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腾讯公司员工名片:孔门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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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十哲指的是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十位学生（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的合称。《论语.先进》载，“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子渊
即颜回，姓颜名回，字子渊，亦称颜渊，比孔子小三十岁，鲁国人。颜回出身贫贱，一生没有作官。孔子赞叹说：“颜回真是难得啊！用一个竹筒吃饭，用一个瓜瓢喝水，住在陋巷里。要是一般人，一定忧烦难受，可颜回却安然处之，没有改变向道好学的乐趣！”颜回敏而好学，能闻一知十，注重仁德修养，深得孔子欣赏和喜爱。因此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德行科）之一。
颜回才29岁，头发就全白了，而且早逝。颜回死时，孔子哭得很伤心，说道：“自从我得了颜回以后，弟子们就更加亲和向学了。”“他发了怒，很快就会消解，从不把愤怒转移到别人身上；有了错误，马上改正，决不再犯。可惜他短命死了，现在就没有这样好学的人了。”由于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至三国魏正始元年（224年）祭孔时开始以他为配享从祀之例。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被封为“亚圣”。明嘉靖九年（1530年）封为“复圣”。《韩非子。显学》列为儒家八派之一（颜氏之儒）。
子骞
即闵损，姓闵名损，字子骞，比孔子小十五岁，鲁国人。闵损以德行著称，孔子特别表彰他的孝行，说他顺事父母，友爱兄弟。汉代刘向《说苑》中曾记载：闵损幼年时遭后母虐待，他父亲知道以后，非常愤怒，要把后妻赶走，闵损反而为后母求情。他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因为后母生了两个孩子，如果后母被赶走了，那三个孩子就没人照顾了。他的孝行感动了父母，也深得远近人之赞赏。闵损守身自受，“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季氏曾派人去请他出任费邑宰，他却要来人婉言推辞，并说，如果再来召我的话，那我就渡过汶水出国去了。闵损是孔门弟子中唯一明确主张不作官的人。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德行科）之一。
伯牛
即冉耕，姓冉名耕，字伯牛，比孔子小七岁，鲁国人。以德行著称。后来，冉耕患了麻风病，不愿意见人。孔子去探望他的时候，站在窗外面握着他的手。叹息着说：“如果没有希望的话，这也是天命啊！这样的好人，竟然会染上这种恶病！他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德行科〕之一。
仲弓
即冉雍，姓冉名雍，字仲弓，比孔子小二十九岁，鲁国人。冉雍出身贫贱，他的父亲行为不良，有人以此作为攻击冉雍的借口。孔子驳斥说，一头耕牛，也可以生出献祭用的小牛来；父亲不好，儿子不一定也不好。冉雍气量宽宏，沉默后重，深得孔子的器重，认为冉雍具有人君的容度，可以做地方长官。冉雍参加做过季氏再，以德行著称，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德行科）之一。战国时期的荀况很推崇他，把冉雍与孔子并列为大儒。
子有
即冉求，姓冉名求，字子有，通称冉有，亦称有子，比孔子小二十九岁，鲁国人。冉求生性谦退，是孔门弟子中多才多艺的人，深受孔子称赞。冉求长于政事，尤其善于理财，曾任季氏宰。他很能带兵打战，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任左师统帅，以步兵执长矛的战术打败了齐国。趁这次得胜的机会，他说服了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后来由于冉求帮季康子聚敛民财，受到孔子严厉批评，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师生间的关系，足见师生相知深厚。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政事科）之一。唐朝开元27年（739年）被追封为“徐侯”。宋大中祥符两年（1009年）追封为“彭城公”（后改为“徐公”）。
子贡
即端木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卫国人。他口才很好，雄辩滔滔，又能料事。见于《论语》中的孔门弟子与孔子的问答之言，属他最多，孔子器重他次于颜回。曾担任鲁国或卫国之相，最善于搞外交活动，曾在齐、吴、越、晋诸国间游说，使吴国攻齐，从而保全了鲁国。孔子对子贡的利口巧辞，有时也加以劝戒。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和颜回相比，你自认为如何？”子贡谦逊地答道：“我哪里敢和颜回相比？他听到一分，可以了解出十分；我听到义愤，只能领悟到二分。”子贡与子路一文一武，犹如孔子的左右手，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言语科）之一。子贡很善经商，家境非常富有，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富商。孔子死后，子贡守墓六年，师生之情胜过父子。
子路
即仲由，姓仲名由，字子路，因他曾为季氏的家臣，又被称作季路，比孔子小九岁，鲁国人。仲由出身微贱，家境贫寒。他生性豪爽，为人耿直，有勇力才艺。仲由经常批评孔子，孔子也常批评他，仲由闻过则喜，能虚心接受。孔子对他评价很高，说他有才能，千辆兵车的诸侯国，可以让他掌理军政大事。仲由作过鲁国的季氏宰；做过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政事科）之一。
仲由一生忠于孔子。孔子说：“我的道如果行不通，就乘上小木排到海外去，跟随我的，怕只有仲由吧！”仲由保护孔子唯恐不周，不愿使孔子遭人非议。孔子说：“自从我得到仲由，就没有听到过恶语。”
在仲由63岁时，遇到卫国内讧，他为了救援孔悝与敌人展开搏斗。混战中缨冠被击断，他想到孔子“君子虽死而冠不免”的礼仪教导，在重结缨带时，被敌人砍死。他的死，对时年72岁的孔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子我
即宰予，姓宰名予，字子我，也称宰我，鲁国人。宰予口齿伶俐，能说善辩，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言语科）之一。孔子常派遣他出使各国，如“使于齐”、“使于楚”等。宰予遇事有自己的主见，常与孔子讨论问题，很有独到的见解。他提出改“三年之丧”为“一年之丧”，缩短丧期，遭到孔子的指责。宰予任齐国临淄大夫，因参与陈恒杀君事件而被杀。唐开元27年（739年）被追封为“齐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为“临淄公”（后又改封“齐公”）。
子游
即言偃，姓言名偃，字子游，比孔子小四十岁，吴国人。言偃长于文学。他曾在鲁国做官，出任武城的邑宰，极力推行礼乐教化。有一天，孔子路过武城，听到琴瑟歌咏的声音，很高兴，就微笑对着他说：“杀鸡何必要用宰牛的刀？”言偃听了回答说：“从前我常听老师说'在位的学了礼乐之道，就能爱民，普通人学了礼乐之道，就很容易听从教令，好治理’，我现在就是实行这样的教化啊！”孔子听后，对随行的弟子们说：“你们听听，他讲得很对。我刚才说杀鸡岂用牛刀，只不过是跟他开开玩笑罢了。”言偃被列位孔门四科十哲（文学科）之一。其后学者在战国时形成一个较大的学派。
子夏
即卜商，姓卜名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卫国人。子夏是孔子门高足，擅长文学。有一次，他问孔子说：“古诗上'美人轻盈微笑时酒窝多俏丽，黑白分明的眼睛顾盼多动人，在用素粉增加她的美丽啊’。这三句诗是指什么？”孔子说：“这是说，要画画，得先把底子打好，然后再加上色彩。”子夏说：“这不就是说，人先得具有忠信的美德，然后再用礼加以文饰吗？”孔子说：“启发我心志的要算卜商了，像这样，就可以根你谈《诗》了。”子夏被列为孔门四科（文学科）之一。他提出的“学而优则仕”的论点。对后世儒生产了很大的影响。孔子去世后，他就在西河教学，当时的魏文侯曾奉他为师，向他请教国政之事。子夏的儿子先他而死，他哀恸过度，把眼睛都哭瞎了。著有《诗序》、《易传》。唐开元27年（739年）追封为“魏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增谥为“东阿公”，后又改谥“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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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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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
《论语》中记载了不少孔门师生间的对话。这些对话言简意赅，从不同层面昭示了孔门中人治国理政的思想、立身处世的原则和修身养性的要义。有的对话还颇能反映出特定语境下，对话双方复杂的思想情感和鲜明的性格特征，“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了人物形象。”（游国恩语）
孔门中有鼓励倡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入世态度。他们历尽艰辛，奔波于诸侯间鼓吹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主张，表现出强烈的干预时世的意识和高度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然而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中——为官行政，他们又十分重视对入仕时机的把握与抉择：当政者重德，国家有道，政治环境适宜，便可投身社会大显身手；反之，则应远离政坛，独善其身，所谓“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孔子虽也有“磨而不磷，涅而不缁”之语，但他终究没有成行。）
因此，对于颜渊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进退有度、安分随时、洒脱达观的处世哲学，孔子极为欣赏大加赞叹，并将其引为唯一的同道：“惟我与尔有是夫”。只有我和你能够做到这样。当然，不管是“用”也好，“舍”也罢，既包含着当政者对个体的选拔任用，更意味着个人对现实政治的清醒判断和理性抉择。孔子的这句话意味深长。他在高度褒扬颜渊，表明自己处世立场的同时，将包括子路在内的众多弟子排除在外，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在处世方面他对子路等人的不满与失望。实际上，对辅佐季氏的子路、冉有，孔子就不无微词，甚至说出了“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论语•季氏》）的狠话。
这番“含沙射影”似的评价在别人犹可，性格直率要强好胜的子路听后，心中却是非常地不受用，这从他不等颜渊说话便急急忙忙地向老师发问的举动中就可体现出来。
子路也不是一味地鲁莽，他的提问还是有所考虑的：如果直言反驳师长，表达自己的不快，显得粗鲁无礼，有失学生的身份和礼仪，缺乏君子应有的风范和气度。而与同门的颜渊论高低比长短，子路似乎又缺乏那么一份底气和自信，毕竟颜渊的品行威望在孔门弟子中是无与伦比的，连精明的子贡都坦言“赐也何敢望回”而自叹弗如，子路又怎好与之争锋相颉颃呢？
但子路也有自己的长处与优势，那就是“好勇过人”的胆气和孔门弟子中无人企及的军事才能。这一点不仅闻名于诸侯，而且也得到老师孔子的认可：“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论语•公冶长》）因此，子路有意地问自己的老师：“子行三军，则谁与？”如果您老人家统帅三军的话，那么您将和谁在一起呢？而子路心底的答案当然是他自己了，舍我其谁呢？子路提问的目的就是想表明自己即便在处世方面不如颜渊豁达，可也绝不是一无是处、无所取材，含蓄地表达他对老师独重颜渊而漠视自己的不平与郁闷；同时也不排除子路期望老师在赞扬颜渊的同时，能对自己有一个积极肯定的评价，哪怕仅仅是在军事方面。
对于子路提问的用意，孔子心知肚明，他太了解自己这位心高气傲的弟子了。他并不直接回答子路的提问，而是取譬设喻，委婉地说：“暴虎冯河，死而不悔，吾不与也。”这里的“与”或译为赞同或释为参与；不管是作何种理解，都表明了孔子对这种恃勇逞强的行为持否定态度。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弟子，“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如果统帅三军的话，一定要以警惧之心待之，谋后而动，方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但从子路的结局看，他似乎并没有把老师的教导放在心上，最后应了孔子对其“不得其死”的预言。
文学作品非常重视人物之间对话的描写，因为“对话就是人物的性格等等的自我介绍”（老舍语）。通过人物对话彰显人物个性，丰富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是小说的一个基本特质。清代文学评论家金圣叹认为小说《水浒传》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书中“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作为语录体的《论语》，虽不像小说一样刻意地去锤炼加工人物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但由于它尊重历史，忠于人物原貌，故能于其平实、朴素的记叙中，在简洁的对话中自然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比如子路在听到老师的评价后的那句：“子行三军，则谁与”，既表现了子路争强好胜、不甘人后、对自己军事能力自负的一面，又表现出其精明含蓄，顾及同门颜面的另一面。率直中不乏精明，内敛中难掩自负，使得这个人物形象丰富，摇曳多姿。在过去的《论语》人物分析中，子路的性格常常被评定为鲁莽急躁直率，甚至因“率”而受到孔子的“哂”；但如果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评判有失公允。此外，孔子的老于世故、洞悉人性、善于说理、循循善诱的师长风范也在这段对话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作者：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西宁）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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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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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被学生子路暴打 怀恨在心下计陷害
孔子有七十七个弟子，可是惟一和老师有过节的弟子却只有子路一人。
子路其实不叫子路，叫仲由，子路是他的字。子路是卞这个地方的人，有人说他是一个“野人”。这个野人当然不像神农架传说中的野人，是说他没有正经职业，待业青年，喜欢无拘无束地到处游荡。那个时代可不是想到处游荡就能到处游荡的，那是个乱世，做驴友需要一定的资本。刚好子路具备这样的资本：他个头高大，性格粗豪，好勇斗狠，是一把打架的好手。你看他平时喜欢穿什么衣服就知道这个人的性格了：戴着一顶鸡冠似的帽子，上面还插着一支雄鸡的黄黑翎毛；衣襟上佩戴着公猪一样的饰物。这两样东西是古人用来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勇士的标志性佩饰。子路就是带着这两样东西到处游荡的。无论谁在大街上迎头碰上这样的人，都要退避三舍，更别说咱们的至圣先师孔子了。
孔子虽然生具异相，头顶中间凹两边高，身长九尺六寸，可他毕竟只是一个读书人，打架的功夫显然不如子路。史书上没有记载孔子和子路是怎么发生矛盾，怎么打起来的，不过结果是雄鸡公猪装饰的子路打败了孔子，还着实羞辱了孔子一番。孔子一看此人不能力战，只能智取，于是就用他的礼乐那一套慢慢地诱导子路。子路是个粗人，凡是粗人都很向往 文化人，就像今天乡镇企业家的办公室里摆满了豪华的精装书一样，子路慢慢地居然被孔子驯服了，脱掉了那一身雄鸡公猪皮，换上了儒者温文尔雅的衣服，并且托人拜在了孔子的门下。
孔子显然对这个比自己小九岁的弟子非常记恨，毕竟被子路在自己两座山丘一样的头上打过爆栗，因此子路向他请教学问的时候从来不肯爽爽快快地倾囊相授，而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敷衍子路。子路问他怎样处理政事，孔子就四个字：“先之，劳之。”意思就是自己先以德服人，老百姓才能信服，然后才可以让老百姓辛勤劳动。子路一听这也未免太简单了吧，这一招谁不会啊，牛脾气一上来，要求孔子再教一招。这回孔子的话更少了，干脆变成了两个字：“无倦。”意思就是持之以恒，不要厌倦。子路一想不能泛泛地问大道理，就拿自己作比喻，问：“君子崇尚勇力吗？”孔子一听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这回话多了，趁机讽刺子路一番：“君子最崇尚的是义。君子好勇斗狠而无义，就会陷入昏乱；小人好勇斗狠而无义，就会变成盗贼。”这几句话含义很丰富，够子路琢磨几天的了。
孔子还在背后对别的弟子说子路的坏话。一反他对子路惜言如金的风格，这些坏话都比较长，计有：“凭借片言只语就轻率地做出决断的，那就是子路啊！”“适用才能称为人才，子路好勇得过分了，不可取。”“穿着破旧的袍子和穿着狐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愧的，只有子路。”“子路的学问就好像是登上了厅堂，却还没有进入内室。”最恶毒的是这句类似诅咒的话：“子路不会得到善终。”你说人家学问不好，那是你藏私，不愿教人家，这也罢了，可是你却诅咒人家不得好死，这就有点过分了。孔子不愧是至圣先师，说话神机妙算，子路后来果然不得好死，不知道跟老师的诅咒有没有什么关系。
孔子不仅在人品上说子路的坏话，还堵塞子路的仕途。季康子向孔子打听子路有没有仁德，孔子顾左右而言他：“千乘之国可以让他管理军事，至于他有没有仁德，我不知道。”言下之意是子路当然没有仁德了。子路出任季氏的家臣，季孙问孔子：“子路能做大臣吗？”孔子回答说：“也就是大臣的候选人而已。”
孔子56岁的时候，发生了著名的“子见南子”事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公案之一。
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是当时最有名的美人。可是她和太子蒯聩交恶，矛盾很深。蒯聩想杀南子，被卫灵公发现，蒯聩逃亡到了别的诸侯国。
刚好这一年孔子到了卫国。南子一听大名鼎鼎的孔子来了，就托人求见孔子，说：“四方的君子凡是愿意和我们卫灵公交好的，一定也会见见我。如今您来到了卫国，我也非常愿意见见您老人家。”孔子先是辞谢，后来就去拜见南子。南子这个大美人满心欢喜地坐在细葛布织成的帷帐里等候孔子。孔子进门，向北叩头行礼，南子在帷帐中跪拜还礼，环珮之声叮当。
子见南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两千多年来聚讼纷纭，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真相只有孔子和南子两个人知道。
孔子回来后，子路看见孔子的神色，大为不满。孔子立马辩解说：“我如果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让上天杀了我吧！”
过了一个多月，卫灵公和南子同车外出，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子里跟随，一行人招摇过市。孔子自言自语地感叹出了一句名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还没有看见过爱好道德像爱好美色一样的人呢。后人都注解说这句话是讽刺的卫灵公，可谁知道孔子是不是在自我感慨，自我伤怀呢。
卫灵公死后，南子欲立小儿子郢继承王位，没想到郢也是一个杠头，推辞说：“太子蒯聩虽然逃亡了，可他的儿子还在，我怎能继承王位呢？”南子只好让蒯聩的儿子辙继承王位，是为卫出公。
这时，子路正担任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蒯聩和孔悝密谋回国夺取王位，把自己的儿子卫出公赶出了卫国，蒯聩因此夺得了王位，是为卫庄公。蒯聩和孔悝发动兵变的时候，子路正在外地出差，一听到这个消息，星夜赶回，正好在城门口碰见子羔，子羔告诉子路：“卫出公已经逃跑了，你还是回头吧，别去惹祸。”子路回答说：“替别人效力就不能怕死。”回到孔悝府上，蒯聩和孔悝正在登台举行结盟仪式，子路上前说：“孔悝你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我要把你捉住杀了！”说着就要动手纵火烧台。蒯聩和孔悝的手下上前夹攻子路，把子路帽子上的缨穗给砍断了。如果子路还是戴着以前雄鸡状的帽子，估计运气会好一点。子路寡不敌众，留下了最后一句临终遗言：“君子可以死，帽子可不能掉下来。”于是把断了的缨穗系好，从容赴死。
孔子听说了卫国的乱局，预言道：“唉！子路要死了！”话音刚落，子路的死讯就传来了。圣人的预言总是非常及时准确。最后，孔子终于说了子路一句好话：“自从子路做了我的侍卫长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柏杨先生在《君子和小人》一文中对“子见南子”有过幽默的描述，兹转述如下：
南子，美人也，孔丘先生见了她，不知道搞了名堂没有，归来后身轻如燕，神色有异。被仲由先生看出苗头，问了一句。做贼的人，心情都虚，孔子先生当时面红耳赤，赌起咒来曰：“天厌之，天厌之。”天厌之者，译成白话，便是：“教他不得好死。”情急至此，可见事态严重。我们毫不反对圣人谈恋爱，不过照有些人看法，圣人都是一块木头，没有爱，亦没有欲焉。幸亏孔丘先生有后代，否则准有人一口咬定他因过度地正人君子，连性都付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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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孔子头疼的三个高徒
一、硬汉子：子路
师徒渊源：子路，又名仲由。孔子的顶梁大弟子。一是他年长，只小孔子几岁；二是他刚强，孔子刚刚摆摊教书的时候并不如意，嘲讽的甚至欺负的都有。子路是一个地头虎型的人物，本来是为了踢场子才去听孔子的讲座的，但是一听马上佩服的五体投地，甘愿拜师。可不要忽视子路的力量，孔子虽然个子高，但打斗不是很行，子路是高手，再说势力很大，孔子得了他之后在社会上才象个样子，“自得子路，恶声不闻于耳”——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孔子不在，子路就是当家人，子路在老师面前最敢直言不讳。
尴尬场面：孔子周游列国，极其希望得到重用。为了创造机会，他不惜会见卫国的君夫人、大美人、名声有问题的南子。子见南子，据说“环佩之声”闻于外！子路老大不高兴，尽管老师百般解释自己是清白的，子路就是不信，最后逼的孔子发了毒誓：
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如果我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天打雷劈！ 天打雷劈！
评价：其实孔子和子路的感情是极其深厚的，《论语》里孔子责备、规劝子路的话很多，但都是用心良苦的良言，他知道子路刚烈卤莽，怕他吃亏——他从内心深处喜欢这个大弟子。后来子路不幸，孔子悲痛不已，不久也就辞世了。
二、聪明鬼：宰予
师徒渊源：宰予是空子学生里治罪聪明的之一，但他既不象颜回那么敦厚，也不象子贡那么乖巧，而是喜欢耍小聪明，甚至出老师的洋相。
尴尬场面：孔子的“礼”讲的太烦琐，好多人提出过批评，但孔子很坚决。有一次宰予也探讨性的提出：为父母服丧要3年，是不是太长了点，会不会影响工作？孔子说，人都是要讲天良的，小孩子出生，一直到他3岁，都是在父母的怀抱里长大的，因此，儿子为父母服3年的丧，不是很合理吗？不然，作为孝子，你自己能感安心吗？
宰予回答的很简练：能。
孔子 ：………………！
评价：尽管宰予很让孔子头疼，比如宰予白天睡大觉，空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但孔子对这个学生的看法还是客观的，比如他在评价学生时说宰予是自己最有才的学生之一。
三、势力小人：冉有
师徒渊源：冉有，也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但这是个十足的俗人和势利眼。
尴尬场面：冉有当季氏（鲁国执政）的家臣，有一次季氏要干不道的事情——“季氏将伐颛臾”，孔子质问冉有为什么不谏阻，冉有说了一大堆这么干的理由，后来被孔子说的没话可说了，塘塞说：这是季氏的注意，我也没有办法啊！孔子极其气愤，骂他是“求”：）并对其他弟子说：
冉有非我徒也，汝等可鸣钟鼓而攻之！
评价：儒家一开始就有俗不可耐的势力小人，跟孔子学了点文雅的东西掩盖自己，孔子称其实这种人是“小人儒”。不是孔子瞎了眼，以后这种“小人儒”是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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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个人心里，也应有一千个孔子。
洛克
自从孔子被汉儒们簇拥着，抬进皇宫，孔子形象的装饰与塑造，就成了历朝历代统治战略的一部分。2500年你继我往、与时俱进的不停涂抹，孔子全身早已着上一层又一层的脂粉、香油。涂到最后，孔子终于被妆成“万世师表”的“至圣先师”和“大成至圣文宣王”。全盘圣化的结果，是孔子从一个曾经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变升为言谈举止、心理、思想、实践，无不合道，毫无瑕疵，只有光辉照人的超凡入圣者。
朱熹的《四书集注》之《论语集注》如此。
钱穆的《孔子传》也如此。
看他们的书，看他们的叙述和注释，孔子的话无一句无道理，孔子想做、所做的事情，无一件无理由，总之，孔子的言行是不会有问题的，都能解释得通。强为之说，曲为之说，讳为之说，再不，就王顾左右而言它，反正，绝不能明说孔子的不是，——就算实在难以圆说，最多也只是留下空白，让你自己去猜想，去领悟。在他们的笔下，一生浪迹江湖，看惯风云，饱经风霜的孔子，倒像是成了一个皮肤吹弹得破的婴儿，只能呵护，不能触碰；一个步履蹒跚的孩子，或老人，随时有闪失，会摔倒，要不停地预防和搀扶；更像是一个高高在天的神明，只能仰视、瞻拜、敬畏、维护，不可有丝毫亵玩、乃至平常相待之心。
孔子就这么娇矜、脆弱么？
孔子跟他曾相处无间的凡尘俗世，就非得要如此森严壁垒，方能显示出伟大卓绝么？
“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孔老二”的暴烈、荒唐、喧嚣，似已成过眼云烟，但就在把孔子当成易碎、易伤的“瓷器儿神明”，跟伧俗的“孔老二”之间，似乎有着一条天然的地下通道。圣化与丑化，不过一步之遥，其本质，就是孔子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成了现实需要的某种精神玩偶，和一件遮羞借力的实用工具。
这一玩偶和工具，说到底，都是私人性质的。
但孔子，却以一种公共形象，戮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鲁迅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不足为据，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要看孔子，官校文章和教科书，博学鸿儒的注释和传记，也是不足为据的，自己走进《论语》，也许能看得更清楚。
一、童心未泯、风趣搞怪的孔子
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这是《论语》全书，很少有的，让人忍俊不禁的一章。大意是，一个名叫孺悲的人来找孔子，这人以前跟孔子学过东西，但那天孔子不知什么原因，不想见他，就指使门人说，就说我病了，见不了他。门人走出门去，正准备传话，嘿，孔老先生竟然在屋里把瑟拿出来，一边弹奏，一边唱将起来！——故意让屋外那家伙听到，我不但在家，而且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不想见你。
孔子是个内心充满热情的人，也是一个风趣，会出其不意搞搞怪的人。终生怀抱理想的孔子，一生到处碰壁，但孔子总能从失败的阴影中甩脱出来，时不时让自己，也让身边的朋友快乐一下。
有一次，孔子和弟子在路上碰到一个隔壁邻居，那人对他大喊大叫，说：“孔子你可真了不起，你学了那么多玩意，你究竟会什么呀”，孔子一听，歪过头来，对弟子说，“是啊，我会点什么呢？驾车呢？还是射箭？我还是驾车算了”——那语气，神态，立马浮凸出一股周星驰、吴孟达式的俏皮和谐谑。
还有一次，孔子在路上——孔子总是在路上，他安安静静呆在屋里的时间不太多——遇到一位故人，叫原壤。这是个不太讲究的家伙，看见孔子过来了，却还蹲在地上等着；你知道孔子是多讲究礼貌的，见原壤这么没有形象感，就冲他说教起来，“小时候就不好好待家人，长大了一事无成，年纪一大把了又不早点死，你整个就是一祸害！”，这话听上去，确实刻薄，甚至恶毒了点，然后，更为传神的，是“以杖叩其胫”，孔子用手中的拐杖，轻轻敲打原壤的小腿，使他无法继续蹲着，终止了那不雅的姿势。
我把这，看成是孔子对一位老友特别的致意方式，否则，孔子的形象就有点“双重暴力倾向”了；但朱熹的的官方教科书——《孔子集注》，却正是这样注释的。
孔子没事的时候跟人唱歌玩，唱得兴高采烈，他一定得让人家再唱一遍，然后自己跟着唱。
孔子并不喜欢那帮年纪轻轻的弟子，成天对自己一副恭敬拘谨的样，为此，他时不时地来一句让人丈二金刚的话，接着就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解释：开玩笑，开玩笑。比如，他对子游说过，割鸡焉用牛刀，弄得子游很是迷惑；又对颜渊说，如果你是老板，我就给你打工。他还说过，假如能发财，替人驾马赶车也愿意干。——随即又补一句，如果发不了财，那还是干回自己的老本行。
孔子就是这么个人，平时看上去挺庄重肃穆的，一疯起来，比谁都更能嘻嘻哈哈。在所谓周游列国，其实就是流亡途中，听到有人把他形容成丧家之狗，老先生笑了，说，比得真像。
现在不少地方，计划着要建孔子文化广场，要塑孔子雕像，有的已经塑好立起来了，基本都是庄严肃穆，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让人看了甚感雷同乏味。为什么不可以塑一些快乐、风趣的孔子像呢？即使塑成像某些百货商店里的那些黑人模特，笑得简直夸张到极致，也不是不可以的。
二、言不由衷，言行不一、性格冲动的孔子
孔子很看重人内心的诚敬，也深知言语跟一个人内心的关联，所以他说，“言思忠”，“言忠信”，意思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应该怎么说。但孔子其实是个心理因素不太稳定的人，情绪不好时，他也会言不由衷，甚至听上去，还有点阴阳怪气。
有人问孔子，说你怎么不从政呢？孔子从佶屈聱牙的古《尚书》，拖出一句让人似懂非懂的话，什么在家对兄弟好点，也是从政，说，这就是从政，你说什么是从政？！——孔子是一门心思想从政的，但到处碰壁，受冷遇，这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孔子自然没有好心气，干脆气呼呼胡说一通，把他给打发了。
有一回，冉求下班后，来看孔子。——当时冉求在鲁国当权者季氏家任职，孔子对冉求有些偏见，还曾公开号召，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其实，冉求并没有对不起老师的地方。——孔子问，怎么这么晚才来啊？冉求回答：有国家政事。孔子接话道，不是国家政事，是季氏家的私事吧？我现在虽然不参政议政了，但有国家大事，我能不知道吗？这话怎么听，怎么有股说不出的怪味儿。
这就是孔子身上的文人小毛病，情绪不好，心里有话不明说，偶尔使个小性子。但跟这比，孔子的言行不一，却更让人印象深刻。
孔子有句名言，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使在今天，使用率也颇高，但实际上，“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孔子一生，正儿八经的从政经历，不足四年，但他所到之处，回回都以政治热心人士的身份出现。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已经年逾七十，当他听说齐国的陈垣杀了齐简公，竟然特地沐浴一番，登朝，要鲁国出兵讨伐比鲁国强大许多的齐国，——那时的孔子，已离退休多年，早已不在其位。
《论语》开篇首章有一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样意思的话，孔子说过好几次。孔子，要说世人都不知道他，肯定不是；要说世人真的明白他，好像也不是，处在知与不知之间的孔子，本来就不是个心境平和，情绪稳定的人，于是这种尴尬恼人的处境，难免有时让夫子口出怨言，甚至产生近乎邪僻怪异的冲动。
有一回孔子向子贡感叹，“莫我知也乎！”，子贡问，您怎么这么说？孔子回答：我不怨天，也不怪人，我辛辛苦苦靠自学，弄懂了高深的道理，知我者其天乎！——说是不怨天尤人，一股怨气已扑鼻而来。
还有一次，还是子贡在身边，孔子又感叹：唉，我真的什么都不想说了。子贡应道，您要是不说，我们将来怎么跟人说呢？孔子又像回答，又像是自言自语：天说了什么吗？春夏秋冬，百物生长，天说什么了？
尼采在极其孤独中将自己比喻为太阳，孔子在世莫我知中，想到了天。躁郁苦闷，让中西两位相距遥远的哲人、思想家的心境，在痛苦的人生轨道上，奇妙地接近了。
有两件很相似的事情，让后人看到了这种寂寞、烦闷对孔子的影响，和孔子性格中隐藏着的冲动性一面。
先是鲁国国内一个名叫公山弗扰的，原是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因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叫革命也好，叫谋反也罢，总之，“以费（地名）畔”，算是来了一场城市暴动。大旗一举，公山“大王”也就有了人才的渴望，他想到了孔子，召。孔子呢，还真动了心，准备前去投靠。好在这场有点“恐怖”的闹剧，被忠勇耿直的子路拦阻了。事后孔子说，哼，只要有人用我，我一定不让他失望，我定能帮他搞得像周朝一样。多像梦话。
另一次，是晋国的某位大夫，也弄了块“二龙山”的地皮，扯起了反旗，“佛肸以中牟畔”。当时孔子正在周游列国的流亡途中，听说佛肸想叫自己过去帮手，居然又动了心，结果还是被子路给搅黄了。这回老夫子很有些情绪，冲子路说，他是反贼怕什么？不是有种坚固的东西，怎么磨也磨不碎吗？不是有种洁白，怎么染也染不黑吗？难道我就合该像只匏瓜，光挂着，不能吃？
这已经不是梦话，而是昏话了，还夹杂着一股不管不顾的孩子气。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就这样应验在“中庸之道”和“君子固穷”的孔夫子身上。
三、孔子的城府之语
生当乱世，人心离散，讲好的事情转眼就变，绵延、固定的传统，也可以一言而弃（《国语 鲁语上 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有：“我为宗伯，……何常之有！”的断喝。）活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中，就是一头傻瓜，经过七撞八碰，额头满是沧桑后，也早该有了几分醒悟。孔子一生“一以贯之”，“知其不可而为之”，还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样听了会让人“怦然心动”的慷慨陈词，但孔子并不是一意孤行的莽汉。他曾讥讽子路说，空手斗虎，徒步过河，我是不会干的，“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所以，73年起起伏伏，跌跌撞撞，冷雨暖风，孔子在给后人留下一些“漂亮外套”的同时，也没忘记留下另一些冷硬实用的“里子”，我们权且称之为孔子的城府之语吧。
像“小不忍则乱大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样的熟语，已经彻底融入了现代生活和日常用语，不必赘述。倒是另一些不太面善的句子，值得把玩一番。
子张学干禄，就是问怎样才能在政府部门多捞点月薪、奖金，孔子直言相告，不懂的要知道的多一点，没事别乱说话，没事也别瞎折腾，这样说话不会太唐突，做事不会太后悔，钱就能多多赚到手了。
人与人交往，言谈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有时一言不当，前功尽弃。因此，孔子很看重说话，对怎么说话，很有些真知灼见。
比如：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意思是，没轮到你说，你却却抢先说了，这就叫躁失；说话不看人脸色，简直就是瞎子啊！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该说的话，你没跟人说，这是错失了机会；不该跟他说的，你说了，这就是说错了话。一个聪明人，既不应该错失机会，也不要说过了才知道后悔。
子曰：贤者避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生逢乱世，要闪；这城市治安不好，闪；发现人脸色不对了，赶紧闪；觉着对方语气有变，话里有话，话不投机，快闪！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社会（具体说，可能是指城市、政府内部）都按游戏规则行事，你说两句怪话，有点怪癖，没什么大不了（像现在的李敖）；如果全都不按牌理出牌，上午不知下午，今天不知明天，那你就得当心了，装装疯，卖卖傻，可能没人理你，但牙口一定得咬紧了，说话千万要低调，要会装孙子。（阮籍、刘伶悟到了，嵇康没有）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该说的说，见有不对，也说他两句；但说过就是，千万别太固执，自讨没趣。后来子游把孔子这话精炼为：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意思还是话多招人烦。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愚不可及，现在是句骂人的贬语，在这，是句赞语。宁武子时机对头就显露才智，时机不对就装傻。他的才智勉强能学，他那装傻的本领，可真是学不了。
后面还有一大堆。
大意都是，怎么做，才能跟人把关系处好，才能活得安全无恙，还有点滋润。
所以，谁要认为孔子只会讲仁义道德，只会讲礼义仁智信，讲温良恭俭让，那就是步入了“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误区。而且，要真是那样，估计孔子的三千弟子，一夜之间，就会散了一大半。
四、政治，孔子一生的心结
现在介绍孔子，通常的写法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提及孔子为政治家的，不多。
钱穆在《孔子传》序言中说，“孔子毕生为学之日进无疆、与其教育事业之博大深微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业次之”。
这种论孔子先教育后政治，甚至只讲教育，不谈政治，隐含的也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规则。孔子在教育上的成就和地位，世人皆知；孔子在政治上汲汲一生，失败而归，也已是历史定论，但若以此得出：“孔子之政治事业，则为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部分”，好像孔子55岁的“高龄”，领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14年间，吃尽苦头，险些丧命，原不过是一堂时间稍长的野外实习课，这就于事实不符。
客观地讲，政治不但不是孔子的教学之余，反而教学应该是孔子的政治之余。政治，是孔子一生事业的主轴，也是孔子一生难以却怀的心结。孔子几次“戏言”，一会儿要“乘槎浮于海”，一会儿要“居九夷”，还有“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的心声吐露，都是内心底处，政治实践渴望的强烈折射。
只要略一浏览司马迁的《史记 孔子世家》，就能看出，孔子不单是一个好的教书先生，孔子曾经是一个颇为杰出的政治家，称得上政绩卓著，一度官至鲁国代理宰相；孔子还是一个懂得“文事者武备，武事者文备”，颇有侠义风采的外交家；一个激进的、动真格的改革派（从历史角度看，或许应归之为反向改革派）；一个直接指挥过战斗，并取得战场胜利的前敌指挥员。虽说史迁的笔墨，难免有所放大，但绝不可能凭空杜撰。
然而，造化弄人。
也许恰恰就是这四年的辉煌经历，将孔子导引上了一条痛苦的人生不归路。
真实的孔子，应该是个急性子。章太炎说他“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的原话，是“三月无君则吊”，意思都是闲居三个月，孔子就心神不宁，寂寞难耐了。《乡党》中有一笔传神的描写，说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听到国君召唤，没等车备好，就急冲冲地出门。这样的性格，显然并不适合从政。“圈内人士”不过略施小计，孔子就敏感地自动辞职下岗了。
从此，孔子就在卫、曹、宋、郑、陈几个小国之间转过来，转过去，始终都是不如人意。为了实现心中如火一般的从政理想，孔子明明知道卫灵公“无道”，还是在卫国呆了最长时间，期间为了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又被子路疑心，只好有些狼狈地对天发誓。后来，林语堂编了出《子见南子》的独幕剧，好像把这弄成了孔子的一段绯闻。说到底，都是政治惹的祸。
《论语》中，谈个人修养（包括学习、理想）和处世之道外，孔子谈政治的条目最多。如果把个人修养中涉及政治的加在一起，《论语》全书超过一半，甚至接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与政治有关。其中《乡党》中的几段描写，尤其让人过目难忘。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面色红润；喜气洋洋；作揖打拱；疾步如飞；正襟危立；面色紧张；双脚抓地；心情舒畅。这简直就是一部孔子从政职守表情的新闻纪录片。蒙太奇似的镜头转换，层层递进的情节，刻画精微，细腻传神，栩栩如生，宛然在目。
但是，据朱熹《四书集注》所引，孔子平生并没有这些经历，故“疑'使摈’、'执圭’两条，但孔子尝言其礼当如此尔”。
原来统统不过是孔子的南柯一梦。
性急，敏感，加上不肯放弃而又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主义，使孔子终生徘徊在春秋末期的政坛边缘。
五、孔子完美不如颜渊，立功不如子贡
孔子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向社会广开教门，只要拎一块干肉来的，没有没教的。如此低的入学门槛，跟如今社会形成鲜明对照，也为孔子招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源，“弟子盖三千焉”。
三千弟子，颜渊首屈一指。
颜渊因孔子的一句话而名传后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乐”，但也可能因这句话，而被后人误解，以为颜渊就是那种“高分低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这是极大的误会。如果把涉及颜渊的书籍中的片言只语全都拾掇、拼合起来，我们就能复原出较为完整的颜渊，这是一个完美的形象，一个沉静、内敛、理想，有着自觉自愿牺牲精神的形象。如果非要把孔学说成孔教，那可以说，在所有跟孔子有关的人中，包括孔子本人，唯一具有宗教感，具有最纯粹意义上的宗教精神的，只有颜渊。章太炎发现，诙谐寓言的庄子，有事没事就拿孔子开个涮，但一说到颜渊，立刻收起了玩世不恭的口气，以近乎恭谨的笔调，表现出对颜渊的敬意。孔门最为杰出的成功人士子贡，用“赐也何敢望回？”的句式，表达了对于颜渊的谦逊。孔子更是对颜渊赞不绝口，视之无与伦比。如此完美的人格，正是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首篇中的名句“因为美无非是 可怕之物的开端”，所形容的天使。在颜渊的身上，有一种与拉斐尔、济慈和诺瓦利斯极为相近的人格精神，他们都死于30岁上下。天使是不能长驻人间的。
孔子对颜渊那句近乎惨无人道的教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绝不可能对第二个人说的。如此高难度、已接近临界状态的标尺，其实反映了颜渊内心修养的张力程度，但也许正因为这种对于完美的过分追求，要了颜渊的命。
假如把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放在一块，平等地来评选个人心理素质与道德修养的得分，估计孔子最多只能挤进前五名。至少，那个说“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的闵子骞，要排在孔子前面。仲雍、曾子、子游等，都可能排到孔子前面去。
孔子与他那众三教九流，龙蛇混杂，老中青三代同堂的弟子，远观近瞧，都有点像刘邦与韩张萧，像刘备与关张赵孔明，还有点像宋江和一百单八将。这样的师生关系，孔子之后，绝迹了。
子贡是孔子在外流浪14年的最大收获，也是孔子晚年的“机要秘书”。如果说颜渊是“完美版孔子”，是孔子精神的化身，那子贡就是“实践版孔子”的成功代表。中国古人说君子立德、立功、立言，子贡在这三方面，均无可挑剔，尤以立功为卓著。司马迁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常相鲁、卫，家累千金”，俨然是战国后期苏秦、张仪的祖师爷。孔子死后，子贡成为理所当然的“大阿哥”，别人都是守孝三年，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子贡有高傲的气质，却以谦逊的姿态，从老师那学到了精粹的知识。子贡是所有孔门弟子中，最没有酸腐书生气的。有话明说、直说的子贡，死后没有薪火后继，反倒是孔子有点瞧不上眼的“参也鲁”的曾子，成为孔门衣钵的传递者。
《论语》中唯一有喜剧色彩的子路，与其说是孔子的弟子，不如说是孔子的朋友，李逵与宋江式的朋友。
冉求可能是孔子知名弟子中，最没有宗教感，甚至没有一点精神追求的人。他学习的目的，就在于让自己，也让自己的朋友，生活得好一点，也确实学到了够用的本领。冉求是个袭人式的人物，他事孔子恭敬如父，但孔子就是不感冒他。
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有时想想孔子的一生，也真挺有意思。
孔子出生贫寒，3岁丧父，17岁前丧母，除了一个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哥哥，叫孟皮的，没听说他还有别的亲人。如此艰难、破碎的家境，孔子是怎么开始他的学习生涯的。他跟母亲的十几年共同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经历和图景，这对一个单亲家庭男孩的成长，非常重要，但却无人能道其详。假如孔子母亲真在他17岁时去世，那孔子19岁的结婚，就多少有点不孝的嫌疑。问题还在于，凭什么这时的孔子，已经名声在外，以至于婚后第一年，20岁的孔子当上爸爸，就在儿子出生的那天，孔子收到鲁国国君送来的贺礼，——一条由鲁昭公亲自钓起的鲤鱼。孔子唯一儿子的名字，即来源于此。
没人说得清孔子的早年生活，这对于我们今天大谈特谈孔圣人，其实非常重要，也就非常惶惑。《论语》，或者其它什么经书、史书，始终不见关于孔子家庭的介绍、叙述，一直活到孔子67岁那年才去世的原配夫人亓官氏，压根儿就没露过面。就连有一次孔子病很厉害，性急的子路，已经在张罗老师的后事，也没写到师母那时在哪。孔子，或者说所谓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多么的重视家庭啊，然而除了知道孔子生了孔鲤，父子俩有一次庭对，孔鲤死于孔子之前，鲤生子思外，孔子的家庭情况，几乎一片空白。另外，当孔子领着一帮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弟子，周游列国，这些年青人是怎么平衡这种漫无目的的流浪，和孔子“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教训的？莫非他们都是一群孤儿？
在这种基础上谈论孔子，要做到不盲人摸象，不两小儿辨日，难。
更让人猜想联翩的是，孔子，一个贫寒子弟，怎么对政治，对从政有那么强烈的趣向，终生不渝。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名恐怕不是学问之类的名吧——这名他老早就有了。孔子临终前，对身边的子贡，以一种极哀痛的语气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这个宗字，包含的，也是一股浓浓的政治情结。在孔子之前，固然有不少名士，如百里奚、管仲，都是暮为奴役死囚，朝为廷臣宰相，但好像没见过孔子这样，一个劲地朝政位冲击的底层贫民。
而孔子所处的时代，与他个人的人生遭际，也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和象征意味。从西周末期开始，“周家大屋”就摇摇欲坠、嘎嘎作响地要散架，父子对杀，兄弟屠戮，早已是稀松平常事，但跟孔子之后的墨、庄、孟时代相比，更别说跟荀、韩、屈原相比，孔子所处的西周末期，其实还可以说是一个“古典文雅”的时代。那是一个车战的时代，骑兵尚未出现。孔子哪里能想像得到，200年后白起长平坑卒，一埋就是40万的惨烈！所以，孔子偶尔还有悠哉游哉之心，还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浪漫情怀。然而，毕竟天色已晚，历史的黄昏已经降临。
另一方面，孔子的个人遭遇，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今早还跟国君、权臣、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吃喝玩乐（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等等的穷讲究，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绝粮七日，饿眼昏花中，怀疑颜渊偷食的（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也是孔子。
动荡变化的时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性情复合的人，痛苦彷徨的人。孔子的言不由衷，言行不一，冲动、敏感与中庸之道，激情与颓唐，理想与世故，都是矛盾的体现。正是这种错综复杂、内心与环境的矛盾，形成孔子丰富，凝结着智慧之光的思想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真实，自嘲，活生生的孔子。
这个孔子，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实践型的人格，而不是甘于窗牖之下，皓首穷经的迂腐老夫子，他有着异常强烈的实践冲动和欲望，但道路受阻，只好退而求其次，成为一代思想家。实践家降而为思想家；思想家降而为道德家；道德家降而为骗子和伪君子，这似乎是世道规律。
2500年过去，孔子作为圣人，也作为祭物（刍狗），被一步步抬高，送入神殿圣堂。太过长久的游戏，这个现实中的流浪儿和失败者，在历史的隧道，反讽式地赢得了王冠和膜拜，但也招来了鄙夷和嘲笑。早已被制成木乃伊的躯体，沾满了唾沫、泪水，也结垢着泥污、血腥；披挂着一层层的谎言、欺骗、废话、无耻，窒息着、殉葬着一代又一代的梦想与牺牲。太多不同的物质堆砌，人们已难以辨认原本的真实面庞。
现在，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风暴，孔子又回来了（其实他哪也没去），为他准备的舞台、帷幕早就在搭建中。一个中断了的故事，又要原封不动的再次上演了。
这是孔子的宿命。也许正是他曾经的所想，若果真如此，那也是“求仁得仁”，怨不得别人了。
引几段鲁迅1935年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算是本文的结束语。
但是，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
孔夫子死后，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就更加无用了。
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指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和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张宗昌将军，他们都力主尊孔，要复兴儒学）都有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
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是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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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小时候,把"English"读成"硬给利息"的同学现在当了行长;读"因果联系"的现在成了哲学家;读"硬改历史"的现在成了领导……我读"阴沟里洗",结果今天成了卖菜的!幸运,还是不幸,都是自己创造的。
时间:5/6/2009 7:09:35 PM [删除][修改]
子渊
即颜回，姓颜名回，字子渊，亦称颜渊，比孔子小三十岁，鲁国人。颜回出身贫贱，一生没有作官。孔子赞叹说：“颜回真是难得啊！用一个竹筒吃饭，用一个瓜瓢喝水，住在陋巷里。要是一般人，一定忧烦难受，可颜回却安然处之，没有改变向道好学的乐趣！”颜回敏而好学，能闻一知十，注重仁德修养，深得孔子欣赏和喜爱。因此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德行科）之一。
颜回才29岁，头发就全白了，而且早逝。颜回死时，孔子哭得很伤心，说道：“自从我得了颜回以后，弟子们就更加亲和向学了。”“他发了怒，很快就会消解，从不把愤怒转移到别人身上；有了错误，马上改正，决不再犯。可惜他短命死了，现在就没有这样好学的人了。”由于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至三国魏正始元年（224年）祭孔时开始以他为配享从祀之例。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被封为“亚圣”。明嘉靖九年（1530年）封为“复圣”。《韩非子。显学》列为儒家八派之一（颜氏之儒）。
子骞
即闵损，姓闵名损，字子骞，比孔子小十五岁，鲁国人。闵损以德行著称，孔子特别表彰他的孝行，说他顺事父母，友爱兄弟。汉代刘向《说苑》中曾记载：闵损幼年时遭后母虐待，他父亲知道以后，非常愤怒，要把后妻赶走，闵损反而为后母求情。他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因为后母生了两个孩子，如果后母被赶走了，那三个孩子就没人照顾了。他的孝行感动了父母，也深得远近人之赞赏。闵损守身自受，“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季氏曾派人去请他出任费邑宰，他却要来人婉言推辞，并说，如果再来召我的话，那我就渡过汶水出国去了。闵损是孔门弟子中唯一明确主张不作官的人。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德行科）之一。
伯牛
即冉耕，姓冉名耕，字伯牛，比孔子小七岁，鲁国人。以德行著称。后来，冉耕患了麻风病，不愿意见人。孔子去探望他的时候，站在窗外面握着他的手。叹息着说：“如果没有希望的话，这也是天命啊！这样的好人，竟然会染上这种恶病！他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德行科〕之一。
仲弓
即冉雍，姓冉名雍，字仲弓，比孔子小二十九岁，鲁国人。冉雍出身贫贱，他的父亲行为不良，有人以此作为攻击冉雍的借口。孔子驳斥说，一头耕牛，也可以生出献祭用的小牛来；父亲不好，儿子不一定也不好。冉雍气量宽宏，沉默后重，深得孔子的器重，认为冉雍具有人君的容度，可以做地方长官。冉雍参加做过季氏再，以德行著称，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德行科）之一。战国时期的荀况很推崇他，把冉雍与孔子并列为大儒。
子有
即冉求，姓冉名求，字子有，通称冉有，亦称有子，比孔子小二十九岁，鲁国人。冉求生性谦退，是孔门弟子中多才多艺的人，深受孔子称赞。冉求长于政事，尤其善于理财，曾任季氏宰。他很能带兵打战，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任左师统帅，以步兵执长矛的战术打败了齐国。趁这次得胜的机会，他说服了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后来由于冉求帮季康子聚敛民财，受到孔子严厉批评，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师生间的关系，足见师生相知深厚。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政事科）之一。唐朝开元27年（739年）被追封为“徐侯”。宋大中祥符两年（1009年）追封为“彭城公”（后改为“徐公”）。
子贡
即端木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卫国人。他口才很好，雄辩滔滔，又能料事。见于《论语》中的孔门弟子与孔子的问答之言，属他最多，孔子器重他次于颜回。曾担任鲁国或卫国之相，最善于搞外交活动，曾在齐、吴、越、晋诸国间游说，使吴国攻齐，从而保全了鲁国。孔子对子贡的利口巧辞，有时也加以劝戒。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说：“和颜回相比，你自认为如何？”子贡谦逊地答道：“我哪里敢和颜回相比？他听到一分，可以了解出十分；我听到义愤，只能领悟到二分。”子贡与子路一文一武，犹如孔子的左右手，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言语科）之一。子贡很善经商，家境非常富有，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富商。孔子死后，子贡守墓六年，师生之情胜过父子。
子路
即仲由，姓仲名由，字子路，因他曾为季氏的家臣，又被称作季路，比孔子小九岁，鲁国人。仲由出身微贱，家境贫寒。他生性豪爽，为人耿直，有勇力才艺。仲由经常批评孔子，孔子也常批评他，仲由闻过则喜，能虚心接受。孔子对他评价很高，说他有才能，千辆兵车的诸侯国，可以让他掌理军政大事。仲由作过鲁国的季氏宰；做过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政事科）之一。
仲由一生忠于孔子。孔子说：“我的道如果行不通，就乘上小木排到海外去，跟随我的，怕只有仲由吧！”仲由保护孔子唯恐不周，不愿使孔子遭人非议。孔子说：“自从我得到仲由，就没有听到过恶语。”
在仲由63岁时，遇到卫国内讧，他为了救援孔悝与敌人展开搏斗。混战中缨冠被击断，他想到孔子“君子虽死而冠不免”的礼仪教导，在重结缨带时，被敌人砍死。他的死，对时年72岁的孔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子我
即宰予，姓宰名予，字子我，也称宰我，鲁国人。宰予口齿伶俐，能说善辩，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言语科）之一。孔子常派遣他出使各国，如“使于齐”、“使于楚”等。宰予遇事有自己的主见，常与孔子讨论问题，很有独到的见解。他提出改“三年之丧”为“一年之丧”，缩短丧期，遭到孔子的指责。宰予任齐国临淄大夫，因参与陈恒杀君事件而被杀。唐开元27年（739年）被追封为“齐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为“临淄公”（后又改封“齐公”）。
子游
即言偃，姓言名偃，字子游，比孔子小四十岁，吴国人。言偃长于文学。他曾在鲁国做官，出任武城的邑宰，极力推行礼乐教化。有一天，孔子路过武城，听到琴瑟歌咏的声音，很高兴，就微笑对着他说：“杀鸡何必要用宰牛的刀？”言偃听了回答说：“从前我常听老师说'在位的学了礼乐之道，就能爱民，普通人学了礼乐之道，就很容易听从教令，好治理’，我现在就是实行这样的教化啊！”孔子听后，对随行的弟子们说：“你们听听，他讲得很对。我刚才说杀鸡岂用牛刀，只不过是跟他开开玩笑罢了。”言偃被列位孔门四科十哲（文学科）之一。其后学者在战国时形成一个较大的学派。
子夏
即卜商，姓卜名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卫国人。子夏是孔子门高足，擅长文学。有一次，他问孔子说：“古诗上'美人轻盈微笑时酒窝多俏丽，黑白分明的眼睛顾盼多动人，在用素粉增加她的美丽啊’。这三句诗是指什么？”孔子说：“这是说，要画画，得先把底子打好，然后再加上色彩。”子夏说：“这不就是说，人先得具有忠信的美德，然后再用礼加以文饰吗？”孔子说：“启发我心志的要算卜商了，像这样，就可以根你谈《诗》了。”子夏被列为孔门四科（文学科）之一。他提出的“学而优则仕”的论点。对后世儒生产了很大的影响。孔子去世后，他就在西河教学，当时的魏文侯曾奉他为师，向他请教国政之事。子夏的儿子先他而死，他哀恸过度，把眼睛都哭瞎了。著有《诗序》、《易传》。唐开元27年（739年）追封为“魏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增谥为“东阿公”，后又改谥“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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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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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
《论语》中记载了不少孔门师生间的对话。这些对话言简意赅，从不同层面昭示了孔门中人治国理政的思想、立身处世的原则和修身养性的要义。有的对话还颇能反映出特定语境下，对话双方复杂的思想情感和鲜明的性格特征，“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了人物形象。”（游国恩语）
孔门中有鼓励倡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入世态度。他们历尽艰辛，奔波于诸侯间鼓吹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主张，表现出强烈的干预时世的意识和高度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然而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中——为官行政，他们又十分重视对入仕时机的把握与抉择：当政者重德，国家有道，政治环境适宜，便可投身社会大显身手；反之，则应远离政坛，独善其身，所谓“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孔子虽也有“磨而不磷，涅而不缁”之语，但他终究没有成行。）
因此，对于颜渊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进退有度、安分随时、洒脱达观的处世哲学，孔子极为欣赏大加赞叹，并将其引为唯一的同道：“惟我与尔有是夫”。只有我和你能够做到这样。当然，不管是“用”也好，“舍”也罢，既包含着当政者对个体的选拔任用，更意味着个人对现实政治的清醒判断和理性抉择。孔子的这句话意味深长。他在高度褒扬颜渊，表明自己处世立场的同时，将包括子路在内的众多弟子排除在外，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在处世方面他对子路等人的不满与失望。实际上，对辅佐季氏的子路、冉有，孔子就不无微词，甚至说出了“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论语•季氏》）的狠话。
这番“含沙射影”似的评价在别人犹可，性格直率要强好胜的子路听后，心中却是非常地不受用，这从他不等颜渊说话便急急忙忙地向老师发问的举动中就可体现出来。
子路也不是一味地鲁莽，他的提问还是有所考虑的：如果直言反驳师长，表达自己的不快，显得粗鲁无礼，有失学生的身份和礼仪，缺乏君子应有的风范和气度。而与同门的颜渊论高低比长短，子路似乎又缺乏那么一份底气和自信，毕竟颜渊的品行威望在孔门弟子中是无与伦比的，连精明的子贡都坦言“赐也何敢望回”而自叹弗如，子路又怎好与之争锋相颉颃呢？
但子路也有自己的长处与优势，那就是“好勇过人”的胆气和孔门弟子中无人企及的军事才能。这一点不仅闻名于诸侯，而且也得到老师孔子的认可：“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论语•公冶长》）因此，子路有意地问自己的老师：“子行三军，则谁与？”如果您老人家统帅三军的话，那么您将和谁在一起呢？而子路心底的答案当然是他自己了，舍我其谁呢？子路提问的目的就是想表明自己即便在处世方面不如颜渊豁达，可也绝不是一无是处、无所取材，含蓄地表达他对老师独重颜渊而漠视自己的不平与郁闷；同时也不排除子路期望老师在赞扬颜渊的同时，能对自己有一个积极肯定的评价，哪怕仅仅是在军事方面。
对于子路提问的用意，孔子心知肚明，他太了解自己这位心高气傲的弟子了。他并不直接回答子路的提问，而是取譬设喻，委婉地说：“暴虎冯河，死而不悔，吾不与也。”这里的“与”或译为赞同或释为参与；不管是作何种理解，都表明了孔子对这种恃勇逞强的行为持否定态度。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弟子，“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如果统帅三军的话，一定要以警惧之心待之，谋后而动，方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但从子路的结局看，他似乎并没有把老师的教导放在心上，最后应了孔子对其“不得其死”的预言。
文学作品非常重视人物之间对话的描写，因为“对话就是人物的性格等等的自我介绍”（老舍语）。通过人物对话彰显人物个性，丰富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是小说的一个基本特质。清代文学评论家金圣叹认为小说《水浒传》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书中“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作为语录体的《论语》，虽不像小说一样刻意地去锤炼加工人物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但由于它尊重历史，忠于人物原貌，故能于其平实、朴素的记叙中，在简洁的对话中自然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比如子路在听到老师的评价后的那句：“子行三军，则谁与”，既表现了子路争强好胜、不甘人后、对自己军事能力自负的一面，又表现出其精明含蓄，顾及同门颜面的另一面。率直中不乏精明，内敛中难掩自负，使得这个人物形象丰富，摇曳多姿。在过去的《论语》人物分析中，子路的性格常常被评定为鲁莽急躁直率，甚至因“率”而受到孔子的“哂”；但如果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评判有失公允。此外，孔子的老于世故、洞悉人性、善于说理、循循善诱的师长风范也在这段对话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作者：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西宁）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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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小时候,把"English"读成"硬给利息"的同学现在当了行长;读"因果联系"的现在成了哲学家;读"硬改历史"的现在成了领导……我读"阴沟里洗",结果今天成了卖菜的!幸运,还是不幸,都是自己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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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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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被学生子路暴打 怀恨在心下计陷害
孔子有七十七个弟子，可是惟一和老师有过节的弟子却只有子路一人。
子路其实不叫子路，叫仲由，子路是他的字。子路是卞这个地方的人，有人说他是一个“野人”。这个野人当然不像神农架传说中的野人，是说他没有正经职业，待业青年，喜欢无拘无束地到处游荡。那个时代可不是想到处游荡就能到处游荡的，那是个乱世，做驴友需要一定的资本。刚好子路具备这样的资本：他个头高大，性格粗豪，好勇斗狠，是一把打架的好手。你看他平时喜欢穿什么衣服就知道这个人的性格了：戴着一顶鸡冠似的帽子，上面还插着一支雄鸡的黄黑翎毛；衣襟上佩戴着公猪一样的饰物。这两样东西是古人用来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勇士的标志性佩饰。子路就是带着这两样东西到处游荡的。无论谁在大街上迎头碰上这样的人，都要退避三舍，更别说咱们的至圣先师孔子了。
孔子虽然生具异相，头顶中间凹两边高，身长九尺六寸，可他毕竟只是一个读书人，打架的功夫显然不如子路。史书上没有记载孔子和子路是怎么发生矛盾，怎么打起来的，不过结果是雄鸡公猪装饰的子路打败了孔子，还着实羞辱了孔子一番。孔子一看此人不能力战，只能智取，于是就用他的礼乐那一套慢慢地诱导子路。子路是个粗人，凡是粗人都很向往 文化人，就像今天乡镇企业家的办公室里摆满了豪华的精装书一样，子路慢慢地居然被孔子驯服了，脱掉了那一身雄鸡公猪皮，换上了儒者温文尔雅的衣服，并且托人拜在了孔子的门下。
孔子显然对这个比自己小九岁的弟子非常记恨，毕竟被子路在自己两座山丘一样的头上打过爆栗，因此子路向他请教学问的时候从来不肯爽爽快快地倾囊相授，而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敷衍子路。子路问他怎样处理政事，孔子就四个字：“先之，劳之。”意思就是自己先以德服人，老百姓才能信服，然后才可以让老百姓辛勤劳动。子路一听这也未免太简单了吧，这一招谁不会啊，牛脾气一上来，要求孔子再教一招。这回孔子的话更少了，干脆变成了两个字：“无倦。”意思就是持之以恒，不要厌倦。子路一想不能泛泛地问大道理，就拿自己作比喻，问：“君子崇尚勇力吗？”孔子一听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这回话多了，趁机讽刺子路一番：“君子最崇尚的是义。君子好勇斗狠而无义，就会陷入昏乱；小人好勇斗狠而无义，就会变成盗贼。”这几句话含义很丰富，够子路琢磨几天的了。
孔子还在背后对别的弟子说子路的坏话。一反他对子路惜言如金的风格，这些坏话都比较长，计有：“凭借片言只语就轻率地做出决断的，那就是子路啊！”“适用才能称为人才，子路好勇得过分了，不可取。”“穿着破旧的袍子和穿着狐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愧的，只有子路。”“子路的学问就好像是登上了厅堂，却还没有进入内室。”最恶毒的是这句类似诅咒的话：“子路不会得到善终。”你说人家学问不好，那是你藏私，不愿教人家，这也罢了，可是你却诅咒人家不得好死，这就有点过分了。孔子不愧是至圣先师，说话神机妙算，子路后来果然不得好死，不知道跟老师的诅咒有没有什么关系。
孔子不仅在人品上说子路的坏话，还堵塞子路的仕途。季康子向孔子打听子路有没有仁德，孔子顾左右而言他：“千乘之国可以让他管理军事，至于他有没有仁德，我不知道。”言下之意是子路当然没有仁德了。子路出任季氏的家臣，季孙问孔子：“子路能做大臣吗？”孔子回答说：“也就是大臣的候选人而已。”
孔子56岁的时候，发生了著名的“子见南子”事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公案之一。
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是当时最有名的美人。可是她和太子蒯聩交恶，矛盾很深。蒯聩想杀南子，被卫灵公发现，蒯聩逃亡到了别的诸侯国。
刚好这一年孔子到了卫国。南子一听大名鼎鼎的孔子来了，就托人求见孔子，说：“四方的君子凡是愿意和我们卫灵公交好的，一定也会见见我。如今您来到了卫国，我也非常愿意见见您老人家。”孔子先是辞谢，后来就去拜见南子。南子这个大美人满心欢喜地坐在细葛布织成的帷帐里等候孔子。孔子进门，向北叩头行礼，南子在帷帐中跪拜还礼，环珮之声叮当。
子见南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两千多年来聚讼纷纭，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真相只有孔子和南子两个人知道。
孔子回来后，子路看见孔子的神色，大为不满。孔子立马辩解说：“我如果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让上天杀了我吧！”
过了一个多月，卫灵公和南子同车外出，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子里跟随，一行人招摇过市。孔子自言自语地感叹出了一句名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还没有看见过爱好道德像爱好美色一样的人呢。后人都注解说这句话是讽刺的卫灵公，可谁知道孔子是不是在自我感慨，自我伤怀呢。
卫灵公死后，南子欲立小儿子郢继承王位，没想到郢也是一个杠头，推辞说：“太子蒯聩虽然逃亡了，可他的儿子还在，我怎能继承王位呢？”南子只好让蒯聩的儿子辙继承王位，是为卫出公。
这时，子路正担任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蒯聩和孔悝密谋回国夺取王位，把自己的儿子卫出公赶出了卫国，蒯聩因此夺得了王位，是为卫庄公。蒯聩和孔悝发动兵变的时候，子路正在外地出差，一听到这个消息，星夜赶回，正好在城门口碰见子羔，子羔告诉子路：“卫出公已经逃跑了，你还是回头吧，别去惹祸。”子路回答说：“替别人效力就不能怕死。”回到孔悝府上，蒯聩和孔悝正在登台举行结盟仪式，子路上前说：“孔悝你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我要把你捉住杀了！”说着就要动手纵火烧台。蒯聩和孔悝的手下上前夹攻子路，把子路帽子上的缨穗给砍断了。如果子路还是戴着以前雄鸡状的帽子，估计运气会好一点。子路寡不敌众，留下了最后一句临终遗言：“君子可以死，帽子可不能掉下来。”于是把断了的缨穗系好，从容赴死。
孔子听说了卫国的乱局，预言道：“唉！子路要死了！”话音刚落，子路的死讯就传来了。圣人的预言总是非常及时准确。最后，孔子终于说了子路一句好话：“自从子路做了我的侍卫长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柏杨先生在《君子和小人》一文中对“子见南子”有过幽默的描述，兹转述如下：
南子，美人也，孔丘先生见了她，不知道搞了名堂没有，归来后身轻如燕，神色有异。被仲由先生看出苗头，问了一句。做贼的人，心情都虚，孔子先生当时面红耳赤，赌起咒来曰：“天厌之，天厌之。”天厌之者，译成白话，便是：“教他不得好死。”情急至此，可见事态严重。我们毫不反对圣人谈恋爱，不过照有些人看法，圣人都是一块木头，没有爱，亦没有欲焉。幸亏孔丘先生有后代，否则准有人一口咬定他因过度地正人君子，连性都付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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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孔子头疼的三个高徒
一、硬汉子：子路
师徒渊源：子路，又名仲由。孔子的顶梁大弟子。一是他年长，只小孔子几岁；二是他刚强，孔子刚刚摆摊教书的时候并不如意，嘲讽的甚至欺负的都有。子路是一个地头虎型的人物，本来是为了踢场子才去听孔子的讲座的，但是一听马上佩服的五体投地，甘愿拜师。可不要忽视子路的力量，孔子虽然个子高，但打斗不是很行，子路是高手，再说势力很大，孔子得了他之后在社会上才象个样子，“自得子路，恶声不闻于耳”——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孔子不在，子路就是当家人，子路在老师面前最敢直言不讳。
尴尬场面：孔子周游列国，极其希望得到重用。为了创造机会，他不惜会见卫国的君夫人、大美人、名声有问题的南子。子见南子，据说“环佩之声”闻于外！子路老大不高兴，尽管老师百般解释自己是清白的，子路就是不信，最后逼的孔子发了毒誓：
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如果我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天打雷劈！ 天打雷劈！
评价：其实孔子和子路的感情是极其深厚的，《论语》里孔子责备、规劝子路的话很多，但都是用心良苦的良言，他知道子路刚烈卤莽，怕他吃亏——他从内心深处喜欢这个大弟子。后来子路不幸，孔子悲痛不已，不久也就辞世了。
二、聪明鬼：宰予
师徒渊源：宰予是空子学生里治罪聪明的之一，但他既不象颜回那么敦厚，也不象子贡那么乖巧，而是喜欢耍小聪明，甚至出老师的洋相。
尴尬场面：孔子的“礼”讲的太烦琐，好多人提出过批评，但孔子很坚决。有一次宰予也探讨性的提出：为父母服丧要3年，是不是太长了点，会不会影响工作？孔子说，人都是要讲天良的，小孩子出生，一直到他3岁，都是在父母的怀抱里长大的，因此，儿子为父母服3年的丧，不是很合理吗？不然，作为孝子，你自己能感安心吗？
宰予回答的很简练：能。
孔子 ：………………！
评价：尽管宰予很让孔子头疼，比如宰予白天睡大觉，空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但孔子对这个学生的看法还是客观的，比如他在评价学生时说宰予是自己最有才的学生之一。
三、势力小人：冉有
师徒渊源：冉有，也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但这是个十足的俗人和势利眼。
尴尬场面：冉有当季氏（鲁国执政）的家臣，有一次季氏要干不道的事情——“季氏将伐颛臾”，孔子质问冉有为什么不谏阻，冉有说了一大堆这么干的理由，后来被孔子说的没话可说了，塘塞说：这是季氏的注意，我也没有办法啊！孔子极其气愤，骂他是“求”：）并对其他弟子说：
冉有非我徒也，汝等可鸣钟鼓而攻之！
评价：儒家一开始就有俗不可耐的势力小人，跟孔子学了点文雅的东西掩盖自己，孔子称其实这种人是“小人儒”。不是孔子瞎了眼，以后这种“小人儒”是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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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个人心里，也应有一千个孔子。
洛克
自从孔子被汉儒们簇拥着，抬进皇宫，孔子形象的装饰与塑造，就成了历朝历代统治战略的一部分。2500年你继我往、与时俱进的不停涂抹，孔子全身早已着上一层又一层的脂粉、香油。涂到最后，孔子终于被妆成“万世师表”的“至圣先师”和“大成至圣文宣王”。全盘圣化的结果，是孔子从一个曾经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变升为言谈举止、心理、思想、实践，无不合道，毫无瑕疵，只有光辉照人的超凡入圣者。
朱熹的《四书集注》之《论语集注》如此。
钱穆的《孔子传》也如此。
看他们的书，看他们的叙述和注释，孔子的话无一句无道理，孔子想做、所做的事情，无一件无理由，总之，孔子的言行是不会有问题的，都能解释得通。强为之说，曲为之说，讳为之说，再不，就王顾左右而言它，反正，绝不能明说孔子的不是，——就算实在难以圆说，最多也只是留下空白，让你自己去猜想，去领悟。在他们的笔下，一生浪迹江湖，看惯风云，饱经风霜的孔子，倒像是成了一个皮肤吹弹得破的婴儿，只能呵护，不能触碰；一个步履蹒跚的孩子，或老人，随时有闪失，会摔倒，要不停地预防和搀扶；更像是一个高高在天的神明，只能仰视、瞻拜、敬畏、维护，不可有丝毫亵玩、乃至平常相待之心。
孔子就这么娇矜、脆弱么？
孔子跟他曾相处无间的凡尘俗世，就非得要如此森严壁垒，方能显示出伟大卓绝么？
“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孔老二”的暴烈、荒唐、喧嚣，似已成过眼云烟，但就在把孔子当成易碎、易伤的“瓷器儿神明”，跟伧俗的“孔老二”之间，似乎有着一条天然的地下通道。圣化与丑化，不过一步之遥，其本质，就是孔子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成了现实需要的某种精神玩偶，和一件遮羞借力的实用工具。
这一玩偶和工具，说到底，都是私人性质的。
但孔子，却以一种公共形象，戮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鲁迅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不足为据，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要看孔子，官校文章和教科书，博学鸿儒的注释和传记，也是不足为据的，自己走进《论语》，也许能看得更清楚。
一、童心未泯、风趣搞怪的孔子
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这是《论语》全书，很少有的，让人忍俊不禁的一章。大意是，一个名叫孺悲的人来找孔子，这人以前跟孔子学过东西，但那天孔子不知什么原因，不想见他，就指使门人说，就说我病了，见不了他。门人走出门去，正准备传话，嘿，孔老先生竟然在屋里把瑟拿出来，一边弹奏，一边唱将起来！——故意让屋外那家伙听到，我不但在家，而且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不想见你。
孔子是个内心充满热情的人，也是一个风趣，会出其不意搞搞怪的人。终生怀抱理想的孔子，一生到处碰壁，但孔子总能从失败的阴影中甩脱出来，时不时让自己，也让身边的朋友快乐一下。
有一次，孔子和弟子在路上碰到一个隔壁邻居，那人对他大喊大叫，说：“孔子你可真了不起，你学了那么多玩意，你究竟会什么呀”，孔子一听，歪过头来，对弟子说，“是啊，我会点什么呢？驾车呢？还是射箭？我还是驾车算了”——那语气，神态，立马浮凸出一股周星驰、吴孟达式的俏皮和谐谑。
还有一次，孔子在路上——孔子总是在路上，他安安静静呆在屋里的时间不太多——遇到一位故人，叫原壤。这是个不太讲究的家伙，看见孔子过来了，却还蹲在地上等着；你知道孔子是多讲究礼貌的，见原壤这么没有形象感，就冲他说教起来，“小时候就不好好待家人，长大了一事无成，年纪一大把了又不早点死，你整个就是一祸害！”，这话听上去，确实刻薄，甚至恶毒了点，然后，更为传神的，是“以杖叩其胫”，孔子用手中的拐杖，轻轻敲打原壤的小腿，使他无法继续蹲着，终止了那不雅的姿势。
我把这，看成是孔子对一位老友特别的致意方式，否则，孔子的形象就有点“双重暴力倾向”了；但朱熹的的官方教科书——《孔子集注》，却正是这样注释的。
孔子没事的时候跟人唱歌玩，唱得兴高采烈，他一定得让人家再唱一遍，然后自己跟着唱。
孔子并不喜欢那帮年纪轻轻的弟子，成天对自己一副恭敬拘谨的样，为此，他时不时地来一句让人丈二金刚的话，接着就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解释：开玩笑，开玩笑。比如，他对子游说过，割鸡焉用牛刀，弄得子游很是迷惑；又对颜渊说，如果你是老板，我就给你打工。他还说过，假如能发财，替人驾马赶车也愿意干。——随即又补一句，如果发不了财，那还是干回自己的老本行。
孔子就是这么个人，平时看上去挺庄重肃穆的，一疯起来，比谁都更能嘻嘻哈哈。在所谓周游列国，其实就是流亡途中，听到有人把他形容成丧家之狗，老先生笑了，说，比得真像。
现在不少地方，计划着要建孔子文化广场，要塑孔子雕像，有的已经塑好立起来了，基本都是庄严肃穆，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让人看了甚感雷同乏味。为什么不可以塑一些快乐、风趣的孔子像呢？即使塑成像某些百货商店里的那些黑人模特，笑得简直夸张到极致，也不是不可以的。
二、言不由衷，言行不一、性格冲动的孔子
孔子很看重人内心的诚敬，也深知言语跟一个人内心的关联，所以他说，“言思忠”，“言忠信”，意思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应该怎么说。但孔子其实是个心理因素不太稳定的人，情绪不好时，他也会言不由衷，甚至听上去，还有点阴阳怪气。
有人问孔子，说你怎么不从政呢？孔子从佶屈聱牙的古《尚书》，拖出一句让人似懂非懂的话，什么在家对兄弟好点，也是从政，说，这就是从政，你说什么是从政？！——孔子是一门心思想从政的，但到处碰壁，受冷遇，这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孔子自然没有好心气，干脆气呼呼胡说一通，把他给打发了。
有一回，冉求下班后，来看孔子。——当时冉求在鲁国当权者季氏家任职，孔子对冉求有些偏见，还曾公开号召，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其实，冉求并没有对不起老师的地方。——孔子问，怎么这么晚才来啊？冉求回答：有国家政事。孔子接话道，不是国家政事，是季氏家的私事吧？我现在虽然不参政议政了，但有国家大事，我能不知道吗？这话怎么听，怎么有股说不出的怪味儿。
这就是孔子身上的文人小毛病，情绪不好，心里有话不明说，偶尔使个小性子。但跟这比，孔子的言行不一，却更让人印象深刻。
孔子有句名言，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使在今天，使用率也颇高，但实际上，“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孔子一生，正儿八经的从政经历，不足四年，但他所到之处，回回都以政治热心人士的身份出现。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已经年逾七十，当他听说齐国的陈垣杀了齐简公，竟然特地沐浴一番，登朝，要鲁国出兵讨伐比鲁国强大许多的齐国，——那时的孔子，已离退休多年，早已不在其位。
《论语》开篇首章有一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样意思的话，孔子说过好几次。孔子，要说世人都不知道他，肯定不是；要说世人真的明白他，好像也不是，处在知与不知之间的孔子，本来就不是个心境平和，情绪稳定的人，于是这种尴尬恼人的处境，难免有时让夫子口出怨言，甚至产生近乎邪僻怪异的冲动。
有一回孔子向子贡感叹，“莫我知也乎！”，子贡问，您怎么这么说？孔子回答：我不怨天，也不怪人，我辛辛苦苦靠自学，弄懂了高深的道理，知我者其天乎！——说是不怨天尤人，一股怨气已扑鼻而来。
还有一次，还是子贡在身边，孔子又感叹：唉，我真的什么都不想说了。子贡应道，您要是不说，我们将来怎么跟人说呢？孔子又像回答，又像是自言自语：天说了什么吗？春夏秋冬，百物生长，天说什么了？
尼采在极其孤独中将自己比喻为太阳，孔子在世莫我知中，想到了天。躁郁苦闷，让中西两位相距遥远的哲人、思想家的心境，在痛苦的人生轨道上，奇妙地接近了。
有两件很相似的事情，让后人看到了这种寂寞、烦闷对孔子的影响，和孔子性格中隐藏着的冲动性一面。
先是鲁国国内一个名叫公山弗扰的，原是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因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叫革命也好，叫谋反也罢，总之，“以费（地名）畔”，算是来了一场城市暴动。大旗一举，公山“大王”也就有了人才的渴望，他想到了孔子，召。孔子呢，还真动了心，准备前去投靠。好在这场有点“恐怖”的闹剧，被忠勇耿直的子路拦阻了。事后孔子说，哼，只要有人用我，我一定不让他失望，我定能帮他搞得像周朝一样。多像梦话。
另一次，是晋国的某位大夫，也弄了块“二龙山”的地皮，扯起了反旗，“佛肸以中牟畔”。当时孔子正在周游列国的流亡途中，听说佛肸想叫自己过去帮手，居然又动了心，结果还是被子路给搅黄了。这回老夫子很有些情绪，冲子路说，他是反贼怕什么？不是有种坚固的东西，怎么磨也磨不碎吗？不是有种洁白，怎么染也染不黑吗？难道我就合该像只匏瓜，光挂着，不能吃？
这已经不是梦话，而是昏话了，还夹杂着一股不管不顾的孩子气。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就这样应验在“中庸之道”和“君子固穷”的孔夫子身上。
三、孔子的城府之语
生当乱世，人心离散，讲好的事情转眼就变，绵延、固定的传统，也可以一言而弃（《国语 鲁语上 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有：“我为宗伯，……何常之有！”的断喝。）活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中，就是一头傻瓜，经过七撞八碰，额头满是沧桑后，也早该有了几分醒悟。孔子一生“一以贯之”，“知其不可而为之”，还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样听了会让人“怦然心动”的慷慨陈词，但孔子并不是一意孤行的莽汉。他曾讥讽子路说，空手斗虎，徒步过河，我是不会干的，“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所以，73年起起伏伏，跌跌撞撞，冷雨暖风，孔子在给后人留下一些“漂亮外套”的同时，也没忘记留下另一些冷硬实用的“里子”，我们权且称之为孔子的城府之语吧。
像“小不忍则乱大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样的熟语，已经彻底融入了现代生活和日常用语，不必赘述。倒是另一些不太面善的句子，值得把玩一番。
子张学干禄，就是问怎样才能在政府部门多捞点月薪、奖金，孔子直言相告，不懂的要知道的多一点，没事别乱说话，没事也别瞎折腾，这样说话不会太唐突，做事不会太后悔，钱就能多多赚到手了。
人与人交往，言谈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有时一言不当，前功尽弃。因此，孔子很看重说话，对怎么说话，很有些真知灼见。
比如：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意思是，没轮到你说，你却却抢先说了，这就叫躁失；说话不看人脸色，简直就是瞎子啊！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该说的话，你没跟人说，这是错失了机会；不该跟他说的，你说了，这就是说错了话。一个聪明人，既不应该错失机会，也不要说过了才知道后悔。
子曰：贤者避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生逢乱世，要闪；这城市治安不好，闪；发现人脸色不对了，赶紧闪；觉着对方语气有变，话里有话，话不投机，快闪！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社会（具体说，可能是指城市、政府内部）都按游戏规则行事，你说两句怪话，有点怪癖，没什么大不了（像现在的李敖）；如果全都不按牌理出牌，上午不知下午，今天不知明天，那你就得当心了，装装疯，卖卖傻，可能没人理你，但牙口一定得咬紧了，说话千万要低调，要会装孙子。（阮籍、刘伶悟到了，嵇康没有）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该说的说，见有不对，也说他两句；但说过就是，千万别太固执，自讨没趣。后来子游把孔子这话精炼为：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意思还是话多招人烦。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愚不可及，现在是句骂人的贬语，在这，是句赞语。宁武子时机对头就显露才智，时机不对就装傻。他的才智勉强能学，他那装傻的本领，可真是学不了。
后面还有一大堆。
大意都是，怎么做，才能跟人把关系处好，才能活得安全无恙，还有点滋润。
所以，谁要认为孔子只会讲仁义道德，只会讲礼义仁智信，讲温良恭俭让，那就是步入了“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误区。而且，要真是那样，估计孔子的三千弟子，一夜之间，就会散了一大半。
四、政治，孔子一生的心结
现在介绍孔子，通常的写法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提及孔子为政治家的，不多。
钱穆在《孔子传》序言中说，“孔子毕生为学之日进无疆、与其教育事业之博大深微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业次之”。
这种论孔子先教育后政治，甚至只讲教育，不谈政治，隐含的也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规则。孔子在教育上的成就和地位，世人皆知；孔子在政治上汲汲一生，失败而归，也已是历史定论，但若以此得出：“孔子之政治事业，则为其以学以教之当境实践之一部分”，好像孔子55岁的“高龄”，领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14年间，吃尽苦头，险些丧命，原不过是一堂时间稍长的野外实习课，这就于事实不符。
客观地讲，政治不但不是孔子的教学之余，反而教学应该是孔子的政治之余。政治，是孔子一生事业的主轴，也是孔子一生难以却怀的心结。孔子几次“戏言”，一会儿要“乘槎浮于海”，一会儿要“居九夷”，还有“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的心声吐露，都是内心底处，政治实践渴望的强烈折射。
只要略一浏览司马迁的《史记 孔子世家》，就能看出，孔子不单是一个好的教书先生，孔子曾经是一个颇为杰出的政治家，称得上政绩卓著，一度官至鲁国代理宰相；孔子还是一个懂得“文事者武备，武事者文备”，颇有侠义风采的外交家；一个激进的、动真格的改革派（从历史角度看，或许应归之为反向改革派）；一个直接指挥过战斗，并取得战场胜利的前敌指挥员。虽说史迁的笔墨，难免有所放大，但绝不可能凭空杜撰。
然而，造化弄人。
也许恰恰就是这四年的辉煌经历，将孔子导引上了一条痛苦的人生不归路。
真实的孔子，应该是个急性子。章太炎说他“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的原话，是“三月无君则吊”，意思都是闲居三个月，孔子就心神不宁，寂寞难耐了。《乡党》中有一笔传神的描写，说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听到国君召唤，没等车备好，就急冲冲地出门。这样的性格，显然并不适合从政。“圈内人士”不过略施小计，孔子就敏感地自动辞职下岗了。
从此，孔子就在卫、曹、宋、郑、陈几个小国之间转过来，转过去，始终都是不如人意。为了实现心中如火一般的从政理想，孔子明明知道卫灵公“无道”，还是在卫国呆了最长时间，期间为了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又被子路疑心，只好有些狼狈地对天发誓。后来，林语堂编了出《子见南子》的独幕剧，好像把这弄成了孔子的一段绯闻。说到底，都是政治惹的祸。
《论语》中，谈个人修养（包括学习、理想）和处世之道外，孔子谈政治的条目最多。如果把个人修养中涉及政治的加在一起，《论语》全书超过一半，甚至接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与政治有关。其中《乡党》中的几段描写，尤其让人过目难忘。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缩缩，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面色红润；喜气洋洋；作揖打拱；疾步如飞；正襟危立；面色紧张；双脚抓地；心情舒畅。这简直就是一部孔子从政职守表情的新闻纪录片。蒙太奇似的镜头转换，层层递进的情节，刻画精微，细腻传神，栩栩如生，宛然在目。
但是，据朱熹《四书集注》所引，孔子平生并没有这些经历，故“疑'使摈’、'执圭’两条，但孔子尝言其礼当如此尔”。
原来统统不过是孔子的南柯一梦。
性急，敏感，加上不肯放弃而又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主义，使孔子终生徘徊在春秋末期的政坛边缘。
五、孔子完美不如颜渊，立功不如子贡
孔子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向社会广开教门，只要拎一块干肉来的，没有没教的。如此低的入学门槛，跟如今社会形成鲜明对照，也为孔子招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源，“弟子盖三千焉”。
三千弟子，颜渊首屈一指。
颜渊因孔子的一句话而名传后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乐”，但也可能因这句话，而被后人误解，以为颜渊就是那种“高分低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这是极大的误会。如果把涉及颜渊的书籍中的片言只语全都拾掇、拼合起来，我们就能复原出较为完整的颜渊，这是一个完美的形象，一个沉静、内敛、理想，有着自觉自愿牺牲精神的形象。如果非要把孔学说成孔教，那可以说，在所有跟孔子有关的人中，包括孔子本人，唯一具有宗教感，具有最纯粹意义上的宗教精神的，只有颜渊。章太炎发现，诙谐寓言的庄子，有事没事就拿孔子开个涮，但一说到颜渊，立刻收起了玩世不恭的口气，以近乎恭谨的笔调，表现出对颜渊的敬意。孔门最为杰出的成功人士子贡，用“赐也何敢望回？”的句式，表达了对于颜渊的谦逊。孔子更是对颜渊赞不绝口，视之无与伦比。如此完美的人格，正是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首篇中的名句“因为美无非是 可怕之物的开端”，所形容的天使。在颜渊的身上，有一种与拉斐尔、济慈和诺瓦利斯极为相近的人格精神，他们都死于30岁上下。天使是不能长驻人间的。
孔子对颜渊那句近乎惨无人道的教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绝不可能对第二个人说的。如此高难度、已接近临界状态的标尺，其实反映了颜渊内心修养的张力程度，但也许正因为这种对于完美的过分追求，要了颜渊的命。
假如把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放在一块，平等地来评选个人心理素质与道德修养的得分，估计孔子最多只能挤进前五名。至少，那个说“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的闵子骞，要排在孔子前面。仲雍、曾子、子游等，都可能排到孔子前面去。
孔子与他那众三教九流，龙蛇混杂，老中青三代同堂的弟子，远观近瞧，都有点像刘邦与韩张萧，像刘备与关张赵孔明，还有点像宋江和一百单八将。这样的师生关系，孔子之后，绝迹了。
子贡是孔子在外流浪14年的最大收获，也是孔子晚年的“机要秘书”。如果说颜渊是“完美版孔子”，是孔子精神的化身，那子贡就是“实践版孔子”的成功代表。中国古人说君子立德、立功、立言，子贡在这三方面，均无可挑剔，尤以立功为卓著。司马迁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常相鲁、卫，家累千金”，俨然是战国后期苏秦、张仪的祖师爷。孔子死后，子贡成为理所当然的“大阿哥”，别人都是守孝三年，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子贡有高傲的气质，却以谦逊的姿态，从老师那学到了精粹的知识。子贡是所有孔门弟子中，最没有酸腐书生气的。有话明说、直说的子贡，死后没有薪火后继，反倒是孔子有点瞧不上眼的“参也鲁”的曾子，成为孔门衣钵的传递者。
《论语》中唯一有喜剧色彩的子路，与其说是孔子的弟子，不如说是孔子的朋友，李逵与宋江式的朋友。
冉求可能是孔子知名弟子中，最没有宗教感，甚至没有一点精神追求的人。他学习的目的，就在于让自己，也让自己的朋友，生活得好一点，也确实学到了够用的本领。冉求是个袭人式的人物，他事孔子恭敬如父，但孔子就是不感冒他。
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有时想想孔子的一生，也真挺有意思。
孔子出生贫寒，3岁丧父，17岁前丧母，除了一个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哥哥，叫孟皮的，没听说他还有别的亲人。如此艰难、破碎的家境，孔子是怎么开始他的学习生涯的。他跟母亲的十几年共同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经历和图景，这对一个单亲家庭男孩的成长，非常重要，但却无人能道其详。假如孔子母亲真在他17岁时去世，那孔子19岁的结婚，就多少有点不孝的嫌疑。问题还在于，凭什么这时的孔子，已经名声在外，以至于婚后第一年，20岁的孔子当上爸爸，就在儿子出生的那天，孔子收到鲁国国君送来的贺礼，——一条由鲁昭公亲自钓起的鲤鱼。孔子唯一儿子的名字，即来源于此。
没人说得清孔子的早年生活，这对于我们今天大谈特谈孔圣人，其实非常重要，也就非常惶惑。《论语》，或者其它什么经书、史书，始终不见关于孔子家庭的介绍、叙述，一直活到孔子67岁那年才去世的原配夫人亓官氏，压根儿就没露过面。就连有一次孔子病很厉害，性急的子路，已经在张罗老师的后事，也没写到师母那时在哪。孔子，或者说所谓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多么的重视家庭啊，然而除了知道孔子生了孔鲤，父子俩有一次庭对，孔鲤死于孔子之前，鲤生子思外，孔子的家庭情况，几乎一片空白。另外，当孔子领着一帮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弟子，周游列国，这些年青人是怎么平衡这种漫无目的的流浪，和孔子“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教训的？莫非他们都是一群孤儿？
在这种基础上谈论孔子，要做到不盲人摸象，不两小儿辨日，难。
更让人猜想联翩的是，孔子，一个贫寒子弟，怎么对政治，对从政有那么强烈的趣向，终生不渝。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名恐怕不是学问之类的名吧——这名他老早就有了。孔子临终前，对身边的子贡，以一种极哀痛的语气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这个宗字，包含的，也是一股浓浓的政治情结。在孔子之前，固然有不少名士，如百里奚、管仲，都是暮为奴役死囚，朝为廷臣宰相，但好像没见过孔子这样，一个劲地朝政位冲击的底层贫民。
而孔子所处的时代，与他个人的人生遭际，也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和象征意味。从西周末期开始，“周家大屋”就摇摇欲坠、嘎嘎作响地要散架，父子对杀，兄弟屠戮，早已是稀松平常事，但跟孔子之后的墨、庄、孟时代相比，更别说跟荀、韩、屈原相比，孔子所处的西周末期，其实还可以说是一个“古典文雅”的时代。那是一个车战的时代，骑兵尚未出现。孔子哪里能想像得到，200年后白起长平坑卒，一埋就是40万的惨烈！所以，孔子偶尔还有悠哉游哉之心，还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浪漫情怀。然而，毕竟天色已晚，历史的黄昏已经降临。
另一方面，孔子的个人遭遇，也像是嘉年华游乐场的极限运动。今早还跟国君、权臣、上大夫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吃喝玩乐（孔子那一堆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沽酒市脯，不食，等等的穷讲究，估计就是那时落下的）；他日流亡，在路上跟人打群架，绝粮七日，饿眼昏花中，怀疑颜渊偷食的（接着就惭愧地认错了），也是孔子。
动荡变化的时代，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失衡的心理，决定了孔子不可能是个单纯的人，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性情复合的人，痛苦彷徨的人。孔子的言不由衷，言行不一，冲动、敏感与中庸之道，激情与颓唐，理想与世故，都是矛盾的体现。正是这种错综复杂、内心与环境的矛盾，形成孔子丰富，凝结着智慧之光的思想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真实，自嘲，活生生的孔子。
这个孔子，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实践型的人格，而不是甘于窗牖之下，皓首穷经的迂腐老夫子，他有着异常强烈的实践冲动和欲望，但道路受阻，只好退而求其次，成为一代思想家。实践家降而为思想家；思想家降而为道德家；道德家降而为骗子和伪君子，这似乎是世道规律。
2500年过去，孔子作为圣人，也作为祭物（刍狗），被一步步抬高，送入神殿圣堂。太过长久的游戏，这个现实中的流浪儿和失败者，在历史的隧道，反讽式地赢得了王冠和膜拜，但也招来了鄙夷和嘲笑。早已被制成木乃伊的躯体，沾满了唾沫、泪水，也结垢着泥污、血腥；披挂着一层层的谎言、欺骗、废话、无耻，窒息着、殉葬着一代又一代的梦想与牺牲。太多不同的物质堆砌，人们已难以辨认原本的真实面庞。
现在，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风暴，孔子又回来了（其实他哪也没去），为他准备的舞台、帷幕早就在搭建中。一个中断了的故事，又要原封不动的再次上演了。
这是孔子的宿命。也许正是他曾经的所想，若果真如此，那也是“求仁得仁”，怨不得别人了。
引几段鲁迅1935年写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算是本文的结束语。
但是，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
孔夫子死后，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就更加无用了。
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指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和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张宗昌将军，他们都力主尊孔，要复兴儒学）都有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
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是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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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小时候,把"English"读成"硬给利息"的同学现在当了行长;读"因果联系"的现在成了哲学家;读"硬改历史"的现在成了领导……我读"阴沟里洗",结果今天成了卖菜的!幸运,还是不幸,都是自己创造的。
时间:5/6/2009 7:09:35 PM [删除][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