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自古逢秋悲寂寥全诗:当坏人遇到坏制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2:50:24
去年6月，南京的病人老周在北京做了心脏移植手术，他自己的心脏被摘除。这里有一个曲折经历：2007年在南京市第一医院做手术时，他的心脏被植入了支架。半年后，老周被免费查出心脏又“堵”了，只好做了第二次心脏支架手术。在这次手术中，他被装了尚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支架，一颗危险的“定时炸弹”。2009年11月20日，“定时炸弹”终于爆发，致使老周差点丧命，最后靠换心脏才保住生命。（1月4日《南方周末》）
报道披露，由于暴利，大量“水货”被植入人体，类似现象相当普遍。医院之所以在病人身上用无证心脏支架，无非是回扣更高。事情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相关管理制度的弊病以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有过类似遭遇的病人，不仅难讨公道，甚至连真相也无法得知
这是让人震惊的消息。植入心脏支架攸关性命，连它也可以作假，连这样的回扣也敢要，令人不寒而栗。
然而，细想后又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包括食品、医疗器材在内的假冒伪劣问题，绝不仅仅是道德沦丧和良知泯灭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制度问题。人都是生活在特定制度中的，他的行为一方面受道德和良知引导，更主要是受制度制约。从人和制度的关系角度，大致可以概括出四种情况：好人遇到好制度，好人遇到坏制度，坏人遇到好制度，坏人遇到坏制度。
好人遇到好制度。这是最好、最理想的情况，制度和道德形成良性循环，双方相互完善、相得益彰。这种情况下，作恶的可能性基本等于零：好人不但本来就没有作恶动机，长于自律，也没有作恶的制度条件。
坏人遇到好制度。这是次好的情况。坏人尽管有作恶的动机，缺乏道德自律，但由于制度的限制客观上很难作恶，或者作恶的成本很高，代价很大，慢慢地他会选择不作恶。
好人遇到坏制度。这种情况更差一些。坏制度就是一个鼓励或至少无力限制人作恶的制度，无法有效制约作恶行为。这种情况下，虽然因为好人没有作恶动机，因此即使有制度的空子，但由于良知的作用常常尽量不去作恶，但这种依赖道德和良知对作恶的制约力量，尽管可以一时起作用，却不能长久起作用。因为好人也要活着，如果制度迫使他必须作恶才能活着，他的良知就会慢慢让位于求生欲望。
坏人遇到坏制度。这是最坏的模式。坏人本来就想作恶，而制度又无法制约他作恶，甚至还鼓励他作恶。
遗憾的是，近年来发生的不少令人发指的作恶行为，就是属于坏人遇到坏制度。像这次发生的为了高回扣而使用伪劣医疗器材的事件，以及前些日子发生的黑砖窑事件、毒奶粉事件，都可以归入这种模式。黑砖窑窑主、毒奶粉生产者以及使用伪劣医疗器材的医生，早已没有天良可言。如果不是制度的硬性处罚，他们决不可能因良知而拒绝作恶。
最可怕的还不是人心不古，而是制度居然无法限制这些丧尽天良之徒，还为其提供了极大便利。就违法使用不合格医疗器材问题而言，更严重、更致命的是器材的销售和使用过程，缺少严格的制度监控。
这方面的制度漏洞包括：
产品注册制度不健全，不少经销商使用假注册证号冒充合格产品卖给医院并用在病人身上。
器材使用监督制度不健全，病人是否需要安装以及安装多少支架，完全取决于医生的“良心”。尽管我国制定了心脏介入手术的诊疗指南，但制定指南的，恰恰是与之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介入专家。在发达国家，类似规范需有心脏外科专家、公共卫生专家甚至律师参与，以充分保证患者的权益。更离谱的是，有些医生在利益驱动下连过了期的心脏支架都不愿“浪费”，仍旧用在病人身上。
惩治制度不健全，即使知情人向药监部门实名举报了非法心脏支架，且药监部门调查后认为情况属实，仍然迟迟不作出相应的处理。
事实证明，在制度和人心同时坏了的情况下，所谓的道德教育无异于缘木求鱼。（陶东风）
报道披露，由于暴利，大量“水货”被植入人体，类似现象相当普遍。医院之所以在病人身上用无证心脏支架，无非是回扣更高。事情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相关管理制度的弊病以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有过类似遭遇的病人，不仅难讨公道，甚至连真相也无法得知
这是让人震惊的消息。植入心脏支架攸关性命，连它也可以作假，连这样的回扣也敢要，令人不寒而栗。
然而，细想后又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包括食品、医疗器材在内的假冒伪劣问题，绝不仅仅是道德沦丧和良知泯灭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制度问题。人都是生活在特定制度中的，他的行为一方面受道德和良知引导，更主要是受制度制约。从人和制度的关系角度，大致可以概括出四种情况：好人遇到好制度，好人遇到坏制度，坏人遇到好制度，坏人遇到坏制度。
好人遇到好制度。这是最好、最理想的情况，制度和道德形成良性循环，双方相互完善、相得益彰。这种情况下，作恶的可能性基本等于零：好人不但本来就没有作恶动机，长于自律，也没有作恶的制度条件。
坏人遇到好制度。这是次好的情况。坏人尽管有作恶的动机，缺乏道德自律，但由于制度的限制客观上很难作恶，或者作恶的成本很高，代价很大，慢慢地他会选择不作恶。
好人遇到坏制度。这种情况更差一些。坏制度就是一个鼓励或至少无力限制人作恶的制度，无法有效制约作恶行为。这种情况下，虽然因为好人没有作恶动机，因此即使有制度的空子，但由于良知的作用常常尽量不去作恶，但这种依赖道德和良知对作恶的制约力量，尽管可以一时起作用，却不能长久起作用。因为好人也要活着，如果制度迫使他必须作恶才能活着，他的良知就会慢慢让位于求生欲望。
坏人遇到坏制度。这是最坏的模式。坏人本来就想作恶，而制度又无法制约他作恶，甚至还鼓励他作恶。
遗憾的是，近年来发生的不少令人发指的作恶行为，就是属于坏人遇到坏制度。像这次发生的为了高回扣而使用伪劣医疗器材的事件，以及前些日子发生的黑砖窑事件、毒奶粉事件，都可以归入这种模式。黑砖窑窑主、毒奶粉生产者以及使用伪劣医疗器材的医生，早已没有天良可言。如果不是制度的硬性处罚，他们决不可能因良知而拒绝作恶。
最可怕的还不是人心不古，而是制度居然无法限制这些丧尽天良之徒，还为其提供了极大便利。就违法使用不合格医疗器材问题而言，更严重、更致命的是器材的销售和使用过程，缺少严格的制度监控。
这方面的制度漏洞包括：
产品注册制度不健全，不少经销商使用假注册证号冒充合格产品卖给医院并用在病人身上。
器材使用监督制度不健全，病人是否需要安装以及安装多少支架，完全取决于医生的“良心”。尽管我国制定了心脏介入手术的诊疗指南，但制定指南的，恰恰是与之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介入专家。在发达国家，类似规范需有心脏外科专家、公共卫生专家甚至律师参与，以充分保证患者的权益。更离谱的是，有些医生在利益驱动下连过了期的心脏支架都不愿“浪费”，仍旧用在病人身上。
惩治制度不健全，即使知情人向药监部门实名举报了非法心脏支架，且药监部门调查后认为情况属实，仍然迟迟不作出相应的处理。
事实证明，在制度和人心同时坏了的情况下，所谓的道德教育无异于缘木求鱼。（陶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