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舒慧全集阅读第二部:专访濮存昕，看我如何梦想成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03:40:01
专访濮存昕，看我如何梦想成真
印象里的濮存昕，一直是电影《与往事干杯》里的那个温婉的知识分子，及至见到他的人，竟有些吃惊，脑海里那个磨砂玻璃的濮存昕，一入眼，却鲜亮逼真，透着英气。他举止奔放洒脱，言语意兴澜珊，仿佛舞台上李白的诗情满怀。细端详，眼前这个５０多岁的濮存昕，已将自己雕琢地近乎完美，透着玉的圆润光泽。而当他谈起从前的旧事，只言片语的讲述中，你会看到某些被踩疼的记忆，在他眼神中闪掠而过，那些或青涩或苦涩的往事中，我看到那个砸钉子的少年，一锤一锤，生生将梦想砸成了今天。
一，少不更事的顽劣孩童，喊砸打抄的莽撞少年
濮存昕的童年，在北京人艺大院里度过。学校与家只一房之隔，顽皮的他，常常越房而过，直接从家里爬到房上，再跳下，就到了学校。如此跳上跳下，有一次竟出了意外，从房上摔了下来，膝盖骨顶住下颌，差点把舌头切断。
因为贪玩，濮存昕的成绩并不好，虽身为大队长，却不能在学习上起带头作用，成绩常徘徊在后几名，属于经常需要帮助的对象。功课不好的原因，倒不是因为逃课，而是上课时喜欢神游，精力不能集中，东摸西看，心思全然不在书本上。
小学三四年级时，老师发现了他的艺术特长，便让他朗诵革命诗歌。濮存昕学着大人的样子，慷慨激昂地念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那样子还真有些人艺子弟的风范，让老师和同学从此对他刮目相看。
濮存昕真正感受到表演的快乐，是有一年的圣诞节，老师让他妆扮成圣诞老人，给同学们发放奖品的时候。他穿着老师的红呢子大衣，带着纸糊的红帽子，脸上粘着棉花做的胡子，嘴里说着些圣诞老人的台词儿，把一些小笔记本和橡皮，庄重神圣地送到同学们手中。那是一次别出心裁地颁奖，因为有了濮存昕出色的表演，而尤其成功，以至被其他班加以效仿，请他前去“客串”。那是濮存昕最早的艺术起点，也是童年记忆里最快乐的一笔勾描。
成了红卫兵的濮存昕，在北京火车站红卫兵指挥部，负责遣送来北京串联的外地人员。他们把没有介绍信的外地人，从北京的各个招待所中清查出来，揪送到火车站，再把他们推到返乡的火车上。他们也抄家，一帮红卫兵孩子，后面跟着穿蓝警服的民警，冲进别人家里乱抄一气。
那样打砸抢的日子，混乱而无序。濮存昕常常几天不回家，吃住在火车站，和其他孩子成帮结伙地，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偶尔夜里焉不悄的回家，爸妈听见动静，打开台灯问一声：“回来了？”濮存昕答：“啊！”一直为他提心吊胆的爹娘，才长舒一口气，放下心来：“没事就行！”
对于那段往事，濮存昕一直心存愧疚：“那时候，人的兽性，就像从打开了瓶盖的魔瓶中跑了出来。”
二，舞台上的父子兵，生活中的教养情
濮存昕的父亲苏民，原名濮思洵，是人艺的著名演员，几十年的舞台生涯，先后扮演过《雷雨》中的周萍、《蔡文姬》中的周近等许多角色。后从事导演和表演教学工作，曾任北京人艺副院长。濮氏家族，家学渊源，父亲亦从小读私塾，古典文学修养甚厚。
父亲与濮存昕同在人艺，一导一演合作过《李白》《天之娇子》《蔡文姬》三部话剧，成为舞台上相得益彰的一对父子兵。濮存昕小学毕业，能有今天的造化和修为，一半来源于自己的努力，另一半则与父亲的教育息息相关。
“父亲是个严谨的人，当年我在北大荒写的家信，他都把其中的错别字，以及文法不通，标点错误的地方，一一改好，再寄还给我。”
文革时期，濮存昕的时间有了大片空白，看他每日里荒废青春，将大把光阴扔在外面东游西荡，父亲一声不响地，从剧院图书馆抱了一大摞书回家，放到濮存昕面前。“那阵子，突然看了许多书，五花八门，什么书都看，但以古典书居多。书看完了，我还照着书里的插图画画，不是像鲁迅先生那样，把纸蒙在上面描画，而是左右比照着画，画关公，画坦克车，还画连环画，《铁道游击队》什么的。这是父亲给的机遇，用书填补了我的那段空白时间，让我以后受益无穷。”
对濮存昕的为人处世，父亲也细心观察，精心为他修改偏差。“小时候，我不自信，并不是个出色的人。下乡的时候，我不懂事，自以为了不起，半瓶醋爱晃悠，又想进步，想做毛主席语录活学活用积极分子，动撤就喊口号，摁手印，要‘扎根边疆一辈子’。可我话又说不到点儿上，人家觉得我假积极，拿原则说事儿，装样子求前程，都嘲笑我，管我叫‘极左’，不爱理我。在佳木斯拦马救人英雄，刘英俊的墓前，北京知青们都相互招呼着合影留念，就是没人过来叫我。那一刻，我真是无地自容，痛苦至极。可是我找不出问题所在，别人不能容我，我也不能容别人。是父亲写信告诉我一句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查则无徒’。他一下子点醒了我，要宽容别人，允许别人的存在。”
一段痛苦的经历，让濮存昕想来至今心酸，如今的他，站地高，看得远，早已深知“岭外还有千层云”。
父亲对于戏剧的执著追求，令濮存昕耳濡目染，心底里早已埋下了戏剧的根芽。家里每有来客，无不是与父亲谈论戏剧，从古至今，通贯中西，濮存昕坐一旁留心听着，不知赛过读了多少圣贤书呢。
“戏比天大”的道理，也是从父亲身上体会来的。父亲演戏之前习惯不吃饭，濮存昕便常去剧院给父亲送饭。从化妆室到人艺的舞台，有一条长长的黑黑的甬道，甬道的尽头就是灯火辉煌的舞台。但这条甬道是不让小孩子进去的。濮存昕便安静得，在这条神秘的甬道口，等着父亲下场。后来，是他自己，一次次，从这甬道口，载着满场的掌声和欢呼，退下场来。
三，８年农垦生涯，北大荒历经磨难
1969年春天，１６岁的濮存昕，来到黑龙江插队，开始了8年的农垦生涯。那是一片希望的田野，也是一洼苦难的土地。春种秋收忙完之后，濮存昕参加了架线营，架设通往珍宝岛的国防电话线路。
数九寒天，沼泽地结了厚厚的冰，必须先用镐把冰刨开，才能挖坑埋电线杆子。这活儿照理说，也并不算辛苦，可难就难在，干活时，人必得跳到泥水里。冰天雪地的野外，即便穿着厚厚的棉衣，也要不停地走动取暖，以防冻伤，更别说跳到刺骨的泥水中干活了。濮存昕回忆说：“那时候，嫌穿棉衣干活不方便，反正一干活衣服全湿了，我们就干脆把棉衣脱掉，穿绒衣绒裤下水，抓紧时间干完活，爬上来，再咬着牙在寒风里换上干的棉衣回营地。回去之后，第一个任务是抢占有利‘地形’烤衣服，否则第二天只好穿湿衣服了。”
那样的寒冷，至今听来，尤觉瑟缩。东北的天寒地冻里，濮存昕学会了喝酒御寒。“野外干活必须喝酒，那时候我才知道自己能喝那么多酒。一仰头，大半瓶白酒就下去了。”
不久，濮存昕加入了业余宣传队，在田间地头为队友和农民们演出，后因才华出众，他当了宣传队的副队长。那是少有的开心日子，然而，也正是那段时间，濮存昕听到了许多批评。“当时我有些浮躁，受到很多人的批评。”
濮存昕接受了人家的批评，也觉得自己“有问题”，便开始有意识地磨炼自己的耐性。为宣传队做布景时，他就把木板上嵌着的钉子，一个个拔下来，再把变弯的钉子，一点点砸直了。他自觉得将性格里的急躁一点点磨去，就像小的时候，为了让那条留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病腿，能像另一条腿一样运转自如，他刻苦锻炼，跑步、游泳、打篮球，以至数年后，他的病腿完全恢复了健康。
濮存昕一直是个上进的人，他很早就明白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像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属于北大荒一样。北大荒的田垄壮阔辽远，长得望不到头，在文人眼里，那是绵长无尽的诗篇，而在割麦人的眼里，那是一垄垄、一刀刀，割不完的汗水与腰痛。当青年的濮存昕终于体察到壮阔里的孤独，命运中的无奈，他明白长此以往，将会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他想到了回家。
但返城谈何容易？濮存昕不是独生子女，没有所谓的“指标”，没有后门儿，考大学更是轮不到他。思前想后，濮存昕记起了通向舞台的那条甬道，决定走文艺之路。方向定了，行动便有了目标，每年12天的探亲假，他便把它充分利用起来，天天找老师练发声、体型、朗诵。然后，是没完没了的考试，焦急上火地等待。然而，他所在的连队，远在黑龙江的最东边，人家一看，去审查办手续都嫌太远，谁还细看他的成绩呢？
等到“文革”结束，知青返城，濮存昕也终于回到了北京。８年青春，扔给了东北的白桦林和黑土地，生命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心里。“北大荒是磨难，也是锻炼，它增加了我对人生的承受能力。”
这让后来的濮存昕，有的是耐性与承担，初上舞台，即便台下稀稀落落几百名观众，也并不能让他灰了心丧了气，有着北大荒割麦子的经历做底儿，他知道目标还远着呢，必须一步一步朝前走。
四，空政九年磨一剑，得遇贵人显机锋
回城不久，濮存昕就考上了空政话剧团。那年他24岁，是剧团学员班里年纪最大的，从基本功学起，从匪兵甲演起，台词也常常只有两个字：“报告”，有时候干脆连台词也没有。
空政话剧团离北京人艺不远，看到人艺演员在宽敞的排练厅，有说有笑地排戏，濮存昕很羡慕，真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儿时玩耍的人艺大院去演戏。想着如今只能在空政跑龙套，一年又一年，濮存昕极为痛苦。“我特别想当一个好演员，因为有父辈们做榜样，你也应该那样。但你努力了，却得不到别人的认可，那是个极大的刺激。”
那样郁闷，找不到出口的日子，直到５年后才结束，濮存昕得以在《周郎拜帅》中出演周瑜。生平第一次，他做了主角，走到了舞台的中间，也正是这次的成功出演，令濮存昕一偿心愿，“返回”人艺。北京人艺的导演蓝天野，看到濮存昕演的周瑜后，很是赞赏，便把他借到人艺，令他在话剧《秦皇父子》中，出演公子扶苏。这一借不要紧，北京人艺索性“有借无还”，把濮存昕正式调了进来。
空政话剧团９年磨一剑，濮存昕只演了一部戏，而仅这一部戏的才华展露，便让他如宝剑出鞘，显现了机锋。而后来，濮存昕被大众所熟悉，是因为另一个贵人――谢晋。
因为要拍《赤壁之战》，谢晋便想由濮存昕来演周瑜，便跑到人艺去找他。可巧那天，濮存昕正抱着孩子在院里溜达，因为谢晋没见过濮存昕，就上前问他：“濮存昕家住哪儿？”濮存昕见来人正是大导演谢晋，便乐了：“我就是呀。”于是二人相认，这一认不打紧，才有后来濮存昕的“天下谁人不识君”。
濮存昕与谢晋的合作，有些好事多磨。《赤壁之战》后因经费问题，终未拍成。但不久，谢晋筹拍《最后的贵族》，又找到了濮存昕，从上海打来电话，让他飞抵上海试镜。但当濮存昕跑到邮局，打长途问明情况后，就莫名其妙地灰心了，再没把试镜的事儿，放到心上，还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抱孩子玩儿。问起灰心的原因，他说：“第一，当时觉得这事儿没准儿呢，因为要去美国和林青霞演对手戏，这在当时看来，不敢想象；第二，坐飞机去上海，需要一大笔钱，当时的生活并不富裕。”
然而几天后，谢晋把剧本摆到了濮存昕的面前，让他挑两段情节表演出来，濮存昕顺利通过审查，当即成为“最后的贵族”。
他笑着忆起当年拍《最后的贵族》时，一天到晚过的是“买几根葱都要算计”的生活，哪来的贵族气，贵族的东西全是装出来的，那时真把他憋得够戗。他还记得刚开始拍戏时，因为紧张闹的那些笑话。戏中，他拿着一束花献给女主角潘虹，本应该说：“我是陈寅。”结果他说成：“我是濮存昕。”一时传为剧组的笑谈。
在《最后的贵族》的首映式上，谢晋接受记者采访时，兴奋地说：“又出了一个演员。”他指的是濮存昕。紧接着，濮存昕在谢晋导演的《清凉寺的钟声》中，主演明镜法师，和日本演员栗原小卷演对手戏，愈发红了起来。
五，小战士娶了营干部，爱之船渐入大港湾
濮存昕的爱人宛萍，也是北京人，13岁进入空政歌舞团，当小战士濮存昕刚考进空政时，宛萍已经是个营级干部了。可当别人把濮存昕带到她面前时，看着眼前这个穿着一双土气大棉鞋的小伙子，她不由得笑了。
仿佛是结了前世的姻缘，他们一见钟情，谈起了恋爱。从那以后，歌舞团的院子里、树荫下，就常常有了一对亲密无间的身影。可也有人劝宛萍：“你怎么挑了那么久，竟挑了个战士，他一个月的工资才6块钱呀！”宛萍只是笑笑：“我图的不是他的钱，要是图钱我早就嫁人了。”
她喜欢濮存昕身上的书卷气，更爱他斯斯文文的才华横溢。婚后，他们的家就在团里一座筒子楼里，房间虽小，却充满浓浓爱意。一年后，小屋里传出婴儿的哭声，做了父亲的濮存昕，欢喜溢于言表，经常哼着歌儿，在门前的铁丝绳上，飘扬起一片片花花绿绿的尿布。
如今，濮存昕已是有了一个长达２０年的稳固婚姻，女儿也已经18岁，上了高中，一米七的个子，都可以挽着濮存昕的脖子上街了。这些，都给了濮存昕生活上极大的成就感。
夫妻相处，濮存昕说两个人更多的是合作者。他用长江比喻自己的婚姻现状：“２０年的路走下来，我们默契地合作一个家庭。如今，我们人到中年，已经从九曲十八弯的上游，到了水面平静宽阔的中下游了。有很多的物质积累，更有许多丢不掉的人生记忆。但此时，我们已经不能走得更快了，因为出了长江口，我们不久就要归入大海了。没有了浪漫和激情，甚至多看对方几眼也许就发呆了，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携手搀扶了，不像年轻时各干各的，两性本身的相互吸引与排斥，也慢慢模糊了区别，就像黄色与蓝色溶在一起，成了绿色，红色和黑色掺到一起，成了紫色。”
文／ 陶梦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