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消防泵:一九六八年五月，或，为我叹息

所有相近或相异的称谓引发不同的联想：公社——巴黎公社；革命——十月革命；内战——慕尼黑起义(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但是，被联想或被暗指的那些历史事件一般只有一个名称，为什么有关“五月”的称谓却如此复杂歧异？“五月”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和文化事实，其语义的丰富和内涵的芜杂令任何观察者都不得不充当一种解谜人的角色。这里我们就陷入了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的著名悖论：“我们必须去理解五月的意义，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又必须首先使那些事件的谜一样的特质重新显形。”而与其说“五月”是莫测高深的斯芬克司，不如将它视为一面多棱镜，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折射战后法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当然这种折射同时也必然是扭曲和畸变。

所谓“危机”是在强调建制方面：“五月”的高潮阶段政府濒于解体，第五共和国岌岌可危；而“起义”、“造反”和“革命”则强调反抗的本性和反抗的欣悦。青年人似乎依据加缪的教诲明确区分了反抗和革命：“五月”不是政治革命，“因为没有人杀人，也没有人想杀人”，所以“五月”是作为生命的运动和作为人固有特性的“存在的反抗”。事实上，整个六十年代在西方世界普遍爆发了青年人的反抗运动。美国正统史学家倾向于把六十年代总结为青年人与成年人的斗争，以“两代人之战”和“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美国青年的反战运动和嬉皮文化自有道理，但“五月”的斗争中似乎其它方面的因素比年龄差更重要。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戴高乐比萨特大十五岁——整整一代。

“革命”一词曾轰传于“五月”，但现在它是最失宠的称谓。莫兰说：“‘革命’是一个被玷污的词。”可能部分是由于雷蒙·阿隆(RaymondAron)那本臭名昭著的《难觅的革命》。而“五月”的青年偶像丹尼·科恩－邦迪(DanielCohn－Bendit)二十年后的回忆录的书名则富有挽歌式的反讽意味——《我们曾如此热爱革命》。

“狗的早餐”和“大罢工”是两个最明显地突出政治内涵的词：前者为新法西斯主义者所钟爱，是典型的戴高乐分子的用语，将军本人也因在“五月”期间的讲话中大声疾呼“变革吗？是的！一团糟？不！”而为自己赢得了“一团糟”的绰号；后者是法共的措辞和定性，暗示了“五月”的意义存在于工厂和车间，而不是大学和剧院。“大罢工”强烈地唤起对一九三六年和“人民阵线政府”的记忆，当时法国工人占领工厂以支持当选的左翼政府和四十小时工作制。最重要的是，法共将“五月”定义为“大罢工”，便是对将其称为“革命”的直接否定。

虽然“五月”处于整个六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之中，任何理解的尝试都拥有这一基本的前提，但是“五月”又无论如何是无法预见和无法预后的。因为最根本的问题是表述的危机，各种叙事在话语的层面上遭遇纠缠。这一场历时月余，造成法国事实上瘫痪的“事件”与六十年代其它国家发生的类似事件不同之处在于：法国学生和工人联手了，并引发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总罢工，九百万工人参加，一千五百万个工作日失去。从整个社会结构陷于危机的角度说，只有随后的捷克“布拉格之春”及苏军侵入事件在规模上与之相当。突然爆发的大地震并不见得是所谓“六十年代主导文化情绪”和政治激进主义的必然结果，或许我们仍然需要从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法兰西传统中寻求解释。戴高乐也曾以一种混合了沙文主义和反讽的语调称：“像以往一样，法国引导着路向。”

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加缪的《反抗者》、布迪厄和帕斯隆(Jean－ClaudePasseron)的《继承人》、勒菲弗尔(HenriLefe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的著作都曾是“五月”学生们的枕边宝书，但传单、标语飞舞的校园中又贴满了切·格瓦拉、卡斯特罗、胡志明等“第三世界英雄”的肖像。但是，青年们并未陷在意识形态的狂乱之中，正相反，意识形态为青年们的反抗开拓了宽广的视域。萨特认为：表面上的失控并不意味着失去方向，“五月”表达的绝不是“无序的意志”，而是“对另一种秩序的向往”。在索邦大学，巴勒斯坦人竟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比邻而居，散发各自的传单，这样的景观可以被视为精神的症候，但它无疑更接近于一场公共的狂欢。

青年们清醒地意识到与既存建制的格格不入，他们对贫富差异忍无可忍，对刚刚结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记忆犹新。像任何时候一样，青年们被迫在延宕青春期、拒绝成人式和进入大学世界、反而受到社会权力机制的更直接控制两者之间无望地选择。空间的压迫和禁闭使得独立生活的理想永远无法企及。所以萨特宣布：“他们(青年人)与学校的唯一可能的关系，就是砸碎它。”德勒兹(Gi1lesDeleuze)和夸塔里(FelixGuattari)剖析了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的症候(《反俄狄浦斯》，一九六九)，指出：“资本主义依据一项世界性的通则而运作，即不断地用新的限制来阻挠流变不羁的革命性力量。”那么，一种革命暴力美学和欲望的政治学的建构就变得空前重要，萨特从科恩－邦迪等青年人那里发现了这种建构的可能性——“想象力执政”。在这个意义上，“五月”可以被称为一场“心理剧”，但它正是不折不扣的精神和身体政治的解放，所以，雷蒙·阿隆故作深沉的评论：“人们创造历史，但不了解他们创造的历史”根本毫无意义。

一九六六年接管了斯特拉斯堡学生会的境况主义者们称青年学生“如同戈达尔(Jean－LucGodard)和可口可乐一样，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学生们在经济、政治、心理和性方面与青年工人一样境况悲惨。境况主义者对民主和狂欢节革命的鼓吹深深影响了楠泰尔和索邦的同学们。这时间，学生人数暴增，但教育经费和质量均在下降。学生生存空间——教室和校舍日益局促，无关痛痒、僵化陈腐的课程和普遍的社会经济萎缩、权力者对公民生活不屑一顾等种种现象同为青年们展现了一幅绝望的图景。于是，大学危机成为了“五月”的导火索。

一九六八年一月，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在楠泰尔学院(巴黎十大)为一个新建成的游泳池剪彩，社会学系的德裔学生丹尼·科恩－邦迪向部长提问，为什么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只字不提学生们在性方面的问题？部长自作聪明地建议科恩－邦迪“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科恩－邦迪针锋相对地回答：“这是法西斯官员能对学生们作的唯一答复。”学生群中突然爆发怒吼：“打倒性别隔离区！”部长不知所措。这一小小的不敬事件似乎是“五月”的预演。青年们的反抗开始了。三月二十一日，一个左翼突击队袭击了在巴黎的美国捷运公司大楼，以抗议越战。六名被捕青年中有一人是楠泰尔的学生。二十二日，科恩－邦迪遂率众占领了学院行政大楼以示抗议，这是法国历史上青年们首次占领教育机关——这一象征性权力的主要据点。“三月二十二日运动”于焉成立，同时各团体在楠泰尔汇聚，渐成规模。

“五月”的另一场序曲是“朗格鲁瓦事件”。亨利·朗格鲁瓦(HenriLanclois)是巴黎电影资料馆的创建人和馆长，深孚众望。但政府，准确地说是文化部长马尔罗试图干涉资料馆事务，并宣布解除朗格鲁瓦的馆长职务。电影界迅速集合，起而捍卫他们的“教父”。二月十四日，数千名电影人、知识界人士示威要求马尔罗辞职。十六日，保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成立，让·雷诺阿(JeanRenoir)任名誉主席，成员包括阿伦·雷乃(AlainResnais)、戈达尔、特吕弗(FrancoisTruffaut)、罗兰·巴特等人，斗争持续近两个月。四月初，法国电影俱乐部同盟投票表决意见，绝对多数支持保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保卫朗格鲁瓦运动达到了高潮。四月二十一日，马尔罗让步，朗格鲁瓦仍任馆长，但马尔罗以撤销对资料馆的政府资助来报复。整个保卫朗格鲁瓦运动不是一场激进的斗争，其意义在于在法国电影文化体系内部建立了一个组织基础和交流网络，这一网络在随后的“五月”中作用非凡。六十年代末是被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称为“媒介即信息”的时代，电影电视机器一方面可以被用来为劳工阶级服务，最典型的就是戈达尔的“电影传单”；一方面它们也在“五月”的神话制造层面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