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米科技希望ol手游:李元吉与李建成关系好因他洞悉李世民狡猾奸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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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常要按照李渊的指示学习治国之道。也正因此,才让李世民的累累战功被世人所见。在李世民开疆扩域过程中,一直跟随他的齐王李元吉对其可谓洞烛其奸。

本文摘自《他们为什么没能成为皇帝》,作者:何木风,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公元618年,大唐武德元年六月七日,唐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一个人被立为太子,就注定了他是未来的皇帝!这就要求他必须学习如何治国、如何理政,注定了他将不再如创业之初那样东征西杀,也注定了他不会再立战功。

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常要按照李渊的指示学习治国之道。也正因此,才让李世民的累累战功被世人所见。在李世民开疆扩域过程中,一直跟随他的齐王李元吉对其可谓洞烛其奸。

元吉本是一介武夫,之所以与建成走得很近,不过是因为建成毫无心机,仁厚宽简。此性格让建成做人做事都无遮无掩,这就让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李元吉觉得此人“可交”。在这里倒很有必要说一下元吉这个人。被篡改过的《旧唐书》里说,元吉也有夺太子之位的想法。但他却没有如李世民那样直接和建成太子对抗,而是先和太子建成联合杀李世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势力和号召力根本不可能与李世民相比,待杀掉李世民后,他再图建成太子。我不知道这是哪个笨蛋文人篡改的,首先就没有一点逻辑思维。建成本是忠厚老实之人,李元吉如果不是傻子自然就能想到下面这一招:杀掉李世民诬陷建成太子。他杀李世民的机会多不胜数,常和李世民在外征战。在战场上,机会多的是。何必要招摇过市地和建成太子联合呢?

假设李元吉是傻子,他也的确有篡太子之位的想法,作为武夫的傻子做事肯定是以武力来取胜,他齐王府不是没有武功高超之人,况且他自己就是一员比李世民要厉害出许多的猛将。他想杀李世民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从他和建成太子来往频繁可以得知,他不是傻子,他懂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又从建成被李世民射死后,他想把李世民勒死的表现来看,他和建成的情谊之深厚毋庸赘言。那么,《旧唐书》何以要篡改关于李元吉的事情呢?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头脑简单的武夫太忠于建成。而李世民早就在《旧唐书》上把建成定义为不忠不义之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元吉这样忠诚的朋友呢?

李世民的城府之深、诡计之多,让李元吉觉得跟这个二哥在一起很费脑筋。因为常和李世民奉父皇之命定天下,他清楚地知道李世民绝不是甘心当秦王的主!他跟建成说,老二常和父皇来我府上,我的护军宇文宝武功了得,让他埋伏在我寝室,把老二干掉。

建成急忙摇头,此事不可,你绝不要做! 

元吉大怒:我是为你好!看来我是狗拿耗子了?

此事不久,突厥郁射设屯军河南,入围乌城。太子建成便跟李渊建议用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讨,李渊答应后,建成又怕元吉出事,便希望李世民的部下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与之同行。

元吉趁势向高祖建议,将秦王手下的两个狗头军师杜如晦、房玄龄赶走。高祖对李世民“广纳狡诈之人”的事也略知一二,便答应了。元吉又道:“秦王狼子野心,若提防不得,请杀之!”

高祖回答:“诸大臣都认为他有平定四海之功,况且,他并无夺太子之位的行动,一旦杀了他,何以向天下人说?”

元吉回答:“他出征时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

高祖不语,元吉见此情形,怏怏而退。

适值李渊要避暑太和宫,按照惯例,李世民与李元吉要跟随。元吉找到李建成道:“到了太和宫,当兴精兵袭取之。抓住他后置土窖中,只开一孔以通饮食。”

建成还是没有同意。不久,李世民抢占先机,发动了玄武门兵变,元吉与建成被杀。李元吉虽然洞烛其奸,但却迟迟得不到下手的命令,是以大败。而李世民却是一个只凭传言就杀人的人。

他的猛将李君羡,因促成了“便桥之盟”,所以李世民当着众臣夸奖道:“使皆如君羡者,虏何足忧!”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却在不久后被李世民杀掉了。早在贞观初,白日接连出现太白星,有太史占曰:“有女人要当皇帝。”其时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

有一次,唐太宗大宴群臣,行酒令,各言小名,李君羡就把自己的小名“五娘子”说出来。李世民张着嘴半天没回过神来,好久,才阴笑着说道:“明明是一个男儿,怎么叫女孩子的名字?”

又因为李君羡官邑属县名里都有“武”字,李世民觉得太史之占和谣言很可能要验在这个李君羡身上。他当初想要杀建成太子时也造了许多谣言,难道这个李君羡……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久,他把李君羡调到华州做刺史,又密令御史弹劾他。如他所愿,一份“李君羡与狂人为妖言,谋不轨”的奏书到了他面前,他马上下令斩之。

如果建成太子有一点李世民的狠毒之心,元吉根本就不用死了。元吉临死前很可能后悔,遇到了太子建成这样“老实”的笨蛋,不然,死的定会是李世民,而不是他。

历史就是历史,由不得半点假设。但是因为抱着对建成太子太大的遗憾与对李世民的仇恨,不得不假设一番。从古至今,区分一个君主是否昏与明、庸与聩的标准似乎就是他的业绩。而这种业绩是留给后人的,也就是说,后人才有资格评价谁是明君谁是昏君。这后人里还分两种,一种是文人,一种是普通百姓。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朝代,百姓对上都所知甚少。对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封建社会来讲,百姓诉苦的时间要远大于他想要了解朝廷内部形势的时间。大唐虽然太平强盛,但跟老百姓没有太大关系。所谓太平,不过是收老百姓的税顺利一些;所谓强盛,不过是让境外的诸族臣服而已。

现在无法了解当时老百姓对李世民的评价到底是什么样的了,即使有,恐怕也不能置于史书。况且,前面已经说了,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时间和心思去参加时政。所以,太平盛世之于老百姓,就是能有短暂的安生时间来过日子而已。

后人中的老百姓会以“明君”二字评价李世民,因为他开创了太平盛世。而后人中的文人却不这样看,他们在肯定太平盛世的同时还会对皇帝之位的来龙去脉进行理论。他们理论的结果就是李世民“皇帝之位”来路不明。在他们这里,“明君”二字已经去掉了“明”字。

在前面我们讲过,贞观之治的出现是高祖李渊奠定的基础和诸多名臣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假设是建成太子当国,根据他的个性与品行,他自然也会将大唐带到太平强盛的境地中来。他还会成为世人眼中的明君。

但他失败了,他没有坐上本该是他坐的龙椅。因为他遇到了李世民,一个比他在心机上要高出许多,但在品德上要差许多的李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