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航天概论 ppt:安静的位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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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位置 周国平

第一辑 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在沉默中面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自我二重奏、失去的岁月、苦难的精神价值
第二辑 生命的苦恼和创造的欢欣、徘徊在人生的空地上、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没有目的的旅行、等的滋味、天才的命运、从“多余的人”到“局外人” 、回归简单的生活
第三辑 人生寓言、一 告别遗体的队伍、二 哲学家和他的妻子 、三 幸福的西绪弗斯 、四从一而终的女人、五 诗人的花园 、六 与上帝邂逅、七 潘多拉的盒子 、八 基里洛夫自杀、九抉择、十 罪犯、十一 医生、巫婆和佛陀、十二 生命的得失、十三 寻短见的少妇、十四 流浪者和他的影子、十五 白兔和月竞、十六 孪生兄弟 、十七 小公务员的死、十八姑娘和诗人、十九幸免者的哄笑、二十 无赖的逻辑、二十一 落难的王子 、二十二执 迷者悟、二十三 清高和嫉妒、二十四 诺亚的子孙、二十五做不足道的事情、二十六 想不明白的问题
第四辑 人生贵在行胸臆、习惯于失去、记住回家的路、《记住回家的路》小序、安静的位置、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成功的真谛
第五辑 闲适:享受生命本身、超脱:与世俗保持距离、热爱生命、亲近自然、自爱和自立、独处、

第六辑 论幸福、寻常的苦难、痛苦的价值、人得救靠本能、和命运结伴而行
第七辑 悲观·执著·超脱、思考死:有意义的徒劳、海德格尔的死亡观、《人与永恒》序、今天我活着——《今天我活着》序、迷者的悟——《迷者的悟》序、超验的死和经验的死——郑晓江《超越死亡》序、临终的尊严——山崎章郎《最后的尊严》中译本序
第八辑 困惑与觉悟、追问意义、人的悲壮、自我之谜、时间之谜、对人性的不同解释、正视死亡、我不愿意愿意死、哲学的和非哲学的死亡观

 

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有两种哲学家。一种人把哲学当做他的职业,即谋生的手段。另一种人把哲学当做他的生命甚至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智者属于前者,用苏格拉底的话说,他们是“智慧的出卖者”;而苏格拉底自己则堪为后者的典范,他也许是哲学史上因为思想而被定罪并且为了思想而英勇献身的最早也最著名的一位哲学家了。
苏格拉底的经历和他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孔子之于中国有某种相似之处。他们生活的年代相近,两人毕生都以教育为主要事业,在哲学思想上都重人生伦理而轻形而上学,分别成为中西人文思想的始祖。
我发现,直接用政治的分野来判断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往往不得要领。苏格拉底诚然是在雅典民主派当权期间被处死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站在贵族派一边。事实上,无论在民主政体还是贵族政体下,他都曾经甘冒杀身之祸,独自一人与民众大会或寡头政府相对抗,以坚持他心目中的正义。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还有比当时奴隶主两派的政治更高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哲学所追求的合理的人生。
现在,人们在追溯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的源头时,一般追溯到苏格拉底。诚然,苏格拉底以前的希腊哲人,例如赫拉克利特与德谟克利特,在他们的著作残篇中也不乏人生智慧的格言,但苏格拉底确实是自觉地把哲学对象限制在人生问题范围内的第一人。他在法庭申辩时所说的“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一语,在我看来是道出了哲学的根本使命,这就是探索人生的意义,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哲学家是一些把生命的意义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的人,他们一生孜孜于思考、寻求和创造这种意义,如果要他们停止这种寻求,或者寻求而不可得,他们就活不下去。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就是“必须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克力同》)。所以,当法庭以抛弃哲学为条件赦他的罪时,他拒绝了。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爱智慧甚于爱一切,包括甚于爱生命。
商务印书馆最近相继出版了柏拉图的《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和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的中译本,为我们了解苏格拉底其人和其思想提供了方便。研究者们一般认为,前者有把苏格拉底理想化的倾向,后者更符合历史真实。我倒觉得,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比作为军人的色诺芬,更能理解他们的这位哲学家老师。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更像一位哲学家。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却显得有些平庸。例如,苏格拉底认为智慧即美德,这在前者笔下突出的是理想人格的锻造和心灵的自我享受,在后者笔下则往往把美德归结为节制,又把节制归结为获取最大快乐的手段。又如,苏格拉底之所以从容就义,色诺芬举出两点非常实际的考虑:免去老年的痛苦;死后的声誉。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则以他特有的机智方式作一番推论:死后或毫无知觉,如无梦之夜一样痛快;或迁居彼界,得以和古代志士仁人相处,不必与为思想而杀人者打交道,实为无限幸福。他的结束语是:“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哲学家的幽默和达观,跃然眼前。
我并不主张对苏格拉底哲学作过高评价。他把哲学的注意力移向人生,诚然是一大功绩,但他进而把人生问题归结为伦理道德,视野又未免狭窄了。其实,人生意义问题的提出,是以绝对为背景的,哲学的智慧不在于就人生论人生,而在于以绝对为背景对人生意义作出说明。赫拉克利特说,智慧不等于知识,智慧在于认识——即绝对和永恒。苏格拉底却把智慧与知识等同起来,又把知识与美德等同起来,尽管他强调的是“关心自己的灵魂”,但是,如果像他那样把对于绝对的渴望从灵魂中排除出去,视为无用无谓之事,那么,灵魂就不成其为灵魂,而智慧也降为一种道德知识和处世之道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苏格拉底比起赫拉克利特来又是某种退步。不过,尽管如此,苏格拉底的“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一语仍不失为至理名言,是一个真诚的哲学家应有的信念,只是我们应该以更加广阔的眼光去省察人生。
1985.10

在沉默中面对

两位未曾晤面的朋友远道而来,因为读过我的论人生的书,要与我聊一聊人生。他们自己谈得很热烈,可是我却几乎一言不发,想必让他们失望了。我不是不愿说,而是确实不知道该说什么,怎么说。应约谈论人生,始终是一件使我狼狈的事。
最真实最切己的人生感悟是找不到言词的。对于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在沉默中独自面对。我们可以一般地谈论爱情、孤独、幸福、苦难、死亡等等,但是,倘若这些词眼确有意义,那属于每个人自己的真正的意义始终在话语之外。我无法告诉别人我的爱情有多温柔,我的孤独有多绝望,我的幸福有多美丽,我的苦难有多沉重,我的死亡有多荒谬。我只能把这一切藏在心中。我所说出写出的东西只是思考的产物,而一切思考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逃避,从最个别的逃向最一般的,从命运逃向生活,从沉默的深渊逃向语言的彼岸。如果说它们尚未沦为纯粹的空洞观念,那也只是因为它们是从沉默中挣扎出来的,身上还散发着深渊里不可名状的事物的气息。
有的时候,我会忽然觉得一切观念、话语、文字都变得异常疏远和陌生,惶然不知它们为何物,一向信以为真的东西失去了根据,于是陷入可怕的迷茫之中。包括读我自己过去所写的文字时,也常常会有这种感觉。这使我几乎丧失了再动笔的兴致和勇气,而我也确实很久没有认真地动笔了。之所以又拿起笔,实在是因为别无更好的办法,使我得以哪怕用一种极不可靠的方式保存沉默的收获,同时也摆脱沉默的压力。
我不否认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可能,但我确信其前提是沉默而不是言词。梅特林克说得好:沉默的性质揭示了一个人的灵魂的性质。在不能共享沉默的两个人之间,任何言词都无法使他们的灵魂发生沟通。对于未曾在沉默中面对过相同问题的人来说,再深刻的哲理也只是一些套话。事实上,那些浅薄的读者的确分不清深刻的感悟和空洞的感叹,格言和套话,哲理和老生常谈,平淡和平庸,佛性和故弄玄虚的禅机,而且更经常地是把鱼目当做珍珠,搜集了一堆破烂。一个人对言词理解的深度取决于他对沉默理解的深度,归根结蒂取决于他的沉默亦即他的灵魂的深度。所以,在我看来,凡有志于探究人生真理的人,首要的功夫便是沉默,在沉默中面对他灵魂中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重大问题。到他有了足够的孕育并因此感到不堪其重负时,一切语言之门便向他打开了,这时他不但理解了有限的言词,而且理解了言词背后沉默着的无限的存在。
1995.12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1


我的怪癖是喜欢一般哲学史不屑记载的哲学家,宁愿绕开一个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体系的颓宫,到历史的荒村陋巷去寻找他们的足迹。爱默生就属于这些我颇愿结识一番的哲学家之列。我对爱默生仰慕已久。在我的精神旅行图上,早已标出那个康科德小镇的方位。尼采常常提到他。如果我所喜欢的某位朋友常常情不自禁地向我提起他所喜欢的一位朋友,我知道我也准能喜欢他的这位朋友。
作为美国文艺复兴的领袖和杰出的散文大师,爱默生已名垂史册。作为一名哲学家,他却似乎进不了哲学的“正史”。他是一位长于灵感而拙于体系的哲学家。他的“体系”,所谓超验主义,如今在美国恐怕也没有人认真看待了。如果我试图对他的体系作一番条分缕析的解说,就未免太迂腐了。我只想受他的灵感的启发,随手写下我的感触。超验主义死了,但爱默生的智慧永存。

也许没有一个哲学家不是在实际上试图建立某种体系,赋予自己最得意的思想以普遍性形式。声称反对体系的哲学家也不例外。但是,大千世界的神秘不会屈从于任何公式,没有一个体系能够万古长存。幸好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不会被体系的废墟掩埋,一旦除去体系的虚饰,它们反以更加纯粹的面貌出现在天空下,显示出它们与阳光、土地、生命的坚实联系,在我们心中唤起亲切的回响。
爱默生相信,人心与宇宙之间有着对应关系,所以每个人凭内心体验就可以认识自然和历史的真理。这就是他的超验主义,有点像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致良知”的宋明理学。人心与宇宙之间究竟有没有对应关系,这是永远无法在理论上证实或驳倒的。一种形而上学不过是一种信仰,其作用只是用来支持一种人生态度和价值立场。我宁可直接面对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立场,而不去追究它背后的形而上学信仰。于是我看到,爱默生想要表达的是他对人性完美发展的可能性的期望和信心,他的哲学是一首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的个性解放的赞美诗。
但爱默生的人道主义不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单纯回声。他生活在19世纪,和同时代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一样,他也是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先知先觉者。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但在现实中却成了碎片。“社会是这样一种状态,每一个人都像是从身上锯下来的一截肢体,昂然地走来走去,许多怪物——一个好手指,一个颈项,一个胃,一个肘弯,但是从来不是一个人。”我想起了马克思在1844年的手稿中对人的异化的分析。我也想起了尼采的话:“我的目光从今天望到过去,发现比比皆是:碎片、断肢和可怕的偶然——可是没有人!”他们的理论归宿当然截然不同,但都同样热烈怀抱着人性全面发展的理想。往往有这种情况:同一种激情驱使人们从事理论探索,结果却找到了不同的理论,甚至彼此成为思想上的敌人。但是,真的是敌人吗?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的天性中都蕴藏着大自然赋予的创造力。把这个观点运用到读书上,爱默生提倡一种“创造性的阅读”。这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当做正文,把书籍当做注解;听别人发言是为了使自己能说话;以一颗活跃的灵魂,为获得灵感而读书。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2

几乎一切创造欲强烈的思想家都对书籍怀着本能的警惕。蒙田曾谈到“文殛”,即因读书过多而被文字之斧砍伤,丧失了创造力。叔本华把读书太滥比作将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爱默生也说:“我宁愿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本书,而不愿意被它的吸力扭曲过来,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轨道外面,使我成为一颗卫星,而不是一个宇宙。”
许多人热心地请教读书方法,可是如何读书其实是取决于整个人生态度的。开卷有益,也可能有害。过去的天才可以成为自己天宇上的繁星,也可以成为压抑自己的偶像。爱默生俏皮地写道:“温顺的青年人在图书馆里长大,他们相信他们的责任是应当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的意见;他们忘了西塞罗、洛克与培根写这些书的时候,也不过是图书馆里的青年人。”我要加上一句:幸好那时图书馆的藏书比现在少得多,否则他们也许成不了西塞罗、洛克、培根了。
好的书籍是朋友,但也仅仅是朋友。与好友会晤是快事,但必须自己有话可说,才能真正快乐。一个愚钝的人,再智慧的朋友对他也是毫无用处的。他坐在一群才华横溢的朋友中间,不过是一具木偶,一个讽刺,一种折磨。每人都是一个神,然后才有奥林匹斯神界的欢聚。
我们读一本书,读到精彩处,往往情不自禁地要喊出声来:这是我的思想,这正是我想说的,被他偷去了!有时候真是难以分清,哪是作者的本意,哪是自己的混入和添加。沉睡的感受唤醒了,失落的记忆找回了,朦胧的思绪清晰了。其余一切,只是死的“知识”,也就是说,只是外在于灵魂有机生长过程的无机物。
我曾经计算过,尽我有生之年,每天读一本书,连我自己的藏书也读不完。何况还不断购进新书,何况还有图书馆里难计其数的书。这真有点令人绝望。可是,写作冲动一上来,这一切全忘了。爱默生说得漂亮:“当一个人能够直接阅读上帝的时候,那时间太宝贵了,不能够浪费在别人阅读后的抄本上。”只要自己有旺盛的创作欲,无暇读别人写的书也许是一种幸运呢。

有两种自信:一种是人格上的独立自主,藐视世俗的舆论和功利;一种是理智上的狂妄自大,永远自以为是,自我感觉好极了。我赞赏前一种自信,对后一种自信则总是报以几分不信任。
人在世上,总要有所依托,否则会空虚无聊。有两样东西似乎是公认的人生支柱,在讲究实际的人那里叫职业和家庭,在注重精神的人那里叫事业和爱情。食色性也,职业和家庭是社会认可的满足人的两大欲望的手段,当然不能说它们庸俗。然而,职业可能不称心,家庭可能不美满,欲望是满足了,但付出了无穷烦恼的代价。至于事业的成功和爱情的幸福,尽管令人向往之至,却更是没有把握的事情。而且,有些精神太敏感的人,即使得到了这两样东西,还是不能摆脱空虚之感。
所以,人必须有人格上的独立自主。你诚然不能脱离社会和他人生活,但你不能一味攀援在社会建筑物和他人身上。你要自己在生命的土壤中扎根。你要在人生的大海上抛下自己的锚。一个人如果把自己仅仅依附于身外的事物,即使是极其美好的事物,顺利时也许看不出他的内在空虚,缺乏根基,一旦起了风浪,例如社会###,事业挫折,亲人亡故,失恋,等等,就会一蹶不振乃至精神崩溃。正如爱默生所说:“然而事实是:他早已是一只漂流着的破船,后来起的这一阵风不过向他自己暴露出他流浪的状态。”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3

爱默生写有长文热情歌颂爱情的魅力,但我更喜欢他的这首诗:
为爱牺牲一切,
服从你的心;
朋友,亲戚,时日,
名誉,财产,
计划,信用与灵感,
什么都能放弃。
为爱离弃一切;
然而,你听我说:……
你须要保留今天,
明天,你整个的未来,
让它们绝对自由,
不要被你的爱人占领。
如果你心爱的姑娘另有所欢,你还她自由。
你应当知道
半人半神走了,
神就来了。
世事的无常使得古来许多贤哲主张退隐自守,清静无为,无动于衷。我厌恶这种哲学。我喜欢看见人们生气勃勃地创办事业,如痴如醉地堕入情网,痛快淋漓地享受人生。但是,不要忘记了最主要的事情:你仍然属于你自己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安全的场所,其中珍藏着你最珍贵的宝物,任何灾祸都不能侵犯它。心灵是一本奇特的账簿,只有收入,没有支出,人生的一切痛苦和欢乐,都化作宝贵的体验记入它的收入栏中。是的,连痛苦也是一种收入。人仿佛有了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到世界上去奋斗,去追求,也许凯旋,也许败归;另一个自我便含着宁静的微笑,把这遍体汗水和血迹的哭着笑着的自我迎回家来,把丰厚的战利品指给他看,连败归者也有一份。
爱默生赞赏儿童身上那种不怕没得饭吃、说话做事从不半点随人的王公贵人派头。一到成年,人就注重别人的观感,得失之患多了。我想,一个人在精神上真正成熟之后,又会返璞归真,重获一颗自足的童心。他消化了社会的成规习见,把它们扬弃了。

还有一点余兴,也一并写下。有句成语叫大智若愚。人类精神的这种逆反形式很值得研究一番。我还可以举出大善若恶,大悲若喜,大信若疑,大严肃若轻浮。在爱默生的书里,我也找到了若干印证。
悲剧是深刻的,领悟悲剧也须有深刻的心灵。“性情浅薄的人遇到不幸,他的感情仅只是演说式的做作。”然而这不是悲剧。人生的险难关头最能检验一个人的灵魂深浅。有的人一生接连遭到不幸,却未尝体验过真正的悲剧情感。相反,表面上一帆风顺的人也可能经历过巨大的内心悲剧。一切高贵的情感都羞于表白,一切深刻的体验都拙于言辞。大悲者会以笑谑嘲弄命运,以欢容掩饰哀伤。丑角也许比英雄更知人生的辛酸。爱默生举了一个例子:正当喜剧演员卡里尼使整个那不勒斯城的人都笑断肚肠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去找城里的一个医生,治疗他致命的忧郁症。医生劝他到戏院去看卡里尼的演出,他回答:“我就是卡里尼。”
与此相类似,最高的严肃往往貌似玩世不恭。古希腊人就已经明白这个道理。爱默生引用普鲁塔克的话说:“研究哲理而外表不像研究哲理,在嬉笑中做成别人严肃认真地做的事,这是最高的智慧。”正经不是严肃,就像教条不是真理一样。真理用不着板起面孔来增添它的权威。在那些一本正经的人中间,你几乎找不到一个严肃思考过人生的人。不,他们思考的多半不是人生,而是权力,不是真理,而是利益。真正严肃思考过人生的人知道生命和理性的限度,他能自嘲,肯宽容,愿意用一个玩笑替受窘的对手解围,给正经的论敌一个教训。他以诙谐的口吻谈说真理,仿佛故意要减弱他的发现的重要性,以便只让它进入真正知音的耳朵。
尤其是在信仰崩溃的时代,那些佯癫装疯的狂人倒是一些太严肃地对待其信仰的人。鲁迅深知此中之理,说嵇康、阮籍表面上毁坏礼教,实则倒是太相信礼教,因为不满意当权者利用和亵渎礼教,才以反礼教的过激行为发泄内心愤想。其实,在任何信仰体制之下,多数人并非真有信仰,只是做出相信的样子罢了。于是过分认真的人就起而论究是非,阐释信仰之真谛,结果被视为异端。一部基督教史就是没有信仰的人以维护信仰之名把有信仰的人当做邪教徒烧死的历史。殉道者多半死于同志之手而非敌人之手。所以,爱默生说,伟大的有信仰的人永远被视为异教徒,终于被迫以一连串的怀疑论来表现他的信念。怀疑论实在是过于认真看待信仰或知识的结果。苏格拉底为了弄明智慧的实质,遍访雅典城里号称有智慧的人,结果发现他们只是在那里盲目自信,其实并无智慧。他到头来认为自己仍然不知智慧为何物,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知道我一无所知。”哲学史上的怀疑论者大抵都是太认真地要追究人类认识的可靠性,结果反而疑团丛生。
1987.6

自我二重奏(1

一 有与无
日子川流不息。我起床,写作,吃饭,散步,睡觉。在日常的起居中,我不怀疑有一个我存在着。这个我有名有姓,有过去的生活经历,现在的生活圈子。我忆起一些往事,知道那是我的往事。我怀着一些期待,相信那是我的期待。尽管我对我的出生毫无印象,对我的死亡无法预知,但我明白这个我在时间上有始有终,轮廓是清楚的。
然而,有时候,日常生活的外壳仿佛突然破裂了,熟悉的环境变得陌生,我的存在失去了参照系,恍兮惚兮,不知身在何处,我是谁,世上究竟有没有一个我。
庄周梦蝶,醒来自问:“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这一问成为千古迷惑。问题在于,你如何知道你现在不是在做梦?你又如何知道你的一生不是一个漫长而短促的梦?也许,流逝着的世间万物,一切世代,一切个人,都只是造物主的梦中景象?
我的存在不是一个自明的事实,而是需要加以证明的,于是有笛卡儿的命题:“我思故我在。”
但我听见佛教导说:诸法无我,一切众生都只是随缘而起的幻像。
正当我为我存在与否苦思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听筒里叫着我的名字,我不假思索地应道:
“是我。”
二 轻与重
我活在世上,爱着,感受着,思考着。我心中有一个世界,那里珍藏着许多往事,有欢乐的,也有悲伤的。它们虽已逝去,却将永远活在我心中,与我终身相伴。
一个声音对我说:在无限宇宙的永恒岁月中,你不过是一个顷刻便化为乌有的微粒,这个微粒的悲欢甚至连一丝微风、一缕轻烟都算不上,刹那间就会无影无踪。你如此珍惜的那个小小的心灵世界,究竟有何价值?
我用法国作家辛涅科尔的话回答:“是的,对于宇宙,我微不足道;可是,对于我自己,我就是一切。”
我何尝不知道,在宇宙的生成变化中,我只是一个极其偶然的存在,我存在与否完全无足轻重。面对无穷,我确实等于零。然而,我可以用同样的道理回敬这个傲慢的宇宙:倘若我不存在,你对我来说岂不也等于零?倘若没有人类及其众多自我的存在,宇宙的永恒存在究竟有何意义?而每一个自我一旦存在,便不能不从自身出发估量一切,正是这估量的总和使本无意义的宇宙获得了意义。
我何尝不知道,在人类的悲欢离合中,我的故事极其普通。然而,我不能不对自己的故事倾注更多的悲欢。对于我来说,我的爱情波折要比罗密欧更加惊心动魄,我的苦难要比俄狄浦斯更加催人泪下。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不是罗密欧,不是俄狄浦斯,而是我自己。事实上,如果人人看轻一己的悲欢,世上就不会有罗密欧和俄狄浦斯了。
我终归是我自己。当我自以为跳出了我自己时,仍然是这个我在跳。我无法不成为我的一切行为的主体,我对世界的一切关系的中心。当然,同时我也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自我,我不会狂妄到要充当世界和他人的中心。
三 灵与肉
我站在镜子前,盯视着我的面孔和身体,不禁惶惑起来。我不知道究竟盯视者是我,还是被盯视者是我。灵魂和肉体如此不同,一旦相遇,彼此都觉陌生。我的耳边响起帕斯卡尔的话语:肉体不可思议,灵魂更不可思议,最不可思议的是肉体居然能和灵魂结合在一起。
人有一个肉体似乎是一件尴尬事。那个丧子的母亲终于停止哭泣,端起饭碗,因为她饿了。那个含情脉脉的姑娘不得不离开情人一小会儿,她需要上厕所。那个哲学家刚才还在谈论面对苦难的神明般的宁静,现在却因为牙痛而呻吟不止。当我们的灵魂在天堂享受幸福或在地狱体味悲剧时,肉体往往不合时宜地把它拉回到尘世。

自我二重奏(2

马雅可夫斯基在列车里构思一首长诗,眼睛心不在焉地盯着对面的姑娘。那姑娘惊慌了。马雅可夫斯基赶紧声明:“我不是男人,我是穿裤子的云。”为了避嫌,他必须否认肉体的存在。
我们一生中不得不花费许多精力来伺候肉体:喂它,洗它,替它穿衣,给它铺床。博尔赫斯屈辱地写道:“我是他的老护士,他逼我为他洗脚。”还有更屈辱的事:肉体会背叛灵魂。一个心灵美好的女人可能其貌不扬,一个灵魂高贵的男人可能终身残疾。荷马是瞎子,贝多芬是聋子,拜伦是跛子。而对一切人相同的是,不管我们如何精心调理,肉体仍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老和死亡,拖着不屈的灵魂同归于尽。
那么,不要肉体会如何呢?不,那更可怕,我们将不再能看风景,听音乐,呼吸新鲜空气,读书,散步,运动,宴饮,尤其是——世上不再有男人和女人,不再有爱情这件无比美妙的事儿。原来,灵魂的种种愉悦根本就离不开肉体,没有肉体的灵魂不过是幽灵,不复有任何生命的激情和欢乐,比死好不了多少。
所以,我要修改帕斯卡尔的话:肉体是奇妙的,灵魂更奇妙,最奇妙的是肉体居然能和灵魂结合在一起。
四 动与静
喧哗的白昼过去了,世界重归于宁静。我坐在灯下,感到一种独处的满足。我承认,我需要到世界上去活动,我喜欢旅行、冒险、恋爱、奋斗、成功、失败。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我会无聊,过得冷冷清清,我会寂寞。但是,我更需要宁静的独处,更喜欢过一种沉思的生活。总是活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没有时间和自己待一会儿,我就会非常不安,好像丢了魂一样。
我身上必定有两个自我。一个好动,什么都要尝试,什么都想经历。另一个喜静,对一切加以审视和消化。这另一个自我,如同罗曼 ·罗兰所说,是“一颗清明宁静而非常关切的灵魂”。仿佛是它把我派遣到人世间活动,鼓励我拼命感受生命的一切欢乐和苦难,同时又始终关切地把我置于它的视野之内,随时准备把我召回它的身边。即使我在世上遭受最悲惨的灾难和失败,只要我识得返回它的途径,我就不会全军覆没。它是我的守护神,为我守护着一个任何风雨都侵袭不到也损坏不了的家园,使我在最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也不致无家可归。
耶稣说:“一个人赚得了整个世界,却丧失了自我,又有何益?”他在向其门徒透露自己的基督身份后说这话,可谓意味深长。真正的救世主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便是那个清明宁静的自我。这个自我即是我们身上的神性,只要我们能守住它,就差不多可以说上帝和我们同在了。守不住它,一味沉沦于世界,我们便会浑浑噩噩,随波飘荡,世界也将沸沸扬扬,永无得救的希望。
五 真与伪
我走在街上,一路朝熟人点头微笑;我举起酒杯,听着应酬话,用笑容答谢;我坐在一群妙语连珠的朋友中,自己也说着俏皮话,赞赏或得意地大笑……
在所有这些时候,我心中会突然响起一个声音:“这不是我!”于是,笑容冻结了。莫非笑是社会性的,真实的我永远悲苦,从来不笑?
多数时候,我是独处的,我曾庆幸自己借此避免了许多虚伪。可是,当我关起门来写作时,我怎能担保已经把公众的趣味和我的虚荣心也关在了门外,因而这个正在写作的人必定是真实的我呢?

自我二重奏(3

“成为你自己!”——这句话如同一切道德格言一样知易行难。我甚至无法判断,我究竟是否已经成为了我自己。角色在何处结束,真实的我在何处开始,这界限是模糊的。有些角色仅是服饰,有些角色却已经和我们的躯体生长在一起,如果把它们一层层剥去,其结果比剥葱头好不了多少。
演员尚有卸妆的时候,我们却生生死死都离不开社会的舞台。在他人目光的注视下,甚至隐居和自杀都可以是在扮演一种角色。也许,只有当我们扮演某个角色露出破绽时,我们才得以一窥自己的真实面目。
卢梭说:“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这话听起来自负,其实适用于每一个人。可惜的是,多数人忍受不了这个失去了模子的自己,于是又用公共的模子把自己重新塑造一遍,结果彼此变得如此相似。
我知道,一个人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社会而生活。然而,有必要节省社会的交往。我不妨和他人交谈,但要更多地直接向上帝和自己说话。我无法一劳永逸地成为真实的自己,但是,倘若我的生活中充满着仅仅属于我的不可言说的特殊事物,我也就在过一种非常真实的生活了。
六 逃避与寻找
我是喜欢独处的,不觉得寂寞。我有许多事可做:读书,写作,回忆,遐想,沉思,等等。做着这些事的时候,我相当投入,乐在其中,内心很充实。但是,独处并不意味着和自己在一起。在我潜心读书或写作时,我很可能是和想象中的作者或读者在一起。
直接面对自己似乎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所以人们往往要设法逃避。逃避自我有二法,一是事务,二是消遣。我们忙于职业上和生活上的种种事务,一旦闲下来,又用聊天、娱乐和其他种种消遣打发时光。对于文人来说,读书和写作也不外是一种事务或一种消遣,比起斗鸡走狗之辈,诚然有雅俗之别,但逃避自我的实质则为一。
然而,有这样一种时候,我翻开书,又合上,拿起笔,又放下,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找不到一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只觉得心中弥漫着一种空虚怅惘之感。这是无聊袭来的时候。
当一个人无所事事而直接面对自己时,便会感到无聊。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仍会找些事做,尽快逃脱这种境遇。但是,也有无可逃脱的时候,我就是百事无心,不想见任何人,不想做任何事。

自我似乎喜欢捉迷藏,如同蒙田所说:“我找我的时候找不着;我找着我由于偶然的邂逅比由于有意的搜寻多。”无聊正是与自我邂逅的一个契机。这个自我,摆脱了一切社会的身份和关系,来自虚无,归于虚无。难怪我们和它相遇时,不能直面相视太久,便要匆匆逃离。可是,让我多坚持一会儿吧,我相信这个可怕的自我一定会教给我许多人生的真理。
自古以来,哲人们一直叮咛我们:“认识你自己!”卡莱尔却主张代之以一个“最新的教义”:“认识你要做和能做的工作!”因为一个人永远不可能认识自己,而通过工作则可以使自己成为完人。我承认认识自己也许是徒劳之举,但同时我也相信,一个人倘若从来不想认识自己,从来不肯从事一切无望的精神追求,那么,工作决不会使他成为完人,而只会使他成为庸人。
七 爱与孤独
凡人群聚集之处,必有孤独。我怀着我的孤独,离开人群,来到郊外。我的孤独带着如此浓烈的爱意,爱着田野里的花朵、小草、树木和河流。原来,孤独也是一种爱。
爱和孤独是人生最美丽的两支曲子,两者缺一不可。无爱的心灵不会孤独,未曾体味过孤独的人也不可能懂得爱。
由于怀着爱的希望,孤独才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甜蜜的。当我独自在田野里徘徊时,那些花朵、小草、树木、河流之所以能给我以慰藉,正是因为我隐约预感到,我可能会和另一颗同样爱它们的灵魂相遇。
不止—位先贤指出,—个人无论看到怎样的美景奇观,如果他没有机会向人讲述,他就决不会感到快乐。人终究是离不开同类的。一个无人分享的快乐决非真正的快乐,而一个无人分担的痛苦则是最可怕的痛苦。所谓分享和分担,未必要有人在场。但至少要有人知道。永远没有人知道,绝对的孤独,痛苦便会成为绝望,而快乐——同样也会变成绝望!
交往为人性所必需,它的分寸却不好掌握。帕斯卡尔说:“我们由于交往而形成了精神和感情,但我们也由于交往而败坏着精神和感情。”我相信,前—种交往是两个人之间的心灵沟通,它是马丁 ·布伯所说的那种“我与你”的相遇,既充满爱,又尊重孤独;相反,后一种交往则是熙熙攘攘的利害交易,它如同尼采所形容的“市场”,既亵渎了爱,又羞辱了孤独。相遇是人生莫大的幸运,在此时刻。两颗灵魂仿佛同时认出了对方,惊喜地喊出:“是你!”人一生中只要有过这个时刻,爱和孤独便都有了着落。
1992.6

失去的岁月(1


上大学时,常常当我在灯下聚精会神读书时,灯突然灭了。这是全宿舍同学针对我一致作出的决议:遵守校规,按时熄灯。我多么恨那只拉开关的手,咔嚓一声,又从我的生命线上割走了一天。怔怔地坐在黑暗里,凝望着月色朦胧的窗外,我委屈得泪眼汪汪。年龄愈大,光阴流逝愈快,但我好像愈麻木了。一天又一天,日子无声无息地消失,就像水滴消失于大海。蓦然回首,我在世上活了一万多个昼夜,它们都已经不知去向。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其实,光阴何尝是这样一条河,可以让我们伫立其上,河水从身边流过,而我却依然故我。时间不是某种从我身边流过的东西,而就是我的生命。弃我而去的不是日历上的一个个日子,而是我生命中的岁月;甚至也不仅仅是我的岁月,而就是我自己。我不但找不回逝去的年华,而且也找不回从前的我了。
当我回想很久以前的我,譬如说,回想大学宿舍里那个泪眼汪汪的我的时候,在我眼前出现的总是一个孤儿的影子,他被无情地遗弃在过去的岁月里了。他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徒劳地盼望回到活人的世界上来,而事实上却不可阻挡地被过去的岁月带往更远的远方。我伸出手去,但是我无法触及他并把他领回。我大声呼唤,但是我的声音到达不了他的耳中。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死亡,从前的我已经成为一个死者,我对他的怀念与对一个死者的怀念有着相同的性质。

自古以来,不知多少人问过:时间是什么?它在哪里?人们在时间中追问和苦思,得不到回答,又被时间永远地带走了。时间在哪里?被时间带走的人在哪里?
为了度量时间,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日历,于是人类有历史,个人有年龄。年龄代表一个人从出生到现在所拥有的时间。真的拥有吗?它们在哪里?
总是这样:因为失去童年,我们才知道自己长大;因为失去岁月,我们才知道自己活着;因为失去,我们才知道时间。
我们把已经失去的称作过去,尚未得到的称作未来,停留在手上的称作现在。但时间何尝停留,现在转瞬成为过去,我们究竟有什么?
多少个深夜,我守在灯下,不甘心一天就此结束。然而,即使我通宵不眠,一天还是结束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能留住时间。
我们永远不能占有时间,时间却掌握着我们的命运。在它宽大无边的手掌里,我们短暂的一生同时呈现,无所谓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生和死、幸福和灾祸早已记录在案。
可是,既然过去不复存在,现在稍纵即逝,未来尚不存在,世上真有时间吗?这个操世间一切生灵生杀之权的隐身者究竟是谁?
我想象自己是草地上的一座雕像,目睹一代又一代孩子嬉闹着从远处走来,渐渐长大,在我身旁谈情说爱,寻欢作乐,又慢慢衰老,蹒跚着向远处走去。我在他们中间认出了我自己的身影,他走着和大家一样的路程。我焦急地朝他瞪眼,示意他停下来,但他毫不理会。现在他已经越过我,继续向前走去了。我悲哀地看着他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老和死亡。

许多年以后,我回到我出生的那个城市,一位小学时的老同学陪伴我穿越面貌依旧的老街。他突然指着坐在街沿屋门口的一个丑女人悄悄告诉我,她就是我们的同班同学某某。我赶紧转过脸去,不敢相信我昔日心目中的偶像竟是这般模样。我的心中保存着许多美丽的面影,然而一旦邂逅重逢,没有不立即破灭的。我们总是觉得儿时尝过的某样点心最香甜,儿时听过的某支曲子最美妙,儿时见过的某片风景最秀丽。“幸福的岁月是那失去的岁月。”你可以找回那点心、曲子、风景,可是找不回岁月。所以,同一样点心不再那么香甜,同一支曲子不再那么美妙,同一片风景不再那么秀丽。

失去的岁月(2

当我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时,我明明知道,人类的彩色摄影技术已经有了非凡的长进,但我还是找不回像幼时看的幻灯片那么鲜亮的色彩了。失去的岁月便如同那些幻灯片一样,在记忆中闪烁着永远不可企及的幸福的光华。
每次回母校,我都要久久徘徊在我过去住的那间宿舍的窗外。窗前仍是那株木槿,隔了这么些年居然既没有死去,也没有长大。我很想进屋去,看看从前那个我是否还在那里。从那时到现在,我到过许多地方,有过许多遭遇,可是这一切会不会是幻觉呢?也许,我仍然是那个我,只不过走了一会儿神?也许,根本没有时间,只有许多个我同时存在,说不定会在哪里突然相遇?但我终于没有进屋,因为我知道我的宿舍已被陌生人占据,他们会把我看做入侵者,尽管在我眼中,他们才是我的神圣的青春岁月的入侵者。
在回忆的引导下,我们寻访旧友,重游故地,企图找回当年的感觉,然而徒劳。我们终于怅然发现,与时光一起消逝的不仅是我们的童年和青春,而且是由当年的人、树木、房屋、街道、天空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世界,其中也包括我们当年的爱和忧愁,感觉和心情,我们当年的整个心灵世界。

可是,我仍然不相信时间带走了一切。逝去的年华,我们最珍贵的童年和青春岁月,我们必定以某种方式把它们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我们遗忘了藏宝的地点,但必定有这么一个地方,否则我们不会这样苦苦地追寻。或者说,有一间心灵的密室,其中藏着我们过去的全部珍宝,只是我们竭尽全力也回想不起开锁的密码了。然而,可能会有一次纯属偶然,我们漫不经心地碰对了这密码,于是密室开启,我们重新置身于从前的岁月。
当普鲁斯特的主人公口含一块泡过茶水的玛德莱娜小点心,突然感觉到一种奇特的快感和震颤的时候,便是碰对了密码。一种当下的感觉,也许是一种滋味,一阵气息,一个旋律,石板上的一片阳光,与早已遗忘的那个感觉巧合,因而混合进了和这感觉联结在一起的昔日的心境,于是昔日的生活情景便从这心境中涌现出来。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不乏这种普鲁斯特式幸福的机缘,在此机缘触发下,我们会产生一种对某样东西似曾相识又若有所失的感觉。但是,很少有人像普鲁斯特那样抓住这种机缘,促使韶光重现。我们总是生活在眼前,忙碌着外在的事务。我们的日子是断裂的,缺乏内在的连续性。逝去的岁月如同一张张未经显影的底片,杂乱堆积在暗室里。它们仍在那里,但和我们永远失去了它们又有什么区别?

诗人之为诗人,就在于他对时光的流逝比一般人更加敏感,诗便是他为逃脱这流逝自筑的避难所。摆脱时间有三种方式:活在回忆中,把过去永恒化;活在当下的激情中,把现在永恒化;活在期待中,把未来永恒化。然而,想象中的永恒并不能阻止事实上的时光流逝。所以,回忆是忧伤的,期待是迷惘的,当下的激情混合着狂喜和绝望。难怪一个最乐观的诗人也如此喊道:
“时针指示着瞬息,但什么能指示永恒呢?”
诗人承担着悲壮的使命:把瞬间变成永恒,在时间之中摆脱时间。

谁能生活在时间之外.真正拥有永恒呢?
孩子和上帝。
孩子不在乎时光流逝。在孩子眼里,岁月是无穷无尽的。童年之所以令人怀念,是因为我们在童年曾经一度拥有永恒。可是,孩子会长大,我们终将失去童年。我们的童年是在我们明白自己必将死去的那一天结束的。自从失去了童年,我们也就失去了永恒。
从那以后,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永恒便是我死后时间的无限绵延,我的永恒的不存在。
还有上帝呢?我多么愿意和圣奥古斯丁一起歌颂上帝:“你的岁月无往无来,永是现在,我们的昨天和明天都在你的今天之中过去和到来。”我多么希望世上真有一面永恒的镜子,其中映照着被时间劫走的我的一切珍宝,包括我的生命。可是,我知道,上帝也只是诗人的一个避难所!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自己偷偷写起了日记。一开始的日记极幼稚,只是写些今天吃了什么好东西之类。我仿佛本能地意识到那好滋味容易消逝,于是想用文字把它留住。年岁渐大,我用文字留住了许多好滋味:爱,友谊,孤独,欢乐,痛苦……在青年时代的一次劫难中,我烧掉了全部日记。后来我才知道此举的严重性,为我的过去岁月的真正死亡痛哭不止。但是,写作的习惯延续下来了。我不断把自己最好的部分转移到我的文字中去,到最后,罗马不在罗马了,我借此逃脱了时光的流逝。
仍是想象中的?可是,在一个已经失去童年而又不相信上帝的人,此外还能怎样呢?
1992.5

苦难的精神价值

维克多 ·弗兰克是意义治疗法的创立者,他的理论已成为弗洛伊德、阿德勒之后维也纳精神治疗法的第三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受尽非人的折磨,九死一生,只是侥幸地活了下来。在《活出意义来》这本小书中,他回顾了当时的经历。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并非像一般受难者那样流于控诉纳粹的暴行,而是尤能细致地捕捉和分析自己的内心体验以及其他受难者的心理现象,许多章节读来饶有趣味,为研究受难心理学提供了极为生动的材料。不过,我在这里想着重谈的是这本书的另一个精彩之处,便是对苦难的哲学思考。
对意义的寻求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当这种需要找不到明确的指向时,人就会感到精神空虚,弗兰克称之为“存在的空虚”。这种情形普遍地存在于当今西方的“富裕社会”。当这种需要有明确的指向却不可能实现时,人就会有受挫之感,弗兰克称之为“存在的挫折”。这种情形发生在人生的各种逆境或困境之中。
寻求生命意义有各种途径,通常认为,归结起来无非一是创造,以实现内在的精神能力和生命的价值;二是体验,借爱情、友谊、沉思、对大自然和艺术的欣赏等美好经历获得心灵的愉悦。那么,倘若一个人落入了某种不幸境遇,基本上失去了积极创造和正面体验的可能,他的生命是否还有一种意义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是靠希望活着的,即相信或至少说服自己相信厄运终将过去,然后又能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然而,第一,人生中会有一种可以称做绝境的境遇,所遭遇的苦难是致命的,或者是永久性的,人不复有未来,不复有希望。这正是弗兰克曾经陷入的境遇,因为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战俘来说,煤气室和焚尸炉几乎是不可逃脱的结局。我们还可以举出绝症患者,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相关例子。如果苦难本身毫无价值,则一旦陷入此种境遇,我们就只好承认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了。第二,不论苦难是否是暂时的,如果把眼前的苦难生活仅仅当做一种虚幻不实的生活,就会如弗兰克所说忽略了苦难本身所提供的机会。他以狱中亲历指出,这种态度是使大多数俘虏丧失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他们正因此而放弃了内在的精神自由和真实自我,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彻底成为苦难环境的牺牲品。
所以,在创造和体验之外,有必要为生命意义的寻求指出第三种途径,即肯定苦难本身在人生中的意义。一切宗教都很重视苦难的价值,但认为这种价值仅在于引人出世,通过受苦,人得以救赎原罪,进入天国(基督教),或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佛教)。与它们不同,弗兰克的思路属于古希腊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他是站在肯定人生的立场上来发现苦难的意义的。他指出,即使处在最恶劣的境遇中,人仍然拥有一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即可以选择承受苦难的方式。一个人不放弃他的这种“最后的内在自由”,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所显示的不只是一种个人品质,而且是整个人性的高贵和尊严,证明了这种尊严比任何苦难更有力,是世间任何力量不能将它剥夺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受难者如同伟大的创造者一样受到世世代代的敬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这句耐人寻味的话:“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
我无意颂扬苦难。如果允许选择,我宁要平安的生活,得以自由自在地创造和享受。但是,我赞同弗兰克的见解,相信苦难的确是人生的必含内容,一旦遭遇,它也的确提供了一种机会。人性的某些特质,唯有借此机会才能得到考验和提高。一个人通过承受苦难而获得的精神价值是一笔特殊的财富,由于它来之不易,就决不会轻易丧失。而且我相信,当他带着这笔财富继续生活时,他的创造和体验都会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底蕴。
1996 .10

生命的苦恼和创造的欢欣(1


当我埋头撰写那些应景交差的“哲学”文章时,常常会有一种突如其来的不安攫住心房,使我几乎喊出声来:我在干什么呀?这是哲学吗?这就是我视之为生命的哲学吗?哲学曾经并将继续为人类孕育和分娩出一门门新的学科。当某些学科尚寄居在哲学的母腹之中,并以哲学自命时,不妨对之持宽容的态度。但是,哲学不只是多产的母亲,她首先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用她的智慧保护人类的幸福,抚慰生命的创痛。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种种知识不过是寻求智慧途中的副产品罢了。
赫拉克利特说:“博学不能使人智慧。”智慧与知识是两回事。知识是认识多,而智慧则是认识多中的一。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就是认识那驾驭一切的东西,认识一切是一。从古希腊到近代,哲学孜孜于寻求这个一,全,绝对,普遍,永恒。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寻求绝对本体的努力。
人为何要如此执拗地寻求一种超越时间变化的绝对本体呢?人的这种对于绝对的渴望缘何而生?
追溯哲学的源头,可以发现,希腊人对智慧还有另一种理解,这就是刻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殿内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希腊的第一个哲人泰利士就十分重视这句箴言,有人问他什么事情最难,他回答:“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更是把“认识你自己”明确规定为哲学的任务。
认识自我,认识绝对本体,构成了智慧的两端,而两端实在是相通的。
在个人身上,自我意识和死亡意识总是同时觉醒并且成正比发展。当自我的边缘从混浊中清晰地分离出来时,自我化为乌有的前景就显得触目惊心了。反过来说,意识到了死亡的不可避免和万劫不复,也就意识到了自我的独一无二和不可重复。然而,什么是死亡意识呢?死亡意识不就是对于永恒和绝对的意识吗?因而不就是以绝对为对象的理性吗?人正是以否定的方式,即通过自我的绝对不存在而获得关于绝对的概念的。因此,自我意识的成熟就意味着理性的成熟。因为个体的有限,所以憧憬无限的本体。当人既意识到自我、又意识到绝对之时,生命的苦恼就开始折磨他了,他开始寻求智慧,即寻求把自我与绝对、小我与大我结合起来的途径了。他要参透他所从来的混沌,回到混沌中去,但是又不丧失自我。这是人的二律背反处境。
古希腊是人类的童年,是人类的自我意识和绝对理性觉醒的时代。我相信,古希腊人如此热心地讨论世界的始基和本原是什么,绝非出于纯粹的好奇心,为人生提供指导始终是潜在的动因。事实上,没有一个希腊哲学家只谈自然哲学问题,在赫拉克利特和德漠克利特的著作残篇里,我们可以读到许多体现人生智慧的隽语。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希腊哲学家们喜欢谈论的话题是如何克服对于死亡的恐惧,从而快乐地或宁静地度过人生。在希腊人看来,这正是人生智慧的集中体现。
追求绝对,原是一种植根于人性之中的不寻常的激情,哲学家把这种激情转变成深沉的思考。然而,原动力仍然是激情。倘非出于对人生的爱,追求绝对有何意义?而且,绝对是不可能在有朝一日求得的,它只存在于追求的过程之中,而追求是不能没有激情做动力的。哲学只是爱智慧,而不是智慧本身,智慧永远是寻求的对象。可惜我们常常看到,历史上的大哲学家,尽管他们年轻时都是受了激情的推动而走向哲学,可是一旦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便自以为达到了绝对,丧失了追求的热情。这种情形在黑格尔身上尤为明显。当然,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尤其是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不乏生命的激情。可是,当他宣布绝对在他那一套概念的逻辑演绎中实现了自身之时,哲学在他手中便失去了生气,用尼采的话说,成了概念的木乃伊。尼采之所以厌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体系哲学,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哲学远离了生命的源头,违背了哲学诞生时爱智慧的真话,走上了歧路。他要正本清源,使哲学重新关心人生,对人生的种种根本问题做出回答。为此他创立了他的富有诗意的生命哲学兼文化哲学——酒神哲学,酒神精神成为贯穿尼采一生全部哲学创作的主旋律。

生命的苦恼和创造的欢欣(2


要理解酒神精神,我们首先得记住,把尼采推上哲学思考之路的并非单纯的学术兴趣,而是对人生意义的苦苦寻求。青春未必全是甜吻和鲜花。有这样一些敏感的心灵,对于它们,青春意味着平生第一次精神危机,意味着某种幻灭和觉醒。似乎毫无来由,青年尼采突然对周围那种喧闹而又单调的大学生生活产生了隔膜感,他也绝不能忍受摆在他面前的做一个古典语言学学者的前途。不,他不能被某一种专门学问占有,在一个小角落里畸形地生长。他热爱人生,他要解这个人生之谜!——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他接触到了叔本华的哲学。如果说有的书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那么,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对于尼采就是这样。这本书试图解释人生之画的全部画意,正合尼采对哲学的要求,因而于尼采有了不可抵御的魅力。
人生自有其悲剧性方面,一种深刻的人生观是不应加以掩盖或回避的。可是,许多世纪以来,悲剧意识似乎在欧洲消失了。欧洲人的精神世界,依仗着基督教和科学两大支柱,似乎平静而乐观。基督教用灵魂不死的信仰来掩盖人生必有一死的悲剧性质,用彼岸世界来为尘世生活提供虚幻的目标和意义。科学则引导人们注重外部物质世界,浮在人生的表面,回避人生的悲剧性方面和对人生意义的根本性发问。
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的基督教信仰已逐渐解体。上帝死了,宗教的慰藉不再能把我们带进绝对的境界,生命的苦恼重新折磨欧洲人的心灵,要求哲学加以正视。叔本华是近代德国第一个正视生命的苦恼的哲学家,他认为要摆脱生命的苦恼非抛弃生命本身不可,自我与绝对相结合的唯一方式是自我的绝对不存在。这实际上是否认哲学在人生根本问题上能够提供智慧。
当尼采以研究希腊悲剧开始他的哲学生涯时,他正是受了叔本华的影响,自觉地把生命的苦恼作为他的哲学思考的主题。但是,他不满意于叔本华否定人生的消极答案。以寻求人生意义为使命的哲学,却教导人们否定人生,这不是对于哲学智慧的讽刺吗?他第一要承认人生的悲剧性,从而与基督教的虚假乐观主义和科学至上的肤浅乐观主义相反对,第二要战胜人生的悲剧性,从而与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相反对。他从希腊悲剧起源于酒神祭这样一个艺术史事实中引申出了他的根本性结论:用酒神的智慧来战胜生命的苦恼。
酒神祭是从色雷斯传入希腊的一种神秘仪式。据传说,酒神原名查格留斯,是宙斯和他女儿乱伦的产儿,后被泰坦肢解火煮,雅典娜救出了他的心,宙斯把它交给自己的一名情妇,食后怀孕,第二次生出酒神,取名狄奥尼索斯。在酒神节,女信使们排成狂野的行列漫游,狂歌乱舞,滥饮纵欲。整个仪式的高潮是捕获一头山羊,或一头公牛,或一个男人,作为神的化身,将其裂为碎片,然后饮其血,食其肉,以纪念酒神的肢解和复活,并借这种仪式与神结为一体,达于永恒。
对于尼采来说,酒神祭的重要性在于那种个人解体而同宇宙的生命本体相融合的神秘陶醉境界,在于酒神肢解然后又复活所表示的生命不可摧毁的象征意义。他以此来解释悲剧,认为悲剧的快感实质上就是个体通过自身毁灭而感受到的与永恒宇宙生命合为一体的酒神祭式陶醉。

生命的苦恼和创造的欢欣(3

《悲剧的诞生》谈的是作为艺术种类的悲剧,然而悲剧艺术仅仅是尼采解决人生问题的实验室。他由此提炼出来的酒神精神,是他的全部哲学的灵魂。其主旨是肯定生命,而为了肯定生命,就必须把生命本身所固有的痛苦和悲剧也一并加以肯定。生命的苦恼类似于爱情的苦恼。尼采常常把生命喻为一个妩媚而又不驯的女子,她引诱我们,使我们迷恋,和她难舍难分,可是到头来她又抛弃我们。那么,我们就因此不爱她吗?不会的。“对生命的信任已经消失,生命本身成为问题。但不要以为一个人因此成为忧郁者!对生命的爱仍然可能,只不过用另一种方式爱,就像爱一个使我们怀疑的女子。”其实,生命的苦恼正来源于对生命的爱,愈是热爱,此种苦恼必定就愈深。叔本华要我们放弃对生命的爱,灭绝生存意志,以此免除生命的苦恼。尼采却主张出于对生命的爱而接受生命固有的苦恼,通过高扬生命意志来战胜生命的苦恼。这是两个人根本不同之处。
更进一步,生命的苦恼本身未尝不是生命欢乐的一种体现。没有痛苦,人只能有卑微的幸福。伟大的幸福正是与巨大的痛苦相对抗所产生的崇高感。世上没有比那些无所用心的幸运儿更可怜的了,相反,像拜伦、贝多芬这样的悲剧性灵魂,尽管比一般人感受了更多更强烈的痛苦,可是他们所感受的生命的巨大欢乐又岂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在人身上,琐屑的烦恼总是与渺小的欢乐结伴而行,伟大的痛苦则与伟大的欢乐如影随形。天才都是一些对于生命的苦恼有着深切感受的人,这是一种形而上的苦恼,最独特的自我对于绝对抱着最热烈的习惯,没有比这种渴望更折磨人的了。然而,似乎作为一种补偿,正是这种渴望驱使天才从事创造,在创造中品尝到了自我与绝对相融合的欢欣。创造的欢欣是生命最高的欢乐,是一种形而上的欢乐。在天才身上,自我与绝对之间的对立发展到了极点,终于又奇迹般地达到统一。所以,天才的作品既有最独特的个性,又有永恒的魅力。
热爱生命与贪生怕死不可同日而语。一个真正热爱生命并且对于生命的苦恼有着深切体验的人,反而会升到一种超凡入化的境界。
既然个人的生命迟早要失去,你就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你要站在你自己的生命之上,高屋建瓴地俯视它,把它当做你的一次艺术创造试验,这样你反而能真正地体验它,享受它,尽你所能地使它过得有意义。生命的伟大不在于活得长久,而在于活得有气魄。战胜生命的苦恼的途径既不是宗教的解脱,也不是长寿的诀窍,而是文化和艺术的创造。
如果说尼采的酒神精神的出发点是肯定生命连同它所包含的苦恼,那么,其归宿点便是以创造的欢欣来战胜生命的苦恼。他说:“创造是痛苦的大救济和生命的慰藉。但是要做一个创造者,痛苦和许多变故又是不可缺少的。唯一的幸福在于创造。”尼采把整个宇宙生生不息的生成变化过程看做大自然本身的创造活动,在这过程中,大自然一会儿创造出个体生命,一会儿又把它毁灭掉。但是,大自然并不因个体生命的毁灭而悲哀,它的生命力太旺盛了,只从这无休止的创造和毁坏中得到快乐。在尼采看来,这就是宇宙本体即生命意志本身的酒神冲动。倘若我们秉承大自然的酒神冲动,不去介意个体生命的毁灭,而只是从创造中体会大自然本身的创造欢欣,我们便在一定意义上战胜了生命的苦恼,达到了自我与绝对的融合。

生命的苦恼和创造的欢欣(4


尼采是个诗人气质的哲学家,或者说是个哲人气质的艺术家。他生前忍受不了刻板的学院生涯,辞去教职,孤独地飘泊在南欧的群山之中。“他的伴侣是——绵亘的高原和弯曲的峡谷。”在飘泊中,他写下了两百多首诗歌和无数隽永的警句格言。这个世纪末的飘泊者又自命是“新世纪的早生儿”,他被他的时代所放逐,独自伫立在无人攀登的山巅眺望远方,眺望他心目中的新世纪,他相信他在新世纪将被人理解和接受。
然而,正是在新世纪到来之后,尼采一度遭到了最惊人的误解。也许,本世纪前半叶的欧洲是过于政治化了,两次世界大战,激烈的政治变动,阶级斗争,政权交替,使得人们习惯于以政治的眼光去理解一切。倘若没有这个背景,尼采妹妹的曲解,纳粹文人的利用,都不可能造成如此长久和普遍的对尼采的误解。
毫无疑问,阶级社会即是政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他的政治见解必定会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反映出来。但是,哲学与政治毕竟属于不同的层次。哲学面对永恒,政治则面对一时一地的阶级利益和党派利益。尤其是尼采这样一个具有强烈非政治倾向的哲学家,长期以来被涂抹上最浓烈的政治色彩,结果只能是面目全非了。尼采自称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他之所以厌恶政治是因为在他看来,政治与文化是势不两立的。他写道:“任何人的花费归根到底不能超过他所拥有的,个人如此,民族也如此。一个人把自己花费在权力、政治、经济、世界贸易、议会、军事利益上,一个人向这些方面付出了理解、认真、意志、自我超越的能量(他就是这种能量),那么在其他方面就必有短缺。文化和国家——在这一点上不要欺骗自己——是敌对的:‘文化国家’纯属现代观念。两者互相分离,靠牺牲对方而生长。一切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政治颓败的时代:在文化意义上伟大的事物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尼采全集》第8卷第111 页)
我在这里所以要大段摘引尼采的话,是为了说明,正确理解尼采的关键是不要忘记,尼采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尼采要解决的是存在问题,即生命的意义问题,而“每一种相信存在的问题可以由一个政治事件来改变或解决的哲学,都是一种开玩笑的伪哲学”,——这恰恰是尼采的看法。
政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现象,它毕竟是人性异化的领域。凡是“突出政治”的时代和民族,人性必遭到扭曲。社会进步的趋势是非政治化,一切政治归于消亡……
尼采的着眼点是文化。为了文化,他反对突出政治。为了文化,他也反对科学至上和物质主义。他指出,科学只关心知识问题,不关心人的内心痛苦,不能为人生提供意义和目标;物质至上更使社会成为财富的堆积场所和文化的沙漠。
可以把尼采的酒神哲学归结为生命和文化两大口号。生命是人生之树的根本,文化是人生之树的花果。第一要肯定生命,为此尼采反对宗教和伦理的人生态度。尼采认为,宗教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因为它把生命视为恶;伦理本身也是一种宗教,因为它以某种绝对命令为前提。两者的共同立场是否定生命。第二要创造文化,为此尼采反对功利的人生态度,政治至上、科学至上、物质利益至上的人生态度均属此列,它们都危害了文化的发展。

生命的苦恼和创造的欢欣(5

宗教和伦理用虚假的绝对(神、善的观念)来抹杀自我,通过否定生命本身来解脱生命的苦恼。科学和政治既不关心绝对,也不关心自我,无视生命的苦恼。所以,它们都与哲学的智慧不沾边。在尼采看来,唯有文化的创造才能沟通自我与绝对,救济生命的苦恼。可是,这种非宗教、非伦理、非政治、非科学的文化究竟是什么呢?

尼采寻求哲学的智慧,他找到的是诗。艺术和审美,便是他心目中唯一足以战胜生命的苦恼的力量,便是他所珍视的文化。
把本体艺术化,或者说把艺术本体化,是德国浪漫派的传统。谢林说,艺术本身就是绝对的流溢。诺瓦里斯说:“诗才是真正绝对的实在。”尼采继承了这一传统,他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思辨哲学往往通过逻辑手段推演出绝对,结果自我消融在全与永恒之中了,这使浪漫派不满。浪漫哲学试图在个体身上达到绝对,把自我扩展为全与永恒。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艺术是唯一的途径。因为只有在诗意的直观和陶醉之中,在瞬时的体验之中,个体才可能产生与绝对相沟通的感觉。
诚然,用实际生活的眼光来看,诗和艺术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尼采也承认,艺术只是梦和醉,甚至只是“谎言”。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梦、醉乃至艺术的“谎言”在人生中的意义。在尼采看来,如果仅仅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人生,便只好承认人生是有根本缺陷的,人生的要务仅在于安排好有生之年的实际利益,而对于绝对的向往则应予根绝。这种人生观当然可以被芸芸众生接受,然而,一个人一旦心怀对于绝对的憧憬,便不可能再满足于如此散文味的人生了,这时候,唯有艺术才能抚慰他的生命的苦恼。正是通过艺术对存在的美化,我们会感到“我们负载着渡过生成之河的不再是永恒的缺陷,我们倒以为自己负载着一位女神,因而自豪而又天真地为她服务”。也许梦和陶醉都是虚幻的,但是它们在人生中却具有并不虚幻的功用和价值。弗洛伊德说,如果没有梦的替代的满足,恐怕人人都要患神经官能症了。尼采也说,如果没有艺术的慰藉,人就会厌世和自杀。
尼采说过,他之所以喜欢叔本华,是因为叔本华的真诚,他是为他自己而写作,关心人生的痛苦并且力图找出补救的方法来。我喜欢尼采也是这个原因。不过,正像尼采不满意叔本华的结论一样,我也不能满意尼采的结论。他像一个做梦的人,内心深处却醒着,知道自己在做梦,并且鼓励自己把梦做下去。这样的梦太不踏实了,太容易破灭了。我总觉得,叔本华的阴魂已经缠住了尼采,尼采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所以,他的振奋带有一种病态的性质。也许,世上并无酒中仙,一切醉都是借酒浇愁,尼采的酒神精神也不例外。
在寻求智慧的道路上,永远没有现成的答案。知识可以传授,智慧不能转让。哲学所梦寐以求的那个绝对,不是已经存在于某处仅仅有待发现的东西,它永远要靠每一个自我独立地去把它创造出来。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人的一种形而上的需要,但是需要与能力总是互为条件的,而通过创造赋予生命以意义,正是人的一种形而上的能力。通过文化价值的创造,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意义世界,这个世界仅仅用自然界的眼光来看才是虚幻的,用人的眼光来看,它是完全真实的,唯有生活在其中,人才觉得自己是人。人的精神是光,文化是精神的光照在人的生命上呈现的绚丽色彩。难道光和色彩都是虚幻的,只有黑暗才是真实的?难道智慧不是要创造出光和色彩来,反倒是要追根究底地去追问光和色彩背后的黑暗?尼采把叔本华看做一个颓废者,我嫌尼采仍不够健康,在他那里,创造的欢乐实质上只是麻痹和遮盖了生命的苦恼。可是,在我看来,创造赋予生命的意义是真实的,因而它对生命的苦恼的战胜也是真实的。
1985.10

徘徊在人生的空地上

不要试图去填满生命的空白,因为,音乐就来自那空白深处。
——泰戈尔
人生难免无聊。无聊是意义的空白。然而,如果没有这空白,我们又怎么会记起我们对于意义的渴望呢?当情人不在场的时候,对情人的思念便布满了爱情的空间。
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但这短暂的生命也是过于拥挤了。我们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我们把太多的光阴抛洒在繁忙的工场里和喧闹的市场上,太热心于做事和交际。突然,这里有了一块空地。我们无事可做,无人做伴,只好在这空地上徘徊。我们看见脚下有青草破土而出,感觉到心中有一种情绪也像青草一样滋生。在屋顶覆盖和行人密集的地方,是不会有青草生长的。那么,这岂不证明,当我们怅然徘徊的时候,我们是领受了更为充足的阳光和空气?
所以,人生也难得无聊。
应一位朋友之约,我写了几篇论无聊的文章。如果我的论说给人留下一种沉重的印象,那决非我的本意。我恰好在我生命中一个极其沉重的时刻写这些文章,使得我的笔也显沉重了。再说,认真论无聊,这本身近于无聊。也许,论说无聊的最好方式是,三五好友,平时各自认真做事,做得十分顺利,告了一个段落,带着心满意足但又暂时没了着落的一种心情,非常偶然地聚到一起闲扯起来。这时节,个个说话都才气横溢,妙语迭出,可是句句话又似乎都无的放矢,不着边际。若有有心人偷加记录,敷衍成篇,庶几是一篇传无聊之神韵的佳作。可惜的是,好友星散,各自做事似又不太顺利,这样的机会也不易得了。
于是我又想,人生还是无聊的时候居多。空地似乎望不到边,使人无心流连,只思走出。走呵走,纵然走不出无聊,走本身却不无聊,留下了一串深沉的脚印。
1991.2

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1

兽和神大约都不会无聊。兽活命而已,只有纯粹的生存。神充实自足,具备完满的存在。兽人神三界,唯有夹在中间的人才会无聊,才可能有活得没意思的感觉和叹息。
无聊的前提是闲。当人类必须为生存苦斗的时候,想必也无聊不起来。我们在《诗经》或《荷马史诗》里几乎找不到无聊这种奢侈的情绪。要能闲得无聊,首先必须仓廪实,衣食足,不愁吃穿。吃穿有余,甚至可以惠及畜生,受人豢养的猫狗之类宠物也会生出类似无聊的举态,但它们已经无权称作兽。
当然,物质的进步永无止境,仓廪再实,衣食再足,人类未必闲得下来。世上总有闲不住的阔人、忙人和勤人,另当别论。
一般来说,只要人类在求温饱之余还有精力,无聊的可能性就存在了。席勒用剩余精力解释美感的发生。其实,人类特有的一切好东西坏东西,其发生盖赖于此,无聊也不例外。
有了剩余精力,不释放出来是很难受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孔子就很明白这难受劲儿,所以他劝人不妨赌博下棋,也比闲着什么事不做好。“难矣哉”,林语堂解为“真难为他们”、“真亏他们做得出来”,颇传神,比别的注家高明。闲着什么事不做,是极难的,一般人无此功夫。所谓闲,是指没有非做不可的事,遂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闲的可贵就在于此。兴趣有雅俗宽窄之别,但大约人人都有自己感兴趣的事。麻将扑克是一种兴趣,琴棋诗画是一种兴趣,拥被夜读是一种兴趣,坐在桌前,点一支烟,沉思遐想,也是一种兴趣。闲了未必无聊,闲着没事干才会无聊。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却找不到兴趣所在,或者做不成感兴趣的事,剩余精力茫茫然无所寄托,这种滋味就叫无聊。
闲是福气,无聊却是痛苦。勤勤恳恳一辈子的公务员,除了公务别无兴趣,一旦退休闲居,多有不久便弃世的,致命的因素正是无聊。治狱者很懂得无聊得厉害,所以对犯人最严重的惩罚不是苦役而是单独监禁。苦役是精力的过度释放,单独监禁则是人为地堵塞释放精力的一切途径,除吃睡外不准做任何事。这种强制性的无聊,其痛苦远在苦役之上。在自由状态下,多半可以找到法子排遣无聊。排遣的方式因人而异,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情。愈浅薄的人,其无聊愈容易排遣,现成的法子有的是。“不有博弈者乎?”如今更好办,不有电视机乎?面对电视机一坐几个钟点,天天坐到头昏脑涨然后上床去,差不多是现代人最常见的消磨闲暇的方式,——或者说,糟蹋闲暇的方式。
时间就是生命。奇怪的是,人人都爱惜生命,不愿其速逝,却害怕时间,唯恐其停滞。我们好歹要做点什么事来打发时间,一旦无所事事,时间就仿佛在我们面前停住了。我们面对这脱去事件外衣的赤裸裸的时间,发现它原来空无所有,心中隐约对生命的实质也起了恐慌。无聊的可怕也许就在于此,所以要加以排遣。
但是,人生中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无可排遣的无聊。我们心不在焉,百事无心,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并不是疲倦了,因为我们有精力,只是茫无出路。并不是看透了,因为我们有欲望,只是空无对象。这种心境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昙花一现,却是一种直接暴露人生根底的深邃的无聊。

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2

人到世上,无非活一场罢了,本无目的可言。因此,在有了超出维持生存以上的精力以后,这剩余精力投放的对象却付诸阙如。人必须自己设立超出生存以上的目的。活不成问题了,就要活得有意思,为生命加一个意义。然而,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若问为什么吃喝劳作,我们很明白,是为了活。活着又为了什么呢?这个问题追究下去,没有谁不糊涂的。
对此大致有两类可能的答案。一类答案可以归结为:活着为了吃喝劳作,——为了一己的、全家的或者人类的吃喝劳作,为了吃喝得更奢侈,劳作得更有效,如此等等。这类答案虽然是多数人实际所奉行的,作为答案却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等于说活着为了活着,不成其为答案。
如果一切为了活着,活着就是一切,岂不和动物没有了区别?一旦死去,岂不一切都落了空?这是生存本身不能作为意义源泉的两个重要理由。一事物的意义须从高于它的事物那里求得,生命也是如此。另一类答案就试图为生命指出一个高于生命的意义源泉,它应能克服人的生命的动物性和暂时性,因而必定是一种神性的不朽的东西。不管哲学家们如何称呼这个东西,无非是神的别名罢了。其实,神只是一个记号,记录了我们追问终极根据而不可得的迷惘。例如,从巴门尼德到雅斯贝尔斯,都以“存在”为生命意义之源泉,可是他们除了示意“存在”的某种不可言传的超越性和完美性之外,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往往乐于相信,生命是有高出生命本身的意义的,例如真善美之类精神价值。然而,真善美又有什么意义?可以如此无穷追问下去,但我们无法找到一个终极根据,因为神并不存在。其实,神只是一个表示神秘莫测的记号,记录了我们追问终极根据而不可得的迷惘。摆脱这个困境的唯一办法是把一切精神价值的落脚点引回到地面上来,看作人类生存的工具。各派无神论哲学家归根到底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又陷入了我们试图逃避的同义反复:活着为了活着。
也许关键在于,这里作为目的的活,与动物并不相同。人要求有意义的活,意义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上述命题应当这样展开:活着为了寻求意义,而寻求意义又是为了觉得自己是在有意义地活着。即使我们所寻求的一切高于生存的目标,到头来是虚幻的,寻求本身就使我们感到生存是有意义的,从而能够充满信心地活下去。凡真正的艺术家都视创作为生命,不创作就活不下去。超出这一点去问海明威为何要写作,毕加索为何要画画,他们肯定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人类迄今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如同美丽的云景,把人类生存的天空烘托得极其壮观。然而,若要追究云景背后有什么,便只能堕入无底的虚空里了。
人,永远走在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他已经辞别兽界,却无望进入神界。他不甘于纯粹的生存,却达不到完美的存在。他有了超出生存的精力,却没有超出生存的目标。他寻求,却不知道寻求什么。人是注定要无聊的。
可是,如果人真能够成为神,就不无聊了吗?我想象不出,上帝在完成他的创世工作之后,是如何消磨他的星期天的。圣经对此闭口不谈,这倒不奇怪,因为上帝是完美无缺的,既不能像肉欲犹存的人类那样用美食酣睡款待自己,又不能像壮心不已的人类那样不断进行新的精神探险,他实在没事可干了。他的绝对的完美便是他的绝对的空虚。人类的无聊尚可药治,上帝的无聊宁有息日?
不,我不愿意成为神。虽然人生有许多缺憾,生而为人仍然是世上最幸运的事。人生最大的缺憾便是终有一死。生命太短暂了,太珍贵了,无论用它来做什么都有点可惜。总想做最有意义的事,足以使人不虚此生、死而无恨的事,却没有一件事堪当此重责。但是,人活着总得做点什么。于是,我们便做着种种微不足道的事。
人生终究还是免不了无聊。
1991.1

没有目的的旅行(1

没有比长途旅行更令人兴奋的了,也没有比长途旅行更容易使人感到无聊的了。
人生,就是一趟长途旅行。
一趟长途旅行,意味着奇遇,巧合,不寻常的机缘,意外的收获,陌生而新鲜的人和景物。总之,意味着种种打破生活常规的偶然性和可能性。所以,谁不是怀着朦胧的期待和莫名的激动踏上旅程的?
然而,一般规律是,随着旅程的延续,兴奋递减,无聊递增。
我们从记事起就已经身在这趟名为“人生”的列车上了。一开始,我们并不关心它开往何处。孩子们不需要为人生安上一个目的,他们趴在车窗边,小脸蛋紧贴玻璃,窗外掠过的田野、树木、房屋、人畜无不可观,无不使他们感到新奇。无聊与他们无缘。
不知从何时起,车窗外的景物不再那样令我们陶醉了。这是我们告别童年的一个确切标志,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开始需要一个目的,而且往往也就有了一个也许清晰但多半模糊的目的。我们相信列车将把我们带往一个美妙的地方,那里的景物远比沿途优美。我们在心里悄悄给那地方冠以美好的名称,名之为“幸福”、“成功”、“善”、“真理”等等。
不幸的是,一旦我们开始憧憬一个目的,无聊便接踵而至。既然生活在远处,近处的就不是生活。既然目的最重要,过程就等而下之。我们的心飞向未来,只把身体留在现在,视正在经历的一切为必不可免的过程,耐着性子忍受。
列车在继续行进,但我们愈来愈意识到自己身寄逆旅,不禁暗暗计算日程,琢磨如何消磨途中的光阴。好交际者便找人攀谈,胡侃神聊,不厌其烦地议论天气、物价、新闻之类无聊话题。性情孤僻者则躲在一隅,闷头吸烟,自从无烟车厢普及以来,就只是坐着发呆、瞌睡、打呵欠。不学无术之徒掏出随身携带的通俗无聊小报和杂志,读了一遍又一遍。饱学之士翻开事先准备的学术名著,想聚精会神研读,终于读不进去,便屈尊向不学无术之徒借来通俗报刊,图个轻松。先生们没完没了地打扑克。太太们没完没了地打毛衣。凡此种种,雅俗同归,都是在无聊中打发时间,以无聊的方式逃避无聊。
当然,会有少数幸运儿因了自身的性情,或外在的机缘,对旅途本身仍然怀着浓厚的兴趣。一位诗人凭窗凝思,浮想联翩,笔下灵感如涌。一对妙龄男女隔座顾盼,两情款洽,眉间秋波频送。他们都乐在其中,不觉得旅途无聊。愈是心中老悬着一个遥远目的地的旅客,愈不耐旅途的漫长,容易百无聊赖。由此可见,无聊生于目的与过程的分离,乃是一种对过程疏远和隔膜的心境。孩子或者像孩子一样单纯的人,目的意识淡薄,沉浸在过程中,过程和目的浑然不分,他们能够随遇而安,即事起兴,不易感到无聊。商人或者像商人一样精明的人,有非常明确实际的目的,以此指导行动,规划过程,目的与过程丝丝相扣,他们能够聚精会神,分秒必争,也不易感到无聊。怕就怕既失去了孩子的单纯,又不肯学商人的精明,目的意识强烈却并无明确实际的目的,有所追求但所求不是太缥缈就是太模糊。“我只是想要,但不知道究竟想要什么。”这种心境是滋生无聊的温床。心中弥漫着一团空虚,无物可以填充。凡到手的一切都不是想要的,于是难免无聊了。

没有目的的旅行(2

舍近逐远似乎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大约正是目的意识在其中作祟。一座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如果出不去进不来,就感到无聊。这是达不到目的的无聊。一旦城里的人到了城外,城外的人到了城里,又觉得城外和城里不过尔尔。这是目的达到后的无聊。于是,健忘的人(我们多半是健忘的)折腾往回跑,陷入又一轮循环。等到城里城外都厌倦,是进是出都无所谓,更大的无聊就来临了。这是没有了目的的无聊。
超出生存以上的目的,大抵是想象力的产物。想象力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落脚点,目的便是这落脚点。我们乘着想象力飞往远方,疏远了当下的现实。一旦想象中的目的实现,我们又会觉得它远不如想象。最后,我们倦于追求一个目的了,但并不因此就心满意足地降落到地面上来。我们乘着疲惫的想象力,心灰意懒地盘旋在这块我们业已厌倦的大地上空,茫然四顾,无处栖身。
让我们回到那趟名为“人生”的列车上来。假定我们各自怀着一个目的,相信列车终将把我们带到心向往之的某地,为此我们忍受着旅途的无聊,这时列车的广播突然响了,通知我们列车并非开往某地,非但不是开往某地,而且不开往任何地方,它根本就没有一个目的地。试想一下,在此之后,不再有一个目的来支撑我们忍受旅途的无聊,其无聊更将如何?
然而,这正是我们或早或迟会悟到的人生真相。“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万物之灵也只是万物的一分子,逃不脱大自然安排的命运。人活一世,不过是到天地间走一趟罢了。人生的终点是死,死总不该是人生的目的。人生原本就是一趟没有目的的旅行。
鉴于人生本无目的,只是过程,有的哲人就教导我们重视过程,不要在乎目的。如果真能像孩子那样沉浸在过程中,当然可免除无聊。可惜的是,我们已非孩子,觉醒了的目的意识不容易回归混沌。莱辛说他重视追求真理的过程胜于重视真理本身,这话怕是出于一种无奈的心情,正因为过于重视真理,同时又过于清醒地看到真理并不存在,才不得已而返求诸过程。看破目的阙如而执著过程,这好比看破红尘的人还俗,与过程早已隔了一道鸿沟,至多只能做到貌合神离而已。
如此看来,无聊是人的宿命。无论我们期待一个目的,还是根本没有目的可期待,我们都难逃此宿命。在没有目的时,我们仍有目的意识。在无可期待时,我们仍茫茫然若有所待。我们有时会沉醉在过程中,但是不可能始终和过程打成一片。我们渴念过程背后的目的,或者省悟过程背后绝无目的时,我们都会对过程产生疏远和隔膜之感。然而,我们又被黏滞在过程中,我们的生命仅是一过程而已。我们心不在焉而又身不由己,这种心境便是无聊。
1991.1

等的滋味(1

人生有许多时光是在等中度过的。有千百种等,等有千百种滋味。等的滋味,最是一言难尽。不过,我不喜欢一切等。无论所等的是好事,坏事,好坏未卜之事,不好不坏之事,等总是无可奈何的。等的时候,一颗心悬着,这滋味不好受。
就算等的是幸福吧,等本身却说不上幸福。想象中的幸福愈诱人,等的时光愈难捱。例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自是一件美事,可是,性急的情人大约都像《西厢记》里那一对儿,“自从那日初时,想月华,捱一刻似一夏。”只恨柳梢日轮下得迟,月影上得慢。第一次幽会,张生等莺莺,忽而倚门翘望,忽而卧床哀叹,心中无端猜度佳人来也不来,一会儿怨,一会儿谅,那副神不守舍的模样委实惨不忍睹。我相信莺莺就不至于这么惨。幽会前等的一方要比赴的一方更受煎熬,就像惜别后留的一方要比走的一方更觉凄凉一样。那赴的走的多少是主动的,这等的留的却完全是被动的。赴的未到,等的人面对的是静止的时间。走的去了,留的人面对的是空虚的空间。等的可怕,在于等的人对于所等的事完全不能支配,对于其他的事又完全没有心思,因而被迫处在无所事事的状态。有所期待使人兴奋,无所事事又使人无聊,等便是混合了兴奋和无聊的一种心境。随着等的时间延长,兴奋转成疲劳,无聊的心境就会占据优势。如果佳人始终不来,才子只要不是愁得竟吊死在那棵柳树上,恐怕就只有在月下伸懒腰打呵欠的份了。
人等好事嫌姗姗来迟,等坏事同样也缺乏耐心。没有谁愿意等坏事,坏事而要等,是因为在劫难逃,实出于不得已。不过,既然在劫难逃,一般人的心理便是宁肯早点了结,不愿无谓拖延。假如我们所爱的一位亲人患了必死之症,我们当然惧怕那结局的到来。可是,再大的恐惧也不能消除久等的无聊。在《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一边守护着弥留之际的安德烈,一边在编一只袜子。她爱安德烈胜于世上的一切,但她仍然不能除了等心上人死之外什么事也不做。一个人在等自己的死时会不会无聊呢?这大约首先要看有无足够的精力。比较恰当的例子是死刑犯,我揣摩他们只要离刑期还有一段日子,就不可能一门心思只想着那颗致命的子弹。恐惧如同一切强烈的情绪一样难以持久,久了会麻痹,会出现间歇。一旦试图做点什么事填充这间歇,阵痛般发作的恐惧又会来破坏任何积极的念头。一事不做地坐等一个注定的灾难发生,这种等实在荒谬,与之相比,灾难本身反倒显得比较好忍受一些了。
无论等好事还是等坏事,所等的那个结果是明确的。如果所等的结果对于我们关系重大,但吉凶未卜,则又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时我们宛如等候判决,心中焦虑不安。焦虑实际上是由彼此对立的情绪纠结而成,其中既有对好结果的盼望,又有对坏结果的忧惧。一颗心不仅悬在半空,而且七上八下,大受颠簸之苦。说来可怜,我们自幼及长,从做学生时的大小考试,到毕业后的就业、定级、升迁、出洋等等,一生中不知要过多少关口,等候判决的滋味真没有少尝。当然,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悟性,就迟早会看淡浮世功名,不再把自己放在这个等候判决的位置上。但是,若非修炼到类似涅的境界,恐怕就总有一些事情的结局是我们不能无动于衷的。此刻某机关正在研究给不给我加薪,我可以一哂置之。此刻某医院正在给我的妻子动剖腹产手术,我还能这么豁达吗?到妇产科手术室门外去看看等候在那里的丈夫们的冷峻脸色,我们就知道等候命运判决是多么令人心焦的经历了。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难免会走到某几扇陌生的门前等候开启,那心情便接近于等在产科手术室门前的丈夫们的心情。

等的滋味(2

不过.我们一生中最经常等候的地方不是门前,而是窗前。那是一些非常窄小的小窗口,有形的或无形的,分布于商店、银行、车站、医院等与生计有关的场所,以及办理种种烦琐手续的机关衙门。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耐着性子,排着队,缓慢地向它们挪动,然后屈辱地侧转头颅,以便能够把我们的视线、手和手中的钞票或申请递进那个窄洞里,又摸索着取出我们所需要的票据文件等等。这类小窗口常常无缘无故关闭,好在我们的忍耐力磨练得非常发达,已经习惯于默默地无止境地等待了。
等在命运之门前面,等的是生死存亡,其心情是焦虑,但不乏悲壮感。等在生计之窗前面,等的是柴米油盐,其心情是烦躁,掺和着屈辱感。前一种等,因为结局事关重大,不易感到无聊。然而,如果我们的悟性足以平息焦虑,那么,在超脱中会体味一种看破人生的大无聊。后一种等,因为对象平凡琐碎,极易感到无聊,但往往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小无聊。
说起等的无聊,恐怕没有比逆旅中的迫不得已的羁留更甚的了。所谓旅人之愁,除离愁、乡愁外,更多的成分是百无聊赖的闲愁。譬如,由于交通中断,不期然被耽搁在旅途某个荒村野店,通车无期,举目无亲,此情此境中的烦闷真是难以形容。但是,若把人生比作逆旅,我们便会发现,途中耽搁实在是人生的寻常遭际。我们向理想生活进发,因了种种必然的限制和偶然的变故,或早或迟在途中某一个点上停了下来。我们相信这是暂时的,总在等着重新上路,希望有一天能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殊不知就在这个点上永远停住了。有些人渐渐变得实际,心安理得地在这个点上安排自己的生活。有些人仍然等啊等,岁月无情,到头来悲叹自己被耽误了一辈子。
那么,倘若生活中没有等,又怎么样呢?在说了等这么多坏话之后,我忽然想起等的种种好处,不禁为我的忘恩负义汗颜。
我曾经在一个农场生活了一年半。那是湖中的一个孤岛,四周只见茫茫湖水,不见人烟。我们在岛上种水稻,过着极其单调的生活。使我终于忍受住这单调生活的正是等——等信。每天我是怀着怎样殷切的心情等送信人到来的时刻啊,我仿佛就是为这个时刻活着的,尽管等常常落空,但是等本身就为一天的生活提供了色彩和意义。
我曾经在一间地下室里住了好几年。日复一日,只有我一个人。当我伏案读书写作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在等——等敲门声。我期待我的同类访问我,这期待使我感到我还生活在人间,地面上的阳光也有我一份。我不怕读书写作被打断,因为无需来访者,极度的寂寞早已把它们打断一次又一次了。
不管等多么需要耐心,人生中还是有许多值得等的事情的:等冬夜里情人由远及近的脚步声,等载着久别好友的列车缓缓进站,等第一个孩子出生,等孩子咿呀学语偶然喊出一声爸爸后再喊第二第三声,等第一部作品发表,等作品发表后读者的反响和共鸣……
可以没有爱情,但如果没有对爱情的憧憬,哪里还有青春?可以没有理解,但如果没有对理解的期待,哪里还有创造?可以没有所等的一切,但如果没有等,哪里还有人生?活着总得等待什么,哪怕是等待戈多。有人问贝克特,戈多究竟代表什么,他回答道:“我要是知道,早在剧中说出来了。”事实上,我们一生都在等待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生活就在这等待中展开并且获得了理由。等的滋味不免无聊,然而,一无所等的生活更加无聊。不,一无所等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无所等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等,等那个有所等的时刻到来。一个人到了连这样的等也没有的地步,就非自杀不可。所以,始终不出场的戈多先生实在是人生舞台的主角,没有他,人生这场戏是演不下去的。
人生唯一有把握不会落空的等是等那必然到来的死。但是,人人都似乎忘了这一点而在等着别的什么,甚至死到临头仍执迷不悟。我对这种情形感到悲哀又感到满意。
1991.1

天才的命运(1

1823年夏季,拜伦从热那亚渡海,向烽火四起的希腊进发,准备献身于他心目中圣地的解放战争。出发前夕,仿佛出于偶然,他给歌德捎去一张便函。歌德赋诗作答。拜伦还来得及写一封回信。这样,19世纪的两位诗坛泰斗,诗歌奥林匹斯山上的酒神和日神,终于赶在死神之前沟通了彼此的倾慕。
当时,歌德已是七十四岁高龄,在马里耶巴德最后一次堕入情网。德国魏玛小朝廷的这位大臣一生中不断恋爱,又不断逃避。他有许多顾忌,要维护他的责任、地位、声望和心理平衡。但是,他内心深处非常羡慕拜伦自由不羁的叛逆精神。这一回,他手中拿着拜伦的信,在拜伦形象的鼓舞下,决心向年仅十九岁的意中人求婚。
可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位使他鼓起勇气走向爱情的英国勋爵,此时尽管正当盛年,只有三十五岁,却已经厌倦了爱情,也厌倦了生命,决心走向死亡。不到一年,果然客死希腊。歌德是个老少年,而拜伦,如同他自己所说,是个年轻的老人。临终前,他告诉医生:“我对生活早就腻透了。你们挽救我的生命的努力是徒劳的。我来希腊,正是为了结束我所厌倦的生存。”
在拜伦的个性中,最触目惊心的特征便是这深入骨髓的厌倦病。他又把这个特征投射到创作中,从哈洛尔德到唐璜,他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患有这种病。他的妻子,那位有严格的逻辑头脑、被他讥称为“平行四边形公主”的安娜贝拉,关于他倒下过一句中肯的断语:“正是对单调生活的厌倦无聊,把这类心地最善良的人逼上了最危险的道路。”他自己也一再悲叹:“不论什么,只要能治好我这可恶的厌倦病就行!”为了逃避无聊,他把自己投入惊世骇俗的爱情、浪漫的旅行和狂热的写作之中。然而,这一切纵然使他登上了毁和誉的顶峰,仍不能治愈他的厌倦病。他给自己作总结:“我的一生多少是无聊的,我推测这是气质上的问题。”
气质上的问题——什么气质?怎么就无聊了?
无聊实在是一种太平常的情绪,世上大约没有谁不曾品尝过个中滋味。但是,无聊和无聊不同。有浅薄的无聊,也有深刻的无聊。前者犹如偶感风寒,停留在体表,很容易用随便哪种消遣将它驱除。后者却是一种浸透灵魂的毒汁,无药可治。拜伦患的就是这么一种致命的疾患。
叔本华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他把无聊看做欲望满足之后的一种无欲望状态,可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即使酒足饭饱的无聊,也并非纯粹的满足状态,这时至少还有一种未满足的欲望,便是对于欲望的欲望。完全无欲望是一种恬静状态,无聊却包含着不安的成分。人之所以无聊不是因为无欲望,而是因为不能忍受这无欲望的状态,因而渴望有欲望。何况除了肉体欲望之外,人还有精神欲望,后者实质上是无限的。这种无限的精神欲望尤其体现在像拜伦这样极其敏感的天性身上。他们内心怀着对精神事物的永不满足的欲求,由于无限的欲望不可能通过有限的事物获得满足,结果必然对一切业已到手的东西很容易感到厌倦。对他们来说,因为欲望不能满足而导致的痛苦和因为对既有事物丧失欲望而导致的无聊不是先后交替,而是同时并存的。他们的无聊直接根源于不满足,本身就具有痛苦的性质。拜伦自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恰尔德 ·哈洛尔德游记》中写道:“有一种人的灵魂动荡而且燃着火焰,它不愿在自己狭隘的躯壳里居停,却总喜欢作非分的幻想和憧憬……这种心灵深处的热狂,正是他和他的同病者们不可救药的致命伤。”我相信这种形而上的激情乃是一切天才的特质,而由于这种激情永无满足的希望,深刻的无聊也就是一切天才不能逃脱的命运了。

天才的命运(2

表面看来,歌德的个性和拜伦截然相反。然而,只要读一读《浮士德》便可知道,他们之间的相同处要远比相异处更多也更本质。浮士德就是一个灵魂永远不知满足的典型。“他在景仰着上界的明星,又想穷极着下界的欢狂,无论是在人间或是天上,没一样可满足他的心肠。”歌德让他用与拜伦描述哈洛尔德极其相似的语言如此自白:“我的心境总觉得有一种感情,一种烦闷,寻不出一个名字来把它命名。我便把我的心思向宇宙中驰骋,向一切的最高的辞藻追寻。我这深心中燃烧着的火焰,我便名之为无穷,为永恒。永恒,这难道是一种魔性的欺骗?”毫无疑问,在浮士德和哈洛尔德的灵魂中燃着的是同一种火焰,这同一种火焰逼迫他们去作相似的求索。
在“子夜”这一场,匮乏、罪过、患难都不能接近浮士德,唯独忧郁不召而来,挥之不去,致使浮士德双目失明。歌德的这个安排是意味深长的。忧郁是典型的拜伦式气质。歌德曾经表示:“我们需要刺激,没有它就不能抵御忧郁。”但是,一切不知满足的灵魂终归都逃脱不了忧郁,歌德通过浮士德的结局终于也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什么是忧郁呢?难道忧郁不正是激情和厌倦所生的孩子吗?
在拜伦身上,激情和厌倦都是一目了然的。歌德不同,他总是用理性来调节激情,抑制厌倦。不过,在他不知疲倦的广泛卓绝的活动背后,他的厌倦仍有蛛丝马迹可寻。他在七十岁时的一封信中针对自己写道:“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就感到世界是荒谬的,那么他怎么能再忍受四十年呢?”据说全凭他有一种天赋,即愿望。可是,“愿望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每天在愚弄我们。”难怪在他最亲近的人心目中,他是个厌世者、怀疑主义者。其实,老年歌德由衷地同情拜伦,同样透露了这一层秘密。
然而,最有力的证据还是要到他的作品中去寻找。在我看来,浮士德和靡非斯特都是歌德灵魂的化身。如果说拜伦的主人公往往集激情和厌倦于一身,那么,歌德却把他灵魂中的这两个方面分割开来,让浮士德代表永不满足的激情,靡非斯特代表看破一切的厌倦。浮士德和少女跳舞,迷恋于少女的美,唱道:“从前做过一个好梦儿,梦见一株苹果树,两颗优美的苹果耀枝头,诱我登上树梢去。”靡非斯特便和老妪跳舞,把这美的实质拆穿,唱道:“从前做过一个怪梦儿!梦见一株分杈树,有个什么东西在杈中,虽臭也觉有滋味。”浮士德凝望海潮涨落,偶然注意到:“波浪停止了,卷回海底,把骄傲地达到的目的抛弃,但时间一到,又重演同样的游戏。”对于这无意义的重复,浮士德感到苦闷,遂产生围海造田的念头,决心征服“奔放的元素的无目的的力”,靡非斯特却嘲笑说:“这在我并不是什么新闻,千百年来我已经把它认清。”浮士德不倦地创造,在他徒劳地想把握这创造的成果的瞬间,终于倒下死去,此时响起合唱:“已经过去了。”靡非斯特反驳道:“为什么说过去?过去和全无是同义词!永恒的创造毫无意义!凡创造物都被驱入虚无里!已经过去了——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就等于说,从来不曾有过。”对于浮士德的每一个理想主义行为,靡非斯特都在一旁作出虚无主义的注解。从靡非斯特对浮士德的嘲讽中,我们难道听不出歌德的自嘲?
过去等于全无。生命一旦结束,就与从来不曾活过没有区别。浮士德式的灵魂之所以要不安地寻求,其隐秘的动机正是为了逃脱人生的这种虚无性质。“永恒之女性,引我们飞升。”那个引诱我们不知疲倦地追求的女性,名字就叫永恒。但是,歌德说得明白,这个女性可不是凡间女子,而是天上的圣母、女神。所以,我们一日不升天,她对于我们就始终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幻影。
精神一面要逃避无常,企求永恒,另一面却又厌倦重复,渴慕新奇。在自然中,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绝对的变注定了凡胎肉身的易朽。相对的不变造就了日常生活的单调。所以,无常和重复原是自然为人生立的法则。但精神不甘于循此法则,偏要求绝对的不变——永恒,偏难忍相对的不变——重复,在变与不变之间陷入了两难。
其实,自然中并无绝对的重复。正如潮汐是大海的节奏一样,生命也有其新陈代谢的节奏。当生命缺乏更高的目的时,我们便把节奏感受为重复。重复之荒谬就在于它是赤裸裸的无意义。重复像是永恒的一幅讽刺画,简直使人对永恒也丧失了兴趣。对于那些不安的灵魂来说,重复比无常更不堪忍受。精神原是为逃脱无常而不倦地追求永恒,到后来这不倦的追求本身成了最大需要,以致当追求倦怠之时,为了逃脱重复,它就宁愿扑向无常,毁灭自己。歌德在回忆录里谈到,有个英国人为了不再每天穿衣又脱衣而上吊了。拜伦指出有一些狂人,他们宁可战斗而死,也不愿“捱到平静的老年,无聊而凄凉地死去”。许多大作家之所以轻生,多半是因为发现自己的创造力衰退,不能忍受生命愈来愈成为一种无意义的重复。无聊是比悲观更致命的东西,透彻的悲观尚可走向宿命论的平静或达观的超脱,深刻的无聊却除了创造和死亡之外别无解救之道。所以,悲观哲学家叔本华得以安享天年,硬汉子海明威却向自己的脑袋扳动了他最喜欢的那支猎枪的扳机。
但是,我要说,一个人能够感受到深刻的无聊,毕竟是幸运的。这是一种伟大的不满足,它催促人从事不倦的创造。尽管创造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深刻的无聊,但至少可以使人免于浅薄的无聊和浅薄的满足。真正的创造者是不会满足于自己既已创造的一切成品的。在我看来,一个人获得了举世称羡的成功,自己对这成功仍然不免发生怀疑和厌倦,这是天才的可靠标志。
1991.2

从“多余的人”到“局外人”(1

自古以来,人一直在向世界发出呼唤,并且一直从世界得到回答。事实上,人是把自己的呼唤的回声听成了世界的回答。可是,直到一个多世纪前,人才对此如梦初醒。于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拉开了帷幕。
一个能够回答人的呼唤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上帝。现在,世界沉默了,上帝死了。
当人的呼唤第一次得不到世界的回答,世界第一次对之报以毛骨悚然的沉默的时候,人发现自己遭到了遗弃。他像弃妇一样恸哭哀号,期望这号哭能打动世界的冰冷的心。但是,覆水难收,世界如此绝情,只有凄厉的哭声送回弃妇自己耳中。
这时候走来一位哲学家,他劝告人类:命运不可违抗,呼唤纯属徒劳,人应当和世界一同沉默,和上帝一同死去。
另一位哲学家反驳道:在一个沉默的世界上无望地呼唤,在一片无神的荒原上孤独地跋涉,方显出人的伟大。
渴求意义的人突然面对无意义的世界,首先表现出这两种心态:颓废和悲壮。它们的哲学代言人就是叔本华和尼采。
还有第三种心态:厌倦。
如果说颓废是听天由命地接受无意义,悲壮是慷慨激昂地反抗无意义,那么,厌倦则是一种既不肯接受、又不想反抗的心态。颓废者是奴隶,悲壮者是英雄,厌倦者是那种既不愿做奴隶、又无心当英雄的人,那种骄傲得做不成奴隶、又懒惰得当不了英雄的人。
厌倦是一种混沌的情绪,缺乏概念的明确性。所以,它没有自己的哲学代言人。它化身为文学形象登上19世纪的舞台,这就是俄国作家笔下的一系列“多余的人”的形象。“多余的人”是拜伦的精神后裔,这位英国勋爵身上的一种气质通过他们变成了一个清楚的文学主题。
我把厌倦看做无聊的一种形态。这是一种包含激情的无聊。“多余的人”是一些对于意义非常在乎的人,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他们所寻求的意义。当世人仍然满足于种种既有的生活价值时,他们却看透了这些价值的无价值。因此,他们郁郁寡欢,落落寡合,充满着失落感,仿佛不是他们否定了既有的意义,倒是他们自己遭到了既有意义的排斥。这个世界是为心满意足的人准备的,没有他们的位置。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
从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出版、第一个“多余的人”形象毕巧林诞生之日起,恰好过了一个世纪,加缪的《局外人》问世。如果把默尔索对于世间万事的那种淡漠心态也看做一种无聊,那么,这已经是一种不含激情的无聊了。从“多余的人”到“局外人”,无聊的色调经历了由暖到冷的变化。
人一再发出呼唤,世界却固执地保持沉默。弃妇心头的哀痛渐渐冷却,不再发出呼唤。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负心汉,因为负心犹未越出可理解的范围。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可理解,它没有心,它是一堆石头。人终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荒谬的世界。
笼罩19世纪的气氛是悲剧性的,人们在为失落的意义受难。即使是叔本华式的悲观哲学家,对于意义也并非不在乎,所以才力劝人们灭绝生命的激情,摆脱意义的困惑。然而,悲观主义又何尝不是一种激情呢。到了20世纪,荒诞剧取代了悲剧。对于一个荒谬的世界,你有什么可动感情的?“局外人”不再是意义世界的逐儿,他自己置身于意义世界之外,彻底看破意义的无意义,冷眼旁观世界连同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遭际。不能说“局外人”缺乏感情,毋宁说他已经出离感情范畴的评判了。

从“多余的人”到“局外人”(2

试以毕巧林和默尔索为例作一个比较。
爱情从来是最重要的生活价值之一。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厌倦爱情的人必定厌世。毕巧林确实厌倦了。他先是厌倦了交际场上那些贵妇人的爱情。“我熟悉这一切——而这便是使我感到枯燥乏味的原因。”后来他和一个土司的女儿相爱,但也只有几天新鲜。“这蛮女的无知和单纯,跟那贵妇人的妖媚同样使人厌倦。”他在爱情中寻求新奇,感到的却总是重复。他不可能不感到重复。厌食症患者吃什么都一个味。
然而,这个厌食症患者毕竟还有着精神的食欲,希望世上有某种食物能使他大开胃口。对于毕巧林来说,爱情是存在的,只是没有一种爱情能使他满足而已。默尔索却压根儿不承认有爱情这回事。他的情妇问他爱不爱她,他说这话毫无意义。毕巧林想做梦而做不成,默尔索根本不做梦。
毕巧林对于爱情还只是厌倦,对于结婚则简直是深恶痛绝了:“不论我怎样热烈地爱一个女人,只要她使我感到我应当跟她结婚——再见吧,爱情!我的心就变成一块顽石,什么都不会再使它温暖。”这种鲜明态度极其清楚地表明,毕巧林还是在守卫着什么东西,他内心是有非常执著的追求的。他厌倦爱情,是因为爱情不能满足这种追求。他痛恨结婚,是因为结婚必然扼杀这种追求。他终究是意义世界中的人。
默尔索对结婚抱完全无所谓的态度。他没有什么要守卫的,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的情妇问他愿不愿结婚,他说怎么都行,如果她想,就可以结。情妇说结婚可是件大事,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由于他否认爱情的存在,他已经滤净了结婚这件事的意义内涵,剩下的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空洞形式。在他眼里,他结不结婚是一件和他自己无关的事情。他是他自己婚姻的“局外人”。
其实,何止婚姻,他的一切生活事件,包括他的生死存亡,都似乎与他无关。他甚至是他自己的死的“局外人”。他糊里糊涂地杀了一个人(因为太阳晒得他发昏!),为此被判死刑。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觉得自己在看一场别人的官司,费了一番力气才明白他自己是这一片骚动的起因。检察官声色俱厉地控诉他,他感到厌烦,只有和全局无关的某些片言只语和若干手势还使他感到惊奇。律师辩护时,他注意倾听的是从街上传来的一个卖冰棍小贩的喇叭声。对于死刑判决,他的想法是:“假如要死,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这都无关紧要。”他既不恋生,也不厌生,既不惧怕死,也不渴求死,对生死只是一个无动于衷。
毕巧林对于生死却是好恶分明的。不过,他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厌生慕死。他的朋友说:“迟早我要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死去。”他补上一句:“在一个极龌龊的夜晚我有过诞生的不幸。”他寻衅和人决斗,抱着这样的心情等死:“我就像一个在跳舞会上打呵欠的人,他没有回家睡觉,只是因为他的马车还没有来接他罢了。”对死怀着一种渴望的激情,正是典型的浪漫情调。和默尔索相比,毕巧林简直是个乳臭未干的理想主义者。
毕巧林说:“一切在我都平淡无味。”他还讲究个味儿。他心中有个趣味标准,以之衡量一切。即使他厌倦了一切,至少对厌倦本身并不厌倦。莱蒙托夫承认,在他的时代,厌倦成了一种风尚,因而“大多数真正厌倦的人们却努力藏起这种不幸,就像藏起一种罪恶似的。”可见在“多余的人”心目中,真正的厌倦是很珍贵的,它是“当代英雄”的标志,他们借此而同芸芸众生区别开来了。这多少还有点在做戏。“局外人”则完全脱尽了戏剧味和英雄气。默尔索只是淡漠罢了,他对自己的淡漠也是淡漠的,从未感到自己有丝毫的与众不同。
“多余的人”厌倦平静和同一,渴求变化和差异。对于他们来说,变化和差异是存在的,他们只是苦于自己感觉不到。“局外人”却否认任何变化和差异,所以也谈不上去追求。默尔索说:“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本来,意义才是使生活呈现变化和差异的东西。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一切都没有意义,当然也就无所谓变化和差异了。他甚至设想,如果让他一辈子住在一棵枯树干里,除了抬头看流云之外无事可干,他也会习惯的。这棵枯树干不同于著名的第欧根尼的桶,它不是哲人自足的象征,而是人生无聊的缩影。在默尔索看来,住在枯树干里等白云飘来,或者住在家里等情人幽会,完全是一回事。
那么,“局外人”是否就全盘接受世界的无意义了呢?在他的淡漠背后,当真不复有一丝激情了吗?不,我不相信。也许,置身局外这个行为把无意义本身也宣判为无意义了,这便是一种反抗无意义的方式。也许,淡漠是一种寓反抗于顺从的激情。世上并无真正的“局外人”,一切有生终归免不了有情。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上,人仍然有可能成为英雄。我们果然听到加缪赞美起“荒谬的英雄”西绪弗斯以及他的激情和苦难了。
1991.2

回归简单的生活

除夕之夜,鞭炮声大作。我躲进了我的小屋。这是我最容易感到寂寞无聊的时候。不过,这种感觉没什么不好。
我的趣味一向是,寂寞比热闹好,无聊比忙碌好。寂寞是想近人而无人可近,无聊是想做事而无事可做。然而,离人远了,离神就近了。眼睛不盯着手头的事务,就可以观赏天地间的奥秘了。人生诚然难免寂寞无聊,但若真的免去了它们,永远热闹,永远忙碌,岂不更可怕?
现代人差不多是到了永远热闹忙碌的地步。奇怪的是,寂寞无聊好像不但没有免去,反而有增无减。整个现代生活就像是一场为逃避寂寞制造出来的热闹,为逃避无聊制造出来的忙碌。可是,愈怕鬼,鬼愈来,鬼就在自己心中。
看到书店出售教授交际术成功术之类的畅销书,我总感到滑稽。一个人对某个人有好感,和他或她交了朋友,或者对某件事感兴趣,想方设法把它做成功,这本来都是自然而然的。不熟记要点就交不了朋友,不乞灵秘诀就做不成事业,可见多么缺乏真情感真兴趣了。但是,没有真情感,怎么会有真朋友呢?没有真兴趣,怎么会有真事业呢?既然如此,又何必孜孜于交际和成功?这样做当然有明显的功利动机,但那还是比较表面的,更深的原因是精神上的空虚,于是急于找捷径躲到人群和事务中去。我不知道其效果如何,只知道如果这样的交际家走近我身旁,我一定会更感寂寞,如果这样的成功者站在我面前,我一定会更觉无聊的。
人活世上,有时难免要有求于人和违心做事。但是,我相信,一个人只要肯约束自己的贪欲,满足于过比较简单的生活,就可以把这些减少到最低限度。远离这些麻烦的交际和成功,实在算不得什么损失,反而受益无穷。我们因此获得了好心情和好光阴,可以把它们奉献给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真正感兴趣的事,而首先是奉献给自己。对于一个满足于过简单生活的人,生命的疆域是更加宽阔的。
曾经有一个时期,人类过着极其平静单调的生活。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一定会认为那种生活难以忍受。可是,我们很少听说我们的祖先曾经抱怨寂寞,叹息无聊。要适应简单的生活,必须有一颗淳朴的心。我承认我也是一个现代人,已经没有那样淳朴的心,因而适应不了那样简单的生活了。不过,我想,我至少能做到,当我寂寞无聊的时候,尽量忍受,绝不逃避。我不到电视机前去呆坐,不到娱乐厅去玩电子游戏,不去酒吧陪时髦的先生或小姐喝高级饮料,宁肯陪我的无聊多坐一会儿。我要尽量平静地度寂寞的时光,尽量从容地品尝无聊的滋味,也许这正是一个回归简单生活的机会。
照理说,生命如此短暂,想做的事根本做不完,应该没有工夫感到无聊。单说读书,读某一类书,围绕某一个专题读,就得搭进去一辈子的光阴。然而,我宁愿少读点书,多留点时间给无聊。一个人只要不讨厌自己,是不该怕无聊的。不读别的书,正好仔细读自己的灵魂这本书。我可不愿意到了垂暮之年,号称读书破万卷,学问甲天下,自己的灵魂这本书却未曾翻开过。如果那样,我会为自己白活一场而死不瞑目的。
新年伊始,我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愿望。我希望在离城市很远的地方有一间自己的屋子,里面只摆几件必要的家具,绝对不安电话,除了少数很亲密又很知趣的朋友外,也不给人留地址,我要在那里重新学会过简单的生活。至于说像梭罗那样在风景优美的湖滨筑屋幽居,那可是我不敢抱的奢望。
1991.2

告别遗体的队伍

那支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缓慢地、肃穆地向前移动着。我站在队伍里,胸前别着一朵小白花,小白花正中嵌着我的照片,别人和我一样,也都佩戴着嵌有自己的照片的小白花。
钟表奏着单调的哀乐。
这是永恒的仪式,我们排着队走向自己的遗体,同它作最后的告别。
我听见有人哭泣着祈祷:“慢些,再慢些。”
可等待的滋味是最难受,哪怕是等待死亡,连最怕死的人也失去耐心了。女人们开始结毛衣,拉家常。男人们互相递烟,吹牛,评论队伍里的漂亮女人。那个小伙子伸手触一下排在他前面的姑娘的肩膀,姑娘回头露齿一笑。一位画家打开了画夹。一位音乐家架起了提琴。现在这支队伍沉浸在一片生气勃勃的喧闹声里了。
可怜的人啊,你们在走向死亡!
我笑笑:我没有忘记。这又怎么样呢?生命害怕单调甚于害怕死亡,仅此就足以保证它不可战胜了。它为了逃避单调必须丰富自己,不在乎结局是否徒劳。

哲学家和他的妻子

哲学家爱流浪,他的妻子爱定居。不过,她更爱丈夫,所以毫无怨言地跟随哲学家浪迹天涯。每到一地,找到了临时住所,她就立刻精心布置,仿佛这是一个永久的家。
“住这里是暂时的,凑合过吧!”哲学家不以为然地说。
她朝丈夫笑笑,并不停下手中的活。不多会儿,哲学家已经舒坦地把身子埋进妻子刚安放停当的沙发里,吸着烟,沉思严肃的人生问题了。
我忍不住打断哲学家的沉思,说道:“尊敬的先生,别想了,凑合过吧,因为你在这世界上的居住也是暂时的!”
可是,哲学家的妻子此刻正幸福地望着丈夫,心里想:“他多么伟大啊……”

幸福的西绪弗斯

西绪弗斯被罚推巨石上山,每次快到山顶,巨石就滚回山脚,他不得不重新开始这徒劳的苦役。听说他悲观沮丧到了极点。
可是,有一天,我遇见正在下山的西绪弗斯,却发现他吹着口哨,迈着轻盈的步伐,一脸无忧无虑的神情。我生平最怕见到大不幸的人,譬如说身患绝症的人,或刚死了亲人的人,因为对他们的不幸,我既不能有所表示,怕犯忌,又不能无所表示,怕显得我没心没肺。所以,看见西绪弗斯迎面走来,尽管不是传说的那副凄苦模样,深知他的不幸身世的我仍感到局促不安。
没想到西绪弗斯先开口了,他举起手,对我喊道:
“喂,你瞧,我逮了一只多漂亮的蝴蝶!”
我望着他渐渐远逝的背影,不禁思忖:总有些事情是宙斯的神威鞭长莫及的,那是一些太细小的事情,在那里便有了西绪弗斯(和我们整个人类)的幸福。

从一而终的女人

“先生,我的命真苦,我这一生是完完全全失败了。我羡慕您,如果可能,我真想和您交换人生。”
“老婆总是人家的好。”
“您这是什么意思?”
“听说你和你老婆过得不错。”
“我们不比你们开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好歹得过一辈子,不兴离婚的。我不跟她好好过咋办?”
“人生就是一个从一而终的女人,你不妨尽自己的力量打扮她,引导她,但是,不论她终究成为什么样子,你好歹得爱她!”

诗人的花园

诗人想到人生的虚无,就痛不欲生。他决定自杀。他来到一片空旷的野地里,给自己挖了一个坟。他看这坟太光秃,便在周围种上树木和花草。种啊种,他渐渐迷上了园艺,醉心于培育各种珍贵树木和奇花异草,他的成就也终于遐迩闻名,吸引来一批又一批的游人。
有一天,诗人听见一个小女孩问她的妈妈:
“妈妈,这是什么呀?”
妈妈回答:“我不知道,你问这位叔叔吧。”
小女孩的小手指着诗人从前挖的那个坟坑。诗人脸红了。他想了想,说:“小姑娘,这是叔叔特意为你挖的树坑,你喜欢什么,叔叔就种什么。”
小女孩和她的妈妈都高兴地笑了。
我知道诗人在说谎,不过,这一回,我原谅了他。

与上帝邂逅

我梦见上帝,他刚睡醒,正蹲在一条小溪边刷牙。这使我感到狼狈,因为白天我还对学生们发议论,说上帝并不存在,他是人的一个梦,没有这个梦,人生就太虚幻了。可现在他明明蹲在那里刷牙。我想躲开,不料上帝已经瞥见了我。
“小伙子,别溜,”他狡猾地一笑,说道:“仔细瞧瞧,我是你的一个梦吗?”
看我不开口,他接着说:“正相反,这个世界,你们人类,连同你,都是我的一个梦!”
这话惹恼了我,我鼓起勇气反驳:“现在你睡醒了,不做梦了,怎么我还在?”
“我还没太睡醒,”他边说边直起身来,伸着懒腰,“等我全醒了,你看还有没有你……”
我忽然觉得我正在变得稀薄,快要消失,心里一惊,从梦中醒了。

第二天上课时,我告诉学生们,幸亏上帝是人的一个梦,如果他真的存在,人生也太虚幻了。

潘多拉的盒子

宙斯得知普罗米修斯把天上的火种偷给了人类,怒不可遏,决定惩罚人类。他下令将女人潘多拉送到人间,并让她随身携带一只密封的盒子作为嫁妆。
我相信新婚之夜发生的事情十分平常。潘多拉受好奇心的驱使,打开了那只盒子,发现里面空无一物,又把它关上了。
可是,男人们却对此传说纷纭。他们说,那天潘多拉打开盒子时,从盒里飞出许多东西,她赶紧关上,盒里只剩下了一样东西。他们一致认为那剩下的东西是希望。至于从盒里飞出了什么东西,他们至今还在争论不休。
有的说:从盒里飞出的全是灾祸,它们撒遍人间,幸亏希望留在我们手中,使我们还能忍受这不幸的人生。
有的说:从盒里飞出的全是幸福,它们逃之夭夭,留在我们手中的希望只是空洞骗人的幻影。
宙斯在天上听到男人们悲观的议论,得意地笑了,他的惩罚已经如愿实施。
天真的潘多拉听不懂男人们的争论,她兀自想道:男人真讨厌,他们对于我的空盒子说了这么多深奥的话,竟没有人想到去买些首饰和化妆品来把它充实。

基里洛夫自杀

基里洛夫自杀了。据说他在自杀前曾经宣布:“人为了活下去,不自杀,发明了一个上帝。可是我知道并没有上帝,也不可能有,现在我怎么还能活下去?”这么说,他是一个形而上的自杀者了。
然而,我不相信一种哲学认识能够摧毁一个人的求生本能。而只要求生本能犹存,在这世界还有所爱恋,一个人就不会单单因为一种哲学原因自杀。即使对终极价值的信仰已经破灭,他还会受求生本能的驱使,替自己建立起一些非终极的价值,并依靠它们生存下去。
那么,基里洛夫究竟为何自杀呢?我以法官的身份传讯了此案的唯一证人陀思妥耶夫斯基。
“法官先生,”陀思妥耶夫斯基作证道,“我承认基里洛夫只是我的虚构。可是,难道您不认为,生命若没有永恒作担保,它本身是不值得坚持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自杀呢?”
“基里洛夫已经代我这样做了。”
我恍然大悟:原来,一切悲观哲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形而下的世界上活下去,是因为他们都物色替身演员代替他们在形而上的舞台上死了—回。

抉择

一个农民从洪水中救起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却被淹死了。
事后,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他做得对,因为孩子可以再生一个,妻子却不能死而复活。有的说他做错了,因为妻子可以另娶一个,孩子却不能死而复活。
我听了人们的议论,也感到疑惑难决:如果只能救活一人,究竟应该救妻子呢,还是救孩子?
于是我去拜访那个农民,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他答道:“我什么也没想。洪水袭来,妻子在我身边,我抓住她就往附近的山坡游。当我返回时,孩子已经被洪水冲走了。”
归途上,我琢磨着农民的话,对自己说:所谓人生的重大抉择岂非多半如此?

罪犯

一个老实汉子进城,正遇上警察抓小偷,被误抓了起来。审讯时,法官厉声喝道:“你犯了什么罪?从实招来!”
汉子答:“小的不曾犯罪。”
法官冷笑道:“你不曾犯罪,为何偏偏抓你,不抓别人?”
汉子无言以对,于是被定罪,判了一年监禁。
刑满释放后,汉子回到村里,依然老实种地。但他从此遭到了众人的唾弃,连小偷见了也要朝他的背影啐一口唾沫,骂道:“呸,罪犯!”

十一 医生、巫婆和佛陀

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患了绝症,只有三个月活了,但他不甘心。
第一个月,他怀着一线希望去找医生,因为他首先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他恳求医生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手段挽救他的生命。医生照例开了药方,并直言奉告,说这些药只能暂时止痛,不能治病,因为他患的是不治之症。
第二个月,他怀着一点侥幸去找巫婆。既然科学不能救他,他就只好指望他一向斥之为迷信的巫术创造奇迹。巫婆口中念念有词,举手在他头顶上比划一阵,然后预言他必能渡过难关。可惜这预言没有灵验,他的病愈发严重了。
第三个月,他自知大限临头,难逃一死,便怀着一颗绝望的心去找佛陀。在这个没有奇迹的世界上,除了哲学和宗教,还有什么能安慰一个濒死的人呢?听佛陀宣讲了一番四谛、八正道的教理之后,他终于在似是而非的彻悟中瞑目而死了。

十二 生命的得失

一个婴儿刚出生就夭折了。一个老人寿终正寝了。一个中年人暴亡了。他们的灵魂在去天国的途中相遇,彼此诉说起了自己的不幸。
婴儿对老人说:“上帝太不公平,你活了这么久,而我却等于没活过。我失去了整整一辈子。”
老人回答:“你几乎不算得到了生命,所以也就谈不上失去。谁受生命的赐予最多,死时失去的也最多。长寿非福也。”
中年人叫了起来:“有谁比我惨!你们一个无所谓活不活,—个已经活够数,我却死在正当年。把生命曾经赐予的和将要赐予的都失去了。”
他们正谈论着,不觉到达天国门前,一个声音在头顶响起:
“众生啊,那已经逝去的和未曾到来的都不属于你们,你们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三个灵魂齐声喊道:“主啊,难道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最不幸的人吗?”
上帝答道:“最不幸的人不止一个,你们全是,因为你们全都自以为所失最多。谁受这个念头折磨,谁的确就是最不幸的人。”

十三 寻短见的少妇

夏天的傍晚,一个美丽的少妇投河自尽,被正在河中划船的白胡子艄公救起。
“你年纪轻轻,为何寻短见?”艄公问。
“我结婚两年,丈夫就遗弃了我,接着孩子又病死。您说,我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少妇哭诉道。
“两年前你是怎么过的?”艄公又问。
少妇的眼睛亮了:“那时我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那时你有丈夫和孩子吗?”
“当然没有。”
“那么,你不过是被命运之船送回到了两年前。现在你又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了。请上岸吧。”
话音刚落,少妇已在岸上,艄公则不知去向。少妇恍若做了一个梦,她揉了揉眼睛,想了想,离岸走了。她没有再寻短见。

十四 流浪者和他的影子

命运如同一个人的影子,有谁能够摆脱自己的影子呢?
可是,有一天,一个流浪者对于自己的命运实在不堪忍受,便来到一座神庙,请求神允许他和别人交换命运。神说:“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对自己命运完全满意的人,你就和他交换吧。”
按照神的指示,流浪者出发去寻找了。他遍访城市和乡村,竟然找不到一个对自己命运完全满意的人。凡他遇到的人,只要一说起命运,个个摇头叹息,口出怨言。甚至那些王公贵族,达官富豪,名流权威,他们的命运似乎令人羡慕,但他们自己并不满意。事实上,世人所见的确只是他们的命运之河的表面景色,底下许多阴暗曲折唯有他们自己知道。
流浪者终于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和他交换命运的人。直到今天,他仍然拖着他自己的影子到处流浪。

十五 白兔和月亮

在众多的兔姐妹中,有一只白兔独具审美的慧心。她爱大自然的美,尤爱皎洁的月色。每天夜晚,她来到林中草地,一边无忧无虑地嬉戏,一边心旷神怡地赏月。她不愧是赏月的行家,在她的眼里,月的阴晴圆缺无不各具风韵。
于是,诸神之王召见这只白兔,向她宣布了一个慷慨的决定:
“万物均有所归属。从今以后,月亮归属于你,因为你的赏月之才举世无双。”
白兔仍然夜夜到林中草地赏月。可是,说也奇怪,从前的闲适心情一扫而光了,脑中只绷着一个念头:“这是我的月亮!”她牢牢盯着月亮,就像财主盯着自己的金窖。乌云蔽月,她便紧张不安,唯恐宝藏丢失。满月缺损,她便心痛如割,仿佛遭了抢劫。在她的眼里,月的阴晴圆缺不再各具风韵,反倒险象迭生,勾起了无穷的得失之患。
和人类不同的是,我们的主人公毕竟慧心未灭,她终于去拜见诸神之王,请求他撤销了那个慷慨的决定。

十六 孪生兄弟

生和死是一对孪生兄弟。死对他的哥哥眷恋不舍,生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可是,生却讨厌他的这个弟弟,避之唯恐不及。尤其使他扫兴的是,往往在举杯纵饮的时候,死突然出现了,把他满斟的酒杯碰落在地,摔得粉碎。

“你这个冤家,当初母亲既然生我,又何必生你,既然生你,又何必生我!”生绝望地喊道。
“好哥哥,别这么说。没有我,你岂不寂寞?”死心平气和地说。
“永远不!”
“可是你想想,如果没有我和你竞争,你的享乐有何滋味?如果没有我与你同台演出,你的戏剧岂能精彩?如果没有我给你灵感,你心中怎会涌出美的诗歌,眼前怎会展现美的图画?”
“我宁可寂寞,也不愿见到你!”
“好哥哥,这可办不到。母亲怕你寂寞,才嘱我陪伴你。我这个孝子怎能不从母命?”
于是生来到大自然母亲面前,请求她把可恶的弟弟带走,别让他再纠缠自己。然而,大自然是一位大智大慧的母亲,决不迁就儿子的任性。生只好服从母亲的安排,但并不领会如此安排的好意,所以对死始终怀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怨恨心情。

十七 小公务员的死

某机关有一个小公务员,一向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有一天,他忽然得到通知,一位从未听说过的远房亲戚在国外死去,临终指定他为遗产继承人。那是一爿价值万金的珠宝商店。小公务员欣喜若狂,开始忙碌地为出国做种种准备。待到一切就绪,即将动身,他又得到通知,一场大火焚毁了那爿商店,珠宝也丧失殆尽。小公务员空欢喜一场,重返机关上班。但他似乎变了一个人,整日愁眉不展,逢人便诉说自己的不幸。
“那可是一笔很大的财产啊,我一辈子的薪水还不及它的零头呢。”他说。
同事们原先都嫉妒得要命,现在一齐怀着无比轻松的心情陪着他叹气。唯有一个同事非但不表同情,反而嘲笑他自寻烦恼。
“你不是和从前一样,什么也没有失去吗?”那个同事问道。
“这么一大笔财产,竟说什么也没有失去!”小公务员心疼得叫起来。
“在一个你从未到过的地方,有一爿你从未见过的商店遭了火灾,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可那是我的商店呀!”
那个同事哈哈大笑,于是被别的同事—致判为幸灾乐祸的人。据说不久以后,小公务员死于忧郁症。

十八 姑娘和诗人

一个姑娘爱上了一个诗人。姑娘富于时代气息,所以很快就委身于诗人了。诗人以讴歌女性和爱情闻名于世,然而奇怪,姑娘始终不曾听到他向她表白爱情。有一天,她终于问他:“你爱我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答道:
“这个问题,或者是不需要问的,或者是不应该问的。”
姑娘豁然了。不久后,诗人收到她寄来的绝交信,只有一句话:
“你的那些诗,或者是不需要写的,或者是不应该写的。”
但诗人照旧写他的爱情诗,于是继续有姑娘来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

十九 幸免者的哄笑

我们排成整齐的横队。队列的正前方,一个长官手持测笑器,威严地盯视着我们。思考着这整个可笑的场面,我憋不住想笑,可是我不敢。谁若被测笑器测出一丝笑容,就得自动走出队列,脱下裤子,接受五十皮鞭的处罚。
我用双眼的余光窥视左右,发现队伍里个个都憋着笑,但个个都拼命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容。确实不是闹着玩的,谁也不能担保自己不成为那个倒霉鬼。
突然,听见长官厉声喊我的名字,我顿知事情不妙,机械地迈步走出队列。这时候,我的背后爆发出了一阵哄笑。回过头去,只见队伍里个个都用幸灾乐祸的眼光看着我。这使我愤怒了。我记得我并没有笑,而这些可怜虫,他们自己不也随时有可能无辜受罚吗?
“我没有笑!”我抗议,
然而长官却不分青红皂白,命令我脱裤子。我拒绝了。长官大怒,当即改判我死刑,在一片哄笑声中向我举起了手枪。
砰的一声,我醒了。原来是个梦。最近我老做噩梦。

二十 无赖的逻辑

无赖向朋友借了一笔钱。三天后,朋友催他还钱,他义愤填膺地叫喊起来:
“你怎么这样计较,才几天,就来逼债?”
朋友尴尬一笑,按下不提。三年后再催还,无赖又义愤填膺地叫喊起来:
“你怎么这样计较,多久了,还念念不忘?”
无赖终于没有还钱,并且逢人便说他的这位朋友多么吝啬计较,不够朋友。他愈说愈气愤,最后庄严宣告,他业已和如此不配做他的朋友的人断交。

二十一 落难的王子

有一个王子,生性多愁善感,最听不得悲惨的故事。每当左右向他禀告天灾人祸的消息,他就流着泪叹息道:“天哪,太可怕了!这事落到我头上,我可受不了!”
可是,厄运终于落到了他的头上。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中,他的父王被杀,母后受辱自尽,他自己也被敌人掳去当了奴隶,受尽非人的折磨。当他终于逃出虎口时,他已经身罹残疾,从此以后流落异国他乡,靠行乞度日。
我是在他行乞时遇到他的,见他相貌不凡,便向他打听身世。听他说罢,我早已泪流满面,发出了他曾经发过的同样的叹息:
“天哪,太可怕了!这事落到我头上,我可受不了!”
谁知他正色道——
“先生,请别说这话。凡是人间的灾难,无论落到谁头上,谁都得受着,而且都受得了,——只要他不死。至于死,就更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落难的王子拄着拐杖远去了。有一天,厄运也落到了我的头上,而我的耳边也响起了那熟悉的叹息:
“天哪,太可怕了……”

二十二 执迷者悟

佛招弟子,应试者有三人,一个太监,一个嫖客,一个疯子。
佛首先考问太监:“诸色皆空,你知道吗?”
太监跪答:“知道。学生从不近女色。”
佛一摆手:“不近诸色,怎知色空?”
佛又考问嫖客:“悟者不迷,你知道吗?”
嫖客嬉皮笑脸答:“知道,学生享尽天下女色,可对哪个婊子都不迷恋。”
佛一皱眉:“没有迷恋,哪来觉悟?”
最后轮到疯子了。佛微睁慧眼,并不发问,只是慈祥地看着他。
疯子捶胸顿足,凄声哭喊:“我爱!我爱!”
佛双手合十:“善哉,善哉。”
佛收留疯子做弟子,开启他的佛性,终于使他成了正果。

二十三 清高和嫉妒

两个朋友在小酒店里喝酒,聊起了他们的一个熟人。
在任何世道,小人得志、下流胚走运是寻常事。他们的这个熟人既然钻营有术,理应春风得意。他升官、发财、成名、留洋,应有尽有。还有一打左右的姑娘向他奉献了可疑的贞操和可靠的爱情,——姑娘们从来都真心诚意地热爱成功的男人。
其中一个朋友啪地放下酒杯,激动地说:“我打心眼里蔑视这种人!”接着有力地抨击了世风的败坏和人心的堕落,雄辩地论证了精神生活的高贵和身外之物的卑俗。最后,尽管他对命运的不公大表义愤,但仍以哲学家的风度宣布他爱他的贫困寂寞的命运。
显然,他是一个非常清高的人。由于他的心灵暗暗受着嫉妒的折磨,更使他的清高有了一种悲剧色彩。
另一个朋友慢慢呷着杯里的酒,懒洋洋地问道:“可是,那个家伙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二十四 诺亚的子孙

上帝降下大洪水,毁灭了罪恶的人类。只有诺亚得到赦免,他驾着方舟,带着妻小,漂流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等待大洪水退落的那一天。
上帝许诺,陆地将重新露出海面。所以,诺亚的内心是充实的,他的漂流是有目的的。
可是,对于上帝反复无常的脾性,我实在太了解了。我不得不假定,上帝后来改变了心思。撒手不管,听凭洪水滔滔不再退落。诺亚继续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漂流,但他的漂流已经没有目的,他所期待的陆地已经永远沉落,他的内心唯有悲凉和绝望。
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直到今天,我们,诺亚的子孙们,每人依然驾着自己的方舟——自己的人生,在茫茫宇宙之海上漂流,徒劳地寻找着一小块可以停靠的陆地。

二十五 微不足道的事情

有一个善于反省的人,在他生命中的某一天,突然省悟到自己迄今所做的全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他想到生命的短暂,不禁为自己虚度了宝贵的光阴而痛心。于是他暗暗发誓,从此一定要万分珍惜光阴,用剩余的生命做成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情。
许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这位朋友始终忠于自己的誓言,不做任何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一直在寻找那件足以使他感到不虚此生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可是,他没有找到。生命太宝贵了,无论用它来做什么都有点儿可惜。结果,他什么事也没有做,既没有做微不足道的事情,也没有做最有价值的事情。而他的宝贵的生命,却照样在这无所事事中流逝而去。
终于有一天,他又一次反省自己,不愿再这样无所事事地生活;人活着总得做点什么,既然找不到最有价值的事情,就只好做微不足道的事情。所以,现在他怀着一种宿命的安乐心情做着种种微不足道的事情。

二十六 想不明白的问题

一个异乡人走在一座城市里,脑中想着拯救、永恒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一条偏僻的街道上。一群流氓突然包围了他,用拳头和棍棒把他打翻在地。他们搜遍他的衣服,找不到他们所想要的钱财。他们又用铁器撬开他的嘴巴,发现嘴里没有他们所想要的金牙。于是,他们气急败坏地责问他:“你究竟有什么?”
“我有许多想不明白的问题。”他抱歉地回答。
“哈哈,想不明白的问题对谁都没有用!”他们发出一阵狂笑,然后拔出匕首,割断了他的喉管。离去前,他们还对他的尸体甩下一句幸灾乐祸的话:“现在,你已经没有任何想不明白的问题了。”
1988.11—19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