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虚的症状有哪些:网络红人，他们为什么这样红？

新华网 （ 2011-01-01 17:06:51 ） 来源： 《环球》杂志
从2010年初开始，中国的互联网就从未平静，既有“犀利哥”的意外走红，“兽兽”的艳照门，也有“凤姐”的“街头征婚”，以及小月月的出位言行。到了年底，“旭日阳刚”又带着他们的《春天里》出乎意料地红遍了整个网络，随后在全中国大小电视台的访谈节目里，都可以看到他们抱着吉他演唱的身影。当然，还有亚运会上一直露出甜美笑容的“微笑姐”，以及自称穷二代的“练摊帝”的那句“等赚够了钱，有一天咱们就可以在屋子里卖衣服”。
这些成为中国4亿网民谈资或者笑料的人，如走马灯般接连出场，也让大家不停地去围观、窥私。他们的走红，是因为网络“推手”的幕后操作吗？
据北京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50%的网络热帖往往并非单纯靠网友的自发点击率自然形成，背后都有团队在操作。那么，这些“推手”们抓住的是受众什么样的心理？吸引高关注率、高点击率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归根到底，这些红人们，为什么能在2010年这么红？
“非主流”文化的强大张力
孟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新媒体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探寻“红人潮”现象扑面来袭的原因，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尤为值得关注。
热衷网络红人，契合新生代人群追求个性特色的文化心理。对年轻人来说，红人们的特征往往具有一种象征性的隐喻色彩——张扬个性、另类和非大众化。他们不盲从于现实潮流，讲究符合自己性格的言行、性格特色，从服装、衣着，到语言表达、审美倾向，甚至情感取向、价值观，莫不如此。
比如，刚刚21岁的斌少，空间设计、舞曲合成和网页制作等特长并不是他走红的原因，他成为网络红人是因为他搞笑的标志性语录，如“念了十几年书，想起来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我又不是人民币，怎能让人人都喜欢我”这些充满新生代个性特色的语句。
网络红人的走红，也展现“主流”与“非主流”文化意识的互动角逐。2010年，一方面，那种相对超前或者滞后、理性或者偏激、具有非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个性表现，依旧是“网络红人”所标榜的内涵和主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网民的日渐成熟，这种“非主流”文化的构建，不断受到传统“主流文化”的质责和校正，呈现出互动消长中网络新文明的生长态势。
搜寻今日的网络红人名录，不论是“杀马特红人”还是“车模宝贝”，不仅给人们带来一种特色化的感官视觉刺激，也一如既往地表达着各自独特的社会状态，一种生活形式。不论喜欢不喜欢，都显示出“非主流”文化的强大张力。
红人红遍网络，也部分地满足了人们的“补偿性心理需求”。成为网络红人包含着这样一种社会需要的满足：它能够带给人们积极的自我感受——摆脱现实角色、追寻快乐、避免压抑、实现自我，这也正是网络红人吸引网民的深层次文化原因。由于身份地位、职业收入、社会资源占有程度的差异，现实社会形成的社会阶层和分界，凭个人的力量往往难以逾越。这些无法满足的需要，却会在见证或成为网络红人的过程中得以“补偿”。
网络红人从网民中产生，较少传统社会干涉，带有新生代的特质，即便是上网之人，也并非都会理解或感兴趣。加之，红人的推选还带有浓厚的游戏色彩，这也拉开了网络红人社会与传统文化认知之间的距离。对于追捧红人的网民来讲，推选红人本身就是由他们自主决定、重新架构价值评估体系框架的一种愿望实现。并且，在2010年网络红人统帅的群族中，不少都建有编制严密的虚拟组织结构，总创、创始、总裁、首席执行官、外交官、宣传长等角色多元，职责明晰，通过努力，网友很容易获得相应的职位和他人的认同。在参与选举或是扮演各自角色的过程中，现实社会无法满足的心理需要可以部分地获得“补偿”。
在另一方面，“红人”率性而生，更迎合追寻趣味、崇尚快乐和解放感性的娱乐心情。
当下，尽管人们对形形色色的网络红人褒贬不一，但一个基本共识是，网络红人的产生迎合了浓厚的消费文化气氛，顺应了现代人“玩”的本性。作为意义和快感生产最有效的工具，网络不断地推出以商业性、娱乐性和享受性为特征的文化产品，令人忽而沉浸于对中外“美女宝贝儿”美腿、美颜、美胸的顶礼膜拜中，忽而陶醉于对犀利哥、表情帝的揶揄、取笑中……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是严肃还是轻松的话题，只要被网友列入“红人”名下，统统幻化为具有娱乐意义的消费符号，这一方面映射出人们对多元审美观的宽容心态，一方面也增加了网络红人的世俗化甚至庸俗化色彩。
这样，“娱乐”包裹下的网络红人往往与包括伦理美在内的现实审美评价日趋远离，变得更近于“感官享乐”、“感觉刺激”。而当最表层的情感欲望、本能欲求、猎奇猎艳等因素浮现出来，网络便逐渐步入了泛化本能欲望、丧失自我根基、消解精神价值的人性误区。
猎奇、无聊与从众
 
匡文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我们为什么关注这些红人，为什么把他们当作笑料？思考的结果也许可以从网民心理的角度来解释。
网民猎奇。与主流审美价值观相悖的人或物，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猎奇心理，大多数人对这类以丑或以特异吸引眼球的方式未加抵制，抱有围观的心态。比如对凤姐的关注也许是源于厌恶或反感，但这种负面的关注使凤姐更红。
网民也追求真实。网络信息海量繁杂，常常被认为是流言、谣言的摇篮，但另一方面，网络又是真相的代名词。某些不能被大众传媒报道的事实，被搬到网上以内幕、小道消息发布，迅速得到受众的关注。这表明受众需要真实的心理：无论是凤姐还是微笑姐，无论美与丑，不管是厌恶还是赞赏，这些人都是真实的，生活在我们身边。
网民也有很多是无聊的。社会发展速度加快，人人追求个人发展追求物质生活，而精神空虚成为心理通病。当现有的红人已经无法满足欲望、无法填补无聊的内心时，新红人的出现成为必然。充斥网络的寂寞、无聊、空虚不断侵蚀人的内心，当他们得到正面的精神满足时，这种不良扭曲的心态才会终结。
网民需要表达。网络传播中的低门槛，使得受众拥有“大声说话的权利”，这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网络红人的走红。网络红人大多出身草根，或主动吸引注意力或“被蹿红”，因其掌握的注意力资源使得草根拥有了挑战精英文化的能力。网络为草根公众提供了难得的平台，让主流价值、精英文化可以看到草根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
当然，还有从众心理。公众可能一开始对某网络红人并不感兴趣，但周围人都在谈论他，所以无形中产生的群体压力迫使受众关注这位网络红人，但这种关注很可能局限在知道而非深入了解层面，而且这种心理并不会随时随地发生。
还需要看到的，是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助推。靠新奇、靠丑吸引眼球的红人们依靠网络推手的精心策划，迅速积攒人气。传统媒体也未能置身事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沦为推手工具，积极给予网络红人高曝光率。无论是网络助力传统媒体，还是传统媒体点火网络，最终结果都是网络红人“红”了。
红亦有道
 
吴玉军（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现代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在道德要求上不作刻意拔高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代是凡人的时代。那种与日月齐辉、教化天下有若神灵的圣人形象尽管也是现代人希冀的对象，却已不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个人在遵循公共规范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追求自己认可的善。对“什么是好”的理解已变成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借用哲学术语，那就是“善”已经私人化了。也正因为这样，现代人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是凡人，我过凡人的生活。”
但是，“网络红人”现象却决不能用“每个人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人生”加以搪塞。一些“网络红人”，以低级庸俗为筹码，拿无聊当有趣，将伦理道德底线彻底抛弃。他们近乎以贩卖肉体、出卖灵魂的方式来获得了欲望的满足，却使整个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的确，自由体现在个体自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但是，自由并不是与道德无涉、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东西。一个沉迷于粗俗生活之中不能自拔的人，一个不关心公共利益的人，一个不具有责任感的人很难称其是自由的。近代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作为一个自由的忠诚捍卫者，他坚决捍卫个体自由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经典著作《论自由》中，密尔认为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但是，在讲到个人应该过一种怎样的生活时，他特别强调高级快乐的重要性。他那广为人知的名言——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一个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满足的傻子好——就深刻揭示了这一点。
“网络红人”现象表明，资本逻辑在对个体的心灵进行着“有效”渗透，现代个体有被异化为欲望动物的潜在危险。让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包括低俗的价值观念在市场上自由竞争，表面看来是给个体充分的自主选择权，保障了个体自由的实现。但是，在现实中，当高雅的文化和庸俗的文化自由竞争时，如果这个社会中的成员的道德水平不高，那么人性中固有的恶会大行其道，最终会导致“三俗”现象的严重泛滥，高雅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沦为可怜的陪衬品。正因如此，资本的逻辑、市场的运行法则必须受到规训，不应使其扩展至人的灵魂深处。对于国家而言，剔除精神垃圾，净化精神环境，也如同在经济领域中消灭不正当竞争一样，是其必须担当的重任。
2010年，与凤姐、小月月等所谓的网络红人针锋相对的是，旭日阳刚、微笑姐等人进入了广大网民的视野，以真、善、美的方式揭示了人性中的真、善、美，给生活增添了亮色，使社会焕发光彩。这样的红人，也许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来源：2011年1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