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村自助游:一个记者经历的慈善内幕

         我身边的很多家长，都被这个小女孩感动，他们正在计划带上自己的小孩，去都江堰向峨乡探望李贵艳，同时也算是生活在大城市这些优越惯了的孩子们一次人生洗礼。这样做好不好？当然好！但如果所有的人都捎着眼泪和慰问品，带着小孩去慰问李贵艳，那么，人们自发的集体爱心之旅，很快就会变味。
　　我不是一个冷血动物，也没有故意贬低这些古道热肠的好心人。每每听到这般凄美的故事，总会刮起一股慈善风。但是，人间凄美的故事还是层出不穷，我想说的是，仅凭来自民间的力量，就可以让爱心之光普及，拯救这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吗？
　　
　　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周报记者经历的慈善。

　　大约七年前，这哥儿们应聘到成都某时尚周报做记者和编辑，现在他依然在那里供职。曾经，这份周报非常热衷于彰显自己的社会责任感，频频举行了许多针对弱势群体的慈善活动，而他亲手参与和组织了其中绝大多数的爱心活动。
　　但是，从两年前开始，这家周报再也不进行类似行动了，它华丽转身，变成了一份号称引领这座城市时尚潮流的高端周报。其实，不要怪它，也不要怪我们这些做媒体的人。现在想起，就算你是记者的身份，你的号召力也是有限的，往往很多很好的想法，最终都沦为了表面形式。
　　从这个角度讲，我这哥儿们顶着被广大网友劈砖块的压力，亲自讲述了他参与他策划的一些爱心和慈善行动的一些内幕。其实也不算内幕，顶多是一种无可奈何——
　　
　　2005年，大约5月份的时候，四川遂宁市一个备受尊敬的乡村女教师患了尿毒症，需要二十多万的治疗费。那位女教师的名字我现在已经无法记得了，大约叫文敏吧。当时一个读者，其实就是她的一位亲戚致电到了编辑部，希望我们能够报道她的感人事迹，号召全社会的好心人拯救这位朴素而敬业的乡村教师。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那时的我还很年轻，热血沸腾，充满正义感和责任感。我自告奋勇去了遂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辗转到那个小县城。我在病床上看到了正在遭受折磨得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她的生活本来平凡得波澜不惊。然而，自从她生病后，她的丈夫就与她离婚了。对一个月收入只有一千多块钱的乡村教师来说，几十万的换肾的费用，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在病床上，这位女教师告诉我，她想回到学校那群她带了好几年的孩子需要她回去上课。她说得很诚恳，没有半点矫情。
　　第二天，我到了她任教的那个小学校。她的同事和学生们得知是省城杂志的记者来采访了，都自发地组织起来，一起在大教室折千纸鹤，为他们的老师许愿。他们歪歪扭扭地写了标语：“请救救我们的老师！”
　　然后，这些孩子们站成几排，举着一串串色彩缤纷的千纸鹤。前排的孩子举着他们写的标语板，让我给他们拍照。当时，我内心阵阵辛酸和绞痛，他们便希望用这样的一组照片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换取社会的同情心，拯救他们的老师。
　　而我，在那时几乎成了传达他们愿望的使者。
　　这次采访，最终被刊登到了我们周报上，题目就是《拯救乡村教师文敏》。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效果甚微。不是我写得不够感人，那组孩子们举着千纸鹤和标语板的照片就作为主图刊登到杂志上，令人动容。
　　后来，我给学校打了电话，他们告诉我，只是接到了几个询问的电话，似乎有一个女老板捐了几万。再后来，应者寥寥，而我，最终竟然也不再关心此事。至于那位文敏老师的命运，我不得而知。
　　经历此事，我利用媒体掀起的爱心作用表示怀疑。我也在反思，以前想不通，但现在我想通了，这个社会太多的不幸，真真假假，人们都已经麻木了。或者说，人们就算要表示已下爱心，都已经不再无私和神圣。
　　这不能怪我们身边的人们，包括我们自己。当一个社会的保障体系整体不健全时，当你的爱心很可能被人利用时，试问哪里有一面镜子可以清晰而准确地还原爱心本来的样子呢？
　　
　　然后再讲两件我亲历的爱心活动。
　　这一次，大约是2006年冬天的时候，我供职的这家周报继续孜孜不倦地继续自己的慈善行动。而我，基本是其中最主要的组织者与参与者。这一次，我们联系到蒲江的教育部门，然他们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偏僻的希望小学，我们组织读者去送温暖。
　　很快，那边就有了回应，说学校找到了。我在读者群里很快就发动了几十位要去献爱心的读者。大家筹集了一笔钱，买了很多学习用具，还给那所学校的老师买了电热器。于是一行十几个代表，在我和报社摄影记者带领下，怀着无比的使命感到了蒲江的那所希望小学。
　　然而，等到了那所学校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失望了。那是一所刚修建完毕的希望小学，修得很漂亮，还通了柏油路。老师们都骑着摩托车上班。当然，也有少部分学生，住在山上，每天步行十多里路来上学。
　　我们所有的人当时都很无语。但既然来了，戏还得继续唱下去。（对不起，我说这是唱戏了）。学校的老师们倒非常配合，那天是周六，却专门留了大约四十位同学和五六位老师作为这次行动的人肉背景。
　　他们在操场上集合，老师坐第一排，孩子们坐在他们身后。我和成都去的读者面对他们站在临时搭建的一排主席台上。墙上挂着鲜红的标语：“欢迎*****到我校送温暖。”他们让我讲话，我站在那里，很尴尬，不知讲了些什么，然后是热烈的掌声。最后大家很有秩序地上来领慰问品。
　　结束后，我说要采访典型。学校安排了几个家庭贫困的学生接受采访，他们的故事倒真感人。然后采访老师，问他们有什么困难。一个老师很幽怨地说：“最近油价又涨了，我们骑摩托车上班，成本增加了……”还有一个老师说：“希望你们能再给我们捐一个图书室。”
　　采访完毕，我们要回成都。学校的两位领导亲自把我们送到县城，然后要招待我们吃狗肉汤锅。蒲江的狗肉是很出名的。大家执拗不过去，就说吃吧，吃了咱自己掏钱买单。哪知，我们在刚刚吃的时候，学校那边就把单买了。
　　那天，我们送到学校去的慰问品，其实就值七八百块钱，但是，他们请我们吃的这顿狗肉，花了将近三百块钱。
　　那次我回来，我很想放弃这篇稿子。但是，最终还是刊登出去了。让我意外的是，效果非常好，不少读者都打电话来，说他们下次也要参与类似这样的爱心活动。而我，好几天都感到很恶心。那也是我人生吃过的唯一一顿狗肉。
　　
　　我想到了川报的一个女记者，当初到宜宾采访时，一边报道爱心，一边目睹相关人员花天酒地大快朵颐，最后终于忍不住站出来呼吁。那段时间，她是一个红人。我以为她在炒作，但是，有了这些经历，我能够理解她的心情。她是一个有良知的记者，就像曾经的我那样，充满庄严的社会责任感。
　　但是，很多时候，这个社会是不需要责任感的，需要的只是责任感表演的形式。
　　现在，我再讲一段故事。我想，当我再把这个故事讲完时，就让唾沫和砖块再飞一会儿吧。
　　大约2007年，具体月份我记不清了。此刻我还是我们这家周报的“爱心传话筒”。期间我报道了许多有关弱势群体的话题，比如关注流浪儿，白血病人，比如和锦里的人一起，到西昌普格送温暖的麦青行动。
　　这天，一个读者突然找到我，说他有一位女性朋友，是个美女作家，她的第一本小说马上就要出来了，她愿意把稿费的一半拿出来救济那些需要用钱的人，前提是我们周报要报道她的事迹。
　　很明显，这是一次炒作。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是炒作。但是，我还是没有拒绝她。毕竟她愿意拿出她稿费的一半，毕竟还有那么多人需要钱。
　　当时，全国各地都在热炒帮助流浪儿回到家乡的爱心话题。而成都的一家收容所，是我暗访过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我当即就想到了那个地方。于是联系到他们。曾经我暴过他们的光，但在爱心面前，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次活动整个组织都非常顺利。我私下也见过了那位所谓的美女作家，其实样子很普通，那本书也是她的处女作。我问她稿费的一半究竟是多少，她说还没有核算出来，但肯定不会少。我想也是，一本小说的稿费和版费，大家都可以算的。
　　这位美女作家社会关系也不错，一个亲戚在省团委任职。这次活动的捐赠仪式就在我们编辑部的大会议室进行。那天收容站的几个主要领导都到场了，还带来了十几个流浪儿代表，而这位美女作家在省团委工作的很有身份的亲戚也作为嘉宾来扎场。更让我啼笑皆非地是，她还临时拉来了几个亲友粉丝团，像当时流行的超女粉丝团那样，举着用彩色笔绘的KT版，坐在了现场，不时对着我们的摄影记者摆造型。
　　收容站的流浪儿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感人的舞蹈：《感恩的心》，当这首熟悉的旋律在我们编辑部的大会议室想起时，我突然无比羞愧。而最后，当这位美女作家当众宣布将三千多元的稿费捐出来时，我已经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
　　那时，我发誓，我再也不会组织和参与这样的行动。
　　
　　那之后，我对于所谓慈善的信仰，对于一个媒体人所谓的社会责任感，感到深深地怀疑。我觉得我在做的，一直都很荒唐，一直都很超现实。
　　直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又参加了我们周报组织的抗震救灾行动。但这一次，我们报社为灾区募捐了数百万的善款和物资，连续半个月冒着各种危险深入灾区。这一次，我只有感动，真正地感受到了何为大爱无疆。
　　但为什么我们内心的爱的底线，爱的良知，对爱的信赖，非要在重大危难时刻才会迸发呢？
　　而真正的慈善，真正的爱心，它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一种习惯。它应该在生活的点滴中得以传承，而不是要在一张张道具中变得灿烂无比……
　　
　　回到向峨乡李贵艳身上。她的故事固然博得了好多人的眼泪，她的坚强和善良，固然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但这一次，我还是想劝一下周围朋友，别带着孩子去对她表示慰问。
   因为，万一孩子问你：“这个姐姐为什么这么傻呢？她怎么不和奶奶一起搬到城里住呢？”
　　请告诉我，这时你该如何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