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自行车钢丝锁怎么剪断:黑暗人生中的亮点：戴笠指挥对日间谍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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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人生中的亮点：戴笠指挥对日间谍大战
文章来源:《鹰犬人生：蒋介石的超级特工》 抗战期间，戴笠领导军统，抗击日军，暗杀汉奸，获取情报，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是他黑暗一生中的几点火花。 谍海大战 1937年7月中旬，戴笠亲赴上海布置对日工作和潜伏组织。到上海后，他先把王兆槐找来交代了任务。 “我这次奉校长之命来找杜月笙。请他出面，把上海民众组织起来，协助国军御敌。你要设法把日本三菱银行和三井洋行仓库里的大批武器搞到手。”戴对王说。 “沈醉他们已经从日租界撤出来了。战事一发，日本人就开始清查他们的租界，怕混入我们派去的特工人员！”王沮丧地说。 “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太迟了……”戴笠摇摇头，随即命王陪他去见杜。杜很快答应了戴的要求。当晚，王兆槐、沈醉前往日本的武器仓库，把枪偷了出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成立了1万多人的“苏浙别动队”。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开始，戴笠即于当天亲率特务处的高级干部余乐醒、谢力公、潘其武、毛人凤和大批特务骨干急赴上海，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配合中国军队对日作战。成立了军委会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展开对日的谍报工作。并指挥别动队和上海市警察总队。到11月，蒋下达上海撤退的命令。在这之前，戴已开始着手准备上海沦陷后的潜伏组织。他命周伟龙负责上海地区的行动工作，他的江山同乡姜绍谟负责情报工作。另外，戴还利用杜的帮会组织在上海布置了一些工商业界人士与无业流氓，分别开展宣传造谣与破坏日方经济等活动。 11月9日，上海沦陷。戴笠下令配属各部队的战地调查组必须坚持到最后，没有他的命令不准撤离。戴在最后时刻，仍然首先将撤离事宜安排检查完毕，然后才搭乘上海至香港的最后一班船离去。 戴到达香港后，立即召集特务处香港站的特务开会，指出东南沿海大城市沦陷后，香港的战略地位随之提高。戴决定成立香港区，加强谍报工作。戴在香港布置完工作后，回到南昌，继续布置沦陷区的特工力量。 戴笠7月中旬刚到上海，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将他召回。让他参与侦破一起最高军事机密泄露案。原来在8月初，蒋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制敌机先”，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前，先行歼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拦截长江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但是这个命令还未下达到军队，日军舰船和这一带的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狼狈撤往江阴以下江面。在这同时，当蒋决定出席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对学生进行训话时，发现居然有日特事先得到消息企图混入。蒋介石闻讯大怒，要求有关方面迅速侦破。 戴笠认为，只要能够把与会或接触到这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员进行调查，不难发现蛛丝马迹。经过一番严密的过滤，很快发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在日本留学，其子亦经日本留学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黄浚生活腐化、挥霍无度，经济来源可疑，且他是与会人之一。戴笠派人密切监视跟踪他。结果在黄浚与日本特务又一次交接情报时被当场拿获，其子也因参与活动被逮捕。蒋下令将黄以卖国罪枪决。这是戴在抗战初期与日谍的第一次较量。 淞沪战争期间，戴还亲自指挥了一场高水平的对日间谍大战。 1937年9月中旬，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向戴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寿，并说他们愿意为反间谍斗争做出贡献。程、彭二人在东亚同文书院工作，这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戴经过考虑，决定按程、彭二人的要求成立“文友社”，并谨防反间之计，设计逼程、彭二人就范。 文有社成立后，戴笠首先将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不露任何痕迹地打进去，以控制这座反间谍机关的主动权。其次遏制企图进入文友社的日方间谍，并把程克祥介绍来的3名日方间谍赶走。最后，把程、彭争取过来，真正建立了一个反日谍机关。 正在这时，日军统帅部急调原在华北的间谍老手南本实隆少将秘密潜赴上海，以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部署。南本在华北、内蒙、东北等地，曾多次破坏戴笠布置的特工组织，戴对其恨之入骨。 南本到上海后，直接用重金收买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国民党原八十七师参谋长杨振华，要其提供中国军队的情报。杨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戴。戴命令文强顶替杨，以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的身份与南本接触。 经过文强与南本的多次会谈，戴笠布置了天罗地网，准备收拾南本，不料恰在此时，上海沦陷，杨振华叛变。戴的计划落空了。但这次智斗日谍的整体设计，表现了戴的特工才能。 刺杀汪精卫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乘机离开重庆，经昆明，到达河内。12月29日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以“恢复和平”为口号，开始卖国投敌的活动。 汪精卫的出逃，令蒋非常震怒。他命令戴笠即赴香港，设法威胁汪精卫在香港的追随者，并秘密监视汪逆一行，防止他们公开投敌。戴到香港后，决定来个声东击西、杀一儆百。他亲自打电话给汪的追随者《华南日报》负责人林柏生和写文章拥护汪精卫“和平”主张的香港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指责他们不该发表文章，与重庆政府唱对台戏，并派人扬言说，要烧掉《华南日报》。但并未起作用，戴又派人在他们回家的路上，用铁棍将他们打伤，以示警告。 不久，戴亲自把陈恭澍、王鲁翘送到河内，监视汪，并等候命令。河内的监视工作取得了突破，获取了汪准备公开叛国投敌的证据，戴笠得到消息后，立即密令陈等人做好行动准备，又分别派人从国内运去枪支弹药等武器，自己亲自把证据呈送蒋介石。蒋命戴除掉汪，戴立刻通知河内方面开始行动。 戴在此前曾以何永年的化名来到河内，亲自布置了行动计划。他拜访了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以封官许愿作条件，要求他鼎力相助。并与他派驻河内的直属通信员徐先生联系，通过他疏通与河内高层和警方的关系。 3月中旬，戴获悉汪要离开河内，命令行动组立即行动。3月20日晚，陈强闯汪宅，直奔汪的卧室，见到一个男人正在往床下钻，以为此人是汪，便冲其腰部连开三枪。事后，他们才知道打死的是汪的秘书曾仲鸣。戴笠得到报告后，很生气，遭到蒋的一通大骂。 从1939年5月到1940年1月，戴笠为刺杀汪精卫，又连续四次组织行动，不但投入了很大精力和物力，而且连损4员大将，仍然寸功未建。 成立“黑室”破译日电 1943年正式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任所长。这无疑使军统的特务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把戴笠的权力和地位推向顶峰。戴之所以热心与美国人合作，恐怕由于他的野心，想借美国人之手打入军界，能拥兵自重。美国人对戴笠的兴趣是由于想通过控制军统，进一步控制国民政府。 戴笠很想在军统内部成立一个日电破译机构。他特意从美国聘请来日电破译顾问亚德利——美国畅销书《美国黑室》的作者。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为美国陆军部破译了上万份外国电报。战后，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为他提供了10万美元的经费，让他创立一个专门破译日本密电码和密表体制的秘密机构——“美国黑室”。在他的协助下，军统局有了自己的黑室——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不久，亚德利也回国了，戴笠亲自领导这个机构为战争服务。 当时，日本飞机经常对重庆进行轰炸。到1941年，技术研究室不仅能准备地破译敌机前来空袭的时间，而且能准确地得知敌机的起飞地点，飞行路线及高度。重庆防空指挥部决定，利用这些情报，让中国飞机事先飞到高于敌机的云层中，待日机一到，即从上而下地进行袭击。此举果然有用，一贯瞧不起军统的航空委员会，也对其刮目相看了。 戴笠还在沿海地区设电台，破译日本海军部电报，获悉日军将“南进”。戴获取的这份情报非常重要，它使老蒋有充足的时间将囤聚在缅甸的军用物资抢运回来，并事先做好东南亚沦陷后的外援物资运输、电台设置和潜伏人员的安排等工作。 1941年年底，破译机构发现，日本方面突然全部更换了电报密码。他们估计日军将有一次更大的行动，同时加紧了新密码的研究工作。不久，即从日本空军、海军的密电中得知，日本空军正准备向太平洋地区活动，有袭击美国珍珠港的迹象。戴笠向老蒋汇报之后，便通知美国站的肖勃，让其设法转告美国国防部，叫他们注意日本空军的动向。美国佬听后捧腹大笑，认为中国方面根本不可能了解日本军方的行动，甚至认为中国在有意离间美日关系。直到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才想起中国大使馆曾向他们提出过警告，这才知道消息来自军统的破译机构。美驻华大使馆武官迪帕斯，就近与戴笠接触，企图从军统方面得到更多的日军情报。与梅乐斯合作 美国海军部长命海军中校梅乐斯设法尽快地在中国建立一些基地，为美国海军将来在中国沿海登陆做准备，并提出帮助中国建海军的计划。蒋介石表示欢迎梅乐斯，并指定由戴笠协助他。 梅乐斯当时对戴笠一无所知，美驻华使馆武官麦克对他说：“戴笠是一个出名的刺客，是一个‘盖世太保’似的神秘组织头目，那组织在上海时被称作“蓝衣社”，他还成立了专门囚禁政敌的集中营。据说他非常不喜欢外国人，因此，绝少有外国人能见到他。”他听一些到过中国的朋友说，戴笠是个声名狼藉的家伙，要躲他远点。肖勃则对他讲，“戴将军是委员长幕僚中的一位极重要的人物。他是个很好的人，完全可以安排你的一切。”梅乐斯也意识到，若想完成任务，还必须与戴笠合作，否则自己将寸步难行。 到中国后，他与戴笠的合作很顺利。就戴来说，他的抱负决不是仅仅当个特工头目，而是要在蒋死后的最高权力角逐中一决雌雄。戴笠多年来魂牵梦绕的一个念头，就是要打进军界，拥兵自重。他分析当时的形势，陆军是黄埔系的天下，前有何应钦“一夫当关”，后有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强鼎立”，不会有自己这个黄埔六期生的立足之地。空军向来由宋美龄“主持”，自己难以与“夫人”争锋。只有海军由既无后台，又不讨蒋欢心的陈绍宽掌管，可加以谋取。于是，戴拟定了如何把梅乐斯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的计划。 首先命令肖勃具体安排梅的访华议程，切断梅同中国海军方面的联系。其次，通过军委会内线抢先得到消息，亲自取走梅的访华公文，避免因外交惯例，使接待权落入海军。他直接去找蒋，谎称：“军统的客人”梅乐斯访华，从而获得了全权接待梅的“尚方宝剑”。最后，向梅散布蒋对陈绍宽的不满。 戴笠协助梅顺利地完成了考察中国沿海水文、地形、气象的任务，梅感到很满意，也加强了与戴合作的信心。 中美双方经过了一年左右的谈判、磋商，终于在1943年4月15日，正式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戴笠出任主任一职，梅乐斯任副主任，并签订了协作合同，主要内容包括双方交换军事情报，允许美方派人在中国沿海布雷测量，双方共同在沿海和主要城市设立气象站、水文站和无线电台，同时由美方提供武器、器材、经费，帮助军统局培训五六万人的特务武装。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许诺，帮助戴谋求海军总司令一职。 合同签订之后，各种特种技术训练班相继成立，美方人员及武器、器材和美元亦源源地流入中国。军统特务武装也走向了正规化，军统的经费问题也得以解决。中美所正式成立后的几年，确实是戴笠事业上最得意的时期。 自中美所成立之后，美国战略情报局发现海军方面得到许多中国战区的第一手情报，对中国战区及远东局势有了很大的发言权，而且他们也认识到军统和戴笠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便想把合作置于战略局领导之下。战略局局长杜诺万亲自来华找戴笠，并企图利用美国陆、海军的矛盾插手中美所。 梅乐斯和戴笠对此采取“软抵抗”的办法，战略局及陆军的一切政令形同废纸。戴笠为了能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公开站在海军方面。杜诺万来华后，戴为其举行了酒会。在酒会上，杜与戴针锋相对、个不相让。杜告诉戴，如果中美所阻碍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在中国收集情报，他将单独采取行动。戴笠微微一笑说：“倘若战略情报局在中美所控制以外进行活动，我会杀死你们的人。” 杜诺万也笑着回敬：“你若杀死我手下一个人，我就收掉你的一个将军来抵偿。” 戴笠脸色冷峻，声音很重地说：“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 硬脾气的杜诺万毫不示弱：“我就这样对你说话。” 这场争斗，直到戴同意美军战略局的特工参加中美所情报组的工作，才算停止。 抗战胜利后，军统局面临被取消的危险，戴仍然期望借助美国海军解救危机。会见了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准备进行新的技术合作。岂料，戴很快便死了。
飞机失事另有原因 戴笠死因揭密
戴笠谋害他的主使人并非蒋介石，也非天灾暴雨、浓雾所致，而是他的得力干将马汉三。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马汉三奉戴笠之命潜伏平津，做地下情报工作，被日军侦破关进大牢。马诡计多端，投日酋所好，用一把极其珍贵的古剑，买通日暮途穷的日军司令福田隆吉，得以释放出狱。这是一把什么剑？原来是1928年军阀孙殿英到清东陵盗宝，派工兵用炸药炸开乾隆皇帝墓穴，从乾隆的棺木中得到一把削铁如泥、吹发即断的宝剑。 此剑相传年代久远，非同一般古物，属珍稀文物，价值连城。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扫平军阀之后，孙殿英部队被收编为国军，孙盗宝案东窗事发，拼命走后门，向宋美龄、宋子文、戴笠送珠宝、钻戒等厚礼，托马汉三将乾隆帝宝剑转交蒋介石，想以此塞住主子的嘴。马汉三见宝剑是文物中的珍稀之宝，锋利无比，起了贪心，据为己有。福田隆吉收下宝剑，放了马汉三。
抗战胜利后，惩治汉奸呼声日益高涨。戴笠飞来飞去，到处“劫收”，同时任命他的心腹马汉三为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马受宠若惊，特别卖力，将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汉奸一一抓捕，一时间北平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凡是投敌的汉奸都自感末日将临。一天，一巨商登门拜访马汉三，带来十八尊金罗汉相送，恳求马刀下留人，释放金璧辉（川岛芳子）。马汉三收到十八尊金罗汉，财迷心窍，贼胆包天，偷偷释放了金璧辉。当时安插在北平的戴笠一个亲信与马汉三不和，向主子密报。 戴笠闻讯，十分恼火，于1946年3月6日飞到北平，查阅被捕的汉奸花名册，果然不见金璧辉的名字，不由火冒三丈，猛拍台子，虎着脸追问马汉三：“川岛芳子是举国公认的大特务、大汉奸，她到哪里去了？放走了她，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必然追问，我们如何交代？”马汉三吓得差点尿湿裤子，一时语无伦次。这时戴笠加重语气说：“你不把川岛芳子抓回来，我枪毙你！”马汉三浑身颤抖，感到再也隐瞒不下去了，只好供出正准备遣送川岛芳子逃亡日本的事实。 戴笠立刻命马汉三抓捕川岛芳子，亲自审问，并将马汉三所收的贿物查得清清楚楚。勒命马汉三：“一切脏物全部上交国库，否则以贪污罪枪毙你！”马汉三不敢违抗，交出全部脏物，又将乾隆帝宝剑交给戴笠。 戴当场试剑，把30块银元叠在一起，一剑下去，顿时所有银元一分为二，看得人连声惊呼：“好剑！好剑啊！”戴笠兴奋异常，一高兴竟把责罚马汉三的事免了。马汉三回到寓所，一边擦汗一边狠骂：“他妈的，戴老板受贿多多，为什么不上交国库？” 马汉三在戴笠手下干了多年，深知他深不可测，翻脸无情，担心夜长梦多，日后生变，便横下一条心：与其等死，不如先下手为强！经过反复思考，想出了对策：戴笠是好色之徒，抓住他这个致命的弱点，用“美人计”要他的命！当夜他与情妇、机要秘书刘玉珠商量，刘欣然应允。1946年3月16日，戴笠从北平飞青岛，准备面晤美军司令柯克上将。那时戴笠想当上国民党海军总司令，四处活动，特别想争取“太上皇”美国军界头面人物的支持。行前，马汉三特意安排刘玉珠伴随，照料戴笠生活。刘玉珠年轻貌美，风流性感，使出万种风情，弄得戴笠神魂颠倒。戴笠临时决定在3月17日飞回南京，不得不与刘玉珠告别。 刘玉珠嗲声嗲气地说：“亲爱的，我不放心，我去监督检查飞机的安全。”戴笠深信。刘玉珠与马汉三的挚友、军统青岛情报站梁若节密谋，由梁将定时炸弹带上飞机，做了一番手脚，计划定于当天中午12点半爆炸。飞机起飞后，刘掐指一算时间，大叫：“不好！如果戴笠下机后爆炸，岂不完全暴露，谋杀计划落空？我们一个也逃不了！”顿时急得六神无主，差点流下眼泪。 未料，天助马汉三、刘玉珠。当日上午，南方气候恶劣，上海大雨滂沱，杭州出现浓雾，两地均不能降落飞机。直飞南京，在空中多飞了一个小时。飞抵南京东郊上空，恰好正合爆炸时间。“轰”的一声巨响，飞机坠落“大山”地带，戴笠被炸得粉身碎骨！消息传开，马汉三知戴笠已死，欣喜若狂，庆幸谋杀计划成功，举行家宴，与刘玉珠举杯庆祝。过了几天，马汉三将川岛芳子从狱中放出，然后用重金买来一个相貌、身材与川岛芳子相似的刘凤玲冒名顶替。马汉三欺骗她说：“坐几天牢，很快放你出去。”刘氏进了监狱，次日就被拖出去枪杀灭口，冤死狱中。戴笠尸体葬在南京中山陵附近，蒋介石亲自主祭，并追赠戴为中将。 戴笠意外丧命，震动南京，蒋介石自然不会放过，命新任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彻查。毛人凤为戴笠死去自己能升迁，若破案成功能在蒋介石面前表功而高兴。 他精明能干，当即组成专门班子，限时破案。专家们首先检查飞机残骸，认定飞机是被炸弹炸毁的。接着取得了刘凤玲家属提供的冒名代人受过的证据。从这条线索追下去，马汉三露了马脚，不得不承认勾结刘玉珠谋杀戴笠的事实。参与这一行动计划的刘玉珠、梁若节均供认不讳。1948年9月，蒋介石下令将马、刘等人枪毙于北平城郊。一场狗咬狗的闹剧就此降下帷幕。
面为“马”相：戴笠的鸿运和霉气 戴笠原名戴春风，浙江省江山春硖口镇人，生于1894年。
他青少年时期完全是个二流子，读书不成，被人开除，只好去当兵吃粮。他投入浙军潘国纲师中，谁知一战而败，到处流浪，见庙就进，却在庙中为母亲和妻子毛秀丛所找到。痛哭流涕之后，于庙中卜了—卦。
此卦左右了戴笠一生。相士说他面为“马”相，肖于“马”。若此生此世要想兴旺发达，必与所肖所合方可。
戴笠自来认为“人的面相肖动物是主大贵之相”、所以对自己因而行运，是十分欣喜的。别人要是说他如马——样，他不仅不觉得是一种讽刺，反而沾沾自喜。后来他发达了，化名便称马行健，以后也多次以马自居。他常说的愿为蒋委员长效犬马之劳，就是以做犬马前驱为荣。
戴笠是黄埔晚期的学员，出校之后，正值大革命到了低潮，所以连当兵都当不成。他后来流落上海滩，又因术士一番话，从此对中国政局大有影响。因为，有了戴笠，便有了军统，有了军统特务。
戴笠当时穷困潦倒，在上海求助于表兄张冠夫(张衮甫)。当时张冠夫在商务印书馆做职员，也不富裕，收入不多，做事又忙，住房很小。不过他对于表弟还是十分仁义的，让他在自家阁楼上打了一个地铺。戴笠有了—个栖身处所．可袋中无钱，老是在表哥家混饭，表嫂心中十分不满。有数次戴笠饿着肚子回到表兄家，表嫂故意将锅刮得响声震天，戴笠心中明白，只好不声不响爬上阁楼在地板上躺下，忍着饥火，以睡代食。
张冠夫家里弄口有—个相命摊，生意颇好，据左右邻居所说，也颇为灵验。戴笠心中有事，又想兴旺发达，一日寻得几元钱，也去请算命先生算上—命，看看相，卜个卦，以知是否可以时来运转。
这算命先生，一看戴笠的相吃了一惊，居然愿意免费为他推长庚八字和卜卦抽签测字。他不仅说出了戴笠为浙江人氏，还说出了戴笠上过学，当过兵，从—间有名气的军事院校中毕业．现在正是困境之中。
戴笠此时此刻．怎能不信，术士一下就全都说对了。关键的是，这位算命先生说了一句：“今日如刘邦受嫂辱，明日如刘邦之兴反辱嫂！”
戴笠也是有文化的人．知道刘邦本是—个好色懒惰的二流子、整天到哥哥家沾光吃饭，为嫂子所辱，正如自己此时。此话说得这么准，戴笠当然盼望日后可出这一口“鸟”气，将表嫂治一治。
可他又从何着手呢?只得搜集—些绝密情报，以图有机会上“奉”于蒋总司令。于是，这位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未毕业的学生，天天去候迎校长蒋总司令，一见总司令汽车来到，就冲开卫土，直扑上去，乃至于几次都差点被侍卫认为是刺客,时间—长，次数多了，蒋介石发现戴笠的秘密情报还是有用的，渐渐信任了他。不久，结了一笔经费．让他负责收集情报。
戴笠趾高气扬地回到了表兄家中，扔下了—笔钱，又扔下了—句话：“以后还要靠我发达的！”然后扬长而去。他反正也没有什么行李．只是到弄堂口给算命先生—笔酬谢费．就去干他的事业了。
这一去，他也果然发达，先是拉拢张炎元、黄雍、周伟龙、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顾、梁干乔、王大木组成了一个“十人团”。然后，戴笠做了特务处处长。又然后，做了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
他将张冠夫找来了，做军统的会计室副主任，怂恿他娶妾．报复表嫂．以应算命先生所说的“辱嫂”之言。
戴笠喜欢结交术士，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在重庆之时，与在绍云山修心养性、声望颇高的太虚法师过往极密，不时上门请教。如果自己没有时问．也要让手下信得过的大特务到功德林、紫竹林等著名素菜馆办素席招待太虚法师。有时．也以专人专车到绍云山讲经学院送礼。重庆南岸龙门浩庙内有一名称为“一指头陀”的苦行僧，东方白介绍与戴笠相识。当时戴笠的名气极高，东方白也身任重庆警察局督察处长，两人都是出了名的杀人魔王，两人又都深信术士，东方白还是一名居士，家中设有经堂，出门之前要念一小时的经。
东方白将“一指头陀”介绍给戴笠的意思，是闻说“一指头陀”可以修炼长生不老丹，于大家都有好处。戴笠还特别相信武侠小说中的奇侠异人和术士剑仙，多年来到处寻找。他的警卫员刘国英、警卫组长徐锦城、重庆摆过擂台的黄老师、老道和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江湖奇侠传》中的侠客柳迟的化身柳惕怡，都引致于手下，作为门客。
戴笠也合有他几名奇人异士，这几名奇人异士也为他帮了不小的忙。
日本人的伪市长傅筱庵被刺便是一例：傅筱庵是中国通商银行的总经理，曾依附于北洋军阀。日本人来厂之后，他做了汉奸，被任为上海市的伪市长。他与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和张啸林还是极好之友，可是，一日早晨．被人发现死在家中卧室，脑袋被人用菜刀砍了下来。
傅筱庵身为上海市市长，又有钱，家中仆从如云，保镖众多，全是本领高强之人。可是，他的所谓“两代义仆”朱升、却是戴笠的人，半夜而入卧室，取了傅筱庵的脑袋，连夜送给军统特务机关。朱升就是戴签所收买的奇人异士。
另外，所收的女高手金石心，竞暗杀了著名帮会领袖王亚樵。还有许多军统做的大案，都是戴笠所请的奇人异士干的。例如他对李公朴、闻一多等下手，都是如此。甚至于他一次在公共场所被人偷去一支昂贵的美国派克钢笔，也因此收罗了一名偷技极高的大扒手
他喜欢与术士打交道，还表现在与青帮、洪帮、袍哥等的关系上。不论在什么地方，帮会大头目都与戴笠来往极密。如张树声、杨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吴醒亚等。只要在帮会中够得上辈份的，都与戴笠拉得十分紧。
军统在全国修建有许多建筑物，每一处都在戴笠的指示下，用择宅之术来安排。什么五行、五音、五方、五姓，都十分讲究，大门朝什么地方开，前后左右应注意哪些，哪些地方是龙脉以及应建成什么样式，戴笠都要过问。一旦弄错了，宁愿停工和改建，花多少钱都无所谓。如军统在重庆罗家湾所建房屋，按照当地形势，以方便而论是朝中工路的，可是戴笠因风水关系．却下令对着十分不便利的枣子岗垭开大门，不准变动方位。
叫人啼笑皆非的是军统在歌乐山北麓磁器口螺丝厂的办事处，因为懂得风水的特务告诉戴笠，说办事处的大门修得不好，出口处大大，敞开之后．将吉运之气都放跑了，戴笠竞下令在上面修—道高大的石墙．以挡住兴旺之气运、弄得不伦不类。
戴笠是因术数而发达的，所以对术数和术士的感情特别深厚。
例如他与后来的挚友、在政治生涯中对他帮助极大的胡宗南相识，在他眼中也颇有独特之处。据沈醉说：“寿山(胡宗南的别号)是当年自吴兴乡湖师范毕业后．在某小学中任教员。有一天，带领着一队小学生来西湖旅行游览。
小学生无意中发现了戴笠洗后晾晒在地上的衣服。衣服上压了—些小石子。学生们不解压上小石子的用处，顺手将石子拾去，迫使戴笠不得不大声叫喊，既不能出水，又怕一股风把衣裤吹跑了。这时从学生中走出带队的老师胡宗南，将拾去的石子追还。同时，也觉察到泡在水中的人之所以急得大喊大叫的原因。两人相视一笑，似乎有干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以后戴笠找到学校里去致谢，胡戴后来成为生死之交的朋友。
到了他发达以后，他就说过其妻毛氏家中的风水被毛人凤和毛万里两兄弟占光了，并说自己的发达与柴万喜(后改名柴鹿鸣)有直接关系，将之收纳做了重庆杨家山戴公馆的总管。因为在1926年夏天，毛人凤劝戴笠报考黄埔军校，柴鹿鸣不仅替他出主意．半夜去送戴笠，替他送行李。而且，替他占卜是—定会凯旋而归的。
当时，柴鹿呜语重情长，—再叮嘱：“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之后，不能再像过去了，一定要争口气！人要脸树要皮！好好上进，切莫如旧时出门回来时总是两手空空，要扛一面红旗回来”。
戴笠受了鼓舞．也为卜卦的前程所刺激，按照“天意”，将名字改作戴笠，字雨农。他本来不得意，名“春风”一点不贴切。所以，此次远行去寻前途，不如“戴”着一面“斗笠”，夹住尾巴，好好地苦干，混出一个人样来，风光风光。
戴笠终于发达了．权势熏天．炙手可热。他在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中，几乎人人都害怕他。一个人到了戴笠这一地位和身份应该是心满意足了。特别是戴笠一无背景、二无财产、三无名气，差不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确实是不容易的。
这当然使戴笠极其相信术数和术士。
他将这种思想观念全部植入军统的工作之中，上述建房要看风水是一方面，另外几方面也都如此。如军统举办的许多特务培训课程、例有讲授命相等术数的教材，其内容有“麻衣”、“柳庄”等相法和曾国藩以术数命相取舍部属的《冰鉴》之书。上行下效．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女。军统之内的大特务，无不相信术数，乐此不疲。
沈醉曾将这—情况详细介绍：“军统—些大特务也都跟戴笠—样，非常相信这—套东西。由于算命的说戴笠命中缺水忌土，所以军统局本部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化名，总是用—些水汪汪的名字来补他的命中不足。如：江汉清、汪涛、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便是这个原因。而其中用得最久的是沈沛霖，因为自从用了这个化名后，戴笠的事业更一帆风顺，他便破格几年都不更换．认为与这个吉利的化名有关。他对化名的选择很认真．有时秘书室拟好了他不同意，还自己拟了交下使用。”
“他平日用人，特别是新吸收的地位较高的人，也爱引用相书上的—类话,从面部和举止来决定取舍。”中美所的主任秘书潘其武深受戴笠影响，特别喜好术数,经常钻研命相书籍，乃至于在任用军统各级干部时，如与戴笠意见相左，就大量引用各种相书的叙述,作为自己的‘理想”基础。戴笠临死前不久,曾碰到一件事．使他大为不快，暴跳如雷。当时，他强占了杨虎诚将军部属王维之(时任该路军的军需处长)在西安的一座花园式住宅．是西安市玄枫桥十三号。文强为了拍马屁．将里里外外装修一新，大加布置。
出乎文强的意料．戴笠来了之后，从进门开始就一脸不高兴的神色。一坐下来，就让文强马上将西文市警察局长叫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骂。警察局长肖绍文和文强都莫名其妙．只能“唯唯诺诺”，不知何事．惹得戴局长发这么大的脾气。
戴笠骂完，仍不解恨，气冲冲的一把抓住肖绍文的胳膊．拖到别墅大门之外，说：你看看这个门牌号码，谁将我住的门牌定为这个号头?”
文强和肖绍文这才明白,历来迷信的戴笠，又多信了一种术数，一种洋术数，欧美人忌讳十三，所以他也觉得十三太不吉利，要是自己的花园别墅是十三号，岂不大大倒霉！所以他气得不行。肖绍文可说是哭笑不得，回到警察局，立即找人办手续．改作“甲十四号”,才算作罢。
“十三”虽改成了“甲十四”，但是戴笠已经是恶贯满盈，天理不容。军统局秘书室助理秘书袁寄滨是位青年书生，不相信这些．替戴笠起工作化名时故意不用水．而拟了—个缺水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戴笠正好不在局本部，去了天津、无法知道新化名的拟定．而毛人凤也一时糊里糊涂．没有好好想一下，竞马马虎虎地批准使用。
这下可好，戴笠摔死了！
1946年3月15日，航空委员会专机c一47型222号飞机，接到任务：“3月16日上午8时，航线北平——天津一一南京——上海，飞行员赵新、冯俊忠。”机上乘客，共有七人，为首者便是戴笠。飞上海．不能降落，改飞南京，无法着陆，偏飞到江宁县。
1946年3月17日下午l时6分，222号专机失去与地面的电讯联络。三天后，在一片寻找戴笠的混乱中证实，摔死在江宁。全机十一人(机组4人，乘客7人)．无一幸免。7名乘客为：戴笠、军统人事处处长龚仙舫、“人民动员委员会”负责人金五波、英文秘书马佩衡、副官徐炎、天津大资本家黄顺伯、译电员周在鸿。
戴笠的霉运，霉在“高崇岳”的化名，也霉在撞在戴山，掉入截雨沟，死在戴湖。
这么巧合，天底下是不多见的。不信术数的人，也惊叹不已。
文章来源:《鹰犬人生：蒋介石的超级特工》 抗战期间，戴笠领导军统，抗击日军，暗杀汉奸，获取情报，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是他黑暗一生中的几点火花。 谍海大战 1937年7月中旬，戴笠亲赴上海布置对日工作和潜伏组织。到上海后，他先把王兆槐找来交代了任务。 “我这次奉校长之命来找杜月笙。请他出面，把上海民众组织起来，协助国军御敌。你要设法把日本三菱银行和三井洋行仓库里的大批武器搞到手。”戴对王说。 “沈醉他们已经从日租界撤出来了。战事一发，日本人就开始清查他们的租界，怕混入我们派去的特工人员！”王沮丧地说。 “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太迟了……”戴笠摇摇头，随即命王陪他去见杜。杜很快答应了戴的要求。当晚，王兆槐、沈醉前往日本的武器仓库，把枪偷了出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成立了1万多人的“苏浙别动队”。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开始，戴笠即于当天亲率特务处的高级干部余乐醒、谢力公、潘其武、毛人凤和大批特务骨干急赴上海，指挥上海的特工力量配合中国军队对日作战。成立了军委会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展开对日的谍报工作。并指挥别动队和上海市警察总队。到11月，蒋下达上海撤退的命令。在这之前，戴已开始着手准备上海沦陷后的潜伏组织。他命周伟龙负责上海地区的行动工作，他的江山同乡姜绍谟负责情报工作。另外，戴还利用杜的帮会组织在上海布置了一些工商业界人士与无业流氓，分别开展宣传造谣与破坏日方经济等活动。 11月9日，上海沦陷。戴笠下令配属各部队的战地调查组必须坚持到最后，没有他的命令不准撤离。戴在最后时刻，仍然首先将撤离事宜安排检查完毕，然后才搭乘上海至香港的最后一班船离去。 戴到达香港后，立即召集特务处香港站的特务开会，指出东南沿海大城市沦陷后，香港的战略地位随之提高。戴决定成立香港区，加强谍报工作。戴在香港布置完工作后，回到南昌，继续布置沦陷区的特工力量。 戴笠7月中旬刚到上海，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将他召回。让他参与侦破一起最高军事机密泄露案。原来在8月初，蒋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制敌机先”，在日军发动上海战役前，先行歼灭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拦截长江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但是这个命令还未下达到军队，日军舰船和这一带的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间，狼狈撤往江阴以下江面。在这同时，当蒋决定出席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对学生进行训话时，发现居然有日特事先得到消息企图混入。蒋介石闻讯大怒，要求有关方面迅速侦破。 戴笠认为，只要能够把与会或接触到这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员进行调查，不难发现蛛丝马迹。经过一番严密的过滤，很快发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在日本留学，其子亦经日本留学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黄浚生活腐化、挥霍无度，经济来源可疑，且他是与会人之一。戴笠派人密切监视跟踪他。结果在黄浚与日本特务又一次交接情报时被当场拿获，其子也因参与活动被逮捕。蒋下令将黄以卖国罪枪决。这是戴在抗战初期与日谍的第一次较量。 淞沪战争期间，戴还亲自指挥了一场高水平的对日间谍大战。 1937年9月中旬，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向戴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寿，并说他们愿意为反间谍斗争做出贡献。程、彭二人在东亚同文书院工作，这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戴经过考虑，决定按程、彭二人的要求成立“文友社”，并谨防反间之计，设计逼程、彭二人就范。 文有社成立后，戴笠首先将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不露任何痕迹地打进去，以控制这座反间谍机关的主动权。其次遏制企图进入文友社的日方间谍，并把程克祥介绍来的3名日方间谍赶走。最后，把程、彭争取过来，真正建立了一个反日谍机关。 正在这时，日军统帅部急调原在华北的间谍老手南本实隆少将秘密潜赴上海，以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部署。南本在华北、内蒙、东北等地，曾多次破坏戴笠布置的特工组织，戴对其恨之入骨。 南本到上海后，直接用重金收买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国民党原八十七师参谋长杨振华，要其提供中国军队的情报。杨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戴。戴命令文强顶替杨，以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的身份与南本接触。 经过文强与南本的多次会谈，戴笠布置了天罗地网，准备收拾南本，不料恰在此时，上海沦陷，杨振华叛变。戴的计划落空了。但这次智斗日谍的整体设计，表现了戴的特工才能。 刺杀汪精卫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乘机离开重庆，经昆明，到达河内。12月29日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以“恢复和平”为口号，开始卖国投敌的活动。 汪精卫的出逃，令蒋非常震怒。他命令戴笠即赴香港，设法威胁汪精卫在香港的追随者，并秘密监视汪逆一行，防止他们公开投敌。戴到香港后，决定来个声东击西、杀一儆百。他亲自打电话给汪的追随者《华南日报》负责人林柏生和写文章拥护汪精卫“和平”主张的香港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指责他们不该发表文章，与重庆政府唱对台戏，并派人扬言说，要烧掉《华南日报》。但并未起作用，戴又派人在他们回家的路上，用铁棍将他们打伤，以示警告。 不久，戴亲自把陈恭澍、王鲁翘送到河内，监视汪，并等候命令。河内的监视工作取得了突破，获取了汪准备公开叛国投敌的证据，戴笠得到消息后，立即密令陈等人做好行动准备，又分别派人从国内运去枪支弹药等武器，自己亲自把证据呈送蒋介石。蒋命戴除掉汪，戴立刻通知河内方面开始行动。 戴在此前曾以何永年的化名来到河内，亲自布置了行动计划。他拜访了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以封官许愿作条件，要求他鼎力相助。并与他派驻河内的直属通信员徐先生联系，通过他疏通与河内高层和警方的关系。 3月中旬，戴获悉汪要离开河内，命令行动组立即行动。3月20日晚，陈强闯汪宅，直奔汪的卧室，见到一个男人正在往床下钻，以为此人是汪，便冲其腰部连开三枪。事后，他们才知道打死的是汪的秘书曾仲鸣。戴笠得到报告后，很生气，遭到蒋的一通大骂。 从1939年5月到1940年1月，戴笠为刺杀汪精卫，又连续四次组织行动，不但投入了很大精力和物力，而且连损4员大将，仍然寸功未建。 成立“黑室”破译日电 1943年正式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任所长。这无疑使军统的特务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把戴笠的权力和地位推向顶峰。戴之所以热心与美国人合作，恐怕由于他的野心，想借美国人之手打入军界，能拥兵自重。美国人对戴笠的兴趣是由于想通过控制军统，进一步控制国民政府。 戴笠很想在军统内部成立一个日电破译机构。他特意从美国聘请来日电破译顾问亚德利——美国畅销书《美国黑室》的作者。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为美国陆军部破译了上万份外国电报。战后，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为他提供了10万美元的经费，让他创立一个专门破译日本密电码和密表体制的秘密机构——“美国黑室”。在他的协助下，军统局有了自己的黑室——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不久，亚德利也回国了，戴笠亲自领导这个机构为战争服务。 当时，日本飞机经常对重庆进行轰炸。到1941年，技术研究室不仅能准备地破译敌机前来空袭的时间，而且能准确地得知敌机的起飞地点，飞行路线及高度。重庆防空指挥部决定，利用这些情报，让中国飞机事先飞到高于敌机的云层中，待日机一到，即从上而下地进行袭击。此举果然有用，一贯瞧不起军统的航空委员会，也对其刮目相看了。 戴笠还在沿海地区设电台，破译日本海军部电报，获悉日军将“南进”。戴获取的这份情报非常重要，它使老蒋有充足的时间将囤聚在缅甸的军用物资抢运回来，并事先做好东南亚沦陷后的外援物资运输、电台设置和潜伏人员的安排等工作。 1941年年底，破译机构发现，日本方面突然全部更换了电报密码。他们估计日军将有一次更大的行动，同时加紧了新密码的研究工作。不久，即从日本空军、海军的密电中得知，日本空军正准备向太平洋地区活动，有袭击美国珍珠港的迹象。戴笠向老蒋汇报之后，便通知美国站的肖勃，让其设法转告美国国防部，叫他们注意日本空军的动向。美国佬听后捧腹大笑，认为中国方面根本不可能了解日本军方的行动，甚至认为中国在有意离间美日关系。直到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才想起中国大使馆曾向他们提出过警告，这才知道消息来自军统的破译机构。美驻华大使馆武官迪帕斯，就近与戴笠接触，企图从军统方面得到更多的日军情报。与梅乐斯合作 美国海军部长命海军中校梅乐斯设法尽快地在中国建立一些基地，为美国海军将来在中国沿海登陆做准备，并提出帮助中国建海军的计划。蒋介石表示欢迎梅乐斯，并指定由戴笠协助他。 梅乐斯当时对戴笠一无所知，美驻华使馆武官麦克对他说：“戴笠是一个出名的刺客，是一个‘盖世太保’似的神秘组织头目，那组织在上海时被称作“蓝衣社”，他还成立了专门囚禁政敌的集中营。据说他非常不喜欢外国人，因此，绝少有外国人能见到他。”他听一些到过中国的朋友说，戴笠是个声名狼藉的家伙，要躲他远点。肖勃则对他讲，“戴将军是委员长幕僚中的一位极重要的人物。他是个很好的人，完全可以安排你的一切。”梅乐斯也意识到，若想完成任务，还必须与戴笠合作，否则自己将寸步难行。 到中国后，他与戴笠的合作很顺利。就戴来说，他的抱负决不是仅仅当个特工头目，而是要在蒋死后的最高权力角逐中一决雌雄。戴笠多年来魂牵梦绕的一个念头，就是要打进军界，拥兵自重。他分析当时的形势，陆军是黄埔系的天下，前有何应钦“一夫当关”，后有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强鼎立”，不会有自己这个黄埔六期生的立足之地。空军向来由宋美龄“主持”，自己难以与“夫人”争锋。只有海军由既无后台，又不讨蒋欢心的陈绍宽掌管，可加以谋取。于是，戴拟定了如何把梅乐斯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的计划。 首先命令肖勃具体安排梅的访华议程，切断梅同中国海军方面的联系。其次，通过军委会内线抢先得到消息，亲自取走梅的访华公文，避免因外交惯例，使接待权落入海军。他直接去找蒋，谎称：“军统的客人”梅乐斯访华，从而获得了全权接待梅的“尚方宝剑”。最后，向梅散布蒋对陈绍宽的不满。 戴笠协助梅顺利地完成了考察中国沿海水文、地形、气象的任务，梅感到很满意，也加强了与戴合作的信心。 中美双方经过了一年左右的谈判、磋商，终于在1943年4月15日，正式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戴笠出任主任一职，梅乐斯任副主任，并签订了协作合同，主要内容包括双方交换军事情报，允许美方派人在中国沿海布雷测量，双方共同在沿海和主要城市设立气象站、水文站和无线电台，同时由美方提供武器、器材、经费，帮助军统局培训五六万人的特务武装。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许诺，帮助戴谋求海军总司令一职。 合同签订之后，各种特种技术训练班相继成立，美方人员及武器、器材和美元亦源源地流入中国。军统特务武装也走向了正规化，军统的经费问题也得以解决。中美所正式成立后的几年，确实是戴笠事业上最得意的时期。 自中美所成立之后，美国战略情报局发现海军方面得到许多中国战区的第一手情报，对中国战区及远东局势有了很大的发言权，而且他们也认识到军统和戴笠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便想把合作置于战略局领导之下。战略局局长杜诺万亲自来华找戴笠，并企图利用美国陆、海军的矛盾插手中美所。 梅乐斯和戴笠对此采取“软抵抗”的办法，战略局及陆军的一切政令形同废纸。戴笠为了能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公开站在海军方面。杜诺万来华后，戴为其举行了酒会。在酒会上，杜与戴针锋相对、个不相让。杜告诉戴，如果中美所阻碍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在中国收集情报，他将单独采取行动。戴笠微微一笑说：“倘若战略情报局在中美所控制以外进行活动，我会杀死你们的人。” 杜诺万也笑着回敬：“你若杀死我手下一个人，我就收掉你的一个将军来抵偿。” 戴笠脸色冷峻，声音很重地说：“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 硬脾气的杜诺万毫不示弱：“我就这样对你说话。” 这场争斗，直到戴同意美军战略局的特工参加中美所情报组的工作，才算停止。 抗战胜利后，军统局面临被取消的危险，戴仍然期望借助美国海军解救危机。会见了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准备进行新的技术合作。岂料，戴很快便死了。
飞机失事另有原因 戴笠死因揭密
戴笠谋害他的主使人并非蒋介石，也非天灾暴雨、浓雾所致，而是他的得力干将马汉三。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马汉三奉戴笠之命潜伏平津，做地下情报工作，被日军侦破关进大牢。马诡计多端，投日酋所好，用一把极其珍贵的古剑，买通日暮途穷的日军司令福田隆吉，得以释放出狱。这是一把什么剑？原来是1928年军阀孙殿英到清东陵盗宝，派工兵用炸药炸开乾隆皇帝墓穴，从乾隆的棺木中得到一把削铁如泥、吹发即断的宝剑。 此剑相传年代久远，非同一般古物，属珍稀文物，价值连城。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扫平军阀之后，孙殿英部队被收编为国军，孙盗宝案东窗事发，拼命走后门，向宋美龄、宋子文、戴笠送珠宝、钻戒等厚礼，托马汉三将乾隆帝宝剑转交蒋介石，想以此塞住主子的嘴。马汉三见宝剑是文物中的珍稀之宝，锋利无比，起了贪心，据为己有。福田隆吉收下宝剑，放了马汉三。
抗战胜利后，惩治汉奸呼声日益高涨。戴笠飞来飞去，到处“劫收”，同时任命他的心腹马汉三为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马受宠若惊，特别卖力，将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汉奸一一抓捕，一时间北平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凡是投敌的汉奸都自感末日将临。一天，一巨商登门拜访马汉三，带来十八尊金罗汉相送，恳求马刀下留人，释放金璧辉（川岛芳子）。马汉三收到十八尊金罗汉，财迷心窍，贼胆包天，偷偷释放了金璧辉。当时安插在北平的戴笠一个亲信与马汉三不和，向主子密报。 戴笠闻讯，十分恼火，于1946年3月6日飞到北平，查阅被捕的汉奸花名册，果然不见金璧辉的名字，不由火冒三丈，猛拍台子，虎着脸追问马汉三：“川岛芳子是举国公认的大特务、大汉奸，她到哪里去了？放走了她，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必然追问，我们如何交代？”马汉三吓得差点尿湿裤子，一时语无伦次。这时戴笠加重语气说：“你不把川岛芳子抓回来，我枪毙你！”马汉三浑身颤抖，感到再也隐瞒不下去了，只好供出正准备遣送川岛芳子逃亡日本的事实。 戴笠立刻命马汉三抓捕川岛芳子，亲自审问，并将马汉三所收的贿物查得清清楚楚。勒命马汉三：“一切脏物全部上交国库，否则以贪污罪枪毙你！”马汉三不敢违抗，交出全部脏物，又将乾隆帝宝剑交给戴笠。 戴当场试剑，把30块银元叠在一起，一剑下去，顿时所有银元一分为二，看得人连声惊呼：“好剑！好剑啊！”戴笠兴奋异常，一高兴竟把责罚马汉三的事免了。马汉三回到寓所，一边擦汗一边狠骂：“他妈的，戴老板受贿多多，为什么不上交国库？” 马汉三在戴笠手下干了多年，深知他深不可测，翻脸无情，担心夜长梦多，日后生变，便横下一条心：与其等死，不如先下手为强！经过反复思考，想出了对策：戴笠是好色之徒，抓住他这个致命的弱点，用“美人计”要他的命！当夜他与情妇、机要秘书刘玉珠商量，刘欣然应允。1946年3月16日，戴笠从北平飞青岛，准备面晤美军司令柯克上将。那时戴笠想当上国民党海军总司令，四处活动，特别想争取“太上皇”美国军界头面人物的支持。行前，马汉三特意安排刘玉珠伴随，照料戴笠生活。刘玉珠年轻貌美，风流性感，使出万种风情，弄得戴笠神魂颠倒。戴笠临时决定在3月17日飞回南京，不得不与刘玉珠告别。 刘玉珠嗲声嗲气地说：“亲爱的，我不放心，我去监督检查飞机的安全。”戴笠深信。刘玉珠与马汉三的挚友、军统青岛情报站梁若节密谋，由梁将定时炸弹带上飞机，做了一番手脚，计划定于当天中午12点半爆炸。飞机起飞后，刘掐指一算时间，大叫：“不好！如果戴笠下机后爆炸，岂不完全暴露，谋杀计划落空？我们一个也逃不了！”顿时急得六神无主，差点流下眼泪。 未料，天助马汉三、刘玉珠。当日上午，南方气候恶劣，上海大雨滂沱，杭州出现浓雾，两地均不能降落飞机。直飞南京，在空中多飞了一个小时。飞抵南京东郊上空，恰好正合爆炸时间。“轰”的一声巨响，飞机坠落“大山”地带，戴笠被炸得粉身碎骨！消息传开，马汉三知戴笠已死，欣喜若狂，庆幸谋杀计划成功，举行家宴，与刘玉珠举杯庆祝。过了几天，马汉三将川岛芳子从狱中放出，然后用重金买来一个相貌、身材与川岛芳子相似的刘凤玲冒名顶替。马汉三欺骗她说：“坐几天牢，很快放你出去。”刘氏进了监狱，次日就被拖出去枪杀灭口，冤死狱中。戴笠尸体葬在南京中山陵附近，蒋介石亲自主祭，并追赠戴为中将。 戴笠意外丧命，震动南京，蒋介石自然不会放过，命新任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彻查。毛人凤为戴笠死去自己能升迁，若破案成功能在蒋介石面前表功而高兴。 他精明能干，当即组成专门班子，限时破案。专家们首先检查飞机残骸，认定飞机是被炸弹炸毁的。接着取得了刘凤玲家属提供的冒名代人受过的证据。从这条线索追下去，马汉三露了马脚，不得不承认勾结刘玉珠谋杀戴笠的事实。参与这一行动计划的刘玉珠、梁若节均供认不讳。1948年9月，蒋介石下令将马、刘等人枪毙于北平城郊。一场狗咬狗的闹剧就此降下帷幕。
面为“马”相：戴笠的鸿运和霉气 戴笠原名戴春风，浙江省江山春硖口镇人，生于1894年。
他青少年时期完全是个二流子，读书不成，被人开除，只好去当兵吃粮。他投入浙军潘国纲师中，谁知一战而败，到处流浪，见庙就进，却在庙中为母亲和妻子毛秀丛所找到。痛哭流涕之后，于庙中卜了—卦。
此卦左右了戴笠一生。相士说他面为“马”相，肖于“马”。若此生此世要想兴旺发达，必与所肖所合方可。
戴笠自来认为“人的面相肖动物是主大贵之相”、所以对自己因而行运，是十分欣喜的。别人要是说他如马——样，他不仅不觉得是一种讽刺，反而沾沾自喜。后来他发达了，化名便称马行健，以后也多次以马自居。他常说的愿为蒋委员长效犬马之劳，就是以做犬马前驱为荣。
戴笠是黄埔晚期的学员，出校之后，正值大革命到了低潮，所以连当兵都当不成。他后来流落上海滩，又因术士一番话，从此对中国政局大有影响。因为，有了戴笠，便有了军统，有了军统特务。
戴笠当时穷困潦倒，在上海求助于表兄张冠夫(张衮甫)。当时张冠夫在商务印书馆做职员，也不富裕，收入不多，做事又忙，住房很小。不过他对于表弟还是十分仁义的，让他在自家阁楼上打了一个地铺。戴笠有了—个栖身处所．可袋中无钱，老是在表哥家混饭，表嫂心中十分不满。有数次戴笠饿着肚子回到表兄家，表嫂故意将锅刮得响声震天，戴笠心中明白，只好不声不响爬上阁楼在地板上躺下，忍着饥火，以睡代食。
张冠夫家里弄口有—个相命摊，生意颇好，据左右邻居所说，也颇为灵验。戴笠心中有事，又想兴旺发达，一日寻得几元钱，也去请算命先生算上—命，看看相，卜个卦，以知是否可以时来运转。
这算命先生，一看戴笠的相吃了一惊，居然愿意免费为他推长庚八字和卜卦抽签测字。他不仅说出了戴笠为浙江人氏，还说出了戴笠上过学，当过兵，从—间有名气的军事院校中毕业．现在正是困境之中。
戴笠此时此刻．怎能不信，术士一下就全都说对了。关键的是，这位算命先生说了一句：“今日如刘邦受嫂辱，明日如刘邦之兴反辱嫂！”
戴笠也是有文化的人．知道刘邦本是—个好色懒惰的二流子、整天到哥哥家沾光吃饭，为嫂子所辱，正如自己此时。此话说得这么准，戴笠当然盼望日后可出这一口“鸟”气，将表嫂治一治。
可他又从何着手呢?只得搜集—些绝密情报，以图有机会上“奉”于蒋总司令。于是，这位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未毕业的学生，天天去候迎校长蒋总司令，一见总司令汽车来到，就冲开卫土，直扑上去，乃至于几次都差点被侍卫认为是刺客,时间—长，次数多了，蒋介石发现戴笠的秘密情报还是有用的，渐渐信任了他。不久，结了一笔经费．让他负责收集情报。
戴笠趾高气扬地回到了表兄家中，扔下了—笔钱，又扔下了—句话：“以后还要靠我发达的！”然后扬长而去。他反正也没有什么行李．只是到弄堂口给算命先生—笔酬谢费．就去干他的事业了。
这一去，他也果然发达，先是拉拢张炎元、黄雍、周伟龙、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顾、梁干乔、王大木组成了一个“十人团”。然后，戴笠做了特务处处长。又然后，做了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
他将张冠夫找来了，做军统的会计室副主任，怂恿他娶妾．报复表嫂．以应算命先生所说的“辱嫂”之言。
戴笠喜欢结交术士，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在重庆之时，与在绍云山修心养性、声望颇高的太虚法师过往极密，不时上门请教。如果自己没有时问．也要让手下信得过的大特务到功德林、紫竹林等著名素菜馆办素席招待太虚法师。有时．也以专人专车到绍云山讲经学院送礼。重庆南岸龙门浩庙内有一名称为“一指头陀”的苦行僧，东方白介绍与戴笠相识。当时戴笠的名气极高，东方白也身任重庆警察局督察处长，两人都是出了名的杀人魔王，两人又都深信术士，东方白还是一名居士，家中设有经堂，出门之前要念一小时的经。
东方白将“一指头陀”介绍给戴笠的意思，是闻说“一指头陀”可以修炼长生不老丹，于大家都有好处。戴笠还特别相信武侠小说中的奇侠异人和术士剑仙，多年来到处寻找。他的警卫员刘国英、警卫组长徐锦城、重庆摆过擂台的黄老师、老道和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江湖奇侠传》中的侠客柳迟的化身柳惕怡，都引致于手下，作为门客。
戴笠也合有他几名奇人异士，这几名奇人异士也为他帮了不小的忙。
日本人的伪市长傅筱庵被刺便是一例：傅筱庵是中国通商银行的总经理，曾依附于北洋军阀。日本人来厂之后，他做了汉奸，被任为上海市的伪市长。他与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和张啸林还是极好之友，可是，一日早晨．被人发现死在家中卧室，脑袋被人用菜刀砍了下来。
傅筱庵身为上海市市长，又有钱，家中仆从如云，保镖众多，全是本领高强之人。可是，他的所谓“两代义仆”朱升、却是戴笠的人，半夜而入卧室，取了傅筱庵的脑袋，连夜送给军统特务机关。朱升就是戴签所收买的奇人异士。
另外，所收的女高手金石心，竞暗杀了著名帮会领袖王亚樵。还有许多军统做的大案，都是戴笠所请的奇人异士干的。例如他对李公朴、闻一多等下手，都是如此。甚至于他一次在公共场所被人偷去一支昂贵的美国派克钢笔，也因此收罗了一名偷技极高的大扒手
他喜欢与术士打交道，还表现在与青帮、洪帮、袍哥等的关系上。不论在什么地方，帮会大头目都与戴笠来往极密。如张树声、杨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吴醒亚等。只要在帮会中够得上辈份的，都与戴笠拉得十分紧。
军统在全国修建有许多建筑物，每一处都在戴笠的指示下，用择宅之术来安排。什么五行、五音、五方、五姓，都十分讲究，大门朝什么地方开，前后左右应注意哪些，哪些地方是龙脉以及应建成什么样式，戴笠都要过问。一旦弄错了，宁愿停工和改建，花多少钱都无所谓。如军统在重庆罗家湾所建房屋，按照当地形势，以方便而论是朝中工路的，可是戴笠因风水关系．却下令对着十分不便利的枣子岗垭开大门，不准变动方位。
叫人啼笑皆非的是军统在歌乐山北麓磁器口螺丝厂的办事处，因为懂得风水的特务告诉戴笠，说办事处的大门修得不好，出口处大大，敞开之后．将吉运之气都放跑了，戴笠竞下令在上面修—道高大的石墙．以挡住兴旺之气运、弄得不伦不类。
戴笠是因术数而发达的，所以对术数和术士的感情特别深厚。
例如他与后来的挚友、在政治生涯中对他帮助极大的胡宗南相识，在他眼中也颇有独特之处。据沈醉说：“寿山(胡宗南的别号)是当年自吴兴乡湖师范毕业后．在某小学中任教员。有一天，带领着一队小学生来西湖旅行游览。
小学生无意中发现了戴笠洗后晾晒在地上的衣服。衣服上压了—些小石子。学生们不解压上小石子的用处，顺手将石子拾去，迫使戴笠不得不大声叫喊，既不能出水，又怕一股风把衣裤吹跑了。这时从学生中走出带队的老师胡宗南，将拾去的石子追还。同时，也觉察到泡在水中的人之所以急得大喊大叫的原因。两人相视一笑，似乎有干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以后戴笠找到学校里去致谢，胡戴后来成为生死之交的朋友。
到了他发达以后，他就说过其妻毛氏家中的风水被毛人凤和毛万里两兄弟占光了，并说自己的发达与柴万喜(后改名柴鹿鸣)有直接关系，将之收纳做了重庆杨家山戴公馆的总管。因为在1926年夏天，毛人凤劝戴笠报考黄埔军校，柴鹿鸣不仅替他出主意．半夜去送戴笠，替他送行李。而且，替他占卜是—定会凯旋而归的。
当时，柴鹿呜语重情长，—再叮嘱：“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之后，不能再像过去了，一定要争口气！人要脸树要皮！好好上进，切莫如旧时出门回来时总是两手空空，要扛一面红旗回来”。
戴笠受了鼓舞．也为卜卦的前程所刺激，按照“天意”，将名字改作戴笠，字雨农。他本来不得意，名“春风”一点不贴切。所以，此次远行去寻前途，不如“戴”着一面“斗笠”，夹住尾巴，好好地苦干，混出一个人样来，风光风光。
戴笠终于发达了．权势熏天．炙手可热。他在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中，几乎人人都害怕他。一个人到了戴笠这一地位和身份应该是心满意足了。特别是戴笠一无背景、二无财产、三无名气，差不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确实是不容易的。
这当然使戴笠极其相信术数和术士。
他将这种思想观念全部植入军统的工作之中，上述建房要看风水是一方面，另外几方面也都如此。如军统举办的许多特务培训课程、例有讲授命相等术数的教材，其内容有“麻衣”、“柳庄”等相法和曾国藩以术数命相取舍部属的《冰鉴》之书。上行下效．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女。军统之内的大特务，无不相信术数，乐此不疲。
沈醉曾将这—情况详细介绍：“军统—些大特务也都跟戴笠—样，非常相信这—套东西。由于算命的说戴笠命中缺水忌土，所以军统局本部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化名，总是用—些水汪汪的名字来补他的命中不足。如：江汉清、汪涛、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便是这个原因。而其中用得最久的是沈沛霖，因为自从用了这个化名后，戴笠的事业更一帆风顺，他便破格几年都不更换．认为与这个吉利的化名有关。他对化名的选择很认真．有时秘书室拟好了他不同意，还自己拟了交下使用。”
“他平日用人，特别是新吸收的地位较高的人，也爱引用相书上的—类话,从面部和举止来决定取舍。”中美所的主任秘书潘其武深受戴笠影响，特别喜好术数,经常钻研命相书籍，乃至于在任用军统各级干部时，如与戴笠意见相左，就大量引用各种相书的叙述,作为自己的‘理想”基础。戴笠临死前不久,曾碰到一件事．使他大为不快，暴跳如雷。当时，他强占了杨虎诚将军部属王维之(时任该路军的军需处长)在西安的一座花园式住宅．是西安市玄枫桥十三号。文强为了拍马屁．将里里外外装修一新，大加布置。
出乎文强的意料．戴笠来了之后，从进门开始就一脸不高兴的神色。一坐下来，就让文强马上将西文市警察局长叫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骂。警察局长肖绍文和文强都莫名其妙．只能“唯唯诺诺”，不知何事．惹得戴局长发这么大的脾气。
戴笠骂完，仍不解恨，气冲冲的一把抓住肖绍文的胳膊．拖到别墅大门之外，说：你看看这个门牌号码，谁将我住的门牌定为这个号头?”
文强和肖绍文这才明白,历来迷信的戴笠，又多信了一种术数，一种洋术数，欧美人忌讳十三，所以他也觉得十三太不吉利，要是自己的花园别墅是十三号，岂不大大倒霉！所以他气得不行。肖绍文可说是哭笑不得，回到警察局，立即找人办手续．改作“甲十四号”,才算作罢。
“十三”虽改成了“甲十四”，但是戴笠已经是恶贯满盈，天理不容。军统局秘书室助理秘书袁寄滨是位青年书生，不相信这些．替戴笠起工作化名时故意不用水．而拟了—个缺水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戴笠正好不在局本部，去了天津、无法知道新化名的拟定．而毛人凤也一时糊里糊涂．没有好好想一下，竞马马虎虎地批准使用。
这下可好，戴笠摔死了！
1946年3月15日，航空委员会专机c一47型222号飞机，接到任务：“3月16日上午8时，航线北平——天津一一南京——上海，飞行员赵新、冯俊忠。”机上乘客，共有七人，为首者便是戴笠。飞上海．不能降落，改飞南京，无法着陆，偏飞到江宁县。
1946年3月17日下午l时6分，222号专机失去与地面的电讯联络。三天后，在一片寻找戴笠的混乱中证实，摔死在江宁。全机十一人(机组4人，乘客7人)．无一幸免。7名乘客为：戴笠、军统人事处处长龚仙舫、“人民动员委员会”负责人金五波、英文秘书马佩衡、副官徐炎、天津大资本家黄顺伯、译电员周在鸿。
戴笠的霉运，霉在“高崇岳”的化名，也霉在撞在戴山，掉入截雨沟，死在戴湖。
这么巧合，天底下是不多见的。不信术数的人，也惊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