加比湾(Bittangabee Bay)发现了一座废弃的城堡。他发现一棵巨大而葱郁的古树,树根长在一大堆石块底下。这一坚固的废墟由一个正方形平台及围绕着它的坚固的防御石墙构成。防御石墙内巨石构筑的碉堡的墙基和残墙抹着石灰。一定是花费了大量劳力把石头搬到这里,然后把这些石头雕凿好再堆砌起来。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澳大利亚的土人在澳大利亚的哪个地方构造了如此的防御工事,而那棵树的年龄和树根的位置表明那个建筑只能是在英国人首次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很早就已建成的。更多的在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就建成的石头建筑在悉尼南部陆续被发现。其中的一组20个,就像一个小村庄,矗立在海边,一条修整得很好的道路从一个水库通向岸边的一个15米宽的石码头。类似的石头房屋在纽卡斯尔①(Newcastle)也有发现。 已有人登陆澳大利亚的更一步的暗示见于悉尼北部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河发现的一块古老的当地石雕,上刻一艘外国船,和中国帆船极为相似。远在约克角(Cape York)、金皮(Gympie)的海岸和安享地(Arnhem Land)也有类似的石雕被发现。当然,这并不能确证这些外国人就一定是中国人—说不定一群葡萄牙的航海者已经捷足先登了—但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河附近的石雕显示出那时的人们穿着长长的袍子,这使这些人的身份缩小到亚洲人或中国人。此外,来自特威德(Tweed)河区域的土著传说提到陌生的来访者试图在布理斯班(Brisbane)西南部的沃宁山(Mount Warning)区域挖掘金属矿,这是在英国人到达之前好多代的事了。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澳大利亚 3 要证明这些外国拜访者的访问时间,最有力的证据来自遇难船只的残骸,尤其是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拜伦海湾(Byron Bay)附近发现的沉船残骸。两根木制的钉子被发掘出来,碳素测年表明大约为15世纪中期,其正负误差不会超过50年。在开采沙矿摧毁这些沉船残骸之前,当地人描述了部分船体和3个从沙子里伸出的桅杆。在 1965 年,沙矿的工人们从这个位置发掘出了一个极大的木制舵;有的人说它有40英尺高。如果这些描述是相当准确的话,那么它排除了未知的葡萄牙人或荷兰人航行到此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的轻型帆船没有那么大的舵。这些巨大的舵只能来自几百英尺长的大船—而中国宝船的舵有36英尺高。另外一艘古代船只的残骸在悉尼南部海岸的伍伦贡(Wollongong)①被发现,还有另外两艘在帕斯附近的沼泽地带被发现。伍伦贡的阿勒达拉(Ulladulla)还发现了一个中国古代的石雕女神头像(8),在尼平(Nepean)河底也挖出了类似的一件还愿供奉用品。 有一艘“桃花心木船”在瓦南布尔被发现,它和在帕斯和伍伦贡发现的三艘船的残骸很接近,拜伦海湾中的木制钉的年代和巨大的舵的大小都指明了它们起源于中国。只有中国人建造的船才能够配得上拜伦海湾发现的那么巨大的舵,也只有他们才能够生产那么多的船,以致在一个地区就损失那么多。当地人的传说、雕着穿长袍的外国人乘船而至的石刻、一组组的石头建筑、还愿用的祭祀品,再加上沉船残骸的发现,都强有力的表明了在15世纪有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到达了澳大利亚的东南部地区。 罗茨图的最初制在比唐加比湾(Bittangabee)的南面,作者画出了塔斯马尼亚向南弯曲的部分,但此图也似乎表示了这块陆地首先是向东,然后是向南延伸。这总是困扰着专业的地图制作者。但当我拿让·罗茨图和皮瑞·雷斯图在同一个纬度的地方作比较时,我立刻发现让·罗茨图上塔斯马尼亚南端的陆地实际上表现的是冰。皮瑞·雷斯图上所绘的冰和罗茨图上所绘的冰线具有鲜明的特征,和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仲冬(阴历六月)塔斯马尼亚南面的坚冰的北缘相一致。地球轴线的运动—多少世纪以来在不停的摆动—引起了冰线的前进或后退。当时的冰线相比今天的冰线正常最大值大约北进了三百千米。(9) 若不是罗茨图中画出的两条向东流出冰盖的河,澳洲南方和东南方这片明显的陆地之谜就可以得到解释。这两条“河”被标在新西兰的正北部;当然,那儿什么也没有。实际上,在那个纬度除了海洋什么也没有。但当我查看一幅大比例尺的地图时,我发现了两个我以前曾经忽视的小岛—奥克兰岛(Auckland Island)和坎贝尔岛(Campbell Island)。它们和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都处于同一纬度。正如它们在罗茨图上所精确表示的那样,它们都有一个东西走向的狭长海湾,而且也在同一纬度上。 这两个岛被标在那些在隆冬季节里就冻结在一起的冰盖的正常界限的边缘上。这解释了在罗茨图上那明显的反常之处。中国人不可能知道他们是两个岛而更可能以为是冰封的大陆的一部分,因为连绵不断的冰铺展在这两个岛之间并向北伸展到塔斯马尼亚。他们再一次精确地画出了他们所看到的。他们航行到坎贝尔岛,然后确定老人星的位置—南纬52°40′,这正是这个岛的最南端的精确纬度。他们有了他们的参照点之后,就有可能开始对这部分世界进行一次详细的调查了。 我找到周满的舰队达到了坎贝尔岛的进一步证据,这见于早期到达此岛的欧洲人的叙述。此岛是海船船长弗雷德里克·哈塞博格(Frederick Hasseburg)于1810年发现的。在坎普海湾(Camp Cove)那他们发现了一艘古老的木船的残骸和一棵饱受风霜摧残的老树,可以认清的是那是一棵成熟的诺福克岛(Norfolk)松树,这种松树是诺福克岛特有的树种。在航行中收集树苗、种子和松球并把它们作为神物种在他们登陆的地方是中国人的习惯,在那些植物的根部埋藏着还愿的祭祀物。在坎贝尔岛上的诺福克岛松树只能是被周满舰队中的某一艘船带来的。 当时,这支舰队勘测了从纳尔逊湾到远在南方的坎贝尔岛的整个澳大利亚东部地区并把它绘成了地图。但当他们准备确定回到澳大利亚的路线时,他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并不知道南极洋流正在把他们推向东方,向着新西兰群岛的南岛。自从我于1969年圣诞节乘着我的潜艇来到这以后,我便对这块美丽的土地有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岛的南部崎岖不平,景色壮丽,有如画般的山脉和水晶般的湖泊,南极的风将这的天空擦拭的干干净净。然而,塔斯曼海①却是航海家的一个梦魇。天空时常阴云密布,而且洋流也变幻莫测。舰队能在没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被颠倒方向。 中国人不得不顶风往回驶以抗拒洋流,于是至少有两艘巨大的宝船失踪了。两个世纪前,在新西兰南岛西南端的峡湾地(Fjordland)的达斯基湾(Dusky Sound)发现了一艘古老木船的残骸。当地人说这是一艘由中国人制造非常古老的木船,而且在库克①船长之前就已经在那儿了。(10)在1831年,一艘悉尼的定期邮轮访问了达斯基湾。有两个从船上下来的水手“看见了一只陌生的动物在矮树丛的边缘栖息而且还在一点一点地咬树叶。它用后腿站立,身体的后部弯曲成一个厚厚的尖尾巴。当这两个水手记录其高度时,它靠在树上,尾部大约有一米半长,他们估计它站立时约有九米高。这两个人在杀死它之前是站在它的上风向,所以才能看到它在悠闲地吃东西。为了比较容易的观察它,他们折下一根大树枝,用其将这个动物反转过来,并把它倾斜向上一直伸到它刚才吃叶子的地方。”(11)所描述的这只动物与中国人在巴塔哥尼亚高原②带上船的大树懒在尺寸、体形和饮食习惯方面都非常的相似。也许是一对从残骸中逃出来的动物,它们幸存了下来并在与它们位于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家乡条件非常相似的地方繁殖,两地的纬度是一样的。在新西兰岛的峡湾里还见到有游泳的海獭,海獭也不是新西兰原有的动物,是中国人把它们留在船上用来赶鱼的。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澳大利亚 4 再向北,在新西兰北岛的西海岸上,一艘巨大而非常古老的船的部分甲板和船舷在1875年一阵猛烈的暴风雨之后暴露了出来。残骸的发现地靠近旺伽罗阿(Whaingaroa)的讨莱·帕尔马(Torei Palma)河的河口。这个地方以鲁阿普基(Ruapuke Ship)船的名字命名的海滩而闻名。残骸据说铺着有斜纹的木板,其内部的舱壁被大的黄铜钉闩在一起。每一颗钉子都有大约6.3公斤重。然而关于建船的木头是什么木料还有一些争论。那些最初发现的人说那是柚木,但2002年5月,有一片欧洲橡木片在这个区域被发现,因此一些专家认为是一艘欧洲的船在那沉没。 但是,在被帕尔马河水淘空所形成的小港湾里竖着一块巨石,上面刻的文字据当地专家说是泰米尔③文。这一石刻的形状、大小和放置的位置与那些被中国水手在扬子江(Yangtze)口、在栋德拉角④、在印度马拉巴拉①海岸的柯枝、在佛得角群岛中的简尼拉和在刚果河②三角洲的马塔迪瀑布竖立的石刻非常相似。除了字迹之外,鲁阿普基石刻与简尼拉的石刻一样都有呈同心圆状的图案。我已经在中国舰队访问的地方发现了数块石刻,所以我的下一个研究步骤是清楚的。能够确信,英特网上的搜寻能很快又从佛得角群岛到巴塔哥尼亚高原③一线发现几处,分别是位于南美洲东海岸的圣卡塔琳娜岛(Santa Catariana)④、珊瑚岛(Coral Land)、坎佩切⑤(Campeche)和阿罗拉多(Arrorado)岛。每一处石刻都位于汲水处,并能俯视大海,而且和鲁阿普基石刻一样都刻着同心圆。但是这仍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巧合。毕竟,金字塔就像在被建造在埃及一样被建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如果我可以在中国找到相似的石刻,证明会更具有确定性。经过另外一次长时间的寻找,找到了3处,是香港的黄竹坑、长洲和蒲台。这些石刻也有着同我已发现者一样的印记。我现在相信同心圆是舰队出发之前做的一个“记号”,表示每支舰队在哪里登陆,哪里汲水。 也许从新西兰发掘出来的最有争议的证据是一口钟,发现于鲁阿普基海滩上那沉船残骸附近,毛利人(Maoris)⑥拿它当煮水的锅用,因为是科伦索(Colenso)主教发现的,所以称为“科伦索钟”。它看上去像是小一号的郑和第六次航海之后所铸的钟,钟下缘铭刻着泰米尔文,接近于沉船残骸附近发现的石刻上的文字,被翻译成“Mohaideen Baksh —船之钟”。铭文表明它的拥有者是一位信伊斯兰教的泰米尔人,或许他就来自于印度东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ádu)东海岸的纳格伯蒂纳姆(Nágapattinam)港口某个著名的拥有船的家族。乍一看,这好像是印度人的船到过这儿的证据,而不是中国人到过这儿的证据,但是,当菲律宾共和国潘达南沉船残骸被发现后(参见第十章),证明了当地的船主常会跟着郑和的舰队一起航行,这样不仅可以免除海盗的侵扰,还可以得到很多有价值的贸易机会。一艘泰米尔人的船靠它自己从印度航行到南美洲然后再到新西兰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 鲁阿普基沉船残骸的一英里半不到的范围内有一棵很大的倒下的树。当一阵狂风把它吹翻过来的时候,一只雕刻精美的暗绿色蛇纹石鸭子从包裹它的树根中露了出来。鸭子很可能是中国人供奉的祭祀品。而相似的祭祀品—一只狮子—在东非被发现,其他类似的东西在昆士兰州(Queensland)①和澳大利亚的北部地区被发现。这类圣物的形制都是中国南方文化的典型器物,也是特有的。虽然他们是中国人访问澳大利亚最清楚不过的证据,但我只能接受的看法是那些东西是中国人的祭祀品而不是中国的宝船曾在这登陆的证据,他们也有可能是中国的商人携带来的。然而把船、祭祀品、钟、石头和雕刻这些证据都集中起来,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鲁阿普基发现的船几乎可以确定是跟着中国人的舰队一起航行的泰米尔人船的残骸。 最后的证据是在距鲁阿普基沉船残骸30英里的怀卡托(Waikato)河的支流河岸上发现的另一件祭祀品。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奥克兰国家博物馆的馆长埃尔登·贝斯特(Eldon Best)于18世纪晚期发现的。这个小的东方雕像是: 在靠近奥克兰的毛库(Mauku)因缘际会被人发现。从欧洲人到来后,发现地周围的土地就一直无人居住,直到二十年以前,仅有一些农夫在此居住,但土地没有被耕种过。然而,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有人在此居住,这从旧的居住遗迹可以看出……这件雕像在设计和做工方面无疑是具有东方特色的……有着东方图案中常见的奇异之处,头戴穆斯林头巾状的饰物,身穿宽松的斗篷或是袖子宽大的袍子……总之,当发现的具体情况被考虑到时,这一鼻子扁平、有着鞑靼人(Tarta)长相的雕像便向世人展示了一件有趣的事。(13) 中国人的舰队几乎是每登陆一地都要损失船只,这种损耗率在他们的世界之行中从没中断过。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离开中国时有107艘宝船,只有一小部分船只幸存下来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 年)回到中国。正如中国官员所抱怨的,“损失无算”。此样的巨大损失增加了在鲁阿普基和其他在中国的宝船队所行进的路线上发现船只残骸的可能性。 如果在鲁阿普基的船是一艘宝船的残骸的话,那么有关遇难船员的故事一定存在于当地的传说中,就像它们在中美洲和澳大利亚南部靠近沉船残骸的地方的传说中存在那样。当我调查的时候,我发现生活在鲁阿普基附近的毛利人就有这样一个传说。(14)他们把和他们一起居住的陌生人叫作Patupaiarehe,或者叫作“浅肤色的人”,几乎就是一神奇人物。Patupaiarehe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是“精灵”。他们穿着白色外衣,和毛利人不同,他们不文身,他们把孩子抱在怀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娶了毛利妇女。我相信这个传说是真实的,而那些最早在新西兰定居的非毛利人不是欧洲人,而是中国人。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大堡礁和香料群岛(图)1 周满幸存下来的船只一回到塔斯曼海(Tasman Sea),便进入逆时针循环的洋流,迫使他们最终回到澳大利亚海岸。让·罗茨航海图上的澳大利亚东南海岸的形状连同坎贝尔岛(Cambell Islands)的方位,与新西兰的西北、西南失事船只,都与顺着从澳大利亚海岸到坎贝尔岛的风、顺洋流航行的船只,然后又因风而绕过新西兰的事实相符。如果继续顺风航行,就会使他们在布里斯班(Brisbane)北部再次到达澳大利亚海岸。假设由于洋流和暴风的缘故,平均速度由4.8海里/小时降到了3.8海里/小时,至少需要10个星期才能完成往返坎贝尔岛的航行。 布里斯班周围海岸在让·罗茨图中已被标示出来,其准确性令人难以置信。这张澳大利亚地图并不是惟一一张由迪耶普学校(Dieppe School)的绘图员画的。所有的图在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画出了。1536年的多芬(Dauphin)地图和那些德利安(Desliens,1551)和德塞利耶海图(Desceliers Map,1553)对澳洲大陆的描述几乎完全相同。二十多年前,布里斯班的拉特罗布图书馆(La Trobe Library)展览了迪耶普(Dieppe)地图中的一张。参观者都很震惊:“看!布里斯班,看!还有斯特拉德布鲁克岛(Stradbroke Island)、莫顿岛(Moreton Island)、派恩河(Pine River)、赫德岛(Heads Island)和弗雷泽岛(Fraser Island),还有冲浪者的天堂—礁湖(lagoon)。”(1)东部澳大利亚海岸绘图的准确性使我相当震惊。为了准确的测量海岸线,中国舰队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在澳大利亚的今天被称为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的东部海岸,一个明显的原因是这个地区丰富的矿藏。 或许由巨大的宝船队带来的最有商业价值的科学家是开采工程师。那时,中国和印度一起拥有世界全部财富的一半。(2)而印度工程师引领了世界的开采技术,他们开采了西非的金矿与铁矿,促使了原材料向东穿过印度洋的流动。印度工程师和冶金家与宝船队一起航行,然而中国在地质学、矿物提炼和加工方面已有几世纪的经验。正如要求的那样,很早时期中国人的记录中已有所描绘(3):宝船队可能已开采矿石,并将绿宝石和提炼的金属装入船舱中运回中国。但是为了开采他们在航海中发现的矿物,中国人也可能建立了长期的殖民地。 到公元1世纪时,中国科学家已将矿物分为几组。(4)早期科学家能辨别出不同的氯化物、硫化物和硝酸盐,并知道怎样去开采。他们用硫化汞矿物制成红墨水和颜料。将滑石作为过滤器加入纸中,皮革由于硝酸钾的缘故,第一次变干。接着,加入氯化铵,由于硫酸铁化合物的作用,皮革被染色了。 在地理勘测方面,他们是相当有才能的,他们能够通过磁铁测量或是测量由爆炸声引起的波动,甚至通过陆地的位置勘察矿物和金属。他们也知道他们寻找的矿石和矿物经常与其他东西有地质上的联系:软玉(Greenstone)常出现在铜矿周围,它们甚至呈有规律的联系:“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①(5)类似的是,铁矿与地表的赤铁矿有联系,硫磺与铁、黄铜矿结合意味着明矾。中国化学家还推断出:一定的植物在特殊的矿物作用下会成长得更加茁壮。当植物生长得接近一定的矿物时,植物就会改变颜色和味道。西布勒(Cybule)葱标志着银,韭菜(shallot)标志着金,生姜与铜和锡。②18世纪,中国人已经明确地知道了一些植物可以真正标志金和其他金属的出现,几个世纪以后,西方的科学家才知晓。(6) 澳大利亚的让·罗茨航海图和失事船只残骸以及那个国家周围发现的中国装饰品都表明:不管是靠机遇还是有计划的,在马队的陪同下,庞大的中国舰队已经发现了一些世界上种类最多,藏量最丰富的矿物层的位置。中国人在马的选择上表现了过度关心,他们最喜爱的是塔吉克斯坦有名的“汗血马”,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他们认为此马流带血的汗水(皮肤上的红色印记实际上是由皮肤上的寄生虫引起的)。汗血马得到很好的喂养,奔驰在中国的天山山谷中,天山—是马穿过覆盖这一地区的胡桃林奔跑的地方。它们的动作快得让人难以置信,而且它们很强壮,能够穿过厚雪开辟出一条道路来,在最恶劣的天气中生存下来。朱棣统治时期,引进了百万匹汗血马,建立了特殊的“茶马司”,用茶交换牲畜,这样避免了白银外流。 中国骑兵队的几千匹马被装在马船上与宝船队一起出航。这些马用捣成糊的熟米喂养,每匹马每天需要两加仑水。有证据说明是中国人带马上岸的。在当时的澳大利亚马还不被人所知道,但是,在迪耶普学校瓦利亚德(Vallard)航海图中却得到了很详细的描绘。在这里,我必须声明,它们不在让·罗茨图中。悉尼周围有很好的牧马场,从那儿有一条穿过尼皮恩(Nepean)和霍克斯伯里(Hawkesbruy)山谷进入内陆的捷径。在悉尼周围200公里内可以发现大量的矿物包括金、银、宝石、煤铁。与让·罗茨图中的完全一致,深入纽卡斯尔(Newcastle)海岸内,有相当丰富的矿产。沿海岸航行一星期的范围内,到处都可看到钻石、蓝宝石和各种其他矿物。 与现代人一样,周满舰队上的中国和印度的地质学家一定都认为他们到了一个矿物王国。澳大利亚的许多矿物都被舰队直接利用,他们把铜和锌混合制成了黄铜;硝酸钾与硫磺、碳混合成火药;砒霜是一种毒药,也是杀虫剂,并且能加速蚕的生长。由铅和铜制成的白颜料可防止船舷周围的木头腐烂。高岭土是制陶的原料,然而钴氧化物、铜、铅可以当成上色的油彩。白矾对于制革、制水提袋和收敛物质的特性有特殊的用处。石棉被用来防火已经有6个世纪了:“周穆王大征西戎……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7)地方土著传说提到了穿着石衣来这些地方开采矿物的外国人。(8) 16世纪来到中国的方济会的传教士的记载中有进一步的证据,他们说起中国人到澳大利亚的探险与大陆的地图一起记录在黄铜卷轴上(从6世纪开始的)。(9)这些早期中国亡佚了的记录,已经描述了有大量帆船(60~100艘船)组成的舰队的航海情况,每一艘船上有几百个人,他们的目的是去搜集矿物。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大堡礁和香料群岛 2 海岸上的残骸和岸上的石建筑、土著的石刻和漆画描绘了穿着长袍的外国人,石刻的还愿供品都是中国人出现在新南威尔士采矿区的标志。一个优美的石刻妈祖是海中水手的保护神,它是1983年从新南威尔士的米尔顿(Milton)前的沙滩上挖掘出来的,现在收藏在卡通巴(Katoomba)的开敦巴(Kedunba)自然博物馆中。郑和的每一支船上都留有一个小壁橱供放它。然而,关于中国人访问澳大利亚的最直接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金皮(Gympie),这是深入海岸的一个开矿区,离布里斯班北部有4小时的航程。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时,一条小溪将金皮、锡罐海湾(Tin Can Bay)与太平洋连接起来;根据古老的土著传说,一个“文化英雄”的种族驾着鸟状的船航行穿过这条小溪,进入金皮港,他们后来回到运送石头的船上。(10) 靠岸后,这些神奇的人建立了锥形金字塔,其中一个被地方研究者雷克斯·吉尔罗伊(Rex Gilroy)于1975年所发现,并拍了照片,现在已被故意破坏。这个金字塔是用花岗石建成的,高度达100英尺,带有阶梯的构造,简直与横越太平洋在南美看到的其他的金字塔一模一样。吉尔罗伊先生描述了发现欧洲人到来以前已有的露天采铜、锡、金矿,并且他自己还发现一个看来是用来注入水银用以分离金和矿石的古代管子。离金皮金字塔半英里,接近古代露天采金矿区有一个盛着熔化金属圆块的炉子。到1920年,金皮仍是昆士兰最大、最丰富的金矿区。许多其他装饰品在这个地区也有发现。两个优美的石刻还愿供品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个是印度天神中的象神,是用棕灰色花岗石刻成的,另一个是哈奴曼中的猴神,这次是用铁石块制成的,天神和哈奴曼是南印度的印度教崇拜者最重要的神。当舰队航行时,印度教士、开采工程师和地质学家在南印度登陆。 今天在金皮的黄金博物馆仍可以看到两个相当迷人的石刻动物。1966年挖掘的金皮猿人是一个头比人头大的怪物,它的鼻部被打破了,但是第二个动物(现已丢失)的照片展现了类似磨齿兽(大树懒)的鼻部、鼻孔和嘴。(11)不管是有目的的还是巧合,动物被收集了起来,从一个大洲运往另一个—长颈鹿、鸵鸟、犀牛从美洲运往中国,亚洲鸡运往南美洲,中国的看船狗留在了南美并穿越太平洋到达新西兰的陆地上,袋鼠从澳洲运往中国,水獭从中国运往新西兰。许多磨齿兽很可能被捕捉,带到巴塔哥尼亚的中国船上,有一对在新西兰可能跑了,另一对则到了中国。或许中国雕刻家希望在他们的记忆衰退之前,这些奇异的动物能长存下去。一个世纪以后,从新西兰带回的外来种类的出现,给欧洲政界造成相似的感受。 金皮金字塔建造的目的使澳大利亚的观察者不解,但是它的尺寸、高度和形状是明朝观象台的典型,对中国人建立天文台准确确定出他们发现的富饶的地点位置来说,它是合乎逻辑的,这样使得未来舰队能回到同样的地方。 当周满的舰队重新开始航海时,船向北航行遇到了大堡礁。这个又一次以令人惊奇的准确性展现在让·罗茨图上。堡礁和内外部的陆地都有正确的纬度,并且可清楚的辨别出大约超过一千里。然而,在他们航海到坎贝尔岛后,他们对经度(与罗茨图中展现的一样)的计算整整差了20°。为什么他们认为它们比实际上更向西1800英里远,答案当然是在南大洋的10个星期期间,它们应该在南极的洋流中。他们航行的水体自行向东移动,周满将军也没有任何准确测量经度的方法。 我意识到在让·罗茨图上的澳大利亚的海岸线,在周满舰队回到的地方北部,不得不调整到东部1800英里。当工作进行到此时,结果就清楚了,澳大利亚展现在我的面前。绘图员做了一个非凡的工作,只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办法测量经度。他已经非常准确地画出了东部澳大利亚海岸和大堡礁,这比库克船长做得早247年。当我进一步修改新南威尔士和塔斯马尼亚的南部海岸时,我绘制了一张相当清晰的澳大利亚地图。 库克被大堡礁的尺寸和形状吓呆了,“这种结构类型在欧洲几乎无人知晓,它是一个珊瑚石墙,从深不见底的海洋中几乎垂直地升起。”(12)对于一个水手,任何一个接近尖锐珊瑚礁的航行都是令人紧张的局面。尤其在漆黑的夜晚惟一的警报就是拍岸的浪声,如果你的船碰到珊瑚礁,它会震破船壳,在不把船身的剩余部分打碎的情况下,摆脱暗礁是很困难的。我从带领皇家鲸号(HMS Rorqual)在暗礁内航行的经历中已经清楚地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时我带着精确的航海图,穿过未制图的堡礁的航海是一个经常缠绕你,久久不肯散去的噩梦。晚上看不到在岸上的不单是一点亮光。白天除了绿色丛林地带外,什么也没有,好像从没有人深入这个美丽而封闭的地区。这个堡礁从布里斯班南部的希克森湾(Hickson Bay)北边延伸到约克角约1500英里长。在碰上它以后,库克船长勉强死里逃生,就像我一样,他有航海图帮他。难以想象,周满的舰队能使乘客不受严重苦难或船只受损而穿过那些未绘成图的水域。最终穿过它,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伟大创举。 让·罗茨图展现了大堡礁、暗礁与海岸间的岛屿和其他暗礁以外海洋中的岛屿。在许多地方一旦进入暗礁便很难离开。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潜水艇是如何被暗礁包围的,当我摆脱布里斯班末端的暗礁的束缚后,我感到轻松极了。让·罗茨图的大量细节表明几艘中国船只一定将海岸、暗礁和岛屿制成图了。他们可能或多或少地与他们向北航行时并肩在一条直线上,一些在暗礁内部,一些在外部的海洋中。我估计一定有至少6艘,可能是10艘或者更多去搜集大量信息。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大堡礁和香料群岛 3 堡礁本身、海岸线和内外部的岛屿都极其准确地画在今天的库克镇周围,表明中国人花了很多时间在那里测量。库克船长后来用迪耶普学校的几张地图到达了库克镇,船撞到暗礁后,他将船奋进号(HMS Endeavour)停靠在那儿,这些在其他的早期图中也描绘过。让·罗茨图中的部分细节和精确性意味着中国人可能为了修理被迫做了类似的停泊。 堡礁突然结束于约克角半岛顶端北部几里远的地方。噩梦结束后,那些中国船中生存下来的探险的乘客一定会有所伤亡,最后他们向西北航行到中国。当官员和幸存下来的中国船只中的航海者绕澳大利亚北段环行穿过约克角,到达西部的岛屿时,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感。在这儿,帆船进入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将澳大利亚从新几内亚岛分离出来。洋流从东部流到新几内亚,推动水手向西穿过卡奔塔利亚湾(Gulf of Carpentaria),这个湾在让·罗茨图上画的比实际上窄的多。中国人因他们所航行的水域的水体向西移动穿越北部澳大利亚,再一次低估了它们在经度上的变化。(13) 在让·罗茨呈献给英格兰的亨利八世(Herry VIII)的一批海图中,有一幅更加详细更加清楚地画出澳大利亚这部分的一张地图。他画出小爪哇岛—中国人称其为小爪哇,以一条海峡把自己从大爪哇中分离出来。然而在迪耶普学校一些与他同时代的人将它画为一条河。决定谁是正确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将它与同在一纬度的现代地图相对照,立刻看到罗茨画的沟在西部是维多利亚河(Victoria River),而在东面是罗珀里河(Roper River)。让·罗茨图上的小爪哇是安享(Arnhem Land)地,是澳大利亚大陆的一部分。东北澳大利亚的形状现在清晰可见。 在罗茨的更为详尽的图中写有相当多的中世纪葡萄牙语的记录。名字很容易翻译,并且所有的都与今天在那里发现的东西相一致。桑达海峡Canal de Sonda—在中世纪葡萄牙语中意为“狭窄的海边渡口”,被标注在界分梅尔维尔(Melville)岛和巴瑟斯特Bathurst岛的狭长的阿普斯利海峡(Apsley Strait)所在的地方。阿瓜达海峡Aguada dillim—“通达内陆海的水路”—相当于邓达斯海峡(Dundas Strait),它的确通向范迪门海湾(Van Diemen Gulf)。“阿伽尔西姆”Agarsim—译言“是有,这里真有水”—铭刻在卡卡都(Kakadu)国家公园的黄水死水潭(Yellow Water Billabong)旁边,被联合国标明为“国际重要的湿地”。“农格拉尼亚”Nungrania意为“无耕地”—那儿什么都没有。“林格拉尼亚”(Lingrania)译为“椴树”,今天这些树仍生长在那儿。安享地东部尖端的加瓦(Gova)半岛是“芬爪哇”finjava或者是“爪哇末端”。只有一个地方我不明白—chumb媜,是“铅”的意思。 安享地的西部海岸被精确的画出。罗茨展现了在正确纬度上一直延伸到南纬10°,超越澳大利亚北部尖端的主要海岸的特色。他也画出了大量横跨海参湾(Trenpang Bay)几内亚海的渔具,正像它的名字暗含的那样—是捕海参的中心地带。今天中国渔船仍在海岸的这一地带捕鱼,寻找大的海参。这个简洁的信息预言了两个多世纪后第一个欧洲人的到来。这个图也展现了内陆的细节—芬尼斯河(Finniss River)向西流淌,树被认为是桉树和黑木松树,两种树在安享地都很常见。一块高高的石头也在图中绘出,靠着现在是卡卡都国家公园(Kakadu National Park)的努朗基·安班邦滩(Nourlangie Anbanbang Billabong)。最初的绘图员一定看到了这块石头,然后准确地画了出来。 当我研究安享地的现代地图时,我意识到我已经发现了神秘词汇chumb媜的答案。铅仍在大的伽比鲁漫游者矿区(Jabiru Ranger Mines)大量开采。铅是铀235自然衰减的派生物。铀当然是高放射性元素,接触到它或吸入便会致命。伽比鲁漫游者矿区是世界最大的铀235储存地之一。由于没有意识到他们已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中国人一定在他们开挖他们发现的铅矿石的同时,挖掘出铀来,这个可能有助于解释周满舰队中可怕的死亡率,因为当他们回国时,只有原来9000人的1/10幸存了下来。 为了发现铅,中国人不得不深入此国的内部。那时,与现在一样,土著人将安享地作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是有能力的艺术家,在石洞上留下了优美的壁画。我希望在石洞艺术中发现描绘中国人来访的证据。后来南澳洲的政府官员乔治·格瑞(George Grey),1838年对安享地进行了考察。当他们进入从格莱内尔格河(Glenelg River)涌入科利尔湾(Colliers Bay)之处逆流而上20英里的一组石洞中时,看见了一批精彩的画,其中一幅绘有“一个长10英尺,高6英寸从下巴往下一直到腰部和脚踝都穿着红色外衣的人”(14)。格瑞船长(Captain Grey)的描述与墨西哥土著部落所绘图画穿着到脚踝都是红长袍的中国人到达尤卡坦(Jucut嘽ato,见第十章)恰恰相符。格瑞的发现也与土著传说相一致。土著传说中记录着:不久后,欧洲浅色人居住在安享地东北部,这儿的男人穿着长袍,女人穿着裤子。他们深入内地寻找清水虾、檀香木和龟壳,种植大米,住在石屋中,不像土著人住在木屋中。女人穿着当地植物染色的绸子。 在安享地东北海岸发现了一些带有弯曲的锚钩(在泥中连住锚的那一部分)以直角接在锚柄上的阿德泽(Adze)锚—这是中国式样的一种,还在卡奔塔利亚湾(Gulf of Carpentaria)的东部海岸和接近大陆的布拉德尚港(Port Bradshaw)发现了大量破碎的上起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下至明(公元1368~1644年)初的陶片,那里恰恰就是洋流和暗礁易使船舶发生海难的地方。 让·罗茨所绘出的海岸与内陆的情况,中国人即使骑马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的资料收集和测绘。因此,他们需要一个有清水的安全的锚泊基地。我希望将它确定在海岸绘制最准确的部分。安享地西北部旁边的比格尔湾(Beagle Gulf)画得很好,在海湾西南末端的达尔文(Darvin)有一个很好护卫的锚泊地。今天,一个榕树观光旅馆坐落在博士沟(Doctor’s Gully),在一棵大榕树的遮蔽下。穿过博士沟的水流现在已被填上。但是在那些日子里,从中可提出有用的净水。这个旅馆是背包旅行族喝啤酒常去的地方,他们中有些人并不知晓围绕在身旁的历史。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大堡礁和香料群岛 4 19世纪后期,长生不老的道长寿老(Shu Lao)像被发现埋在那棵榕树下,现在是陈列在悉尼技术博物馆(Technological Museum,)的中国藏品之一。它非常有价值,被有意地深埋在榕树根中。经一位专家确定,是明代初(14世纪末)的物品(15):这个人骑着鹿,右手拿着一枝象征长寿的桃枝。此像由优质云母制成,雕刻和磨制得十分优良。寿老是道教众神中的长命三神中的一个,不像佛教和儒教,道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宗教,从来没有远播海外。 然而,榕树是澳大利亚外来的,所以一定是引入的。当雕塑于1世纪前发现时,榕树存在已有几百年了。在中国南部,神龛经常建在大树,比如像榕树根部四周的洞中。达尔文的神龛几乎确定是一个世纪前由一位中国人建造的,其结构和位置与新西兰鲁阿普基的相似。理论上一般认为:神龛可能是由中国寻找海神的渔船船员建造的,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没有渔船能运载这样有价值的雕塑—它可能值一个船员一生的工薪,更可能属于富有的中国船长或是大船的海军将领。目前为止最合理的解释是:周满舰队用达尔文做基地,设立神龛将雕塑放在里面,感谢它保佑他们完成了长途航海。 我非常强烈地倾向于相信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提所说的事实。当他告知教皇的秘书波乔·布拉乔利尼时,他已经乘中国船登陆在大爪哇,并与他的妻子在那儿度过了9个月。或许他妻子是穿裤子女人之一。 当欧洲人最终抵达时,他们不是盲目地航入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迪耶普学校的其他图中的多芬图,也是最与让·罗茨图一致的海图,在19世纪中叶成为首席海军大臣埃德门·哈利(Edmund Harley),即牛津伯爵(Earl of Oxford)所有,后来以“哈利物品”(Harleian)为人所知道。后来为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获得。他是与库克船长乘“奋进”号航行的年轻科学家。因此,当库克船长航行时,英国政府已能使用“哈利物品”(Harleian)和罗茨图,因为后者在那个时候由海军部所有。库克船长从海军部所得命令是一直搜寻至南纬40°之地,即上述两幅海图中所示的南澳大利亚的纬度。在那个地方,他们“有足够的理由”(16)认为南方存在一块大陆。他们确实做这样的假设,因为他们已拥有两张展现南纬40°的这样一块大陆的海图。 当他们离开澳大利亚时,与之前的洪保舰队一样,周满的船只也装满了瓷器和丝织品,而传说中的香料群岛位于澳大利亚和他们的家乡之间,香料可是中国极为昂贵的商品。甚至就在舰队减少到仅有几支船的情况下,他们船舱中仍载运了几千吨的瓷器。通过航向香料群岛,周满最终能够有机会用瓷器交换有价值的物品,如豆蔻、胡椒和丁香。 如果让·罗茨图是以周满舰队上的绘图员所绘的更早的地图为基础的话,它应该标识出香料群岛。事实也的确如此。昂邦(Ambon)与香料岛的特尔里尼特岛和蒂多雷的(它们是那样小以至于一个人几天就可走完一圈)重要性在地图上以红颜色体现出来。中世纪时,特尔里民特岛和蒂多雷岛就是香料贸易的中心,但离物产最丰富的岛屿相距甚远。它们带有传奇色彩,几个世纪以来是人们争夺的要地,因为实际上在那儿可大量获得所有的香料。今天,清晰的丁香味飘荡在遥远的海中,在进入视线之前就可以在空气中嗅到它们的芬芳。 再向北,在北纬10°上,让.罗茨图展现了吕宋诸岛(the Philippine islands)中南部的棉兰老(Mindanao)岛与北部莱特(Leyte)岛之间的海峡。但是罗茨只绘出了莱特岛的南岸,这可引出明显的结论:绘图员在一条顺海峡中央航行的船只上。以同样的常理来判断,我确定绘出澳大利亚与菲律宾之间的香料群岛和其他岛屿的角度,且接着推断出周满舰队穿越这些岛屿所经路线。沿着这条路线,现在在平静明朗的海中航行,周满会有很多机会:不仅可以得到香料,也可以用瓷器交换蜡花布、装饰品、净水、蔬菜和肉类,尤其是猪肉。中国人过去和现在都特别喜欢猪肉。周满舰队中的人可能已好几个月没吃到猪肉了。 周满舰队曾经有大量丝织品和瓷器用来交换香料和必需品。但是今天有留下任何痕迹吗?经过6个世纪的沧海桑田后,我如何能发现这样的证据呢?我想知道麦哲伦在他的环球航行中是否也走过这条路,如果走过,他的解释可使问题清楚明白。当我去大英博物馆要求一张麦哲伦死后制成的航行路线的详细地图的复制本时,我惊奇地发现了他从太平洋穿过菲律宾,向下到达香料岛的航程,有超过1000英里的距离。与我重新推想的周满舰队的航迹,除了方向相反外,是完全一致的。好像这两次用了画在同一张地图上的同样的通道,这种一致的几率性是极微小的。我推测麦哲伦的航海图展现了周满的路线。 与皮加费塔关于麦哲伦航海描绘得一样,我发现大英博物馆也藏有一份与麦哲伦一起航行的热那亚领航员的描述。他描述了麦哲伦在菲律宾发现陆地和他发现由太平洋进入香料岛的海峡。这个海峡与罗茨图上的棉兰老岛与莱特岛间的海峡是同一个。麦哲伦穿过这条海峡,锚泊在第一个岛屿利马萨瓦,国王接见了他。皮加费塔描述了国王和王后穿着中国丝绸,用埋藏了50年价值愈加昂贵的中国瓷器吃饭。他们房子中挂着丝织的窗帘,摆设着瓷器装饰品。他们用正孔的中国钱币作为交易货币。同样的故事在麦哲伦船只到达香料岛的沿路岛屿重复传播着。周满在麦哲伦前一世纪沿着此路线航行时,一定清空了瓷器船舱。 皮加费塔也解释了麦哲伦与利马萨瓦国王见面的情景。麦哲伦向他展现了航海图和指南针,告诉他自己是怎样发现他穿过的海峡的和到达这儿用了多长的时间。番王大为佩服。麦哲伦向国王展现了描绘海峡和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的海图。西班牙国王的代理商(御命买卖的商人)塞巴斯蒂安·阿勒拉雷兹(Sebastian Alrarez)致其国王的信:从弗里奥角(Cape Frío)到美洛居诸岛(Moloccas)的整个航程,没有陆地标记在他们麦哲伦探险队带着的地图上。(17)把这些放在一起,这些解释只意味着一件事:当麦哲伦航行时,他带着一张航海图,不仅展现了麦哲伦海峡,还有南纬52°的太平洋,还有从那儿到赤道上的香料群岛的空旷的海洋。一定有人在麦哲伦之前航行穿过麦哲伦海峡和太平洋制成这张航海图。这种人只能是中国人—“穿着长袍的黄色人种”。(18)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大堡礁和香料群岛 5 幸运的是,从麦哲伦访问菲律宾的证据是一位中国人永乐十九年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年~1423年)间中国人远航的进一步证明。麦哲伦在菲律宾看到的朱棣统治时期的中国瓷器、丝织品和钱币可能是周满航海前中国人贸易的结果。但是麦哲伦在一个个岛屿上看到的数量非常大。清楚的是,一定有过大量的交换,这可以说明周满的船装载有大量的贸易货物,主要是极有价值的胡椒。如果的确如此,胡椒便应在周满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公元1423年10月)回国后不久,在中国储存的档案的记录中出现。 我研究了一些现存的中国记录的存本,发现我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到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在中国的仓库中有大量胡椒储备,朱高炽皇帝(明仁宗)即位那年,他命令大量赏赐:旗军、校尉、将军、力士等,胡椒一斤……监生、生员吏与知印、天文生、医生胡椒一斤……坊厢百姓、僧道、匠人、乐工、厨子并各衙门皂隶、膳大夫等胡椒一斤。(19)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北京的人口一定超过百万,皇家军队的士兵和侍卫还有60万人,赐出的胡椒可能超过1500吨。当麦哲伦船回国时,他船上装载的可动用的胡椒不到26吨。当胡椒出售时,其价格是他在香料群岛购置时所付价值的1万倍,产生的利润足够支付整个航行。与中国官员声称的相反,宝船队带来了巨大的回报。光是永乐二十一年年底(公元1423年)后来加入中国仓储的胡椒,在国际市场上算是价值连城。皮加费塔(Pigafetta)关于麦哲伦航海的记载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说明:周满舰队从美洲航行到香料群岛和菲律宾。皮加费塔描述了玉米种植在菲律宾以及麦哲伦船员装载它们的情景。玉米对美洲人来说是惟一独特的,因为其谷粒只能由人传播。此外,一些残存下来的中国史料说明郑和舰队航行中带回了玉米。中国帆船不仅从中国装载瓷器、丝织品和货币,而且将胡椒运回中国,同时他们把玉米从南美运到菲律宾。(20)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美洲最初的殖民地 1 虽然现在离中国大陆有一千多英里,周满非凡的航海仍远未结束。下面我必须随着他的船队的航迹继续前行,从菲律宾到达另一个新陆地海岸。满载着货物离开香料群岛后,船只最方便且直接回国的路线可能是继续向北行驶,航行穿过菲律宾的明多洛(Mindoro)岛的西部。从那儿,盛行的夏季风吹着它向北朝中国航行。绘在让·罗茨图上的岛屿表明:周满已改变航程向东行驶,经过莱特岛南部,重新进入太平洋。(1)假设4月末西南季风开始时已离开达尔文的话,他可能7月初进入太平洋。我知道周满1423年10月8日(永乐二十年九月初四)到达南京,没有带回一个外国使节。他在太平洋的4个月里做了些什么,行驶到哪儿了呢? 北太平洋是一个大循环系统,风不断的以顺时针呈椭圆形吹动。7月,吹到莱特岛的季风是朝北的。当海军上将周满的舰队进入太平洋时,在顺时针向北美海岸航行之前,黑潮(Kuroshio)或日本洋流也带动他们向北航行。事实上,周满只是扬帆离开莱特岛。风和洋流可将他带至现在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加利福尼亚洋流接替它,推动舰队向南沿着美国到巴拿马的西部海岸航行。从那儿开始,北近赤道洋流带动横帆穿过太平洋返回向菲律宾行驶。整个环形航行顺风顺洋流,可能大约有三万公里:平均以4.8海里/小时的速度航行,航行需要约四个月的时间。与周满8月回南京的日期相当。其原因以后将会明了,我推测,主舰队中的分舰队船只单独行动,沿着加利福尼亚到厄瓜多尔的太平洋海岸建立殖民据点。 我开始研究寻找进一步的证据说明周满的舰队真正到达了北美洲太平洋海岸。1540年第一个勘探这个海岸的欧洲人赫马尔多·德·阿拉尔孔(Hermado de Alarc梟)曾在新西班牙①寻求名誉和财富,他于那一年5月9日离开了阿卡普尔科(Acapulco)率领一支舰队支持征服者科罗纳多远征墨西哥。阿拉尔孔首先将加利福尼亚湾(Bah抋 Cal抐ornia)的半岛绘成图,接着绘上加利福尼亚本身。我知道他是第一个测绘这个地区的欧洲人,因为哥伦布和其他早期勘探者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到达北美西海岸的任何地方,所以任何早于阿拉尔孔航行的太平洋岸的地图,都会是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他不是第一个到达那儿的人。 这样的证据真的存在于瓦尔德塞米勒世界地图中,这是张1507年出版的第一张正确地画出纬度和经度色彩鲜亮的大地图。起初为一位纽伦堡(Nuremberg)天文学家和地质学家约翰内斯·舍纳(Johannes Sch卬er,公元1477~1547年)所拥有,长期以来被认为丢失。直到1901年在德国南部的沃尔夫埃格(Wolfegg)城堡中重新发现。它一直保存在那里不显于世,直到2001年当美国国会图书馆花1000万美元从约翰内斯·瓦尔德堡·沃尔夫埃格(Jahannes Waldburg Wolfegg)亲王手中相求时才变得沸沸扬扬。这张图的主要绘制者马丁·瓦尔德塞米勒(Martin Walolseem焞er,大约公元1470~1518年)生于德国,是最优秀的宇宙学家之一,他将他那个时代的地理与天文研究结合起来。这些1507年和1516年绘成的全球地图和壁挂的地图第一次称这块大陆为“美洲”。名为《葡萄牙文版已知陆地与海洋之导航图》(Carta Marear A Potuguese Navigational Sea Chart of the Known Earth and Ocean),号称是“第一幅且惟一的世界海图刊行本,原先仅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险家及其赞助者所知”。(2)从现在加拿大到厄瓜多尔的北美的西部海岸清楚地画在这张图上。 展现在瓦尔德塞米勒图上的加勒比和佛罗里达(Florida),也在坎提诺(Cantino,1502)和卡韦里欧(Caverio)这两张早期地图中得到描述。前一张在意大利摩德纳 (Modena) 埃斯腾斯(Biblilteca Estense)图书馆中。在我们研究世界(见第十一章)其他地方中起了重要作用。后者放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詹姆斯·福特·贝尔(James Ford Bell)图书馆中。它们也展现了第一个欧洲人到达那儿前画出的陆地。但是那些地图一定不是瓦尔德塞米勒的原始材料。大巴哈马岸(the Great Bahama Bank)在3幅地图是一致的。但是卡韦里欧(Caverio)图展现了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Yucat噉 Peninsula),这在早期坎提诺图中没有描述。因此卡韦里欧图一定不是坎提诺的复制本,瓦尔德塞米勒也不是它们的复制本。因为瓦尔德塞米勒图在上述3幅图中展现了北美的太平洋海岸,而坎提诺和卡维里欧却没有。这3张地图都有不同的原始特色,而且一定是从一个更早的地图上复制过来的。 瓦尔德塞米勒地图的北美洲太平洋海岸真是惊人的准确,从北方今天加拿大的温哥华岛(Vancouver Island)到南边的厄瓜多尔,一路的纬度都很准确。这完全符合一位绘图员坐在一艘沿太平洋海岸航行的船上,但没有画出海岸的更多细节。俄勒冈(Oregon)清楚可见。几艘古船的残骸发现在尼阿卡尼湾(Neahkahnie Bay)的沙滩上。一处是用于升高以“卡奥费鲁姆”(Caeophyllum)帆的柚木制成滑轮,这是一种东南亚独特的木头,这个木头也经过碳测定。但是如果证明来自15世纪早期的话,它会提供大量周详的证据说明周满帆船中有一艘在尼阿卡尼(Neahkahnie)湾失事。一些船残骸考察者声称发现了石蜡,这个被郑和舰队用来除去海水中的盐分以饮马。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美洲最初的殖民地 2 即使从失事船中没有任何发现,中南美的太平洋海岸也充满大量中国人航海的证据。从智利到加利福尼亚发现了亚洲鸡,这在第五章中有所描述。许多其他动植物种经由中国船队运往全球各地。许多年前,我第一次参观加利福尼亚时,我记得穿过一个优美的金樱子(camellia roses, Rosa laevigata)的岸区,那是一个安静的夏天的晚上,清新的香味在周围的空气中飘荡着。1803年,欧洲殖民者发现了野生的优美清香的茶花,他们命名为奇罗基茶花(Cherokee Rosa)。它是中国东南部土生物种,并且在12世纪的药典中有所说明:“它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到达美洲是植物介绍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之一”,(3)但对于郑和船队中的水手来说,他们用小花盆种植的金樱子,它们所散发出的持久的香味能够抒解思乡之苦。中国人也携带植物和种子回国。苋籽(Amaranth)是一种北美土产的谷类,含有高蛋白,在15世纪初被从美洲带到亚洲,就像玉米一样被带到了菲律宾,为麦哲伦所见。南太平洋的土产椰子,为最初到达的欧洲人发现于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巴拿马、厄瓜多尔的太平洋海岸和哥斯达黎加西部的科科斯岛(Cocos Island)。将谷类从美洲运到亚洲,玫瑰和鸡从中国运往美洲,椰子从南太平洋运往厄瓜多尔的运输者,只能是中国人。 旧金山(San Fransicisco,圣弗朗西斯科)和洛杉矶(Los Angeles)被清楚的描绘在瓦尔德塞米勒图的正确纬度上。我确定周满一定一直航行到那条海岸。在航海穿越如此辽阔的海洋的两年中,他的一些帆船必定船况不佳,需要紧急修理。即使造得最好的船也不能在海中待这么长时间,在风暴与波涛之中而无所损伤。至少他们需要检修和保养—将船壳中的藤壶刮掉。损坏最严重的船可能是拆掉,再拼配起来修理其他船。如果是这样,正如其他残骸发现在澳洲和全球的其他部分一样,这些失事船的剩余部分应该在加利福尼亚海岸旁发现。 我探求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外来沉船的询问没有答案。但是我的确发现那里的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明朝青花瓷器。公众所接受的说法是,那些东西是装在西班牙大帆船舱中带到了加利福尼亚的,但是许多中世纪的中国锚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外发现,这些不可能是由西班牙船带来的。我开始认真探求明朝瓷器的渊源,它真是由西班牙人带来的吗?中世纪中国的瓷器可根据钴含量测定年代:钴中含铁量越高,釉彩光泽越深蓝。蒙古时代的深色钴料来自波斯,波斯当时也由蒙古人统治。但是,1368年朱棣的父亲将蒙古人驱逐出去后,封闭了中国的边境,这样波斯钴料也就无处可求了。然而,朱棣重新打开边境,恢复了沿丝绸之路穿过亚洲的贸易,又一次允许波斯钴料进口。中国浅青花瓷器的生产和应用在明代中国的这个时期是有限的,加利福尼亚博物馆陈列的瓷器色彩可以表明它究竟是不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制成的。 我确定宝船队已经发现了南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但是我的研究没有能揭示结论的确切证据,诸如失事的中国沉船。因为希望其他人能够发现我未发现的痕迹,我决定将这个问题于2002年3月在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raphical Society)的讲座上公开谈论这个问题。它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48小时内报道从加利福尼亚传来,引起了我对埋藏在旧金山湾东北角旁萨卡拉门托河(Sacramento River)沙滩之下的中世纪时中国船失事的注意。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这些报告—位置在离大海100余英里远的地方。这个发现看上去似乎过于美好而显得不真实。但是接下来的几天,一些描述同一艘船只的电子邮件相继出现。当我开始一些基本研究时,我发现了海岸上流行的东北风吹动船直接穿过海湾,进入了萨卡拉门托河。6世纪前,这个河比现在更宽更深,因为森林的减少降低了这个地区的雨雪量,导致水平面下降,这是真正可能的。如果不可能的话,进入旧金山湾的帆船会被风吹到萨卡拉门托河。 北加利福尼亚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的约翰·福瑞博士(Dr. John Furry),20年前当他读了一篇关于曾在船舱中(沉船当时很明显比现在更浅地埋在沙滩和淤泥中)发现的那具很奇怪的盔甲时,第一次知道了这艘帆船。此盔甲是由一种不寻常的金属(本土美国人不知道怎样仿造)制成的,呈罕见的银白色。根据当地的专家鉴定,已经确认它是一件中世纪中国物品。福瑞博士解开这个故事之谜的尝试遇到阻碍—那位专家在此期间去世了。这件盔甲曾借给了一所当地的地方学校,现在已丢失,但是他很感兴趣地开始了失事船只位置的调查。 这一位置现在已经被几世纪所积累起来的40英尺厚的沉沙和淤泥地层覆盖了,因此福瑞博士开始用地磁仪勘测这一地区。它们展现了一个强大的磁性反常物体的轮廓:一个被掩埋的物体,长85英尺,宽30英尺,形状与陪同郑和舰队的贸易船非常相似。核心样本也是从这儿提取出来的。挖出的木头碎片经碳测定为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左右,表明帆船也是那年建造的,正如当地报纸报道的一样,这一时期包括古代中国的航海高峰期。(4) 碳测定的证据激励福瑞博士用更先进的仪器钻探,这样获取了更大的样品,包括更多木头碎片和小巧的80磅一团成千上万黑色的种籽。他将木头残片和种子送往中国进行分析。由于福瑞博士的帮助,中国林业科学院将木头暂时认定为油杉,这是一种土产于中国东南部而非是北美的松柏科植物。在中世纪,中国人种植油杉来建造船只。福瑞博士还告诉我: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前任教授和研究古代种子的领导专家张温煦博士临时将从船失事的地方挖掘出来的大量黑色种子辨别为4种不同类型,3种既原产于中国,也原产于北美,但是另一种是中国特有的。然而,最有趣的是:福瑞博士在打捞起的材料中进一步发现了大米和甲虫体。原产于非洲和中国的大米,在15世纪的美洲仍无人知晓。当我写报告的时候,正对大米和甲虫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但是目前仍没有收到来自于中国的关于木材和种子分析的检验报告。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美洲最初的殖民地 3 我现在基本不怀疑对这个位置包含中国帆船的残骸,那正是我要寻找的证据,当帆船在萨卡拉门托河的沙岸上搁浅时,船员都溺水而死好像是极不可能的事,更可能的是他们在山谷中苍翠而富饶的土地靠岸时,他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尽可能多地将船舱中的大米抢救出来。尽管大部分粮食用来充当紧急粮食,但他们也应储备一些种子,将它们种植在合适的地方—萨卡拉门托河的冲积平原。 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大米是由欧洲人介绍到西非,而由西班牙传到美洲,但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朱迪斯·阿·卡内(Judith A. Carney)觉得:这个命题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令人广泛接受的是:中国人在发展加利福尼亚富饶土地的农业上,尤其是在萨卡拉门托低地的湿地上种植大米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到18世纪70年代,加利福尼亚75%的农民来自中国。中国人实际上教给美国农民怎样种植、耕地和收获。(5)但是这些在萨卡拉门托峡谷的田野上和种植园中劳作的中国人,都是19世纪移民美国的大浪潮那些部分呢,还是有可能有一些是周满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留在萨卡拉门托海岸上的殖民者的后代呢?在一则意想不到的史料中,我发现了这个谜底。 1874年,加利福尼亚政府任命的官方调查员史蒂芬·鲍尔斯(Stephen Power)(6),花了许多年搜集加利福尼亚部落的语言材料,并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他已发现加利福尼亚俄罗斯河(Russian River)①上离萨卡拉门托船西北约一百多公里的地方的中国居留民的语言证据。鲍尔斯还指出欧洲移民带来的疾病已杀死了中国居留民和加利福尼亚的其他印度人,“1833年,忽轻忽重的感冒使萨卡拉门托谷荒芜了,并使大平原由人口众多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几乎完全僻静和荒凉的地方……几乎没有一个活了下来”。(7)虽然鲍尔斯坚定勇敢的努力坚持他的观点,但是他的报告并没被政府官员接受,1877年出版的他的正式报告是一篇他的观点的淡化版本。尽管如此,这还是值得一读的著作。 除了以语言证据为基础声称存在一个中国人的定居点之外,鲍尔斯描述了与当地印地安部落通婚了几个世纪的中国移民,他们的后代比海岸的人更苍白一些,与其他印地安部落不同,较老一代有大胡须,而女人“则以与中国人有一样的黑发自豪”。女人不穿皮革,“而穿着一件简单的长袍形状像一个羊毛袋子,无袖,在颈部折起,颜色多多少少接近白色”。他们“纯洁、友好、爱好和平的又与世无争。死后,他们渴望像中国人一样埋葬在部落的古老土壤中。又如中国人,但不同于其他北美狩猎部落,萨卡拉门托和俄罗斯河周围的人是定居民:至少他们饮食的八成来自植物,他们知道药草、灌木和叶子的品质,比美国近九成的人了解更多的植物的名称。他们祖先的传说可以在像古代中国形状的陶器上看到,然而,(现代)印地安人只会捡起一块暗色的圆石(一种黑色的火成岩),绿宝石,并且中间打出一个洞,而外部却保留粗糙。”萨卡拉门托与俄罗斯河诸部落的祖先也用“长而重的黑曜岩和碧石”,但鲍尔斯发现他们的后代却不知道制作。虽然其祖先制造了优雅的蛇纹石吸烟管,但他们的后代却只用简单的木制的吸烟管 。在设计用鸭引诱捕捉猎鸟的方法上,他们也“发展了中国人的创造力”,(8)这是中国人的风俗,但在印地安人中没有发现。像中国人一样,他们吃蜗牛、黑蛞蝓、蜥蜴和蛇,并以蛤蚌壳建成贝冢。 萨卡拉门托帆船位置的南部约七十英尺的旧金山湾的西边,有一个小村庄,带有石建的低墙。1904年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Uniersity College, Berkeley, California)的东方语言教授约翰·弗赖博士(Dr. John Fryer)声称:“毋庸置疑这是蒙古人的杰作……中国人自然喜欢在他们自己的定居地筑墙,正如他们在他们中国所有的城镇所做的那样。”(9)这与鲍尔斯简洁描述的中国人建立了定居点,与美洲原居民互相通婚相一致。 很显然,周满的船队在加利福尼亚留下了一个定居点。他们是第一批在美洲种植大米的人吗?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明朝青花瓷器财富,真的是与传统想法一致是由西班牙大帆船带来的,还是装载在周满舰队的船舱里的呢?调查正在继续进行,肯定的结论尚需时日写出;同时,我不得不坚持自己的研究,追踪舰队又一次从旧金山湾出航时的航迹。 周满舰队从这个海湾出现后,会被风与洋流推动向南行驶到新墨西哥(New Mexico)。瓦尔德塞米勒地图以合理的准确性展现了这个海岸,制成的图就像经过船只上的人所期望的那样,但在危地马拉(Guatemala)的特华特佩克(Tehuantepec)湾的纬度上有一条沟,好像太平洋与大西洋交汇在那儿,这当然不是事实。这与航行进入这个湾的中国人发现它太浅而无法续航,只好返回时从入口处所见相吻合:水面在面前伸展许多英里远,造成北美与南美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开口的样子。 我做了一个假设:他们航行越过巴拿马地峡,这个清楚的展现在瓦尔德塞米勒图上,正如人们对一艘装备有方形帆的帆船所预料的那样,接着被风和洋流推回穿过太平洋朝中国方向行驶。但是在他们沿海岸航行的路上,他们会被推动穿过加利福尼亚湾,并在现在科利马省(Colima Province)曼萨尼罗(Manzanillo)某地的墨西哥海岸登陆,此外壮美的科利马火山(Nevadode Colima),海拔约为一万两千七百英尺,并在海中数十英里处便清晰可见,一定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我决定在曼萨尼罗与阿卡普勒科之间,一条突出的长仅为300英里的海岸线,且清楚的展现了瓦尔德塞米勒图上,来探寻另一个失事船只遗骸。我的搜寻始于第一批于16世纪20年代抵达此海岸的西班牙人的说明,即裴南迪诺·德·萨阿贡(Fra Bernardino de Sahag渘)(10)与贝尔纳勒·迪亚斯·德·卡斯蒂略(Bernal D抋z del Castillo)(11),此两人均描绘了奇特的玛雅文明(Mayan civilization),至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仍然存在,但是他们到来时已衰落。两个人所描绘的许多东西,如鸡、漆盒、染料、金属工艺和宝石—所有这些好像都有中国的印记。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美洲最初的殖民地 4 像在加利福尼亚一样,当他们到达墨西哥时,西班牙征服者发现亚洲鸡与他们在家乡的欧洲家禽非常不同。玛雅人将鸟称为kek或ki,和中国话极为接近。墨西哥人只把鸡用于祭祀仪式,如占卜,与中国人一样但不像欧洲人,只为了蛋或肉。由于这些非常明显的相似处,我认为应当到墨西哥海岸这块小地方一访。 在离开前,我还调查了新墨西哥和墨西哥西部生长的植物是否起源于中国。中国山茶花就是如此,但是它可能从加利福尼亚向南方传播。除了金樱子,我发现没有其他源于中国的植物种植在墨西哥。但是我却发现了相反的一面,原产于中美洲的植物,在欧洲人“航海大发现”之前,就已经在世界各地传播了。(12)在复活节岛发现红薯、西红柿和木瓜;在夏威夷有红薯,而在中国和菲律宾都有玉米。玉米可能出自南美洲或北美洲,但是其他上述植物均来自一块相当狭小的地区—就是我们现在称为墨西哥、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地方。 中国人遇到的玛雅文明几乎与他们自己的文明一样古老。玛雅的前身是奥尔梅克人(Olmecs),他们是中美甚至可能是整个美洲最早的文明,都城在墨西哥大西洋海岸的拉温特(La Venta)。到公元前1200年,奥尔梅克人在拉温特和圣洛伦索建造了两个大的人工平台,在其上他们建造了几乎与巴比伦一样古老的宗教城市。这些伸展几英里长的丘冢是定居系统的中心,这一系统将奥尔梅克的镇子和小村结成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单位,统治着在我们现今所知道的南部墨西哥。 他们建立了与南方人贸易的广泛的网络,进口黑曜岩、玄武岩、绿石和铁矿,出口陶器、美洲虎皮、可可和具有很强表现力的雕塑。今天在拉温特公园(Parque La Venta)仍可看其样本:吊在树上的顽皮的石猴;石海豚是如此地生动,我们简直可以从它们的身体上看到挥洒的水珠,跳跃于水塘间;以玄武岩雕刻成的一个坟墓口爬出的人;一位悲痛的母亲摇着怀中已死的婴孩。这是一个奇妙的雕塑,一件的确是惊人的人民大众的作品。但是大约在公元前三百年,奥尔梅克人不知什么原因消失了。建立了横跨中美洲的贸易帝国的玛雅接替了他们。他们,玛雅时代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已近尾声,且内战在尤卡坦爆发了,但是中国人可能发现了一个非常古老、杰出的文明。 当我乘一辆巴士车从墨西哥的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沿途到处都可以看到伟大的玛雅文明的痕迹,大西洋沿岸杂陈着系停船的柱子,它们中的每一个好像有它自己的放哨塘鹅,注视着海面鱼的出现。然后出现的是无边的湿地,到处可见成群的鸭子和飞过天际的天鹅。朱鹭和鹳无精打采的站在池塘里和礁湖上—这是玛雅人的国度,有着几世纪来未曾改变的农业结构玛雅文明。 耕地被称为“密勒巴斯”(Milpas),延伸穿过丛林,这是砍伐和焚烧的结果。在旱季,大约是圣诞节的时候,农民用他们的大斧砍树。从3月一直到5月几乎不降雨,炎热越来越暴虐。这时是焚烧干木的理想时期,这样可以得到一块边界清晰而覆盖着草木灰的可耕地。 第一场雨在无声的闪电之后于5月底出现。这时农民们都拿起粗棍,在湿土中戳出小洞,将玉米粒、豌豆和西葫芦种子放入,这三种神奇的作物向美洲人提供了健康的食物,依靠这些,美洲各民族人民,如奥尔梅克人、玛雅人、托勒特克人(Toltee)、印加人(Inca)和阿兹德克人(Aztec)维系了上千年。当谷类生长时,豌豆绕着它的茎弯曲盘绕。西葫芦藤伸展穿过地面,到处充满生命的迹象。到7月,太阳发出烈焰,但是雨水充沛。9月是收获的季节。中国人应当已发现这样丰饶的农作物,以及完善的灌溉系统还有足以支持比今日的墨西哥乡间人口密度更高的农田。这里的农业可以和中国媲美。 蜂窝沿森林边缘分布。蜜蜂对玛雅人的糖的需求是重要的,它是小麦发酵制酒的基础,也是一种交换媒介,使农民能用来买鞋和棉布衣,他们的妻子们会在衣服上绣上传统的图案。直至今天,他们的孩子仍穿着带有生动图案的刺绣的并可辨别村落与家族的罩衫,与很久前绘制的壁画非常相似。他们把传统的房子称为“纳”(Na),在雨林中隐约可见,1000年来未曾有变。椭圆形的石台基是用石灰砌造的。水平横梁是用龙舌兰植物纤维制成的绳子捆在立柱上。小竹子则用来建造框架。屋顶用干的扇形棕榈叶做成。这种传统的建筑仍在整个南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旅馆饭店使用。玛雅人仍睡在吊床(hammock)上,他们每天仍用“上吊床躺一下吧”来问候。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美洲最初的殖民地 5 中美丛林提供丰富而多变的食物;男人每月只需花上两、三天打猎、钓鱼、摘果子,在酷热天气里也不用穿什么衣服。凡是提到过的材料,周围都有:建筑材料、蔬菜、药草、可可、咖啡、可食用的鸟类和动物。丛林中从来没有安静过,在夜间充满各种动物的哭号声、口哨声、尖叫声以及乌鸦的叫声。在这样富饶的丛林环境下,玛雅人建造了巨大的石头城。我走过世界上这么多地方,在夏日时分,再没有任何地方比得上墨西哥帕斯·帕连克(Chiapas Palenque)的玛雅城市从白色薄雾中升起的景象,就连马出·比出①(Machu Picchu)或是卫城②(Acropolis)都相形失色。这座城市是玛雅人在其黄金时代(约公元325~925年)建造的,并隐藏在丛林的遮盖下已超过千年。它建造在一系列相连的小山上,俯视底下占地约3.5平方英里的平原。每一组小山都由一串建筑物组成—金字塔、寺院、宫殿。在每一个团组中,白色的宫殿围绕着一个迷人的中心市场,其背景为翠绿的丛林。建筑物规模雄伟,以强调山木和谷地的自然特色。而一条安静的小河淌过遗址的中央。当中国人遇到墨西哥人时,很可能人们已经向他们示明了帕连克城(Palenque),即这座最好的玛雅城。 当时,对中国人来说,帕连克是作为一个与自己才能相当的人的作品出现的。这座完整的玛雅城,突然与它的财富一起全部的消失了。这里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想要的一切:“丛林法老(pharaoh of the jungle)的奇妙坟墓,里面装满珠宝,讲述这一遗址故事的象形文字覆盖着国王和教士的宫殿。观象台、寺院、球形法庭,可能最重要的是平民的住房。艺术的每一方面,从面具、雕塑、珠宝、陶瓷艺术品到平民用来活动的简陋的壶、平底锅、鱼钩、矛这儿都有体现。 帕卡勒(King Pakal)国王的非凡白色金字塔占据这一遗址显著的位置。古巴学者阿尔贝托·鲁斯·吕利耶(Alberto Ruz Lhuillier)花了几年时间挖掘了一条进入底部地下室的秘密通道。1952年他的队员拉出了一大块石头,进入了黑暗的拱顶室。 从黑色阴影中出现了一个幻想中的景象,还有来自另一世界的神奇超俗的景象。好像一个大神奇洞穴,用冰雕刻成。墙壁发出像雪晶样的微光。事实上,给人的印象是,它是一个废弃的小教堂。穿过墙便可以看见泥土做的矮小神像。接着我的目光看到的是地板,这儿几乎全是雕刻完美的石板。一千年以来我们是第一批看到这些的人。 在极度兴奋时,阿尔贝托·鲁斯·吕利耶和他的队友抬起那个大盖子,向里面望去。 我的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幅绿色、红色和白色像马赛克拼图的景象。接着看到的详情是—绿色的玉饰品、漆了红色的牙齿和骨头、一张面具的碎片。我盯着这位死者的面孔,所有这些惊人的艺术品,地下室、雕塑、楼梯和大金字塔及其上面的寺院,都是为这个人建的……然后,就是一个石棺—即第一个在玛雅金字塔中发现的石棺。(13) 陪伴帕卡勒到来世的最异乎寻常的财富,有埋藏的带着贝壳制的眼睛和黑曜岩虹膜的玉面具。这一定是由人类制造的最好的艺术品之一,其价值无法估量。死去国王的腰、脖子、手指和耳朵都佩戴着雕刻精致的玉制珠宝。这里的艺术品之美,使人叹为观止,甚至使中国和日本工匠最精美的作品都为之失色。尺寸比例协调的金字塔,及其简洁光滑表面的石头、隐蔽的楼梯,内部地下室和宏伟的面具和项链,都是具有巨大的建筑、工程和艺术才能的人民的作品。沿着帕卡勒金字塔向下走,我进入了一个充满玛雅装饰艺术品的博物馆,这些大多是象征性的植物和动物—尖爪子的美洲虎和蛇,带着羽毛和鳞片的鸟,它们生动逼真地像要从展览地跳出来一样。它是令人震惊的艺术财富中最杰出的。最后,经过很多年在破坏性的暴风中在海上航行后,中国人遇到了与他们一样古老一样美好的文明。他们发现了与他们的一样美的玉制珠宝,乔卢拉制造品甚至比中国江西景德镇最好的瓷器还要精细。终于,他们可以用自己带来的丝织品和青花瓷器交换这些精美的艺术品。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中美洲的定居点 1 当我到达墨西哥西部的群山中的乌鲁阿潘(Uruapan)时,我发现那儿有着非常明显的受中国影响的痕迹。它距离太平洋大约两百英里。该镇得名于西班牙修道士胡安·德·圣·米盖勒(Fra Juan de San Miguel),1533年当他到达时,该地丰富的植物资源使其留下极深的印象,遂将该乌鲁阿潘地区命名为“永恒的春天”。至今,它依然因所产的鳄梨和水果,以及受到旅游者们喜欢的美丽的漆盒和托盘而名闻天下。 漆制品,在墨西哥被称为“maque”,在中国称为“漆器”,涂漆是一种极不寻常、复杂、耗时的装饰方法。野生漆树生长于中国,中国被认为是漆的最初发源地,后来也有人大量栽种。至少在3000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漆脂具有防护的特性。他们将之推行到整个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的涂漆过程基本上是相同的。最早留存的中国漆器可以追溯到商朝(约公元前1523~公元前1028年),那时中国开始将漆用于日用器皿、家具和艺术品上,并用来保护刻写文字的竹简。使第一批到达南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的欧洲人惊讶的是,他们发现漆饰方法在恰帕斯(Chiapas)①、格雷罗(Guerrero)②、米乔阿肯(Michoac噉)③以及向北远至加利福尼亚海湾的锡纳罗亚(Sinaloa)④等地区非常盛行。(1)乌鲁阿潘被认为是漆器艺术的中心,但是太平洋地区的墨西哥人是如何得知的呢?它是独立发展的,还是中国人将之传播到此的呢? 漆独一无二的特点是它需要在适当的湿度和温度的空气中变干。暖湿空气使漆液变成像瓷釉一样坚硬而厚实的固体。漆的密度和干燥的程度随着空气的温度、湿度和漆的厚度而变化。最好的环境是在潮湿、温暖的太平洋海风吹拂中的乌鲁阿潘。在将漆以惯常用法使用之前,用米粉和漆脂的混合物制成腻子,抹平盒子或是器物的表面缝隙,做好涂漆前的准备。腻子要得到合适的稠度,须将其与米糊相混合,在墨西哥,可以用火山灰。抹平腻子之后,先用沙子打磨盒子,再用一把由人的头发制成的非常好的刷子涂上无数层中的第一层漆。每一层漆均须完全干透,之后则进行砂磨和上光,然后再涂下一层漆。使用磨石砂磨之后,用一块软布将鹿角粉涂上,叫作上光,上光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行为过程。一般说来,要重复这一过程达60~70遍。 实际上,上漆过程在中国和墨西哥是相同的,中国的上漆技术在墨西哥被采用后,还根据墨西哥的气候和原料特点做了调整。涂漆之前器物表面的打理工作也是相同的:缝隙用一种称作尼玛卡塔(nimacarta)的混合物加以填涂,器物用沙子打磨,直到完全平整,如此一遍又一遍涂尼玛卡塔、用沙子磨平,每一层干透后,沙磨并用磨石上光。 虽然过程是相同的,但是墨西哥的原料却有所不同。“maque”是一种半液体状的糊,由动物和植物油以及天然的精制陶土组成。主要的动物成分是提取自“阿杰”(aje)昆虫(coccus lacca)的脂肪,这些昆虫是乌鲁阿潘周围的当地居民饲养的。昆虫在雨季被收集起来,活的放进开水里,直到它们的身体释放出一种浮在表面的硬的、蜡状的物质。当水凉下来后,这些物质被收集起来,用水清洗之后,再加热去除其中的水分。它凉下来时像厚厚的黄油块。第二种成分,是“启亚”(chia)植物油,用来稀释“阿杰”混合物。这种油提取自鼠尾草(墨西哥的土产)的种子。“启亚”油有着很高的甘油成分,干燥时可以快速从空气中吸收氧气,形成一层坚硬且富有弹性的表层。第三种成分是很好的白云岩,称作“特普楚塔”(teputzuta),乃一种矿土,是“maque”混合物中的主要部分。 墨西哥和中国使用的装饰技术和颜料也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深黑的背景中用漂亮的红颜料刻出图案。在这两个国家,传统的颜料都是黑色的,用动物的骨骼或是玉米杆烧制而成。如今,在墨西哥南部各州,使用的漆装饰技术与中国和日本的是相同的。图案是以一根尖锐的仙人掌刺塞进火鸡毛管中作为工具刻出来的。羽毛上的软毛用来将雕刻时落下的粘土或是漆的碎屑刷去。接着用对比明显的颜料填满那些精雕出来的线条,一次一种颜色,每次填塞之后都进行足够的晾干、刷净和磨光。最终,经过美丽装饰的盘子或是箱子,乌鲁阿潘产的或是中国产的,已是非常相似,对于那些不是此中行家的人来说,已不能够将其区分出来。 光从理论上想,这一精致且耗时的过程可以在中国和墨西哥—相距数千里之遥的两个国家—同时发生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但上漆并不是墨西哥和中国的漆艺作品中惟一一致的地方。两个国家在获得他们作品中的染料时使用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不简单和非同寻常的。茜红,靛蓝,猩红,贝壳紫是他们生产五颜六色的颜料的染色原料,但是需要先通过复杂的程序来提取和确定它们。此外,我再次指出,如此的相似实在不可能只是巧合。 茜草染料—茜草属(Rubiacae)灌木的根茎是源自中国的一种红色染料。制作染料先要将茜草根茎挖起、烘干,清洁后磨成粉,然后将磨碎的粉末整夜浸泡后,将其在150℃的水中再浸泡一小会儿。织物在被放进染盆中煮沸之前,首先用硫酸铝溶液加以处理、定色,然后用混合有草木灰的水清洗。在墨西哥,植物的根茎选自茜草科植物的亲缘植物—“莱勒本茜草”(Rubia relbunium)和“尼提德茜草”(R. nitidum),小型亚热带灌木,南至阿根廷均可发现。新大陆处理布料的方法是用草酸铝和单宁酸。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中美洲的定居点 2 亮丽的靛蓝,在整个东南亚通行数千年,是所有的天然染料中最古老的,它的获得需要使用最复杂的技术,提取该颜料的植物需要非常精心的种植。刚刚剪下的叶子,整个的或是只有地面上的那部分,得放进热水中浸泡9~14个小时,这期间,叶子会发酵,散发出不好闻的味道。 混合的液体看起来是透明的,但是纱线或是布放在里面浸泡后遇空气氧化后就会变成鲜艳的蓝色。除使用草木灰和石灰作为溶解的催化剂之外,这一染布过程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几乎是相同的。从橡树叶子上刮下的小虫子中提炼出来的朱砂红染料,在东南亚使用的非常广泛。那些虫子先得放在醋盆中淹死,使它们先染上红褐色,当它们被压碎后,可以产生出一种染料,溶在酒精中,用明矾或是尿定色。另一种出现于东南亚的红色染料是紫胶(虫脂酸laccai acid),从野生或是家养的“克尔梅斯”(curmese)或是寄生在不同的树上的紫胶虫子。虫子的肢翼被摘下来,在太阳下晒干,然后放入热苏打溶液中浸泡,再把其中的水分蒸发掉,剩余的残渣制成块。无论是马欢还是尼科洛·达·康提都提到在古里有售。(2) 新大陆相应的使用了另一种有鳞的虫子(Cochineal)—胭脂虫,它寄生在仙人掌类植物上。这种虫子将自己包裹在一层白膜之内,当它被压碎后,可以产生出比“克尔梅斯”(curmes)和亚洲紫胶十倍多的鲜艳的猩红颜料。在西班牙侵入中美洲后,他们将胭脂虫出口到中东和亚洲。至于中国,胭脂虫颜料(洋红)是和皇室相联系的。真正的墨西哥胭脂虫到达南亚是在哥伦布开始航行之前。(3) 最具决定性的染料是取自海蜗牛的皇家紫(泰尔红紫),它是旧大陆使用的最著名的染料,其价格之昂贵,只有富人们才能用得起,紫色的长袍也成为高等身份的同义语。拜占庭的统治者们都是养育在紫色的房间,着紫色的长袍。在新大陆,贝壳紫生产于米乔阿肯地区—环绕乌鲁阿潘的地区—直至远离此处的厄瓜多尔,并且在太平洋沿岸广泛使用。早在1898年,提取贝壳紫的这种方法,就成为前哥伦布时代海外贸易的合适的目标。 在许多地区,都可能出现了运用这些物质①作为染料的步骤,将它们染于织物的措施如此之复杂,要说这儿是独立发展起来的,那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是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当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地区使用同样几种染料和媒染剂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历史联系的可能性,甚至更进一步,特别是根据其他的零零碎碎的相同之处,这样的接触应该不但应该重复多次,而且非常紧密。(4) 如果说这些染色过程是偶然的、独立的发现,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因此必须予以假定两种文明有着共同的来源。(5) 但是,在墨西哥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有自然染料、漆艺作品、母鸡和植物链。乌鲁阿潘上游的帕兹库阿洛(Patzcuaro)湖,被铜矿资源丰富的群山环绕着,至今,像桑克瑞斯托巴尔(San Christobal)这样的湖边小镇都在向蜂拥而至的游人出售铜制品,它们的博物馆内都展满了文物。在米乔阿肯,就和中国一样,金属在开采后都进行冶炼,储存在不同的仓库里,并根据它们的质量和金属的类型以及是否用来作为宗教祭物或是供物而进行分类记载。 《佛罗伦萨药典》(Florentine Codex)—埃尔玛蒂诺·德沙哈衮修士(Fra Ernardino de Sahagun)写于1569年的伟大作品,(6)描述了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墨西哥的文明—说明了把氧气吹进金属以去除杂质的过程,这一先进的过程在哥伦布征服美洲前尚未应用。米乔阿肯人使用的金属是铜、金、银和金属合金。他们对于铸钟尤其擅长,铸钟使用的金属占他们所冶炼金属的60%。一口钟的共鸣取决于所使用的金属合金的成分;和在亚洲一样,为了获得合适的共鸣,金属的比例必须仔细地计算。用同样合金铸成的钟在佛教盛行的地区是重要的象征物,到泰国、缅甸、中国和印度的游客至今仍为这类钟所发出的甜美的音符而吸引,我就曾在中国的一些寺院中度过那些令人沉醉的下午。 金属斧(Hachuelas)—葬礼上的新月形供物—在墨西哥的坟墓中也有大量的发现。斧(Hachuelas)常被置于死者的口中,就像中国在死者的口中置放玉石一样。那弯曲的、新月似的外形是喇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用的象征物。明成祖朱棣努力通过邀请西藏的哈立麻来访问他并给予其极高的荣誉来促使喇嘛教在明朝的发展。月状的仪礼小刀象征性的用来切断与尘世生活的关联,至今仍可在中国的寺庙和坟墓中看到。宦官船长是穆斯林信徒,但郑和舰队上的船员几乎全是佛教徒,受佛教影响,他们认为应对世界万物怀有同情心。 在中美洲和中国的文化中,镜子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认为镜子可以帮助灵魂转化到另一个世界,到达神的住所,与祖先的灵魂相遇。中国的青铜镜大部分是圆的,表达了道教的宇宙轮回观点。在中国和日本,镜子的背面刻上含有宗教信仰意味的动物和植物的图案。作为一个习惯,人们均携带一个有装饰的圆形青铜镜来防止妖邪的侵犯。在米乔阿肯,叫作“罗德拉斯”(rodelas)的金属圆盘用于典礼、仪式中。像钟一样,用金、银、铜和合金制成,数量很大,在背面装饰有自然和宇宙的象征物。 研究的结果,使我确信中国人到过乌鲁阿潘,在那儿用母鸡交换过别的商品,并且他们已经在那儿停留过几个月或是几年,将漆艺作品的知识和染色技术传给了墨西哥人。我假定的结论是—在舰队从此处海岸经过时,部分船只或是私人商船被留下来建立聚居区—似乎这种说法更为可行。在那亚里特(Nayarit)的口述历史中,有支持以上结论的材料,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西北部—传说在哥伦布之前有一支船队从亚洲过来到达墨西哥海岸,得到哥拉斯(Coras)—一支优秀的那亚里特(Nayarit)民族首领的热忱接见。我开始从博物馆的收藏中寻找有关材料,起初的过程是冗长且收效甚微的,接着我碰巧见到了“尤卡坦亚麻布”(lienzo de Jucut嘽ato)—19世纪在同名的村庄中发现的那幅油画。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中美洲的定居点 3 亚麻布画由35个方块组成,其中的30个大小相同,每一个方块讲述一个小故事。第一个场面是人们从一艘船上登陆,在他们前面跑着一条狗,狗的尾巴与众不同地在它的背上弯成弓形。从狗的体形、大小和步态,尤其是它那非常奇特的尾巴上看来,非常像中国的沙皮狗(shar-pei dog)—最初出现于广州的一种猎狗,对于那些贫穷的广东人来说,这种狗对主人和他的家庭有着极大的帮助。(7)那群人中,至少有一人骑在马上,马对当地人来说非常陌生,自然引起他们的注意。在西班牙征服之前,美洲一匹马也没有。从船头出现的首领穿着一件红色的束腰外衣(同样的服装格雷长官Governor Grey曾在澳大利亚的土著油画中描绘过),手上抓着一面圆镜。镜子显而易见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在其他的画面上它出现的次数不少于14次。其中的一些画面中,镜子的背面有着“由八条分界线标记”,这一“轮回学说”涉及到佛教的重要活动,尤其在它的传道和开导活动中。镜子由穿着红袍的首领拿着,与佛教中的宗教首领到岸边接见当地人民是完全和谐的。 在图画的中心位置,首领坐着,当地的居民将装着金属的托盘放置在他的脚边上—在我看来,显而易见地提到他们将铜卖给中国人。在画的底部有一棵树,散出光芒,它也许象征着底下坐着佛祖的菩提树。最后,有几幅画画着一只大鸟,鸟的尾巴一直垂到地上。从鸟的大小和姿势来看,这只鸟象征着亚洲马来西亚的小鸡。中国人坐在马背上和步行登陆,持着镜子驱除恶魔,跨上岸边,再经由菩提树和轮回学说的辅证,整体看来,画面中的情节前后都是和谐的。当地居民带给他们金属,可能作为回馈,中国人赠给他们小鸡、漆器、染料和采矿技术。 历史学家尼科洛斯·列恩(Nicol噑 Le梟),(8)是第一个对亚麻布画(lienzo)进行分析和复制的人,根据他的研究,这是用黑色的碳素墨水画在粗糙的织布上的,时代是在西班牙人到达墨西哥之前很久。他说到,到了16世纪,此画内容有所变化,西班牙人在画中加了一些建筑和文字以试图说明画的内容,用的是另一种墨水,是较原画晚的某个时期那样做的。 中国人已经到达了尤卡坦,尽管它位于远离海岸的内陆地区,这一说法可信吗?这个村庄位于乌鲁阿潘南边几十公里,库帕梯造(Cupatitzio)河在那儿不再通航,继续往南40公里处,库帕梯造河注入一个大的湖泊,巴尔萨斯河(Balsas River)把这个湖泊和海连到一起。就像在萨卡拉门托一样,一艘中国帆船可由海中到达尤卡坦,用货物和技术作为交换来获得矿物和植物。 如果中国人已经在那儿逗留,和玛雅人进行贸易,并把制漆技术的奥秘传授给他们,那么应该有他们在那儿停留的迹象。李约瑟(Needham)教授是研究中国明朝的专家之一,1947年他访问了墨西哥,并将他的经历记载下来。“在我停留期间,对于高等的中美洲文明的许多特征和亚洲东部和西南部的文明特征之间的明显的相似,我印象非常深刻。”(9)他写道,然后列举了三十多个文化方面的相似处作为对前面所描述的冶炼术的添加,例如三脚容器、游戏、计算装置、用来表明一系列复杂的信仰的玉器、音乐(玛雅人乐器有一半多的类型在缅甸和老挝国均有发现)、中国人的扁担和中国人使用的枕头等等。以示对这位伟大的教授的尊敬,我愿意谈得更深入一些。从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到秘鲁中部,如果你误认为身处中国,是可以原谅的,环境如此相似,妇女的服饰如此熟悉,清晨母鸡“咯咯”的声音也如此亲近,人也是那么的相似。 我认为,早期中国人出现的直接证据在玛雅人活动的地方随处可见。秘鲁就发现了哥伦布之前的中国青铜器,其中的那卡兹(Nazca)太阳神小雕像是以一个中国神像为范本的。狄奥提瓦干(Teotihuacan)—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博物馆,收藏着现代恰帕斯州的恰帕·德·科尔左(Chiapa de Corzo)发现的一些中国奖章(medallions)与中国玉制项圈饰物。雷蒙·曼纳先生(Don Ramon Mena),当时墨西哥的民族博物馆的馆长,说其中一枚奖章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是中国人来到这个地方时带过来的”。(10)位于加利福尼亚湾的墨西哥半岛著名的品塔达洞穴(Cueva Pintada),有人们用箭刺图画和中国人对1054年蟹状星云超新星的记述(参见第一章)。在画的底部的碎片中,发现了烧焦的木头,据碳14测定在1352~1512年之间。 中国人在玛雅人的地方上停留的进一步证据来自危地马拉。著名的生物学家卡尔·约翰尼桑(Carl Johannessen)和M·福格(M. Fogg)描述,当地居民使用乌骨鸡来实施预言和魔法。(11)这一论述成为一个有力的例证,即不仅母鸡来自中国,而且中国人必定在此停留相当长的时间来教化这一地区的多批居民。 中国人在中美洲居住的看起来无可争议的证据也来自委内瑞拉海湾西部的群山脚下,这一地区清楚地出现在瓦尔德泽米勒的海图中。我曾从远离海的一端看过这些山,它们那些被雪覆盖的山峰的侧影在落日的辉映下,真是一幅令人难以忘记的美景。居住在这一遥远地区的民族的一些部落,他们的血液里留有中国人的基因。 在1962年,位于加拉加斯的委内佐兰诺科学调查(Instituto Venezolano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ificas)学院的图里奥·阿兰茨(Tulio Arends)和M·L·加兰告(M. L. Gallengo)博士,报告了他们对美洲大陆的成熟群体按语言群和人种群进行的铁传递蛋白显型(在电场的影响下,悬浮粒子在特殊的蛋白质宏观分子中的移动的研究)分布的电泳研究中的发现。他们把居住在派里哈山脉(Sierra de Perija)山脚下的伊拉帕人(Irapa)、帕劳哈诺人(Paraujano)、马奎塔人(Macoita)的铁传递蛋白进行比较,这些部落是处于灭绝边缘的原始居民。科学家们发现这些民族中的58%的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移动缓慢的铁传递蛋白,到现在为止,它仅仅发现存在于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的中国人身上。(12)如报告中所说:“这一发现是在南美印地安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种族联系的附加证据。”周满和洪保船上的大部分船员应该出生在广东,因为那时,就像现在一样,它的港口—九龙、香港和澳门—在中国是最忙的,挤满了船只和卖船的人。现在看来,有可能在周满船上的广东船员里的一部分人和委内瑞拉的妇女生育有孩子。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中美洲的定居点 4 也有中国人到过南美洲的语言学上的证据。帆船在哥伦比亚称作champan,在中国称作舢板;筏子在南美洲称作balsa,在中国称作筏子;圆木筏在巴西称作jangade,在泰米尔语中称作ziangada。直到19世纪晚期,秘鲁的一个山村里的村民仍讲汉语。(13)满山都是证据—船的残骸,血型,建筑,绘画,风俗习惯,语言学,服饰,技术,人工制品,染料,植物和动物在中国和南美洲之间的迁移—到处都是中国对中美洲和南美洲太平洋海岸一带以及内陆的影响。它的影响范围如此之广和深,人们几乎可以称那个时代的南美大陆为“中国美洲”。 另外还有一个中国人到过墨西哥的无可争议的证据。当我负责英国皇家海军鲸号时,我带它穿过南中国海和菲律宾群岛到达苏比克(Subic)海湾,那儿有着许多装有金银财宝的中国船只沉在海底的传说。我用我的声波定位仪来寻找它们,但可惜的是没有收获。然后我发现在1993年6月9日,一个采珠人在潘达南(Pandanan)—菲律宾西南部的一个小岛—西南的珊瑚湾(Coral Bay,在罗茨地图中标了出来)发现过一艘中国舢板的残骸。船骸已结上一层附着物(附着在水下船底或柱石上的贝属动物)外壳,但是由柚木制成的船体的大部分仍保持完好。在菲律宾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部的负责人埃欧塞比奥·第尚(Eusebio Dizon)博士的指导下,船骸在1995年的春天被挖掘出来,4722件人工制品被带到水面上。这些人工制品鲜明地勾勒出中国、东南亚和美洲之间的贸易状况。 船体的木头部分经碳14测定,可以确定为公元1410年,和萨卡拉门托的帆船处于同一时期。两艘船的长度和使用的梁相同,船有大约97英尺长、26英尺宽,两艘船的控制器都明显的有铁的机件—在潘达南的那些已经在海床上拍摄下来,在萨卡拉门托的则使用磁力计进行了测量,两艘船都装有平常的且是外来的货物。潘达南船装有几百万颗小玻璃珠子,这般大小的珠子常被中国人用作性辅助工具,这一做法马欢和尼科洛·达·康提在关于东南亚的记载中均已提及(参见第三章),其中做法在今天的菲律宾仍然存在。萨卡拉门托的帆船带着几百万的黑色小种子,其中有些经过临时分析,被认为是仅产于中国东南部的罂粟。如果这一分析可信的话,说明中国人可能进行药品交易。在潘达南发现的舢板也带有“梅塔特斯”(metates—用来磨碎玉米的杵,—这种东西是南美洲独有的,还有看来好像是乔卢拉器皿的容器,乔卢拉器皿是一种产于墨西哥的蛋壳陶。在沉没之前,这艘舢板已在整个东南亚进行了贸易,因为它的货舱里有出自8个不同国家的瓷器,包括越南产的精美瓷器和中国景德镇名窑烧制出的青花瓷器。将这些美丽的瓷片进行修复,可以看出是普通的日用物品,如粘土烧制成的蒸煮罐和盛米、大豆和种子的瓷瓶。还有3个东山(Dongson,今越南)产的青铜鼓和一根青铜刻度秤,那也许是中国水钟—漏壶的补充装置。 在发掘出的4722件物品中,大约有一千件目前仍待鉴别。一旦它们得到鉴别之后,就可以推想这艘帆船当时的航线。根据已有的材料,可以看出它是顺着北赤道洋流从中美洲返回(和周满当时的航线相同),在潘达南沉没,可能是突然遭遇了暴风雪。由此可见它的毁坏日期一定在1423年9月初,此时接近西南季风的尾声,这段时间有着难以预测的暴风雪。 揭示出15世纪早期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航行的证据是非常刺激和令人兴奋的,而我所获悉的资料的内涵现在也开始为我所理解。似乎有大量的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中国人不仅和美洲人进行交易,而且在从加利福利亚到秘鲁一带建立了聚居区。他们在欧洲人之前很久就探索了美洲大陆,且看来非常顺利地在东非和澳大利亚以及越过太平洋在美洲建立了聚居区。如果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历史将要从根本上进行彻底的修正,但是一个退役的皇家海军潜艇艇长将成为开始这一进程的人,这看起来似乎过于冒昧了。虽然我对我已经收集的证据的真实性具有信心,但是想到学术圈中可能会出现的反应我就会在夜里噩梦连连。我断定,从学术界去寻找确定的证据势在必行,因为,虽然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在慷慨地帮助我,但我可以想象一些著名的历史教授对一个他们用一生的心血去研究和教学的课题从根本上进行重新解释的反应。 虽然所有的中文文献都被毁坏了,但我确信必有像《武备志》和马欢的日记一样的某种材料被遗漏了,保存在某处;官方不可能如此彻底地毁坏每种记载、每封信、航程中记载发现事物的每一处记录;一本私人的论文集或是说明,或许它们在某处保存了下来。 我去的第一处是南京的郑和博物馆。郑和博物馆位于城市的中心,那里过去是围着郑和府邸的私人花园,建筑呈明代早期风格,由竹林、点缀着花儿的如茵绿草环绕着。主要的展览命名为“郑和航海中的历史文物和物品展览会”。最有趣和最重要的文物是36英尺高的方向舵支柱。根据传统的轮船设计标准,一艘装有如此巨大的方向舵的船大约有四百英尺长。我在该博物馆发现的最能够引起我的兴趣的物品是郑和的钟,它与在路阿普可海滩发现的非常相似,还有极不寻常的脚爪形锚,和那些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也非常相像。 这些发现物,虽然有趣,却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之后我写信给加利福尼亚的那些大学中研究中国或是亚洲的系里的教授,他们对中世纪中国的研究世界闻名;写信给牛津和剑桥的有关教授,给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型图书馆里的图书管理员们,询问他们的收藏中是否包括不为外界所知的明朝早期书籍。 在大量友好但否定的答复之后,我最终还是很幸运。英国剑桥大学东亚收藏室的馆员查尔斯·哀尔默(Charles Aylmer)教授,告知我有一本世间惟一的书:《异域图志》—对于陌生国家的有插图的记录—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中国人所知的人们和地方的汇编。这本书的封面已经没有了,因此作者当然是不知道了,但是可以相信是明朝皇子宁献王朱权所写,印刷于1430年前后大约一年内。它是19世纪晚期魏德教授捐给剑桥大学的珍藏品的一部分,魏德教授在中国度过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剑桥大学研究中国的第一位教授。剑桥的本子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哀尔默教授和其他博学的汉学家绝对相信这本书的出处和真实性。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中美洲的定居点 5 我匆忙赶到剑桥。虽然这本书本身已是非常残破,但哀尔默(Charles Aylmer)教授已经安排人将它拍摄成缩微胶片,使它的98页纸张上的内容都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书中有中世纪中国的大约八千个人物和132幅由不同画家所绘的插图,有的非常传神,有限的几笔就抓住了人物的主要神态。书中有植物、动物和来自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们。这是一个中国对1430年的世界和世界上人物的认知的非常简练和有说服力的例证——因此该书有此书名。中国人仅将他们所发现的奇异的事物合并起来,因此书中很少有中国自己的事情,而是在插图中突出地显示了世界各地的主要宗教。有到麦加(Mecca)朝圣的身着长袍的穆斯林;印度教的三位一体神:有着4条手臂的世界创造者和最高主宰梵天(Lord Brahma)、宇宙的维护者和保护者毗湿奴神①、世界的毁灭者湿婆神②;加那希(Ganesh),象神;一幅极其生动的群猴围绕着猴神跳舞的图,是印度猴神;佛祖被绘成在圣树下沉思并朝着圣山朝拜。画家把印度锡克教徒画成戴着穆斯林的头巾,威尼斯人戴着与众不同的帽子,穿着长靴和飘扬的斗篷,但是所有这一切中最逼真的是动物:一匹喂得很好的斑马,有着多脂的、滚圆的腹部;非洲大象和狮子;印度孔雀和老虎,所有这些都以精湛的技术用简练的线条描绘出来的。有东南亚和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鹿的图画,画中还有使用不同的武器—蒙古人使用的双头弓和西亚人使用的长弓在追捕它们的猎人。还有仅生长在美洲的生物的图片:羊驼,一只在地面上慢走寻找蚂蚁的犰狳③,一只腹部松弛的美洲虎,抽古柯④的人,裸露着身体的巴塔哥尼亚的人,长着狗头的磨齿兽(mylodon),“是在距中国西边两年零九个月的路程处发现的”。(14) 有两件事物使我特别惊讶。第一件是重点放在来自遥远北方的人们身上。有戴着用毛皮做成的头巾拿着鱼叉的爱斯基摩人(Eskimos)和一大群跳舞的哥萨克人(Cossack)。在那时,莫斯科(Moscow)是俄国(Russia)最主要的公国,但是它还没有开始越过亚洲向东方扩张它的领土。可以想象,中国人在阿留申群岛上看见了爱斯基摩人,但是没有看到哥萨克人。虽然没有中国人通过陆路到达俄国(Muscovy)探险的那个时代的任何记录,然而不知何故中国人已经到达某个莫斯科公国(Muscovite)的港口,这是目前只得搁置一边的另一个神秘的问题。 第二个令人惊奇的方面是,对澳大利亚的关注是多么地少;我仅仅可以推测那是因为到了1430年,澳大利亚不再被认为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到15世纪为止,已经有很多对帆船船队从中国航行到澳大利亚的描述,每艘船都载有好几百人去。总而言之,“焦侥国(Chui Hiao)的广阔南疆”的北海岸被描述成距中国30000里(大约12000英里),且位于南部温和地区,那儿的季节和北半球的完全相反。(15)该地居住着一种矮小(身高仅1米)的黑人,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罗曼·B·汀代尔(Norman B. Tyndale)将其识别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他们生活在北昆士兰州凯恩斯(Cairns)的山区。(16) 2002年3月,我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所做的报告被澳大利亚现场直播,然后电视局9频道邀请我参加一个现场访谈,众多的澳大利亚知名教授参加了这次访谈。郑和船队已经到过澳大利亚这一事实对他们来说没有争议,随之,我被持同样观点的几本书所提及。如果我的理论似乎要被澳大利亚广泛接受,那么这一理论在中国是正确的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汪涛博士,友好地向我介绍了南京魏教授的遗孀。魏教授毕生的成果是对郑和航海的研究,特别是他的船队发现美洲的研究。他原打算出版一本书,书名为《中国对美洲的发现》,但是,他不幸地去世了。虽然魏教授的著作现在才要译成英文(或是在中国出版),但是此书在中国的学术界已有很高的知名度。我的书中所提到的事实没有引起任何特别的惊讶。 我开始想知道为什么美洲和欧洲的史学家们长期以来极力说服世人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库克发现了澳大利亚。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在哥伦布之前就航行到了美洲了吗?我决定去弄清真相。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有一千多本书提供了众多的证据,说在哥伦布之前中国人航行到了美洲,这类著作甚至已经被总结成一个两卷的书目。(17)就像乔治·弗·卡特(George F. Carter)教授(他是研究美洲母鸡的专家,写有几本关于早期中国人的航海方面比较权威的书)所说:“关于中国人在美国印地安人文明中的影响,有非常多且深入的证据,这打动了广大的汉学家和亚洲艺术史家。表面上看来,研究美国问题的人不知道中国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中不仅提出中国人发现了美洲而且提到中国人已经在美洲定居了。”(18)卡特教授的用词老练之极,就像他所暗示的,可能那些学者不知道这个证据;可能他们选择忽略它,大概因为它与那些已经被接受的知识相矛盾,而有相当多的职业以那些知识为基础。具有相当开阔思维的学者们将会再次审视这一史实。当谈及发现这些“新世界”的年代和是谁最先探索并将它们绘制成图这些问题时,中国人在1421~1423年间实际上已探索了整个世界这一论题,也许这会成为与传统看法分离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但是我相信一定存在着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我在天文导航术方面所接受的训练也使我能够去发现进一步的证据,除非他是一个天文学家,没有其他学者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要承受多重的打击,我自信这一论点可以经受得住考验。为了进一步证明,我将注意力转向周闻将军和他所率领的船队。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撒旦之岛 1 永乐十九年九月(公元1421年10月),当洪保和周满的舰队由加勒比海的出口向西南,朝南美洲海岸航行时,他们已经偏离了周闻率领的旗舰,而后者正沿着赤道洋流的北支向西北航行。我已经知道这个舰队后来想必抵达了与北京同一纬度的亚述尔群岛,因为早在欧洲人发现之前,亚述尔群岛已经出现在《疆理图》上了。我现在要做的是探究周闻在两次登陆期间是从何处航行的。 当周闻的旗舰抵达佛得角群岛的时候,他已经穿越了大半个地球。他想必知道了神奇的扶桑之地就在他的西面。在伟大的地图学家朱思本时代(公元1273~1337年),中国已经对太平洋大西洋之间的距离做出了准确的估计,但是扶桑会在西面多远的地方?这取决于周闻对已经航行的距离的估计。疆理图显示,由于洋流的影响,这个中国舰队对他们航行的非洲“突出部分”少估计了2000英里。当他在佛得角群岛的圣安唐岛(Santo Ant媜)抛锚的时候,周闻可能猜想扶桑可能在西面4000英里开外,而不是2000英里,但是这一距离仍然在舰队航程的范围之内,途中无须补充供给。 在赤道以北,大西洋是一个椭圆型风和洋流系统终年日复一日地依顺时针方向旋转。英国舰队的海军上将告诉航海者如何利用这些风和洋流:“从马得拉群岛航行,最好的航线是,从佛得角海域西面,在看得见群岛的距离上航行……再从佛得角取直线(向加勒比海航行)……然后……赤道以北的洋流和赤道以南的洋流汇聚,形成一个宽阔的洋流带向西流,平均速度达两海里/小时。”(1)他们带着水手从佛得角群岛向西驶向加勒比海,然后向西北,朝佛罗里达行驶,在洋流迫使其朝向顺时针之前北上美洲海岸,在那里洋流变成墨西哥暖流,载着水手穿越大西洋带向葡萄牙以西1000英里的亚述尔群岛。然后向南转弯,再回到佛得角群岛。已配备足够供给的船长可以扬帆离岛并在暂停行程里无所事事。倘若他的船不被风暴倾覆,他的航程会在他起航的地方最终停下来。这种事在北大西洋常常发生。 从佛得角西行的洋流在迫近与多米尼加群岛同纬度的加勒比海的时候,达到它的高潮。结果导致一批又一批的探险家—第二次远航的哥伦布、16世纪初期的西班牙探险家罗德里奥·德·巴斯梯达(Rodrigo de Bastida)和胡安·德·拉科萨(Juan de la Cosa)以及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法舰队—都曾经通过多米尼加和瓜德鲁普之间的通道进入加勒比海。如果获得了水果和饮用水的补给,这些中国人可能在10月从佛得角群岛出发并应该在11月初进入了加勒比海。我相信这事有80%的可能性。 周闻将军的舰队穿过加勒比海的航行轨迹应该合乎逻辑地与哥伦布的航线完全相同,因为风和潮汐从那一天到现在都是保持不变的。中国人发现了什么,哥伦布在70年后就应该是重新发现了什么。通过考察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笔记,我应该能够重构哥伦布最可能的航行线路。如果这些中国人在他们穿过北大西洋的航线上发现了任何群岛或陆地,我料想这些发现会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他们回到中国以后在海图上记录下来。正如我已经对南美和澳洲所做的,我现在开始查找一个海图,就像皮瑞·雷斯和让·罗茨地图的出现一样,描述欧洲人未曾发现的大陆。 在那个时代,威尼斯是弗拉·毛罗的基地,为葡萄牙政府工作的威尼斯地图学家领导着西方的地图制造业。如我所料,威尼斯人和卡塔兰(Catalan)地图(加泰罗尼亚为阿拉贡〔Aragon〕王国的一部分;而加泰罗尼亚人都是可畏的航海家)绘制于1423年以前,但是地图就西大西洋部分没有透露任何新东西。而成图于1424年并署有威尼斯地图学家祖阿尼·匹兹加诺名字的另一幅地图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匹兹加诺海图大约在70年以前被重新发现并于1950年代初被卖给了明尼苏达大学的詹姆士·福特·贝尔(James Ford Bell)图书馆。它的出处和真实性从未受到质疑,优秀的历史学家写的好几本书都谈到了它。 1424年的这张海图是地理学史上具有极重要价值的文献。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它是托马斯菲利普先生在19世纪前75年来收集的独一无二的收藏中珍贵的(即使不是最珍贵的)宝藏。这一海图的重要性蕴涵于这样一个我们以前全不知道的事实:它第一次标示了大西洋西部被称为 Saya, Satanazes, Antilia 和Ymana的四个岛屿。有很多好的例证足资以做结论:Antilia 四个岛屿在1424年海图中第一次被标示应该可以看作是美洲大陆最早的地图学的标示。(2) 这确实是很高的评价。我对这个海图做了细致的研究。(参见引言)它与同时代的作品截然不同。它不是像早先的海图那样以地中海为中心,而是穿过大西洋,向西眺望两个大岛屿,到那时仍不为欧洲人所知的Antilia 和 Satanazes 被描绘出来。另两个较小的岛屿也得到标示:Saya,一个在Satanazes 岛以南的岛屿和Antilia岛以北球形的Ymana岛。同时代的其他记录将这些岛屿放在加那利群岛以西“700大里格”的地方。(3)它们本该把这些岛屿放到巴哈马附近,但是那里没有描绘大的岛屿。这些岛是虚构的吗?其他的海图绘制者清楚地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因为这些群岛后来被标示在至少19张15世纪的地图和两个地球仪上,所有这些都在哥伦布远航前被绘制成了。(参见第十七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后来的地图学家们将这些岛画得越来越靠向西南,直到荷属安德列群岛(Netherlands Antilles)才停住。 航海图上的葡萄牙语名词使我认为它们是葡萄牙地图学家的原创。而皮瑞·雷斯和让·罗茨 航海图上也以葡萄牙语标示地名,但是他们应该不会是南极洲、巴塔哥尼亚或大洋洲的发现者。里斯本的东波塔档案馆(Torre do Tombo)的葡萄牙国家档案馆所藏中的葡文记录毫不含糊地说,航海家亨利在接到一份相同且稍后的航海图(我们在第四章中探讨了1428年的世界地图)以后,派遣轻快帆船去探寻 Antilia 岛。(4)还有,1424年时,葡萄牙人根本没有能力去如此精确地勘测这些岛屿—因为在当时地图学的 Antilia 还是个令人惊讶的事物。我认为那只能是中国人。但是我需要进一步的证据,这是一问题。我又一次发现揭开这一谜底的最好途径是走地图学家们曾经走过的路。当我们在海军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巴伦支海拍摄军事设施以消磨时间。我们的部分训练科目是潜望摄影和在相近海拔构建航海图的模糊技术。当我站在一艘中世纪的船的甲板上,与绘制匹兹加诺海图的地图学家大致相同高度上工作。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撒旦之岛 2 当周闻的船队迫近加勒比海的时候,他们可能警惕地迟疑了两天以简短地观察陆地。云、风、天气和海鸟的类型都会变化,最后,在群岛变得清晰前的几个小时,全体船员可能开始去试探潮湿植物的柔软轻薄的气息。由于哥伦布是在一个星期天进入多米尼加海峡(Dominica Passage)的,因此他便把海峡南方的岛屿以西班牙语中的“主日”(dominigo)命名;而按照他的旗舰的名字玛丽·格兰特(Marie·Galante)的名字为以北的岛命名为玛丽·格兰特岛。他首次登上玛丽·格兰特岛却所获寥寥。被洋流向北推移,次日在一个岛登陆。他将那个岛命名为瓜德鲁普(Guadeloupe)以纪念他访问过的西班牙的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 的同名的修道院。如果那些修士知道这事,肯定会反对他选择这个名字来命名,因为岛上的原住民是加勒比的食人部落。记录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编年史家切昂卡(Chanca)博士,记载哥伦布的船员踏过柔软的沙滩,进入可可树林。在那里他们发现“约三十所房子,以枝条和大苇草编织在一起的木料或杆子建成,遮以棕榈叶,像是方形的乡下小屋……他们用西葫芦做菜……还有,哦!好恐怖!用颅骨来做饮水的容器”。(5)只有妇女留在村子里;当地男人看到哥伦布的船队开过来,都惊恐地逃到山上去了。 死尸把哥伦布的人吓呆了。“肢解的尸体挂在房子里好像是用作储备食物的;一个年轻人的头刚刚从还在流血的死尸上砍下来,而这个尸体的其他部分正在和美味的鹅肉和鹦鹉肉一起在火上烧烤。”(6)当地人用的箭头是用人骨做的。同时: 当他们袭击邻近岛屿时,尽可能多地抢女人,尤其是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人,用她们做情妇—他们吃她们为他们所生的孩子—那些幸存下来的敌方的男性被带到他们的房子,用来制作人肉宴会。而那些被杀死的人则立刻被吃掉。他们说男人肉是多么好吃,世界上没有什么像男人肉这么美味……在一所房子里我们发现一个男人的脖子在锅里被煎熬。当他们抓住任何男孩俘虏时,他们都将他们阉割了,役使他们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然后当他们将要举办宴会的时候,就把这些人杀死吃掉,因为他们说男孩和女人的肉好吃。这些人中有3个男孩溜到我们这边来,所以被杀。(7) 另一位同时代的作者提到,这是“他们的惯常做法,他们阉割男孩和年青的奴隶,喂肥他们就像阉公鸡一样”。(8) 在15世纪的人看来,哥伦布遇到的食人者轻易被看作是魔鬼干的事情。这可以说明撒旦一名—撒旦之岛的来历吗?这是中国人所发现的地方吗?瓜德鲁普就是出现在匹兹加诺航海图上的撒旦之岛吗?如果是这样,像70年后的哥伦布一样,中国人想必也从东南方向乘盛行风和洋流靠近过该岛。 我将注意力转向匹兹加诺航海图上标示的位于撒旦岛东南的Saya 岛。我可以生动地想象中国人靠近该岛时的景象,因为我指挥皇家海军鲸号(HMS Rorqual)潜艇在加勒比海呆过一段时间,我游览并拍摄了很多岛屿。多数情况下,那些山看上去是黑色的,被绿色的丛林环绕。暴雨说来就来,铺天盖地。海鸟常常在大雨到来之前飞翔环聚,尖叫声预示着雨的来临。 我一参考现代地图就看到匹兹加诺地图上的Saya岛与勒桑特斯(Les Saintes)诸岛相对应。它们具有大致相同的形状且位于与瓜德鲁普相联系的同一位置,正如Saya岛相对于Satanaze 一样。我认为Saya岛确实就是勒桑特斯诸岛,而Satanaze岛就是瓜德鲁普岛。基于我对他们航程和速度的结论,我认为中国人曾经于1421年11月到过该岛。如果考虑勒桑特斯群岛的最高峰(大约一千英尺)和站在中国船甲板上的水手的视线高度。我估计他们在多米尼加海峡时就从25英里开外看到了这个岛。从那个位置,他们应该也看到了在他们以北10英里的玛丽·格兰特高地岛和他们以南10英里的多米尼加山地,但是它们均未出现在航海图上。我的明显的推论认为他们是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通过多米尼加海峡的。当我查阅记录,我发现那月的新月是在1421年11月25日。所以我以为他们可能在1421年11月26日大约凌晨从东南方向靠近勒桑特斯群岛。 勒桑特斯(Les Saintes) 群岛是由两个大岛巴斯岛(Terre de Basse)①和奥岛(Terre de Haut)②和3个较小的岛:南部的拉科谢(La Coche)和大岛(Grand Ilet),北部的卡布里(Ilet a Cabrit)组成。两个大岛远高于三个小岛,如果从东南方向靠近,较低的大岛(Grand Ilet)和拉科谢(La Coche)在背景衬托下显得很高,像一块大的陆地。从它南面的海岸看上去像一个大岛,正如匹兹加诺航海图上所画的那样。知道了他们观察岛屿的高度—一艘货船甲板的高度——我就可以在Saya 岛在航海图上的位置2英里内做一个估算。 中国人从这个方位别的还看到了什么?70年后哥伦布在同一个点上所看到:“黎明揭开一幅最浪漫的图景。一个火山山峰高高耸立,瀑布沿着山坡飞流直下,如水从天降。色彩艳丽的鹦鹉喧闹地飞翔,其他美丽的热带鸟在岛屿间飞来飞去,岛上的风充满了芬芳的气息。”(9)所谓“火山山峰”是指瓜德鲁普岛上的拉苏富里耶勒(La Souffriere), 在西北18英里的地方。拉苏富里耶勒在内陆,它的山峰常常被云彩和雨覆盖,7条河从它的东坡流下来,其中最壮观的是120米的卡鲁克拉(Karukera)瀑布。中国船队很可能在海上停留了至少3个星期。我相信他们不会浪费汲取饮用水的机会。他们想必改变航向而朝瀑布驶去了。 我转而注意匹兹加诺航海图上标示的地名Con和Ymana。我起初试图请教一位纵横字谜专家来解决这些名词的谜团,他将Con构拟为贝壳(shell)、圆锥形山或火山—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解释,但是没有多大帮助。后来,效力于葡萄牙驻伦敦大使馆的中世纪葡萄牙语专家若昂·卡米罗·多斯桑托斯(Jo媜 Camilo Dos Santos)教授为我翻译这些名词,译作“一座火山”(Con)“在那里喷发”(Ymana)。这一描述具有重要意义。将匹兹加诺航海图上这些名词的位置重新定位到现代地图的相应位置上,径直将它们放到了拉苏富里耶勒(La Souffriere)火山、拉西腾纳(La Citerne)火山和勒埃谢勒(L’Echele)火山上方。这些火山在1421年爆发了吗?史密森学会证实这3座火山在1400年和1440年之间爆发了两次,经过放射性碳测定,无法确定更准确的时间。(10)这些火山在以后的250年再没有爆发过,加勒比海其他火山在整个15世纪也没有爆发。(11)因为匹兹加诺航海图只能记录了南部瓜德鲁普岛上火山的一次爆发,我就掌握了第一手的证据证明,在哥伦布到来的68年以前,至迟不晚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有一个地图学家就曾经来到过加勒比海地区。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撒旦之岛 3 航海图上有一些不规则之处,但是只要沿着当年船队想必经过的航线回溯,这些不规则之处完全可以轻易地解释。当中国船队掉转船头朝瓜德鲁普的瀑布航行的时候,那么他们一定会越来越向勒桑特斯群岛靠近,尽管当时洋流将他们向西推进。当他们经过勒桑特斯群岛的东北角时,那位制图师在早晨背对着阳光,在一英里半以外的地方将拜埃·杜·马里果特(Baie du Marigot)画下来了。因为这个海湾是如此之近如此明亮,它的规格在匹兹加诺航海图上画得有点夸张。当船队靠近陆地,制图师在Saya 岛北岸又画了两个海湾。第三是潘·苏杜苏克勒关口(Passe du Pain du Sucre) 被画在7英里外的地方,比第一次画的远得多,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中午,(假设他们穿过这一水域的速度是4.8海里/小时)所以阳光已经照在制图师的眼睛上,太阳位置的作用加上远距离观测,导致第三个海湾比本来的规格画得小了许多。为了检验我的结论的精确,我将航海图和我自己航海画的图展示给皇家地理学会的一位专家看,他和我一样,是职业航海家。他也确信Saya就是勒桑特斯;它画得很精确,应该是从东南方向靠近时在海平面观察的结果。 在计算了制图师描绘勒桑特斯群岛的那一天的时间以后,我就可以有把握地估计船队到中午时在南瓜德鲁普岛的大海湾(Baie de Grande Anse)登陆了。可以想象他们在白色、粉色和蓝色芙蓉花兰花竞相开放的背景之下补充饮用水的情景—“岛上的风充满了芬芳的气息”—那里有木薯、胡椒和丝兰可供采摘。大海是个鱼类的万花筒,螃蟹在裸露的珊瑚上晒太阳,小龙虾也非常多。我可以生动地想象水手们在宴会开始前在甲板上欢呼雀跃,他们洗衣服,将水果装满船。在海上漂流了近一个月之后,在温暖的水里游泳该会是多么畅快呀!当我指挥皇家海军鲸号潜艇(HMS Rorqual)在一个有人居住的海湾抛锚时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派遣水手乘我们携带的充气橡皮艇到岸上,那总是受欢迎的美差—在海里游泳,然后享用朗姆酒配上烤龙虾。 在加勒比海东部,陆地在傍晚降温以后,海面吹来阵阵微风。中国人在暴露的大西洋海岸登陆以后,可能找到掩蔽的停泊处过夜。朝东海岸航行两个小时,他们想必进入了圣玛丽湾(Baie de Sainte)南部两个珊瑚岛之间僻静的停泊处。我的推论是:中国人登陆、取水并停泊的地方与70年后哥伦布发现的地方、法国和英国的舰队在几个世纪后到达的地方刚好是同一个地点。乍一看,这好像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观点,这么多国家的船队在几个世纪里到远在数千里之遥的加勒比海,怎么会停泊在同一个地点?他们确实这么做了,因为他们都同样只能受制于自然力量。 朝顺时针方向流动的洋流和季风将周闻的舰队从北纬18°,赤道洋流会聚地佛得角群岛推到多米尼加海峡。当他们进入加勒比海,被瓜德鲁普岛的拉苏富里耶勒火山的“水从天降”的壮丽瀑布景色所吸引。在大西洋海岸加过水以后,舰队需要找掩蔽处来过夜。他们停泊的地方是距离瀑布最近的可供栖身的海湾。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个看似天堂的地方竟然是“撒旦之岛”—撒旦岛,居住着加勒比食人部落。瓜德鲁普是加勒比人主要的窠穴。即使在游泳的时候,他们也是捕猎人类的高手。我在不列颠图书馆花一天时间熟读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日记,日记有关加勒比人攻击他们舰队的记录:“这些加勒比人在水中也能战斗,就像他们在独木舟里时一样……结果有西班牙人死了。”在一个西班牙水手被杀死以后,哥伦布进行报复。一个加勒比人的腹部被划开了。根据西班牙文的记录,内脏漂在水上,但那个受伤的加勒比人用一只手把内脏塞到肚子里,另一只手还在箭头上点火。(12) 看到这令人毛骨耸然的记述,我决定将工作暂停一天。但是那天傍晚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到,如果中国人在那个岛上登陆,应该也会像哥伦布一样受到加勒比人的攻击。会不会有关于那次登陆的记录或遗物留下来。当我回到不列颠图书馆重新翻阅哥伦布第二次航海的日志的时候,又有别的特别的发现,如下一段记录: 在一所房子里他们发现一件类似铁碗的东西……但这在野蛮人中是新奇的)—一艘船的船尾的柱子。这肯定是从哪个文明国家漂洋过海而来的。可能这是圣玛丽娅(Santa Maria)号残骸的一部分。现在它们都立在一堆人骨—可能是多次血腥宴会的残留吧?(13) 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甚至在中美洲也没发现铁器。岛民们用挖空的树干做船,他们从不用它们做设计复杂的船尾柱。船尾柱从公元5世纪开始在中国使用;到14世纪时尚未在欧洲出现。哥伦布的圣玛丽娅(Santa Maria)号在海地北岸失事,在瓜德鲁普岛西北很远的地方,海湾的急流也会将残骸的漂浮物带向相反方向,西北方向的新西兰。我很怀疑那个船尾柱来自中国船, 而那个铁碗是那些中国人带来的。 中国人可能是将它们抛到海里,以逃脱加勒比人的攻击,就像哥伦布逃跑时一样。到了离岸5公里的安全的开阔水域以后,他们可能从瓜德鲁普南端绕行,在风起之前,驶向他们曾经画过海图的西海岸,维克斯·哈比腾(Vieux Habitants)岛的“小船之湾”(Bay of Anse de la Barque)和“德沙伊”(Bay of Deshaies)湾。到第二天晚间时,他们可能驶入那个海湾,就是今天的“大死巷”(Le Grand cul de sac Marin)湾,制图师从那个角度画下了他能看到的瓜德鲁普的东岛“大地”(Grand Terre)。它是个地势低平的岛,近岸高不过50米,最高处也不超过100米。但是这个时段可能是黄昏之后,而“大地”(Grand Terre)岛可能显现在薄雾笼罩的朦胧之中,制图师可能没怎么看清它,所以没有画好它。中国人又一次赶在季风和洋流之前扬帆起航,朝西北方向穿过加勒比海,可能驶向了北纬39°53′,就是今天新泽西州的亚特兰大城,也就是北京的纬度,中国船队会选择的另一个明显的参考点。 当制图师从海平面看到勒桑特斯岛的时候,已经画下了它,并将它置于相对于瓜德鲁普的西岛“下地岛”的准确位置。他已经准确地绘出了“下地岛”和“大死巷”岛的东、南、西海岸,把海湾和河流置于其准确的位置,并描绘了勒苏富里耶勒火山和它的喷发。同时发现另一个火山正在喷发的岛和南部相同形状的群岛和北部海湾的机会为零;毫无疑问,撒旦岛就是瓜德鲁普岛,Saya 岛就是勒桑特斯岛。知道了“下地岛”的真实大小,我就能将撒旦岛的大小调整到相应的尺寸。由于匹兹加诺航海图给出了安的列亚(Antilia) 岛相对于撒旦岛的尺寸和方向,我也就能够计算它的真实的尺寸和方向。匹兹加诺航海图也标出了撒旦岛和安的列亚岛的相对位置和它们之间的距离。为了寻找安的列亚岛,我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查找一个135公里长,50公里宽,东西走向,位于瓜德鲁普群岛西北约六百公里且在季风和洋流经过处的岛屿。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撒旦之岛 4 我求助于现代地图看是否能够发现与安的列亚相对应的岛。地图显示波多黎各恰好在那个位置上,它有正确的走向和规模且正在季风和洋流的通道上。季风和洋流可能席卷了离开“下地岛”的中国船队。 我比较了匹兹加诺航海图上的安的列亚岛和波多黎各岛的形状,非常吻合,我至今仍然记得得到这个重大的突破沉浸在兴奋和快乐之中,我在夜里走到街上去找点喝的来庆祝胜利。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不列颠图书馆。我担心是不是疲惫和兴奋使我误读了那个证据。但是经过比较大号的波多黎各现代地图和匹兹加诺航海图上的安的列亚,所有残留的疑虑都消失了。它们有很多惊人的相同点,尤其是瓜亚尼拉湾(Guayanilla)、圣胡安(San Juan)和玛亚圭兹湾(Mayaguez)的形状。除了东南角,安的列亚岛和它的海港与波多黎各岛契合得像戴手套。制图师的水平惊人,超过了葡萄牙人在1424年可能达到的程度。 但是被夸张的东南角轻易地得到了解释。离开瓜德鲁普以后,季风和洋流可能迫使中国船队向西北漂移—后来哥伦布所走的相同路线—到了波多黎各以东一百多公里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可能看到了东海岸附近的险恶的砧骨形埃勒·云格(El Yunque)火山,就转而朝那里去取水。就像在航行途中考察岛屿时多次做的那样,这群中国人可能分成了两路,一路向其北侧,另一路则驶向其南侧以同时绘制两个海岸。如果他们在夜里看到了火山,如果他们以平均4.8海里/小时的速度航行,那么他们就可能在夜里经过了维格斯(Vieques Island)岛的南面。在黑夜他们可能看不清维格斯岛是个独立的岛,就把它绘成了安的列亚岛(Antilia)大陆的一部分。(14)匹兹加诺航海图也以名词“乌拉”(ura) —飓风—记录了波多黎各岛东岸的邻近地区,明显地暗示周闻的舰队在驶离该岛时被飓风猛击。周闻可能是出于谨慎而在暴风雨来临之前起航,而很少有船可能在避风港里找到锚地。这个情况与航海图所绘波多黎各南、西、北面港口惊人准确是一致的。绘制于哥伦布出生前。 遭风暴袭击的中国舰队已经完成了他们对波多黎各岛的考察。我能想象那支船队在飓风结束后重展大帆并从波多黎各扬帆向北京的纬度进发。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在那个纬度上一定会有他们航行的证据。我相信中国人曾经航行到北大西洋,因为郑和在他第六次史诗般的航行以后在南中国的刘家港树立的石碑中说:“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15)在中国人看来,所谓“迤北之国”和“西域之西”无非是指北美洲的大西洋海岸。但是,我的问题是中国官方把宝船队的所有记录都毁了,我不得不又一次求助于地图以寻找线索,而北半球的航海图早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就有了。我必须找到一个匹兹加诺航海图的配对物。 一幅众所周知的坎提诺世界地图进入我的视野。我在研究周满访问美洲问题期间,从意大利摩德纳(Modena)①埃斯腾斯(Estense)图书馆找出了这个非凡的航海图。它是由一个匿名的葡萄牙制图师绘制并被费拉拉的埃尔科里·德·埃斯特(Ercoli d’Este of Ferrara)公爵的代理人阿尔贝托·坎提诺(Alberto Cantino)阴谋攫取。坎提诺航海图的真实性从未受到过怀疑,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获取它的时间是1502年10月。中国舰队必须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起航;离开波多黎各以后他们可能被刮向西北方,到了“西班牙”和古巴,然后穿过加勒比海到了佛罗里达海岸。坎提诺航海图的确反映了这一点,因为它标示了“西班牙”岛和古巴和加勒比海、佛罗里达海域很多其他的岛屿。但是尽管此图在描绘非洲海岸和印度洋及其群岛时反映出非凡的准确性,但一眼即可看出它在描绘加勒比海域时所表现的缺憾。很多岛屿与实际的尺寸和形状似乎没有什么关联。我对于图中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错误而困惑。 我努力使之在相当多的时间变得有意义。然后,几乎在那一刻,我想到了答案。1421年的海平面是要比现在低的。全球气候变暖使极地冰层融化,缓慢而无情地抬升着海平面。英国比尔肯海德(Birkenhead)的“骄人”(Proudman)海洋实验室的最精确估计是海平面在过去的100年中每年上升约1~2毫米。其他著名的海洋学者则估计得稍高一些,认为平均每年提高四毫米。可以有把握地说,在1421年迄今差不多六百年中海平面已经抬升了4~8公尺。简单一点,我假定所有的升高为6公尺,即估测范围的一半。 英国海军部的加勒比海航海图(16)使我能够看清这一地区的新图全景。今天已被淹没的大片地区在1421年想必还在海平面以上,带有岩石和暗礁看起来像刺破水面和浅滩。从安德鲁斯岛(Anderos Island)向古巴延伸的巴哈马大堤的岸线与暗礁,直至北回归线在1421年时可能都在海平面以上,今天的现代航海图上标以“几乎无覆盖”大量沙脊,(17)可能也在水面以上。在中国制图师看来,从古巴北海岸中部的卡约·瓜哈巴(Cayo Guajava)直到迈阿密(Miami)纬度的所有的岛都可能表现为一个庞大的低平的岛屿,即古巴的一个延伸部分。 盛行季风和洋流可能迫使舰队沿着古巴的东北海岸,一直向北驶向安德鲁斯岛(Andros Island)的东面,直到大巴哈马(Grand Bahama)。(安德鲁斯岛是一个潜艇乐于光顾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一个延伸到海岸东部的深水海沟。我们的数千吨的核潜艇沿着海沟以每小时40英里/小时的速度急驰,以检测其在深水中急速行驶时的静音。然后我们会浮出水面休息,在安德鲁斯岛海滩的棕榈树下喝巴卡第(Bacardi)。如果中国舰队在黑夜经过了通道,他们就不可能看见任何朝西的缺口而只能画坎提诺航海图上出现的东西。当我调整现代的航海图以表现海平面以下180公分的等深线时,加勒比海群岛之间很多浅的礁湖都变成了干的陆地,而当我将调整后的海图叠加到坎提诺图上的时候,很明显,加勒比海的准确绘制令人难以置信。就如同它在6个世纪之前出现在所经过的水手前时一模一样。又一次证明它是一幅非凡的绘图学的佳作。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撒旦之岛 5 现在我必须直面的问题是这幅图的绘制是不是由哥伦布做的事,他在1492年到过加勒比海,那是在坎提诺航海图被获取以前10年。很多有学问的学者对于哥伦布在加勒比海第一次登陆的地点的解释小有分歧。究竟是在古巴海岸,在萨马拿沙洲(Samana Cay)或猫岛(Cat Island),意见不一。哥伦布是个才智贫乏的制图师,第一次远航时他对纬度的计算差了20°——他以为他在新苏格兰(Nova Scotia)的什么地方—他的经度也错算了1000英里。即使哥伦布的船上有一个秘密的更好的应该能在所有四次远航过程中精确绘出坎提诺航海图上出现的加勒比海群岛的制图师,但是坎提诺航海图还有数万平方英里的海洋和群岛,直到此图绘成20年以后,无论是哥伦布还是其他欧洲航海家都没有到达过。我的结论是,这幅海图不可能是哥伦布任何一次航海的产物。 它会是哪个不知名的葡萄牙或西班牙探险家绘制的吗?我们必须考察皮瑞·雷斯航海图和坎提诺航海图所涵盖的所有陆地的图。到1501年,当原始航海图从哥伦布的水手那里获取时,皮瑞·雷斯图的作者已经准确描绘南美洲和南极洲。到1502年,坎提诺正在显示非洲、印度洋和加勒比海。为了使坎提诺航海图和皮瑞·雷斯航海图达到显著的准确性和丰富的细节,只是为考察印度洋便至少要求30条船,更不用说南美洲、南极洲和非洲了。无论是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都不可能派遣如此众多而庞大的舰队同时去世界不同的部分。只有中国有这么多的船只、资源和专业技术去做这样的事情。中国宝船上的制图师应该就是这些非凡航海图的原创者。 通过考察坎提诺航海图标示的加勒比群岛,我可以重构绘制航海图的制图师们所经过的通道。为了描绘群岛,他们必须观察两边的海岸,而且总是在季风和洋流到来前起航,平底船没有机会转回来再走第二遍。为了观察一个岛的两个岸,至少要求助于两条船,一条观察一面。绘图的方法,连同盛行风和洋流使我相信绘制加勒比的海图至少需要5个舰队的船。根据我最确切的估计,可能至少有10~20条船驶过加勒比海以便一次性搜集大量的信息。推想他们在互相看得见的范围内,以平均4.8海里/小时的速度航行,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他们可能每天描绘15000平方英里,可能在4~6个星期内获得了需要的信息。 很多群岛是很低平的。为了准确地表现它们,每条船可能在方圆十几英里的范围内考察,使自己暴露在可怖的危险之中。为了从古巴穿越大巴哈马岸堤到安德鲁斯岛东部,然后进入别利群岛(Berry Islands,均见于坎提诺海图),船队想必经常经过,而且还是在夜里,英国海军司令部航海图所谓“无数的沙脊几乎未被覆盖”和“无数的石头”的地方。照字面意义理解,在一小段约40海里的距离里,(18)有可以将木制船体撕裂的数百个岩石和暗礁。经过这一小段航程可能使人付出了惊人的代价。我想不到他们是如何能够穿过那个通道而未损失一艘船。当船队穿过了巴哈马岸堤,到达别利群岛的时候,他们一定陷入了令人绝望的麻烦之中。船舱灌水,月光照亮的平静的海面上也可能回响着对死难船员哀伤的哭泣。这个想法有些伤感,但是它也突显了一个事实,我的探索正在结束。这些航海图准确地告诉我该往哪里找。我必须在佛罗里达海峡(Florida Strait)的别利群岛方圆几英里范围内寻找宝船残骸的踪迹。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宝船队搁浅 1 当从浅水区域驶向大海深水区域时,海水的浪型和浪高是处于变化之中,其水色与味道也有所不同。这对于所有航行于大海的海员来说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周闻将军的船队穿过别利(Berry)群岛时,他马上意识到其船队已进入到一个深水区域—通往佛罗里达海峡的普罗维登斯西北海峡(The Northwest Providence Channel)。我怀疑周闻的几条平底船在穿越海礁时,可能触礁受损。为避免船沉入深海,他必须要找到一个让船队靠岸的地方。看来找到一个合适的岛屿 ,对船队来说是一件极其紧急的事。因为很多平底船处于危急状态,难以在大海中幸存。 我这才开始仔细研究别利(Berry)群岛周围地区的有关资料,并在大型的英国海军军部地图(Large—Scale British Admiralty Charts)(1)和科夫曼(Coffman)珍宝地图集(2)中,发现了失事船中有中国船的痕迹。科夫曼(Coffman)珍宝地图集(Atlas of Treasure Maps)把这些失事船划归到西班牙大帆船(15~16世纪),是早期还是晚期的失事船,尚无法确定。但我所关注的是这些后一类的失事船只,并把这些船和英国海军军部地图的材料进行比较。令人惊奇的是未明身份的8条船的残骸在6小时或40英里航程的地方发现的。此地应是中国人进入佛罗里达的地方。4条失事船是在小巴哈马浅滩(Little Bahama reef)和佛罗里达海岸发现的(3)。其余4只是在正南方发现的(4)。当我查阅一幅大型海图时,发现南边的四条船骸行进方向指向15英里之外的一组小岛,即南北比米尼(Bimini)岛、枪岛(Gun)和洋礁(Ocean Cay)。失事船的位置显示4艘竭尽全力驶向海岛的中国平底船。最后一条失事船是在北比米尼岛一英里范围之内。失事船所处的水域都是浅水区。如果没有受到鲨鱼的袭击,那么船员是可以游到海岸上的。我敢肯定应该还有其他失事船的证据—这些受损的船企图驶向比米尼岛。 我飞往该岛进行详细调查之前,探寻一下第一批中国人到达比米尼岛时是否留有什么东西,诸如失事船、瓷器等。第一位登上比米尼岛的欧洲人是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大约公元1510~1521年)。他是一位西班牙征服者,并于1510~1511年任波多黎各(Puerto Rico)总督。1512年2月23日西班牙国王给他的敕命为: 国王 传谕西班牙岛官员恩准对胡安·庞塞·德·莱昂授职,并委命其探寻传说之比米尼岛(5)。 国王急切地要确定神秘的比米尼岛所处的位置。起因就是一个传说,传说称凡饮此泉水者,会永葆青春。其梗概为:“距离西班牙岛325里格的地方有一个海岛,岛上有一个一年四季长流不止的神奇泉水,凡饮此泉水者(有可能的话配以食物),就会使人返老还童……用其洗浴或待在泉中会使老人变年轻。”(6)哥伦布航海以前,这个传说在欧洲广为流传。后来,这个泉水被确定为北比米尼岛东边刺鼻的硫磺泉。经由一条浅河可以到达那里,成群的美洲大鳄鱼—短鼻鳄鱼属常出没于此水域。这个传说中的泉水,不管多么遥远,对任何一个追求永生的国王而言,具有无法抵挡的诱惑力。而且,这一发现自然含有无可限量的商业价值。和今天一样,任何一个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富人无法用自己大量的财富换得永远的青春。 南北比米尼岛的海湾在坎提诺(Cantino)海图上标注得相当清楚。这个海图是庞塞·德·莱昂航海之前12年绘制的。可以肯定在庞塞·德·莱昂之前,有人到过那里。这个岛不仅绘制在坎提诺海图上,而且对这个岛上的神奇泉进行了描述。比米尼岛仅有几英尺高,并在一日内就可以环航完毕。数世纪以来,这个荒无人烟的岛屿拯救过许多失事船员。这些船员是在飓风季节到此地的。20世纪,当时正在创作小说《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的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喜欢到这个岛上,晚上到当地酒吧喝上几杯。成千上万的游客乘着水上起降飞机和游艇从佛罗里达到这个充满着历史色彩的岛屿寻访海明威的足迹。 1968年9月,身兼动物学家和水下考古学家的梅森·布兰廷(Mason Blantyne)博士从北比米尼岛下水。他在离岸1000码,水深10英尺的地方,发现了几个平板石,每块8~10平方英尺,呈长方形。他的这一发现被命名为:“比米尼之路。”这是由两个在比米尼海湾石头构成平行线,其上是沙丘,面朝西南的深海。西边部分呈160度角,伸向海边,弯曲直通海岸。朝岸部分是一个长约1200英尺,宽200英尺的直线。其中间有一个没有石头的壕沟(slabs)①。 1974年,美国科学家戴维·津克博士(Dr. David Zink)带领一支(9支中的第一支)探险队调查了这些神秘的石头。他得到大量的证据说明这条路是人造的。把小石头置于大石头之下,这显而易见是为了使海床平稳。大石头部分有箭形的“指示”标志,这只能是人为的。路的各个部分都有平板石,切割成相同的尺寸,并排放置,有些小方石还是榫卯连接的。从国外运到美洲的微晶灰岩矿,几乎总是伴以铅锌矿。这些矿石分布于海底平板石周围。经过很长时间以后,这些岩石已浸入海水中。有些在海浪的作用下变成圆形,像巨形面包的样子。有些岩石不是原产于加勒比地区。从空中可以看到这条海水中蔚蓝色之路。这是一条米色的石头,笔直地深入到海水中。津克博士探险之后,雅克·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因制作节目(7),详细调查了这条“路”,而且美国《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y)上刊登了几次特写。许多不同方面的专家进行了调查,几乎得出一致的结论,此物是人为建造的。 后来,津克博士得出一个离奇的结论:认为比米尼之路的石头是倒塌的神庙柱子的一部分。这个神庙是公元前约28000年大西洋文明时期的人建造的,而这一文明早已消失。他认为巨石神庙是大西洋人利用天空上的星团—卯宿星团的样子建造的,其类似英国的史前巨石群(8)。尽管我不同意津克博士得出的这种奇异结论,但是这并不抹杀他所做的全面的细致入微的观察、测算和调查的价值。 当周闻将军的船队驶向比米尼岛时,其中有许多船吃水线以下已经漏水。有一两只船隔水舱还装满着水。这些受损的平底船船长尽一切办法在船沉以前靠岸,这样他们可以修理船体和舀出船里的海水,以防海水弄湿他们基本的粮食供给—大米。使用了数世纪的,尤其在二战发挥重要作用的救助受损船的标准方法就是依靠风浪将受损船冲击到岸边,而那些耐损船就会漂浮在海岸,得到应有的救助。有可能的情况下,那些水淹马匹与谷物船会和艰难靠岸的主要船只以及外界取得联系。试设想一下,那些获救的船员和侍妾看到点缀着棕榈树的沙岸是什么样的情形。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宝船队搁浅 2 一看到北比米尼岛,船长就必会带领船队直驶过去,因为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海平面比今天要低1寻(6英尺)。若是装货或有压舱物,平底船可以行驶到平均2寻(12英尺)半的地方。我计算过这些平底船停泊在今天水深18英尺的地方—相当于比米尼之路向海一端的深度。路的末端位置像倒置的“J”型,此地恰好是一只平底船绕过巴哈马大岸堤,然后转而直接驶向北比米尼岛靠岸的位置。 这个假设使得我重新审视比米尼之路。通过我的研究,我想找到解决神秘之路用途的方法。这条路是不是一个光滑石头组成的来防止靠岸船体和漂浮船体进一步损害的滑道?此路的弯曲部分可能起到转盘的作用。当宝船队的一只船靠岸时,船的龙骨和船舵可以防止船脱离岸边的滑道。大船的船尾只得回转面向海岸,船才能改变方向,这样就背对着海岸。当我在同样大比例的路上拖一条宝船和一条载谷船,然后转动其船尾,结果宝船在路大的一端靠岸,载谷船在小的一端靠岸。两路都有用于船的龙骨和船舵的漕沟,使其先把船尾能拖到岸边。 比米尼滑道所需的规定大小的石头和岩石应不难得到。平底船上本来载有成千上万的压船石。周闻的船队装载着炸药,可以用来炸岩石,且在船上有中国石匠。中国石匠曾用各种击锤、钻孔器、钻、锯和铁锤在1403~1421年间修建了数千公里的长城。假设15只宝船到达比米尼岛,大约有六千水手和侍妾,那么他们可以作为劳动力使用,有关的理由,在后文将说明。乍看起来,置于海底的石头使人疑窦丛生,但中国人已有六百多年建造隔离舱、密封舱的经验。这些舱是用“阿基米德”(Archimedes)螺旋泵抽干的(几个世纪以前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发明的),使其在吃水线以下确保运转。到明初前,中国人就已经用呼吸管和面具等设备用来潜水(9)。水下置石方时会有困难,但是他们良好的设备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当滑道建成后,每条巨船可以依次拖到岸边,并使船舵和龙骨处在漕沟中。其次,宝船的排水量达数千吨,这看来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挑战,但中国工程师发明了各种绞盘,这些使用索和麻绳的绞盘可以拖船只,而且绞盘安装有棘轮和各种传动装置,这些装置用人或马做动力。中国人可能设想用吃水浅、平底、方形帆船临时靠岸登陆。船员的训练中可能包含了将进水船拖到岸边修理的内容。有理由可以设想,每条船上应该有必要的设备,才能做到这一点。 此处还有一些尚未解决的疑惑,这些疑惑和我的方案有抵触。因很多大长方形石块不是在比米尼岛找到的岩石制成的。那里的基岩比较软,而且和“外来”岩石相比,其形显得杂乱无章(10)。连接各个缝隙的“水泥”也不相同。津克博士找到了一个文石晶体和一个裂片方解石的样品,这暗示与邻近的岩石具有不同的物理特性。由此可以确定这些岩石来自不同的地域。但比米尼岛有大量的石材,如果这些石料不是中国平底船的压舱石,有什么必要将巨石和方形“建材石料”运到比米尼岛? 津克博士把一件样品送到长岛的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检验(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由于,其石没有在窑中烧过,他们无法做碳日期鉴定,但首席化学家爱德华·塞耶博士(Dr·Edward V·Sayere)证实较小的方形石料中的有些是由砂岩和石灰岩混合而成的,并提出这些石块“可能是由某种古代批量生产技术制成的”。而且,每块“建筑石料”都用榫卯把相邻的石块连接。这些石块在平面上是方形,但在厚度上变细。显然石头在海底是没有必要用榫卯连接的。而这些“建筑石料”却曾用榫卯连接,回答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榫卯可以在平底船底将压舱石连接在一起,其可以防止船上的大石头在狂风巨浪的大海中到处移动,进而损害船体。 一条船的船幅和其长度相比是相当宽的,而且船是平底,需要大量的压舱石。大船的排水量为3400吨。按标准的船舶工程技术而言,我预计每条船要装载500~600吨压舱石—18个密封舱中大约各装载30吨左右。这条滑道是由地产岩石、建筑石料和大型的“外来”石混合而建成的。大约450块“外来”石还放置在滑道上,但最近几年,疏浚工程时将一部分石头运移到迈阿密用以修建防波堤。我估算在滑道上有大约600块石头,每块约重10吨,恰好等于12艘平底船所载的压舱石的重量。 我现在试图重建可行的场景,这个场景是曾经发生过的。一条平底船撞到岸上,船体受损,而后有些石头或建筑石料滑落到海底—是“路”的第一部分。由于增加了浮力,另一部分较大的石头可能通过船体裂缝滑落到较低的地方,而这些长长的石头像“带子”一样处在船体下方,石头的两端都是用绳子捆绑起来的。当石头到达海底时,在海底“支撑”的石头可能留下了这条带子。 大“外来”石(11)在加勒比地区以外世界其他地区是寻常之物,而且在长江流域被探明可开采,并在南京东郊的明代采石场将其切割成一定的尺寸。那里就是宝船建造地。海底的建筑石料为一尺见方(约32公分)。砂岩和石灰岩混合而成的建筑石料广泛发现于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石灰岩隙度低于2%,其渗水性几乎等于零,非常适合做建筑石料,至今在中国还在使用。 此处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疑点——在海底发现了微晶灰岩矿。微晶灰岩在加勒比地区尚无探明。1421年,此矿不是用来贸易,也不具有商业价值,更没有和其他金属矿伴生,为什么平底船要运载微晶灰岩?位于中国长江上游的秦岭泥盆纪带蕴藏着世界上最大的微晶灰岩矿床之一,约有两千万吨的铅锌储藏量。最具开采价值的矿床是在长坝,位于长江中游,武汉以西不远的地方,从南京逆流而上约有400英里。至今南京和武汉仍有航船往来。明成祖朱棣在武汉投入大笔资金修建各项工程,其中最壮观的工程就是天柱峰上的金殿,今天还悠然尚存。该殿是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全部用镀铜建造的,是世界上最大的镀铜建筑物。它象征着此地是两千年来重要的铜业开采中心地。也说明这里是明朝造币所需铜的来源地。朱棣传旨修建了一条连接长坝铜矿和长江水道的运河,此足以说明武汉在铜业生产上的产量和价值。有了铜锌储备,南京的航海工程师(工匠)就有所需的铜料,按规格大量生产铆钉——每个长6尺,重约7公斤—铆钉把宝船的密封舱连接起来。一旦把铜锌矿石从微晶灰岩矿中筛选出来,剩余的微晶灰岩石就可以在南京船场包装用来做压舱石。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加勒比海底的比米尼之路石头周围存在此矿物的原由。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宝船队搁浅 3 一旦平底船被拖到岸上,排出船上的海水,接下来的紧急任务就是晒干储存的大米。中国船员在比米尼岛周围捕得大量的海螺、海龟、鱼,这些可以补充基本的饮食。淡水可以从著名的泉水中得到。该泉水是冒着气泡的硫磺味的水池。此泉被庞塞·德·莱昂描写成一泓生命之泉。中国木匠的技艺不管多么高超,有些平底船一旦损坏还是无法修理。于是,拆解损坏的船只,腾空储存货物的货舱,而船体的厚木板用来修补仍可起用的平底船或当柴烧。剩余的船体像一个巨型的木骷髅遗留在远离滑道的海岸上。若此种情况确实发生过,那么就仍会有一些遗存的证据。 1989年,津克博士探险队的一位陆面勘察员瑞蒙德·E·利(Raymond E.Leigh)飞过北比米尼岛,他用该岛东北端的红外线设备进行了测量,此处的对面就是上岸的滑道。于是,他发现了4个长方形的沙丘,最大的长500英尺,宽300英尺。其形状大小提示这些可能是被沙覆盖了的宝船船体。这一位置恰好处在我预计可能找到那些被飓风吹到岸边平底船船体的地方。另一个沙丘是津克博士在滑道附近的海边找到的。作为中国的战船,从技术上说,遗存的平底船仍是中国政府的财产。我自己同巴哈马政府着手解决所发掘物品所有权的有关问题。一旦漫长的谈判结束,那么就可以允许考古学家发掘沙丘。这其中可能会找到有关周闻船队的详细信息。有些船说不定装载着珍宝。这从任何一个角度讲都是无价之宝的发现:每条平底船可以运载2000吨货物。就是明初的一只盘子最近的拍卖价就达89500英镑(12)。 我得出结论:认为4艘平底船恰好沉没在北比米尼岛附近,另外5条废弃在东比米尼岛。其余的修好后,重新起航。这些遇险船上载有数千名海员和侍妾,而比米尼岛能养活的人可能不超过100人。尽管大部分人转移到得救的船上,但很难想象都能在船上找到安身之地,并被运送至中国。这样,有一部分人必须留在比米尼岛上。另外一部分人只得安置在岸边,这里可以给渴求生还的人们提供较好条件。当周闻缩编的船队继续航行时,船队上层甲板上挤满了从遗弃平底船移来的船员和乘客,其余的许多人只好听天由命,如同70年后哥伦布船队的海员所遇到的情况一样。哥伦布的一些船和海员留在拉丁美洲“西班牙”(Hispaniola)岛。一旦比米尼岛上储备的食物用尽,那么被遗弃的中国人只得涉海到最大的岛—古巴,比米尼岛南180海里,或到佛罗里达。要是他们想办法这样做的话,那么当哥伦布到美洲时,中国人的后裔应该还活着。 1494年夏,哥伦布第二次航海时,他把船停泊于附近有大片椰林的古巴海岸,从那里得到淡水和木材。 当下船的海员砍木材、装淡水时,有一位弓箭手进入到森林里寻找猎物,不久返回来,讲述了一个使人困惑且可怕的经历……他迎面遇到一支30多全副武装的印地安人……3个白人和当地人在一起。 穿着至膝战袍的白人立即发现了这位不速之客……其中的一位白人朝这位猎人走来,并开始同他说话(13)。 而后,这位猎人就逃了。哥伦布听到他的叙述,派了另一支人员搜寻那些人,但没有找到。“穿着至膝战袍”的白人就是墨西哥尤卡坦和澳大利亚“安亨地”(Arnhem Land)的当地人对登上其海岸的陌生人的描述。哥伦布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人就是蒙古(Mangon,中国)人,由此认为他已到达亚洲海岸(14)。 孤立地看,那些记载穿着白衣服,向哥伦布的船员打招呼的人可能听听而已,但一位探险家接着一位探险家一次又一次转述着同一个故事。我根据已经出版的海图一直在寻找第一批欧洲人到达美洲陆地以前中国人的足迹,并力图构拟之。在南美洲,西班牙使节唐·路易斯·阿里耶斯(Don Luis Aries)重述故事说,在16世纪,有一些穿着白色纺织袍,浅色皮肤的人,他们越过太平洋到达今天的智利。蒙克拉罗(Monclaro)神父是一位耶稣会士,他同一支葡萄牙探险队在1569年到达过东非。他描述道帕泰(Pate)的居民自称是中国遇难船上的海员的后裔。这一点可以通过长颈鹿(即麒麟,是给明成祖朱棣的贡品)的故事得到补证。印度海员报道说一支中国探险队根据南十字星座到达南极洲。在南澳大利亚,一个“红木”失事船的旁边有一个叫“杨格里”(Yangery)的部落,其族人称有“黄色人”生活于他们中间。在北澳大利亚“阿包里津人”(Aborigines,土著人)说一群肤色美丽的人居住在澳大利亚“安亨地”,男人穿着长袍,妇女穿着裤子。毛利人也有类似的说法。法国探险家布干维尔(Bougainville)报道说1769年在太平洋见到过中国人。如果说所有这些传说都是臆想的,或是虚构的,那显然让人难以相信。当然,比米尼之路引发了人们强烈的兴趣,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争议。有些人提出了各种奇异的想法和理论。我的提法应当是最新近的。我完全赞同要跳出想象的圈子,要依据可靠的证据。只有当巴哈马政府允许考古工作者发掘海边的沙丘,我们才能验证我先前的提法是否正确。虽然很有挫折感,但我也只得放下宁静的沙丘,离开比米尼岛,跟随着周闻将军。因为他已经集结他幸存的船队,向北航行。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北美洲的定居地 1 周闻将军得马上解决船只的破损和毁坏问题,因为又有4只船下沉了。尽管周闻的船只有一些仍可以航行,有一些大米仍可以得救,但他必须给那些因船只失事而留在比米尼岛上的海员和侍妾做出必要的安排。有几千海员和几百侍妾留在了那儿,他们需要吃住,而补给却严重短缺。很多阿拉伯、非洲和印度等国的统治者是由侍妾伺候的。当船队离开印度洋时,不少侍妾已经怀孕,有的已经生了孩子。解决幸存船只一直拥挤不堪的惟一办法就是在海边建立居民点,这样至少有些海员、侍妾和孩子可以有机会生存下来。若是以后有船只来的话,还有可能把他们接回去。 如果在北美洲确有中国人的居民点,那么应该是有证可寻的。但是和以前一样,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他们定居的位置。标在坎提诺地图上的佛罗里达海岸,制图员把佛罗里达群岛(Florida Keys)、休厄尔港(Port Sewall)、卡纳维拉尔角(Cape Canaveral)和萨凡纳(Savannah)河口绘制出来。我对卡纳维拉尔角比较熟悉。因为我在英国战舰“决心”号(HMS Resolution)上是一位作战指挥员。1968年2月,我们在那里发射了英国的第一枚北极星式导弹。此枚导弹溅落在2800英里外的南美洲沿岸的水面上。其落地与浮标仅差15英尺—弹头落到水面,激起的浪花使读数仪表暂时无法看清。当我们的潜艇在佛罗里达浮出水面时,发现海蛇已在潜水艇的指挥塔上安了家,它们是被潜艇的热量吸引来的。此海角本是荒凉之地,以海牛和传说生育美人鱼的海怪哺乳动物而闻名。卡纳维拉尔角和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零星分布着失事船只。其中的一些比较早,而且身份不明。加之,在强大海流的冲击下,船骨破损极为严重,很难辨认。不管怎么说,要想办法立即处理这些问题。 坎提诺地图突然终止在波因特泰比(Point Tybee)的萨凡纳河口。这说明平底船曾到达过此地,然后,离开这里向东北而去。准确地说,此方向正是季风和加勒比湾暖流流动的方向。它可以把平底船送到北卡罗来纳的哈特勒斯(Hatteras)海角。海湾的暖流离开哈特勒斯海角分成两支。其中的一支向东北流到大西洋北部的亚述尔群岛。这些岛屿出现在《疆理图》,绘制的时间要比第一批葡萄牙人到达此岛要早。因而我可以肯定中国人曾经到过这里。西一点的另一支暖流离开哈特勒斯海角向正北流动,然后缓慢地转向东北经过费城。在北纬40°,沿海岸流向长岛(Long Island)、罗德岛(Rhode Island)和科德角(Cape Cod)。 这一海岸同样也分布着不明失事船,其中不少年代较早。有一个重要意义的点需要进行详细调查,因为中国人足迹停留的地方就是北京所在的纬度—北纬39°53′。航行于这条航线上的平底船可能到达过今天的新泽西州海岸同一纬度(北纬39°)。我所指挥的潜艇曾出现于这一海岸,并可以证实巨大的海流流向东北,风和海流径直把船推到科德角。我开始调查纳拉干西特①(Narragansett)湾、巴泽兹(Buzzards)湾和科德角半岛附近地区。我首先要做的是查找第一批欧洲人到达此处海岸的记载。 著名的威尼斯探险家乔瓦尼·德·韦拉扎诺(Giovanni de Verrazzano,公元 1480~1527年)在1524年曾到达那一海岸,而坎提诺地图已经出版22年了。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曾雇佣他探寻北美海岸。其目的就是寻找到达太平洋和香料岛—“中国幸福海岸”(The happy shores of Cathay)的海路(1)。韦拉扎诺(Verrazzano)的航海与西班牙派麦哲伦对南美的航行和葡萄牙派探险队对好望角进行的一系列探险差不多是同时。三国竞相找到了到达特尔里尼特和蒂多雷香料岛的最便捷最安全的路线。因为陆路—丝绸之路—到达东方已被切断了。 1524年,韦拉扎诺(Verrazzano)带领小船队从弗吉尼亚向北航行到新苏格兰(Nova Scotia)东端的海岸,并描写了他愉快的经历以及他在此地看到的野蛮人。就在和罗马纬度相一致的42°2′分的地方,他进入到一个大湾,和罗德岛沿岸的纳拉干西特一致的。他在那里待了15天。当地人是: 古铜色的皮肤,其中的有一些人比较接近白色。其他是黄色的,长相标致,头发又长又黑。这些人乐于修饰打扮自己。他们乌黑的眼珠,炯炯有神,以及有亮丽的面容…… 妇女和顺而美貌,非常动人而可爱,具有姣好而标致的长相。她们和其他妇女一样举止优雅大方,富有教养……(妇女)用各种服饰打扮自己,如同埃及和叙利亚的妇女。年纪大一点的和已婚的妇女身上穿戴好几种装饰品。男人和妇女(珠宝)戴法与东方人一样(2)。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记载。韦拉扎诺把这些铜色皮肤且动作雅致的人与他南行遇到更黑且没有文化的人进行比较。他两次将妇女同东方联系起来,提及其服饰和衣着时,他没有像先前所遇到的人那样穿兽皮和裘皮的记载。尤其重要的是韦拉扎诺没有记述当地妇女与外国人通婚的情况,但他提到北美妇女似乎和东方的妇女有相似之处。显而易见,这些人源于不同的文明。这种文明既不是北美洲土著文明也不是欧洲文明。 韦拉扎诺记载暗示年轻姑娘并没有依从其祖母的传统。祖母们带来的传统正在消失。这说明她们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代了。这些记述确实和叙利亚或埃及的妇女相符,也如同中国的妇女。所有这些妇女均穿长袍、戴珠宝,而且梳理乌黑的头发。但埃及、叙利亚海员曾到达过大西洋。不管怎么说,这些地区的妇女不可能远航如此远的地方。这一记录印证了中国侍妾与中东统治者及使臣婚配所生后裔的事实。他们确实是向韦拉扎诺问候的人。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北美洲的定居地 2 韦拉扎诺离开纳拉干西特湾时的记录,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在这个港口的入口的中间有一块采自天然的,适合于建任何城堡或隘口的岩石,为了保持港口的安全,或者是用来祭天……我们将其称为‘活的岩石’(La Petra Viva)。”(3)韦拉扎诺记述的岩石与至今矗立在罗德岛纽波特(Newport)的一处公园里的圆塔上的岩石是一致的。该圆塔位于一个海角上,用于望海港。这个塔本身就是一个谜。游览者疑思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是否由陌生人已建了此塔。使我惊奇的是任何美洲殖民时代的建筑完全不可能处于孤立地位。若是作为制高点又不在要塞。又没有风,因而也不可能是风磨。历史学家们激烈地争论过此塔的始源问题。一派主张这一建筑是16世纪的磨坊;另一派认为是灯塔,约建于14世纪。两派相似的看法可能都是正确的。因为一个比较早的建筑,若不是磨的话,可以改变成面粉储藏室。坚持磨坊观点的历史学家所依据的理由是第一位罗德岛总督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是一个财运亨通的商人。他提到了“我用石头建了一个塔”。 20世纪90年代初,以研究古代挪威人于公元1000~1500年之间在北美洲的活动而著称的丹麦委员会对该塔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调查。1992年公布了调查和分析的结果,由此来证明此塔是磨坊的观点。(丹麦)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的约翰尼斯·赫兹(Johannes Hertz)所撰写的报告得出结论说是建筑师阿诺德(Arnold)1667年建造的。但是一位美国建筑学家卡尔森(Suzanne O.Carlson)对此塔进行了小心翼翼的考查,最近她对上述证据提出了挑战(4)。她说她对上述报告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并发现该塔不是阿诺德1667年建造的。同时,她引用了4条特别的证据来支持其论点。 首先,她认为17世纪新英格兰所有殖民建筑都是英式度量单位—码、英尺和英寸—但纽波特(Newport)圆形塔没有一项度量单位采用英式。其次,她声称该塔周围的壕沟仅是17世纪建起来用于稳定早期建筑的。这本是持磨坊观点者的论据。其三,她提出丹麦委员会碳年代测定是根据一项新实验技术测量砂浆中二氧化碳气泡所含碳14量。测定的年代范围在1410~1970年之间,而丹麦委员会却将测定的时间确定为17世纪末期。也即该年代分析应适用于1409年以后的任何时间。最后,该塔是用压碎的贝壳制成特别类型的泥浆建成的,而不是殖民时代建筑者通常用的标准石灰泥浆建的。 以下记述了塔结构的细节,但无法说明其用途: “第一层塔用作灯塔,这一层开的较大的窗户和火炉相联。这样从炉火中发出来的光在夜晚可以从南边的窗户中看到。其光就可以给进入纳拉干西特(Narragansett)湾的船只导航。向西开着两英尺高的窗户,从中发出来的炉火光线可以给陶尔希尔(Tower Hill)山脚下所在港口的船只导航。独具匠心的建造者在设计灯塔时……显然具有丰富的经验。”(5) 古代挪威人在10世纪末到17世纪就生活于格陵兰岛。格陵兰岛上没有木材,因而每年夏季他们航海到文兰(Vinland)—北美—采集木材,每年秋天返回。起初乍看,罗德岛塔狭窄的窗户和圆的拱形看似具有罗马风格。而且我最初的反应就是该塔是由古代挪威人建造的灯塔。要是可能的话,他们几乎可以深入远至南及纽波特(Newport)。但是古代挪威人几乎没有设计灯塔的经验,也不知道在海外修建灯塔。就我个人的看法,塔的窗户设计和安放位置较接近于宋代(公元960~1279年)的灯塔。这些灯塔是用来导航进入华南福建省剌桐(泉州)港口的中国和阿拉伯贸易的船队。中国船队中的许多船员肯定知道剌桐和那里的灯塔。因为中国宝船队时代,剌桐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港口。马可·波罗将其描述成:“不少船舶辐辏之所,诸船运载种种货物至此……我敢说亚历山大(Alexandia)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剌桐者,则有船舶百余。应知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积极多。”(6) 剌桐灯塔是纽波特圆塔的两倍,是五层而不是三层。两者的窗户极为相似,中央火炉的设计也相似。像剌桐的灯塔一样,纽波特的塔曾经也是用调匀的泥浆外裹着的。还有其他几项亦极相似。罗德岛塔是以灰色大石头为外表,建在八角形基座上的8根柱子支撑其上形成拱形,同似剌桐的形制。这种石料建筑是由各种形状的石头建成的。这些石头是用强力、持久的泥浆粘和在一起。不论在剌桐还是在纽波特塔的石头在建成了墙以后,再也没有动过。而且依据塔的尺寸说明其使用的度量单位和中国17世纪所有的度量单位是一致的:外直径是2丈40尺,内直径是1丈80尺(1丈=10.167英尺;1尺=32厘米)。 威廉·彭哈络(William Penhallow)教授是罗德岛大学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教授。他对圆塔的用途做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通过对天文准线进行一番研究,并发现看似随意打开的,且不对称倾斜(张开)的窗户侧墙构成了特别的天文现象,尤其与月蚀和四至(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时太阳的升降有关(7)。实际上这与明朝天文台和观测台的设计是一致的。在任何特定的纬度,根据冬夏至和春秋分日影长度来确定精确的时间。并且中国人观看月蚀时有机会观测到天空中的引导星。因此当他们回到北京时就可以确定纽波特圆塔的经度(8),正如他们在世界各地观测台所做的那样。 这样,该塔具有两个重要的用途。首先,用来确定留下来的中国海员和侍妾所建居民点的具体位置。由此他们可以被随后航海而来的宝船队发现并援救。其次该塔也用来做灯塔,指导营救人员安全地进入到纳拉干西特湾。现在该塔几乎被树木所淹没,但曾经其位于显眼的位置,而且是一个明显的地标,从海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像剌桐的灯塔一样,该塔也有角度。这样燃烧的火光可以通过一侧窗户向过往的船只警告险情。而且另一侧窗户也起到导航的作用,引导水手到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泊。 若是对纽波特圆塔所使用的泥浆进行一项分析,即可一蹴而就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中国泥浆中含有显著的区别成分—用来增加硬度的石膏和起到粘合剂的糯米,泥浆也可以确定时间。通过分析长城的泥浆,能确定唐、明时代不同时期所用的糯米和石膏成分,因而就可以知道长城每段所建时间。我曾要求纽波特政府部门允许安排对圆塔做一次分析,但被拒绝了。当然,对他们来说,其首要职责就是保护好这个具有重要纪念价值的建筑物,而不是用它来做实验,但我希望我能劝说他们改变想法。这不仅可以确定泥浆的性质,而且也可以确定时间,尤其对明初时间更容易确定。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北美洲的定居地 3 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国人曾在纽波特登陆过。他们曾到过比米尼岛,后到亚述尔群岛。而且在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北美洲以前,有人为绘制地图在佛罗里达海岸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调查。从比米尼岛到新英格兰,然后到亚述尔群岛的路线恰好就是一条横帆航海船在信风和海流没有到来以前航行的路线。第一批欧洲人到新英格兰时,记述了文明化的白皮肤或古铜色皮肤的妇女生活于纽波特附近的情况。她们穿着东方式的衣服,头发梳成小髻,如同中国人。所有这些证据表明,该塔更有可能是中国人建的。中国人已有数世纪建造灯塔和天文台的经验,而古代挪威人实际上在这两方面都没有经验。纽波特圆塔面朝南方,正对着中国人借助信风和海流来的方向。古代挪威人从格陵兰岛向北航行,是逆信风和海流的,这对航海是无用的。 我认为韦拉扎诺在今天罗德岛的纽波特遇到的人只能是中国人。他们是周闻大船队海员和侍妾的后裔。他们知道该塔的经度,下批宝船队的平底船就可以直接航行到纽波特。很自然那些流落到那里的人们修建了一个灯塔,来引导援救者安全地进入到港口,以防发生周闻船队那样在加勒比海受到风暴的袭击倾覆的悲剧。周闻船队的几千男人和侍妾可能登上纳拉干西特湾的附近陆地。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话,那么有大量的依据还应该留存于纽波特塔附近的乡村。我至少期望找到一些石头,类似于中国人在其他旅途中所立的石头那样。 我开始在网上查寻能否在马萨诸塞找到雕刻的石头。立即搜索到戏剧性的结果,从该塔逆流而上到30英里就有著名的戴顿岩石(Dighton Rock)。这是一种独立式的、易辨别的、呈明显红褐色的岩石,测量的裸面高约5英尺,宽约11英尺。其位于陶顿(Tauton)河岸边,上有凿刻的痕迹。岩石顶部是一个葡萄牙十字和一头长颈鹿。在这一方面,戴顿岩石与佛得角群岛上的碑铭以及在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附近所发现的石刻有极为相似之处。我觉得在这个连续不断的证据链条上的另一个链接也有着落了。 对任何一位到陶顿河的探险家停留下来做个标记,戴顿岩石应是合乎情理的。它是该湾最大的岩石,位于今天的佩里·波因特(Perry Point)的南边。任何一艘船沿陶顿河航行,可以到达其最北端。佩里·波因特之上,河流狭窄到200英尺以下,深度也降到几英尺。这就是陶顿河游艇俱乐部设在那里,而不是更北的原因。 一位叫丹福思(Mr.Danforth)的当地牧师在1680年首先对该岩石进行了描写。他也叙述了有关这个岩石的传说。这个传说变成了印地安人的民间故事:“于是,那里有一个木屋(和屋中有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们)游弋在阿逊奈河(River Asooner,后来被称为陶顿河River Tauton)上,他们同印地安人发生了战争,并赢得了全面的胜利。”(9)中国人把他们自己的平底船称为“木屋”。诸如其他观察者,像尼科洛·达·康提(Niccolo da Conti)和佩德罗·诺福尔(Pedro Tafur)。后者是一位西班牙旅行家,他向达·康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见第四章)。在1421年,海平面要比今天低约六英尺。因而,那些被高水位覆盖的岩石除最高春潮外会在吃水线以上。当然要尊重和相信当地土生美洲老人讲的故事: “这个纪念碑是最古老的印地安人所敬重的。此碑不仅古老,而且质料也不同于其他碑……有些人猜测碑上的符号是象形文字(原文如此)。第一个符号代表没有桅杆的船和一些搁浅的失事船。第二个符号代表一个陆地的角,可能是一个带有半岛的海角,因而是一个海湾。”(10) 这个故事和早几周周闻船队所遇到的可怕经历是一致的。 丹福思(Mr.Danforth)1680年描写过岩石后,到1860年它至少已被描写过6次。当地船员带领游客到那个岩石,他们刮掉海藻探寻象形文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形文字越来越难以辨认,而传述越来越夸大且离奇。这几乎和丹福思的记述没有多大关系。这个岩石不管记录了什么信息,现已无法辨读了。我和所有的人一样郑重地得出结论认为该岩石是属操非欧洲语言的人雕刻的。这些外国海员是乘着像屋子一样的船向河的上游航行的,并且用文字记述了失事船。后来,葡萄牙人发现了这块岩石,并在其上刻了一个十字。 我下一步查找当地历史学家的著作,以求获得更多的资料。纳拉干西特湾是朝向北大西洋的,并经受着严冬天气。暴风雪侵袭海岸时,居住在这个荒凉地区的当地美洲人,甚至野生动物都会到内陆寻找庇护所,来躲避最恶劣的天气。对中国人来说在海湾寻找到一处庇护所也是很自然的事,陶顿河就是最佳的选择路线。这是土著美洲人通向内陆的道路。因而对中国人来说,驶到该河可通航的最高点,也是合乎逻辑的。其点在戴顿岩石附近。突然起暴风雪时,这里可以给抛锚靠岸的船只提供庇护所。 20世纪50年代,佩里·波因特(Perry Point)开发房地产开始不久,发现了一大批旧建筑石料。这些房子具有一样的规格,建成十字形,用泥浆粘合在一起,而不是用土生于该地的蛇麻草和野谷。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些东西的重要性,没有人试图阻止房地产开发,也没有人安排进行广泛的发掘(11)。那么,这些建筑是不是中国人建造的呢?可惜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因为这些遗迹已经荡然无存了。 著名的北美历史学家德拉贝尔(Delabarre)教授(12)认为生活于戴顿岩石附近的“纯血统万潘恼格(Wampannoag)印地安人”和马萨诸塞邻近的部落相比在生理和肤色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他推断说葡萄牙探险家米古埃尔·科尔特里尔(Miguel Cortreal)探险到今天的纳拉干西特湾时,其船于1510年失事(13)。他和他的船员就被“万潘恼格”人接纳了,并和该部落通了婚。当然德拉贝尔的提法也可以使用于韦拉扎诺所遇到的铜色皮肤人们的情形。后来看到“万潘恼格”人友好地接纳了第一批英国清教徒。他们在别的地方的经历恰好与此相反:男性清教徒常常被其他部落的人杀死,而妇女和财产被抢掠,人们可以设想“万潘恼格”人早些时候也友好地接待了失事船上的中国人。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北美洲的定居地 4 我开始寻找更多相关的证据,诸如雕刻的石头等,但还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我发现了佛得角岩石以后,耗费大量的时间寻找中国人登陆的碑铭,但我在任何一处都不曾找到。令我惊奇的是,我在东马萨诸塞很小的范围发现了至少12个奇异的岩石(14)。这些岩石的大小、位置、表面和位于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 刚果(Congo)河岸的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以及新西兰鲁阿普基海岸的岩石极其相似。很多岩石在一个角上用圆石支撑着。这与佛得角岩石的式样极为相似。由此回想到旅游过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地方时有“呈长排堆岩石”的记述,肯定有人把岩石堆成这种奇异的形状。 我决定在东马萨诸塞的一个地图上把岩石标出来,而后立即发现这些岩石要么在南边陶顿河岸和北边的梅里马克(Merrimack)河岸,要么在马萨诸塞湾附近。很有可能这就是拖着巨石航行到达上游的位置。一艘“大屋”航行到陶顿河,另一艘航行到梅里马克河。 在舒茨伯里(Shutesburry)的一个岩石上看似刻着一尊坐式佛像。如果把雕刻的时间确定为哥伦布以前的时代,那么具有重大的意义,但遗憾的是我所到过的博物馆至今还没有对其日期做出最后的结论。令人惊奇的是在舒茨伯里以南100多英里北塞勒姆(North Salem),有一个很容易辨认的马的雕像—哥伦布以前的作品。如果是树立岩石的人们使用的马,那么这些马很可能是随同马船一同到来的。因为岩石是在第一批欧洲人定居下来以前的地方发现的,而马在公元前10000年之前绝迹于北美。眼下大家一致认为巨石可能是人们使用马将其拖到现在的位置。这一调查还在进行当中,所有结果将公布在www.1421.tv网站上。 可以认为发现于东马萨诸塞的12大岩石和位于佛得角群岛、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与鲁阿普基(Ruapuke)海岸的岩石在位置、大小、形状以及支撑方法上都相似。由此,说明这些都是同时出现的,并且有人认为戴顿岩石上的碑文代表的是失事船上的海员,而不是中国人,但我确信中国船队曾到过加勒比海,而后到了亚述尔群岛。在两次靠岸期间,信风和海流恰好把他们送到发现岩石的地方。最可信的解释就是这个岩石是中国人立的。韦拉扎诺遇见的妇女就是中国侍妾的后裔。我以为北美的第一批移民不是随哥伦布到达的,也不是随欧洲其他任何开拓者到达的,而是随周闻船队的平底船到达的,登陆时间大约在1421年前后。圣诞节的时候,或许应该将新英格兰更名为新中国。建立居民点之后,船队又起航了。留在岸边的海员和侍妾凄凄楚楚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他们望着巨大的红帆撑开了,灌满了海风,平底船离开了海岸起航,站在海岸上的人们目不转睛地望着远去的船只,直到船消失在海平面上。当他们转身朝陆地走去的时候,他们心中肯定充满着希望:总有一天伟大的宝船队还会返回到他们这里来,带着新的补给,更多的人员,并将留在此地的人们带回到向往已久的祖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断为生存而斗争—修建房舍,捕鱼耕地和开拓内陆——他们常常把目光投向大海,搜寻着海面,渴望海上出现滚滚浓烟,预示着援救船队的到来。而时间在消逝,希望渐趋渺茫。尽管在老人们的聊天中常常谈及祖国,但后来渐渐成了模糊的传说。再后来,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他们的后代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他们的祖国也完全被他们遗忘了。依然没有一条中国船返回来把他们接走。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北极探险(图)1 舰队司令周闻带领着虚弱的船队开始了下一段更加壮阔的航行,却使原本虚弱的船队实力锐减。从残存的中世纪地图上可以看出,中国船队在穿过北大西洋冰冷的水域时被分为了两支: 一支朝北继续航行; 另一支继续向东,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按常理能够在一个月内离开新英格兰从西北方向到达亚述尔群岛①。亚述尔群岛分布在由西北到东南长达600公里的一条链上。从美洲望去中国人目所能及的第一个岛屿便是亚述尔群岛的西北端,这个小而充满传奇色彩的科沃(Corvo)岛与北京在同一纬度上。 像佛得角群岛①上的圣·安当(Santo Ant媜)和瓜德鲁普岛②一样,科沃岛上盘踞着一座巨大的火山—卡尔德朗(Caldeir媜)控制着,它常常为一大片白云所覆盖。数里开外可以看见溪水顺着火山四周淌下,然后蜿蜒数里流入大西洋。该岛只有5里长,放眼望去满目苍翠,像从海上升起的一片至蓝,但生存在这里却很艰难,因为只有在火山山脚和大海之间的南部海岸才有一条狭窄而又贫瘠的土地,大约就是现在首府维拉诺瓦(Vila Nova)所在的位置。所有的房屋杂乱地拥挤在一起,吝啬得好像不愿浪费哪怕一寸珍贵的土地。 在这里我开始寻找灯塔,或者一块雕刻过的石头,就像我已经在中国人航行过的路线上沿途找到的一样。如果它存在,它应被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并且应被首次发现该岛的葡萄牙人记载下来。关于葡萄牙人在15世纪30年代到达这里的最早记述是这样的: 在被他们叫作拉文(Raven〔Corvo〕)的岛的山顶上……一尊骑士雕像;他没有戴帽子,是个秃子;左手扶着马,右手指向西方。雕像牢牢地安置在一块从岩石中凿出的石基上,底部刻着我们无法读懂的文字。(1) 这段记录的重要性有几个方面。雕刻马和文字的显然不是欧洲人,骑士不仅不戴帽子而且是个秃子。卫戍秦始皇陵墓的一些俑兵被塑造成光头上戴着一个紧束的“筒袜”,就像一个紧绷的发网。他们看上去也确实光秃。科沃的骑士手指西方,即新英格兰,这个方向想必正是中国人所到达过的。从美洲到达亚述尔群岛对中国帆船而言很容易,但从葡萄牙去却很困难,因为在那儿船会被强大的海风卷至海里。因此尽管亚述尔群岛离葡萄牙很近,葡萄牙人还是在发现加那利群岛(Canaries)和佛得角群岛后很长时间才发现了它们。 我最终断定科沃的骑士确是中国雕像,甚至可能是“马背上的皇帝”朱棣,在葡萄牙人发现该岛之前,中韩绘制的《疆理图》上就出现了亚述尔群岛,而阿拉伯的地图上,甚至是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阿尔·伊迪利司(Al Idrisi,公元1099~1166年)和阿本·哈顿(Ibn Khaldun,公元1332~1406年)的地图上都没有发现该岛。如果它不是中国人发现的,那么谁会在葡萄牙人之前发现该岛,而那些葡萄牙人又是怎样知道遥远中国的制图法的呢? 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或许在亚述尔群岛定居过的有力证据来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讲述了一个关于非欧洲人的尸体被冲到距科沃南边约二十公里的福劳丽丝(Flores)海岸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哥伦布航行到美洲之前就已广为流传了。弗迪纳德·哥伦布指出他的父亲相信这些尸体连同“木雕艺术碎片”证实了中国①(Cathay)和西方有联系(2)。 根据早期的地图,当舰队司令周闻的一支船队从亚述尔启程返航时,另一支船队采取了不同的路线。在纽芬兰岛(3)大沙洲(Grand Bank)的南部,海湾分流。主流顺时针把船只带向亚述尔群岛并经过加那利群岛到达佛得角群岛。另一股较细的水流—阿尔明格(Irminger)水流把船只载向了东方。对着冰岛南部,转成逆时针,首先向北、继而向西北、然后再向北,把船只带进分开格陵兰岛与加拿大北部的戴维斯海峡(Davies)里,在那儿变成西格陵兰水流,流经格陵兰西海岸,环绕北海岸又顺东海岸而下成为东格陵兰水流,把船只带回了大西洋。在这条航道上任何船只环航格陵兰岛,以便使他们在任何时期都不会被卷入相反的季风和水流中。 我不得不面临两个难题:为什么中国人想要环航如此荒凉、冰冻的土地呢?即便他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现实中又何以轻意地实现呢?第一个问题回答起来比第二个要容易得多。对中国人而言,北极星的象征意义和其现实重要性使得确定北极的准确位置显得异常重要。皇帝有理由命令他们到达“迤北之国”,并探险地球最低的主要部分—正像他们的同伴远在南方定位南极所做的一样。 我发现的第一个有关这一冒险举动的间接证据是两张绘制的海图。第一张是坎提诺海图,这张著名的中世纪地图已经使我对中国航海有很多新的发现。第二张是有着相较争议的文兰地图,其绘制时间在1420~1440年之间,文兰海图上显示的纽芬兰岛、莱布莱德(Labrador)和整个格陵兰岛都非常精确、非常详尽。如果这是据实而绘,那么它就证明有人—或许是中国人—在欧洲人首次探险北极腹地(High Arctic)4个世纪之前就已深入北极至少四百余公里的地方。 利用文兰海图的信息,我明白我将开启潘多拉(Pandora)那富有争议的盒子。海图的可靠性受到很多证据的攻击。其不寻常的出处—1965年从一个地图商人的小菲亚特汽车的后座中首次发现的—引起许多专家怀疑的目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其制图之精良让人难以置信;格陵兰岛被绘制得如此精确,它只能被认为是现代赝品。麦克科隆(McCrone Association)集团的怀特·麦克科隆(Walter McCrone)—芝加哥公司一位受尊敬的化学分析专家,在1972年宣布该图所用墨水的成分里含有锐钛矿(钛元素的一种,首次用于20世纪20年代的墨水中),这使得地图的绘制日期一时不攻自破。但是在1992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的托马斯·卡希尔(Thomas Cahioll)博士却在中世纪的各种手稿中发现了锐钛矿元素,重又提出文兰地图真实性的问题。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北极探险(图)2 其他对地图可靠性攻击的证据是,最先定居格陵兰岛的诺斯曼人(Norsemen)毫无绘图知识,只是用口头流传代替地图绘制。通过口头描述而绘制的地图是不可想象的。此外,还有人认为格陵兰岛没有被环航过,在文兰地图上标出的名字是传说中的名字,据猜测是丹麦杰出的制图家科劳迪乌斯·克拉维尤斯(Claudius Clavius)标出了这些名字,人们认为他大约在1424年左右绘制了这幅地图,当然是诺斯曼人告诉过他这些地区在北方的称呼。然而,如果最初的制图者是中国人,克拉维尤斯将无法翻译标在地图上的地名,这倒能解释他何以觉得有必要琢磨出这些名字,因为当时墨水仍是一个未得以解决的有争议的问题。有关于此的书出版了不少,麦克科隆集团的麦克科隆博士关于该图是赝品的论断,最近受到大英图书馆的R.A.斯凯勒腾(R·A·Skelton)的挑战,他是一位地图收藏者,其权威不亚于麦克科隆。在此支持他的几位博学教授的证据也驳斥了麦克科隆的发现,认为锐钛矿确实在某些中世纪的墨水中存在,尤其是在15世纪早期的阿尔卑斯山的修道院中已发现有使用的痕迹。 声称文兰地图是赝品的人对这些证据极不满意。这也不无道理,这些数据是绘图者制图的基础,而创立这些数据的最初的绘图者,曾在那些中国帆船上待过,这些帆船中至少有一艘在寻求到达北极的航行中曾环航过格陵兰。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不得不回答格陵兰岛是否真被环航过。因为北极海面常年冰封,即使在有核动力装置的破冰船的今天,想环航它也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表明在15世纪早期,那儿的环境与今天的完全不同。 在奥斯陆(Oslo)国家档案馆,保存了有关1408年茜格丽特·飘恩洛蒂尔(Sigrid Bjornsdottir)婚礼的报道,它描绘了与我们所知的格陵兰完全不同的自然风光。茜格丽特是个寡妇,她的父亲和姊妹都死了,她继承了家族土地,成为格陵兰岛最富有的庄园主。她的第二次婚姻引起了大宗的财产交易,使她在1419年离开格陵兰之前几次削减家畜。她拥有成群的牛羊,放牧在水草丰美的格陵兰牧场,此景根本无法从现在荒凉、冰封的土地上辨认出来。茜格丽特举行过婚礼的教堂(至今)仍在黑峡湾畔荒凉而又壮观地孤立着。我们可以想象她在9月星期天的仪式结束后,匆忙从教堂赶回昏暗、温暖的房子开始婚礼庆典时的情景。 从发掘的她和她的家人、侍从以及仆役所居住过的房屋地板可以看出,大约在1450年小冰期(Ice Age)来临之前,格陵兰岛气候是相当温暖的。发掘过程中所发现的苍蝇的一个变种为此提供了证据,那些生活在暖室内的苍蝇消失了,被能生活在寒冷、没有腐肉的空房中的种类所取代。气候突变的证据从喉管已被割开的牧鹿犬的骸骨上就能看出—或许这是将死的居民最后的一餐。只有在极恶劣的环境下,一条宝贵的猎狗才可能像这样被宰杀,因为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它,一个家庭将无法进行足够的猎捕活动,那么就会很难熬过严冬。 我在乔治·纳莱船长(George Nares,公元1875~1876年)(4)航行北冰洋的日志中发现了更有力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证据。其船队中的一艘到达北纬83°20′,正好离格陵兰岛最北端三十余公里。一个军官—洛克伍德(Lockwood)上尉走过这三十余公里抵达最北端,洛克伍德岛也因此而得名。 微型冰期在1450年开始(现在处于结束期)部分原因是由于地轴的移位。根据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武备志》记载的航行方向和星象导航来分析,我能够计算出赤道在当时处在北纬3°40′的位置。因此,浮冰在最大最小的范围随之向北移动3°40′的现象无论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都会发生。有关移动的有力证据从皮里·雷斯图上沿着火地岛南部海岸的冰和让·罗茨的海图上塔斯马尼亚岛南部的冰可以看出—它们大约在今天标准线北500公里处。 因此,可以放心地说,格陵兰岛在1421~1422年间是可以环航的,因为无论是极冰的最大限度还是现在它所处的位置,格陵兰岛的气候都要比今天温暖得多。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它是一个有着绿色牧场的地区。从圣灵降临节(Pentecost,复活节后50天)到基督受难日(Cross Sunday,9月的第二个星期天),牧场上放牧着牛羊,成群的沙鳗鱼在河里自由地游荡,海岸上有众多悠闲的海象在散步。 中国人确实到达过格陵兰岛的另一个证据是来自1448年教皇尼古拉斯五世(Pope Nicholas V)写给冰岛斯卡洛特(Skalholt)和豪拉(Holar)主教的一封颇富传奇色彩的信,这封信陈述了他想为格陵兰任命新主教的背景: “三十年前,从附近海岸异教徒中来的野蛮人,暴虐无道的用火与剑残酷的袭击了格陵兰岛原住民,摧毁了他们的国家和神圣的建筑,只剩下不到九个教区的教堂幸存下来。可怜的原住民被他们不分性别地带走……其中大部分人已经脱困,回到他们自己的房子里”。(5) 当时的教皇认为“野蛮人”是来自附近沿海未开化的异教徒。在其他信中,他把加拿大北部的因纽特(Inuit)部落当成野蛮人,于是附近沿海就被合理的假定为指的是加拿大北部。对一个基督教徒讲话时,教皇区分了异教徒和野蛮人—他们不是一个概念。他不是指诺斯曼人(Noresmen)——格陵兰是诺斯曼人殖民地—也不能指任何其他基督教入侵者;在教皇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异教徒,但他们不是野蛮人。在那个的时代,从东方侵入欧洲的人被称作是野蛮人,教皇几乎指的就是蒙古人(Mongolian)。教皇不认为北美印地安人(North American)是野蛮人,因为这些人不用“剑”与“火”作战。他们使用弓箭。我认为惟一合理的观点便是这封信中所描述的是从北美出发的中国舰队,或许还携带了大炮。茜格丽特·飘恩洛蒂尔的家乡赫瓦勒塞(Hvalsey)和格陵兰的主要居民区处于从海上炮击的范围内。他们用巨舰把他们带走又送回。但是中国人为什么会以这种不合常理的方式行事是无法解释的,或许是当地人先进攻的。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了。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北极探险 3 假定中国人的确到过赫瓦勒塞(Hvalsey)的居民区,那么文兰地图应该显示哪里是他们最精确观测海岸的地方,而且在这些地方能够找到定居点、船舶残骸和人工制品等更为直接的证据。彼得· 施莱德曼(Peter Schlederman)和法雷·莫瓦特(Farley Mowat)两位知名的作家与探险家,数年不辞辛劳地在北极腹地研究那些坐落在巴赫半岛(Bache Peninsula)上的独特石屋村庄,并且取得了重大的发现——巴赫半岛位于卡那盆地(Kane Basin)西海岸上与格陵兰群岛西部遥对的艾黎斯莫勒(Ellesmere)岛上(6)。 巴赫半岛上的移民区非常有意思。半岛大约有25幢房屋和相同数量的灯塔,其中一些房子非常大—差不多150英尺长(45米长),5米多宽。这些房屋如此之大、结构如此之好,很难让人相信他们是因纽特人建造的,因为因纽特人没有用石头建筑的传统。它们与众不同的特色完全不似在北极腹地发现的任何建筑。沿屋而建的石造烽火台类似于小型灯塔,这里有一个令人奇怪的“疏漏”:那就是没有一幢房子有屋顶。格陵兰岛的诺曼底居民几乎一成不变得用草皮做屋顶,但是在巴赫半岛上没有一幢房子有用此做屋顶建筑的痕迹。没有屋顶的确让人很吃惊,这些建筑大到足以容纳3000人,但头上没有屋顶,他们就要靠运气来度过每一个北极夜晚。这些建筑的残墙今天还能见到,在房子的外面,排列着一排排的炉床,总共142个,每一个都用石墙同邻家分开。这些多重安排的户外炉床又是独一无二的;在加拿大北部史前时代遗址上从未出现过类似的建筑。 要揭开这些离奇建筑的神秘面纱,当地的地理环境是我的第一线索。艾黎斯莫勒岛居民区建在一个靠近大冰间湖(Polynya)的沙洲上—一条狭长的宽阔水域,这是通往北极的所有路上都能发现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从在这里的冰下航行的潜艇可以断定,冰间湖无论夏季还是冬季都无冰,至于是什么原因,尚未完全清楚。但是因为它们永不冰冻,所以不仅对于探寻新鲜空气的潜水员,而且作为呼吸孔对于哺乳动物而言都格外具有吸引力。在那里,哺乳动物也可以寻找它们的猎物,与巴赫半岛相离的冰间湖尤其盛产鱼类,并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海象。在中世纪海象对他们而言是极具价值的肉食来源,它们有名贵的象牙,它们的皮可以炼成脂肪油用于加热、照明,也可通过蒸馏制成油松用来使船身更坚固。对极地巴赫半岛的居民们来说,他们住在高纬度的这个地方,就是为了猎捕海象。这可由附近发现的各种精巧制品作证,例如用象牙制作的鱼钩。 艾黎斯莫勒岛还有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东西:铜。附近德文岛(Devon)(7)上最近发现了古代开采和使用铜的证明; 当然,中国人在找矿、开采、冶炼金属方面相当熟练。格陵兰岛上还发现了产自罗德岛(Rhode Island)新港(Newport)的煤,它们肯定是被人携带过来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但是还有疑问,为什么中国人乘着恢宏的船队不怕麻烦到此建筑石屋,为什么不把锚抛在冰间湖去猎捕海象或者勘探铜矿?但是如果巨大舰队中的船有一艘或一些被冰撞击而被迫靠岸的话,他们当时应该发现自己在一片生长着成千上万吨柚木的土地上,并且临近富产鱼类,如果他们能够抵抗住寒冷的话,就能靠这些生存下来。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或许会做几个世纪后萨克莱顿(Shackleton)人所做的事:用当地的材料——石头建造石屋,并用船板做屋顶。据我计算,将有一个重3000吨的中国帆船被作为巴赫半岛定居点上25幢房屋的屋顶。 接下来谈谈石砌的炉床。如果它们是用来做饭的,那么应该放在屋内:砌在外面,必定是为工业用途而建。总计142座炉床坐落在屋外,这一众多的数目更证明了它们是有着工业用途的。一个解释是这些炉床是用来熔炼油脂的,并兼作油松用来密封这些用木板做的屋顶,及提供冬天取暖、照明用的油脂。它们还可用来煮盐或化雪以取得淡水。但是这么多炉床并不都是为了上述目的。我确信中国人还用它们炼铜。 部分中国船队在这个居民区停留了一段时间,但至少有一支船必定去环航了格陵兰岛。因为在文兰地图上出现了格陵兰岛的北部和东部海岸、西南和东南的海岸用正确的纬度非常准确地画了下来,但是西北海岸在从约克角(Cape York)穿过卡耐(Kane)盆地到皮特曼峡湾(Petermann Fjord),再到派利(Peary)领地这一地区有一个相当显著的凸起。为弄清楚这是如何发生的,我研究了这个地区现在的冰图(8),并推断出文兰图上显示的突角实际上是(Mylius Erichsen)领地和(Kronprins)基督教领地上巨大冰河的冰伸入海洋形成的。把冰河的模型放在格陵兰岛现在的地图上,恰好与文兰地图上不相称的那一部分吻合。 除了这个错误,海岸线画得很好。再言之,它是惊人的绘图杰作。渐增的证据—中国人到过加勒比海(Caribbean),水流和季风把他们带到了格陵兰岛周围,教皇的信和石村—暗示着中国人试图到达北极,但是到了格陵兰岛仅剩下七百多公里时他们失败了……或者他们做到了?很多精致的手工制品——企鹅、北极熊、海豹、海象,豪华的工艺品发现于极地甚至格陵兰岛的更北部,距离北极250英里。他们是杰出的艺术家所设计的,难道是因纽特人制造的或者它们是更久远的文明的艺术? 从格陵兰岛启程后,水流和季风就把中国船队推向了冰岛(Iceland)。这一点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证实中得知是行得通的:“1477年2月,我越过梯勒岛(Tile Island,冰岛)航行了一百里格(大约850公里),它的南部在北纬73°……当我在那里时,海水并未封冻,但有很大的潮汐,一天两次(9),起伏大到17公尺(braccia,约50英尺)。”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女王大学(Queen University)的迈克·白利(Mike Baillie)教授,一位世界性的树轮年代专家,通过对树轮的分析来确定日期,他的研究表明1477年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温暖年,因此哥伦布的表述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像这样的一次航行将会把他带到格陵兰岛海岸。当时的出现是出人意料的。接着请列位注意。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北极探险 4 哥伦布在教皇皮攸斯二世(Pope Pius II)所写的《任大事经》(History of Remarkable Things that Happened in my Time)一书的页边上亲笔总结了他的航行,他写道:“有人从东方的中国到达到这里(冰岛)的(10)。” 现在我从教皇和哥伦布那里得到了零散的证据,证明中国人到达了格陵兰岛和冰岛,另外还有1424年的文兰地图所提供的文献证据,地图上格陵兰南部海岸线令人吃惊的精确。此外,伟大的中国明史专家李约瑟(Needham)教授说那里分散地存在着超过20处的有关中国人的记录,这些表明了他们的确到过北极(11)。 当绕过格陵兰岛的北角时,中国人离北极的南端正好是180英里,因为1422年它所处的位置,是取决于北极星所处的纬度90°(自《武备志》),在今天正好位于其位置的南部。要到达极地,中国人只需向北再航行180英里—不到两天的航程。难道北冰洋海水在这180英里中没有冰冻吗?一份北冰洋7月的水流(2000年)温度表表明格陵兰岛北角外一条相当紊乱的舌状水流—或许是海湾流水的支流最后微弱的残留吧—向北伸展越过北角直到北极。关于中国人的断言完全可能是真的,即他们确实比欧洲人早5个世纪到达北极。乘着潜艇,顺着一系列的冰间湖在北极附近巡弋,我惊奇于中国人的成就。他们在庆祝宴上吃掉了最后一批狗,喝光了瓶中剩余的米酒,最后返航中国。 从北部这一高纬度地区开始的返航路线又解开了另一个谜,1507年出版的瓦尔德塞米勒(Waldseemüller)地图展现了从西边的白海(White Sea)到东边的楚克其半岛(Chukchi)和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间的海峡)这一段西伯利亚(Siberia)北部海岸。整个海岸有河流、岛屿,明确可辨。如果不是中国人,谁会观测这么大的海岸线?除非中国人到过这里,否则如何能绘出这张海图,如何能展示出继之3个世纪也没有被欧洲官方发现的土地? 而且俄罗斯对西伯利亚的首次考察也在两个世纪之后,而首张俄罗斯地图直到19世纪才出现。 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当周闻舰队穿过白令海峡开辟回国的路线时观测的。如前所述,《异域图志》(The Illustrated Record of Strange Countries)中有哥萨克(Cossack)的舞蹈和爱斯基摩人(Eskimos)狩猎特色画图。爱斯基摩人可能是阿留申群岛(Aleutian)上的土人,他们被中国人所知晓,但是哥萨克的画像就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在15世纪上半叶没有任何中国人到过莫斯科(Muscovy)的记录,那么要是没有到过北极,他们又是如何画出地图的呢?此时中国海军将领周闻,也已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航海发现。这至少等同或者超过洪保和周满的辉煌航行。在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那令人神往的年代,杨庆领导着另一个巨大的船队,开始了新的航程。我现在把注意力转向了他。他可能没有其他人航行得远,同其他人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海上,但是他在航行中的成就同其他伟大的海军将领的成就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第六部分:杨庆的远航揭开谜底 1 当他的同伴已经在确定老人星座和南十字星座的位置,进入北极圈,环绕地球发现新的土地和大洲时,大太监杨庆的船队在休整前已离开北京一个月了,航程始终在印度洋水域,要说同印度洋的国家进行贸易,没有人比中国海员更熟悉了,尤其是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是中国重要的财富来源。而且不单同香料群岛、东南亚国家、印度、海湾的阿拉伯国家进行贸易,也和东非漫长海岸线上的港口、国家进行贸易。 到了15世纪早期,沿海的阿拉伯港口直接同中国进行贸易,出口黄金、象牙和犀角。东非的统治者声称他们经常搭乘郑和的宝船去紫禁城。当船队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出海远航时,许多人随船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在中国人辉煌航海的最后,沿途有更多的人一起搭乘两支疲惫的返航舰队又到了中国:杨庆在永乐二十年八月(公元1422年9月),带着东非和印度沿海十七国的公使横渡印度洋回国;洪保在永乐二十年九月(公元1422年10月)带回了古里的使节回国。皇帝的外交政策又一次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印度洋变成了中国的一个湖泊。 由于大多数中国记录已被毁,我也同样在到处寻找杨庆的船队往返印度洋路线的证据。我还是在常用的1502年的坎提诺地图找到了证据所在,我相信它是根据1421~1423年中国人航海的信息而绘制的,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加尔旺评论有关地图(1428年的世界地图)时说“它叙述了东印度的一切航行,包括东印度导航和好望角往返导航(参见第四章)”(1)。在当时,“东印度”即印度、印度洋、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份前所未有的声名告诉大家包括好望角、印度洋与东方早在15世纪就被绘在地图上了。此外从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在1487年5月指示人在迪亚斯和达·伽马启航之前已经有一份显示好望角的地图的证据,来自于1487年5月探险家佩鲁·达·科维尼亚(Pero de Covilha,约1450~1520年)去探查通往印度的海路的一级命令,也可以获知,早在迪亚斯和达·伽马启航之前,就已经得到好望角地图的进一步证据: 他建议他去求证是否可以越过好望角航海到印度……当时国王送走了两名值得信任的会说阿拉伯语的经历丰富的人,即骑士出身的佩鲁·达·科维利亚(Pero de Covilha) 和阿方索·德·派瓦(Alfonso de Paiva)……〔未来〕国王曼奴埃尔(Dom Manuel)给他们一张摘自世界地图(1428年海图)的海图(Carta de Marear)……所有这些都很好地说明了他们怎样出发去寻找盛产香料的国家美洛居。(2) 值得回味的是,1487年5月诺望二世发布这些指示时,迪亚斯还没有“发现”好望角。 到了15世纪,中国已经有了在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几百年的航行经验,自唐代(公元 618~907年)以来他们就一直在探访非洲。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以前有过5次航海经历的马欢和费信写过编年史,在《武备志》中也有详细的航海标向,还列举了到达东非的过程,而且许多中世纪旅行家也记录了有关从东非海岸一直到索法拉南部的商业区中丰富的明代初期青花瓷的情况,由此可见中国贸易影响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大。 当我在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潜艇上服役时,我沿着从肯尼亚(Kenya)到南非长达几千里的东非海岸旅行过。1958年这一带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被破坏,沿岸散布着古老阿拉伯的遗迹、葡萄牙奴隶城和偶尔发出霉味的英国俱乐部,代表日不落帝国的最后一点回忆。有一件小事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枪支是在非洲狩猎的必要装备,而不是照相机。所以当决定到林波波河(Limpopo)河口猎捕鳄鱼时,我们租来了船上的摩托艇,带了几支来复枪和一箱朗姆酒。在灰色的天空下我们到达了光滑如镜的河口,这一幕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儿没有鳄鱼,但是有大量丑陋的长鼻大耳的河马在泥水里游动。这真是个狩猎的好时机!但我们很快发现了两件事:第一河马的后部非常坚硬(连子弹都会反弹回来),第二河马不喜欢被当成靶子,有一只河马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我看到船被撞翻,飞到半空,掠过头顶时,推进器急速旋转,呼呼作响。我们与河马都停了下来,虽然有点擦伤,但没有大的损失。从那时起我发现我的兴趣更多在这一带敏感的路上探险古阿拉伯和葡萄牙的沿海贸易奴隶市镇。 当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东非时,他们发现桑给巴尔岛(Zanzibar)和奔巴岛(Pemba)(在现在的莫桑比克〔Mozambique〕)(3)的国王和王后们穿戴中国丝绸并住在有中国瓷器装饰的石殿里。更多反映中国人在印度洋活动的证据是来自拉木(Lamu)群岛或者巴准(Bajun)岛,离现在的肯尼亚北海岸旁的桑给巴尔岛东北500里远。巴准的首府派特(Pate)是郑和舰队的主要活动之地,当葡萄牙人到达时,他们发现了“巴准人”(Bajuni),肌肤柔和,容貌姣好。一位耶稣会士的牧师蒙克拉鲁(Father Monclaro),在1549年写道: 他们生产出非常华美的丝绸,葡萄牙人在它们尚未占领的其他摩尔人(Moorish)①的城市获得巨额利润,因为它们只在派特生产,然后从这里运往别处(4)。
第六部分:杨庆的远航揭开谜底 2 派特的工匠也善于制作一种漆器,中世纪非洲的另一种不为人知的手工艺—编织篮子的技术同中国南部的一样。 意大利人类学家希格诺·N·普科尼(Signor N·Puccioni),在1935年组队去非洲的朱巴河探险,他断定派特(Pate)巴准人完全不同于这个地区的其他居民。肤色相当明亮,略呈橄榄色,你可发现男人们长髯飘飘,妇女把头发从中间分开扎成两条辫子(5)。岛上有一个氏族瓦山伽(Washanga)声称他们的祖先是船只失事后流落到岛上的中国水手。他们的传说还涉及了当地最有权势的统治者麻林地把两头长颈鹿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皇帝(6)的故事。这件事确实发生在1416年,即永乐十四年。 15世纪以来派特变化不大,很多古老的传统一直保持到20世纪60年代岛上开始出没嬉皮士。这些人是伊斯兰教徒,男人们穿着白色长袍称为“罕祖斯”(Khanzus),戴着“科菲亚”(Kofia)帽子,女人们则把自己隐藏在布依·布依(Bui Bui)黑色披肩帽里。独桅帆船往来于海岸,它们的设计几个世纪不变—一面三桅帆加上足以在多岩石的海岸靠岸的宽大坚实的船身。他们大都把椰子系在船两边,在他们的船头画上木质的“眼”。拉木(Lamu)群岛的船头垂直,非常独特,单桅帆船的速度相当快并能逆风行驶。因为他们带着发臭的鱼饵,所以在未看见他们之前,就能预知帆船的到来。我过去常常让潜艇浮出水面沿途装载飞鱼,这给海军标准的饮食带来一个很受欢迎的变化。 在派特岛的东边有阿拉伯人的祖先进行贸易的桑伽(Shanga)小镇遗迹,据猜测是因上海而得名。今天,这个城镇几乎已经荒废,仅留下单桅帆船。两个世纪以前,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宋(公元960~1280年)到明代早期(公元1368~1430年)的陶瓷工艺,同时还有作为祭品掩埋的宋狮小雕像。甚至巴准人这个名字,或许也有中国的根源:Bjun是中国长袍的方言发音。东非沿海的土著居民都穿着丝袍,长长的丝绸袍子一定相当迷人且出众,足以誉称当地居民。 中国人早已航行过这些水域,他们肯定在船只和科学知识两方面具有足够能力在印度洋进行准确的考察。 他们能够精确计算时间,描绘出星辰的移动过程,并在两半球确定精确的纬度,但是他们也能确定经度吗?东非在坎提诺地图上与现代地图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水湾、海湾和河流的纬度都是正确的,从南部的好望角到北部的红海海口的吉布提(Djibouti),长达7000海里。更令人惊奇的是坎提诺图的经度精确到度以内—仅仅30秒的误差,制图者是如何取得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的?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中国人和经度计算之间有任何的联系。我们所能说的是早在1502年坎提诺海图传到意大利之前就已经能对经度进行精确计算了。 不靠时钟而发现经度的历史很长。关键是标记全球都能同时看到的天象发生的准确时间。最古老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观察日蚀及其消逝的时间。公元一世纪,托勒密在他的《地理学》中记载了希帕科斯(Hipparchos,约公元前190~公元前120年)提出这种方法,并给出公元前330年应用的例子。然而希帕科斯没有解释当地时间是如何发现的,这是因为在月蚀中(7)太阳一定在地平线下。直到1415年两个因逃避奥托曼人(Ottoman)威胁的拜占庭人(Byzantium)带着托勒密的《地理学》到威尼斯时,可能很少有欧洲人知道希帕科斯的方法。但阿拉伯人却毫无疑问曾知道希帕科斯的理论。 中国人建立的天文台和保留下来的记录表明他们通过太阳阴影的长度来计算时间。最著名的天文台,7个世纪前就建成的周公塔仍然屹立在洛阳东南80公里的地方。它是一个有楼梯从地面通到8公尺见方的平台的小型金字塔。平台中心有一个小建筑—一个用来观察当地最高的星星直杆和漏壶、水时计①。圭表—20公尺长的金属测量杆—被安放在延伸到两个平衡波谷间的塔北40公尺的石床上。石头铺得很平坦,犹如平静的水面。中国人通过圭表投到石头上的阴影长度来测量子午线。在赤道上的春秋分,太阳如期东升西落。正午(阳光)垂直照下根本没有投影,最长的投影出现在日出、日落时,这两点之间的阴影长度决定了那个特殊地区的精确时间。 让我们重回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2年),这时中国人已意识到太阳投影长度的变化不仅与白天的时间有关,而且与一年中的每一天以及观察点的纬度有关。用一个更小标准的8尺的圭表,他们在从现在越南(Vietnam)到北京北纬度上的几个不同地区同时测量夏至、冬至时太阳投影的长度。“每千里影长差三点五六寸”,这就允许他们在一个特殊时期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都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然而,一年中每天阴影的长度都在变化。在一次不寻常的测量中,他们计算出在(太阳)夏至投影的长度为一丈二尺三寸六分九厘五毫,冬至为七丈六尺七寸四分整。通过对以上描述的两个试验推断,中国人可以得出一年中每一天的正确值和地球表面的不同纬度。此外,通过中午投影的长度他们可以确立这一天在一年中的位置。而当时,无论阿拉伯人还是欧洲人除了使用沙漏外都没有其他测量时间的方法,当然不能得出任何一天的日期或粗略的时间估计。
第六部分:杨庆的远航揭开谜底 3 第三个调整是必须纠正地球无规律的环绕太阳运转,此乃起因于地球的偏心率,以及赤道与黄道(天体范围的大运动代表一年中太阳经过天空的明显路径)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导致绝对时间与相对时间的不同,2月时会差到正14分30秒,11月时会差到负16分30秒。中国人如此精确的计算来自“1277~1280年间对它们的高度精确的有价值的观察,并且证明黄道倾斜度的减小和过去、现在(8)的地球赤道的反常性是无可争辩的”。用门外汉的话说,在过去7个世纪里地球绕太阳的轨迹是变化的。 中国人先是在南京仿造周公塔,迁都以后,又在北京仿造。郑和的船队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建造相似的观测塔。每一座都装置了设备用来放大太阳的阴影并观测其长度,识别天上的星辰,决定太阳和月球在发生日蚀现象中的准确位置,并观测北极星(9)。在罗德岛上的石塔(见第十三章)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每一个观测平台因而拥有测量纬度和经度的所有工具。 中国人早就知道圭表越高,所测的投影就越长,计算的时间也就越精确。但当其变长后,阴影也就变得更模糊更稀薄了。在明代早期,中国人通过在观测台的房顶上开小洞的办法,发明了“投影摄像”,结果出现了一条狭长的阴影,当阴影穿过放大型的玻璃时,清晰度加强。这条长阴影通过测量可以精确到百分之一。 中国人这种杰出的精确计量时间的方法说明通过他们计算月距的长度——两次新月之间的间歇长度——他们估计为29.530591天(10)。这个数字产生的误差为每月少于一秒。使用这些方法计算时间仅仅是太阳在地平线上时才能取得,天黑之后则用漏壶、水时计,不用圭表仍能按照白天同样的标准来测定(11)。通过他们的圭表和水钟,得出时间的流程,一天天、一分分、一秒秒,白天和黑夜,他们也能预测世界不一定什么地方,每半年就会发生一次月全蚀。 当太阳、月亮、地球彼此在同一条直线上,当月球的轨迹与地球绕太阳的轨迹相同时就会发生日蚀、月蚀。在日蚀中,月球的阴影通过地球的一小部分遮住了太阳,就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成为夜晚。黑点、本影,就像月球绕地球循环一样穿过地球。地球本身自转。观察者在不同的地点看日蚀的时间不相同。在月蚀中,地球在太阳、月球之间,因为地球比月球大,它的阴影也就遮住了月球。天文观测的最大不同在于观察者穿过半个地球能在同时发现这一现象;而日蚀任何时间只能在地球上非常小的范围内发生。精确计算月蚀的能力和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同时看到这一现象的事实证明是中国人尝试发现计算经度方法的关键步骤。 用月蚀来决定经度的关键是:首先,同时看清半个地球上(所发生的)事情;其次,当月蚀发生时,地球自转使星辰出现并在天空中移动。在一次月蚀中有四次引人注目的事件:U1—首次接触,当月球进入本影阴影时;U2—二次接触,当月球刚好完全进入本影并被全部遮住时;U3—三次接触,当月球首次开始出现时;U4—第四步,当月球刚好完全出现时,中国人关注U3并把它作为计算的依据。 当登上一片未知区域后,中国的航海者和天文学家开始指导观测月蚀,等待直到第三次(U3)现象出现时,接着测定什么星在夜晚刚好通过本地子午线,本地子午线是虚构的经线,从地平线开始直指向观测台的北方,穿过它的上空,消失在它南方的地平线上。当第三次月蚀现象被发现时,已知的星辰穿过那条线对新区的观测者而言是关键的,因为这些观测的数据要带回北京。 天文学家返航以后,他和他的队友们在北京比较所得的数据,利用他们的时间保持设备,通过圭表计算,他们计算出在月蚀发生时星辰经过观测新区与同一时刻北京的天文学家观测此星之间的时间差。地球在24小时自转360°,如果在两次运行之间消逝的时间为6小时,那么地球自转的时刻为1/4。在北京和新区经度的不同将是整个环绕地球经度的1/4—90°,360°的1/4。通过计算4次月蚀现象U1、U2、U3、U4的每一次时间差并求得平均值能够减少误差。环绕地球在不同的地区观测同一现象,并确定这次现象发生的准确时间,中国人接着对比他们的结果。通过测定这一现象发生的时间的不同,如在不同地区观察,他们当时便能够随之推算出经度的不同。 琼·欧利佛(John Oliver)教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天文学教授,通过观测2000年7月16日至17日月蚀来证明这一理论。他成立了观测小组,穿过太平洋从塔希提岛到达靠近马六甲的新加坡,选择同一地点作为中国人的观测平台(附录四)。用这种方法产生的平均经度差是极小的:塔希提岛为1.1°, 新西兰(New Zealand)为0.1°,墨尔本(Melbourne)为0.1°,新加坡为0°。这是让人吃惊的暗示。在欧利佛教授的试验中,在新加坡与新西兰之间有10公里的经度误差,在新西兰与澳大利亚之间则无。总体来看,经度距离超过13000公里即1/3的地球表面计算出来的最大的误差在任何地方都差不多超过150公里。欧利佛教授的观测者都是业余的,通过更多的训练或经历,误差会大大减小。在同一地点使用他们的观测平台,中国人所测定的经度正好与欧利佛教授的队伍同样精确,甚至更好。这个方法的伟大之处在于,与纬度的计算不同,六分仪和时钟是不需要的。
第六部分:杨庆的远航揭开谜底 4 精确测出临近新加坡的马六甲的经度,例如,中国船队可能当时用满剌加作为基地重复在印度洋周围其他基地上使用观测平台和圭表的过程:苏门答腊(Sumatra)、安达曼海(Andamans)、斯里兰卡(Dondra Head)、柯枝以及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古里,东非的麻林地(Malindi)、和桑给巴尔岛,塞舌尔、马尔代夫,所有的都在《武备志》中出现过。如果能供应充足的大船队调度,那么穿过整个印度洋的经度没有理由也不应该仅仅建立在月蚀的基础上。人员应该被派往不同的区域迅速取得月蚀的数据,所有这些都在同一晚上完成。然后他们回到基地对比测量结果。 可以想象这支大船队的船只被分遣横跨印度洋去采取数据,太监长官是如何急切的希望在最好的时间到达。毫无疑问,水手们对以美貌性感出名的当地妇女更感兴趣,她们张开双臂欢迎远道而来的水手们。正如马可·波罗所记述的:他们皮肤黝黑,不管男女都赤裸着上身,他们不以肉体上的放纵为罪恶。他们的婚俗是一个男人可以同他的堂姐妹或者父亲兄弟的遗孀结婚。这些风俗在整个印度洋地区普遍存在(12)。但是,所有船员都不得不抑制他们的欲望,直到船队的生意做完或月蚀测量工作结束。中国人测量的结果可以在1502年的坎提诺地图上看得到,东非海岸被描述得如此精确是在仆从导航的援助下绘制成的。惟有中国人能够在欧洲人发明时钟的两个世纪前,知道怎样从迷幻的极地中分辨出南极。早4个世纪绘制出如此伟大的地图,如果不是中国人所为,难道还有更早的不为人知的葡萄牙人的航海记录吗? 葡萄牙人没有计算经度的精确方法。在坎提诺绘出地图39年后的1541年,一个葡萄牙人试图通过将它放到西部1500英里远的地方的日蚀测量中推断出墨西哥城的经度,但坎提诺能在绵延数千里的海岸线上将精度准确地保持在30英里以内,原因就是葡萄牙人利用日蚀,中国人利用月蚀。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船只来通过三角学测定经度。 在坎提诺地图绘制前已经有3次在印度洋的探险船队回到葡萄牙。达·伽马在1498~1499年到访过索法拉、基卢瓦(Kilwa)和蒙巴萨(Mombasa),在麻林地(Malindi),他雇了一名阿拉伯领航员带他到古里,因此他不可能绘出麻林地的北部海岸。佩德罗·阿勒瓦雷斯·卡伯拉勒的第二次探险开始于1499年,于1501年6月返回。在航行之初,他的船队被一次可怕的暴风雨袭击,损失了4艘船。一艘由迪埃格·迪亚斯(Diego Dias)带领沿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东海岸航行,从那里到木骨都束)。他的船只严重受创,失去了很多船员。在回航时,迪亚斯面海而立,他能够绘出的仅仅是东非海岸即木骨都束(摩加迪沙Mogadiscu)和柏培拉(Berbera—索马里西北部港市)之间的部分。他的破船队摇摇晃晃从索法拉(Sofala)到了基卢瓦,再到马兰迪。 所以这三支回到里斯本的船队在坎提诺(Cantino)地图绘制之前,没有一艘有足够长的时间在东非海岸做如此精确的制图观测,也没有一艘能够绘出全部海岸线。此外,坎提诺包括了大约两千三百余万平方公里的海洋,这要有40艘船至少花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如此巨大的观测,这在当时远远超过葡萄牙的资源承受能力。事实上葡萄牙人花了60年的时间观测非洲西海岸。指望几艘破船于1502年前在印度洋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能测出整个非洲东岸,画出两千三百余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和6个主要的群岛,那么与指望测量者只用测量棒、马匹和车子去绘出一块大陆一样不切实际。 排除葡萄牙人以后,我想知道阿拉伯航海家是否是最初的绘图者。我对于富有而致力于地图收集的尤素夫·卡麦勒王子的藏品做了一个详尽的搜检,这是大英博物馆地图博物馆内的复制品,但是在整个纪念收集品中没有发现非洲东部海岸详细的阿拉伯海图。最好的阿拉伯中世纪地图,像阿尔·伊迪利司,在细节和准确性方面不能与1502年的坎提诺相比。虽然阿拉伯人知道怎样利用月蚀来计算经度,但他们从未掌握怎样用必要的精确来计算时间,那是中国人的成就,因此,阿拉伯人不可能绘制出坎提诺或者瓦尔德塞米勒地图。 杨庆海军将领的航行要比其他中国海军将领短得多,但却与洪保、周满、周闻的使命同样至关重要。杨庆的成就与其他海军将领的成就如双塔并立,因为航海后,他的船员获得了更好的测量经度的方法,这要比约翰·哈里森的精确计时的发明早上三个多世纪。西方世界在这些杰出的世界地图的起源问题上总是保持沉默,现在纬度、经度都很精确,正如郑和为他的航海伟绩树碑纪念的碑文上所言:“现在航海的结果便是可以在远距离的陆地间计算出航海的距离和过程”,这又是中国船队的另一座丰碑,就像一座燃烧的灯塔照亮了全球的编年史。相反,同美洲大陆、澳洲大陆、南极、北极的发现一样,它也被扼杀和遗忘了,欧洲人要承认荣誉应该归于伟大的中国海军将领和他们的船队。葡萄牙人领导整个欧洲掀起了探险和殖民的浪潮。在这么多国家里,他们是中国人辛苦追寻新天地与新海洋最大的受益者。
第六部分:杨庆的远航附录:欧洲人没有发现新世界 1.皇家地理协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提供的证据2002年3月15日 ——在网站WWW.1421.TV上 2.在1428年整个世界已得到准确的绘制 结论 ● 在1421年3月至1423年10月之间,4支庞大的中国舰队环海航行了世界 ● 在穿越太平洋时,一些水手和他们的侍妾在马来西亚、印度、非洲、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一些岛屿上定居了下来 ● 在第一批欧洲探险家航行之前,他们都有这样的地图,即能够指明他们前行目的的地图;在他们到达目的地时,他们遇到了一些中国移居者 ● 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现了并在新世界上定居。如果没有中国人的指路,欧洲人是不可能“发现”新世界的。 证据 (1)这世界地图是谁绘制的呢? ● 在欧洲人航海之前,匹兹加诺(Pizzigano),毛罗修士(Fra Mauro),皮里·雷斯(Piri Reis),坎提诺(Cantino),卡维里欧(Caverio)瓦尔塞米勒(Waldseemüller)和让·罗茨(Jean Rotz)已经绘制了整个世界。 ● 在欧洲探险家航行之前,他们参考了一些更早时期的地图;哥伦布、迪亚斯、加布拉尔(Cabral)、达·伽马、麦哲伦和库克的日记就是有利证据。 ● 在欧洲探险家航行之前,在地图上,那些国家就已经标明了。 北美—出现在瓦沃尔德塞米姆勒(Waldseemüller)、坎提诺(Cantino)、卡维里欧(Caverio)的图上 加勒比—在匹兹加诺(Pizzigano)、坎提诺(Cantino)、卡维里欧(Caverio)和瓦尔德塞米勒(Waldseemüller)图上 南美—在皮瑞·雷斯图上 非洲、印度和东方—坎提诺(Cantino)在欧洲人能测量经度之前,该图上的非洲东部的经度是相当准确的 南极洲—皮里·雷斯(Piri Reis) 北极洲和西伯利亚—瓦尔德塞米勒(Waldseemüller) 澳大利亚—让·罗茨(Jean Rotz),德斯利安(Desliens),瓦拉尔德(Vallard)、德塞里耶(Desceliers) 中国和远东—让·罗茨(Jean Rotz) (2)葡萄牙人的声明 安东尼奥·加尔旺(Antonio Galv噊)叙述到一幅世界地图于1428年被葡萄牙皇太子唐·佩德罗(Dom Pedro)从威尼斯带了回来,唐·佩德罗是葡萄牙国王的长子,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来到了意大利,游览了罗马和威尼斯:在那里他买到了一幅世界地图,这幅图上有着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描绘。在该图上面,麦哲伦海峡被称作龙的尾巴;好望角(Boa Esperanca)海峡是非洲的最前面等等。 加尔旺还说道:“在1528年法国的德·索萨·塔法尔斯(Francis De Sousa Tavares)①告诉我,唐·费南多(Don Fernando),也就是国王的儿子和继承人给他展示了一幅图,这幅图是在阿尔库巴扎(Alcobaza)②研究中心发现的,在这幅图被发现之前,它已经被绘制了120年,正如我们的地图后来所画的那样,像带有好望角(Boa Esperanca)海峡的东印度已经绘在上面了。凭借这幅图表明了在古代有很多甚至是比现在更多的发现。” 但是是谁绘制了该图呢?据作者称唐·佩德罗说是尼科洛·达·康提(Niccolo Da Conti)于1424年在佛罗伦萨(Florence)绘制的。达·康提曾经随着中国舰队从印度一直航行到澳大利亚和中国。 ——《Niccolo Da Conti游记》(Travels Of Niccolo Daconti) 3.第一批欧洲航海探险家们是用这幅图来显示他们目的地的 这涉及到了第一批欧洲探险家宣称他们发现并到达的土地: ● 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在托斯卡内里(Toscanelli)写给哥伦布的信中写道:“我注意到你的雄心壮志和强烈想往东方航行的渴望,向西航行到中国……就像我送你的图上面显示的那样……(图是在1428年显示了安的列亚(Anitilia)①那幅世界地图的摘要)。” 在托斯卡内里(Toscanelli)写给葡萄牙国王的信中提道(在哥伦布航行之前):“……从你所知道的安的列亚(Anitilia)岛是波多黎各(Purtorico),于1421年由中国人发现的……到Cipangu(中国)……” 在1492年10月24日星期三在西大西洋上哥伦布的记录:“我应该向西—南—西的方向航行,到达那里(到达Anitilia)……我已经见过了这个半球,在地图上面,它就在这个地区。”因此,根据哥伦布的论述,在他航海之前,加勒比(Caribbean)海出现在了葡萄牙的那幅世界地图上。 ● 加布拉尔(Cabral)对南美洲的探险—第一个到达南美洲的探险家诺昂·德·巴罗斯(Jo媜 De Barrors)②写信给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Manuel)道:“国王陛下可能在由佩罗·达斯·比萨格都(Pero Daz Bisagdo)呈上来的世界(Mundi)图上见过这些地方。” 因此,在第一批欧洲探险家起航之前,巴西就已经在葡萄牙的一幅世界地图上出现了。 ● 迪亚斯和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迪亚斯的编年者在描写他们到达好望角时写道:“他们看到了那个数百年来被隐匿的伟大而著名的海角……”这个海角画在了1459年的法莫拉(Fro Mauro)的平面球形图上(在当时Fro Mauro在葡萄牙政府工作)。 因此在第一批欧洲探险家到达该海角之前,南非就已出现在法莫拉(Fro Mauro)的图上的,该图是为葡萄牙人准备的。 ● 麦哲伦的“首次环球航行”—在进入麦哲伦海峡之际,麦哲伦平定了一次叛乱:“海军将军说他知道有另外一个海峡,能驶出(到达太平洋),他已经在葡萄牙国王的海军图上见过了……”后来麦哲伦穿越了太平洋,遇到了利马萨瓦(Limasava)国王。麦哲伦的编年人提醒道:“他(麦哲伦)向他出示了那张海军地图……告诉了他,他是怎样发现麦哲伦海峡到达这儿的……” 因此,根据麦哲伦,所谓的麦哲伦海峡与太平洋一样,在他航行之前都已经出现在了葡萄牙人的地图上了。 ● 库克“发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幅出现澳大利亚的“皇太子”地图(Dauphinmap,公元1536)属于一位名叫爱德华·哈利·约瑟夫·班克斯(Edward Harley Joseph Banks)①的英国海军大臣(the First Lord of the British Admiralty)所有,他和库克船长一起出行,是他买到这幅图的。自从亨利八世(Henry Ⅷ)起,英国政府就拥有了让·罗茨图,在这幅图上同时也出现了澳大利亚。 因此,在库克船长航行之前,对于海军部而言,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得知关于澳大利亚的信息。 ● 库克船长在皮瑞·雷斯图与皇太子图上所显示的暗礁处搁浅。这时他率领奋进号(HMS Endeavour),径直驶向现在被称为库克镇(Cooktown)的地方(这是延绵千里海岸线上惟一的港口)。在关于他踏上该港口的日记中写着:“这个港口太好了,太适合我们了,只是它没有听说过的那么大而已。”
第六部分:杨庆的远航附录:只有中国舰队能在欧洲人之前发现新世界 4.中国要求郑和去完成这项工作 ● 于1430~1431年所造矗立刘家港(北纬31°7′、东经121°35′)和江苏(北纬26°、东经119°35′)的石刻上面记载着郑和到达了3000多个大小不等的国家(Duyvendak的翻译)。 ● 在更远的一些地方,如锡兰/斯里兰卡(Ceylon/Srilanka)、印度洋、刚果(Congo)三角洲、佛得角、北美、巴西和新西兰都有石刻树立在那里。 ● 在《武备志》中有一幅完整的中国星图保留了下来,该图显示了他们在哪一颗星辰之下。该图可能是根据北极星的起落来测量的。 ● 一些地图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疆理图(Kangnido)(非洲的东部、南部和北部);茅坤(印度洋)、台湾瓷器图(澳大利亚);玉器饰物(南极洲)。 ● 中国和波斯的一些幸免于劫的记载也给出了一些信息,在日期方面记道:于1421年出发,于1423年返回:《明史》(Ming Shi)、《明实录》(Mingshilu)、《西洋番国志》(Hsi Yang Fan)、《国榷》(Kuo Chih)、《新校明通鉴》(Hsin Chiao Ming T’ung Chien)、《明纪》(Ming Chih)、《历史之精华》(Zubadatu’s Tawarikh) ● 印于1430年的中国的绘图本《异域图志》(The Illustrated Record Strange Countries)显示出在印度有狮子和大象;在非洲有斑马和长颈鹿;在南美洲有犰狳、美洲虎和磨齿兽(Malodon)。 ● 印于1597年的中国小说《西洋纪》(His Yang Chi)中描写了郑和舰队的经历。 ● (南京)卫教授后期的作品《中国人发现美洲》(在中国大陆尚未发表)(The Chinese Discovery of America)。 ● 卫聚贤(WeiChu-Hsien)教授的书《中国人发现澳大利亚》(The Chinese Discovery of Australia)(中国—东方艺术出版社,牛津)。 5.发现的关键—确定了经度 ● 皮瑞·雷斯图南面部分的巴塔哥尼亚海岸、福克兰群岛、南舍得兰群岛和南桑得威奇(South Sandwich)群岛绘制得相当准确。 ● 不但海岸线绘制的很准确,而且南美洲特有的动物—美洲鹿(Huemil)、南美驼马和磨齿兽(Malodon)都在图上出现了(它们同时也出现在《异域图志》中)。 ● 皮瑞·雷斯图是绘制在欧洲人到达南极洲400年前的,它上面也显示出安第斯山脉一直向北延伸到厄瓜多尔(Ecuador)。 ● 联系到在皮瑞·雷斯图上的从赤道到南极洲的海岸线范围内的精确性,这只可能意味着该图的绘制是被这样的人完成的,即他们是同时乘坐了许多船只,甚至是在南极洲高纬度的地方他们都能判断出纬度的一群人。 除了有着600年海洋航行经验的中国人,还有谁能够到达南极洲呢?在中国的文献记载中也宣称中国人到达了北极点(30次)和南极点(5次)。中国的航海图和星图是否也提供了答案?最显著的书是《武备志》,但在悠长的岁月里,这本书已经做了修订,不是所有的修订本的日期都能够确定的,我们怎么来确定这些修订本的日期呢? 在《武备志》的航行说明上提供了在栋德那角(Dondra Head)(锡兰/斯里兰卡Ceylon/Srilanka)和苏门答腊之间的路线。机缘巧合,它的航线也是向东的。航线的轨迹的水流纬度是北纬6°。然而,有人建议中国航海家把北极星放在地平线上的一尺上面。这意味着在修订本上北极星的位置和它的实际位置是相差3°40′。运用微软的星夜(Starry Nights)软件(使用该软件能够计算出近两百万年以来在晚间星星的位置),我推算出《武备志》成书的时间该在公元1420~1430年间(由于地球的自转,每175年北极星的位置就会变化一度)。 由于知道了《武备志》的日期,我就能够利用星夜软件比较在它上面的星辰。这是一个突破,因为我们能够估算出在皮瑞·雷斯图上罗盘位置(福克兰岛的西南),老人星在90°的仰角上。绘图者花费了那么大的气力来观测巴塔哥尼亚海岸,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据老人星的起落,而老人星正好在他们的头顶。中国人的记载中也表露了需要对老人星的位置“修正”,况且南十字星的构象在中国天文学家那里早就被提到了。为了获得这个结果,皇帝命令船队往南航行(一个在南京的学术会议将要重点强调对老人星的早期论述)。 所以经得起否证的证据也将会被发现,在那里老人星的主要星星就在90°的仰角上。在皮瑞·雷斯图上,这种情况是得到了准确的反映。迷幻岛和利文石(Livingstone)岛上山峦的位置是相当准确的。在南纬62°49′、西经60°38′的地方,中国人观测了它们,那是南十字星座主要星球十字阿尔发的偏差位置。 现在中国人已能够判断出南极点的真实位置,也能够减去磁场的变化影响(在南纬68°以下,老人星和南十字星变成了极圈)。同时通过利用在老人星和北半球北极星的相互参照,在南半球他们也能够判断出纬度。如果配置几个船队,中国人就有能力测绘整个世界了。那么他们可能去何地从事这项工作呢? 在南纬52°40′,即老人星的偏角,这时老人星恰好位于所有船只的正上方,从这同一基线出发,所有的都能观测到了。中国人的航行的确是沿着南纬52°40′进行的,这些证据在巴塔哥尼亚、克尔格伦(Kergulen)和坎贝尔岛(Campbell,该岛在皮瑞·雷斯图上很准确的绘制了出来)都能够发现的。 在北纬28°30′,此地在地平线以下,老人星是看不到的。在此纬度上环游世界时,证据是能够找到的。 在北纬3°,此地在1421年时,在地平线以下,北极星也是看不到的。在中国人的航海中,这样的证据也能找到的。 在公元1421~1423年,被中国人使用过的观测平台 蓝本为墨西哥听伽巴托(Tingambato)依华特齐奥(Ihuatzio)与密和阿坎(Michoacan)的金字塔(Pyramid) 南美到澳大利亚南美到印度尼西亚6.中国人对经度的确定 参见附录4“经度的确定”,这是所有证据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 7.对世界一些地方的观测 ● 印度洋(坎提诺) 900万平方英里的面积、数以千计的岛屿。假定船只之间间隔15英里,以4.8海里/小时的速度航行,每天进行10个小时的观测,那么30艘船只将在印度洋上航行18个月。 ● 南美和南极洲(皮瑞·雷斯) 总计600万平方英里的面积—大约二十艘的船只也需要超过18个月的时间。 ● 北美和北冰洋(坎提诺) 总计120万平方英里的面积—大约四十艘船只 ● 远东 不能少于20艘船只,也需要超过18个月的时间 ● 澳大利亚 不能少于20艘船只,也需要超过18个月的时间 综上所述,应该需要不少于130艘的船只,需要花费1年半的时间完成该任务。能够为绘图家皮瑞·雷斯、坎提诺、让·罗茨、瓦尔德塞米勒和匹兹加诺(Pizzigano)提供信息去绘图并有能力组建如此巨大船队的惟一国家只能是中国。 8.中国船只的大小、基地和航行 (1)船队 “在明王朝的全盛时期,大约在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明朝的海军力量远远胜于在历史上任何时期亚洲其余国家的海军,在同时代,欧洲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之匹敌,甚至他们联合起来也比不上明朝海军的力量。在永乐年间,水师所有的船只加起来大约有3800艘,1350艘巡逻船和1350艘战船去保护着各个驿站(卫和所)或者岛屿基地(寨)。在南京附近的新江口驻有一支400艘大型兵船的舰队和400艘运粮船。除此之外,大约还有超过250艘的“珍宝船”,或者称之为“宝船”(Pao Chuan),在船上的乘员从大约在1403年是450人,到宣德五年(公元1431年)增加到690人,而船只的最大容量很明显能超过1000人。有超过3000的商人随时作为辅助力量,还有许许多多的小型船只起着来回载人和传达命令的作用。这种宝船的发展始于1130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达到了它的顶峰,后来由于政策的相反,海军衰落的速度要远远快于它的增长速度,因此到16世纪中叶,那昔日的辉煌几乎没有什么留下来了。”(李约瑟〔Needham,1954,Vol.4,Pt3,P.484〕) (2)基地 随着郑和舰队的发展,他们建立了海外基地。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底,中国人在环印度洋已经有了基地,沿着东非海岸能到索法拉(Sofala)。穿过印度尼西亚和南中国海,中国人已经有了广泛的海上网络。 (3)经验 自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起,中国人已经有了5次航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次比一次有冒险性。在第四次航行时,中国人已经分派了他们的舰队一直航行到了东非海岸。
第六部分:杨庆的远航附录:证据 1 9.幸存下来的中国地图和星图 10.被第一批欧洲探险家发现的中国人或亚洲人 ● 加勒比 哥伦布(古巴Cuba) ● 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 斯蒂芬·包尔斯(Stephen Powers)(Sacramento/Russian River) ● 北美 维拉札诺(Verrazzano)纳拉甘塞特海湾(Narragansett Bay) 德拉巴热(Delabarre)教授(纳拉甘塞特海湾〔Narragansett Bay〕) ● 巴西 加布拉尔(Cabral)(有着“白皮肤”的人和玛约鲁那(Mayoruna)印地安人) ● 委内瑞拉(Venezuela) 阿连兹(Arends)和伽连古(Gallengo)(1964)(中国人的转铁蛋白) ● 秘鲁 讲中国话的人 ● 印度洋 汪涛(Wang Tao)教授(出自郑和舰队水手的墓) ● 太平洋 汪涛(Wang Tao)教授(出自郑和舰队水手的墓) ● 巴拿马(Panama) 马希·达里安(Marsh Darien)的经历,1924年 ● 爱尔兰(Ireland) 哥伦布(尸体(Bodies)) ● 格陵兰岛(Greenland) 哥伦布(来自中国(Cathay)的人已经拜访了那里) ● 亚述尔群岛(Azores) 哥伦布(来自科尔沃(Corvo)的尸体(Bodies),希望在佛罗勒斯(Flores)登陆) ● 南美 阿里亚斯十字(Arias-Cross) ● 太平洋 卢多维可·德·瓦特玛(Ludovico De Varthema) ● 澳大利亚 瓦兰布尔(Warrnambool) ● 太平洋 巴干维尔(Bougainville) 卡地亚(Cartier) 华莱士(Wallace) ● 非洲 蒙克拉罗修士(Fr Monclaro)——派特(Pate) ● 新西兰 库克(Cook) 11.中国舰队所到国家的证据 (1)当地人涉及到的中国人或“黄种人”是早于欧洲人航海大发现的。 ● 非洲(Pate,东岸):中国人在他们之间居住了—证据包括在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献给中国的长颈鹿;蒙卡拉罗(Monclaro)神父的论述;汤姆·皮雷(Tome Pires)①的日记。 ● 北美:哥伦布相信他遇到的人是中国人;维拉札诺(Verrazzano),罗德岛(Rhode-island)遇到的亚洲人;印地安人(纽波特(Newport)描述道:“像房子那么大的船放着炮驶向上游”,教皇(Pope)的信中也描写到野蛮人的船从北美到达了格陵兰岛。 ● 加利福尼亚:“像大房子一样的船”离开海岸。 ● 墨西哥:在欧洲人来临之前,纳蜡伊塔(Narayit)部落的人就涉及到亚洲的船只拜访了他们。 ● 南美:阿里亚斯(Arias)神父告诉西班牙国王:“浅皮肤的人从南美穿过了太平洋。” ● 南极洲:卢多维克·德·瓦特玛②(Ludovico De Varthema),来自中国的船只在南十字星的指引下来到了南极洲,此地白天很短,天气很冷。 ● 太平洋:巴干维尔(Bougainville)和卡尔特莱特(Carteret)发现在太平洋岛屿上浅色、黄皮肤的人很像中国人。 ● 斐济(Fiji)(亚萨瓦群岛Yasawa Islands):“黄皮肤的人拜访了我们。” ● 澳大利亚(关联到山地人):杨格里(Yangery)部落,瓦兰布尔(Warrnambool)—黄皮肤的人从船的残骸中下来,在他们之间定居了;特韦德河(Tweed River),昆士兰(Queensland)—穿着宝石衣服的人试图开采黄岭山(Mount Warning)地区;贝龙(Byron Bay)地区,新南威尔士州(NSW)—外国水手的大屠杀;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 河—外国水手的大屠杀;弗雷泽(Fraser)岛,离开金皮(Gympie)—小船离开大船(J.格林—Green,1862);格莱涅(Glenelg)河,安享地(Arnhem Land)—“蜂蜜色的人在安罕姆地定居,穿着马裤的女人都披着丝绸,男人们穿着长裤;金皮—“文化英雄”号(cultureheroes)航行到金皮港,带走了一些岩石然后离开;达姆瑞(Dhamuri)人—奇怪的人登上了陆地,修建了金字塔(观测平台)。 ● 新西兰:在库克船长到来之前,有两艘大船已到来了:马利斯(Maris),北岛(North Island)—浅皮肤的人在他们之间定居了,并抚养了孩子;南岛—奇怪的沉船残骸(在欧洲人到来之前)。 (2)在艺术上显示的早于欧洲人的外国人 ● 澳大利亚:霍克斯贝利(Hawkesbury)河—穿着长袍奇怪的拜访者;格莱涅河,安罕姆地—中国轮船和穿长袍的中国人(政府官员加利〔Grey〕的记述);青兰(Qinrans)—人们从马上下来;库克镇的北面〔Grey〕—外国船只。 ● 墨西哥:尤卡坦的亚麻(Lienzo De Jucutáto)显示了外国人的到来;古埃瓦·平塔达(Cueva Pintada)—1054年7月巨蟹星云(Crab Nebula)的超新星和木制固定的日期1400至1512年在一起,外国人的画给弓箭刺穿了。 (3)在欧洲关于澳大利亚地图绘制的出版是早于范·达曼(Van Diemen)和库克 ● 让·罗茨关于安罕地的记载中有很好的记述和插图,它的地理和矿藏、树木和湖泊。显示了东海岸和西海岸到天鹅(Swan)河。 ● 瓦拉尔德(Vallard):马群被牵引到安享陆地(Arnhemland),土著的房子,动物群,(罗马)花神。 ● 托斯坎内利(Toscanelli)1474:澳大利亚及其河流。 (4)早于欧洲人的岩画艺术 ● 豪克斯伯里(Hawkesbury)河:外国的船;对外国人葬礼的描写。 ● Ruapuke海滩:泰米尔人的书法(Tamil Calligraphy)。 ● 库克镇(Cook town):外国的船。 ● 格连奈勒提(Glenelty)河(SA):外国的航海家。 ● 墨西哥(Mexico):螃蟹星云爆炸(Crab Nebula Explosion)(中国人记录于公元1054年)。 ● 新英格兰(NewEngland):外国的船和船的残骸(DightonRock);外国的船(马萨诸塞的切勒姆福德〔Chelmsford〕) ● 北美洲(NorthAmerica):马的雕刻品和绘画(在那里被损毁,公元前1000年);密西西比平原(Mississipiplains),科罗拉多(Colorado),威斯康星(Wisconsin),路易斯安那(Louisiana),俄克拉荷马(Oklahoma);齐陈·依特札(Chichen Itza)(尤卡坦Yucatan);塞伦(Salem)(纽约New York) (5)同时代史学家的记载 12.本土植物从一个大陆带到另一个大陆 (1) 在欧洲人探险航行之前 从中国传到: ● 澳洲(Austrilia)—莲花(lotus)和纸草(papyrus)。 ● 北美洲(North America)—稻、罂粟籽、“卡特连里亚”(Kateleria)、玫瑰(R.Laevigata)。 ● 太平洋群岛(Pacific Islands)—桑树。 ● 南美洲(South America)—稻。 从热带亚洲传到: ● 太平洋群岛(Pacific Islands)—芋头、山药、香蕉、姜黄、西葫芦。 从马来西亚传到: ● 太平洋群岛(Pacific Islands)—竹芋(pia)。 从印度传到: ● 北太平洋群岛(North Pacific Islands)—甘蔗、生姜。 ● 中北美洲(North and Central America)—棉花。 ● 太平洋(Pacific)—棉花。 从非洲传到: ● 中太平洋(Central Pacific)—西葫芦。 从南美洲传到: ● 中国—玉米。 ● 东南亚(South-east Asia)—玉米。 ● 新西兰(New Zealand)—“古梅拉”(Kumera)。 ● 太平洋群岛(Pacific Islands)—山药、甜马铃薯。 ● 澳洲(Australia) ● 菲律宾(Philippines)—马铃薯、玉米。
第六部分:杨庆的远航附录:证据 2 从南太平洋传到: ● 北太平洋(夏威夷)—竹子、椰子、“卡瓦”(Kava,波利尼西亚(Polynesia)产的一种灌木,由其根所制的酒)。 ● 中美洲(Central America)—椰子。 从诺福克岛(Norfolk Island)传到: ● 坎贝尔岛(Campbell)—诺福克松树。 从印度尼西亚传到: ● 中国—香料。 从菲律宾传到: ● 中国—胡椒。 从北美洲传到: ● 中国—玉米、阿马兰斯(Amaranth,苋属植物,紫红色)。 从墨西哥传到: ● 菲律宾(Philippines)—烟草、甜马铃薯、玉米。(麦哲伦作为欧洲人第一次见到)。 可能还有菠萝、竹芋、花生、“李杩”(Lima,狐贝属)、“叶姆豆”(yambeans)、“巴林兵”(Balimbing)—木薯、Chico(藜科灌木)、番木瓜、zapute、西红柿和南瓜。(麦哲伦没有说他看到这些)。 (2)欧洲人在夏威夷第一次看到: ● 热带美洲(Tropical America)—甜马铃薯。 ● 印度(India)—野生姜。 ● 太平洋诸岛(PacificIslands)—竹子、面包果树、桐树、“希比斯科斯”(hibiscus)(芙蓉属植物)、卡瓦(Kava,波利尼西亚产的一种灌木,由其根所制的酒)。 ● 热带亚洲(TropicalAsia)—芋头、“提树”(tiplants)、山药(五片叶的)、香蕉、姜黄。 ● 马来亚群岛(Malayanarchipelago)—竹芋。 ● 东亚(EastAsia)—胡椒、桑树。 (3)欧洲人地理大发现之前即在复活岛发现的有: ● 南美洲(SouthAmerica)—“托托拉”(totora)芦苇、西红柿、烟草、甜马铃薯。 ● 南太平洋(SouthPacific)—椰子。 ● 东南亚(South-eastAsia)—山药。 ● 中美洲(Mesoamarica)—番木瓜。 13.一个大陆上的本土动物在另一大陆上被发现 (1)南美洲的亚洲鸡。到达南美洲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发现的那些鸡与他们家里的那些鸡完全不同。美洲印地安的鸡下的蛋带有蓝色条纹,有亚洲式的名字,鸡蛋并非用来食用,而是用于宗教活动。他们的鸡冠、羽毛、脚刺、大小、体型、腿、脖子、头部都不一样,名字也是马来鸡、乌骨鸡、卷毛鸡还有柯枝鸡。迟至1600年,地中海的人们还没有也不知道在美洲发现的亚洲鸡的风采。亚洲鸡不会飞;有人在欧洲人到那里之前就把它们带到了美洲。 (2)马—北美洲。骨头和骷髅—密西西比排水地区和加拿大。北美洲、澳大利亚、墨西哥和尤卡坦的马的图画、雕刻品。 (3)中国船狗—墨西哥、南美洲、南部非洲、东南亚、太平洋、福克兰群岛和新西兰、塔希提岛(库克岛)。 (4)海獭在新西兰被发现(来自印度)。 (5)中国皇帝的动物园中有来自印度的狮子、大象和老虎;来自非洲的长颈鹿、犀牛、鸵鸟和斑马;来自澳洲的袋鼠(Kangaroos)。 14.最早的欧洲人发现的采矿和其他活动的证据 (1)采矿 ● 澳大利亚 金皮(Gympie)—金矿。 安享(Arnhem)大陆—石墨。 ● 斐济(Fiji) 铜矿(Lasawa) ● 北极(Arctic) 冶炼的青铜、铁、铜—德文岛(Devon Island)和巴瑟斯特岛(Bathurst)。 ● 北美洲(North America) 纽波特(新港,Newport)—煤。 ● 墨西哥(Mexico)铜、金 (2)中美洲的前哥伦布的(Pre-columbian)冶金术、漆器和染料。 在墨西哥一个很小的区域(米乔阿肯-巴勒萨斯河〔Michoacán-RioBalsas〕)发现了以下前哥伦比亚人的项目和活动(这个区域在瓦尔德塞米勒〔Waldeseemüller〕航海图中出现)。 古代的船的残骸。 尤卡坦(Jucutácato)左右支索(从船上下来人的图画)。 运用复杂技术的铜矿。 利用中国技术的漆盒制造业。 用中国技术从昆虫、贝、树叶、树根中提炼的燃料。 与传统的佛教设计相同的哈库埃拉斯(Hachuelas)。 与喇嘛教设计相同的镜子。 15.非常古老、庞大且未被确认的船只残骸 ● 印度尼西亚 ● 越南 ● 安南 ● 菲律宾“潘达南”(Pandanan) ● 加勒比海 ● 澳大利亚:西海岸—珀斯;珀斯—南海岸;东海岸—拜伦湾(Byron Bay);北海岸—锚。 ● 新西兰:康贝尔岛(Combell Island);鲁阿普克海滩(Ruapuke Beach);微暗的声音。 ● 美洲:太平洋海岸,内坎尼(Neahkanie)海滩;旧金山,萨卡拉门托(Sacramento美国加州首府)舡;洛杉矶,锚;大西洋海岸,纳拉坎塞特(Narragansetet)海湾。 ● 墨西哥:中国布料 ● 中国:南京 ● 厄瓜多尔:锚 16.人工品和奉献的祭品 (1)瓷器 ● 东部和南部非洲:在绵长的东部非洲海岸的统治者的宫殿里,明前期的瓷器被第一个欧洲探险家发现。 ● 澳大利亚:在“布拉消”(Bradshaw)、“埃莱乔”(Elecho)岛、“依尔卡拉”(Yirrkalla)、“温切勒海”(Winchelsea)岛、约克角、金皮(Gympie)、塔斯马尼亚发现明朝早期的瓷器。 ● 美洲、太平洋海岸:明朝的瓷器。 ● 墨西哥“支华塔尼和”(Zihuatanejo)。 ●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麦哲伦的记载说身着丝绸的统治者拥有明朝早期的瓷盘。 (2)奉献的祭品 ● 东部非洲派特(Pate):青铜狮子。 ● 阿佐雷斯科尔沃(Corvo):朱棣的雕像,被首先到达那里的陆地的欧洲人发现。 ● 澳大利亚(NSW):缟玛瑙雕刻成的甲虫,妈祖的头(ShaoLin’s Head)石头的头像;皇后岛-翡翠佛像,“加内士”(Ganesh)、印度猴神、缟玛瑙雕刻成的甲虫;安罕姆陆地—玉雕“寿老”。 ● 新西兰:蜿蜒的水(鲁阿普克海滩);中国滑石小雕像(奥克兰的“毛库”—Mauku)。 ● 墨西哥(Mexico)(危地马拉边境)。 其他东西 ● 墨西哥,佩特(东部非洲):根据中国传统制造的漆盒。 ● 加罗林群岛:粉红色的珠子和来自墨西哥的黑曜石。 ● 豪环礁(Hao Atoll)(土阿莫土群岛):绿宝石环。 ● 乔路卡(Joluca)(墨西哥):罗马半身像。 ● 萨尔瓦多(El Salvador)/危地马拉边境:埃及画像。 ● 秘鲁:带有中国铭文的青铜和陶器。 ● 纳斯卡(智利):带有中国铭文的青铜和陶器。 ●“泰奥提华肯”(Teotihuacan)(墨西哥):中国玉制大奖章(jademedallion)。 ● 恰帕·德·科尔左(Chiapade Corzo)(墨西哥):中国玉制耳坠。 ● 新西兰:“科连索”(Colensobell)。
第六部分:杨庆的远航附录:证据 3 17.石头建筑、观察平台和有雕刻的石头 (1)观察平台和观察者 ● 澳大利亚:蓝山西面的潘里斯(Penrith),新南威尔士中部海滩的金皮(Gympie),阿瑟顿(Atherton)。 ● 北大西洋:纽波特圆塔(Newport Round Tower);卡那里斯(Canaries);凯恩盆地(Kane Basin北极)。 ● 太平洋:土阿莫土(Tuamotu)群岛;塔希提岛;马克萨斯(Marquesas)群岛;卡罗琳岛—莱莱(Lele),波那派(Ponape),南马达勒(Nan Madol),亚卜(Yap),托比(Tobi);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吉尔伯特(Gilberts)群岛—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圣克里斯托巴勒(San Cristobal);马拉(Mala);新几内亚(5);马尔登(Malden)岛;麦格奈提克(Magnetic)岛。 这些相关联表明它们是由一个随风航行的舰队建造的。 (2)记录航行的雕刻的石头 ● 中国—刘家港(福建省)① ● 马来亚—马六甲 ● 锡兰/斯里兰卡 ● 印度—古里(卡利卡特Calicut)、科钦(Cochin) ● 非洲—马塔迪(Matadi)瀑布(刚果) ● 佛得角群岛—贾涅拉(Janela) ● 南美洲—圣·卡特利那(Santa Catarina) ● 新西兰—鲁阿普克海滩(Ruapuke Beach) ● 北美洲—戴顿石(Dighton Rock),“萨卡拉门托石”(Sacramento stone) (3)指示方位的石头 ● 北美洲—圣·匹博迪(S.Peabody)、罗亚斯通(Royastone)、巴列(Barre)、舒特斯别丽(Shutesbury)、方柱石(Chelmsford)、厄普顿(Uoton)、康科特(Concord)、沃尔瑟姆(Waltham)、柯立斯(Carlisle)、艾克顿(Actom)、林恩(Lynn)、科哈塞特(Cohasset)、纽波特(Newport)、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 (4)各色各样的石砌的住处 ● 北美洲—纳拉干塞(Naragansett)海湾,在旧金山湾(中国村)之东 ● 高纬北极地(High Arctic)—纽芬兰(New Foundland),拉布拉多(Labrador)、凯恩盆地(Kane Basin) ● 澳大利亚—比坦加比湾(Bittangabee)、纽卡斯尔(Newcastle)、悉尼(Sydney) (5)用来指示方位的石头标记 ● 纽芬兰(New Foundland) ● 拉布拉多(Labrador) ● 凯恩盆地(Kane Basin) ● 外赫布里底岛(Outer Hebrides) 纽波特的圆形塔—天文学的排列 现在对该塔进行的碳14测定的最早年代为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罗德岛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威廉·本哈罗(Willian S.Penhallow)和艾米瑞特斯(Emeritus)已经得出结论:该塔是一个圆柱体,数个拱门列于8个石柱上,石柱上切割出窗户,可以在春分和冬至对太阳、月亮、北极星、杜波星进行天文学观察。从这些窗子的排列中,发现了用月蚀测定经度所要求的所有条件。塔的东北角的构件已经找到并进行了考察。作者要求对该塔进行灰泥分析,以判定它是否含有米浆或石膏。这些都是中国人加入灰泥中以加固建筑的东西。前述17(1)和17(4)中所要求的泥浆分析将被执行并贴在网上。 18.语言学的语言 (1)语言学 中国人、东部非洲(巴准Bajun—意谓“蜂蜜色的人”)和澳大利亚(巴准尼Bajuni—意谓“蜂蜜色的人”)的土著人用相同或相似的名字;在新西兰称红薯为库马拉(Kumara),在墨西哥称为库马尔(Kumar);还有在南美洲把筏称为巴尔萨(Balsa),称小船为三潘(Sampan),在中美洲把鸡叫作kik-kiri-kee,和在中国一样。 (2)加利福尼亚人说的汉语,俄罗斯河(Russian River,鲍威尔斯Powers)和秘鲁村。 19.习俗和游戏 (1)墨西哥(李约瑟教授的描述) ● 复杂的祈雨仪式,小到每一细节都相同。 ● 特波那斯特列鼓象木鱼。 ● 三足陶器。 ● 双重可置换的历法。 ● 在颜色和动物等方面表现的象征性的关联,在中国和阿兹特克有相同的“月兔”的故事。 ● 游戏“帕罗里”(Parolli)。 ● 计算设备“瑰普”(quipu)(印加)。 ● 带有复杂信仰排列的玉。 ● 造纸(阿兹特克)。 ● 用灰泥的路和大墙(印加)。 ● 音乐—超过50%的美洲乐器在缅甸内地被发现。 ● 利于脖子休息的枕头。 ● 中国运输撑杆。 (2)加利福尼亚—在俄罗斯河(Russian River)和萨卡拉门托河(Sacramento)之间(鲍沃斯少校征服报告) ● 云顿(Win Tun),波模(Pomo),尤基勒(Yukil),麦度(Mai Du)部落:在语言上与中国的相似性;赌博、戏剧表演;女人的服装和发型;诱捕野禽的圈套;归葬祖籍;农民,而不是猎人;蓄胡须的男人;复杂化的陶器;装饰精美的碧玉刀;灌溉沟渠和石砌村落。
第六部分:杨庆的远航附录:线粒体遗传基因分析 20.遗传基因分析 ● 加利福尼亚-萨卡拉门托/俄罗斯河(云顿〔Win Tun〕,波模〔Pomo〕,尤基勒〔Yukil〕与麦度〔Mai Du〕部落) ● 墨西哥—米乔阿肯(Michoacan)群岛(太平洋海岸) ● 危地马拉—靠近萨尔瓦多边境的太平洋海岸的印地安人 ● 达里安(Darien)半岛—白色印地安人(马什的达里安探险) ● 委内瑞拉西部的印地安人(特拉帕·帕劳加诺〔Trapa Paraujano〕与马科塔〔Macoita〕人) ● 巴西—马约鲁阿纳(Mayoruana)印地安人。 ● 非洲(佩特)—巴准尼人 ● 澳大利亚的安罕姆—土著人 ● 太平洋-塔希提(Tahiti)、博拉·博拉(Bora Bora)、基里巴斯(Kiribati)、卡罗琳(Caroline)、马利亚纳(中国水手的坟墓—汪涛〔Wang Tao〕教授) ● 北美洲—纳拉干塞(Narragansett)湾印地安人(德拉巴雷(Delabarre)教授) ● 新西兰—鲁阿普基(Ruapuke)和奥克兰(Auckland)之间的毛里斯(Maoris) 可望得出结果并在网上公布 21.原住民的牙齿 从克里斯帝·特纳教授(Christy G.TurnerⅡ)获得的建议,可望获得结果并在网上公布 第五部分:参考文献选 迄今最完整的文献目录见Sorenson,JohnL.,and Raish,Martin H.,Pre Columbian Contact with the Americas Across the Ocean: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Bodleian Library,Oxford。两位教授列出了几千本书,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李约瑟著(Joseph Needham)教授著,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lilisation in China)也是件相当可观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