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李一氓的为人和几个重要观点

何方

　
　　一，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和一氓同志相识始于1950年初。那时为了外交斗争的需要，听了苏联人的意见，认为可能很快进入联合国，于是就立即成立了一个50人左右的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是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副团长就是从旅大区党委副书记任上调来的李一氓。代表、顾问和专员还有冀朝鼎、孟用潜、耿飚、刘贯一、刘英、姚仲明、刘彬、陈叔亮、钱三强、陈忠经、王铁崖、郑森禹等。真是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也堪称空前绝后。但由于美国的阻挠，联合国去不成，代表团只能驻在赵堂子胡同二号原朱启钤公馆练兵待命，前后约一年半。当时闻天同志每周只来一两次，一氓同志则同大家住在一起，主持日常工作。所谓工作，主要就是学外文和分工研究点国际外交问题，也组织一些人写点文章。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的分工是主管调研和资料工作，同时张闻天还布置我写一本美国侵华史的小册子，因此向一氓同志请示和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一些。这也为日后长期交往奠定了基础。

　　在代表团，一氓同志和大家不论职务高低相处都很融洽，平易近人，毫无虚假，大家亲切地称他氓公，也愿意向他请教和听他谈论。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有话就说，有文章就改，有意见就提，既没有架子，也不讲客套。对工作如此，就是业余爱好，他也是诲人不倦。例如他精通词学，我也想跟着学一点，当郑森禹和田惠贞结婚时，就填了一首打油词祝贺，还记得其中有两句是：“未曾泛舟成功湖，却已双游沼塘子”，拿去向他请教。不想他极为认真，搬出词谱、韵书，逐句分析，哪里平仄不对，哪句叶韵欠妥，真是不厌其烦。我只好将贺词撕掉，未敢拿出。后来他还把历年词作的手抄本拿给我看，以致至今还记得几句。可惜这本词在“文革”中已付之一炬。他平等待人、以诚相见，对晚辈尤为热情，但并不表现在表面上，有时反而显得“冷漠”，加之他“不攀领导”（这是他在《回忆录》《自序》中的话），所以一开始人们还觉得他有点“怪”，不像个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的“大干部”，更多的像个文化人，但又没有现在一般文人的某种习气。他熟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文化界名流，但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很少来往，更不会趋炎附势。熟人有时去看他，他甚至连招呼都不打，谈得来可以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没有话可以相对无言，也不勉强应酬。对同事如此，对其他客人也是这样。有一回去看他，只见一位高级将领和他对面而坐，两人沉默不语有半小时之久。一次周恩来总理来看望大家，他也是和大家一起站在那里只听总理讲话，既不趋前，也不叙旧，显不出从北伐起就长期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样子。就是张闻天来代表团驻地，如果与他无关，他甚至可以不出门来参加迎送。但两人在工作上还是合作得很好，这也是后来张闻天力排众议，竭力推荐他出任驻缅甸大使的原因。他的“怪”脾气曾引起一些人的误会，甚至得罪了一些人，但他不认为是错，当然也就不改。氓公这种禀性，有时不免令人联想到竹林七贤，但他却完全是一位具有高尚情操和高风亮节的老共产党人。

　　一氓同志真正做到了视名利如浮云，对工作不挑不捡，更不计较地位高低。1951年4月，我随张闻天去驻苏使馆工作，代表团还维持了几个月才最后解散。他对分配到郭沫若领导下的和平大会工作也是兴致颇高，在给我的信上还风趣地说，“此间圣（剩）贤（闲）也是星离云散”，他将去做“游仙”（和大驻外代表）。此后近三十年他都是从事外事工作，职务变来变去，但地位却始终如一。像他这样一位老一辈革命家，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做过新四军秘书长和和苏北行署主任的人，建国后直到1982年离休还是副部长。也许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他却安之若素，而且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有些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记得有一次他从国外回来，住在新侨饭店二楼，我去看他。谈到由于意见不同再加上有点误会，因而受到有关领导的批评时，我建议他是否向上面作点解释和检讨。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住在二楼，也不想上三楼去，大概还不致叫我搬到一楼。他就是这个脾气。直到1985年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他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补选为常委，还是无所谓的样子。当我问及，他才说这是组织上的照顾，是胡耀邦同志提出来的。此后也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一切照旧，还是那样乐观潇洒，找我去他家聊天的次数也更多了些。

　　不但对革命工作，就是在其他方面，一氓同志助人为乐、有求必应也是出了名的。只要请他题签或索取墨宝，他都立即照办。不管是学术著作还是旅游指南，都有他题写的书名。其中通过我的就不少。一次去沈阳开会，时任副省长的朱川托我请他写个条幅。回来转告了他。不想过后一问，他已写好自费寄去了。真有点令人感动。再如对于个人爱好，一氓同志更是体现了高度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学识渊博、涉猎甚广，而古籍的研究和收藏更是闻名全国。但他的收藏并不视为私有和秘不示人，而是“乐宜偕众、书不藏家”，不但任人查阅借用，而且不少还是随收随捐献国家，最后更是悉数交公，不遗私人，实现了他“余藏书画，均缴公库”的愿望。在国外工作期间，他除蒐集流落海外的中国古籍原件及其译本外，还开拓疆域，收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手迹和一些著作最初版本，并且买到后立即交公。一次他写信要我以在苏联工作之便，设法买一些列宁著作的俄文初版本和手迹。可惜我没能完成任务。而他在东西欧却有相当的收获。他买回的德文原版和英法文译本第一版《资本论》（第一卷）据说是以前全中国都没有的，更不用说马恩列的一些书信手迹了，其中列宁的信后来还补充编进了《列宁全集》。

　　最值得称道的是，最后十年他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为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新时代。这是许多专家和老先生所公认的。大家对他也非常尊重。钱钟书后来是一般会议不参加的，但出席氓公召集的古籍整理小组会，可以把他请到氓公家里来。一次谈到一件作品，钱先生还说，得到李一氓同志的赞扬不容易，他可不是随便说话的人。有的人甚至议论说，李一氓主持古籍整理可谓空前绝后，就是说，像他那样一位革命老前辈，古籍知识又是那样全面和那样内行的人来主持古籍整理，不但当代极其难得，以后更不会再有了。这是人们对他生前的赞许和死后的惋惜。实际上，历史的发展总是“青出于蓝”，今后的古籍整理一定会搞得更好，但氓公的开创之功也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只是由于我纯属外行，这方面虽也经常谈到，但却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

　　总之，四十年的交往，使我在现实中真正看到了一位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也是一位忧国忧民、思想常新、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老共产党人。 二，“文革”后对国际问题研究进行“拨乱反正”的先驱者

　　一氓同志从事对外工作近三十年，对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不但熟悉而且颇有见地。特别是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他在几个关键问题上提出的报告和建议，无论是对国际形势的重新判断还是在调整对外战略上都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不图名不张扬，所作贡献至今仍鲜为人知。由于我是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所以这方面他同我谈的也比较多，觉得有必要根据个人的记忆和理解举例作点简要介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估量国际形势和确定外交政策，关系极为重大。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的一氓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立即抓住几个关键性问题，并于1980年年中，组织专门班子进行研究，并写成《讨论稿》报送中央。其中一些问题实际上他早有考虑，甚至可说已成竹在胸。我不在中联部工作（他曾建议调我到中联部工作，我因故未去），所以无由参加这个写作班子，但他还是经常同我谈起，而且每次打印稿都要我阅提意见。特别感人的是，有一篇稿子，他亲自送到我当时借住办公的前毛家湾一号（林彪旧居）。车子停在门口，稿子交我后他就坐在车子上等。他的这种谦虚和信任态度，反倒使我感到十分不安，只得仓促看了一遍并简单谈了几句赶快将他送走。由于算是间接参与了点工作，所以后来他也向我简要传达了一些中央对几个报告讨论的情况和意见。这种名为《讨论稿》的报告先后共有六篇，但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有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和战问题，也就是对国际形势的根本战略判断。记得的大意是，战后三十多年的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经济和技术（包括军事技术）的空前发展，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使世界大战不容易再打起来，有可能争取到比较长期的、可以说是持久的和平，因此需要改变“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的提法。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争取到并且客观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完全有可能集中力量抓建议、搞改革。一氓在同我议论时曾讲过这样意思的话：我们一方面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一方面又说战争不可避免，能争取推迟十到二十年就不错了，这不是等于说辛辛苦苦搞十到二十年的建设最后还是要被战争打烂，不但使人没信心，而且搞建设也没劲。你想，心里没底，整天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要打仗，哪能一心一意搞建设？实际上是我们过去把战争的危险夸大了，认为“两霸相争必有一战”、“战争迫在眉睫”，这种估计本来就是不对的，是一种教条式的推论，并不是真的从客观实际出发。其实，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帝国主义之间不会打，两霸谁也不敢打，因此起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以前讲战争危险的迫近，只是自己吓了自己，如果现在还这样讲，就又要耽误搞建设了。当然，在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不容易一下取得共识。据他说，还有人批评他忘了列宁的一条根本论断，说“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哪能避免？”但是实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中央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经过认真的分析和判断，中央后来在提法上也很快开始发生变化。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已经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再过了不到两年，邓小平就正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这就使我们抓住了国际形势变化的基本特征，认识到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再也不是“战争与革命”了，世界已经处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也说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了长期有利的国际环境。事态的发展说明，李一氓早在七十年代末组织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并提出报告，不但对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也开了国际问题这方面研究的先河。这一贡献也许知道的人不多，所以需要作点简单介绍，而不应使之埋没。

　　二是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这与“第三世界”的概念是两回事，后者是五十年代初法国人提出，直到现还通用的名词）。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问题，实际上也是确定“一条线”战略（核心是联美反苏和以苏划线）的依据。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进一步把这一划分提到理论高度。而且事实上，七十年代的中国外交就是本着这一战略方针行事的，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也都以此为指针。现在看来，“一条线”战略和以苏划线在当时就不恰当，曾使我们在国际上陷于相当孤立，因此，要实行改革开放就非改变不可。邓小平后来就说过，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外交政策有两个重大转变，一是改变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一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李一氓在七十年代末对“三个世界划分”的问题主持研究和提出报告，基本思想是要说明这种划分实际上缺乏根据，理论上也站不住，今后不宜再公开提。这在当时真是“惊世骇俗”，很了不起。这无异于对“一条线”战略釜底抽薪，为我们调整外交政策，即适当拉开同美距离、松动对苏关系、恢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友好等，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准备。对于否定“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氓公和我也谈的较多。他说过，把发展水平还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东欧，和既发达又是美国北约盟国的英法西德等一同列入第二世界，实在道理不大；而且还把其中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划到第三世界，就更奇怪了。他认为，“三个世界划分”并不是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更多带有以我划线的主观随意性。他后来不无得意地告诉我，这一意见已为上面采纳，并且议定：今后的正式文件和领导同志的正式报告和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作为学术问题仍可百家争鸣，所以不必作出专门规定，也无须向下传达。据我后来的观察，情况也确实如此。主持写上述《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胡乔木，在准备党的十二大时也曾对人说，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根本站不住，因而政治报告中不要再提。后来在编《邓小平文选》时也没有收入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谈三个世界划分的那篇讲话；在收进的其他文章中，作为战略的提法还有一两处保留，但作为理论却一处也没有。至于党和国家的文件以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二十年来确实再也没有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了。当然，现在有些学者和外交人员还坚持这一提法，那是因为不知就里，而且也只是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对外交政策已没有什么影响了。

　　三是关于国际共运和党际关系。通过看《讨论稿》和当时的谈论，这方面有以下几个问题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认为，现在和今后相当时期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我们认为已经“变修”的许多共产党还是有一定影响和群众基础的，我们同它们打筆仗和断绝关系，是以苏划线的结果，反而在国际共运以及其他许多群运中孤立了自己。至于那些新建的左派党和组织，其实并没有什么力量，有的甚至只是光杆一人。例如“文革”中我们报上常发表他的谈话和文章的那位东欧某国共产党总书记，就是同自己国内并无联系的一位流亡者；我们多次引用的某国左派党组织机关报的言论，也只是一分油印传单，参加这个组织的据说只有几十个人。因此他建议设法同各国党恢复关系，而且应该互不干涉党的政治主张和内部事务。为此，除确有影响的左派党组织外，不惜放弃同那些人数极少的小组的联系，当然应该妥善处理。如果对方允许，也可同一个国家的两个以上党组织（如印度）建立关系。有一次他甚至说，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在和社会党搞联合与合作，我们为什么不能同各国社会党来往呢？他以为，除了政府外交，还应广泛开展政党外交和其他各种国际群众组织活动，这对我们是完全有利的。他的这些意见哪些反映了，哪些没反映，以及落实的情况，我都不太清楚。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有些作法已超过了他那时的设想（例如没有听他谈过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党际关系）。但一氓同志在这方面参与的开创性工作，却是历史应予记下来的。

　　李一氓在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方面的精辟和独到见解无法一一列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他对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问题研究作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所以有的同志受命写二十年来国际问题的研究历程，我特别建议不能只看一些发表公开文章和著书立说的人，而忽略了在关键问题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如李一氓。有关同志也确实采纳了我的意见，把李一氓列为“文革”后对国际问题研究进行拨乱反正的一位先驱者。
氓公喜好京戏，也经常和我谈论并一起看京戏。当江青开始批判和禁演旧戏时，他就说，京戏长于表现历史，许多经过千锤百练保留下来的旧戏精萃是禁止不了的。还一再肯定：“迟早会有你的《玉堂春》、《四郎探母》看的。”由于爱好京戏，他也写了几篇有关的历史问题的文章如《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等，表达了他一贯对视少数民族为异邦为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强烈不满。他一直认为，中华民族是由许多民族融合（过去）与团结（现在）而成的。“我们这个民族，不是只有汉族。”没有其他民族，“只有汉族。成何中国”。他坚决反对视汉族政权为主权国家，把历史上周围其他民族实体视为敌国，把他们对汉族进行的武装斗争说成“侵略”，而汉族对他们用武则称为“讨伐”。他认为，以汉族为核心将各族团结起来的中华民族到了清朝才正式形成，在这之前各民族间的战争是一种起进步作用的民族融合的手段，都属内战性质。因此，《辽史》就正式列入二十四史，还没有人说是外国史；十世纪前后的中国东北边疆是以辽的东北边疆为准的，从来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敢于南缩到以宋代的东北边疆为限。如果那样的话，当年的北京人也是外国人或他们的臣民了，除非迁到开封去。在历史上，汉族人有自己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等；但也应承认和尊重其他民族的民族英雄如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而且他们都对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和国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和国家，忠君也不等于爱国，因此不能用国内民族之争去宣传爱国主义。用《杨家将》、《岳飞传》来讲爱国主义，只能损害民族团结。他认为，对过去的文艺作品应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去了解和肯定；一些实指性的作品如王昌龄的“不斩楼兰终不还”、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今天“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加以肯定”。另外许多涉及民族关系的作品都是泛指，更不能脱离那时的历史，而且还表现了一种气节。他以《正气歌》为例说，文天祥要处理的是他和宋朝与宋朝人民的关系问题，同时也表现了他本人的浩然正气。人应该有气节，软骨头是受鄙视的，所以还一直有人推崇被明成祖灭了十族的方孝孺。但氓公强调，“忠君并不等于爱国”。忠君的气节也绝不能都看成爱国主义。谈到京戏，他对于“文革”前一个时期不准演《四郎探母》（罪状是叛国偷生，不爱国主义）而提倡《三关排宴》（原为上党梆子，写佘太君怒斥其叛国后四郎羞愧自杀）很不以为然，但却赞赏程砚秋根据唐末诗人陈陶一首诗中最后一句话改编演出的《春闺恨》。因为程剧写成于1931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它改变了原诗所涉及的汉与匈奴的民族关系（“誓扫匈奴不顾身”）和陕北的地点（“可怜无定河边骨”），假托为三国时公孙瓒和刘虞之间在河北的一场军阀战争。所以氓公在专门写的《论程砚秋》中说，此剧有针砭现实的进步性与正义感，和《荒山泪》（以“苛政猛于虎”一句演绎而成）一样是够大胆的。氓公关心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当然不只是表现在几篇文章上，可说是贯穿在他为人和治学各个方面。例如在古籍整理上就是如此。他在接受主持这一工作不久，就注意收集有关台湾的史料，后来很快就选定和影印出版《台湾府志三种》，还指定我写一篇《序》，叙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更念念不忘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的中国古籍文物。那种希望开展两岸交流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紧迫心情，常常溢于言表，给人以深刻印象。

　　李一氓作为当年新四军的秘书长，又受命充当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史上重大事件之一的皖南事变，在项英、袁国平等牺牲后，应当是最了解情况的一个人了。但由于他按照项、袁的意见脱离部队不到十小时，自认为是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又不愿卷入有关皖南事变的争议，所以他很少谈及此事，也没有写过多少材料。人们看到的就是一篇《血染着我们的姓名——谈皖南事变》（《人物》1990年第5期）和《回忆录》中的一章，再就是不多的几篇访谈录。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承认自己的错误，接受经中央批准由刘少奇当面宣布的因对项英错误“采取调和态度和自由主义”而给予的口头警告处分，从无异议。但从字里行间和谈话流露，可以看出，他对皖南事变和项英问题的处理与评论，还是有些保留意见的。他认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仓促作出的，情况不可能十分清楚，“皖南事变是有结论又没有结论的问题”，“项英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因为中央没有按《决定》“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以后的历次代表大会也都没有讨论。对项英，他讲过以下的话：“说项英受王明影响很大是不公平的”；“项英对待党和军队的独立性的态度是坚决的”；“不能说中央下了命令他不执行”；讲项英怕去敌后和反对北移都是没有根据的，等等。他同意批评项英在皖南事变的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都犯了错误，特别是犹豫不决、当断不断。但整个说来，项英还是顾大局和基本上执行了中央政策的。而且就全局讲，中央对放弃皖南的决心是否下得太晚了，事先对国民党的阴谋恐怕也估计不足，还低估了我在江北打韩德勤（曹甸战斗）对皖南的影响，以及不能无视确实存在的客观困难，等等。作为当事人，可看得出来他确有些难言之隐。现在关于皖南事变仍然存在着很大争议。一种意见（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仍坚持中央《决定》，认为“事变发生后对项、袁的批评基本上是对的”，而且当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还是“整个抗战中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另一种意见如一年前才出版的《皖南一九四一》等则认为，《决定》中关于项、袁对中央指示一贯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的说法是不妥的；皖南新四军的失败，项英固然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就有失误，指示也前后不一；把责任完全推到项英头上不够公平，等等。我对皖南事变毫无研究，自然不容置喙。但氓公说的皖南事变尚无最后结论、项英问题也是一个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历史问题，倒是千真万确，谁也不能否认的。将来的党代会（即或中央全会），会不会遵照《决定》的第四项决定，提出“讨论和议处”“项、袁错误”，看来是不大可能了。这就不禁使人想到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两千多年来一直有定论的秦始皇以至殷纣王都可以翻案，而事变后第二天作出的结论就不能作些修正呢？另外使我联想到的还有一点，就是《决定》批评项英和张国焘一样不服从中央（整风时及以后又硬和王明联系起来），还提到“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察，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等，恐怕同不久后的全党整风和抢救运动有极大关系，是在为这两大运动作铺垫。事实上，后来所写党史就真把两者联系起来了。

　　四，一部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回忆录

　　1993年纪念一氓同志90周年诞辰时，适逢他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出版，我曾写过一篇评介文字，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近两年由于我改行学党史，读了些老同志的回忆录（书籍和文章），当然都是有材料、有看法、各具特色的。但是在我看来，其中许多也还存在一些较为普遍的不足和问题。相形之下，更显出氓公回忆录的可贵之处（标题上说的与众不同也只是强调其很有特色而已），在这种回忆录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还是值得特别一提。《李一氓回忆录》的特点，初步想来，可否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亲自动手。氓公原本没有写回忆录的打算，只是在许多同志和朋友的一再鼓励和要求下才改变初衷、决定动笔。我也属于积极鼓励的一个，所以有关写回忆录的事他也常和我谈论，后来更是写一个段落就送我阅提意见，修改后再送，最后还要我通读一遍。所以在他写作过程中我就已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更感受到他的艰辛。一些老同志写回忆录（包括整理文稿等）大多有一个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的写作班子，帮助找材料、查档案、直到落笔成文。氓公却完全是个人奋斗，从查材料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都是亲自动手。而且在此期间，他还要主持古籍整理和参加一些外事活动。经过两年已写出全书的一半。后来只是由于老年白内障和心脏病频繁发作常住医院，才不得不改为由他口授请人笔录，再由他修改校订。这种亲自动手写回忆录（还有整理出版自己的各种文集），在他那一代老同志中（按当时规定，中顾委常委待遇同政治局委员），可能是罕见的。

　　二是不夸功不诿过。列宁说他从来不相信人们的回忆录。这是因为，不但人们的记忆力终究有限，对过去的事很难记得准确；而且有些作者还往往在回忆录中夸大个人作用，显示一贯正确，功劳归自己，过错推别人。八十年代初开始了写回忆录之风，而且有的一出版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当时胡耀邦主持书记处工作，曾针对这种情况发过一个文件，提出写回忆录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但是从《李一氓回忆录》中，你大概看不到贪功诿过、炫耀自己，或只讲“过五关”、回避“走麦城”的现象。也许是由于所读有限，《李一氓回忆录》是我至今看过的同类书中表现谦虚谨慎、实事求是最突出的一部。

　　三是遵守历史主义原则。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也说过“回忆录不一定可靠”，因为一则“各人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距直接获得印象的时间又有相当间隔”；二则“回忆那时的事，难以摆脱现在的思想认识”。这真是说到了点子上，特别是后一点。然而这却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不少《回忆录》讲的事情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发生的，实际上是作者为了适应写作时的气候而进行的夸张以至杜撰，因此好事尽量归于领导人，坏事都推给已定性的坏人。如说：毛泽东在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遵义会议上大家一致拥护毛主席出来领导等。一本《许世友外传》说，1937年许密谋出走，康生从头至尾处理此案并坚主杀，毛泽东叫“刀下留人”。实际上这时康生尚未回国。又如最近出了一本著名的《回忆录》，把长征途中陈云奉派离队去上海（说是和潘汉年一起）描写得活灵活现，还说两天后陈云的妻子于若木找他问陈云哪儿去了。事实是：陈云既未和潘同行，于若木和陈云结婚也是三年后在延安的事。《李一氓回忆录》就没有这种现象，没有跟着“意识流”走，而是尽量客观地叙述各个时期自己经历过和确实知道的事情，没有什么斧凿刀痕。但这不是说，氓公写回忆录时思想还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恰恰相反，他是在以现在的思想认识清理和回顾过去。与一些人不同的只是他没有改变历史事实，没有为了适应现在的“潮流”和“需要”而捏造一些情节，或者加以夸大和缩小。对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但绝不允许修改和作假。“尊重史实，纪史以实”，不仅是一切史学家应遵守的信条和具备的史德，写回忆录也不可例外。《李一氓回忆录》可以说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四是朴实无华，真实可信。这有点和前条类似，但却另有所指。有不少回忆录写的有点像小说，不但对多年前的史实和经历描写得具体生动，有声有色，而且连篇的对话也都打上了引号。这在个人没记下详细日记和无速记或录音可查的情况下，只能是根据事后的想像由本人或写作班子编出来的，真实与否只有天知道。更有本人既不在场又声明没听过当事人讲过的第三者也写了许多打引号的话，如王明离沪前如何向博古私下交代，季米特洛夫同某人的单独谈话等。作为文学作品，这样写也许可以，然而现在却被普遍作为史料在引证。有人一再提倡党史要学《史记》的写法。《史记》确实写的很好，但它既是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伟大的文学著作（鲁迅称之为“无韵的《离骚》”），采用了大量街谈巷议和带有夸张的形容与对话。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就说《史记》不是历史而是小说，还举了描写吕不韦与嫪毐的例子，说明不可全信。如果现在写党史或回忆录也用《史记》的手法，那恐怕就属于倒退了。对一些张冠李戴、瞎编对话的传记或回忆作品，李维汉在《关于写革命人物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给予严历批评，责备它们“没有尊重历史事实”，如引证他和夏明翰的对话（“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还打上引号，实际上他们并没说过，不晓得是从哪里引来的。应该说，以上这类弊端，《李一氓回忆录》中是没有的。李一氓是个著名的文化人，要用文学手法写回忆录，恐怕不会比有些人差，但他还是照实写去，不加铺张，更无编造。记得的就写，想不起来的就直说忘掉了，并未根据当时情况或逻辑推理而编出一些生动情节和对话来。所以他的《回忆录》很少带引号的话，除非是确有根据，如查到当时的报刊。

　　五是“不攀领导”。前面提到的氓公这一“为人之道”，也充分体现在他的《回忆录》中，而且在《自序》中就作了说明。他和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很熟，有些人还长期共过事，但他多是淡然处之，有事时提到（也多是一笔带过），没事时根本不提，更无专门的铺陈描绘。例如他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和特使，跟周恩来从北伐到上海再到中央苏区工作多年，跟刘少奇和陈毅在苏北工作也有一个时期，却没有写多少他们之间的接触和来往，更不用说带引号的对话了。他认识并有过来往的名人很多，如鲁迅、郭沫若等，即使提到，也是轻描淡写，更无渲染。认识这样一些领导和名人，遇到有些人也许会有的没的写上两大车，而氓公却完全按照自己说的决不挟领导和借名人以自重。有时甚至显得有点过分。例如我曾建议他把在上海参加文化活动中有关鲁迅、“左联”等写详细点，他也不予采纳。还说：同鲁迅的来往是党同鲁迅的关系，非关个人的事；在文委，他只是打杂跑龙套，没什么好说的。氓公就是这么一个人。

　　上面提到的几点只是个人的读后感，不敢说对《李一氓回忆录》的特点就概括得全面和恰当。同时也不能说这部书已做到天衣无缝，完美无缺。正像作者在《自序》中所说，所记时间、地点很难说准确，有些议论也很难说都有道理。这是老实话，不是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靠主观判断是不容易完全准确的。例如他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只是“把毛泽东的发言全部抄录进去”，就有悖充足理由律。对这个问题，我曾有专文辨析（《炎黄春秋》2000年第9期），在此不赘。但是瑕不掩瑜，无论如何，《李一氓回忆录》是一本少有的朴实无华、真实可信的好书。特别是现在有关党史的各种出版物越来越多，有些史实又被搞得越来越糊涂的情况下，更应大力提倡和学习李一氓写回忆录的这种精神和作法。

　　（载《百年潮》2001年第5期，《中外书摘》2006年12月摘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