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而耳顺 解

2009-07-24 09:59:34 来自: [已注销]

如是我闻丛札·六十而耳顺

作者: 金德万


六十花甲，耳顺之年。人生到了这个阶段，或许还不至于白发盈颠，皱纹满面，但耳顺何以能作为标志呢？按字面的说法，是听得进逆耳之言，詈骂之声也无所谓，似乎什么话也听得进，无所违碍于心。但孔子所言恐怕不单指这些，必有更深刻的微言大义。五十已知天命，过了十年，修养也只到如许程度。忠言逆身利于行、兼听则明，能听逆耳之言应该说尚不及于人生的这一境界。

郑玄注曰：“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是说听人所言，能懂得隐涵于言辞之内微妙的意旨，言辞之外尚未说出的深意。郑玄注义可说是最早的解释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南北朝皇侃《论语义疏》引李充云：“耳顺者，听先王之法言，则知先王之德行，从帝之则，莫逆于心。心与耳相从，故曰耳顺也。”其说同郑玄义。刘宝楠《论语正义》曰：“闻人之言，而知其微意，则知言之学，可知人也。”概括三家言，解释的意义相同。俗话所说，听人听声，锣鼓听音，能知晓话语之间的深刻涵义，不少聪明人都可以做得到，未必需要到六十了才修养达致这样的境界。清焦循《论语补疏》曰：“耳顺即舜之察迩言，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顺者，不违也。舍己从人，故言入于耳，隐其恶，扬其善，无所违也。学者自是其学，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故耳顺也。”以舜之察迩言具体事例说孔子此句。舜帝能明了浅近的言辞中所蕴涵的深义。所谓善与人同，说的是能以一己所持的正确意见不排斥他人的正确意见，能以公认为正确的意见为标准，求取他人意见中符合标准的正确意见。顺，就是通达不违碍，入耳即入心。不固持自己的异义，能采纳他人的意见，那么无论什么话听来就不违于心、不逆于耳，能够从他人的意见中分辨出正确的看法予以表扬，又能从他人的意见中分辨出不正确的看法，甚至十分错误的说法不予计较，不斤斤萦怀于心，这样就能顺利通达，入耳入心。有的学者很看重自己所学，坚持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听到他人的言论，既不能善与人同，又不能择其善而扬之，更不能见其错误而隐蔽之就会逆耳违心，听不进去。而圣人所持的道理，是普遍性的规则，要一以贯之，无论什么话都能听进去，隐恶扬善，晓畅通贯，这就是耳顺。焦循这样解释，自然与郑玄所说不同。刘宝楠《论语正义》曰：“焦此义与郑异，亦通。”我以为是为知言。

1、善与人同

善与人同，语出《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

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

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

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孟子说的是：子路，别人告诉他的过失他就很高兴。禹听到了正确的意见就给人行礼。大舜之所以大，在于其善言善行与他人没有区别，能够舍弃自己的正确意见而遵从他人的正确意见，乐意吸取他人的优点以成就善事。从耕种、陶渔，直到帝，没有一项优点不是取之于他人。汲取他人的优点来行善事，这是与他人共同来行善。所以君子之谓，莫大于与他人共同行善。

朱熹称此为“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说的正是公善之大于私善，大道理管小道理，公德与私德的问题。孟子此言本诸孔子所谓“德不孤，必有邻”。有德行的人不会孤独，必定会有亲近他的人。本诸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不修养品德，不讲求学问，听到合乎义理的事也不能起而行，有了过错，做了不善的事又不能改，这些正是我所忧虑的。另《中庸》亦有“子曰”云：“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舜可以说是最聪明的人。舜喜好发问，喜好考察浅近的言论，他能将听到的言论中不好的、不善的隐而不言，将其中善的、正确的宣扬之、发扬之，这就把握了各种言论不同的极致极端之处，而能折中地吸纳意见去治理民众。这大概是舜之所以成为最聪明的人的缘故。

人之一生，何以成其大，即由小人成为大人。这一进阶，在认识论上，实际上有两条路向：一是知识的增益，不断地增长学问，积累知识，铢积寸累，可以称之为大，人所不知我知、人所不言我言、人所不能我能。一是人格的养成，大在此处成为善、成为贤、成为圣，也就是道德涵养具备一身，所行、所言、所知无不充溢着道德的养蕴，可以说是有德的君子、道德的完人。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论语》的首章《学而》的首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孔子看来，学习了知识又能时时复习，这不是很利于理解吗？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自远方来，切磋之，这不是很令人高兴吗？别人不了解自己也不感到委屈抱怨，这才是君子啊。从自己学习到相互学习到确认自己，就是一个目的：修德成贤，君子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荀子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

2、孔子周游列国

一个人的生活乃是其思想的具体表现。孔子以耳顺来形状、来说明自己年届六十在出处进退的生活遭际中所达到的思想境界，应该说与其具体的言谈举止、对人对事的生活是休戚相关的。

孔子五十五岁那一年，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孔子去鲁，开始周游列国。时在鲁定公十三年，孔子自定公九年出仕，至此已近四年，为大司寇亦已三年矣。《论语·宪问》曰：

公孙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

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

寮其如命何？”

鲁人公伯寮乃孔子弟子，弟子叛师而谗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孔子，说：“季孙听了公伯寮的谗言，已对子路有疑忌。但我的力量还能把此事向季孙陈说清楚，让季孙杀了公伯寮，将其陈尸于市。”孔子说：“道若将行，这是命。道若将废，也是命。公伯寮怎么扭得过天命呢？”

孔子对背叛自己的学生的这样一种态度也可见其何以称为耳顺。这也正与孔子所言，不怨天、不尤人的思想吻合。此处孔子两说命也，亦知其知天命也。人道的不可违抗可称为义，天道的不可争持可称为命。常人则于智力不能达到始称之为命，理解不了的都归诸于命，因而必尽智力而争之。君子就能够看到天命有不可尽知的，惟当以义安命，不得不以人道的义来顺从于天命。凡义之所不允许，即以为命之所无有。那么虽不得天命所予，仍能不失真义。一准于义，虽力有可争，智有可图，而义所不允者，亦不得违命，这就称之为命。对于公伯寮，孔子之力有景伯可恃，然义之不许，仍归之于命，这也证明孔子所谓五十知天命也。

道之不行，这是天命啊，因此只得带着学生们离开邦国家园了。于此亦可理解“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是何等豪迈，然而又是多么的无奈。可以理解：子曰：“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所谓贤者四避之。贤者避世，天下无道则隐。次而避地，去乱国、避危地，适治邦。再次礼貌不周而去，再次有违言而去。自此孔子去鲁到返鲁，整整去国十三年，从五十五岁到六十三岁。

孔子知天命之后，心里愈发澄明，对事物、社会、自然、历史的感知愈加深刻，各种体验和觉察通过眼、耳、鼻、舌、身感官的触动，汇聚于心，沛然涌动于会悟，无所不通，无所不解，无所不犁然有当于心，乃知万事皆由天，由命，因而可以不怨天，不尤人，以天命为己命。孔子六十岁那年，去卫过曹，去曹适宋。《孟子》曰：“孔子不悦于曹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生下此德在于我身，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何等自信如是、无所畏惧。孔子耳顺前后十余年间，带着弟子们驾着牛车，在各国颠沛流离，困顿莫过于此，但孔子仍言耳顺。适陈途中，被匡人围困五日，由曹至宋，险被人杀害。适郑，被人奚落，在陈、蔡期间，绝粮。《史记·孔子世家》述孔子这一期间的经历，大致可信：“孔子适卫，居十月，去卫过匡。阳虎尝暴匡人，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孔子去匡、即过蒲。月余反乎卫。”“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斗甚疾。蒲人惧，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孔子去卫过曹，去曹适宋”。“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孔子去曹过宋，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湣公十三年，吴复来伐陈，陈告急楚，楚昭王来救，军于城父，吴师去。是年，楚昭王卒于城父。时孔子在陈。”“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季康子使公华公宾公林以帀迎孔子，孔子归鲁。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孔子周游列国十三年，这十三年，尝够了人世的艰辛苦楚，听够了谗言、讥言、嘲言、责言，屡遭白眼、颇受毁弃，冷遇、怨怼、废置，所在多有。孔子都以超然的态度对待这一切，他一以贯之，以天赋予之大任担当之，不惧怕一切困顿、流离、挫折、苦难，深信此乃天命之，这一切都不是自己一己的不幸，乃是礼崩乐坏的社会之使然。

3、孔子遇楚人

孔子在楚，遇楚狂接舆、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尤可发明“耳顺”的意义。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

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

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

之言。

楚国有贤人，佯狂避世，接孔子车而歌，称为接舆，狂接舆。楚狂人在孔子的车后就唱着歌走到车前。他唱的歌说：“凤鸟啊，凤鸟，怎么你的德这个感昭无力啊！罢了罢了！当今那些从事政治的人哪一个不是危险得很啊，怎么可以与之有所作为啊！”孔子听他歌罢，下车来想和他谈谈。那狂人急忙远远地避去，这就难得与他谈话了。世有道则凤鸟见，无道则隐。衰世仍仆仆风尘，看不到从政的危险。楚狂人所唱的歌既有劝戒孔子的，也有对孔子不甚理解的非议。孔子不以为迕，还是想与他谈谈，可惜狂人远避之。在孔子的本意，天下本无不可为之时，孔子自身亦有不忍绝之情，有不可逃之义，是乃仆仆风尘，为行道而奔走天下，并非趋慕荣禄。孔子听狂人歌仍倦倦欲与之语，期以为可以广大其心志，此亦孔子之仁厚也。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

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

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

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

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与桀溺在田里两人为对耦耕，孔子路过，叫子路去问两人前面济渡的地方，长沮说：“那执辔在车上的是谁呀？”子路问路，把车辔交孔子，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孔丘吗？”子路答说：“是”。长沮说：“他应该知道济渡的地方在那里。”子路不得已再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答说：“是仲由”。桀溺说：“是那个鲁国孔丘的学生仲由吗？”子路对说：“是”。桀溺说：“你看那水流滔滔，天下都是一般的呀，谁也难以变更它？而你，与其跟从避人之士，不如跟从避世之士啊？”一边说一边不停地耙土。子路离开二人，将情况告诉了孔子。孔子怅然停顿了一会，说道：“鸟兽是不可与同群的呀！我不和天下人同群，又和谁同群呢？如果天下已有道，我也不会来和他们对其有所更改吧！”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

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

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

而良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

“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

“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

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

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从行事孔子，没有跟上，落在后面。遇到一老人，杖头担着竹器在路上走。子路就问道：“您老见到我的老师吗？”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还称什么老师啊。”丈人把杖插在土中，去田里锄草。子路拱着手立在一旁。丈人叫子路不要走了，留宿在家中。杀了鸡，做了小米饭，款待子路，又叫两个儿子与子路相见。第二天一早，子路辞行，见到了孔子，将昨日的事告知。孔子说：“这是一个隐者呀。”叫子路再回去见他。子路到他家里，丈人已出门去了。子路就对丈人的儿子说：“一个人不出仕，是不义的。长幼之间的规矩不可废，君臣之间的规矩也就是义又怎么能废掉呢？为了要洁其自身，就丧舍了人类的大伦理。君子之所以要出仕，只是尽其义务罢了。至于道之不能行，早已知道了的。”

这四个楚人，狂人、隐者，都认为世道丧乱，道已不能行，应该避世而不应出仕。孔子则以为世道乱了，大义还在，世事之可为是大义的要求，至于道之不行，并不是不知道，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可不有所担当。尽管所持的观点看法不同，甚至受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责骂，何德之衰的指斥，避而不理的轻慢，问而不答的厌弃，但孔子仍能够高尚其志行，想与之言谈，叫子路再回去见，这就叫作耳顺。万事不以为非，与人为善，可以看到他人言谈举止中的善言善行。

用《论语·原宪》中孔子所言，可进一步解释何谓之耳顺。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见到利能思义，遇到危难能不惜性命慷慨赴死、英勇赴难。平日与人有诺言经久不忘，这才算是完人啊。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下学于知人事，上达于知天命，是知人达致知天，学至于知人知天，乃叹惟天为知我。

此皆可谓之耳顺之资也。

4、声入心通的耳顺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耳顺”注曰：“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宋儒重义理，以此开儒家新门径。所谓心通，即说耳通心，耳顺则心顺，耳通则心通，无违无碍，无思即得，知之而无所不晓也。这样解释，自不无道理，也广大拔高了孔子的境界。汤显祖有段话说心知与知之的关系：“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上下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知。”（《序丘毛伯稿》）说的是内心宇宙的悠远、深邃，各种感觉、各种知识、各种见闻，引起心灵之悸动，则融会古今，拆中南北，达到无所不知的极致。

近人钱穆对孔子“耳顺”有这样的说法：“外界一切相异相反之意见与言论，一切违逆不顺之反应与刺激，既由能立不惑，又知天命而有以处之，不为所摇撼所迷惑，于是更进而有耳顺之境界。耳顺者，一切听入于耳，不复感其于我有不顺，于道有不顺。当知外界一切相反相异，违逆不顺，亦莫不各有其所以然。能明得此一切所以然，则不仅明于已，亦复明于人。不仅明其何以而为是，亦复明其何由而为非。一反一正，一彼一我，皆由天。斯无往而不见有天命，所以说耳顺，此乃孔子进学之第四阶段。”他还说：“事物之进入于我心，其最要关键，在我之耳与目。本章专举耳顺，盖举此可以概彼。抑且目视由我及外，耳闻由外及我，论其自主之分量，微有区别。又目视偏于形物，耳听深入心意。目见近而耳闻远，即古人前言往行，亦可归入耳闻一类。故举耳可以概目。学至于知天命，则远近正反，古今顺逆，所见皆道，皆在天命中。将更忠于自尽，将益恕于待物。于已重在知其所当然，于人重在明其所以然。明其所以然则耳顺，一切不感其有所违逆，于是而可以施教，可以为治，可以立己而立人，达己而达人。然则天命之终极，岂非仍是此道之大行？故人道之端，要在能反求诸己。忠恕之极，即是明诚之极，天人一贯，而弘道则在己。”钱穆先生的这一解说，由外之言论到内之感觉，由知之进阶到知之境界，由明于己复明于人，由知其所当然到明其所以然，层层进解，步步说明，直达天之命，所谓知命而有以处之，知道了自己的人生使命而照此行事。确实解释得好。冯友兰先生晚年曾说过耳顺：“‘六十而耳顺’就是顺天命，也就是‘事天’。”（《对于孔子所讲的进一步理解和体会》）知命而顺命，顺命则事天，这就抓住了关键，也可以解释何以孔子年届六十还仆仆风尘奔走列国，所谓大道之行也，其在天矣。

5、耳顺乃至境，常人鲜克臻此

马一浮1939年农历腊月7日致熊十力函曰：“十二月一日来书，乃知获罪于兄者甚大。凡兄所以见诟者，皆弟之疏愚所不及察，是固由弟不德有以致之，初不料朋友之道至于如此。人之相与，其难乎为信也，兄被灾之后，弟不能尽调护之力，此过前已自承。至兄误听流言，以为弟于兄妄有所訾议，使兄不能不亟去，此则弟万万梦想不到者（上堂教学生善听兄言，初不知此语亦成罪戾。真是转喉触讳矣）。睽之上九曰：‘见猪负途，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脱之弧’。兄之多疑，无乃有似于此。今亦不须申辨，久之兄当有自悟之时。然念兄杂毒入心，弟之诚不足以格之，亦深以为戚。今兄虽见恶绝，弟却未改其初心也。”马一浮此信写得理辞兼具，气势汹汹，自此以后马一浮、熊十力这两位二十世纪初叶新儒家的领军人物不复再有交往。这件事起于1937年马一浮在四川乐山办复性书院，邀熊十力来任讲席。熊几经蹉跎于1939年农历七月底到乐山，并于当年九月十七日参加了开讲日活动。但不久纠纷即起。熊十力不独对书院如何办的见解与马有不同，对书院的安排接待及环境简陋等情事亦甚有意见。而且此期间熊十力又因日寇飞机空袭，住处着火，致左脚受伤。愈加增其焦虑与不安，于是熊十力决定离开书院。当马一浮得知熊有去意，自觉感情上受到伤害，曾写信给熊，曰：“书院事不待追论，皆由弟无福德智慧，不能取信于人，故令寒俭至此。然兄之来，自是为学术、为道义，与后生做饶益。不独为朋友之私，补弟之阙失而已也。不意遭此钜变，弟不能慎防虑之道于事先，又不能尽调护之责于事后，咎无可辞，兄之见责，宜也。诸子事忙，遂或于承事之际有忽。此亦由弟思虑不周之故。向后兄有所需要，径请直说，苟为弟力所能及者，必当为兄谋之。但望兄勿萌去志，勿再言去，使弟难为心。”熊十力离开乐山后，马一浮亦曾有信给熊，曰：“所憾者，弟德不足以领众，学不足以教人，才不足以治事，遂使兄意不乐，去我如此其速。然自返于心，实未尝敢有负于兄也。怅惘之怀，靡言可喻。”这两信都是情胜于辞。

在写信的这一年马一浮57岁，熊十力54岁。可见耳顺的境界是何等难以达到。

马一浮原籍浙江绍兴，1883年生于四川成都。马一浮五岁时，其父马廷培奔母丧，自携妻儿弃官回到绍兴。马一浮早慧，1898年农历十一月，15岁时参加绍兴的县试，考中第一名，同考者有周树人、作人昆仲，分别为三签三十七名和十签三十四名。后出任民国时浙江都督及交通总长的汤寿潜看中马一浮的才华，以长女妻之。汤女名仪字润生，嫁给马一浮时年18，长马一浮一岁，夫妻感情甚笃，不幸两年又七个月，汤议即去世了，马一浮从此终生未娶。

1903年，马一浮被遴选为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秘书，曾在任期间得读马克思《资本论》。1904年3月17日，马一浮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土《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

举这样一个例证来说明耳顺境界的高明，大凡人等很难有此境界，即孔门后学，新儒家钜子亦不免与耳顺差之远矣。

孔子六十三岁“自蔡如叶”，时在鲁哀公五年。这是孔子适楚之初，其地乃蔡国故地，亦负函之蔡，当时属楚，楚臣叶公诸梁居之。据《左传》：楚迁许于叶。又迁城父。迁析，而叶遂为楚方城外重地。鲁哀公二年，蔡避楚迁州来。六年楚遂招致蔡之遗民未迁者为置新邑于负函，叶公诸梁主其事而兼治之。孔子初见叶公，此叶公即好龙之叶公，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因当时楚国正图扩张，方力远略，叶公负其北面门户面向诸夏方国之重任。许国、蔡国，都是诸夏遗民，当时归叶公所治，所以孔子告以先务求近民之悦再谋远图的治政方略。在与叶公的交往中，更有一事，需往覆发明：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

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云尔。”

说的是叶公向子路问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子路一时答不上来，回来告诉孔子，孔子说：你何不这样回答呢，这个人呀，他心里发愤就把吃饭也忘了，他心感快乐就不再有了一切忧愁，连自己已届老境也不知道。你可以这样来说老师嘛！孔子此话自是夫子自道，亦是对耳顺的自证。

孔子自道其为人，切实平近之至。孔子自忖一生，惟好学之志一仍其初，学有不得处，愤而忘记吃饭，学有所得处，乐以忘记一切烦恼忧愁，孜孜以求，矻矻营营，不知年岁之已往，老之已至，斯诚一片化境，全由学处起，全至乐处止，愤而从学，学而得乐，从乐起愤，如此往复，纯亦不已，一以贯之，真是一种不厌不倦不息不已之生命精神。由学进而行，此即孔子之谓道，下学乃上达，亦谓之仁。孔子志学好学、志道乐道，其生命、其思想、其人，全在这样一种无尽向往无尽追求之中。人不可一日无食，孔子亦何尝一日而忘忧，但发愤从学至有忘食，学有所得乐以忘忧，此学此道正在此愤此乐之中，因此能忘食忘忧。而这一生命表现，这一生命精神，正好以耳顺之乐而表达之。也是我们常说的孔颜乐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