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场（2）

潜伏归来 据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节目改编 再现真实特工们冷暖人生

　　陈晓楠：当时你对共产党有了解吗？

　　刘青石：不了解，可以说完全不了解。我所做的一切是真心实意地从爱国主义出发，觉得共产党才能实现我们的理想，民主的理想。所以我就加入了共产党，他们也没跟我说我要做地下工作。

　　陈晓楠：当你得知要从事的是地下工作时，他们有没有告诉你参加这个工作的危险性？

　　刘青石：最坏的情况就是牺牲，就是被枪毙。一般人都这么想的，一旦干这个，被抓到就是枪毙，连坐牢都不敢想。

　　陈晓楠：你是做了思想准备的。

　　刘青石：我过去看过间谍小说之类的，很好奇，觉得很神秘，有英雄色彩。我挺欣赏这种工作，觉得很有人生价值，好像那时候认为最危险的就是最英雄的。当了地下党员，我就觉得一个很危险很离奇的人生开始了。

　　1947年，24岁的刘青石在基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忆起60年前的这一幕，刘青石记得相当清楚。他说因为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仅仅是口头宣誓，没有任何书面文件。而这个时候，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在台湾已经工作有一年多了，共产党员的人数从原来的400人已经增加到900人。

　　入党之后，刘青石的身份是地下交通员，他直接接受上级蔡孝乾的指挥。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隶属于中共华东局，由于身处内战的特殊时期，当时华东局能给予他们的地下活动经费非常有限。在最初开展地下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工作委员会甚至连一台电台都没有。台湾地下党和中共华东局之间的一切联系，包括档案的传递、转移活动资金等，全部都由身为交

　　通员的刘青石来担当。每次执行任务，刘青石以跑单帮商人的身份作掩护，秘密游走于台湾和大陆之间。

　　陈晓楠：密件一般怎么处理？

　　刘青石：有时候把新牙膏打开，密件先搁在避孕套里，再塞在牙膏里。因为牙膏是软的，插一点纸裹起来的东西也鼓不起来，不会有什么痕迹，看起来很自然。一般都是蔡孝乾把牙膏装好了之后再交给我，我自己装的机会很少，因为内容不允许我看。

　　陈晓楠：那一旦遇到危机，有没有告诉你应该怎么办？

　　刘青石：没有跟我说过这个，也没有这方面的指示。当时老觉得一抓到就完了，一切都完了。

　　1948年6月的一天，刘青石乔装成商人，拎着一份包装精美的点心从台湾前往大陆。他此行的任务是把用密写水写在包装纸上的情报传递给上级组织。作为直接接受蔡孝乾领导的交通员，刘青石曾多次往返于台湾和大陆之间。不出意外的话，这一次他也将顺利地通过检查，送出情报。然而令刘青石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抵达舟山时，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

　　刘青石：出发前，我把包装纸检查了一遍，没什么毛病，也没有漏字。点心比较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所以就把它当作点心包装纸这样包起来。一路都挺顺利的，结果到舟山的时候就出状况了。一到舟山列岛的沈家门，就看见陆海空军警察排一大队在带枪检查。这个包装纸经过太阳一晒，很模糊地变色了，本来是黑色变成黄色了，隐约有个别字漏出来了。

　　陈晓楠：如果再多晒一会儿，字就全出来了。

　　刘青石：多晒一会儿就完了。这可不好处理，如果扔掉了，组织上可能会怀疑我，你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交给特务了还是怎么了？你不扔吧，那就连命都没了。干这个事啊，弄不好里外不是人。当时我非常紧张，心跳得很厉害，恐怕会受怀疑。我临时应变，叫朋友帮我带。到检查的时候，我抢先一步去给他打开，让他看，这就表明我们这帮人带的货都是公开的。

　　陈晓楠：如果不能过关，就只有硬闯了，听天由命。

　　刘青石：对，我连被捕的准备都做好了，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还好最后顺利过关。过那一关的时候，实在太舒服太幸福了。也幸亏赶上那个检查人员是笨蛋，赶上我运气好，要是里面有内行的或者一些比较机灵的，仔细地看那就麻烦了，我肯定完蛋。

　　陈晓楠：这得特别好的心理素质才行！

　　刘青石：反正我就是傻大胆呗！幸运地通过检查之后，刘青石来到上海的一家医院。这座看起来十分普通的医院，实际上却是中共华东局和台湾地下党的秘密接头地点。

　　刘青石：这所医院是吸毒人戒毒才来的，男男女女都有，戒毒还是挺困难的，那些人都在那儿大叫。上面就利用这种场所跟我联系，要交给我的文件先放在那儿，我再去拿。还有个干部装作医生在那儿。

　　陈晓楠：你怎么能看出来他不是医生是干部？

　　刘青石：他虽然穿着白大褂，但不像医生。我一看，马上就感觉到他不像医生，因为他见到我会微笑。陌生人怎么会冲我微笑呢？于是就明白了。

　　陈晓楠：在这种情况下看出哪个人是自己的同志，心里会不会觉得特别亲切？

　　刘青石：真的像自家人一样，但是又不能明说，不能跟他说话。自从加入地下组织，刘青石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出于安全考虑，他不能看任何进步书籍，和亲近的朋友们也开始逐渐有意识地疏离。如同生活在真空里的刘青石，一方面为自己从事着的这么有意义的工作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内心也时常感到某种孤独。但是从参加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刘青石就明白其中的残酷。在执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任务之后，刘青石逐渐成熟起来，他从一个爱热闹的很活跃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内敛寡言的、独来独往的地下工作者。当然这些由于工作需要必须做出的改变，刘青石说他无怨无悔。对上级蔡孝乾交给他的所有任务，刘青石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都能够顺利完成。唯独有一次，刘青石却违背了上级的意愿，这也是他从事地下工作的生涯当中唯一的一次例外。通讯员曾来发曾是一名新四军战士，他的公开身份是华盛贸易行的职员，而实际上他一直担任着蔡孝乾和刘青石之间的联络人。因此，当刘青石听说曾来发被敌人逮捕，他的妻子生活窘迫时，刘青石便去找自己的上司蔡孝乾，希望能够给曾来发的妻子一些帮助。

　　刘青石：生活无着落，还有一个孩子，她们日子不好过。我跟蔡孝乾说了，蔡孝乾说不能去，这是组织原则，这时候要是出了事，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整个党组织都会受影响。但是我的性格不允许我袖手旁观，这是我们的同志啊，最亲密的同志，怎么能够见死不救？我反复劝说，后来他心软了，同意我去。他告诉我应该这么注意那么注意。我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一下马上回来。就去了，到了那个胡同口，我不叫曾来发的名字，叫他“木匠”、“木匠曾”。过了四五分钟，他老婆抱着孩子出现在门口，比划着叫我赶紧跑。我骑着自行车就跑，那时候是冬天，我骑得满头大汗。药店的人都问我怎么回事儿，怎么冬天出大汗？我说跟人家骑车赛跑来着。

　　陈晓楠：就差一步。

　　刘青石：那个特务就在里头等着我，我要再走近一点就完蛋了。

　　刘青石侥幸逃脱，不久后却得知曾来发被杀的消息。这令他再一次感受到地下工作的残酷。

　　随着内战局势不断变化，国民党的力量在逐渐消减。1949年4月21日，

　　百万解放军横渡长江。胜利的消息传来，台湾岛内的地下党员们备受鼓舞。

　　刘青石：那时候国民党的特务意识到国民党要全面溃败了，他要考虑他的前途，所以即使对你有一点怀疑，他也不敢告密。

　　陈晓楠：那时候你们都很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