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交锋中的中美关系

　　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中美力量对比变化，两国之间的矛盾点在某段时间增加是正常的，出现激进的声音也是正常的，但中美理性的分析家和外交家应该引导、重塑某些时候沸腾的民意

　　本刊特约撰稿/陈君

　　公众了解孙哲是通过大众媒体。媒体引用最多的是他就中美关系提出“斗智斗勇不斗气”的说法，以及“包子和披萨”的比喻。孙哲说，“披萨饼”是美国人的表达方式，馅料都摆在明面上；而中国人喜欢吃“包子”，馅儿在皮儿里面，用比较婉转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这些文化差异可能会引发误会、分歧，甚至争执、争端。

　　孙哲领衔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很注重影响力的发挥。他和同事针对美国国内的战略经济评估报告就曾直达国务院，受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的重视和表扬。

　　从1990年赴美留学，到2000年回国教书，孙哲在美国整整生活了10年。他经营过超市，也曾在大学和研究所任教。丰富的经历使他对美国学界和社会生活有着切身的认识，也深知要用美国人能理解的方式阐释中国问题。

　　去年，17名来自美国国防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核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的高级官员来华接受培训，课程包括“中美关系中的中国战略”“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等内容，孙哲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第一堂课，孙哲就用迪士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中的“双面神”作比喻，向这些特殊的学生介绍中国和平发展的成就和挑战。这些美国官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其所管理部门未来的对华决策乃至美国国策的制定和执行。

　　孙哲说，现在随便问10个学者，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恐怕会有三四种不同的观点，积极论、悲观论、现实论都有，体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布鲁金斯的稳定派

　　去年秋天，在华盛顿，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联合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举办“中美相互认识论坛”。清华请去了中国国内的美国问题专家，和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中心等美国一流智库的学者对话，讨论战略、人权、民主政治等一系列问题。

　　令孙哲印象深刻的是，双方就一些问题产生的分歧，显得越来越大。在一些公开场合，学者为各自政府辩护，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近年来，中美智库交流频繁。“为政府决策提供意见的人，也承担着对外沟通的责任。和政府走得比较近，容易说出和政府同调的话。”孙哲说。

　　中美智库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绝大多数为官办，是所谓“事业单位”；后者中很多学者都是美国政府的退休官员，或者即将在政界扮演重要角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华盛顿“旋转门”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曾这样描述美国智库里常见的场景：整个午餐，无论是在非正式的自助餐厅里，还是在正式的周五午餐上，智库人员以及客人围坐在圆形桌餐前，讨论一周所发生的事，诸如古希腊某场悲剧的合唱。在为政府或商界举行的会议中，在高级研修项目中，他们通过付费或免费的咨询等打开通向政府官员的大门。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王缉思每年多次去华盛顿，总会与智库的人接触交谈。他了解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许多思路和提法都是学者专家或工作层次的官员首先倡议的。

　　“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他们的学者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力比我们大得多。”孙哲说。

　　成立于1916年的布鲁金斯学会位于华盛顿“政策大街”马萨诸塞大街1775号，在国会东北边，距离只有5公里。就在不远处的1779号，坐落着另一顶尖智库——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华盛顿中心。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如今掌管着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中心。在到布鲁金斯之前，李侃如曾是克林顿亚洲事务首席顾问，参与制定对华政策。

　　“‘美国对华政策在2010年发生突变’是一种误解。奥巴马总统就职以来对中国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政策。他说，美中合作对有效解决重大国际问题至关重要。”李侃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的学生，李侃如认为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稳定”应该是描述两国关系未来的通用词汇。

　　在美国学术界，鲍大可(A.Doak Barnett，1921-1999)与费正清和斯卡拉宾诺(Robert Scalapino)并称为美国“三大中国通”，是美国当代中国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冷战年代，鲍大可曾提出著名的“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建议，主张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直接推动尼克松访华。

　　李侃如回忆说，“稳定”也是他老师晚年对中美关系的期待。1999年3月鲍大可临终前，时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李侃如，曾到医院看望老师，从一进入病房起，师生聊的话题就没有离开过中美关系，老师反复告诫他说：“政府应当对美中关系有一个长期的考虑，因为两国之间不断增长的商业和其他方面的交往将起到稳定双边关系的作用。”

　　美国另一著名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资深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Glaser)表示，从很多美国人的角度看，中美关系在2009年到2010年的转折并不如一些分析家们描述的那样尖锐。

　　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突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面对共同挑战”将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总方向。

　　“谈到两国关系，舆论不应起到负面炒作的作用。”作为最早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对于两国一些夸大“中美战略对抗”的报道和分析，表示不满。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会长欧伦斯也发现，“媒体经常关注小的冲突，而忽略了大的共同利益。”他举例说，中美领导人几周前就朝鲜问题通电话，《纽约时报》的标题是，“中美领导人未就朝鲜问题达成一致”。事实是他们在如何应对方面有不同意见，但对朝鲜的总体要求差不多。那就是不希望核扩散，不希望造成平民伤亡。所以新闻标题应该是“奥巴马拿起电话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朝鲜问题”。

　　“直接电话沟通，这很了不起。20世纪70年代我在国务院工作的时候，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表明美中关系已经变得多么深厚和多层次。”欧伦斯说。

　　孙哲认为，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中美力量对比变化，两国之间的矛盾点在某段时间增加是正常的，出现激进的声音也是正常的，“但中美理性的分析家和外交家应该引导、重塑某些时候沸腾的民意，而不是一味迎合‘导弹打航母’之类的说法。”

　　基辛格的忧虑

　　“局部冲突非常严重，双边关系很糟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一向以犀利著称，这一次他又和“稳定派”拉开了距离。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本次元首访问取得成就相对容易，但中美结构性矛盾依然难望突破。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也强调2010年的“转折”。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出现沉静甚至改善的迹象”，但中美关系在2010年“变得极其紧张，至少是10年以来最糟糕的。”

　　尽管观点有所不同，李侃如、葛莱仪和沈大伟，早已接过“三大中国通”的衣钵，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重要的观察家和意见提供者。

　　1月13日，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前夕，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详谈了他的担忧，“两国精英阶层都强调冲突而非合作。”“我接触的中国人，大多数是政府外人士和某些政府内部人士，似乎都认定美国谋求遏制中国；而美国的战略家们则呼吁关注中国日益增强的全球经济影响力和日益强大的军事能力。”

　　去年延坪岛炮战后，美军3艘航母齐聚亚太，美国鹰派学者布鲁门萨尔就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要求美国对华采取毫不掩饰的军事遏制政策。

　　“中美相互指责所造成的双边关系紧张，事实上指向一个主要问题，即中美之间严重缺乏战略信任。尽管60多个对话机制被设定来促进合作及解决问题，但互相的不信任却与日俱增。”葛莱仪感叹说。

　　除了战略和地缘政治上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外，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相对未受损失，而美国仍身陷困境；中国经济强大了，变得不能容忍其他国家利益。

　　对此，中国外交智库学者、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很有感触，“有的美国人没有来过中国，他们一下飞机到了北京机场T3航站楼一看，北京会有这样的航站楼，他们看到中国发展这么快以后，心里感觉不安全。”

　　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说：“很多美国人不知道中国经济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人均来说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他们不知道中国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人也不是完全了解美国。一次我参加CCTV的一个节目，观众问为什么美国要限制中国的发展，我说你完全误解了美国的政策。1972年以来，每届美国政府都支持中国的增长，如果中国变得更富裕，我们对华出口就会增长，而不稳定的中国，不符合美国利益。”

　　基辛格建议，中美关系应以胡锦涛访美为契机开始新的调整。在大多数现代事务中，两国有充分的合作。不过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两国在互动中，观念上重合的部分比较少。冷战时期因为有共同敌人，所以两国观念颇有一致之处，但现在还不够。

　　基辛格以朝鲜问题为例：美国的目标是无核化，而中国则把无核化看成只是目标之一，更担心朝鲜政权变化会对中国和东北亚格局产生影响。此外，美国常常在具体事务上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但中国则从整个国际秩序层面考虑问题。

　　这位老外交家认为，第八次“胡奥会”及之后中美关系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建立起尊重与合作的传统，以便两位领导人的继任者也能认识到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世界秩序符合两国利益。

　　中国驻美国大使张业遂至今记得基辛格说过的一句话，他说1979年中美建交的时候，哪怕是最具有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想象到中美关系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的确是这样的，中美关系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孙哲说，我们这代人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应该更有信心和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