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头感觉干涩发麻:比“快”和“慢”要紧的一个字

事情总有两重性，单打一是不够的。

　　近来有“急之国”的反思性议论，颇为中肯。其直指急躁症的宏观表现为盲目追求GDP，“事事求快、一心总想超越”的“大跃进心态”，导致种种损失。微观呢，更可悲：“我们喜欢插队。我们当一米黄线不存在。我们在交通灯变黄时加速冲过去。我们为了节省五分钟翻越马路中间的栏杆。”不一而足。结论辛辣：我们失去了慢的能力，好似被按下了快进键。

　　却也存遗憾焉，即个别论者对于有识之士所言“快慢、张弛、紧疏、忙闲的人生之道”视若不见，贬“快”太过。殊不知，一快一慢，有张有弛，才叫对立统一。

　　一个“快”字，曾几何时，纯属稀缺，珍贵着哩。就在引发这场反思的开篇作《急之国：谁按下了中国人的快进键》中，引录了19世纪末传教士史密斯于《中国人的性格》描写的吾土吾民“漠视时间”的慢慢吞吞性格，“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如此性格，能立足于列强环视、争夺激烈之世？马克思断言，由于不顾时世，安于现状，“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豆剖瓜分，亡国灭种，近在眉睫，急如火燎。先觉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四处奔走，连声疾呼。他们不惜像民间故事里的海力布，因传播真话拯救大众而牺牲一己、变身石像。陈天华为警世而蹈海，写下的《警世钟》痛彻心脾：“洋人来了！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已大劫临头，欲浴火重生，唯从速变革。于是从改良到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思想启蒙到武装斗争，一幕幕如迅雷疾风。

　　即使诞生了人民共和国，虑急谋快之道也不能丢。须知1949年我们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是一副烂摊子，工厂倒闭，民生凋敝。作为整个中国工业基础的钢产量，全年竟只有16万吨，不及现在半天的产量。能不大干快上？陈毅当年进上海，鞍马甫卸就将药水弄等棚户区一一标明，谋划尽快建房。他焦急的是“每六个上海人，就有一个居住在这样的地狱之中。”“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可是他们就在这样的‘摇篮’里长大！”痛惜民瘼，亟谋改进，焦急就有了历史的正当性。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都要求共产党人抱负 “只争朝夕” 的热情，步子快一点，学会快节奏，掌握快进键。当贴在蛇口工业区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再遭举国非议，而轮到各地取经之日，就是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经济建设风生水起、经济总量臻于前列之时。

　　真理却怕过头，哪怕在同一个方向上。须知一味求快而不顾条件，结果可能欲速则不达。这就是英国哲学家培根警告的：“过于求速是作事上最大的危险之一。”萝卜快了不洗泥、进键快了看不清、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日常生活层面自有“快”的负面效应，不可不知。站在国家建设层面看看呢，从有识者批评的目下实况，“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急功近利的‘大跃进’在中国不同的地方上演，近年来频繁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有很多都是现代化赶工种下的恶果”，回溯五十年代“土法炼钢”的“户户参与，村村冒烟”，绝无钢水出炉，尽是糟蹋资源，历史的教训可谓一再反复，一脉相承。症结在于，各门类的建设都有其特殊规律，贸然违背，急于事功，好比零件还没磨削到设计要求精度就给装上机器，浇铸堤坝的水泥尚未牢结即匆匆来水发电，如此等等，怎么逃得过规律的惩罚？还是需要严格遵照之、循序渐进之，将心态放平，戒急功近利，能快必快，该慢则慢。

　　生产力发展是这样，生产关系也一样。符合规律的生产关系调整，有利于保护并促进生产力。但是背离规律，过频、过急的调整却会适得其反。建国后有一个时期，农村经营体制变革一波连一波，公有性质急速胀大，真以为能够“马上过渡到共产主义”。结局呢，由于“一大二公”的公社体制难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最终束缚了生产力，很多地方弄得揭不开锅，食不果腹。直至万里来到安徽农村，了解实情后毅然支持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才结束了这种显然不合时宜的“穷过渡”。其实无论城乡，经济组织都不是公有程度越高越好，提升得越快越好。君不见，消灭城市私人经营，竟会导致缝件马甲、修把雨伞、送个快件都难矣哉，这就是三十年前的事实！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了，一个落后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不过，“如果不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的。”(胡绳语)事情就是这样，作为历史文明成果，我们留着它、使用它，倒是有利；动辄想割人家的“资本主义尾巴”，是不利的。

　　鼓励快，也需要慢。或快或慢，都是手段，都服从于把事情办好。比“快”和“慢”要紧的一个字，就是“好”。很多时候，为了一个“好”字，为了追求完美，我们宁可慢一拍几拍。可喜的是，这种求真务实的风格正日益传扬。随手翻开媒体新闻，处处可见：广西的领导在议论选取拉动较大的项目时说“要做好前期工作，充分论证，宁可慢一点，也要质量高一点”；浙江的领导在抓经济增长质量时提出“我们宁可放慢一些增速，也不能保护落后，不能重走粗放型增长的老路”；连担任《儒藏》首席总编纂的季羡林老人，也在生前表示：“《儒藏》编纂宁可慢一点，也要高质量”……不约而同，都是“宁可慢一点”，目的都在“好一点”。

　　这样的快慢观，也理宜贯彻于我们的个人生活。我的老领导、《解放日报》原副总编辑余建华在八十年代写过一本流传甚广的《时间与人生》，既批评浪费光阴的“慢性病”，也批评急于求成的“急性病”。至今记得书中介绍北京一所大学学生运筹时间的一个公式：8减1>(大于)8。“其含义是，从每天8小时学习时间中，抽出一个小时从事体育锻炼或其它文娱休息活动，结果学习效率大于8个小时连续趴在课桌上。”此即“宁可慢一点”的又一例证。　

　　或快或慢，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要达到“好”，快快慢慢尽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