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拉丝芝士怎么做:南方周末 秘密书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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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小真，1946年生，福建人。现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

　　

　　杜小真

　　我小时候读的第一本“字书”，是《普希金童话诗》。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还是一年级的小学生，我已经不记得书是从哪里得到的，但那本书的模样，里面的故事，我至今不忘。特别是《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善良的渔夫和贪心的老太婆，那聪明可爱的金鱼，成为了我幼年的第一启蒙。不要总想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总欲望别人有、你没有的东西。这看似简单的真理，在生活中却并不那么容易被理解。

　　小时候还经常读的一本书是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我在前几年曾写过一篇小文《难忘的稻草人》，讲到这本书给我的启迪和教益。至今我还会常常想起那个为帮助别人而屡屡遭罪的邮递员，他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形象。可惜，这本书在“文革”中和许多其他“坏书”一起被装进麻袋抄走，再也没有找回。前几年，偶然看到《家庭》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又让我想到了《稻草人》。文章是叶圣陶先生之孙叶大奎写的，文中写了叶圣陶先生对子女、孙辈的言传身教，也写了他自己在动乱的时代的坎坷经历。读后唏嘘不已。

　　“文化革命”结束了我在中学时代形成的“幼稚”。我从法国被召回来“参加革命”，由于家庭和自己的原因，很快就从“阻碍革命者”变成为“逍遥派”。不久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到北京外语学院，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了真正的“秘密阅读”。我有一个初中时的好友在外院读留学生预备班，是学习阿拉伯语的。她经常找我聊天，有时发发牢骚。也是凑巧，她最早借给我的是梅里美的两本书，一本是《〈嘉尔曼〉和〈高龙巴〉》，还有一本是《查理九世时代轶事》（其实她也是借来的）。我清楚地记得她兴奋地对我说“太好了，看了还想看，说不出的好”。我看后的激动与感慨有过之。几年之后，我在外文书店的仓库中买到十多部法文原文名著，其中有一部前苏联出版的梅里美小说选，我想，我对法文、法国文化思想的真正热爱，应该说是由此开始。我常常对自己说，能够读梅里美法文原著，真是我这辈子的造化，此生堪称足矣。梅里美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几乎每一篇都是精品。那曲折动人的情节，散发异国情调的韵味，“多重美丽”的女性形象，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世俗风情，还有那由于人性和时代冲突造成的出人意料的复杂结局，和他考究而洗练的文笔完美结合，真是有难以言说的无穷魅力。前面说的那位学阿拉伯语的好友，她的男朋友是外院对马路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生，因为军队派系斗争，被当作反革命拘禁。她从始至终“立场坚定”，铁心等他。我还记得，她怕看守认得她，就让我假装找她男朋友的“战友”，把一包当时非常希奇的樱桃辗转送到男朋友那里。我多次为自己的“勇敢”自豪（那个时候我还做过不少同样的事情），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和这位好友都在大学教书，时而会有联系，我发现虽然在流逝的岁月中我们历经命运的变动起落，但我们内心的许多东西可能会保留到生命的最后。我坚持认为，这多半因为我们都读过梅里美。可能我的朋友会忘记樱桃的故事，但我相信她一定不会忘记嘉尔曼，不会忘记高龙巴，还有马铁奥、伊尔的美神……

　　梅里美作品的魅力，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译本。“文革”期间读的大概是傅雷先生的译本，文字优美而又传神。后来自己读了法文本，还常常会欣赏一下中译本，也是享受。近些年来，开始有了重译本。七年前，有幸获得我先生的老师张冠尧先生惠赠《梅里美中短篇小说全集》中译本，也是非常喜爱，觉得另有韵味，有很多独到的译法。比如把《双重误会》译作《阴差阳错》，确有文字背后的深切感受。张冠尧先生是北大“才子”，中法文皆极佳。而且人品、风度被很多后学奉为“经典楷模”。可惜张冠尧先生仙逝已两年有余，他的匆匆离去，让很多人一想起来就会落泪。但每次想到梅里美，看到他的赠书及其签字，又感到他和梅里美其实还留在人世间，心里又会有些许安慰。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我经常阅读的还有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九三年》、《悲惨世界》、《笑面人》、《巴黎圣母院》等，每一本我都读过多次。尤其是处在那个“革命年代”，读到雨果对“革命”和历史事件场景的描述，读到他对历史命运和人的命运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展现，读到那些脱离通常意义“善恶”的人物的命运，心里常常会涌出难以名状的感触和情绪。我当年以及后来直至今天对外界人和事所持的态度，其实都是这种感触和情绪的结果。我特别喜欢雨果小说中的“旁白”议论。我在里面更多读到的是对历史、人物及其复杂情感的深刻剖析。近些年来，我常常会为自己至今仍然喜爱雨果而“难为情”，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他的作品有些过时，也有些读者受不了他冗长的议论。而我改变不了自己心中对雨果的热爱，虽然我也知道我确实有些“幼稚”，就像我喜欢古典音乐，也喜欢邓丽君的歌。也常常为之“难为情”。但我却不能否认我心中的喜爱。我想，喜欢什么书或什么歌，往往是和你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读和听有关系的。记得去年夏天到伊斯坦布尔参加世界哲学大会。世界哲学会前主席戈谢请吃饭，两位法国哲学家费拉里和布尔热瓦也在座。谈到高兴处，费拉里教授问起法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最后问席间每位最喜欢的19世纪法国作家是谁。真是凑巧，记得当时绝大多数在场者，不论是法国人、中国人都选择了雨果。最后，布尔热瓦教授提议为我们共同的雨果干杯。当时我很为世界上不止我一个“幼稚”的雨果读者而感到激动。

　　还有一本应该提到的书是张芝联先生翻译的莫里亚克的《戴高乐将军之死》。那是在“文革”后期内部发行的一本薄书。那时候，我不知从头到尾读了多少遍，甚至有的句子和段落都能背下来。这部记叙戴高乐最后年月的传记，篇幅不长，但内涵丰富，感人至深。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作者对这位伟大政坛人物，杰出的国家英雄戴高乐的晚年内心世界的揭示。书是从戴高乐离开政坛开始的，他回到了洛林的柯龙贝－双教堂村，回到他早逝的爱女安娜身旁，他和他的夫人也将在这里走完人生，永远与女儿相伴。1980底我在法国访问时，曾有法国朋友陪我去柯龙贝－双教堂村，参观了戴高乐故居（已经交赠国家）和墓地。戴高乐在此安眠已有十年。朴素的房舍，简单的墓碑，都让我想起书中的描述。记得我当时很想拍一张墓地照，刚拿起相机，就有人前来阻止，这是戴高乐家人的意思，这也符合戴高乐生前一贯的处事原则。如今，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已经临近戴高乐先生晚年所说的“脑子里的死者比生者多”的人生阶段，我还经常会翻翻这本《戴高乐将军之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本书中的戴高乐最让我感动，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他与安娜，与家人以及朋友的深厚亲情和友情，重亲情、友情的伟人才是真正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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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这几本书

南方周末　 　2004-02-05 10:59:18

　　■秘密书架
　　□陈彦

　　陈彦，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职于法国政治与思想研究中心。“同中国一起思考”法文丛书、“法国当代思想新论”中文丛书主编。
　　现在想来有点奇怪，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一本对我影响不小的书。我是在1970年代初下乡当知青的时候接触到这本书的，当时正是学马列的热潮。初读此书，隐隐感到其雄辩的逻辑推理，但并不明了其中深意。不过，民主、专政、革命、国家机器等词汇却十分醒目。在列宁的笔下，民主的表象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与民主的消亡等论断犹如思想的重锤，激发出某种心灵震撼。我现在仍然怀疑，是否就是因为这本书，使一直酷爱文学的我渐渐同历史、哲学结下了不解缘。
　　1980年代文科的大学生大都知道《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这是旅美华裔学者黄仁宇的成名作。《万历十五年》以历史人物如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李贽等为线索来写明代的断代史，在当时思想解放时期让人耳目一新。同长期流行的正统的历史教科书不同，此书有血有肉，将古代中国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熔入一炉，以小见大，以大释小，让人反复玩味，不忍释手。我现在仍然记得黄仁宇论述万历有心废长立幼，以皇三子代替皇长子为太子的历史事实。作者不仅告诉读者为什么即使贵为皇帝，万历也无法向群臣强加他的主张，而且假设如果按照当今的法律程序，皇帝佬还有可能胜诉的现代前景。这就不仅使读者看到了古代专制制度的局限，也具体看到了道德体系与法制国家的两种不同历史境界。
　　我当时还刚刚踏入历史领域，黄仁宇的这种横贯古今的历史视野使我豁然明白什么叫鉴往知今。如果说，温故而知新对我并不陌生的话，我却是从此时起才明白温故也必须知新的道理。黄仁宇后来在多种著述里都显示了他的不凡的历史眼界，尤其是他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尽管此书所采用的一种明显的历史目的论的解释方法，现在看来不免牵强，但这却无损于当时黄著所带来的启迪。
　　从现实出发，向历史提问，这是法国年鉴派史学的著名口号，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所指的也是这种治史态度。现在想来，我后来对法国年鉴学派着了迷，也许与读黄著不无关系。年鉴学派向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挑战，反对历史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强调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将历史的视野引向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而我喜欢的两部法国史学著作正是出于年鉴学派的领军人布罗代尔之手。一是其成名作《地中海及十六世纪地中海经济》和他的第二部宏篇巨制《物质文明·经济·资本主义——十五至十八世纪》。在“地中海”一书中，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海洋，而成为他书中的历史的主人公，充满了生气和激情，是沿岸文明的历史见证。而在后一部书中，他从前人“地理经济”的概念演绎出“经济世界”的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来解释和型构他的总体历史观。
　　读历史著作往往需要耐心，历史不是逻辑的思辨，但是，读布罗代尔的著作，你可以感到其清晰的逻辑和细致而又宏阔的运思。这里用得上所谓激发一个人的创造意识和思想能力的“支援意识”的说法。什么是“支援意识”？我的感觉是，当你读过一部书，你觉得积于心中的很多问题豁然化解，觉得思考和判断有了更多的底气，甚至在为人处世上也更多了一份信念，这就是所谓支援意识。就我的感觉，历史书浩如烟海，但又不得不读，不读你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面对人生，都将缺乏必要的历史厚度。找准好的历史典籍来读，其实是一种捷径，因为读了以后你会受用无穷。读布罗代尔，我就有这样的体验。
　　最后，我必须提及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也是我现在仍然不时翻阅的典籍是法国19世纪天才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托克维尔留下了很多文字，但大部头的书就是两本：《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的书在法国一直受到重视，他的两卷本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出版于1835年，一问世就获得巨大成功。但是，将托克维尔看作是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同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齐名的思想巨匠则是迟至20世纪晚期的事。得力于法国当代思想家阿隆（R.Aron）等人的慧眼，当代学人不断从托克维尔的思想里发现光照后世的灵感。他对民主作为现代社会运动方向的独到洞察，对平等———他指的是“地位的平等”———作为现代性的历史展开的动力的敏锐把握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不过，我喜欢托克维尔却是在其深刻和睿智之外，另有他因。托克维尔是19世纪初带着法国的社会问题去美国考察的，这不免同我们这一代向西方求真理的学子感到某种亲近。他对当时美国“新”社会的向往同我们这种游学之人的心境实有着相当的共通性。同时，他从美国回国之后也有着强烈的“美为法用”的拳拳报效之心。他的“革命”这本书的创意不是看到了法国革命的复杂性，而是看到了法国革命同法国专制旧制度的承继关系。对我来说，他笔下的美国民主对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来说，自然有着重大参照意义，但是美国毕竟是新大陆，没有传统的纠缠；相反，法国的民主却是从强大的专制传统中开拓出来的，同我们的历史贴得更紧。


李强：西方历史的政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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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学理论为业有一些特殊的乐趣，其中之一便是读书比较泛，举凡哲学、历史、经济、法律、社会学等都与政治有关，均需有所涉猎。而且，久而久之，以政治的视角读书，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以历史为例，不同的人读历史会有不同的感受。一部西方史，在艺术家、哲学家或文学家眼中，会呈现出颇为不同的景象。哲学家往往会对古希腊文明叹为观止，海德格尔专家陈嘉映曾盛赞“说不尽的希腊文化美”，这在哲学家中颇为典型。不过，对一个研究政治理论的人来说，西方历史也许会展示出一幅不同的画面。

当然，这里首先涉及一个问题：什么是政治？不管人们对政治如何解释，我以为政治的基本关怀就是在一个群体内部维持稳定与秩序，当该群体与其他群体发生冲突时，保障安全与尊严。如果用这一标准来阅读西方历史，就会得出一些与哲学史专家全然不同的结论。

譬如，希腊被公认为西方文明的滥觞之地。在哲学家眼中，希腊文明美不胜收，哲学、艺术、悲剧、史诗群星璀璨，构成西方文明的坚实基础，写下了整个人类文化史上至为灿烂辉煌的一页。但是，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希腊文明的价值恐怕会大打折扣。当时，在爱琴海与爱奥尼亚海之间这块今天看来并不广阔的土地上，存在着上百个城邦，尽管这些城邦出现了像雅典民主这样伟大的制度，为后人的政治理论探讨提供了很多启迪，但从政治的视角来看，希腊的政治实在难以令人憧憬。城邦规模较小，少则几万人，多则二三十万人。而且，城邦之间战争频仍。最终，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两大军事同盟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整个希腊文明元气大伤。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细记载了这场战争，可谓第一部伟大的西方政治名著。

希腊衰颓之后，罗马取而代之。许多人把罗马仅仅看成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认为在哲学、艺术、文学等方面罗马文明比希腊文明大为逊色。但若从政治的角度视之，罗马乃是西方第一个真正奠定了现代政治基础的民族。波利比乌斯（Polibius）在其《罗马帝国的崛起》（TheRiseofRomanEmpire）中描述了罗马共和国的崛起，描述了罗马如何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经过短短53年时间，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发展为横跨三大洲的帝国。波利比乌斯将罗马成功的秘密，归因于罗马的共和政体与公民的美德。

对于罗马人的美德，巴洛的《罗马人》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巴洛告诉我们，“罗马精神是农夫和士兵的精神；但既非农夫，亦非士兵，而是农夫－士兵（farmer－soldier）的精神”。罗马人的性格与希腊人迥然不同。罗马人“质朴”、“严肃”、“虔诚”、“淡泊”、“勤勉”、“严以待己”、“无比坚强”。罗马人崇尚“行动”，而不是思考。她蔑视希腊人的文过饰非、夸夸其谈。借用我国传统儒家“文质彬彬”的提法，希腊人是“文胜质”，而罗马人则有“质胜文”的倾向。

罗马人对美德的追求可以在罗马留给后代的经典著作中得到印证。在这方面，西塞罗也许是最好的例子。西塞罗既是古罗马伟大的政治家，又是在西方文明史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他的《国家篇》与《法律篇》包含了古典共和主义理念的权威阐释。不过，我更喜欢阅读他的《论老年》、《论友谊》和《论责任》。尤其是《论责任》，该篇是西塞罗写给在雅典学习的儿子马尔库斯的信，类似于我们的《傅雷家书》或诸葛亮的《诫子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儿辈如何成人的谆谆教诲。西塞罗告诫儿子要以追求“道德上的善”为目标，履行人生的“道德责任”。尽管西塞罗的“善”的理念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但仔细阅读他的著作，我们还是可以体察罗马精神和希腊精神的区别。罗马人的“善”体现了坚毅、质朴，体现了对政治共同体的责任与挚爱，体现了为共同体战斗、牺牲的精神。西塞罗在信中对希腊精神和罗马精神作了对比，他说，他十分欣赏希腊哲学中对于真、善、美的孜孜追求，以及充满思辨精神的形而上学特征，他嘱咐儿子有机会一定要阅读希腊哲学。但与此同时，他也非常明确地告诉儿子，要认真阅读父亲的演讲与哲学著作。“因为，虽然这些演讲显示出一种比较奔放刚健的风格，但我的哲学著作中那种冷静谨慎的风格也是值得培养的。另外还因为，迄今为止在希腊人中我还未曾见到过一个集这两种风格于一身，既滔滔不绝地演说又能平心静气地讨论哲学的人……”

当我们阅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人》以及西塞罗的“三论”之后，希腊与罗马这两个文明在政治上的差异就非常清晰了。前者追求真善美，追求自然的正当，后者却以美德、以共同体利益作为至高无上的标准来构建共和国。在政治上，后者显然是成功者。一方面，罗马共和国内部秩序井然有条；另一方面，也是西方人常常炫耀的，就是罗马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以短短53年时间，建成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伟大帝国，这个帝国奠定了整个西方后来历史演进的物质地理基础。

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大约从11世纪开始，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兴起了现代意义的国家。在欧洲现代国家构建以及现代化进程中，最早肇兴而且后来最成功的，莫过于英国。包括休谟在内的许多英国史家喜欢将英国人视为“罗马人的后裔”。有一部在西方极为畅销的、由SimonSchama撰写的多卷本英国历史，在追溯英国的历史渊源时，着力探索罗马与英国的关系。该书第一卷的书名《在世界边缘》（AttheEdgeoftheWorld？）会激起读者的无边遐想。这片相对于当时“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及其“内湖”地中海——而言的蛮荒之地，这个由数代罗马统治者苦心攻略经营的海外殖民省，居然自诩为罗马人的后裔，而且居然在近代成为世界的中心，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开拓者，成为现代世界秩序的构建者！

英国人以罗马后裔自居，并不是在民族或血缘意义上讲的，而是在政治制度与文化层面上讲的。任何一个描述英国政治制度的人都不会忽略英国宪法的混合政体原则。这一原则恰恰是罗马共和国政体原则的近代翻版。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对英国近代宪政的起源与沿革尚缺乏有分量的研究。2001年，中国法制出版社重印了民国时期翻译出版的英国著名法学家戴雪的《英宪精义》（雷宾南译），是英国宪政难得的优秀读本。

除了政治制度外，英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也与罗马文化有相似之处。像罗马人一样，英国人质朴、坚毅，不尚浮华。他们在哲学上不耽迷过于形而上学的思辨，文学艺术上也不崇尚令人目眩的虚华成就。英国哲学以经验主义为特征，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基于这种哲学之上，英国人在探讨政治问题时注重历史与经验，从不试图根据抽象的形而上学理念推导出现实的政治原则。英国著名史学家G.M.Trevelyan在其多卷本的《英国历史》（HistoryofEngland）中曾自我解嘲似的写道，英国产生过伟大的政治家，却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政治理论家，英国政治的奥秘是由孟德斯鸠等欧洲大陆学者发现的。我以为，G.M.Trevelyan在这里并不是恭维大陆理论家，而是为英国人注重实际、不尚浮华的文化自豪。

当然，最能体现罗马精神现当代风貌的首推美国。西方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精神带有强烈的罗马影响的烙印。“罗马的荣耀、权力与美德”激起美国制宪之父的无限向往。“罗马的榜样给了美国人民试图建立一个均衡的大陆共和国的勇气……而罗马堕落为专制主义以及后来英国的堕落为美国提供了令人恐惧的警示。”无论从美国制宪时期重要人物的笔名，演讲的引文，还是制度的设计，都可以清楚地看出罗马的影响。最近国内翻译出版了两卷本《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对于任何想要了解美国政治和历史的人来讲，这本书都是值得推荐的。该书详尽记录了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全过程，再现了当时的著名政治家的风貌。认真阅读过这部文献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美国宪法是在罗马模式、英国宪政模式的基础上构建的。而且，麦迪逊、汉密尔顿等宪法之父身上所展示的美德，恰恰是我们所熟悉的坚毅、审慎、务实、爱国的罗马精神。美国人从建国第一天起就有在新大陆构建“新罗马”的梦想，这一梦想持续至今，愈久弥坚。

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阅读西方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西方历史几千年，尽管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方面英才辈出，灿烂多姿，但是在政治方面真正成功的例子，不过罗马人及其后裔，即古罗马、英国和美国。如果允许我作一种比较简单化的概括的话，西方文明在政治上实际存在两个传统：一个是上述“罗马－英国－美国”的传统，另一个则是希腊开启的传统。后者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精神中得到升华，又在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近现代德国哲学中得到更为完善的展现。德国哲学家大多崇拜希腊哲学，因此德国人在政治上也追求至善至美，追求永恒的自然正当与绝对的真理。这一特征既可以从康德哲学中看到，也可以从当代德国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哲学家那里发现。但是，正如当代英国一位极为出色的政治哲学家彼德·拉斯莱特（PeterLaslett）所言，政治乃至关重要之大事，绝不应轻易交付哲学家处理。政治事务的处置需要审慎、务实与坚毅，需要经验和智慧，而哲学家只能提供理性与原则。哲学指导下的政治很难成为成功的政治。

今年国内有一本颇为畅销的《往事并不如烟》，书中引用张君劢先生的一句话，“学政治（学），要在英国。学哲学，要在德国”，的确颇富见地。

李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著有《自由主义》（中国社科出版社）。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西方政治哲学，马克斯·韦伯的社会政治理论，西方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命运。

南方周末 2004-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