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宦乡
                                                            何方

　　宦乡同志是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多年里国内外公认的中国第一名国际问题专家,也是新中国对外学术交流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在推动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判断世界形势和调整外交政策的拨乱反正上，宦乡和以他为首的国际问题研究团队曾经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对中央领导起到了一定智囊的作用。现在，虽然宦乡逝世已经快满二十年，但是他的思想和精神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那种极端关心国际形势和国家大事的思想境界、勤奋刻苦的学习和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独立思考和坚持真理的治学态度、敢于创新和打开新局面的勇气，以及平易近人和廉洁朴素的生活作风，一直都是后来者特别是国际问题研究界学习的榜样。我只是他的一个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每遇到研究工作中的问题，也总会想起这位师我友我前辈长者。

　　我和宦乡差不多是同时进的外交部，又同时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后他病逝在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后改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的岗位上，我则以副总干事的身份离休。近四十年的相识，特别是十多年的共事，在我们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也使我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从对我们长期相处的回忆中，就能多少体会到他的思想、品德和作风。以下就简单谈点我们共事的情况和我对他的了解。

　　一，宦乡生平简介

　　宦乡生于1909年11月2日，祖籍贵州遵义，蒙古族后裔。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救亡运动，进入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工作，后任《前线日报》总编辑。在此期间，他逐步接受中共影响，思想日趋进步。皖南事变后，曾利用当时身份，从上饶集中营中营救出冯雪峰等同志。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出任《文汇报》副主笔，并于194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他到解放后的天津担任《前进日报》总编辑，不久后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任筹委会副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转到外交战线，出任外交部首任欧非司司长。1954年调任驻英代办。1962年回国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76年恢复工作，出任我国驻比利时和卢森堡大使，还兼驻欧洲共同体使团长。1978年回国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

　　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副秘书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曾被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他还担任过中国统一促进会会长，台湾研究会会长，太平洋学会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各国议会联盟执行委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等。曾经先后受聘为摩洛哥皇家科学院联系院士，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研究员，被授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法学博士。

　　二，在外交部共事

　　我和宦乡都是建国之初就被调进了外交部。不过他是到当时的欧洲非洲司履新，我却跟张闻天加入了驻联合国代表团，因此头几年并无接触和来往。只是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由于一起参加过为周恩来总理起草发言稿，才开始相识。工作中的接触，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极其认真负责。例如由于周总理习惯于晚上办公，所以往往为讨论和修改稿件要熬夜到天亮。参加起草稿件的乔冠华和陈家康，有时就因困乏而趁机偷偷溜走，总理问到时，由我为他们请假。但宦乡总是坚持到底。记得有两次，总理抬头一看，只剩下宦乡和我两个人了。另一次接触是1958年的布拉格使节会议，他是以驻英代办身份出席，我只是从外交部派来的工作人员。记得在这次会上，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比较特别，过分看重西方国家间特别是英美矛盾，因此和张闻天发生过激烈争论，弄得双方都不大愉快。张闻天认为，西方国家间的矛盾虽然在增长，但在当时，它们间的一致与合作还是主要的，对矛盾不宜估计过高，心存幻想。宦乡不服，经过会后几个月的研究，于1958年11月18日写了一份报告给外交部，大谈西方世界的矛盾和分裂。毛泽东看后极为赏识，将题目改为《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并作了很长的批语，说“宦乡的论点是对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破裂的过程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同志们，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581页）这一批示曾使宦乡研究国际问题的名声大振。不过此后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宦乡这一看法并不准确，毛泽东对世界革命形势正在到来的估计更是完全落空，而张闻天的意见倒还接近实际。不过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宦乡一贯的治学特点，就是不随风摆，不看领导的脸色行事，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

　　在外交部共事的三十年，真正使我们建立起深厚友情、奠定日后长期合作基础的，还是1965年一起下乡四清（先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据当时中央规定，所有党政机关都要组织干部轮流参加农村四清，搞完一期约需半年。外交部派出了几十人的工作队，由时任部长助理的宦乡率领，工作地点是河北省的昌黎县。宦乡被地方上安了一个昌黎四清工作团团长（实际工作由副团长昌黎县委书记王家树负责），我被任命为工作队长。这个工作队，除外交部干部外，还给配备了一批地方干部和唐山市的大专及中学教员，共百余人。宦乡随我这个工作队行动，不管其他队。我还多少有点地方工作经验，他却是个从来没下过乡的大知识分子。在工作中他对我完全信赖，遇事相商，合作得很好。根据四清时的纪律，工作队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宦乡自然不能例外，劳动可以少参加点，但吃住得和大家一样，吃派饭，住老乡家。昌黎本来是个花果之乡，傍山临海，交通便利，物产丰茂。全县除北面不高的碣石山外，整个都是广袤的平原，东边还有和北戴河相邻的黄金海岸。曹操征乌桓时路过此地，曾留下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那首脍炙人口的《步出夏门行》。但是，由于建国后实行的是斯大林模式的农村政策，再加上土地国有化和户口制，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使农民不但变成二等公民，生活也不如解放前。和贫下中农同吃，基本上每顿都是白薯干磨成粉煮的糊糊。宦乡下乡一个多月，体重就下降了八公斤。那里早就存在后来的所谓“三农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方针政策却不是发展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而是大搞阶级斗争，认为基层政权已有三分之一到一半被阶级敌人篡夺了，搞四清就是要清查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失去的政权重新夺回来，实际上就是普遍整农村干部，还要挖出上面的根子。宦乡和我参加的四清，就是搞的这种促退运动。我们当时虽然已看到“三农问题”的严重，但是并没有怀疑毛主席和党中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政策，工作上还是坚决执行上面的统一部署，只是没能挖出几个走资派，更不用说上面的根子了。现在看来，我们当时搞四清，不但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而且也是对农村的进一步摧残，没有起到什么好作用。

　　四清工作是相当紧张的，队员们为访贫问苦、开调查会、查账、写材料等，往往要熬到半夜。但宦乡和我却有点超脱，聊天的机会很多，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白天吃饭虽然不一定能安排到一家，但晚上却住在一起，一个炕上并排睡四个人：宦乡、我、他的秘书和地方上配备的警卫员。炕前凳子上放一个大尿盆。由于白天吃稀糊糊，晚上起夜特勤，每晚总有三四次。往往是宦乡先醒，他尿完喊一声：“何方，尿！”我用完再依次传去。这还被地方干部说成阶级友爱的表现。宦乡又勤奋好学，每天六点钟起床，然后到野外朗读法文。我那时由于受张闻天牵连，已决定改行做地方工作，所以也不再学什么外文了，只是随便读些古文诗词之类的东西以打发时间。后来地方没有去成，又被调回外交部参加文化大革命。 三，一同走进社科院

　　文革中宦乡也受到冲击和迫害，不过他解放得早一些，1976年就已被派出国任大使。1978年回国后被排挤出外交部，由胡乔木要去当了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分工管国际问题研究和对外学术交流。我是1979年经过斗争获得平反后，主动离开外交部转到社科院的。从此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十年，直到他1989年去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彻底扭转了国内工作方针，变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外交政策的执行却基本未变，还是认为世界大战只能推迟但不可避免，对外仍以反修为主，坚持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因此，1979年就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成立了一个借住钓鱼台国宾馆，继续在理论上反修的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由胡乔木任组长，宦乡为副组长。我在得到平反转到社科院后，也被安排到这个小组，并且代替调任中苏谈判副团长的李汇川兼管小组一些具体事务。因为胡乔木只是开头时来和大家见了一次面，以后再没来再没管过。宦乡忙于社科院的事，也很少来，所以需要一个跑腿管日常工作的人。好在借调到小组的人都是社科院、新华社、人民日报、中联部、调查部等有关单位挑选出来的研究骨干和笔杆子，可以做到人自为战，不用怎么多管。小组的任务也简单明了，就是研究苏联是怎样变修的，最后写出一本《社会帝国主义论》之类的书。在我的印象中，宦乡的主要精力并不在反修问题上，而是关注整个国际问题和开辟对外学术交流，所以对小组的研究工作他并没有多管，也很少布置什么具体任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小组虽然出了不少简报和文章，但对苏联是怎样变修的这个中心任务，似乎越研究越糊涂，距离写出最后成果也更望不到边了。在原单位任职的借调人员又经常回去干本单位的工作，使得小组越来越松散，上面更没人管了。正在这时，钓鱼台国宾馆决定开放营业，并向小组讨要每日三千元（一栋楼）的食宿费，否则必须限期搬走。在这种情况下，宦乡只得报告胡乔木，说明中央交来的任务实难完成，因为我们指责苏联变修的那些理由大多站不住，在某些方面我们更甚于它。而且批判苏联变修，势必批到斯大林，这又和我们维护斯大林这把刀子的主张相违背。因此建议写作小组人员先回各自单位，等中央有新指示时再召集到一起。鉴于这个小组的成立是由于中央的决定，在中央没有明令取消前也不宜自行解散，还得留个架子，乔木和宦乡照旧挂名，再留社科院两个人支撑门面。这就是我和李慎之一时成了宦乡的哼哈二将的原由。既然钓鱼台国宾馆不让住了，我们两人就搬到了同为胡乔木主管的文献研究室驻地毛家湾（原林彪家）大院。

　　由于研究苏联变修的任务放弃了，宦乡就带领我们两人筹建社科院的国际片和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原来社科院研究国际问题的只有一个从科学院划拨过来的世界经济研究所。但宦乡的雄心很大，想再成立七八个地区和国别研究所，使研究范围覆盖全世界，只是他能使用的人只有我和李慎之。他原来的打算是由我筹建苏联东欧所，李筹建美国所。后来由于时任中联部部长的姬鹏飞对研究工作没兴趣、嫌麻烦，就提出将该部所属的苏联东欧所、西亚非洲所和拉丁美洲所三个研究所的人员和设备成建制地移交社科院。于是宦乡就派我代表社科院去同中联部谈判接收事宜，我也被换成筹办日本研究所了。后来又将社科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完全接过来改建成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此外还成立了一个世界政治研究所，但存在不到两年即被取消，改建成西欧研究所，而将世界政治的研究划归世经所，改称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宦乡就在社科院建立了一个由八个研究所组成的国际片。建片之初，宦乡除设立会议室、阅览室，调来三个秘书，从有关单位交涉按期送来各种内部国际研究资料等以外，还拟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如定期开所长联席会和务虚会，由他向大家吹风（传达来自上面的精神和信息），讨论国际问题和拟定课题、研究分工合作等。对阅读文件也作了规定，哪些文件只能阅读到哪一级。但这个国际片兴旺的时间不长，宦乡因兼职太多，后来交我照顾。及至我离开日本所，国际片也就很快被取消了。

　　四，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建国后，由于我们执行闭关锁国政策，所以根本谈不上对外学术交流，反而是着重于清除和防堵资本主义的影响。1955年后一个时期，张闻天曾设想在学术上实行一定开放，但也只限于有选择地翻译出版一些西方书籍和材料，还得报经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另外就是派学界人士出国去苏联，进行参观学习，恐怕算不上什么学术交流。就是这样两项活动，后来也随着他的被打倒而基本上停顿了。新中国真正有对外学术交流只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在这方面，宦乡起了开山的作用，因为他具备几项必须的有利条件。例如：干过三十年外交，了解西方世界情况又精通英语；研究国际问题四十多年，早已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身为社科院副院长，有开展和组织对外学术交流的权力和号召力；具有独特的胆识和气魄，敢做敢当，许多事可以当场拍板定案，不大受一些旧条条框框约束；对开展学术交流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不嫌麻烦，不怕劳累；身体也好，经常是单身出国，不带秘书和助手；一直保持学者作风，平等待人，没有架子，和中外学者都谈得来。正是由于宦乡具有这许多有利条件，也是基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就被推上了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的领军地位。还在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期间，不到一年，我就作为他所率领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出国三次（美国两次，日本一次）进行学术交流。按照惯例，我们也得同等接待对方，在国内开专题讨论会和组织参观游览。就这样，中国的对外学术交流在1979年前后就由宦乡带头给全面打开了。

　　但是，对外学术交流是国家对外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取决和服从于国家对外政策。所以宦乡推动的学术交流就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受那时政策的约束。文革后开始逐步实行的对外开放，多着重于商品贸易和技术引进，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主要还是严防外来影响，这就使学术交流慢了半拍。而且中央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和执行的对外政策，文革结束后好长时间也没有改变，不但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认定战争的主要策源地是苏联，苏联又亡我之心不死，所以就要继续并更为加强过去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在进行学术交流中又必须同中央的这种判断和和对外口径保持一致，何况头几次出国代表团本来就是从写反修文章的班子（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为主组建的。这种认识实在落后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连西方国家的学界都很难认同。例如他们主张东西方关系应当缓和，认为这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各国的共同利益。但我们认为缓和只对苏联的侵略扩张有利，主张缓和就是绥靖主义。邓小平公开提出并批评的“索南费尔特主义”，虽然索氏本人在参加交流时一再进行辩解，我们还是紧追不舍。又如我们反对美苏妥协，要求日本增加军备等，西方学者就很不理解，讨论会往往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已。由于中方发言口径基本一致，有些美国学者就说，听苏联人发言等于读《真理报》，听中国人发言也无异于读《人民日报》。同样由于政策的关系，交流对象开始几年还只限于美国、日本，后来才逐渐扩大到欧洲。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学术来往已经很晚了。这种思想的僵化和作法的拘泥，直到1985年前后才逐渐放开了，宦乡带头启动的对外学术交流也很快普及到了全国。 五，推动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

　　宦乡在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后，就着力于推动全国的国际问题研究，1982年10月，中宣部、国家教委和社科院联合召开了一个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宦乡担任了国际问题研究这一大组的负责人。这个大组存在了两三年。各组的任务，就是建立一种机制，可以召集会议，讨论有关工作方面的问题、交流情况和经验、研究发展和分工等。宦乡对这一工作极其重视，他不但和各地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保持联系，还定期和不定期地到各地去开会作报告，了解那里国际问题研究情况，和各地领导商谈建立研究机构，培养人才，交流经验等。为了便于对外和对内的学术交流、促进国内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对党和政府起点参谋智囊作用，经他建议并得到中央批准，成立了一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这个组织一建立就很快开展活动，就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对外关系中的问题经常向中央提出报告和建议，宦乡还亲自或派人到国内一些地方如上海、武汉、沈阳、深圳等地开会作报告，推进各地的研究工作。经过十年左右，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努力下，我国的国际研究已初具规模。单以研究机构和专业研究队伍的数量而论，据我在对外学术交流中的了解，估计已超过美、苏（俄）、日本等世界大国。当然，随着机构的增加和队伍的扩大，研究水平在不断提高，研究成果也在大量出现。这些成绩的迅速取得，自然包含着宦乡的操劳、奔波和心血。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外交问题的拨乱反正上，在开辟对外学术交流上，在推动全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上，宦乡都起到一定的带头作用，这是前一代研究国际问题的人普遍承认的。

　　但是，宦乡在推动和开展国际问题的研究上并不是没有遗憾的。最大的遗憾，我看就是他有些壮志未酬。例如他开始搞对外学术交流，就想在中国办一个类似美国《外交》季刊（后改为双月刊）那样的刊物，经常发表一些有分量的文章，不但讨论国际形势，而且公开讨论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出中英文版。在资金赞助、出版发行问题上，他都已找到对象并和人家谈妥。只是主编和班子没有落实。他曾设想让我做主编，但几经商谈我对他泼了冷水。因为我坚持中国还没有这种百家争鸣的宽松环境，而外交又是敏感区域，稍有不合官方口径的文章，不是送审时被枪毙，就是事后遭到追查，以致受到封闭和其他处分。显然，大的环境并不允许宦乡把国际问题研究真正搞的活跃起来。而且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也很难分开。他和汪道涵支持在上海创办的《世界经济导报》，曾以“打擦边球”一时闻名中外，但是不光经常受到来自上面的批评，后来还被查封，主编钦本利和几个有关人员受到严重处分。多亏宦乡此前已经亡故，否则也可能受到牵连。

　　六，做中央的参谋和智囊政策建议

　　在1980年代，宦乡就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上报中央的建议和条陈实在不少，有些我还曾被吸收参加。总的看，他的建议、条陈以至公开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对于中央改变世界形势的原有看法（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和放弃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等重大问题的拨乱反正上，是做出过一定贡献的。例如人们普遍认为，改革开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因而把1978年算成改革开放的头一年。实际上，三中全会不但没有提到对外开放，还肯定以前“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直到1982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还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仍然“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不但在三中全会前，而且在三中全会后几年，我们对世界形势还是坚持极左的估量（认为我们已处于“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仍执行“准备打仗”、“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外交政策使自己处于完全脱离实际和完全孤立的境地。这时的实际是什么呢？国际上是形势趋向缓和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要落实三中全会确定的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目标，但关起门来搞建设是根本不行的，而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实际上也就是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开放。国内形势是扭转经济上走向崩溃边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必须实行拨乱反正，开创出一个比较宽松的局面，使长期禁锢的思想得到解放；各界人士已渐次大开眼界，审视全球，推动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事先的设计，而是基于客观形势的推动，自下而上逐步促成的。其中，宦乡就出了很大的力气。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1979年宦乡率团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当时他已感到我国的外交政策很不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因此回国后就商定给中央写报告，建议拉开同美国的距离和调整同苏联的关系，真正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使我们在中苏美战略大三角中起“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促进国际形势的缓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为发展经济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实际上就是建议改变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方针和以苏划线的外交政策。这份由宦乡个人署名的报告上送后，据说引起中央领导的普遍重视，但几位老人的看法还一时转不过来，因此联美反苏的政策还是继续执行了几年。宦乡在这次上书后不久，又组织人写了一篇建议大力开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报告。因为当时看到全球化在迅速发展，关起门来搞建设是行不通的，必须积极参加到全球化中去，主动和国际接轨。这份报告当时就得到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赞赏，并提交外贸部等有关单位研究。

　　当然，提出实行对外开放的并不是只有宦乡和几个合作者，可以说在舆论界是个普遍现象，其他工商等界也在大力促进。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和舆论界的影响，使中央对国际问题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对外交政策不断进行调整。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已不再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而是强调和平的可能，特别是明确提出实行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外交政策。到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正式宣布我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发生了两个重大转变，即改变了对战争危险的看法和放弃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这两大转变，就使中国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实现了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

　　七，宦乡的为人和学风

　　宦乡的为人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时勤俭朴素，一是正道直行。宦乡从参加工作起就一直身居领导地位，但他却始终没有染上什么官气，给人印象只是个书生或学者，而不像个当官的。许多事情他都是自己动手，例如在研究工作上，亲自剪贴报纸、做卡片、记笔记、搜集资料就坚持了一辈子。如果不是率领代表团，他在国内外的出差，进行学术交流和作报告，大多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一次我去纽约参加一个会议，偶然看到他提了个旅行袋在街上走，真有点吃惊，那时他已是年近八十的人了。如果是带代表团，他也是搬行李扛东西和大家一起干,没有一点架子。一次代表团去美国交流，在临时找不到人的情况下他还亲自给我做翻译。总之，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看不出他有什么特殊，更不会抓特权，占公家的便宜。那时代表团出国，每人都发三十美元的零用钱。他也和大家一样，不多花公家一分钱。一次去日本，他看到一个玩具，爱不释手，想给孙子买，但一问价钱，剩的钱不够了，虽然留恋多时，还是没买成。这只是他一贯奉公守法，严以律己的一个例子。由于他平等待人，不摆架子，所以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和下面干部群众关系搞得很好。但也有个不太合乎时宜的地方，就是对上级领导他也是平等相待，不但不会溜须拍马、察言观色，而且在有不同意见时，也是坚持己见，决不随声附和。上面谈到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和张闻天的争论就是证明。还可以举个例子，就是一次中央外事小组讨论赵紫阳总理访美问题，不但赵本人主张去，与会多数人也都同意去，唯独他以时机不成熟为由加以反对。后来赵紫阳还是实现了访美安排而且收获不小。虽然这两次，事后都证明他的意见并不正确，但他这种敢于同领导争论的精神，却是我所少见的。

　　在国际问题研究上，宦乡是一直坚持独立思考，看法与时俱进。给人的印象是他好像总是在不停地动脑筋想问题，因而经常会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建议。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他在实际上就已经提出了和平与发展问题。1978年他先后在哈尔滨、长春和中国社科院就国际形势作了三次报告（见《中国社科院学者文选〈宦乡集〉》）已表达了这些意思。那时他就认为，世界大战在相当时期也打不起来，世界格局还在向有利于稳定的多极化发展。他提出，《帝国主义论》对战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论断都有了很大变化，说“列宁如果能活到今天，也会对他的《帝国主义论》进行多次的修订。因此，我认为，研究战后的帝国主义问题和论证它的发展趋势，应该根据新的情况，得出新的结论，而不能只用《帝国主义论》的词句来套。”他认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必须重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它还保有很强的生命力。为了照顾列宁的提法，他就把资本主义发展前途说成还会长期“垂而不死”。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他认为还看不到边。他特别强调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说从1950年代初（完成战后恢复）到七十年代中期（出现滞涨）的二十多年，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之快都是空前的：工业增长三到四倍；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他还以西德为例，说它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当时美元的二百五十亿，到1977年已增长到五千亿，二十多年增加了十二倍（剔除通胀因素，也近十倍）。又如西欧共同体，从1968年到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就增加了三倍多，（从2382亿美元增至7314亿美元）。他也极为重视二战后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区域合作（如欧共体）的迅猛发展和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相互作用，实际上也就是指的经济国际化对各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他公开批评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认为只有一个资本主义占主要地位的统一市场，中国也是这个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他认为，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原因，中国已经丧失了一次良好机遇，耽误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因此他提出我国应该重视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技术。

　　上面谈到的这些，不能说是在介绍宦乡的学术思想，只是举例说明他在国际问题上的远见卓识。这也是他能够不断向中央提出有关国际问题的看法和对外交政策的建议的原因。宦乡病逝于1989年。如果不算在外交部工作的三十年，他在研究界活跃的时期也只有十多年。但正是在这十多年里，他对推动中国的国际问题与外交关系的研究、对中外学术交流的开展、对中央决策提供参考意见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值得后人永远纪念，也是我自己终身学习的榜样。

　　（载于《随笔》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