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队收藏改 z1:党史人物研究最新进展:推翻“四人帮”华国锋功劳最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2:47:41
       
         刚刚问世不久的《中共党史》二卷一经出版就让很多人眼前一亮,该书继承了我国古代史书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不回避党所犯下的错误,以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描述了党的历史,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前不久,《北京日报 理论周刊》也借此东风推出了建党90周年的系列栏目,公开了学术界对于党史研究的最新进程,以全新的角度解读了我党历史中的重要人物。

        1  华国锋:首先提出让邓小平复出

        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五年,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以往对他的评价贬多于褒,大概可以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即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四负”,即一是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近年来,根据大量的史料研究得出:对于华国锋的评价,“一正”显得不足,“四负”不少有违事实。这具体表现在:

      (1)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根据吴德(1973年至1980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述和当事人张根生的记述可以看出,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

       (2)主张邓小平复出工作。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国锋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

      (3)并非华国锋首次提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另外,提出“两个凡是”也不是为了继续“批邓”,因为当时这个口号已经废止。

       (4)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者另有其人。

        2  瞿秋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探索者

        以往,学界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研究多重在阐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贡献。对于在毛泽东之前,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对这条道路所做出过的独特贡献很少关注。

        但是,从近年来新发现的留存下来的史料来看,瞿秋白也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主要启动者之一,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重要奠基人。1927年12月瞿秋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论武装暴动问题》,是当时党内总结“工农武装暴动”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特点和发展方式的一篇代表作,之后又多次对“割据”理论进行阐述。

        研究者还挖掘了瞿秋白对南昌起义的作用和贡献。针对“在讲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决策时,往往忽略瞿秋白的作用”的问题,有论者指出,瞿秋白不仅积极参与了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决策,统筹部署了起义军南下的行动方案,而且在起义失败后以中央临时政治局总负责人的身份对起义的得失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这从瞿秋白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所作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书面报告和《政治决议案》中可以看出。

        瞿秋白高度评价了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和革命意义,并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和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上当时起义军指挥机关政治策略犯了错误。他在报告中还强调指出,南昌武装起义“在政策上绝非是盲动主义的政策”。因此,瞿秋白在南昌起义期间对中国革命新途径的探索和思考,为遭到挫折的中国共产党人积蓄战斗力量作出了贡献。

       3  李大钊:未参加“中共一大”有3个原因

       长期以来,关于李大钊为何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会议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根据已有史料,综合分析,总结了以下几个原因:

      (1)直接原因:公务繁忙。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再加上,暑期将至,自己所兼任的各所大学的课程都要进行期终考试,故李大钊没有去参加党的“一大”。

      (2)根本原因:对中共“一大”会议不重视。当时北京小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更没想到中共成立的历史影响,他们接到李达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就没有惊动李大钊。

      (3)个人原因:为人低调;没被推选参加“一大”;怕给“一大”会议带来不安全。李大钊为人比较低调,平时就不愿意直接参加党的会议,只是嘱咐派去的代表,希望陈独秀能担负起领袖的职责,自己则愿做一名普通的党员。

       4  陈云:率先提出到国外投资办厂

        近年来,关于陈云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研究有起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对整饬经济环境、治理通货膨胀、发展城乡交流、统一财经体制付出巨大努力,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也奠定了新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

       而陈云对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主要有:带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决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率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应由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部分组成;较早表态支持安徽等地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做法。

        率先提出对外开放也可以到国外投资办厂的主张;强调处理好积极改革与稳步改革、搞活经济与宏观控制的关系。陈云还大力倡导并积极推动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及民主的制度化;反复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警惕改革开放中的消极因素,坚持理想信念。

       5  张国焘:功过有更深入研究

        张国焘由于中途叛党,所以长期以来对其历史贡献研究较少。近年来,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布,学者们对张国焘的错误和贡献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

       (1)他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原因和西路军问题。有学者研究认为,张国焘放弃另立中央是多种因素作用结果,包括朱德等人的坚决抵制、康北地区恶劣生存环境、共产国际的干预与调解。

       (2)虽然张国焘中途叛变,但不应当遮盖其在建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历史贡献。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运动领袖,并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他与李大钊、张申府一起,是北京共产党组织的三位最初成员之一。1921年6月,张国焘参加了中共一大,是一大的会议主持者,并被推举为组织工作的负责人。

        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成立后正式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6  王明:“王明中毒事件”纯属虚构

       1956年,王明以“到苏联治病”为由到莫斯科后再也没有回国,并陆续在国外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他大肆造谣诬蔑,对延安整风时期的所谓“王明中毒事件”进行恶意歪曲,攻击毛泽东强迫他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他。几十年来,史学界一直没有找到驳斥王明诬陷毛泽东的确凿原始史料。

        最近研究者从民间收藏者手中发现的当年中共中央调查“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材料。这批包括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参与的《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等14份尘封长达66年的珍贵史料,第一次完整记录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实情况。

        王明在延安的1943年治疗过程因药物而引起中毒,完全是医疗技术事故,这从当时的会诊记录和对主治医生的审讯记录中都可以看出。另外,王明当时也承认是医疗事故,所以后期会诊时仍要原来的主治医生金茂岳主治。这就以史实确证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诬蔑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纯属谎言。

        7  徐以新:28个半布尔什维克那半个

        在中共早期历史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说曾相当流行。随着许多历史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解密,人们逐渐弄明白了其来龙去脉,但对其中所谓“半个人物”仍感到费解。

       1929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召开了“十天会议”。当时王明远在国内,没有出席。会议最后表决时,有29人举手赞成支部局抛出的《解散团支部的决议案》,其中包括徐以新。此后,多数中山大学的学生将王明的教条宗派讽刺地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关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名单,说法不一,涉及52人。而其中的“半个”的由来,是因为“有时与支部局一致,有时又不一致,观点比较动摇。当时只有十七八(岁),是共青团员,所以称为‘半个’。”根据不久前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披露,这“半个人物”就是后来曾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徐以新。
       (来源:快乐老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