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船舶燃油系统:[人文]影评：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8:55:36
作者：墨馨予 发表日期：2011-1-22 20:45:00 终于看完《让子弹飞》了。《子弹》早炒得沸沸扬扬，可本人懒，不爱走路不爱坐公交，连打的都不想，所以尽管喜欢姜文，也没喜欢到能让我亲自去电影院看他的东西，今日写影评多少是个马后炮。
在我动笔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那刚放假的中学生外甥正在看《子弹》，是我推荐给他的。电影里正传来姜文“枪在手，跟我走”的喊声，兄弟四人在鹅城骑着马转了一圈又一圈，可身后除了几只大白鹅悠悠哉哉地昂首阔步，无一人跟上。记得我看子弹时，这一幕看得人心里瓦凉瓦凉的。
二十世纪中国从康梁变法始，到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再到1949，再到，再……。每隔二十几年便发生社会剧变，而一切剧变均以“革命”二字为主题。然而，文字中的革命史却暧昧不清，以致近二十年来影视界始终围绕宫廷戏武打戏转圈圈而不敢触及革命类主题，人们高喊祛魅，批判审片尺度过窄，但是“祛魅”不过是偷懒的理由，审片制不过是托大的借口，其真实原因恐怕还是与导演自身的功力有关。
然而电影毕竟不是如儿童弹玻璃珠成人打扑克一样的寻常游戏，不可能永远在以宫廷戏武打戏娱乐观众。祛魅的核心问题不是不要思想而是如何思想。近几年的电视如《潜伏》和《亮剑》等，无论人们对它们的争议如何，这类片子叫座却是事实。中国电影要突出困境，这一关是必过的。但是中国电影要能突破这一关，哲学功力、电影的意象能力和故事画面的构思能力，三者缺一不可。必须能够透察革命的本性以及各阶层群体的品格，形成电影意象，以既抽象又具体的故事画面来表现之。
在中国影视界，尤其是在四五十岁这一代导演中，具备上述功力的极少。张艺谋和陈凯歌虽然都有过不俗的表现，但是他们已走入“瓶颈”，而且自己就是自己的瓶颈，要突破电影易，要突破自己难。姜文是演员出身，干导演在开始倒多少带有票友的性质，也许这是他之幸，正因这个因素，他拍电影不必急功近利，这让爱读书爱思考的他有足够的时间沉淀自己开阔自己的视野，使自己在电影意识和生活观念方面获得相当的累积，到一定程度便自然而然地喷薄而出。电影意象和思路清晰，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而且知道如何表达，这是他明显强于其他导演的地方。
应该说，《子弹》这部片子中关于革命的观念并不复杂，姜文的突出之处是善用实物承载意象，用意象表达观念。
最耐人寻味的是马拉火车。马拉火车在晚清实有其事，原本起于朝廷内讧，李鸿章的政治对手故意以火车震动会影响皇陵风水为由阻止火车运行，以达到搞垮政治对手也即洋务运动的先驱人物李鸿章、占据开平煤矿的目的。故而开平煤矿败即是李鸿章本人失败，主办矿务的唐廷枢最后只好妥协，在自胥各庄到天津的路段上，用马拉火车前行。虽然这个段子是朝廷内斗的结果，但成为现代工业社会中愚昧无知的标志性符号而为后人耻笑。姜文之绝就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运用了这个桥段。只不过是坐上那列火车的是两拨不同的人，一拨是马县长之流，一拨却是张牧之的手下兄弟。电影的开局与结局寓意深远。
电影里三个主要人物，其他人都是背景。革命固然是运动，然革命本身便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空间，各类人物都会在其中展开拳脚。然而20世纪的中国革命被赋予了先天的政治正确性，我们从小受各种文字和影视的灌输影响，对革命的想象一概是：青春与热血齐飞，革命共进步一色。
时光一闪已是百年，回过头人们才发现，所有的革命不过如一滩黄泥浆。然而历史文本中的各类人物已是面目不清，一概如电影中的情节，正反面人物都带着麻将面具作案，一起泥沙俱下。
马县长亦称汤师爷，一个从头到脚没有一句真话的人物，然而他虽是个大骗子却并非十恶不赦。开矿失败他丢下前任老婆和儿子，任她们被人追债，自己却依靠娶了一个妓女做老婆，靠她卖身挣的钱买官职买兵马并买火车用马拉着赴任。总的说来，他只是代表着乱世里极具投机性的旧式人物，毫无革命意识和观念，却能处处钻营革命带来的好处，他并没有坏到处处与张牧之等革命家捣乱的程度，乱世里趁乱弄钱是他的唯一目的。从另一角度看，这样的人也就是有点钱有点脑子，却无势力无靠山，其实也是乱世中的小人物，只能依附于权势者讨一杯羹。而终因本人无权势，又处处用尽心机投机钻营左右摇摆看人脸色，有好结果的却不多。在这个意义上，他又多少能激起人们心里一丝隐隐的同情。
而从剧情看，他这角色在戏里本应是可有可无，因为张牧之革命的唯一对手是黄四郎这样的人，而汤师爷并无谋划之才，或者说即便有谋划之才，其谋划思路却与张牧之的需要完全不合。然而，这样的人在乱世乃至在中国的任何时代都极多，合起来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大流，不可忽缺，没有他此戏便不饱满，这大概是他在《子弹》里占据重要戏份的原因。
黄四郎，经历极为复杂，当地一霸，拥有雄厚武装，占地为王、买卖烟土和官职，利用当地县官苛捐杂税，税收从20世纪的20年代末征收到2010年。然而，这样的人竟是曾经的革命者，而且显然是懂洋文的知识分子。他的两颗珍藏版手雷隐而不露地暴露了他过去的身份。其中一颗手雷在辛亥革命时炸了，另一颗珍藏于现在。20年前，他见过张牧之，显然与张牧之同道。然而大浪淘沙星换斗移，黄四郎珍藏的那颗手雷，终于要被他用来炸过去的战友了。
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在革命这块地盘上，黄四郎这样从革命者滑向革命对象的有多少？革命在他们那里从来就不是目的，而只是重新布局的手段。他们的目的不过是借革命积攒实力和势力，以便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和占有权。
假县长张牧之，江湖传奇中的大土匪，实际上17岁就担任蔡松坡的手枪队队长，自幼受革命观念熏陶，在纯粹的意义上，他才算是真正的革命者。革命失败，中国进入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他也拉队伍当了土匪，用一种另类的方式来实践传统社会“杀富济贫”的观念。张牧之的革命理想很简单：打出一个没有黄四郎的世界。他以为，黄四郎是百姓贫穷之根，只要灭了黄四郎一类人物，百姓的苦日子就到头了。一个算得上纯粹的人，无论是革命者还是科学家亦或是理论家，一般说来都是理想家，张牧之亦是。说句题外话，我喜欢电影里张牧之的笑容，以脸的纯真。
张牧之说：“钱不重要，你（黄四郎）也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的。”这是整部戏的文眼。在这里，姜文实际是把自己的革命观赋予了张牧之。他摒弃了一切关于革命之主义的“花花草草”、“水花镜月”，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革命的目的。换言之，这句话直接呈现了革命的目的，余者全是忽悠人的鬼话！
然而，黄四郎代表了一个时代权力关系的核心部分，钱权交换，国家权力不过是他征税敛财的工具。张牧之欲以个人之力要与一架权力机器搏击，成功是偶然的，而失败是必然的。虽然黄四郎最后终于被打死了，可是张牧之的兄弟也跟着齐齐地散了，带着金钱带着他喜欢的女人奔金钱更多的地方去了。弟兄们连跟张牧之告别都不肯，因为黄四郎太多，而杀黄四郎是提着脑袋干的活，弟兄们觉得跟着张牧之，将永远不轻松，而人努力活着的一切目的终究要奔轻松的活法去。还有许多黄四郎还活着，而在那些散去的兄弟里，谁能保证不会再有人变成黄四郎？
至于鹅城的民众，与其说是张牧之看得明白，不如说是姜文看得明白：对革命来说，这一部分力量不可或缺。但是，需注意到，这一部分力量是水，堤坝够高他们便温良驯服，哪怕是对他们的苛捐杂税已至百年之后，他们也会百般屈忍。若要驯服温顺的水势如决堤力决桎梏，除非已先有人为之破坝掘堤。他们不是不革命，而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曙光在即不革命。要他们中的多数“舍孩子套狼”是不可能的，除非已有人不顾生死套住狼脖子。也惟其如此，这一部分力量最难驾驭，因为它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来自于感性与规模，一方不用必为对立方驭之，在建设与破坏方面能量同样大。
应该说，张牧之哦姜文，从没高看过他们的觉悟，也从不低估他们的能量。如果说“枪在手，跟我走”象征着他曾经试图启蒙，并给他们扔银子扔武器，而经验告诉他这一切徒劳无益，假黄四郎之血溅撒他的臂膀才是他最后输入给鹅城民众的一道看得见的风景。没有这一道风景，他们的革命意愿恐怕连那几只大白鹅都不如！对此，张牧之没有埋怨，他的脸上仍然洋溢着如春风一般的信心，然而他的手下弟兄却再也没有这般信念。
弟兄们再也不肯回大山里去了，张牧之也回不去了。坐着马拉火车来的马县长死了，兄弟们却坐着马拉火车去了。他们要去上海去浦东，他们说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方向不同，动力与轨道却并无二致。轨道与动力都没改变，上海浦东、凉州汴州又能有何相异处？
望着火车远去的背影，张牧之眯细的眼神里漂移着几分理解、几分不屑、几分落寞、几分惆怅。
后记：中国人很难成就团体，而中国的事却是非团体则难以成就。自古以来中国是国家权力形态完备且一家独大，而底层社会呈沙粒化状态，一旦个体脱离群体团队而散落于民间社会，则是孤立地浮游于社会，处于一种失重状态。强者折弱者屈，而无力展开任何反抗，除非重入江湖。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如年轮一般走过一圈又一圈，人们由这样的年轮中得出各种结论，只是不知姜文的结论是什么，在他的革命观里会不会由此导出强化集权的意识。
在我动笔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那刚放假的中学生外甥正在看《子弹》，是我推荐给他的。电影里正传来姜文“枪在手，跟我走”的喊声，兄弟四人在鹅城骑着马转了一圈又一圈，可身后除了几只大白鹅悠悠哉哉地昂首阔步，无一人跟上。记得我看子弹时，这一幕看得人心里瓦凉瓦凉的。
二十世纪中国从康梁变法始，到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再到1949，再到，再……。每隔二十几年便发生社会剧变，而一切剧变均以“革命”二字为主题。然而，文字中的革命史却暧昧不清，以致近二十年来影视界始终围绕宫廷戏武打戏转圈圈而不敢触及革命类主题，人们高喊祛魅，批判审片尺度过窄，但是“祛魅”不过是偷懒的理由，审片制不过是托大的借口，其真实原因恐怕还是与导演自身的功力有关。
然而电影毕竟不是如儿童弹玻璃珠成人打扑克一样的寻常游戏，不可能永远在以宫廷戏武打戏娱乐观众。祛魅的核心问题不是不要思想而是如何思想。近几年的电视如《潜伏》和《亮剑》等，无论人们对它们的争议如何，这类片子叫座却是事实。中国电影要突出困境，这一关是必过的。但是中国电影要能突破这一关，哲学功力、电影的意象能力和故事画面的构思能力，三者缺一不可。必须能够透察革命的本性以及各阶层群体的品格，形成电影意象，以既抽象又具体的故事画面来表现之。
在中国影视界，尤其是在四五十岁这一代导演中，具备上述功力的极少。张艺谋和陈凯歌虽然都有过不俗的表现，但是他们已走入“瓶颈”，而且自己就是自己的瓶颈，要突破电影易，要突破自己难。姜文是演员出身，干导演在开始倒多少带有票友的性质，也许这是他之幸，正因这个因素，他拍电影不必急功近利，这让爱读书爱思考的他有足够的时间沉淀自己开阔自己的视野，使自己在电影意识和生活观念方面获得相当的累积，到一定程度便自然而然地喷薄而出。电影意象和思路清晰，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而且知道如何表达，这是他明显强于其他导演的地方。
应该说，《子弹》这部片子中关于革命的观念并不复杂，姜文的突出之处是善用实物承载意象，用意象表达观念。
最耐人寻味的是马拉火车。马拉火车在晚清实有其事，原本起于朝廷内讧，李鸿章的政治对手故意以火车震动会影响皇陵风水为由阻止火车运行，以达到搞垮政治对手也即洋务运动的先驱人物李鸿章、占据开平煤矿的目的。故而开平煤矿败即是李鸿章本人失败，主办矿务的唐廷枢最后只好妥协，在自胥各庄到天津的路段上，用马拉火车前行。虽然这个段子是朝廷内斗的结果，但成为现代工业社会中愚昧无知的标志性符号而为后人耻笑。姜文之绝就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运用了这个桥段。只不过是坐上那列火车的是两拨不同的人，一拨是马县长之流，一拨却是张牧之的手下兄弟。电影的开局与结局寓意深远。
电影里三个主要人物，其他人都是背景。革命固然是运动，然革命本身便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空间，各类人物都会在其中展开拳脚。然而20世纪的中国革命被赋予了先天的政治正确性，我们从小受各种文字和影视的灌输影响，对革命的想象一概是：青春与热血齐飞，革命共进步一色。
时光一闪已是百年，回过头人们才发现，所有的革命不过如一滩黄泥浆。然而历史文本中的各类人物已是面目不清，一概如电影中的情节，正反面人物都带着麻将面具作案，一起泥沙俱下。
马县长亦称汤师爷，一个从头到脚没有一句真话的人物，然而他虽是个大骗子却并非十恶不赦。开矿失败他丢下前任老婆和儿子，任她们被人追债，自己却依靠娶了一个妓女做老婆，靠她卖身挣的钱买官职买兵马并买火车用马拉着赴任。总的说来，他只是代表着乱世里极具投机性的旧式人物，毫无革命意识和观念，却能处处钻营革命带来的好处，他并没有坏到处处与张牧之等革命家捣乱的程度，乱世里趁乱弄钱是他的唯一目的。从另一角度看，这样的人也就是有点钱有点脑子，却无势力无靠山，其实也是乱世中的小人物，只能依附于权势者讨一杯羹。而终因本人无权势，又处处用尽心机投机钻营左右摇摆看人脸色，有好结果的却不多。在这个意义上，他又多少能激起人们心里一丝隐隐的同情。
而从剧情看，他这角色在戏里本应是可有可无，因为张牧之革命的唯一对手是黄四郎这样的人，而汤师爷并无谋划之才，或者说即便有谋划之才，其谋划思路却与张牧之的需要完全不合。然而，这样的人在乱世乃至在中国的任何时代都极多，合起来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大流，不可忽缺，没有他此戏便不饱满，这大概是他在《子弹》里占据重要戏份的原因。
黄四郎，经历极为复杂，当地一霸，拥有雄厚武装，占地为王、买卖烟土和官职，利用当地县官苛捐杂税，税收从20世纪的20年代末征收到2010年。然而，这样的人竟是曾经的革命者，而且显然是懂洋文的知识分子。他的两颗珍藏版手雷隐而不露地暴露了他过去的身份。其中一颗手雷在辛亥革命时炸了，另一颗珍藏于现在。20年前，他见过张牧之，显然与张牧之同道。然而大浪淘沙星换斗移，黄四郎珍藏的那颗手雷，终于要被他用来炸过去的战友了。
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在革命这块地盘上，黄四郎这样从革命者滑向革命对象的有多少？革命在他们那里从来就不是目的，而只是重新布局的手段。他们的目的不过是借革命积攒实力和势力，以便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和占有权。
假县长张牧之，江湖传奇中的大土匪，实际上17岁就担任蔡松坡的手枪队队长，自幼受革命观念熏陶，在纯粹的意义上，他才算是真正的革命者。革命失败，中国进入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他也拉队伍当了土匪，用一种另类的方式来实践传统社会“杀富济贫”的观念。张牧之的革命理想很简单：打出一个没有黄四郎的世界。他以为，黄四郎是百姓贫穷之根，只要灭了黄四郎一类人物，百姓的苦日子就到头了。一个算得上纯粹的人，无论是革命者还是科学家亦或是理论家，一般说来都是理想家，张牧之亦是。说句题外话，我喜欢电影里张牧之的笑容，以脸的纯真。
张牧之说：“钱不重要，你（黄四郎）也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的。”这是整部戏的文眼。在这里，姜文实际是把自己的革命观赋予了张牧之。他摒弃了一切关于革命之主义的“花花草草”、“水花镜月”，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革命的目的。换言之，这句话直接呈现了革命的目的，余者全是忽悠人的鬼话！
然而，黄四郎代表了一个时代权力关系的核心部分，钱权交换，国家权力不过是他征税敛财的工具。张牧之欲以个人之力要与一架权力机器搏击，成功是偶然的，而失败是必然的。虽然黄四郎最后终于被打死了，可是张牧之的兄弟也跟着齐齐地散了，带着金钱带着他喜欢的女人奔金钱更多的地方去了。弟兄们连跟张牧之告别都不肯，因为黄四郎太多，而杀黄四郎是提着脑袋干的活，弟兄们觉得跟着张牧之，将永远不轻松，而人努力活着的一切目的终究要奔轻松的活法去。还有许多黄四郎还活着，而在那些散去的兄弟里，谁能保证不会再有人变成黄四郎？
至于鹅城的民众，与其说是张牧之看得明白，不如说是姜文看得明白：对革命来说，这一部分力量不可或缺。但是，需注意到，这一部分力量是水，堤坝够高他们便温良驯服，哪怕是对他们的苛捐杂税已至百年之后，他们也会百般屈忍。若要驯服温顺的水势如决堤力决桎梏，除非已先有人为之破坝掘堤。他们不是不革命，而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曙光在即不革命。要他们中的多数“舍孩子套狼”是不可能的，除非已有人不顾生死套住狼脖子。也惟其如此，这一部分力量最难驾驭，因为它不是来自理性而是来自于感性与规模，一方不用必为对立方驭之，在建设与破坏方面能量同样大。
应该说，张牧之哦姜文，从没高看过他们的觉悟，也从不低估他们的能量。如果说“枪在手，跟我走”象征着他曾经试图启蒙，并给他们扔银子扔武器，而经验告诉他这一切徒劳无益，假黄四郎之血溅撒他的臂膀才是他最后输入给鹅城民众的一道看得见的风景。没有这一道风景，他们的革命意愿恐怕连那几只大白鹅都不如！对此，张牧之没有埋怨，他的脸上仍然洋溢着如春风一般的信心，然而他的手下弟兄却再也没有这般信念。
弟兄们再也不肯回大山里去了，张牧之也回不去了。坐着马拉火车来的马县长死了，兄弟们却坐着马拉火车去了。他们要去上海去浦东，他们说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方向不同，动力与轨道却并无二致。轨道与动力都没改变，上海浦东、凉州汴州又能有何相异处？
望着火车远去的背影，张牧之眯细的眼神里漂移着几分理解、几分不屑、几分落寞、几分惆怅。
后记：中国人很难成就团体，而中国的事却是非团体则难以成就。自古以来中国是国家权力形态完备且一家独大，而底层社会呈沙粒化状态，一旦个体脱离群体团队而散落于民间社会，则是孤立地浮游于社会，处于一种失重状态。强者折弱者屈，而无力展开任何反抗，除非重入江湖。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如年轮一般走过一圈又一圈，人们由这样的年轮中得出各种结论，只是不知姜文的结论是什么，在他的革命观里会不会由此导出强化集权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