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电气工程技术应聘:潜伏台湾地下女党员朱枫牺牲60年后忠骨返乡

红色女特工朱谌之潜伏台湾就义 60年后骨灰还乡
[导读]朱谌之原本是宁波富家女，“五卅”惨案后投身革命。1949年10月受组织委托去台湾接受传递情报的任务，1950年6月10日在台湾马场町刑场被枪杀，年仅45岁。2010年12月9日中午12点45分，骨灰还乡。
朱 枫：牺牲在台湾的女情报员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戒备森严的台北马场町刑场上，一位被台湾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当代特大间谍案”的女主角身中7弹，倒在血泊中。她就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朱枫。这一年，她年仅45岁。朱枫的牺牲在岛内外产生重大影响，说起她的牺牲，还要从“炮击金门事件”说起。
1949年5月23日，上海战役接近尾声之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电示华东野战军：要求其迅速提早入闽，争取在两个月内占领福州、泉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为解放台湾扫清外围。此后，华东野战军首长很快将所属的第一兵团在上海战役还没有结束时就移师福建。上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所属第九兵团开往浙江，部分开往福建。
7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解放台湾问题。会议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于1950年解放台湾，最迟不超过1951年。此时，毛泽东把解放台湾的计划大大提前了。毛泽东提前解放台湾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方面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反动派赖以发动革命内战的军队几乎丧失殆尽，解决逃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已不需要花费多大的气力，解放台湾已是指日可待；另一方面是考虑尽快解放台湾，防止美国直接出兵干涉。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了建立渡海作战部队的设想，他指出：“我们必须准备进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仍可以考虑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飞机组成一支攻击部队……”1949年7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刘少奇在与斯大林会谈中，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帮助建立空军的问题，并说明了准备进攻台湾的计划，要求苏联提供200架左右的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中共的请求，不过对于中共要求苏联在作战时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的要求，斯大林表示难以赞同，他说这样做的结果必定会引起美国的介入，从而诱发美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此后，中苏通过谈判，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就适当时机解放台湾进行必要的准备。有了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承诺，中共开始把解放台湾作为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3个军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投入对台作战准备，成立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总指挥部；在空军建设方面，人民解放军抓紧从苏联购进作战飞机，突击训练飞行员，训练出两个歼击机团和一个轰炸机团的全部地勤人员。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福建沿海地区仅剩下金门、东山和马祖等几个岛屿有待解放。当时解放军等十兵团按原计划命令第二十八军迅速攻克金门，以完成漳厦金战役。
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乘胜追击攻击金门古宁头，由于情报失准，战斗连连失利。11月5日，三野七兵团进攻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也因情报失准而严重受挫。连续两次失利，致使中共高层领导决定，在海域作战非同于陆地大兵团行动，应尽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
1949年10—11月间，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最大的内线是被称为“密使一号”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为取得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受中共中央指示，时任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的舒同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共产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联系。
朱谌之，1938年投身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名朱枫，后调到情报战线做地下工作。
11月27日午后，朱枫乘坐的海轮在台湾基隆港靠岸。朱枫这次赴台，是以探望女儿一家为由作掩护的。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老郑”(蔡孝干)，另一人是吴石(吴墨非)。
到台湾的第二天，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与曾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郑”在台北“双十路”茶食楼接上了头。她向“老郑”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老郑”也向她报告了台湾工委为接应我军登陆，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朱枫的手中。
一个星期后，朱枫在台北重庆南路又与吴石取得了联系。吴石是身居国民党高位的我党秘密情报员，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在书房里，吴石从北墙上的一个秘密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朱枫的手里：“朱谌之同志!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的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的机群种类、飞机架数……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3天之后，在基隆码头，朱枫按约定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上的一位大副手中。
这些情报通过秘密渠道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由舒同亲自递送北京，交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听说这些情报是经一位女共产党员秘密赴台从一位国民党高层的“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一代伟人还诗兴大发，随即在红线格信纸上写下：“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藏忠魂，曙光迎春早。”
朱枫送回第一批情报之后，又与“老郑”、吴石多次见面。他们又陆续交给她一些重要军事情报，朱枫均将情报安全送回大陆。
1950年2月2日，吴石派副官紧急约见朱枫，对她说，前几天中共台湾省工委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等处的分部已经被国民党当局破获，“老郑”被捕。现在，他已供出中共大陆过来的秘密特派员就是你朱枫，情况万分紧急，您必须立即转移!
风云突变，朱枫马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然后便迅速离开。由于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危急时刻，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这样，她便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2月4日傍晚，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
不料，在抓人扑空后，“老郑”又供出了吴石，并从其住宅搜出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摸清了朱枫的去向。由于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的暗中控制，两个星期后，朱枫在舟山被“国防部保密局”特勤处逮捕，随后被送回台北。后来，国民党保密局在叛徒的带领下，抓获了共产党台湾工委领导下的400多名共产党员。在台湾当局多次劝降无效后，吴石、朱枫等人以“共谍罪名”被执行死刑。
鉴于情报工作的困难局面，1950年6月初，华东军区确定了新的训练大纲，决定从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各兵种分别进行训练，1951年四五月间进行三军两栖作战联合演习，然后准备登陆作战解放台湾。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中共中央于北京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当前的最迫切任务是“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在会上也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具体实施步骤和各项攻台作战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当即决定，解放台湾的战役仍由粟裕具体负责实施。
面对情报工作的激烈角逐，震怒之余的蒋介石在台湾当局的战时最高指挥中心召开国防部、参谋本部高级军事会议。他命令：“从中共情报活动看，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不是计划，而是正在实施中的事情，从现在起所有的重要军事设施，都要尽可能做好隐蔽……”蒋介石还自信地讲道：“不久前发生的古宁头一战，登陆金门的共军全军覆没，打破了他们先取金马，后攻台湾的念头。现在他们转而力谋情报进攻，因此在全岛彻查共产党是当务之急！”
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在分析了海峡两岸战时态势后说：“目前阶段的中共，可能是它立国以来最孤立和最危险的时期。美国的‘三矢计划’针对俄共的‘一石二鸟’对我们十分有利。中共的东北是日本、南韩，自朝鲜半岛可进入东北，西南是美国扶助之南越，解决北越之后，可入侵广西、云南。目前中共最害怕的还是国军在福建、浙江一带的两栖登陆……”
正当国共两党欲兵戎相见，海峡两岸剑拔弩张之时，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这使新中国面临着的军事形势和国家安全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多次指示华东军区要密切注视台湾海峡的动态。原定入闽配合进攻金门的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和炮兵第三师继续按原部署于7月间入闽。7月上旬，浙江前线人民解放军海陆配合，协同作战，攻克了浙江东北部海域的嵊泗列岛和披山列岛。7月下旬，福建前线，我军派出一个营前往金门附近进行武装侦察，为解放金门做准备。但是，随着朝鲜战局的严重恶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于10月1日给毛泽东发来急电，要求中国尽快派兵支援朝鲜人民作战。10月2日，“联合国”军过“三八线”，并很快将战火烧至鸭绿江边，这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把解放军军事战略主要方向由台湾海峡转向朝鲜战场。至此，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被迫停顿。
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曾几次重提解决台湾问题，并表示：“海峡两岸，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他们不要派特务来，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工去破坏他们。”但是由于美国插手，一代伟人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
朱谌之
1949年10月，朱枫赴台前于香港留影
朱谌之与儿子朱明、侄子朱辉离别香港时合影
朱谌之与儿子朱明、侄子朱辉、外甥女顾倬云摄于复兴公园
朱枫题诗留赠爱人朱晓光
1950年，朱枫、吴石等人在国民党军事法庭上
1950年6月，朱枫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
编号77的无主骨灰罐
徐宗懋在台北采访陈莲芳（阿菊）老人
朱枫家属从刘添财手中接过烈士骨灰。
“外婆，我们回家了。”
2010年12月9日中午12点45分，一架从台湾来的飞机抵达北京，台湾中国生命公司董事长刘添财胸前抱着一个白色圆桶状旅行袋走下飞机，进入贵宾厅的一个房间，一时间，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凝固了。只听见刘添财对着前来迎接的徐云初说道：我们是来把老奶奶安置好的。徐云初踉跄着接过旅行袋，一瞬间眼圈就红了。
那旅行袋里，是一只淡黄色的骨灰坛，盖子边缘已经破损，坛上写着“朱谌之”。
潜伏：富家小姐毅然投身革命
朱谌之，原名朱贻荫，小名朱桂凤，参加革命后也叫朱枫。1905年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的一户富裕人家，她的父亲朱云水曾是镇海的渔商工会会长，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
作为富家千金，朱谌之住的朱家花园是当年镇海著名的建筑，其中一栋非常美丽的带弧度的小楼是朱谌之的居所，那里曾被称为“潇湘馆”。现镇海中学校园内，保留了朱谌之故居。
朱谌之受过非常好的旧式教育，琴棋书画，几乎样样精通。十七八岁，就在宁波月湖女子师范求学，那是一所管理非常严格的学校，女生不准与男教师接触、通信。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宁波后，女师的学生们也按捺不住了，她们纷纷成立学生协会，出席联合会，开展爱国宣传活动，支援上海工人罢工，为首的是朱谌之的同窗、老革命党人陈修良，正是在这一系列运动中，两人结成了生死友谊。
曾师从沙孟海学习书法
陈修良后来成为沙孟海的弟媳妇，知名共产党人沙文汉的妻子，而朱谌之还曾是沙孟海的座上客，跟他学习过书法并深受赏识。
朱谌之当时叫朱桂凤，她请求沙孟海帮她重新起一个更为典雅的名字，应她的请求，沙孟海给她取名谌之，寓意忠厚老实，字弥明，意指拥抱光明，这个名字，朱谌之很喜欢，一直沿用到牺牲。
不久，朱谌之远嫁沈阳，沙孟海刻了一方“弥明欢喜”的象牙印章送给她，朱谌之也曾为沙老写过小楷册页。
变卖婚戒支持革命工作
朱谌之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革命工作，七七事变后，她毅然离开家庭，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先在家乡组织抗日宣传队、医疗救护队，并出资开办镇海工艺传习所，救济战火中流离失所的难民。
1939年，朱谌之在把女儿朱晓枫送进台湾抗日义勇队属下的少年团（简称台少团）后，就跟着第二任丈夫朱晓光去了皖南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当时，由于大后方革命出版物资和经济都很困难，为采购印刷物资，朱谌之变卖了结婚时的一枚3克拉婚戒，换来了3200元钱。
跟随书店，朱谌之辗转在浙江、香港、桂林等多地，名为经营书店，实则也做对外联络和掩护的工作。书店，当时其实就是共产党人的秘密联络点。
一家人为革命萍漂絮飞
为了革命事业，朱家四口人几乎没有团聚的时候。丈夫朱晓光在回忆爱妻的文章里写道：“我和朱谌之相交18年，朝夕聚首，只有中间两个三年，大部分日子都是各自奔波，解放战争期间，更是连通信都无法实现。”
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奶奶了。回忆起母亲的时候，说母女两人见面的时间非常少，都是来去匆匆，见一面就别离。
尽管如此，朱晓枫却记得那年母亲送自己去解放区时的情景：“那一天，她送我到吴淞口的码头上，掏出一只金锁片交给我，说‘到了那边，要照顾好自己，没想到，这一次就成了永诀。”
朱谌之的儿子朱明，回忆起自己寄养在上海淡水路时母亲来看望他的情景：为了掩藏身份，那时候，他管她叫外婆，却能感觉到这位外婆对自己特别的疼爱。“只要一有空，外婆就会来看我，经常问我学习情况，晚上，还会抱我去她的床上睡。”
潜伏台湾一年英勇就义
1949年10月，她受组织委托去台湾接受传递情报的任务。
1949年11月，朱谌之以看望女儿并联系生意的名义，找到了当时中共地下党“台湾省工委”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书记蔡孝乾。并在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那里，前后7次获取了包括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等记录，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等情报。
但正当朱谌之即将顺利完成任务回家之时，蔡孝乾被捕并叛变了革命。朱谌之紧急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前往浙江舟山，准备搭船前往已由共产党掌握的上海，却终于没能躲过搜查，1950年2月18日，朱谌之在舟山沈家门被捕。
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在台湾马场町刑场被枪杀，死时，年仅45岁。
60年后潜伏者终于归来
4月，在台北市第二殡仪馆工作的雷元荣钻进阴暗的骨灰塔，取出尘封的骨灰罐，在骨灰塔中幽闭了60年的烈士遗骨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12月9日，朱谌之的遗骨被送回北京，由朱晓枫的女儿徐云初和女婿李扬前去机场迎接。接到的朱谌之烈士骨灰，被暂存在八宝山烈士陵园。
烈士遗骨究竟要葬在何处？目前，镇海方面传来消息，希望能让朱谌之安葬在家乡；北京的福田公墓，也成为烈士遗骨的一个可能安息地。
“我个人希望母亲的遗骨能一部分葬在南京陪伴我和我死去的父亲，一部分送回镇海老家。”朱明说。
寻找
线索一：一张老照片
“听说你恋爱了，他是怎样一个青年？因为你没有告诉我，晓光也只是随便提了一句，相恋是很自然的事情，只要对方是志同道合而个性适合的人，我是很高兴听到的。”
这是朱谌之写给女儿朱晓枫的家书中的一封，尽管已是60年前的回忆，朱晓枫掏出母亲遗留的信件的时候，脸上仍然涌起了温情。
朱谌之被杀害后，她的遗骸去向成了谜团，由于当时情势敏感，家人一直未去认领尸体。那么多年过去，朱晓枫和朱明也几乎放弃了寻找。
转机出现在一组老照片里，2000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刊出由台湾文史工作者徐宗懋搜集到的一组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朱谌之临刑前的情景。
经过多方打听，朱家和徐宗懋终于取得了联系，委托徐寻找母亲的遗骨。“可是，尽管徐宗懋在台湾多方打听，还是找不到母亲当年的遗骨踪影。”朱晓枫说。
线索二：一份老名册
2009年，为了寻找自己在戒严时期失踪的父亲，上海的潘蓁在台湾辛亥革命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看到了“朱谌文”这个名字，由于字形相似，曾经看过朱谌之传记的潘蓁通过朋友联系上了朱家人。
因为不敢确认死者是否就是朱谌之，朱家辗转委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的教授朱浤源寻访遗骨下落。
热心的朱教授三次冒雨前往几个有可能的公墓，根据编号，最终在11号墓区找到了“朱谌之”的骨灰坛子。证实名册上的登记是连笔错误。
怎么把骨灰运回来，却成了摆在亲属们面前的难题。由于朱晓枫年事已高，无力奔走，便委托女婿李扬全权办理。
“如果通过海基会和海协会的程序，估计两年都办不下来。”李扬在税务总局工作，通过朋友的关系，他采用了民间移灵的做法：大陆人在台湾去世，可以通过两岸的殡葬协会来办理遗骨的送回。
“而让我们感动的是，台湾中国生命公司的刘添财自告奋勇要送朱谌之回家。”（来源：青年时报 见习记者 ）
潜伏台湾地下女党员朱枫牺牲60年后忠骨返乡
黄加佳
2010年12月9日12时40分，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胸前抱着一个白色桶状旅行袋，走进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的一间贵宾室。
早已守候在贵宾室的徐云初和丈夫李扬，以及几位民政干部和学者朋友都默默站起来。徐云初从刘添财手中接过那只白色旅行袋，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外婆，回家了。”
刘添财千里迢迢从台湾护送回的骨灰，是1950年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一同被枪杀的中共女交通员朱谌之（即朱枫）的遗骸。
1950年1月14日，朱谌之从台湾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条归家的路，她竟然走了60年……
带血的老照片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朱谌之身中6枪，壮烈牺牲。与她一同被害的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以及曾任吴石副官的上校聂曦。
60年前，这起涉及国民党在台级别最高将领的间谍案曾轰动一时。在“间谍案四要角”中，朱谌之是中共华东局派遣到台湾、专门联络吴石的交通员。她在党内的名字叫朱枫。
朱枫牺牲一个月后，已经成为某军区总医院医生的女儿朱晓枫得知了噩耗。
“在这之前，我妈妈被组织上派到香港工作了一段时间。临近解放时，她本来已经移交了香港的工作，准备要回上海跟我们团聚了，可又接受了去台湾的任务。她在信中说：‘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提起往事，已年过八旬的朱晓枫一脸悲戚。
1949年，朱枫前夫的女儿陈莲芳(别名陈志毅、小名阿菊)在台湾生了小孩。名义上，朱枫是去台湾探望女儿和小外孙的。可朱晓枫知道，妈妈一定是接受了不同寻常的任务。“妈妈没有说，我们也不问。”在长期地下工作中，母女间早已有了默契。朱枫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去台湾两个月就回来。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成永诀。
得知母亲牺牲的噩耗，朱晓枫既惊讶，又有几分思想准备。“干地下工作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关于母亲牺牲的经过，她仅从《参考消息》上转载的海外文章中略知一二，更多的细节无从查考。
岁月悠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朱晓枫一直把对母亲的怀念珍藏在心底最深处。而那段壮烈往事，似乎也要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直到2001年，朱晓枫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16辑上，看到了朱枫就义的照片。
照片上，朱枫被国民党士兵五花大绑，平静地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她身上穿的小花旗袍，还是在上海家里常穿的那件。”朱晓枫的心拧成了一团。
时隔半个多世纪，第一次看到母亲临刑前的最后一刻，朱晓枫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描述。她给《老照片》写了一封信，一则想表达对挖掘史料者的谢意，另外还想知道更多关于母亲牺牲时的细节。
经联系，朱晓枫得知，这帧照片的提供者是笔名秦风的台湾著名文史研究者徐宗懋。1999年，为了编辑《20世纪台湾》画册，徐宗懋在台湾许多单位的档案室里搜寻有价值的老照片。一天晚上，他在一家曾颇具影响力的报社的档案柜底部，发现了一个沾满灰尘的档案袋，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是1950年。
打开袋子，徐宗懋赫然看到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朱枫等人受审和就义的照片便在其中。后据徐宗懋考证，照片本来是要刊登在报纸上做警示之用的，但由于画面太过血腥，大部分从未公布。
2003年，在正准备撰写《朱枫传》的南京作家冯亦同的帮助下，朱晓枫和老伴在上海见到了在大陆度假的徐宗懋。也许因为照片的缘故，徐宗懋与朱晓枫等人一见面，就感到十分亲切。
谈话中，朱晓枫内心升起一种强烈的愿望——寻找母亲遗骨，迎奉她归葬故里。
恰逢其时的来信
60年了，朱枫的骨灰还在不在？怎样才能找到它？朱晓枫毫无头绪。她只知道，当年母亲是以探望阿菊的名义到台湾的，最有可能为母亲收尸的就是姐姐阿菊和姐夫王朴。
1949年2月，朱枫在给前夫的长女陈宜的信中问道：“阿菊他们现在不知在哪里，我很想写信给王朴，如果你知道或者他们来上海，你告诉他们我在香港的地址，叫他们写信来，有机会到公司来看我。”
阿菊大名陈莲芳，虽然不是朱枫所生，但从七岁起就由朱枫抚养，母女感情甚笃。当时，阿菊已跟着身为台湾省警务署电讯管理所主任的丈夫王朴（又名王昌诚）到了台湾。而朱枫彼时在香港一家中共地下党办的贸易公司做财务工作。除了明里做一些贸易工作外，她还兼做迎来送往的地下交通工作。
没想到，不久阿菊真的给朱枫来信了。信中阿菊说，她刚生了小孩，不能到香港看妈妈，不过欢迎她去台湾小住。
对于当时正苦于寻找交通员的中共华东局驻港负责人万景光来说，这封信犹如雪中送炭。
1949年初，解放军在大陆已势如破竹，全面解放指日可待。华东局开始着手加紧对台工作。负责人万景光后来被国民党保密局称为“中共对台湾工作的主角”。
当时的香港鱼龙混杂，纠结着各方势力。很多民主人士通过香港转向北平，也有不少国民党要员取道香港前往台湾。已经被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赴台前在香港秘密会见了化名为刘栋平的万景光。这次会面中，一直思想左倾的吴石，接受了为共产党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而万景光则表示会在短期内派一名可靠人员到台，专门负责为吴石传递情报。
负责联络吴石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第一要绝对可靠；第二要有合理的赴台身份。一时间，万景光为这个交通员的人选大伤脑筋。由于交通员迟迟没有敲定，海峡对面的吴石只好冒险让自己的副官聂曦前往香港传递情报。
朱枫所收到的这封信，正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赴台理由。而朱枫本人的履历，也足以让万景光放心。
朱枫是浙江镇海一个大户人家的四小姐，虽然受过新式教育，思想却并不前卫。在父母之命下，早早便嫁了一个比自己大将近20岁的工程师陈绶卿做继室。几年后，陈绶卿染病离世，年纪轻轻的朱枫成了寡妇。每天除了照顾丈夫前妻和自己生的几个女儿外，朱枫只有“学写兰花，消磨光阴”。虽说衣食无忧，但那时的她却非常苦闷。
《镇海的女儿——朱枫传》的作者冯亦同对记者说，如果不是抗日烽火，朱枫可能会像许多旧式妇女一样寂寂无声地了此一生。但民族救亡运动燃起了她的革命热情。她参加抗日宣传队、上街散传单、救护伤员、表演抗日剧目，在这一过程中，她还与第二任丈夫、革命青年朱晓光走到了一起。从此，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成长为一名革命者。
此后的数年中，朱枫一直在党组织开办的新知书店工作，夫妻俩聚少离多，儿子朱明只能寄养在前夫的长女陈宜家中，女儿朱晓枫也早早地被送到了爱国将领李友邦办的“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读书。朱晓枫对记者说，抗战后期，她一路随着“台少团”来到台湾，而母亲则一直在日伪控制下的上海秘密工作。1940年，为了给书店采买纸张，朱枫变卖了寄存在银行中的惟一一枚三克拉钻戒。
“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朱枫曾两次被抓进日本宪兵队，遭受拷打，拇指还落下残疾，却从来没有屈服过。”朱晓枫说。　赴台
接到指令后，朱枫曾大为踌躇。
曾深入研究朱枫经历的冯亦同认为，朱枫去信询问阿菊近况时，完全出于亲人间的牵挂，谁知阴差阳错，阿菊竟给她发来了入台邀请。万景光也正是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才决定让朱枫做联系吴石的交通员的。
冯亦同对记者说，刚刚接到任务时，朱枫颇为犹豫。在这之前，她刚刚给在上海的丈夫朱晓光去信说，很快就要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回上海了。自从分别后，朱晓光随着革命队伍一路北上，而朱枫却因为工作需要越来越南下。在香港的朱枫，时刻关注着内地的战事。一旦解放，她便可以回上海与分别几年的爱人和女儿团聚了。
这时候又要去台湾，这让极重感情的朱枫举棋难定。
一直是朱枫老上级和革命领路人的徐雪寒曾在文章中回忆说：“（1949年）六七月间，接到她的来信，说华东局有关部门要调她到台湾去，问我的意见。我知道多年以来，为了革命工作，她与爱人和女儿天各一方，渴望回来团聚。我答复她说：可以将个人意愿如实向组织说明，但最后还应服从党的决定。”
个人的感情最终服从了组织的需要。不久，朱枫便在给爱人和女儿的信中写道：“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先去做。”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使用朱谌之的本名，以探望女儿的名义，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轮船。
冯亦同对记者说，临行前，朱枫曾寄给丈夫朱晓光一张照片，从照片背面的留言可以看出，朱枫是怀着极高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前往台湾的。照片中，穿着短袖的朱枫，安详地坐在铺着格子桌布的茶几旁。照片的背面写道：“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不辱使命
11月27日，经过两天的颠簸，朱枫乘坐的轮船抵达基隆港。她顺理成章地住进了阿菊家。
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朱枫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另一人便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朱枫在台的主要工作，就是联络吴石传递情报，再通过蔡孝乾把吴石提供的军事情报传递回去。
蔡孝乾出生于台湾彰化，生长于日本奴役下的台湾，自幼就萌生了反抗外来侵略的革命思想。1924年，16岁的蔡孝乾来到大陆，在瞿秋白的熏陶下，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1928年他返回台湾组建台湾共产党，不久又回到大陆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蔡孝乾是惟一一名参加过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员。抗战胜利后，身为台湾人的蔡孝乾回到台湾，成为了中共在台湾的最高负责人。
为了撰写《朱枫传》，冯亦同查阅了很多原始资料。岛内有“活阎王”之称的保密局特务谷正文，上世纪90年代曾出版一本名为《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的书。在这本《汇编》中，冯亦同看到了关于“吴石、朱谌之案”的来龙去脉，甚至连他们使用的暗语都被一一记录下来。
住进阿菊家后，朱枫以“陈太太”的身份找到一家名为“三荣行”的南北货店，并称自己受香港“刘老板”（即万景光）之托，给郑先生带信。所谓的“郑先生”或称“老郑”，就是蔡孝乾。
朱枫向蔡孝乾转达了“刘老板”关于“生意”上的事情，并告诉他，自己住在女儿家，大约逗留两个月，希望蔡孝乾能协助她完成情报传递工作。蔡孝乾告诉朱枫，岛内形势险恶，党内已有重要人物被捕，他们随时准备撤离，并提醒朱枫要提高警惕。
朱枫表现得非常沉着。回去后，她马上拜访了自己的主要联络对象吴石。
在书房会面后，朱枫把“刘老板”的信交给吴石，并对他说，刘先生说以后你有什么材料，都可以交给我。这是信上不便写的，所以由我口头传达。
吴石从北墙上的一个秘密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朱枫的手里。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
3天之后，在基隆码头，朱枫按约定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一位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大副手中。很快，这批绝密军事情报被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
按照1950年“吴石案”刚刚结束时，刊载在香港《新闻天地》上署名李资生的文章《吴石间谍案破获始末》中记载，朱枫大概每周联络吴石一到两次，最固定的时间是每星期六下午四时，有时候星期三下午四时，她也会去一趟。而每周日上午十时，她又必定会和“老郑”会面。
不知不觉，朱枫到台湾已有两个多月，她先后与吴石联络过六七次，又传回了国民党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武器装备，各部队官兵人数，主要军事机关长官名册以及某驻防区的军事态势图等。神秘的出境证
就在朱枫频繁往来于吴石和蔡孝乾之间传递情报时，岛内风云突变。
1950年1月下旬的一次联络中，朱枫没有如约见到化名“老郑”的蔡孝乾。她从蔡孝乾留下的字条中得知，化名“老吴”的“台工委”主要负责人张志忠被捕。蔡已经隐蔽起来，他希望朱枫赶紧想办法撤离。
危急时刻，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这样，朱枫便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1950年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
在向朱枫发出警告后不久，蔡孝乾便落入了保密局的罗网。蔡孝乾在台湾有许多落脚点和掩护身份，保密局的暗探并不知道他的行踪，但他们得知“老郑”一直与他的小姨子住在一起，并以兄妹相称。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跟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形影不离，这成了蔡孝乾的致命破绽。
经过户口排查，特务们发现了一名叫“邓昌华”的中年人与其妹“邓莉”的户口登记记录。特务们感到这个“邓昌华”就是他们要找的“老郑”。特务们找到住址后，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可他们不死心，经过几天的埋伏，终于等到了“老郑”。
特务们从蔡孝乾身上的一张10元新台币上发现了两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正是朱枫女婿王朴家的。经过几天的审讯，蔡孝乾供出了朱枫。
此时，身居高位的吴石并没有暴露，但一张不起眼的出境证却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
原来，蔡孝乾感到岛内形势危急，急于送他的小姨子马文娟回大陆。为此，他托朱枫通过吴石办一张出境证。吴石让太太王碧奎把办出境证的事交待给聂曦。很快，出境证办好了，可事态急转直下，蔡孝乾来不及取证就被捕了。
这张留在警务处、无人领取的出境证成了特务们的线索。他们发现，出境证上的照片竟然就是蔡孝乾的小姨子。
追查之下，这张出境证竟然是聂曦受吴石太太王碧奎之托办的。保密局立刻拘捕了王碧奎，几番套问之下，王碧奎承认这张出境证是经常来家里的一位“陈太太”托她办的。通过这张神秘的出境证，保密局特务画出了“陈太太（朱枫）”、吴石与“老郑”的关系图。
就义
1950年2月6日，保密局的特务追到王朴家时，朱枫已于两天前乘飞机到定海去了。
此时，舟山群岛仍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中，作为首府的定海县城更驻扎着许多国民党士兵。特务们了解到，朱枫在定海应当有两个去处。一是她在定海的妹妹家，另一个是位于舟山群岛最东端沈家门医院的朋友处。
朱枫原打算到达定海后，马上找船去上海。可是临近春节，几天都没有渡海的民船。朱枫只有一天天地住在有50张病床的沈家门医院，焦灼地等待。
1950年2月18日，阴历大年初二。被困沈家门14天后，朱枫没有等到渡海的民船，却等来了敌人的包围。最初，特务们并没有发现朱枫的踪迹。随着时间一天天推移，一个陌生女人长期滞留在医院中，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在确定这个女人就是他们要找的“陈太太”时，特务们收网了。
被捕之后，朱枫料定台北方面出了问题，大概吴石或蔡孝乾已经暴露，否则敌人不会兴师动众地到定海抓她。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没有完成，自己又成了阶下囚，等待着她的将会是残酷的审判吗？
一则忧虑，一则受寒，朱枫在狱中发起了高烧。2月26日晚上，高烧难耐的朱枫向看守要了一杯热水。趁看守不注意，她取下贴身挂着的一个带金链条的金锁片，又撕开大衣的肩衬，取出藏在里面的一只金镯子。黑暗中，她把金锁片和金链条分开，又把金镯子折为两段，分四次和着热水吞入腹中。
第二天，当看守打开牢房门时，发现朱枫已经在床上蜷成一团，昏迷不醒。这样重大的要犯决不能让她不明不白地死去。看守们找来医生，给朱枫灌泻药。可她吞进去的二两多金子，并没有排出。
保密局特务立刻用飞机把朱枫送回台北。到台北医院后，医生们给朱枫照了X光，清楚地看到几块金子仍在她的胃里。医生们决定继续给朱枫用泻药，实在不行就要开刀。服药一夜之后，再照X光，金子已经从胃进入肠道，又过了一天全部排出。
等待着朱枫的，将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审讯。
此时，曾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蔡孝乾已经彻底叛变，他不但供出了与朱枫和吴石的联络，还把吴石向中共传递的军事情报和盘托出。此外，他把所掌握的中共台湾工委各级组织和党员的名单也一五一十地招了。
蔡孝乾的叛变，不但造成吴石暴露，也使得在台400多名共产党员被逮捕。中共在台湾岛内的组织力量瞬时崩塌。而叛徒蔡孝乾却在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后得以苟活，并成为了国民党在台特务机关的少将。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共华东局女特派员朱枫、“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中将陈宝仓、上校聂曦，被杀害于马场町刑场。
当年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在事后的“对本案综合检讨”项下，对于中共女特派员朱谌之有这样的评论：
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夜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作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1951年7月，朱晓枫收到了陈毅、潘汉年签署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吴石将军被追认为烈士。他也是周恩来临终还萦怀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张学良。找到阿菊
随着两岸关系逐渐从冰封状态回暖，朱晓枫曾试图寻找过母亲的遗骸。她托友人打听到了多年前王朴在警务署宿舍的电话和地址。可友人实地探访发现，那里早已改建成了公寓大厦，线索就此中断。
时光荏苒，2003年见到徐宗懋后，当时已经74岁高龄的朱晓枫对他说：“我现在老了，惟一的心愿就是死前可以迎回母亲的遗骸。”
后来，徐宗懋回忆说，虽然他认识不少历史人物的家属，但从来没参与某种后续调查。他感到压力不小，但面对一个老人的请求，徐宗懋又怎么忍心推辞？
不过，当时他并没想到，这将是一场历时七年的追寻。
接受朱晓枫的委托后，徐宗懋打算从户政登记着手，寻找王朴。两周后，台北的户籍工作人员过滤出16个“王朴”，最后发现其中一人在年龄和籍贯上很像朱晓枫的姐夫。徐宗懋拿着地址兴冲冲地找到“王朴”。
“您是王朴先生吗？”徐宗懋问。
“没错，有什么事？”开门的老先生一口京腔。
“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务署工作？”
“没有！”
此王朴并非彼王朴。徐宗懋“一颗热腾腾的心顿时被浇熄了”。随后，他登寻人启事，写文章，甚至把一个台湾的摄制组拉到南京，为朱晓枫做了专题节目，但这些努力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转眼两年过去了，寻人毫无进展。眼看着一个非亲非故的人为自己的事情奔忙，朱晓枫感到很过意不去，甚至想就此放弃，但徐宗懋并不灰心。
2005年，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他找到了阿菊的下落。
那一年，陈莲芳（阿菊）已经85岁了。她的先生王朴在几年前过世，如今陈莲芳白天都在一个老人健康疗养院，晚上才回家。
在友人的陪同下，徐宗懋在疗养院找到陈莲芳。陈莲芳虽然已经85岁了，但看起来还很精神。徐宗懋开门见山说：“我受您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我没有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
徐宗懋解释，朱晓枫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老人脸色凝重。当他进而提到继母朱谌之时，老太太马上反应说：“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有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从老太太激烈的反应中，徐宗懋感到了那个时代留在她心里的压力。
“朱谌之死后，是您先生收的尸吗？”徐宗懋问。
“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件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好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
“您知道埋在哪里了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
“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好不容易找到了阿菊，可她却一问三不知，惟一的线索也断了，徐宗懋感到万分沮丧。
后来，徐宗懋在“国防部”的原始档案中发现，1950年9月底，陈莲芳曾经向“军法局长”陈情，请求领取母亲的遗骸与遗物，以便有朝一日归葬大陆。不久，“军法局”回复，同意陈莲芳的请求：“……据请领取朱谌之遗物一节，准予具领……”可不知什么原因，最终陈莲芳没有去领朱谌之的遗物，也没有过问骨灰的处置。
从文件中，徐宗懋看到，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遇难后，遗体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此后便再无记载。
陈莲芳没有为母亲收尸，朱晓枫并不怨她。“那种年代，他们一定也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朱晓枫表现出一种只有阅尽世事的老人才会有的豁达。“朱湛文”还是“朱谌之”
阿菊没有去领骨灰，追访朱枫遗骸的最后一点线索也断了。徐宗懋几年的寻找搁浅了。迎奉母亲遗骸回家，难道只能成为朱晓枫的一个奢望了吗？
转机出现在2010年初。
2007年，当《镇海的女儿—朱枫传》一书出版后，一位在上海的潘蓁先生曾致电冯亦同，他说自己的父亲解放前夕以教师的名义前往台湾做地下工作，几十年来音讯皆无。近年来，他一直在朋友的协助下寻找父亲的骨灰。他愿意为寻找朱枫烈士的骨灰出一份力。冯亦同当即表示了感谢，但他并没有对这份热心给予太多的期望。
没想到，2010年初，冯亦同接到了潘蓁的电话。潘蓁说，他在一份名为《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上看到编号233的无主骨灰罐名为“朱湛文”。“朱湛文”会不会就是“朱谌之”呢？
“以前都是连笔，‘讠’很有可能被看作‘氵’，而‘之’也很可能被误认为‘文’。”冯亦同说。他马上把这个猜想告诉了朱晓枫和徐宗懋，大家都认为，很有道理。
在随后的邮件中，潘蓁提到那份“迁移名册”是几年前辛亥第二殡仪馆为所留存的612个台湾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无主领取的骨灰罐所造的。朱枫烈士的骨灰也许还保存在辛亥第二殡仪馆。
得到这个信息后，徐宗懋托自己的好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专家朱浤源教授以学者的身份到殡仪馆代为查询。
朱浤源教授看到这两个名字后，直觉感到这个“朱湛文”一定就是他们要找的“朱谌之”。
2010年1月10日，他第一次来到辛亥第二殡仪馆管理处。在管理处的档案中，朱浤源发现“朱湛文”的名字并非233号，而是新编的77号。虽然有了号码，但能否找到骨灰罐，殊无把握。
从朱浤源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纳骨塔是一个白色的谷仓型建筑，200多个无主骨灰罐套着白色编织袋，杂乱无章地堆放其中。在台湾最冷的二三月间，朱浤源与管理处原承办人员雷元荣，三次冒雨上山进入纳骨塔中寻找。经过一个一个地翻检，他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写着77号的骨灰罐。
朱浤源大喜过望，他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徐宗懋，但此时他并不能确定77号骨灰罐就是“朱谌之”的。因为每一个骨灰罐外都套着编织袋，编号是写在编织袋上的，必须打开编织袋才能确定名字。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只有拿到家属的委托书，他们才能打开编织袋查验。
2010年4月，朱浤源利用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见到了朱晓枫的女婿李扬。得到了朱家的委托书后，朱浤源再度上山查验。可当工作人员打开77号骨灰罐的编织袋后，却发现骨灰罐上写的名字并不是“朱谌之”。朱浤源一下傻了眼，难道几个月的努力就这样白费了吗？他感到万分沮丧。
后来，朱浤源向殡仪馆管理处反映了情况。管理处的刘处长非常重视，他决定在清明节扫墓高峰过后，对纳骨塔内所有的无主骨灰罐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整理那些错置的骨灰罐。
一个一个翻检后，朱浤源终于找到了写着“朱谌之”的骨灰罐。原来承办人员在登记时看错行了，所谓新编77号，其实仍是原来的233号。记者在李扬展示的照片中看到，白色编织袋下的黄色陶罐上赫然写着“朱谌之”三个红字。
李扬对记者说，朱教授在给他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由于阴气极重，他和雷先生都感到了3天的不舒服。“我们都祈祷朱谌之在天有灵，保佑我们找到她，使她的遗骨可以回到故乡。”
朱教授、雷先生和徐宗懋的古道热肠，让海峡对岸的朱晓枫一家非常感动。“如果不是有很强的同情心，谁会愿意翻检骨灰呢？”李扬说。曲折回家路
骨灰终于找到了，下一步就是怎样运回来。开始谁也没想到，运回来的难度竟不亚于寻找。
2010年5月，朱浤源拿着李扬提供的委托书找到辛亥第二殡仪馆管理处，要求代表家属取回骨灰。但管理处表示，朱谌之的骨灰是当年国防医学院存放在这里的，他们只有保管权，没有处置权。朱教授又找到海基会。海基会的回信说，“此系特案，不予办理”。
这时，朱浤源也受到了来自单位领导的压力，领导让他不要再过问此事。李扬感到不应该让朱教授承受这份压力，于是决定自己想办法运回外婆的骨灰。
“我考虑要办成这件事需要两个证明文件。第一，要证明朱谌之的骨灰存在；第二，要证明我们是她的亲人。”李扬说。
当时，李扬已经拿到了台北殡葬管理处出具的确认朱谌之骨灰的文件。那么，如何证明朱晓枫是朱谌之的女儿呢？这件事让李扬感到很头疼。身在南京的朱晓枫更感到费解：“我是她女儿，她是我妈妈，这还需要证明吗？”可是程序就是程序，一丝也马虎不得。
朱枫是在解放前去的台湾。目前，惟一能找到的朱枫的身份证，是1946年在上海办的，还用的是化名——朱静。既没有朱枫的身份证，也没有她赴台的证明，又没有朱晓枫的出生证明。“怎么才能证明她是谁，我是谁呢？”
思量了很久，李扬想到，朱晓枫的档案里会不会记录着她母亲的名字呢？如果可以把档案借出来，给公证处看一看，不就行了吗？可是到朱晓枫档案所在地——某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一问，李扬发现此路不通。原来，军人档案按照规定不得外借。
这下难倒了李扬，难道就此放弃吗？他不甘心。
他辗转把启运烈士骨灰的事，反映到江苏省司法厅的有关领导。领导一听朱枫的故事非常感动，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应该支持。在江苏省司法厅的协调下，军区终于同意破例外借档案了。在朱晓枫的档案中，赫然写着：母亲，朱谌之。凭着这份人事档案，朱晓枫得到了证明她与朱枫关系的公证书。
有了必要的证明材料，李扬却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办理此事。“一般人谁会遇到这种事儿呢？”李扬笑着说。
由于朱枫烈士是在台湾牺牲的，李扬想大概应该找海协会试一试。海协会的有关领导看了李扬提供的材料，又听了朱枫烈士的故事，深受感动。此前，海协会与海基会之间从来没为民间个人事务发过公函。不过，感动于烈士的事迹，海协会研究决定破例向海基会发一个公函。
一个月后，李扬收到了海基会的回函。“措词非常客气，同意家属去取骨灰，而且附上了13页的赴台说明。”李扬说。
他和妻子徐云初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来研究这13页说明。研究来，研究去。李扬发现受种种原因所限，他们无法满足“赴台说明”中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亲赴台湾取回朱枫的骨灰。
难道就此作罢，让之前这么多人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吗？李扬不甘心。他又找到海协会寻求帮助。
海协会的同志告诉他，不久之前，一位台湾女艺人在辽宁出车祸身亡，她的母亲来到大陆，顺利地把女儿的遗体运回故乡。此后，两岸开通了一个专门为运送亲人遗体或骨灰的快速通道。可不可以试试这条路呢？
受到启发的李扬找到了负责此事的民政部下属的殡葬协会。“正会长、副会长坐了一排，我又把朱枫烈士的事迹和家属迫切想迎奉烈士骨灰回家的事情说了一遍。”李扬对记者说。会长们听完后，非常感动，当场表示一定要促成此事。
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殡葬协会在台湾的会员单位中国生命集团应该能办这事。于是，一个电话打到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处。刘添财表示，他们正有此项业务。
此后的几个月中，李扬又补充了无数公证和手续。中国生命集团的工作人员也多次往返于所在地高雄和台北之间。11月底，一切手续齐备，朱枫烈士的骨灰终于可以回家了。抱得忠骨还
2010年12月9日那一天，已80岁高龄的朱晓枫并没有到北京迎接母亲的骨灰。但那一天，身在南京的她，心早已飞到首都机场那间小小的贵宾室中。
朱晓枫9岁就离开母亲投身“台少团”，与母亲聚少离多。在她的记忆中，与母亲最幸福的时光，就是1946年从“台少团”回到上海，与母亲朝夕相处的三个月。那三个月中，她们同吃、同住。她看着母亲忙碌于各种工作，闲暇时候她们则会去看看电影，逛逛公园。
她与母亲最后的分别是在1946年的夏天。在吴淞口，朱枫送女儿登上前往苏北解放区的船。
“虽然知道去了解放区可以吃大锅饭，共同劳动，母亲还是不放心，给了我一块金锁片，让我需要的时候，就掐下来一点，备急用。”
朱晓枫站在吴淞口一艘很小的船头上，向母亲挥手。能去解放区，她特别开心，母亲也是。她以为重逢就会在不远的将来，没想到与母亲再一次“团聚”的路，竟走了漫漫60年。
这样漫长的旅途，也非朱枫所能逆睹。在即将赴台之前，朱枫给爱人朱晓光的信中，温情脉脉地回忆着二人短暂而甜蜜的爱情生活—
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还有在安陆云梦通过封锁线，我曾经黑夜掉在田塍下面，你一次次把我拉上是那样温情地，这都使我不能忘却。
“我们后半生该有了快乐。”朱晓光在回信中这样憧憬着他们的未来。
而今，历经沧桑变迁，世事流转，忠魂终归故里。
图片由徐宗懋提供
感谢《镇海的女儿——朱枫传》的作者冯亦同先生为本文提供的资料支持。
红色特工朱枫献身宝岛
安澜　文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戒备森严的台北马场町刑场上，一位被台湾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当代特大间谍案”的女主角身中七弹，倒在血泊中。她就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朱枫。这一年，她仅45岁。
受命入台 　　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攻击金门古宁头，由于情报失准，战斗连连失利。11月5日，三野七兵团进攻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也因情报失准而严重受挫。连续两次失利，致使中共高层领导决定，尽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经过研究，这项任务落到了朱枫的肩上。 　　朱枫，又名朱谌之，1938年投身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到情报战线做地下工作。 　　11月27日午后，朱枫乘坐的海轮在台湾基隆港靠岸。朱枫这次赴台，是以探望女儿一家作掩护的。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老郑”（蔡孝干），一人是吴石（吴墨非）。 秘密接头 　　到台湾的第二天，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与曾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郑”在茶食楼接上了头。她向“老郑”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老郑”也向她报告了台湾工委为接应我军登陆，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朱枫的手中。 　　一个星期后，朱枫又与吴石取得了联系。吴石是身居国民党高位的我党秘密情报员，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在书房里，吴石从北墙上的一个秘密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朱枫的手里：“朱谌之同志！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3天之后，在基隆码头，朱枫按约定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上的一位大副手中。 　　很快，这批绝密军事情报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直至毛泽东的手中。朱枫等人的工作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朱枫送回第一批情报之后，又与“老郑”、吴石多次见面。他们又陆续交给她一些重要军事情报，朱枫将情报安全送回大陆。 叛徒出卖 　　1950年2月2日，吴石派副官紧急约见朱枫，对她道：1949年10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等处的分部相继被国民党当局破获，“老郑”被捕。现在，他已供出，“那边”过来的秘密特派员就是你朱枫。情况万分紧急，您必须立即转移！ 　　风云突变，朱枫马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然后便迅速离开。由于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危急时刻，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这样，她便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2月4日傍晚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 　　不料，在抓人扑空后，“老郑”又供出了吴石，并从其住宅搜出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摸清了朱枫的去向。两个星期后，朱枫在舟山被“国防部保密局”特勤处逮捕，随后被送回台北。在台湾当局多次劝降无效后，朱枫被判处死刑。同案被判死刑、与朱枫一起英勇就义的还有吴石等人。 　　1951年7月，中共华东局组织部向朱枫的家人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周恩来力排众议，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确认吴石为革命烈士。（《湘潮》2005年12期）
吴石
吴　石(1894～1950年)原名萃文，字虞薰，号湛然，闽侯县螺洲镇(今福州郊区螺洲镇吴厝村)人。（中国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可查阅吴石案考证，“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毛主席曾有诗所赠。1973年，大陆官方追认吴石将军为烈士）
1911年，吴石与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他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前后受业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后至日本深造，学习军事。学成回国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其政治背景属于国民党“桂系”。 1940年初，吴石重见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几年里，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吴仲禧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服务。吴仲禧到南京后见到吴石，吴石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 “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挚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李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为把情报尽快送出，他托病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把上述情报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作了报告。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稍前，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5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台湾。紧接着的一天，吴石又下达“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黄是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 1949年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吴石说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石坚定地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共即日赴台。15日上午，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次日凌晨吴即携眷飞台。两天后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了解放军。
吴石历任上尉参谋、军械处处长、少校参谋、上校教官、北伐军总部作战科长等职；军事厅参谋长、参谋本部处长、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军政部任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史政局局长等职位。
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先后失利。这两仗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解放军敲响了警钟。解放台北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 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从香港抵台，与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老郑”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谌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蔡孝乾叛变，供出了所有名单资料，造成包括400多名地下共产党人被捕，变节者活命，坚贞不屈者被押马场町刑场枪决。国民党保密局逮捕蔡孝乾时，蔡供出了吴石。蒋介石得悉，非常震怒。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罪名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这样，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谌之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不久，朱谌之便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由于此案涉及高级军官多人，加上吴石在国民党军界有很多朋友和门生，国民党需要给海内外一个明确的交待。1950年4月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上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的始末。此案最后枪决了6人，与吴石和朱谌之一起就义的还有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人。
吴石案
1950年3月1日，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据称由于受被破获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牵连，被台湾特务机关秘密逮捕，罪名是“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受该案牵连而后被捕的人有：朱谌之（女，吴石的联络人）、王璧奎（吴石妻）、聂曦（××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吴石的老部下）、陈宝仓（前 “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方克华（××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江爱训（主管补给的×处参谋）、王正均（吴石的副官）等。1950年6月10 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等4人，被台“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其余的人也分别被判刑。
陈宝仓（1900—1950）字自箴，河北遵化石门镇大辛庄人。1923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9期工兵科，原于晋军任职，后在张发奎将军麾下服务。抗战时期任第四战区副参谋长兼靖西指挥所主任。1940年12月晋任少将，1944年调任第4兵站总监，晋中将，抗战胜利时一度兼任军政部胶济区接收特派员。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就义，后被共和国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寻找中共台湾地下党员遗骸

“1950年6月10日，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雨，落在台北的街头，打湿了多少门前的店招和亚热带的红花绿草，打湿了行人手中的雨伞和眼神中的彷徨。
“刑车抵达一个叫‘马场町’的地方。这是一片河边的坡地，空旷而荒凉。当朱枫和其他三人被押下车的时候，随行的摄影者又一次按动了快门，留下了本书主人公就义前的最后形影。
“朱枫身上穿的是一件淡绿色碎花双绉旗袍，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襟边被抓住她胳膊的行刑队员的手掠到了身后，淋湿的旗袍紧贴着她修长的身体，颈脖上和毛线衣的肩头都缠绕着一道道勒紧的绳索，额前和耳边的发丝也已有些凌乱……
“刽子手连开六枪，杀害了年仅45岁的朱枫。”
以上描述出自作家冯亦同的作品：《镇海的女儿——朱枫传》。
有一位老人，一直不愿意阅读这段文字，她说这里的每个字，都能轻而易举地敲碎自己的心脏，她就是朱枫的女儿朱晓枫。
1950年，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数以百计的党员被捕并遭杀害。其中最著名的地下党人，是原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和他的联络员——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又名朱枫)。
49年后，台湾著名记者、民间历史研究者徐宗懋在尘封的资料中翻出了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并在台北向公众展出，在台湾引起巨大的轰动。
2000年12月，山东画报社《老照片》刊出徐宗懋的这批照片，并取名为《战争后的战争》，披露了这段历史。随后，朱谌之在南京的女儿朱晓枫辗转多方，终于与徐宗懋取得联系。
3年后，徐宗懋接受了朱晓枫委托的一项“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务”——寻找朱谌之的遗骸。
今年“七一”前夕，记者见到了朱晓枫。年近八旬的老人刚刚做完胯部手术，躺在床上休息。提及母亲，老人硬是打起了精神，跟记者娓娓道出了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
母亲印象
见到徐宗懋提供的母亲临刑前的面容时，朱晓枫已经70岁了。母女俩最后一次团聚，是在54年前。
“母亲本名朱枫，为了工作需要，改成了朱谌之。我本来也不叫朱晓枫，叫陈悼如。为了纪念母亲，改了这个名字。这辈子，我在母亲身边的时间非常少，八九岁之前，我跟着她，16岁以后，我们在上海共同生活了3个月。”
这两段时光，构成了朱晓枫对母亲的全部印象。
“母亲出生在浙江镇海的一个富贵的大家族，我则恰好在‘九·一八’那天出生在东北沈阳，我的陈姓生父是沈阳兵工厂的工程师，在我一岁多时就亡故了。乱世里，母亲带着我回到了浙江老家。那个时候，她开始参与抗日活动，唱歌、演戏——演《放下你的鞭子》、做救护工作。我小时候总看见她忙忙碌碌，但是她的性格，却又是非常沉静的。”
这对母女的生离与死别都与台湾有关。1939年9月，朱谌之把9岁的女儿送进总部设在福建的台湾少年团。
这是抗战期间，由台湾爱国人士李友邦将军创办的全国著名儿童抗日团体，在这里，朱晓枫一呆就是6年多。1945年底，台湾光复，朱晓枫随着台少团登上了宝岛。
1946年2月，台少团解散，朱晓枫回到上海家中跟母亲团聚了3个月，这成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3个月。
“再见到母亲的时候，我已经是16岁的大姑娘，而那时的母亲，已经从一个热心抗日的知识女性，成长为一个经验老到的地下工作者了。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但是闭口不谈政治，彼此心知肚明。母亲从来没告诉过我，她在从事什么工作，可是我感觉到了。我从来没跟她说我在台湾少年团的时候在老师的影响下悄悄地加入了共产党，但她也明白。从表面上看，她是上海一家公司的会计，我是不谙世事的少女。”
朱晓枫对于她和母亲的一些话里有话的对白记忆深刻。
“一天，我带一个朋友回家玩，母亲等来客走后，问我，‘这人是谁？’我说：‘我们认识很久了。’母亲淡淡地说，‘以后，不要随便带外面的人到家里面来。’我马上明白，母亲在暗示我，家里是重要的地下联络点，不能让任何来历不明的人知晓。我很知趣地不再追问。”
“母亲对我的情况也是一点就透。我对她说，‘我的老师(我的入党介绍人)被捕了，我需要解决身份问题。”她一句都不多问，马上想办法把我送到苏北解放区去。就这样，我再度离开了她，这一走，竟成为永诀。”
1946年5月，朱枫把女儿送到吴淞口一个渡船码头，给她一块金锁片，嘱咐她多写信。谁知这竟是母女俩最后一次见面。随后，朱晓枫进入解放区江苏淮阴。
“她不是个婆婆妈妈的母亲，并不整天想着把儿女护在身边，但是她为我的成长，选择了非常正确的道路。也许她是考虑我留在她身边实在太过危险，在牺牲之前，她就曾两次被捕，因为遭受严刑，拇指落下了残疾。由于长久的分离，她其实一直都很思念我。我记得她因为工作被派到香港去之后，专门买了块手表托人带给我，那块手表，两头尖尖的，非常时髦，我当时在部队里，不喜欢这样的款式，她便又想办法让人带回去换，前后换了好几次，才换成我所满意的朴实无华的样式。”
“解放前夕，她本来可以回到上海跟家人团聚，但临时接到任务，要她去台湾。那段时间，她亲情流露，先后给我写了3封信，慨叹‘人非草木’，希望能与我见面，但始终未能如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正在华东军医大学的朱晓枫接到母亲从香港发来的信件，希望她到广州来见上一面。但朱晓枫却因纪律严格不能请假，而错过这最后一次母女团聚的机会，这让她抱憾终身。
“母亲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开往台湾基隆的‘风信子’号海轮，不知道那时她心中，是否已有预感：此去台湾，凶多吉少。”
1951年，朱枫在台北牺牲一年后，已经毕业分配到南京军区
卫生部的朱晓枫才接到母亲遇难台北的消息。“是党组织派人通知我的，接到这个迟来的消息真的非常悲痛，对于母亲的所有记忆和思念排山倒海般而来。从此我改名朱晓枫，作为对母亲的纪念。”
此后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如今已经两鬓斑白的老人，只能在母亲留下的少量书信与照片里回忆母亲的温存。这种失落怅惘在岁月流逝中沉淀成淡淡思绪，直到看到徐宗懋发表的那张老照片。
由于叛徒出卖致四百多地下党员被捕
迷雾中的历史
1951年，朱晓枫除了知道母亲牺牲外，其他的一无所知。当时母亲的经历，也是朱晓枫后来在阅读了大量材料后，才知道的。
“吴石案”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制造的第一宗政治大案。1948年春夏之间，任国民党国防部高级将领的吴石已经开始暗助共产党，同意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并策反国民党军队。1949年6月赴台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前，吴特意将一对儿女留在大陆。不久，华东局特派地下情报人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进行联络。
“母亲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她在台湾的任务，是作为吴石的联络人，将一批重要的军事情报，辗转送回大陆。”
刚到台湾的国民党面对飘摇政局，加强内部高压。1950年1月，中共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逮捕，随即叛变供出所有地下党员名单，其中四百多人被抓，书记以上未投降者悉遭枪决，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几乎彻底瓦解。
“母亲得到消息的时候，从台湾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锁。她在吴石的帮助下，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那里离家乡镇海很近。谁知吴石也很快被捕，闻到味道的国民党特务马上前往舟山追捕我母亲。母亲处事精明，她到了舟山，觉得情势不对，便住进了一家医院。因为医院人员流动大，也不需要出示户口，便于掩饰身份。但即便如此，无处不在的特务还是找到了她的下落，她被捕了。”
在舟山沈家门羁押时，朱谌之从皮衣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四次把有二两多重的金属吞服，发现后被紧急送往台北抢救。
这段历史，随着2002年，朱晓枫看到《老照片》和《凤凰周刊》上的文章和照片，越发清晰了起来。
“我从少女时代便已经懂得，母亲做的就是生死边缘的危险工作。照片里，行刑前的母亲穿着家常的碎花布旗袍，外披一件深色外套，表情从容镇定，跟我印象中的母亲别无二致，那一年，她才45岁。”
也正是因为这些文章和照片，朱晓枫结识了徐宗懋。
1980年从台湾辅仁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毕业的徐宗懋，做过导游、广播记者，1983年底进入《中国时报》并一呆17年，他成为台湾名噪一时的记者。2000年他离开新闻界，创立了台湾文史工作室，开始投入他热爱的历史研究工作。“这些年‘台独’对中国历史的扭曲太严重了，我能做的就是从民间的角度来纠正这种扭曲。”徐宗懋曾经说过。
也许因为这种对历史的使命感使徐最终与朱谌之的故事结缘。
1999年的一个夜晚，徐宗懋在一家报社的相片柜最底部翻出一个沾满灰尘的袋子，上面写有“奸伪”二字。打开以后，赫然看见的是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不过由于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公布过。后来，徐宗懋向该报购买了这批资料。
2000年，龙应台就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不久，即见到这些照片。她决定以“文化局”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地下展厅举行特展。
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同意了这项特展计划，并脸色凝重地出现在这个名为“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展厅里。由于选题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一时观展者云集，媒体亦作广泛报道。“愿今天台湾的人民记取教训，放下仇恨一页”，有人反思，“这是中国人的不幸，为政者不可不慎，勿以众生为刍狗”。
寻找的故事
朱晓枫发现母亲被杀害后，她的遗骸去向成了一个沉甸甸的谜。
“与母亲同天就义的吴石中将，由其部下收尸入土。1975年吴石被大陆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夫人于美国病逝后，在世纪之交的一个吉日，其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葬于京郊福田公墓。”
这越发让朱晓枫想找到母亲遗骸的下落，于是她想到了徐宗懋。
“我通过写信给《老照片》和《凤凰周刊》，希望他们帮我们取得联系。说来也巧，那些天，徐宗懋正带着一家老小在内地旅游。”
2003年2月6日，朱晓枫和丈夫以及62岁的南京作家冯亦同从南京赶到上海。同一天晚上，徐宗懋赶到上海。
冯亦同在徐宗懋发现那批老照片的数年之前，已经开始了他寻找朱谌之的历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一家史料杂志上开始知道这个革命女性的传奇一生。那时，我在南京市作协主持日常工作，有意组织作家撰写朱谌之传记，但最终未实施。几年后，《战争后的战争》一文及朱谌之冷对法庭的附图，因其‘强烈的现场感’，让我‘活生生看到了一个坚定革命知识女性在特定年代的慷慨悲歌’，我当即决定亲自为心中的女英雄立传。”电话那头，老人一字一句坚定地说着。
和徐宗懋见面的情景，朱晓枫和冯亦同都印象深刻。
“当时我对徐宗懋说：‘我已经老了，惟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死前能迎回母亲的遗骸。’”
这次见面，朱晓枫提供了一篇母亲朱谌之的友人陈修良(注：陈修良同志是建国前的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写的文章，给了徐宗懋。
文章里说：“朱谌之本名朱枫，出身浙江镇海名门，就读宁波女师时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毕业后远嫁东北一富裕陈姓人家。此前，丈夫与原配已有子女数人，朱谌之又生下女儿陈悼如(后改名朱晓枫)。后来丈夫过世，朱谌之带着女儿回到镇海，与后来加入共产党的革命青年朱晓光结婚。抗战爆发后，朱谌之跟着丈夫朱晓光，在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因干练被派往上海、桂林等地，从事左翼文化宣传活动。1944年，朱谌之在上海遭汪精卫逮捕，不久获释，第二年，朱谌之加入共产党。1948年她被派往香港。1949年，中共华东局为了与去了台湾的吴石重新联系，要找一位适当的人选，他们选中了朱谌之，因为她前夫的女儿陈志毅与丈夫王昌诚在台湾，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
朱晓枫告诉徐宗懋，朱谌之曾寄居在台北女儿阿菊(也就是陈志毅)家中，被害后，应该是阿菊丈夫王昌诚(又名王朴)收的尸。
于是，朱晓枫写下一张委托书：“……代寻姐夫王昌诚(王朴)，约1945年前后赴台，1950年任台湾警务处电讯所主任。姐姐陈志毅(又名陈婉如、陈远馨、陈莲芳)，1920年10月5日生，……”
回到台北后，徐宗懋据此向台北“市府”申请寻人，台北市“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受理。
通过户政登记查找遇阻后，“在没有其他有效资源和无钱聘请私人侦探的情况下，只能诉诸媒体了”。一个多月后，徐宗懋带领台湾TVBS电视台记者来到南京，在朱晓枫家中进行拍摄。
2003年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返乡安息，朱晓枫寻母遗骸》，同日，TVBS电视台播出对朱晓枫专访，随后两岸一批媒体转载。
但就像几颗石子丢进大海，徐宗懋没有接到一个反馈电话，台湾社会上似乎也没有反响。“我托徐宗懋代为寻找母亲的遗骸，他非常热心，前前后后来我家几次，带了记者来录影、拍照，自掏腰包帮我在台湾的报纸和电视台登寻人广告，我没有给过他一文钱。
“前后找了3年，我的心也慢慢冷了，我知道这很难，而且，中国人有句老话，‘青山处处埋忠骨’。我只是常常想起母亲。那个入狱后叛变的党委书记蔡孝乾，受过党多年的培养教育，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但在刑逼面前的表现，竟然不如我母亲这样一位女子。我母亲没有系统学过马列，去世时党龄只有5年，在数颗子弹穿透胸膛前，还能高呼出‘共产党万岁’！
“母亲是富家女，却没有富家女的习气，她自己生活简朴，却舍得把钱花在工作上。我记得，地下工作联络点的桌椅沙发，都是母亲自己出钱买下的；抗战工作没有经费了，她一次就捐出500大洋；新知书店没有纸张印刷进步刊物，她变卖了自己存在上海银行的一枚3克拉的钻戒。
“一名同样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被捕后释放，组织上派母亲护送他上船去香港，他坐的是四等舱，无铺无座，海风一吹，冻得发抖。母亲马上跑到卫生间，脱下自己里面的毛衣，送给他穿上。母亲牺牲40周年的时候，我见到了当年的这位同志，四十多年来，他一直保存着这件已经磨破了的毛衣，他把它赠送给我，留作纪念，成了我手头为数不多的母亲的遗物之一。”
正在朱晓枫为寻找母亲遗骸无果而灰心丧气的时候，徐宗懋给她带来了一个好的消息。
2005年2月，徐宗懋突然想到了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林正修，他曾投身社会运动，2004年底辞去台北市“民政局长”职务。当时徐宗懋曾在电话里告诉朱晓枫，他觉得这次会有突破。
果然春节后不久，林正修带来好消息：王昌诚已经过世，但陈莲芳(即阿菊)还在，他找到了。
陈莲芳后来没有去替朱谌之收尸
两岸的姐妹
“这个叫陈莲芳的姐姐，我自小与她不熟，她很早便被送出去读书，学无线电。”
在朱晓枫看来，组织上选派母亲去台湾执行任务，除了她本人机敏沉稳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她的女儿：陈莲芳。
“母亲各方面的才华都很不错，相貌出众，多才多艺，书法师从名家沙孟海，一手字写得尤其好。听说母亲年轻的时候上门提亲的人很多，但是她偏偏选了一个比自己大很多的、有孩子的男人当续弦，远嫁东北。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嫁给我父亲。她老觉得自己身体不好，疑心自己不能生孩子。陈莲芳便是我生父和前妻生的女儿。母亲去台湾后，一直寄居在她家中。”
徐宗懋见到阿菊这件事，在他后来的文章《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中做了详细的介绍。
“2005年4月19日一大早，我和正修在一家疗养院碰头，他向我出示了一份户籍数据的复印件，上面写着：‘王陈莲芳，出生地：浙江省镇海县，父：陈傅良，母：朱氏。配偶：王昌诚(殁)’陈莲芳正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们上了4楼，告诉医护小姐我们要找陈莲芳，小姐客气地引我们到一个房间，老太太坐在一把健身椅上。根据资料，她已有85岁。擅于处理群众关系的正修马上几句嘘寒问暖，老太太也以和颜悦色相报，接着跟我们到另外一间无人的小礼堂去谈。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受您的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老太太脱口而出，‘我没有妹妹！’我解释说：‘她是您同父异母的妹妹呀！’老太太好像还没明白，脸色变得凝重。于是我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赶紧从包里找出朱晓枫寻人的委托书，老太太看着委托书上的一堆名字若有所思，神色趋缓，她已经记起朱晓枫这个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过，她那时好像不是用这个名字。’
“这段往事在我们之间架了一道桥梁，我继续追问最重要的事情：‘朱谌之被枪杀后，是您的先生收的尸？’老太太说：‘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事实上，陈莲芳原本确实打算替朱谌之收尸的。
2005年5月，台湾“国防部”对于徐宗懋提出的档案查阅申请案，做出正面回应。
与朱谌之骨骸下落有关的文书有两份，一是1950年9月底，阿菊写给“军法局长”的一封信，此时离朱谌之被枪决已有三个多月，信的全文如下：
“窃民继母朱谌之误入歧途，致受国法制裁，此固有应得，百死莫赎，惟民每一念及先严养育之恩，则又不免戚戚于怀。据闻先继母全部遗物现由当局保管，拟恳准予赐发，由民收存以资留念，并备他日迁运先继母遗骸归祖茔之用，临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不久，“军法局”回发阿菊一份公函，同意所请：“……据请领朱谌之遗物一节，准予具领，仰即持批，携带该民身份证前来结领。”
然而，在档案中并没有发现陈莲芳签署的遗骸和遗物的领据，而吴石案中枪决的所有人士的遗体和遗物，都由其家属签下领据领回，惟独没有朱谌之的。
至于陈莲芳为什么后来没有去替朱谌之收尸？是什么让她改变了主意，没有来领？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阻止了他？徐宗懋说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追下去了。而朱晓枫虽然内心着急，但也无可奈何。
“想想看，在台湾的一个屋檐底下，母女两人，一个是共产党的特工，一个是国民党的特工，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奇情。只是现在，一个永远地离去，一个选择了沉默，我们也许只能靠揣摩去填补那段时光了。”
朱晓枫虽然没有能够找回母亲的遗骸，但她可以确定的是，母亲已经永远安息在宝岛的土地上了。
朱晓枫老人年近八旬，是解放军南京军区总院的前主任医师。离休后，她和丈夫、南京军区卫生部离休干部徐锡成过着安逸而幸福的生活。两位老人一个喜欢书法，一个爱好绘画，今年4月，他们还联合出了一本书画作品集。他们的四个儿女也有着各自成功的生活，孙辈们个个都很有出息。
“说实话，我现在惟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找到母亲的遗骸。在徐宗懋先生帮我寻找的过程中，北京有关部门开始征求我的意见：遗骸迎回大陆后，是安葬故土还是选择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母亲故乡浙江镇海中学的校长也打来电话，希望烈士能回到她出生的地方。1995年，母亲少女时代的书房并入镇海中学校区，立名‘朱枫烈士纪念楼’，以供后人缅怀。”
只有朱晓枫和她的家人才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谌之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
当那场政治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身为国际书店总经理的父亲朱晓光亦被打倒、揪斗，抄家者闯进他家将朱谌之珍贵的遗物查抄带走，还说：“有人在台北街头看见朱枫跟国民党军官手挽手地走路，她已成了国民党的特务……”
“这时父亲的处境非常危险，经常被揪到不同地方批斗，随时可能被打死。回家时，他就跟我们几个孩子说，如果哪天他失踪或死亡了，一定要坚信烈士妈妈绝对是真正的烈士。”朱晓光的女儿朱月回忆说。
“文革”期间，朱晓枫因在台湾少年团呆过也受到“一般性审查”，但她无法忍受对母亲声名的污辱，开始写信给组织要求予以澄清。直到1983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肯定“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
这一场纪念，迟来了40年。
关于吴石案
1950年6月10日，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被蒋介石当局抓捕并枪决，成为震动海内外的一宗政治大血案。谁能想到这个台湾国民党军界的高官竟然是中共地下组织的“密使1号”。 吴石，宇虞薰，1895年8月生于福建闽侯圣螺洲乡。1911年，吴石与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他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前后受业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后至日本深造，学习军事。学成回国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其政治背景属于国民党“桂系”。 1940年初，吴石重见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抗战的几年里，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吴仲禧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抗日战争末期，吴石曾在国民党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任中将主任。吴仲禧亦借助吴石力量被委任为首席监察官，使他更便利地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出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中将局长。此时，吴石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开始倾向革命。后经当时任国民党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何燧引介，成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骨干。吴石知道吴仲禧在进行一些秘密工作，就主动为他提供条件，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服务。吴仲禧到南京后见到吴石，吴石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挚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 李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为把情报尽快送出，他托病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把上述情报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作了报告。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稍前，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 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5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台湾。紧接着的一天，吴石又下达“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黄是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 1949年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吴石说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石坚定地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共即日赴台。15日上午，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次日凌晨吴即携眷飞台。两天后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了解放军。
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先后失利。这两仗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解放军敲响了警钟。解放台北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 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从香港抵台，与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老郑”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谌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 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蔡孝乾叛变，供出了所有名单资料，造成包括400多名地下共产党人被捕，变节者活命，坚贞不屈者被押马场町刑场枪决。 国民党保密局逮捕蔡孝乾时，蔡供出了吴石。蒋介石得悉，非常震怒。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罪名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这样，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谌之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不久，朱谌之便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 由于此案涉及高级军官多人，加上吴石在国民党军界有很多朋友和门生，国民党需要给海内外一个明确的交待。1950年4月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上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的始末。此案最后枪决了6人，与吴石和朱谌之一起就义的还有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人。
中~共台~湾地下党被侦破全过程
这几年，笔者在大陆和台港陆续发表了许多历史照片，也举办了好几次的图片展览，以提供史学研究新的证据和参照。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应是2000年8月在台北策划展出的“1950仲夏的马场町”图片特展，内容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第二年大举枪决中~共地下党人以及党内不稳份子的秘密档案照片。由于机密照片首度公开，画面极具震撼，加上附判决原文与早年的报导，现场气氛极强，参观人潮络绎不绝。有人在展场的留言板写道：“突然感到外面的蓝天多么美好！”这些照片现已成为史学界和媒体反复引用的材料，成为经典的影像。
“1950仲夏的马场町”特展首度以人道主义的角度质疑战争中的忠奸分际，反省中国人政~治竞逐中是否有更高的文明标准？由于打破社会的惯性思维，反响很大。后来笔者又以《战争后的战争》为题在大陆杂志《老照片》上面介绍其中部分内容。由于地下党人朱谌之的友人做出响应，对往事十分感伤。因此笔者再透过不同的刊物将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最大的政~治案“中~共省工委”和“吴石案”，再做详细的陈述与说明。
台~湾光复后的中~共地下组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派台籍干部蔡孝干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9月，蔡孝干由延安出发，12月至江苏淮安，与华东书记张鼎承、组织部长曾山，干部张志忠等人，分批到沪，与华东局驻沪人员会商，并学习一个多月。
这年4月，首批干部先由张志忠率领由沪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干则迟至7月始进入台~湾，并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本人任书记，直接领导“台~湾学生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并以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洪幼樵任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
这里必须提到一项重要的历史背景，日本统治台~湾的半世纪中，台~湾知识青年在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潮下，亦曾发展出左翼的力量，并且在殖民背景下成立隶属于日本共~产~党的台共组织，不过日本政~府毕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他的军事机器强大得多，社会统制也严密得多。因此，日本政~府对日共采取全面镇~压时，台~湾共~产~党几乎瞬间瓦解。
日本投降后，由中~共中央派遣回台的台~湾籍干部长年在大陆参与革命工作，跟家乡已有隔阂，对于台~湾在日本殖民近代化下的社会状况也需要时间学习。因此，省工委初期的工作只能联系旧台共份子，在原宗族亲属中拓展关系以及拉拢抗日知识菁英。
总体而言，省工委发展最成功的新生力量仍是高等校院的知识菁英，不过在工农群众中，党的力量仍然脆弱。
1947年1月，省工委接获中~共中央的指示，针对发生在大陆的沈崇事件，在台北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美示~威。不过一个月以后的“二、二八事件”突然卷起全岛性的民变，省工委却采取静观其变的政策，只有个别的党员如谢雪红和张志忠投身领导群众抗争，这多少反映了省工委对局势的掌握并不精确，应变能力也不足。
蔡孝干的叛变与地下党的瓦解
的确，“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党员人数激增一倍，近九百人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战斗力也跟着提高；相反地，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由“光明案”与“基隆市工委会支部案”中获得线索，先将陈泽民逮~捕，再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29日将蔡孝干逮~捕。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曾参加过长征的蔡孝干在一周内就彻底变心，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其它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党人被逮~捕，情况极为惨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坚不吐露者则送往马场町刑场。
有关早期政~治案件的最重要纪录是台~湾情治单位编印的内部教学材料“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这是前保密局局长谷少文少将于90年代初向社会公布的，内容记录每一个案子的缘由、经过和检讨，十分详实，成为每一位研究台~湾政~治史的人必读的资料。
这份文件将“蔡孝干案”列为档案文号“44901-444048”，其中“对本案之综合检讨”即直指：“...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亦时断时续，迄‘台省工委会’破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匪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所领导之台中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法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覆没。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至于为何蔡孝干的领导能力和斗志如此薄弱？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尤其是蔡被逮~捕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解放军已经逐步向福建集结，战斗力如日中天，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残部不是逃往山区等待被全歼，就是放下武器窜入东南亚邻国，或退至沿海岛屿，装备不足、士气低落。至于领导阶层方面，代总统李宗仁滞美不归，中枢无主，党政军要人面对溃退之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尤其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已清楚地表明将放弃国民党。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已向菲律宾政~府询问有关收容蒋氏家族的可能。
因此，无论从人心归向、统治机器到国际环境，解放军进入台~湾已在弹指之间。这也是省工委迅速发展组织，无形间不断暴露身份的原因。他们判断台~湾很快就可以拿下，所以急着完成迎接解放军的政~治准备。
然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机器并没有表现出溃散之势，反而比在大陆时更有效能。国民党的情治人员也比预料中能干。为什么？
笔者的看法是，尽管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几年腐化无能，但它毕竟曾是领导中国的革命政党，仍有一定的革命性质。国民党仍有相当多优秀人才，只是其领~袖缺少领导和组织的能力，无法让优秀人才发挥己长，形成正面循环的政~治力量。
1949年国民党彻底溃败，不过到台~湾的却是其最忠心的干部，凝聚力与组织力反而增强，这种情况有点像当年北撤延安的中~共党人一样，人虽然变少了，但组织意志反而提高了。
此外，情治人员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们很多是带着血仇投入这项工作，也有的是受到己营的压制、排挤和陷害而投身敌营的，由于敌我身份调换，他们对过去同志的作业惯性和心理状况十分熟悉，因此常有工作上的斩获。像上面所提到逮~捕蔡孝干的谷少文过去也是共~产~党出身，曾在山西拉出一支游击队伍。
因此，对于这些带着血仇、或手沾着血、或为对方视为叛徒的情治人员而言，从来就没有所谓投降或输诚的问题，即使是最后的困兽之斗，也终究是斗。或许，古人所说穷寇的反扑不可轻估，即为此理。
1950年6月1日，蔡孝干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
他说：“我是蔡孝干，也就是蔡干，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公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四年以来，我们在台~湾，工作不能说不努力，对党也没有叛离，中~共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也是热切而有利的。虽然台~湾的工作环境十恶劣。”
同时，蔡孝干又以台~湾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另一广播：“最后，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党员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峻的集团，对党员的控制，是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党内二十五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
此后，蔡孝干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只传说他成了国民党情治单位的少将军官，成了继续逮~捕地下党人的要员。不过没有人见过他，甚至做为台~湾人，有关他的家庭、家族等等也都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那些关了几年逃过一死的党人，至今对蔡孝干仍感愤慨和不齿，而且也充满了不解，究竟蔡孝干在想什么？有关蔡孝干的种种至今仍是一个谜，也是笔者所主持文史工作队伍主要的追踪对象之一。
吴石与“吴石案”始末
现在我们再把话题转入“吴石案”，吴石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保密局逮~捕蔡孝干时，蔡供出吴石提供重要的国防情报给中~共，联系人是华东局派出的朱谌之。
由于吴石的官阶很高，此案涉及高级军官多人，是一个大案子，国民党需要给海内外一个明确的交代，以证明本身并非借口整肃军中异己。因此，1950年某月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始末，以昭信于天下。
根据国民党的资料，吴石称，1949年4、5月间在沪与中~共华东局干部刘栋平会面，刘希望吴能提供军事情报，不过不久解放军旋即渡长江，吴赴福建就任绥靖公署副主任，与中~共党人失去联系。
然而，解放军很快就席卷整个东南沿海，吴转香港来台，在香港时又与刘栋平取得联络，吴同意来台后收集军事情报。
1949年11月下旬，华东局派女干员朱谌之持刘栋平的介绍函来台，先后与吴石会见六、七次，并取得书面和口头的军事情报，其内容计有军事机关及部队主管之名册，东南区驻军之番号和概数，以及飞机大炮坦克之数量等。
1950年2月4日，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空军飞机飞往当时仍为国民党控制的浙江定海，并正欲搭船前往解放军掌握的上海。由于朱谌之来台时曾向蔡孝干报告工作状况，国民党得知此重大状况，立刻调查吴石，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来台~湾。
此案最后枪决了六人，包括吴石、朱谌之以及吴石所布建的高级军官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等人，其余则判5年至10年不等。
对于吴石其人，李资生的纪录是：“吴次长自承向共党靠拢的时机，是在1949年的2月间。当时，蒋总统已经引退，李代总统则在倡导和平，并且正与中~共进行谈判，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局势是非常混乱的，究竟前途如何，谁也弄不清楚，大家都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成功，他自己也有这种想法，于是他就糊里胡涂地和共~产~党发生了关系。　　他自己却辩解说：‘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普通的。我相信有大批的政~府军政官吏，都和我一样的走上这条路去，政~府的政策既是求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共党联系呢？’　　真的，吴石是和平谈判运动可怜的牺牲品，一个高级公务员，对于所处的政~治局势观察不清，实在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王大任后来写了一篇《我对吴石早年的印象》，值得一读。他写道：“我在花溪工作四年半（笔者案：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成立第三处（简称“侍三处”），由陈果夫主持人事，包括全国党政人事。地点在重庆市郊南温泉，世称“花溪”，即为该处之代名，前后工作人员百余人），所属单位是通讯组，当时通讯组所负的责任是批答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学员的通讯报告。党政班受训按海内外自~由地区划编通讯小组（敌后另行编组），并规定定期集会，由所在地高级党政军首长担任指导员，负责考核与督导。至于学员个人方面，不仅要出席会议，而且每月要与‘侍三处’通讯一次。通讯内容包括工作概况，地方党政动态，社会分析、自我检讨、读书心得与建议事项等。其中优秀之通讯，事关治平大计与政经兴革，而有卓越见识之建议，每周必汇呈委座（指蒋介石委员长）亲自核阅。　　其中使我印象最深者为西北陕甘宁边区某集团军少将总参议吴石的通讯。渠有关‘共党阴谋叛乱及其对策’的研究报告，极其精湛，该文洞烛机先，见解深刻，不独文情并茂，亦且有胆有识。我当时经办此稿时惊由前所未曾有。于是签注‘拟汇呈委座’字样，经主任（陈果夫）批示‘可专呈’，于是将原稿一字不改的项目呈阅。嗣经委座亲批‘继续研究’，继又批‘嘉勉’两字。此文我曾录一副本，以为参考。自此在我心目中的吴石是一位忧国志士与锦绣才人，使我对吴君的印象，经久不能去怀。”
王大任继续写道：“后来胜利还乡，我当选东北区立法委员，于民国37年（1948）4月赴南京开会，偶然在乡长王润生先生府上碰见老友王醒魂。醒魂陪着一健壮的中年人坐在王府客厅，这便是我意念中的忧国之士，现任史政局局长吴石将军。我乍闻吴君之名，立即呈现惊喜之神色，当及询问对方是否为在几年前曾与‘侍三处’通讯提出‘灭共’建议的吴石？对方连称是后，我立即伸出友谊之手，诚恳的表示曾奉命覆函嘉勉，并倾吐个人仰慕之忱！最奇怪的是当大陆撤守政~治迁台的初期，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居然私通共党作起出卖自己政~府的勾当！有人说是受了投共政客立委何遂的煽惑，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不敢相信！”
这些是国民党方面关于吴石的纪述。
中~共方面，最早接触吴石的中~共党人吴仲禧于1983年写了一篇追思吴石的文章，并刊载于1993年出版的“广东文史资料”总号73辑。该文印证国民党的资料，同时也揭露了不少国民党不知道的事情。
吴仲禧是吴石的福建同乡，1911年福州响应辛亥革命，两人皆报名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隔年并有幸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隆重典礼中担任警戒工作。
随着两人又同时入选武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吴仲禧回忆，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吴石总是名列全校第一，后来他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毕业后又入日本陆军大学，成绩优秀，名闻于中日军界。
吴仲禧回忆说：“在军校同窗四年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吴石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有好几次政~治变故都曾使他想弃学而另找革命出路，终因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又渴望军事上能学有所成而未果。”
保定军校后，吴仲禧与吴石别后20年，两人抗战时重逢，此时吴石担任白崇禧的顾问，吴仲禧则已加入了中~共，表面的职务是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
吴仲禧回忆与吴石重逢时的景况：“抗战开始后，他看见国民党的军队腐~败，无能的现象，更是满怀愤懑。这些，他都毫无顾忌的向我发了一些牢骚和愤慨。我自然也以诚相见，除了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人身份之外，其它对时局和人事的看法也都没有什么保留......首先，他认为抗战以来我军屡战屡败的主要原因是将帅无能、纪律废弛。　　例如，陈诚只受过中级军事教育，却委以重任，提拔之快，中外罕见。陈诚所用的参谋长杨杰，更是只会自吹自擂，毫无真才实学和作战经验，往往总部作战命令还未下达，部队已转移阵地。可是陈诚一直神气十足，独断独行，像保卫武汉这样的大作战计画，连白健生（白崇禧）也没有参加讨论过。又如，汤恩柏、刘峙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升的。　　最后，吴石讲到自己，说他学习、研究军事20多年，写过几本军事著作，翻译过几本兵学名著，在陆大教授时有几套讲稿，但一直没有机会带兵上战场，深感遗憾。有人讥他为‘书呆’，但又谁都不肯给他以带兵的实权。白崇禧器重他的学识，但谁也没给他什么实权，大概是因为他专心学术，不会搞逢迎拍马、官场应酬那一套吧！”
“在抗战几年同吴石的共事中，我们经常交谈，他总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另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因而内心相当苦闷。　　他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亲自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向他叙述我在北伐战争中接触过的叶挺、蒋先云等共~产~党员的事迹，介绍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赞誉。不过这个时候，他还看不清楚共~产~党的力量，因而，思想上仍在仿徨之中。”
抗战结束后，吴石奉调南京，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并受吴仲禧之托，协助他也调来南京任国防部监察局监察官。吴仲禧可以利用这个职务，借着视察部队之便收集情报。
1947年到1948年之间，国共内战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吴石甚至主动创造条件，协助吴仲禧取得军事情报。
吴仲禧写道：“1948年夏天，我以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职衔派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服务。这时正值淮海战役的前夕，我在广州接到命令后即往香港找潘汉年、张唯一、刘人寿请示，他们对我新的任命极为重视，要我尽力在前方收集情报。我到南京后见到吴石，吴石说：‘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是我的学生，我再给你写封介绍信带给他吧。’于是，他就亲笔写了一封很有份量的信，说我是他多年的同窗、同事、挚友，请李多加关照，并给予各种方便。　　几天后我到徐州时，正好刘峙、杜聿明都到前方视察了，参谋长李树正出来接待我，见了吴石的信对我格外客气、殷勤，一再说我这样大年纪，天气这样热，前方又这样乱。要我用书面报到就可以了，何必这么辛劳呢？我说，国防部要我来看看，了解点情况，好回去汇报，李硬安排我休息两天，才亲自带我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　　我见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了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行事反映地清清楚楚。当时因有李在旁陪同，我只能默记一部份，就说有空还想来看看，李满口答应。第二天又派出一个参谋来带我去机要室，我趁参谋外出时，把主要的部署都用笔记下来。　　这时我急着把情报送出去，就拖病说要回南京就医，李树正又爽快地同意了，并代刘峙正式批准我回后方。我车到南京就没有停留，立刻到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做了口头和书面的汇报。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介绍，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做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
这里可以看见，吴石暗助中~共开始于1948年春夏之间，并非他在被逮~捕后所称的1949年春，也由于他的位阶甚高以及国民党军政体系的松散，吴石起的作用自不可轻估。
1949年春，吴石在广州与吴仲禧敞开来谈，明说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早已不想跟它走了，只是自己决心下得晚一些。而且，他已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同意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并策反国民党军队。
1949年6月，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
吴仲禧写说：“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我在必要时给予照顾……　　吴石赴台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音讯。直至广州解放初期，华东局方面派人来对我说，吴石的工作已由他们取得联系，我才放下心来。不料几个月后，突然从香港报纸上看到吴石被公开枪决的长篇报导，不胜震惊，惋惜和哀痛。”
朱谌之 ：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江姐”
国民党保密局在“吴石案”档案的“综合检讨”中，对吴石着墨不多，反而对华东局派遣人员朱谌之颇多解析，反映国民党眼中所见的朱谌之。
检讨说：“...（二）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五）朱匪因与匪台~湾省工会书记蔡孝干及女匪干严秀峰联络，暴露身份，致遭失败，影响匪帮之‘策反’即搜集情报工作甚大，而致此之由，实缘发生‘横的联系’，所构成之严重错误。”
保密局的正式公文档案虽然指出朱谌之工作上的疏忽导致失败，但仍掩不住对朱的人格表示“诚有可取法之处”，至于承办人员李资生对朱谌之的描述笔调虽然浮夸，但仍有一情感的轮廓，他写道：“朱小姐虽然是一个被党重视的女干部，可是她的思想上的素养，显然不太够，她对于什么马、列、史、毛的理论是没有深刻认识的。据她自己所说，与共党人士交往的情形，以及过去她替党工作的经过，甚至于她入党的经过，都可以证明这位共~产~党员并不是一个理智的党员，而只是情感的党员。情感重的人，可以对人好，也可以改变她的好，朱小姐就是这样一个人。保密工作人员把握了她这样一个弱点，只需要用情感去征服。生活上的优待，谈话上的安慰，接触上的温和...。”
手头有本传记文学，是民国８３年１０月号，第６５卷第４期．其中里面一篇钟山遗稿＜大冤狱２－－孙立人案被牵连者亲历记＞提到作者和蔡共处一牢，因是连载文章，所以之前的叙述不得而知．
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部＝》政务院情报总署＝》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联络部（受军委总情报部领导）＝》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联络部＝》中共中央调查部＝》国家安全部．顺这个线，就可以了解下蔡的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