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布鲁:忆唐德刚先生 -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忆唐德刚先生 作者：李庆余   发表时间：2010-04-13 00:37:41          唐德刚先生走了，我是从《文汇报》的一篇纪念文章知道他去世的。此后，经常回忆起我与他的交往。
　　认识德刚先生是在1982年我旅美访学期间。我与另外二位大陆学者应邀去纽约市立大学拜访他。在校大门口见面后，他引领我们去他的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德刚先生早年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主任，为该校东亚研究积累图书资料作出重要贡献，该校的东亚图书馆日后成为美国研究东亚文明的重镇之一。70年代初，他转入纽约市立大学，任亚洲系主任，直至退休。他的多数著述是在这两所大学完成的。这次会见长达三，四小时。
　　其间，他请我们在校园用简餐。那时，德刚先生才60出头，风华正茂，才思横溢。他热情健谈，操着一口皖南的乡土口音。大部分时间是我们听他讲，从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到纽约唐人街的华人生活，从总统大选到中美关系，讲的有声有色，淋漓尽致，简直是一幅对美国的全景式的描绘，乃至若干年后，我在回忆这次谈话时，曾为当时未加录音或当日回府未凭记忆将它写成日记而感后悔。这不是一篇宝贵的口述史“唐德刚看美国”吗？。
　　他有时也问些大陆的情况，他问我：“蒋百幻先生今在哪里？”我回答说，他是我的老师，我读本科时听他讲授世界近代史与英国史。解放后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不过不再用百幻这个名字，而改名蒋孟引，中国史学界没有不知道他名字的。德刚先生乃告我，蒋先生是他在中央大学上学时的老师，戏称“我俩都是他老的弟子”。德刚先生后来访问南大时，特地去拜访了蒋老。
　　我与德刚先生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中央大学的校友会上。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很多在纽约工作，学人居多，兼有经商或做其它职业者。他们总是一，二年有一次聚会。也是唐德刚作为这次聚会的组织者向我发出邀请函，才使我得以参加这一盛会。那天，德刚先生西装裤的皮带上夸着一个腰包，指手划脚，忙着张罗一切，我们没有太多的交谈，但我第一次见到了华裔的物理学家吴健雄与其它许多中大校友。吴健雄时任纽约校友会会长，在美国学界与中大校友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她与其它诸校友对来自大陆与台湾的校友很为友好。来自台湾的中大校友对我们也很友好。真所谓“血浓于水”。
　　我两年旅美访学结束后回到中国，这二十多年时间里与德刚先生偶有通信与交换新年贺卡。承蒙他的雅意，他每次到南京来访或参加学术会议，都设法让我知道，以便我与他会晤。记得有一次，他在会议期间偷闲与他的中大同学聚会。他让一位同学电话通知我，去参加他们聚会，地点是在德刚先生下榻的宾馆。我主要听他们忆往怀旧。德刚先生讲他的美国体验，中大的校友讲大陆的故事。我最后一次见到德刚先生是在电视节目上。那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对他进行学术采访，只见他面容憔悴，表情僵硬，说话吞吞吐吐，与往常那种生动诙谐相对照，判若两人。我早就担心他的健康状况了，否则，他是不会不来参加南大百年校庆的。看到他的电视形象，不禁令人哀叹人生苦短、岁月无情。
　　我与德刚先生可谓亦师亦友。论年龄、资历与学问，他是我的师长，当之无愧。但在接触中，他从不以长者自居，更像是校友与同门。他让我看到了一位华裔学者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的心路历程，以及他是怎么坚持自己的人格操守与学术探索的。在第一次见面的谈话中，他讲了这么一件事：70年代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时，他们一群在纽约的中国学人组织起来，冰天雪地里赶火车到华盛顿国会去请愿，要求美国政府善待中国。德刚先生说，在中美断交期间，华人受到压力，很少有可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这次华盛顿请愿恐怕是1949年中美断交后的第一遭。
　　德刚先生还告诉我们：美国政府平日里不听取华人的声音，只是到出于政党政治的需要才想着要改善一下美中关系。这时，美国政府会想起华人。一次，里根总统忽然召见陈香梅女士，并请她做一次中国之行，其实是为里根的日后访华鸣锣开道。我们提醒她说：“香梅，当心被美国政府利用。他们捧你，实是要利用你。”
　　德刚先生的这些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我在以后治美国史时，常常想起这些话。德刚先生不仅勾画了一群热爱母国的华裔的形象，而他们对美国的认识可说是知根知柢。
　　他是著名学者，文史大家。他在口述史方面的建树已被学界充分肯定。他是海外口述史学的开拓者与领军人物。《李宗仁回忆录》、《张学良回忆录》与《胡适口述自传》均是口述史名著。《李宗仁回忆录》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从国外引进的著作，被几家出版社竞相印刷发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德刚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白天夹着公文包、内中装着录音机，去李宅与传主李宗仁对话，要把他记得的事情一椿椿地抖出。他则打开录音机将其统统录入，其间还在小本子记些要点。待到回家后，再打开录音机，用书面文字录下传主刚才的口述，并一一加以考订，取其精华，正其谬误。决不是有话必录、照录。唐德刚说，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常常有错，有时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为对读者对历史负责，必须对口述资料作细密的考辨。他经常一做就是整个夜晚，直到天明合上双眼，在沙发上打个盹，又去上班了。
　　关于《李宗仁回忆录》在国内的出版，唐德刚风趣地说，大陆对这本书不断加印，一时间洛阳纸贵，可是它的作者在美国却一无所知，直到他第一次赴大陆访问。
　　当时中国人尚无版权意识，只是到了最后，有一家出版社塞给了他几百元，算是“酬劳”。德刚先生讲到这里，我看着他一笑了之，如同讲一个与他自己无关的故事。他注重的是《李宗仁回忆录》的影响，而不是他的稿酬，流露了一位学者的本色。
　　《胡适口述自传》与后来写的回忆录《胡适杂忆》已被公认为研究胡适的不可缺少的著作，以论述公允，“有极大的真实度”而著称。唐德刚是胡适最后的入室弟子，也是胡适晚年最亲近的人。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学人与思想家，然而，世态炎凉，在二战后的年代失去了官职（“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后，一转身就成了一介平民，一个提着布袋在纽约超市买米买菜的布衣百姓。几乎没有人再去看访他。这时，唐德刚走进了他的生活圈子，他吃了胡老师无数次的饭，也为胡老师做了无数次的事，胡适被授命去台湾当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唐德刚帮他料理一切，连师母那只不舍得丢弃的老式大床也是唐德刚帮他运到新泽西港口码头的。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完成《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他不但录制胡适口述，还作了详尽的注释。那些注释也成了珍贵的史料。
　　《胡适杂忆》不仅使我们见到了一个作为普通人的真实的胡适，一个“被写活了”的胡适，而且，也让我们看到了德刚先生本人的秉性与品德。从他对胡适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对这位关门弟子的影响。德刚先生是幸运的。他作为胡适的弟子，恐怕是他一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段人生经历。《胡适口述自传》与《胡适杂忆》也将成为传世之作。只有一件事是遗憾的。这就是他没有协助把师母的回忆录整理付梓。胡太太虽不通文墨，但长期受丈夫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也学着写日记，写对丈夫的回忆。我听德刚先生说过，有一次，师母把一叠手稿拿给他看。意图是明显的，想请这位弟子给予指点与做个处理。不料，没有思想准备的他看了一会儿，没有当它一回事，随手就还给了师母。德刚先生说，他不知道师母的手稿以后的下落如何。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德刚先生弥留之际，会想到这件事，引以为大憾的。
　　德刚先生走了，留下了他那音容笑貌与人生轨迹。他是一个值得回忆与思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