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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陈凯歌：在十四岁时背叛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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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在十四岁时背叛父亲

作者：陈凯歌
来源：《记忆》第28期

　　《记忆》按：现在知道陈凯歌是著名电影导演的人们当中，也许有不少人不知道陈凯歌的父亲陈怀恺曾经也是著名电影导演。文革风暴骤然降临时，少年凯歌被所受的革命教育和面临的革命形势逼着，做出了背叛自己父亲的行动。为此，他在回忆录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忏悔。他执导的那些电影大片也许在喧嚣一时之后就会被人们遗忘，但是他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和忏悔将会长久地被人们记住，启发许多人的思考。

　　1964年，北京的一位小姑娘在以“母亲”为题的试卷前慌乱失措。她的母亲是被宣布为阶级敌人的地主。最后，她把党现成地比做母亲，颂扬它的光辉和温暖，又表达了对生母的仇恨，因而得到表扬。其文被作为范文，传诵一时。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无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数，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惟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坠落，人性是虚伪。仇恨却代表崇高、正义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手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个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锤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

　　我的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但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初春。

　　到了5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做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社会主义学院（注：1966年6月中旬，文化部文革领导小组将司局长以上及各单位领导干部、业务骨干500余人集中到北京西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办“集训班”，批判和交待问题，称之为文化部文革的“主攻战场”）。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北京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却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又憔悴了许多。由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1939年19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

　　……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匍匐在地的时候，是被无数灿烂的经幡环绕着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要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

　　在那一个春夜做出的决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再次面对父亲。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怒吼声中和许多人站在一起，弯着腰，头颅几乎碰到膝盖。

　　……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夜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人们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

　　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的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惨景呢？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同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

　　我加入了人群，却失去了父亲。那个人群果然信任我吗？——父亲在第二天早上被带走了。

　　父亲其后的境遇更坏。几年以后，当我从云南农村回到北京探亲，走到坐落在田野间的“五七干部学校”时，已经不复认得这个衣服破旧、牙齿脱尽、整日拄着扫帚站在厕所门口、有人出现他就进去打扫一次的老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已经没有昔日从旧照片上望着我的微笑。他对所有的人弯下腰，热情地频频点头，不时地用因寒冷和劳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里有了和当年奶奶一样的茫然。那年他刚满五十岁，生命已经像旧照一样褪尽了颜色，模糊了。……他在我去农村之后被逼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他明明不是。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因为，他想重新回到人群中去。

　　人所以为人，在于不能绝对地离开集体；文明的演进只是使个体在社会中的排列组合趋于理想；害怕被逐出人群是人类原始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仍然原始，在于它的深刻：在一个个人的利益或权利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形式体现的制度下，反过来说，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视为国家的恩赐。在一个就业、住房、迁徙、教育乃至生育、婚姻都由国家决定的社会里，放弃这种恩赐就等于放弃生存本身。惟一的选择是：不管发生什么都留在这个社会中。……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不管口号多么动听，旗帜多么壮丽，热情多么感人，都和真的主义、理想无关。无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样出于害怕落于人后的心理。在一个过分拥挤的社会里，只有打倒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人们彼此竞争，各不相让，拼命证明自己对集体的忠诚、别人的不忠诚；所以才会出现双方由同一个领袖统率却彼此交战的情况。在求生的意义上，加害者的暴虐和被害者的顺从，并无心态上的大区别，只是所求稍不同罢了。……我的父亲终于在六十岁那一年参加了共产党。他的脸上露出笑容。这个迟来了三十多年的消息只有心理上的意义：只有在群体中，我才存在。只有经过证明，我才是我。

　　节录自《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主编：季羡林，执行主编：牛汉、邓九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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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打击母亲来表现革命

作者：老鬼

来源：《记忆》第28期


〈记忆〉按：女作家杨沫，是“红色经典”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文革中杨沫及其小说也遭到批判。其子小波（“老鬼”是他后来写作时的笔名）为了表现“革命”，采取了抄母亲的家的行动……  

    1967年，当王府井大街和天安门观礼台贴出一批批判杨沫的大字报时，流言纷纷，妈妈呀，我非但没有安慰你一句，反而自己带来一帮同学抄了你的家。我恨你写了那部温情脉脉的书（注：指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恶心巴叉，使我面无光彩。里面没有军人，没有战火，只有一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决心和父母决裂，投身世界革命。光天化日之下，用斧头劈开母亲的嵌有精致雕纹的大衣柜，抢走了300多块钱作为抗美援越的经费。

    铁血精神淹没了一切，无毒不丈夫。为从容撤退，上火车前不被发现，还亲手把两个姐姐用绳子捆起来，像绑美国鬼子一样，勒得她们痛苦哀叫。姐姐的哭泣没有软化我的斗志，两只臭袜子塞进了她们的嘴。

    我还在墙上、门上、地上、写字台上，刷写了许多大标语：

    杨沫必须低头认罪！

    彻底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

    打倒臭文人杨沫！

    红卫兵万岁！

    ……

    滚他娘的儿女之情，对这些小资产阶级女的就要凶，就要狠！我用力踢了姐姐屁股一脚，不许她乱动。这家伙最爱看《大众电影》，思想肮脏透顶。电话给扔到了房顶，书柜里摆设的小猫小狗被踏瘪，雪花膏砸在院子里的石头上……可惜时间太仓促，来不及把这个散发着资产阶级霉味儿的家砸个稀巴烂。

    完后迅速撤离现场，直奔北京站。狂热的脑袋充满了世界革命、战斗、捐躯。妈妈死了，我绝不会哭，但在去凭祥的货车上，一想起自己将步荆轲后尘，一去不复返，铁了心到越南抗美战场杀身成仁，却流了泪。

    “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的英雄气概迷昏了我的头。

    用打击母亲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用打击母亲来开辟自己的功名道路，用打击母亲来满足自己对残酷无情的追求。不知道一只小狼会不会在它妈妈被猎手追捕时，从背后咬妈妈一口，可我却利用了文化大革命之机，狠狠捅了自己母亲一刀。

    不管她有时是怎么抠门，脾气怎么坏，终归是把自己哺育大的母亲。

    惭愧啊，当我沦为反革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坏蛋，纷纷划清界限，骂我，戒备着我，全团3000口子人几乎没一个敢理我……母亲，被我砸过、抢过、骂过的母亲啊，又悄悄为我四处奔波，求人，直至上书总理。许多年后，我找到了母亲给北京军区首长写的一封信的原文，抄录如下：

北京军区政治部首长同志：

    你们好！有一点事情麻烦你们，请原谅！

    我的小儿子林胡，1968年高中毕业后，自动去了内蒙锡盟插队。后划归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七师六十一团。七零年由于该连开门整党，他给指导员提了一些意见，不久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团里即借口他和别人打架，突然把他戴上手铐囚禁起来。后发动群众揭发，给他凑了几条罪状，定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几年来，这个孩子感到非常痛苦，决不承认他是反革命，一直没间断地向各级领导，直至中央反映他的问题，请求重新处理。

    过去，因为对他的情况不了解，我们并没有支持他，甚至不大理他。自林彪的问题被揭发后，他的问题是什么就比较清楚了（如他说毛泽东思想不能说是顶峰，即据此说他诬蔑毛主席）。他虽多次向上反映，但至今没有回音。这个孩子己被折磨得有些神经失常，前一个多月，忽然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越过风雪弥漫的茫茫大草原，想来北京上访。虽未跑成，被团里抓回，但根据他的精神状态，随时不知会出什么问题。又听说北京军区政治部也早已把我的信转给了内蒙兵团，但至今也没有任何效果。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又来麻烦你们，请你们能够迅速指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有关部门，早点复查和解决林胡的政治问题。

    我们没有教育好孩子，使他犯了不少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许多麻烦。我们感到很惭愧，很痛心。现在又再次麻烦北京军区的首长同志，内心尤其不安。但为了孩子的一生，我只好又写信给你们，如有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杨沫　1973.2.1


    妈说我精神失常不是事实，令我不舒服。但除此之外，这信还是使我感动。世界上只有母亲的心才能这样以德报怨，宽厚为怀。妈妈，你多好啊！

    请原谅我吧，亲爱的妈妈！你心中的怨气如果没有撒完，等下次回京探亲时，再接着向我撒吧。


    〈记忆〉节录自老鬼长篇自传体小说《血色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