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淇 三级 1080p:牧羊大师 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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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司马老先生的《史记》,在平淮书第八中记载:出身卑微,放羊为生的草民卜式,竟也封将列相,寿终正寝。卜式虽不像公孙弘、卫青那样声名显赫,却也值得称奇。)

    卜式,西汉河南郡(今河南温县)人,是孔子的门生——战国时著名文学家卜子夏的七世孙。卜式出生在一个普通庄园主家庭,虽非大富之家,也是城里有店铺,乡下有田宅童仆。十五岁时,父母双亡,其弟尚幼,卜式日则躬率童仆,耕田种圃,夜则挑灯读书。不几年,其田宅之数,比前扩大数倍。幼弟长大,卜式遍访里中良家女子,先与其弟定亲,自己方才娶妻,再与其弟成婚。

 过数月,卜式对其弟道:“今我与你,皆已娶妇,按本朝律令,应当各立门户。”其弟言听计从。卜式择日设宴,遍请里中父老,告以各立门户之事。卜式将所有田宅、奴婢、店铺及钱帛皆留给弟弟,自己仅取羊百只,带妻子迁往山中。

十年后,卜式已有羊千余只,又广买田宅,成为洛阳巨富;但他弟弟因不善经营,沦为贫民。卜式将自己的财产,“辄复分予弟者数矣。”受到称赞。卜式在长期养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养牧管理经验,相传著有《卜式养羊法》。主要经验是“以时起居,恶者辄(zhé者,就)去,毋(wú无,不要)令败群。”是说,羊的起居饮食要有规律,有病的要及早隔离,防止传染。南宋诗人陆游《牧羊歌》中有“一羊病尚可,举群无全羊”的诗句,就是指的这种经验。卜式不应称为一般的羊倌,倒是称为畜牧专家比较合适。但是历史上没有留下他关于畜牧业发展的具体理论与做法,使我们感到遗憾。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拜卫青为大将军,将举兵讨伐匈奴。汉朝和匈奴作战,国库很紧张。卜式上书表示愿意把财产的一半拿出来支援边。于是汉武帝便派遣使者问他,“你这样做,是不是想做官呢?”他答道:“我从小就放羊,没学过做官的学问,不习惯过官吏的生活,我不愿意做官。”使者接着问,“那家中是不是有冤屈打算上告?”他又回答,“小人生下来就从不和人争执什么,对我的家乡人,生活困难的我就借他们钱粮,对行为不端正的人,我就开导教诲他。我住的那里,人们都依赖我,对我都很友好。我能有什么冤屈呢?”  估计使者也郁闷了,便问,“既然是这样,那你拿一半财产出来是想做什么?” 卜式老实的回答道:“天子讨伐匈奴,我认为有能力的人应该到前线拼死做战,有钱财的人就应该捐献出来,资助军队。这样我们大汉就能把匈奴消灭了。”

使者把上面的话汇报给汉武帝,皇帝便把这些话说给丞相公孙弘听,公孙弘说道:“这可不符合人的本性。对那些图谋不轨的人,不能为了利益而破坏法纪。请陛下不要答应。”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便是如此。于是皇帝一直没回复卜式,这样拖了几年,卜式一直闲置着。卜式回家乡后,继续着种田放牧生活。

过了一年多,又碰到汉军屡次出战,匈奴的浑邪王等投降,朝廷费用很大,仓储府库也空了。到了第二年,大量贫困民众流离迁徙,都靠朝廷供给其吃住,朝廷不能全部供养。卜式便拿出二十万钱给河南的郡守,分给迁徙来的百姓。河南郡守向上报了当地富人资助贫民的名册,武帝看见卜式的名字,记起了他,说:“这就是从前想捐出家财一半助边的那人么?”于是,武帝赏赐卜式,把四百戍边人的十二万给养钱归他,卜式又把这些钱通通还给朝廷。此时,富豪之家都争着藏匿钱财,只有卜式偏拿出钱来助边。武帝于是以卜式为长者,因此特别尊显他,以他做榜样教化百姓,便征召他,拜为中郎,赐爵左庶长,又赐予他良田十顷。并诏告天下,想用这样的尊荣显贵来带动其他人。

最初,卜式不愿做中郎,武帝说:“我有羊群养在上林中,想要你去饲牧。”卜式才肯拜为中郎,于是他挂着中郎的官衔,却仍每天穿着布衣草鞋在山野间放牧羊群。过了一年多,羊长得很肥大且头数也多了。武帝路过,见了这群羊,很称赞卜式。卜式说:“不仅牧羊是这样,治理民众也犹如这样。按照时令放养羊,不好的羊把它去掉,不使它带坏羊群。”武帝认为卜式是奇才,就拜他为缑氏县(今偃师南部一带)的县令。卜式上任后,提倡农桑,轻徭薄赋,鼓励百姓养牛养羊,发展畜牧业。他又打击豪强,惩治恶势力,稳定社会秩序,为百姓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拥护。后来他又迁任成皋令,兼管漕运,他上任以后很快就理顺了各方面的关系,陆路水路运输从此畅通无阻,东边各地的物资被源源不断的运往了京城和西垂边关。政绩卓著,汉武帝拜他为齐国相。

南越吕嘉造反,卜式上书道:“臣闻主愧臣死。群臣宜尽死节,其驽下者宜出财以佐军,如是则强国不犯之道也。臣愿与子男及临菑习弩博昌习船者请行死之,以尽臣节。”他请求汉武帝批准他父子和齐国熟习舰船的人前往南越效死。皇上认为他很贤德,下诏书道:“朕闻报德以德,报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县诸侯未有奋繇直道者也。齐相雅行躬耕,随牧畜悉,辄分昆弟,更造,不为利惑。日者北边有兴,上书助官。往年西河岁恶,率齐人入粟。今又首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矣。其赐式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着实把他表扬了一番,又封侯又赐物,又想利用这个来带动天下人。可惜当时全国无人响应,当时列侯数以百计,没有一个人要求从军打南越。汉武帝很生气。正好举行酎祭活动,天下列侯奉命进献黄金助祭。少府检查所献黄金,凡重量不足或成色不好的,皇上命令一律以“不敬”罪加以参劾。结果,因此而被革去爵位的,有一百零六人。辛巳(初六),丞相赵周也被指控“明知列侯所献黄金重量不足,却纵容包庇”,被逮捕下狱,赵周自杀。

元鼎(前116—前111年)中期,皇帝征召卜式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的职责主要是接受公卿奏事,弹劾百官,其地位仅次于丞相,俸禄同与丞相。卜式为人忠厚正直,不懂得随波逐流,既然司职御史大夫,针伐时弊,直言敢谏,于他就成为份内之事了。汉初以来,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于是富商大贾、豪强地主往往占有山海“专山泽之饶”。国家财政收入大受影响。为了改变这一现象,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把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国有,由政府垄断经营。同时,他还采纳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调剂运输,平衡物价。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两项重要的财政措施,对其实行的效果武帝和大臣们非常满意。但卜式敏感地发现这两项政策推行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因而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认为:盐铁专营,国家统得过死,连制作盐铁的工具也统一规定,但官营农具质量不好,价格又贵,地方不便使用,可有的地方强迫人民购置,这是不顾民苦的作法。均输政策中征收船只税,挫伤了商人从事船运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了商品流通,使物价有所上涨。对这两件事的指责,涉及到对国家政策的看法,关乎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因而引起武帝的极大不满,“上由是不说式”。次年,便借故把他贬为太子太傅。

不久,桑弘羊担任治粟都尉,并兼管天下盐铁。武帝北巡朔方,东封泰山,历次巡游,“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汉书·食货志》)从而深得武帝赞赏和信任。而卜式对此却不以为然。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小旱,武帝下令百官求雨,卜式趁机上书,阐发自己对桑弘羊理财之法的看法。他说:地方官吏应当靠租税收入解决支用需要,可桑弘羊则要官吏从事经商活动,贩货逐利,鱼肉百姓,造成天怒人怨。只有杀死桑弘羊,天才下雨。这在桑弘羊宠荣无比、炙手可热的当时,没有刚正之骨是做不到的。班固赞他“质直”,是恰当的。卜式认为官府应当靠税租维持开销,而不是直接参与经营来牟利。这和今天市场经济中“政府退出市场,充当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而不是竞争者”的方法完全一致。两千多年前的卜式,创造性地提出了“牧羊治国”理论,可以说已经正确地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遗憾的是,理论过于超前,也只能称其为空想。 

卜式年老便向朝廷提出申请告老还乡。汉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并给予了优厚待遇。卜式回家后,想念在齐国的故友,便决定东游。当他途经山阳郡昌邑县境(今巨野县营里集)时,年老力衰、体弱多病、身心俱疲的卜式再也走不动了,永远地躺在了其先祖卜子夏的身旁,卜子夏墓地在句阳(今荷泽市境内)。卜式的子孙闻讯从家乡赶来,就地安葬了卜式。并且为了守护好先人的坟墓,从此在这里安家落户。唐宋时期,巨野尚有卜家庙地450亩,柏树林立、郁郁葱葱。金朝时,又在这里建立了卜式庙,正殿五楹,金碧辉煌,十分壮观。元末明初,由于黄河决口,再加上战争破坏,整个庙院变成废墟,如今仅存一座御史卜公庙碑。

班超曰:“(卜式)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并称其质直。卜式著有《养猪羊法》,可惜也佚失了。虽然司马迁认为其曲学阿世而将其传写入平准书,但卜式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能有上面那样的思想和作为,已经可以流芳千古了。1937年,张善孖画了一系列历史人物,以激励时人报效祖国,其中卜式的人物画就在此次参拍的《忠孝故事》图中。

卜式不论担任什么职务,都是尽职尽责,勤政爱民,他是个好官。卜式可以做个好官,可却不等于他会做官。不然他就不会得罪当时很受汉武帝重视的桑弘羊,更不会触怒汉武帝,以至于最后汉武帝又把他贬为太子太傅,至死都没有再得到重用。不过想来卜式对此是不会有多大在乎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做什么官,更不要说做大官了。卜式爱国,希望无偿为国家捐献家产,却让人怀疑图谋不轨,是“不轨之臣”;他也能做个好官,懂得如何治国安民,可最后却是官越做越小。卜式只有经商时是一帆风顺的,生意越做越大,可他又没有坚持做他的生意人。虽然开始时他的态度还是坚决的,但后来还是接受了汉武帝的封官。这其中也许是君命难违,也许是还是对做官动了心。毕竟千百年来,在中国人心中,只有做官才是最大的。就象汉武帝在赏赐卜式的时候,却得仅是给赏钱太轻了,只有赏一顶官帽才算有份量;也象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即使再富可敌国,也要等得到了朝庭的官封才觉得是功德圆满。皇帝用官位来赏赐自己的臣民,而臣民也认为只有做了官才有出息,于是整个社会只有两类人:高人一等的做官人,和低人一等的草民——这实际上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最本质状态。
    只有全人类发展到真正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时,人就不再是以权力、财富划分高低贵贱,只是以社会所需划分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