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自行车坐垫啥牌子好:舒 婷 ：大美者无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1:15:24
1955年9月15日，由陈寅恪提出，中山大学正式聘黄萱为专任助教。一直到退休。她真是永远的助教，工资只有七十四元。
关于金钱，有些可笑的传说。我们曾经读到以讹传讹的一段资料：196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清查小组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逼令黄萱交出“从剥削阶级家庭得来的不义之财”。“第一次面对面交锋，黄萱就交出两万元存款”。事后清查小组成员分析，第一次交锋远未触及核心。第二次谈话，清查小组规定黄萱反复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两篇光辉著作”，“黄萱流下了眼泪”。结果，“第二次交锋黄萱交出九万元”，“第三次交锋黄萱交出二十万元”，“第四次交锋黄萱再交出公债八百元”。在数天之间，“毛泽东思想显示了巨大的威力”，“黄萱被迫交出了三十二万劳动人民的血汗钱”。
很可能，这是所谓“清查小组”编造出来的赫赫战果之一。黄萱临终前对前来探视的陆健东先生提出的要求，就是请他在《陈寅恪最后二十年》再版时，务必更正修改这一段。因为，周菡说：这段杜撰太没意思了，金钱对于黄萱，哪有催人落泪之功效？
“文革”风暴初起，黄萱立即把存在自己名下一大笔存款，全数交到中大历史系，并在尚未大乱之时换得一纸收条，以至这些大部为国外亲人寄存的金钱，最后得以完璧归赵。至于大户人家女眷们视之如命的首饰珠宝，解放初，黄萱就主动将它们全部低价卖给国家支援建设去了，日后冲进门来抄家的野蛮家伙们一无所获。
都以为金钱对于黄萱，从来不是问题，其实不然。周寿恺受难之时，一位厦门老友在广州结婚，黄萱因囊中羞涩未能买个小礼物而怏怏不乐，遂翻箱倒柜找出一条全新的桌布，居然喜形于色！周寿恺去世，老保姆不肯再留，为了补发欠她的工资，筹足她返乡的路费，黄萱忍痛卖掉名牌钢琴，仅得三两百元。晚年她在鼓浪屿自娱的只是一台珠江牌的普通旧琴。黄萱为人的慷慨善良，同情弱小，正是深记着老父黄奕住的教导：“信誉重于生命。”
作家韩石山写道：“外人或许会说，黄萱能给陈先生这样的学界泰斗当助手，青史留名，真乃三生有幸。此话诚然不谬，但反过来，陈先生能得到黄萱这样的助手，又何尝不是枯木逢春，有幸三生呢？”
陆健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还有精辟而动人的断言：“如果陈寅恪晚年所找的助手不是黄萱而是其他人，则陈氏晚年著述便无法预料了。黄萱的身份，缓冲了陈寅恪与时代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周寿恺曾经说过，陈寅恪能无保留地接受黄萱做助手，是看准了黄萱为人的笃诚与信义，绝不会将陈寅恪的私事随便张扬的。在众多身沐师恩的后学末进一起避嫌远离的时候，毫无心机的黄萱走近陈寅恪的荒凉困境，恪守职责尽心协助，使其在暮年获得情谊滋润，温馨的慰藉，激活起磅礴充沛的创造力，取得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正如陈寅恪在《关于黄萱先生工作鉴定意见》里所书：“总而言之，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文革”中，饱受惊吓与折磨的陈寅恪，自知来日无多。对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治学之方法与经历，汝熟之最稔，我死之后，望能为文，以告世人。”黄萱恳辞相对：“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黯然：“没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二十年后，黄萱不无感伤地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
周菡曾经问过妈妈，那段与陈先生的对话，让她一生如此不安，说话时还有谁在场？黄萱的回答是：只有她和陈先生二人，陈夫人正出去拿什么东西了。黄萱后来把这事告诉了上海复旦大学蒋天枢先生，此人是陈寅恪的学生，也是托命之人。蒋先生将这段事公布于众，又引起了好多人的注意。他生前与黄萱经常通信，鼓励她写回忆录，但终于未能成文。
周菡认为母亲将此事说出来，可能是想让蒋先生和其他人了解陈先生的遗愿，希望他们能替自己为陈先生实现这个嘱托？
正如陈寅恪对黄萱有过的定语：“拿得起，放得下。”黄萱深谙孰可为孰是不可为的处世准则。“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大美者无言，或者说，面对大美者无言？这也是一种境界，并非所有人都能坚持。
但是，当上海古籍出版社要出版陈寅恪的遗著时，黄萱不辞劳疾，两次抱病赴沪，为遗文补充材料，并与其他校勘人员书信来往，达十几封。这是她认为自己能为陈先生所做的，而且必须全力做到的。
其实，论黄萱的文字造诣，不但能配合大师，擦出灵感的火花，她自身也有深厚的积累和相当的才气。据说每天四五小时在公交车上，黄萱总是饶有兴致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回家后及时记下一些杂感随笔，却从未示以外人。“文革”期间，这本子连她的多数藏书一起被毁，连女儿也不知道黄萱有过怎样的思绪和文采。在周菡收集的资料中，翻阅一部分黄萱写给亲朋好友的信，款款娓娓，又自然又亲切，文字功力略见一斑矣。
1969年10月7日天亮之前，历尽苦痛贫病交加的一代大儒陈寅恪，无声无息含冤逝世，享年七十九岁。四十五天后，患难与共四十载的爱妻唐晓莹，从容交代完后事，亦相随而去。
1970年，医术精湛的内科专家周寿恺受尽毒打，竟以区区阑尾炎“不治身亡”，连黄萱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令人唏嘘！
1973年，六十三岁的黄萱在广州从中山大学退休。1980年迁回故土鼓浪屿，落叶归根，悄然住进父亲留下的老房子里。从此，以书为抱，与琴互诉，不事声张，淡泊自甘；2001年5月，九十一岁的黄萱在儿女的怀抱之中合眼睡去，再没有醒来。
黄萱的最后二十年比陈寅恪幸运多了。晨昏起居有爱女陪伴，隔墙是老友旧亲常来常往；推窗目送云帆鸥鸟翻卷白浪，开门即是亲手照料的花木，不喧哗不耀眼，安安静静地依偎在她身边，铺展在她脚下。
一架老钢琴，在女主人甩一甩衣袖如杳鸿飘远之后，袅袅犹有余音。
（本文参考了周菡女士提供的宝贵资料，并请她费心勘误过。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附：
关于黄萱先生工作鉴定意见
陈寅恪
（一）工作态度极好。帮助我工作将近十二年之久，勤力无间始终不懈，最为难得。
（二）学术程度甚高。因我所要查要听之资料全是中国古文古书，极少有句逗，即偶有之亦多错误。黄萱先生随意念读，毫不费力。又如中国词曲长短句亦能随意诵读，协和韵律。凡此数点聊举为例证，其他可以推见。斯皆不易求之于一般助教中也。
（三）黄先生又能代我独立自找材料，并能供献意见修改我的著作缺点，及文字不妥之处，此点尤为难得。
总而言之，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上列三条字字真实，绝非虚语。希望现在组织并同时或后来读我著作者，深加注意是幸。
1964年4月22日 （实习编辑：kay)
关于金钱，有些可笑的传说。我们曾经读到以讹传讹的一段资料：196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清查小组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逼令黄萱交出“从剥削阶级家庭得来的不义之财”。“第一次面对面交锋，黄萱就交出两万元存款”。事后清查小组成员分析，第一次交锋远未触及核心。第二次谈话，清查小组规定黄萱反复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两篇光辉著作”，“黄萱流下了眼泪”。结果，“第二次交锋黄萱交出九万元”，“第三次交锋黄萱交出二十万元”，“第四次交锋黄萱再交出公债八百元”。在数天之间，“毛泽东思想显示了巨大的威力”，“黄萱被迫交出了三十二万劳动人民的血汗钱”。
很可能，这是所谓“清查小组”编造出来的赫赫战果之一。黄萱临终前对前来探视的陆健东先生提出的要求，就是请他在《陈寅恪最后二十年》再版时，务必更正修改这一段。因为，周菡说：这段杜撰太没意思了，金钱对于黄萱，哪有催人落泪之功效？
“文革”风暴初起，黄萱立即把存在自己名下一大笔存款，全数交到中大历史系，并在尚未大乱之时换得一纸收条，以至这些大部为国外亲人寄存的金钱，最后得以完璧归赵。至于大户人家女眷们视之如命的首饰珠宝，解放初，黄萱就主动将它们全部低价卖给国家支援建设去了，日后冲进门来抄家的野蛮家伙们一无所获。
都以为金钱对于黄萱，从来不是问题，其实不然。周寿恺受难之时，一位厦门老友在广州结婚，黄萱因囊中羞涩未能买个小礼物而怏怏不乐，遂翻箱倒柜找出一条全新的桌布，居然喜形于色！周寿恺去世，老保姆不肯再留，为了补发欠她的工资，筹足她返乡的路费，黄萱忍痛卖掉名牌钢琴，仅得三两百元。晚年她在鼓浪屿自娱的只是一台珠江牌的普通旧琴。黄萱为人的慷慨善良，同情弱小，正是深记着老父黄奕住的教导：“信誉重于生命。”
作家韩石山写道：“外人或许会说，黄萱能给陈先生这样的学界泰斗当助手，青史留名，真乃三生有幸。此话诚然不谬，但反过来，陈先生能得到黄萱这样的助手，又何尝不是枯木逢春，有幸三生呢？”
陆健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还有精辟而动人的断言：“如果陈寅恪晚年所找的助手不是黄萱而是其他人，则陈氏晚年著述便无法预料了。黄萱的身份，缓冲了陈寅恪与时代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周寿恺曾经说过，陈寅恪能无保留地接受黄萱做助手，是看准了黄萱为人的笃诚与信义，绝不会将陈寅恪的私事随便张扬的。在众多身沐师恩的后学末进一起避嫌远离的时候，毫无心机的黄萱走近陈寅恪的荒凉困境，恪守职责尽心协助，使其在暮年获得情谊滋润，温馨的慰藉，激活起磅礴充沛的创造力，取得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正如陈寅恪在《关于黄萱先生工作鉴定意见》里所书：“总而言之，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文革”中，饱受惊吓与折磨的陈寅恪，自知来日无多。对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治学之方法与经历，汝熟之最稔，我死之后，望能为文，以告世人。”黄萱恳辞相对：“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黯然：“没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二十年后，黄萱不无感伤地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
周菡曾经问过妈妈，那段与陈先生的对话，让她一生如此不安，说话时还有谁在场？黄萱的回答是：只有她和陈先生二人，陈夫人正出去拿什么东西了。黄萱后来把这事告诉了上海复旦大学蒋天枢先生，此人是陈寅恪的学生，也是托命之人。蒋先生将这段事公布于众，又引起了好多人的注意。他生前与黄萱经常通信，鼓励她写回忆录，但终于未能成文。
周菡认为母亲将此事说出来，可能是想让蒋先生和其他人了解陈先生的遗愿，希望他们能替自己为陈先生实现这个嘱托？
正如陈寅恪对黄萱有过的定语：“拿得起，放得下。”黄萱深谙孰可为孰是不可为的处世准则。“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大美者无言，或者说，面对大美者无言？这也是一种境界，并非所有人都能坚持。
但是，当上海古籍出版社要出版陈寅恪的遗著时，黄萱不辞劳疾，两次抱病赴沪，为遗文补充材料，并与其他校勘人员书信来往，达十几封。这是她认为自己能为陈先生所做的，而且必须全力做到的。
其实，论黄萱的文字造诣，不但能配合大师，擦出灵感的火花，她自身也有深厚的积累和相当的才气。据说每天四五小时在公交车上，黄萱总是饶有兴致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回家后及时记下一些杂感随笔，却从未示以外人。“文革”期间，这本子连她的多数藏书一起被毁，连女儿也不知道黄萱有过怎样的思绪和文采。在周菡收集的资料中，翻阅一部分黄萱写给亲朋好友的信，款款娓娓，又自然又亲切，文字功力略见一斑矣。
1969年10月7日天亮之前，历尽苦痛贫病交加的一代大儒陈寅恪，无声无息含冤逝世，享年七十九岁。四十五天后，患难与共四十载的爱妻唐晓莹，从容交代完后事，亦相随而去。
1970年，医术精湛的内科专家周寿恺受尽毒打，竟以区区阑尾炎“不治身亡”，连黄萱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令人唏嘘！
1973年，六十三岁的黄萱在广州从中山大学退休。1980年迁回故土鼓浪屿，落叶归根，悄然住进父亲留下的老房子里。从此，以书为抱，与琴互诉，不事声张，淡泊自甘；2001年5月，九十一岁的黄萱在儿女的怀抱之中合眼睡去，再没有醒来。
黄萱的最后二十年比陈寅恪幸运多了。晨昏起居有爱女陪伴，隔墙是老友旧亲常来常往；推窗目送云帆鸥鸟翻卷白浪，开门即是亲手照料的花木，不喧哗不耀眼，安安静静地依偎在她身边，铺展在她脚下。
一架老钢琴，在女主人甩一甩衣袖如杳鸿飘远之后，袅袅犹有余音。
（本文参考了周菡女士提供的宝贵资料，并请她费心勘误过。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附：
关于黄萱先生工作鉴定意见
陈寅恪
（一）工作态度极好。帮助我工作将近十二年之久，勤力无间始终不懈，最为难得。
（二）学术程度甚高。因我所要查要听之资料全是中国古文古书，极少有句逗，即偶有之亦多错误。黄萱先生随意念读，毫不费力。又如中国词曲长短句亦能随意诵读，协和韵律。凡此数点聊举为例证，其他可以推见。斯皆不易求之于一般助教中也。
（三）黄先生又能代我独立自找材料，并能供献意见修改我的著作缺点，及文字不妥之处，此点尤为难得。
总而言之，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上列三条字字真实，绝非虚语。希望现在组织并同时或后来读我著作者，深加注意是幸。
1964年4月22日 （实习编辑：k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