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福州基督教圣乐事工概况及影响-----纪念基督福音传入福州160周年(1847～2007)

    摘要：自清道光二十七年(1 8 4 7年)首位基督教宣教士来福州传福音至今，基督教在福州宣教已有160年的历史。在这百年风雨历程中，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揉和。本文通过描述近代西方基智教福自传入福州后，基督教圣乐事工在福州教会的发展概况．以分析教会音乐对福州社会音乐又化、教育等片面的深远影响。

    关健词：近代福州；基督教：圣乐事工；文化影响

《圣经·诗篇>22章3节说:"但是你圣洁，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马丁路德（1483-1546年）说：“音乐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音乐的地位与神最接近……”

   基督徒认为上帝透过满载圣言的圣乐给人的启示、慰藉，基督徒又以圣乐赞美回应上帝，圣乐成了沟通都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初代基督教教会的建立到今日普世教会，圣乐始终是信徒回应上帝的深切表达。基督教历史上，福音所到之处，基督教音乐总能与当地文化相互影响，吸纳当地文化因素，形成新的文化。基督教音乐在欧洲发展成融音乐、哲学、文学为一身的文化载体。教会音乐从而成为基督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福州教会圣乐事工形式的发展过程

1、宣教初始市井宣教的圣乐事工形成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7月3日，福州正式对外开埠。此后，西方国家基督教各教派得正式向中国沿海通商中岸差派宣教士开展宣教活动。近代福州最早有基督教活动的文字记载是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月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国外布道会宣教士杨顺抵达福州宣教。

尽管西方基督教会进入中国宣教之前，已经在非西方文化背景的第三世界积累了相当的差传工作经验。但是面对中国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东国度、语言、文化障碍依然是西方宣教士在华宣教的最大困难。福州许多教会都经历宣教十余载始有华人归信基督的境遇。探讨如何让基督教福音融入中国社会，为大清最广大的平民阶层所接纳，成为来华宣教士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所有教会都以传播福音为目的兴办社会事业，表现得相当亲近大众的姿态。作为传播福音的重要方式——圣乐事工，也表现得相当亲民化，与欧美教堂内举行规范的音乐崇拜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清末，位于福州万商云集的台江埠口有一座万寿桥（今解放大桥）——江南桥，横跨闽江两岸。它更像是一个担负起东西方文化的担子，北头挑着繁华的福州三坊七巷文化，南头担负着仓前山各国领事署汇集的西方世界。据福州老教牧讲述，西方宣教士时常在这车水马龙的交通要道边侧以击鼓、唱歌、散发单张的形式传播福音。外国宣教士以较高的板凳为站台布道，或用手风琴随拉随唱，使途经群众聚集，然后向群众宣讲福音。金发碧眼的洋人怪异举动总能吸引一大批好新鲜的中国人里三圈外三圈地驻足观看。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说，吸引他们的不是福音音道理，更不会将其意识为文化活动的层面，传福音最终是方者谆谆，听者藐藐。英国圣公会的方理（1855-1859年在福州）宣教士描述当时的情景：“我宣讲，宣讲再宣讲，但似乎没有一个人听进我的话。”这些这是福州最早的圣乐事工形式记录，与其他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情形相式。

2、依托教会学堂音乐教育为主的圣乐事工形式

基督教在福州宣教的50年时间里，教会通过兴办各种会会事业加强了与广大民众的接触，福音也渐渐被接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公理会在福州南台保福山设立宣教中心，附设“圣经斋”（后改“福音精舍”）成为中国第一所近代学堂。而后各教派纷纷设立学堂。清末福州较知名的教会学校有：格致书院（Foochow College 1848年）、文山女中（Wen  Shan  Girls’ School 1853年）、毓英女中（Uk Ing Girls’  School 1859年）、培元学校（Westminster College 1872年）、鹤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  1881年)、陶淑女校（1890年）等。[5]在这一时期时，教会信徒人数逐渐真多。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由教会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学生占教会人数将近一半。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在教会人数比例逐渐增高。这使教会包括圣乐事工在内的各种宗教、文化活动日显活跃。

清末中国基督教会学堂中学生人数和信徒数量比较

年份（年）

学生（人）

信徒人数（人）

百分比（%）

1877

5，917

13，035

45

1899

16，836

37，287

45

1910

102，533

195，905

50

1915

169，707

268，652

60

清末福州众多教会办的学校均按照国外课程开设有规范的歌唱课。歌唱课所选用的教材附带有圣歌。所以在歌唱里不但学习乐理，还教唱赞美诗。都会学校组织学生成立唱诗班，在所属教堂主日崇拜的音乐事工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

唱诗班这一圣乐事工组织的出现对教会圣乐事工具有非凡的意义。从教会角度方面来看，诗班是教会专门的音乐事工团体。诗班的献唱在教堂音乐崇拜中具有表率作用。崇拜聚会的领诗者和司琴者具有带领导会从作用。而会众的齐声颂唱则是表现“信徒皆祭司”的教义。所以，福州教会唱诗班的出现，使教堂崇拜中诗班的出现，使教堂崇拜中诗班、领唱、司琴、会众齐备，使整个宗教崇拜活动角色趋于完整。诗班是教会与社会文化交流的重要组织。诗班不断实践实用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集西洋曲调、汉文诗词于一身的圣诗。诗班就邀参加社会活动更扩大了教会音乐的影响。

根据史料记载，清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因信徒人数增加，福州仓前天安堂扩建成可容纳1100人的砖木结构教堂。次年在天安堂还举办了“基督教卫理公会在华宣教50周年禧年大会”。由这个史料可看出当时福州教会人数相当可观。教会诗班已经达到一定水准，能够担当起盛大音乐活动任务。

再从一些流传至今的历史照片来年，外籍牧师家庭在教会圣乐事工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早期很多宣教士是携带妻儿来福州宣教，他们参与都会的主要音乐事工。每逢教会重要节期，如圣诞节、复活节、外籍牧师家庭成员参与教会话剧表演、诗班献唱等丰富的活动内容，具有模范作用。

英国圣公会历来重视传统的都会崇拜礼仪诗歌的应用。凡是提到福州清末的圣公会的圣乐事工就不能不提到福州仓前烟台山顶的“圣约翰堂”（又称：石厝教堂）。该教堂同英国圣公会始建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位于今福州仓山区乐群路9号，1992年列为第三批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解放前这一带是福州外国领事区，清末鼎盛时期有17个国家在这里驻有领事。当时来教堂聚会的均为周边各领事馆圣公会信徒，故有“国际礼拜堂”之称。由于参加礼拜的完全是外国人，圣约翰堂主日崇拜从启应唱诵Chants颂歌到证道完全全使用英文。每次崇拜过程完全严格按照圣公会公祷文礼仪进行。这种形式在福州教区内算是阳春白雪独树一帜。民国后期期由毕业自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籍张光旭、薛平西两位牧师担任圣约翰堂座堂牧师，严格遵照英国圣公会公祷礼仪进行崇拜，每个人在教堂里有固定座位，这种惯例一直延续到中国解放后50年代初该堂停止活动。

这个期间的教会宣教的形式已由街市宣传变为通过兴办教育宣教为主。教会的圣乐事工的发展更依靠教会学校的音乐基础。如果没有当时教会中小学的音乐基础启蒙教育，就没有教会完整的圣乐事工组织，也就不可能在广大信众中形成良好的音乐崇拜、音乐审美观念，更不可能在之后的民国时期，福州整个教会信众能够欣赏与中国传统音乐风格迥异的西方巴洛克圣乐作品。因此，这个时期教会学校的音乐启蒙教育给教会乃至福州社会文化层面的带动都是不可估量的。

3、培养大学音乐专业团队为重心的圣乐事工形式

民国初期教会主要创办的两所大学：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07）年和私立福建协和大学（1911）为为福州地区教会圣乐发展起了莫大的推动作用。

根据传福音而佃学的宗旨，华面女子文理学院特别重视英文。宗教教育和音乐三类学科。音乐类课程有钢琴、音乐教学法、唱歌和歌社四项。学生会成立有音乐组，每年除复活节和圣诞节有演出外，春季举行一次音乐大会。组织还另设有弦琴团。福建协和大学虽然没有音乐系，但是学校设有音乐教育选修课程。学校在创办初期就有圣乐团。1932年后学校扩招女生，才组织有两个混声合唱团。合唱团在外籍老师指挥下，经常演唱《弥赛亚》、《创世记》等国外合唱经典名曲。每逢圣诞节、复活节、协和大学圣歌团有时也联合华南女子学院等大中学校合唱、各教会诗班在福州仓前山天安堂与市中心观巷刘公纪念堂举行盛大的音乐活动。

民国时期的福州教会圣乐事工的形式以教学唱诗班为主。教会诗班走向联合化、专业化的方向，水平越来越高。教会的圣乐品质空前的提高，直接给予信众提高崇拜学、音乐美学等方面认识的影响。从清末至民国初，教会音乐事工形式虽有所变化，但从始至终大力宣传基督教福音的目的并不以音乐事工阵地重心的转移而改变。在此期间由于丰富的诗歌本资源使广大信众有了更多的选择。

二、教会著名音乐事工团体、人才

1、教会著名圣乐事工团体

近代福州教会圣乐事工团体除了各个教堂的诗班之外，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福建协和大学两所大学的圣歌团。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起初只招收男生，校方在1932年开始招收女生，随后由美国籍教授徐克（Scott,Agnes Kelly）组织学校混声合唱团并担任指挥。后来又分成两个混声合唱团。一个水准较高的圣歌团专门演唱大型圣乐作品，如《弥赛亚》等。另一个合唱团以演唱国外经典艺术歌曲见长。

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学生会成立有音乐组。该组除应邀参加社会音乐活动外，每年春季举行一次音乐大会。逢复活节和圣诞节，华面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组有时也联合福建协和大学圣歌团及其他教会团体组织百人圣歌团在福州仓前山天安堂与市中心观巷刘公纪念堂举行盛大的音乐活动。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组还设有弦琴团，每星期集合演习一次。

由英国“印度妇女差传会”教士斯蒂芬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创办的私立明道盲童女校的音乐教育也非常有名。学校工艺部设修理风琴、钢琴等科。由澳洲英籍宣教士创办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灵光盲童学校到民国初年颇具规模。民国十年（1921年）该乐队出访英国，得到英国女王接见，受高度评价。教会对盲童残障的成功教育在福州传为佳话，引起社会对盲童教育的重视。直到今日福州教会仍有曾接受过教会盲童音乐教育的盲人老者参与教堂崇拜的司琴。

民国时期鹤龄英华书院设立有铜管乐队既能演奏西洋音乐作品，又能演奏福州地区民乐“十番枝”，颇具特色。格致中学亦设有铜管乐队，由美福路教授指导，也曾名噪一时。

民国时期福州教会圣乐事工组织编制更加完善，成熟。普遍出现在外籍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水平达到今日福州教会仍不可逾越的高峰。教会良好的圣乐对广大普通信众又施以音乐、文学等方面的深刻教育影响。从社会功能角度观察，教会圣乐事工无条件的面向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在普及严肃音乐，提升社会群众音乐艺术认知方面发挥不可磨灭的作用。

2、著名音乐家

清末1847年—1888年来福州宣教士有96人，他们赴华之前已根据各自差会的事工计划重点展开专业（医疗、教育、宗教、音乐等）学习，另外又学习了解中国风俗。来福州宣教士不乏是接受过音乐专业学习的。例如：清光绪五年（1879年）福州美以美会武林吉牧师夫妇编印出版了福州方言且是五线谱圣诗集《凯歌》，第一次倡导在教会推广使用五线谱，他们应是近代福州教会有远见的著名音乐教育家。

教会圣乐事工人才辈出的辉煌年代是在民国时期的教会。外籍音乐老师主要有：徐克丽女士、福路先生、魏菲比教授、施曼资教授、比奇夫人（1928—1933年在福州）华人音乐家主要有：小提琴徐志德、音乐教育家丁祝兰、管风琴师林雪金女士、钢琴家李嘉禄等。

徐克丽女士是福建私立协和大学教务长徐光荣博士的夫人,夫妇俩都是美国国籍.徐克丽女士是美国尔贤大学学士,奥伯林音乐学院及哥伦比来大学研究员，于1918年华受聘为福建私立动协和大学和文山女中音乐教员。在协和大学主要教钢琴、声乐、指挥。在徐克丽女士主持协和大学的两个混声合唱团体，并担任指挥。团员完全使用五线谱、英文视唱，保留有《弥赛亚》等大批国内外合唱作品曲目。同时培养了多位出色的独唱手，如男高音陈国熙、沈为霖、男中音郑约惠、廖国光、男低音丁祝等人。这些团员，后来都成为各地教会音乐待奉的骨干力量，甚至影响到海外直到今天。

指挥家魏教授、主修和声及音乐教学法，毕业于美国奥林音乐学院。在华南女子学院期间魏菲比教授主要教授钢琴、声乐、为福州培养出第一批音乐专业女大学生。1949年魏菲比教授往香港教学。

福路，毕业自美国奥伯林音乐学院。民国25年受聘于福州格致中学任音乐老师。1949年以后福路曾执教于福建协和神学院、协和大学，传授钢琴、声乐、管乐。在他带领下，福州格致中学的铜管乐队极负盛名。福路有时也客座指挥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学院合唱团。1950年成立的福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钢琴学生均出自福路门下。原上海乐意学院钢琴系主任李嘉禄教授和郑曙星教授、留美钢琴家黄明东和台湾钢琴家陈秀明等著名音乐家均福路得意门生。福路不但经常举行个人钢琴演唱会、还组织他的学生举行各种大、小型演奏会，对培养音乐人才和活跃当地音乐氛围起了积极作用。民国37年（1948年）10月福路集中福州市所有教会唱诗班精英组成百人圣歌团，并亲自指挥该团连续多场在观巷刘公纪念堂用英文献唱《弥赛亚》，是为近代福州都会参加献唱《弥赛亚》人数最多的一次宗教音乐活动。

缅甸籍华人，著名小提琴徐志德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在动辄得咎大学任教，时常往北京等地与好友马思聪一起同台演出，也不时客座指挥协大华南女院联合圣歌团，深受欢迎。

前面提到的丁祝三先生，祖籍福建厦门。他在福建协和大学圣歌团成员中是最出色的。丁先生在校期间即为音乐助教。在声乐、作曲、指挥、钢琴方面均有极深造指，毕业后到美国深造，取得优异成绩。丁先生于1948年旅居新加坡，创立“佳音”等多个音乐团体，培养众多音乐人才。1970年获新加坡总统颁赐公共服务星章（B.B.M ）。之后，丁先生又定居澳大利亚，翻译成36集西洋圣乐作品，创作了15本中文合唱歌曲集。

民国5年（1916年）美部会福州观巷“刘孟湜牧师纪念堂纪念堂”建成并安装有福建省内第一台管风琴。每逢观巷刘公纪念堂有重要节期音乐活动，均由格致中学薛廷模校长夫人林雪金女士（1890-1979年）弹奏管风琴，她毕业自燕京大学，后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在美国期间学习管风琴演奏，回国后一直担任福州观巷刘公纪念堂管风琴师，是福建省内最早的中国籍管风琴师。

王神荫主教（1915年6月30日—1977年12月25日），1933年毕业于福州三一中学（今福州九中），是福州教会培养的著名圣乐历史学家。王主教青年时期即开始收集圣诗历史资料，著有《中国赞美诗歌发展概况》（1950年）、《圣诗典考》（1950年）、《赞美诗（新编）史话》（1992年）。

近代福州基督教会凿实为中国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并且创造了众多福建音乐文化领域的第一，引领了近代福州地区社会的音乐文化发展潮流。由于福州东临台湾，南接东南亚的特殊地理位置，是海上文化、交通枢纽，所以近代福州教会的圣乐事工对周边地区和国家音乐文化颇有影响。福建协和大学圣歌团部分成员至今仍定居东南亚国家，更有人担任当地学校校长、教师等职，对当地音乐等教育发挥作用。伴随着福州教会音乐人才的流动，音乐文化的传承，这种影响不但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文化辐射作用，在时空上变具有延伸、发展性。

三、教会圣东事工选择的乐器

清末福州教会圣乐事工选择的乐器以风琴为主。风琴普及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1、宣教士巡回布道，风琴携带更方便；2、风琴容易学习；3、风琴构造相对简单，维修成本不高；4、风琴更加廉价。风琴的使用比较普及，可以从淬至今的福州教会历史照片得以证实。圣公会有着注重崇拜礼仪的传统。圣公会唱诵Chants颂歌使用风琴伴奏比其他乐器声音配合得更更协调。所以福州地区各圣公会教学使用的乐器均为风琴。

钢琴在福州教会圣乐事工中的应用较风琴晚些。福州教会学校创办，引进不少国外优秀音乐老师起始向中国学生传授弹奏、风琴技艺。直到民国时期福州教会钢琴使用才逐渐多起来，除了在教会各学校如福建私立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拥有较多的钢琴之外，福州美部会、美以美会教学也都从国外进口钢琴。至今福州仓山天安堂保存有德国产钢琴（编号：6486）、台江苍霞洲基督堂保存香港产“MORRISON”钢琴（编号：3447）、福建神学院保存有美国产钢琴（编号：8003），这些老钢琴都已年过半百，是教会圣乐事工发展历史的有力佐证,值得我们好好珍藏。

福州教会最早有使用管风的琴的历史记录是在民国5年（1916年），当年福州基督教美部会原鼓楼太平街教堂迁至观巷新建“刘孟湜师纪念堂”（简称：刘公纪念堂，今观巷堂）成为中华基督教闽中协会总堂，美国教会赠送该教堂管风琴一台。这是当时继北京、上海教会之后的中国第三台管风琴。琴宽约8米，高约5米，安装于圣坛靠墙的正中央。金属琴管竖置，由中间向两边列开，依次增高加粗，两旁最粗的琴管有20多厘米。演奏该琴时需要4人帮助鼓风,音量宏大。此后凡大型节日音乐会及重要庆典活动均在观巷刘公纪念堂举行。据笔者2006年12月13日在福州仓山博物馆调查时，发现在一张名为《Eastor  Concat  Foochow1916》的历史照片。照片礼堂正中央的管风琴依稀可辩有27根琴管，又根据刘公纪念堂风琴在福州城的唯一性及周围环境完全可判断比照片记录的信息是民国5年（1916年）观巷“刘孟湜牧师纪念堂”落成后的第一次复活节音乐崇拜盛况。

“刘公纪念堂”是福建省内最早使用管风琴的场所，在福建省内音乐文化史中是一个里程碑，可惜这台管风琴于民国33年（1944年）福州第二次被日寇攻陷时受损无法修缮。文化大革命期间多家单位占用刘公纪念堂，管风琴被拆毁，从此销声匿迹，没有留下完整、详细的数据记录。时至今日，我们通过老者提供的提供的文字线索、历史照片，重新组合破碎的记忆。

四、圣诗集的出版及使用

初期来的福州的宣教士翻译成《榕腔注音字典》、《初学摄要》、《榕腔圣经》等。文字事工的进步直接促进了教会圣乐在翻译西方诗歌方面的发展。清末全国教会内所使用的圣诗集都是翻译自西方原著，绝少有中国人自己的创作，翻译外国圣诗成为当时教会圣乐事工的极为重要的工作。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福州教会中出现了方言圣诗集——《榕腔神诗》。这本圣诗集由英国长老会首位来华宣教教士宾为霖翻译自英国Dr.Legge的圣诗集。《榕腔神诗》计有30首圣诗，总25页，在清末福州教会较为流行。《榕腔神诗》在福州这个西方基督教会对华宣教重要基地的出现，无疑对中国其他地区教会的圣诗翻译工作具有实践、示范作用。

清同治年间，福州天安堂信徒，著名侨领，爱国民主人士黄乃裳《救世教诗歌289首》,已佚。

清光绪五年（1879年）福州美以美会武林吉牧师夫妇编印出版了福州方言圣诗集《凯歌》。全书共计112首圣诗，其中多为已在信徒中广泛流传的圣诗。在福州地区这是第一本印刷有五线谱的中文圣诗本，书后附有读谱方法说明。教堂、教会学校里推广使用五线谱，打破了中国沿千年的工尺谱记谱方式，使中国传统音乐得以用更科学的记谱法准确记录，得以流传，影响深远。

 民国4年（1915年）福州教会全体（指：圣公会、公理会、美以美会）联合编辑出版有《颂主圣诗》，由福州启明印书局承印，直至民国14年（1925）第4版印发。《颂主圣诗》全集416首圣诗，按题目分为41类，附录有圣目礼拜秩序和教会礼仪。这本圣诗集不但当时闽北教会在使用，甚至也在河南省圣公会中通用。在河南五线谱版本的《颂主圣诗》必须寄闽购买。

民国11年（1922年）福州基督徒聚会处王载先生主编先生编有《榕腔公祷书》，由福州启明印书馆印刷的发行。全书计146页。这本公祷书在福州方言语系圣公会通行使用。书内将《圣经·诗篇》翻译成福州方言，供圣公会信徒每天日课诵读。主日崇拜同样按照《榕腔公祷书》颂唱。

民国25年（1936年）作为当时全国基督教会合作无能无力的结晶----《普天颂赞》由上海广学会在全国出版发行，至1949年，神迹般的销售量达44.2万本。《普天颂赞》对福州教会的巨大影响是无疑的。1936年福州天安堂举行八十周年纪念，发行纪念特刊中记载：“今年本堂由音乐委办决定采用《普天颂赞》，预定诗谱一百本，小本诗歌五百本，以供会员购用。”可见《普天颂赞》出版当年就已经被福州地区都会争相使用。《普天颂赞》圣诗集内众多华人创作中国传统风格的曲调，诗词，使信徒有了更为丰富的表达方式。

到民国时期，除了上述群众日常用礼拜的诗歌本外，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动辄得咎大学联合诗班在圣诞节时曾经用英文演唱过亨德尔的清唱神剧《弥赛亚》、海顿的《创世记》等世界经典宗教圣乐。这睦乐谱均由美籍老师从国外带来，在学校里用蜡纸刻写油印后分发给合唱团队员。

福州作为西方教会宣教中心之一，在翻译出版圣诗集方面的工作对于当时的全国来看，具有先进地位模范作用。从福州教会百年圣诗集编印使用的变化，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教会宣教方式、观念在变化中不断前进。福州教会早期使用方言圣诗，最终又摆脱方言的地域应用局限。教会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广泛合作、统一规范翻译圣诗文本，并出现华人自创的优秀圣诗作品。基督教圣诗是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传播的物质反映。

五、结语

基督教文化是西方国家的核心基础部分。近代，基督教音乐成为东西方两个不同国度文化互动双向交流的载体.基督教传入福州160周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基督教圣乐事工对地方教会内部及社会的广泛影响。伴随着基督教的宣教活动，宣教士将西方音乐文化成果带到中国，对福州社会广大群众阶层有着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基督信徒除了至高无上的《圣经》外，再没有比人手一册的赞美诗更为重要的。信徒更深入领会唱诗是神与人双向灵内对话的途径，从而树立崇拜观念。从社会意义来看，教堂的崇拜活动成为广大信众的课堂，使人人都能广泛参与音乐事工，人人都受到哲学、音乐、文学等综合教育，提升了平民在文化领域的认知水平。

教会圣乐事工对广大信徒普及音乐教育的成功范例，使社会教育界逐渐重视音乐教育,促成福州地区各种音乐专科学校的成立,促成福州地区各种国立中小学音乐课程的设立。教会学堂五线谱，钢琴等西方乐器的推广，丰富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表达和记录方式。对日后各学堂逐渐形成的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并重的教育体系发挥作用。教会圣乐事工促成了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教会的各种形式的圣乐事工的开展，使教会成为中西音乐文化双向交流的中心。教会应用的圣诗从完全翻译自西文原著到国人自己创作圣诗；从完全套用西式曲调到国人自己作曲，集中体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基督教圣乐事工使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了中国民族特色的新兴基督教音乐、文学文化。这是中西方文化互动双向交流的结晶！这宝贵的遗产既属于全体基督教会，也属于中国，为世人所瞩目。(丹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