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脂砚斋:率子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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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德二年。云修南岳庙。塑绘鬼神及人马尤多。忽一日一时嘶啖旗纛。尽皆倒而西指。工人役夫皆怖仆于地。良久方苏。庙乃具事由。申举本州。按验得实。然后飞奏考其月日破蜀之日也。朝野莫不异之
率子廉
衡岳道士率子廉，落魄无他能，嗜酒性狠，悖于事，多不通易，辱人以言，
人亦少与之接，故以牛呼焉。居山之魏阁，景甚幽邃，而子廉慵惰，致芜秽委积，
而弗加芟扫，以是景趣湮没，阁宇圮坏，游者以其境污人陋，亦罕到焉。故礼部
侍郎王公，以中书舍人守潭州，立夏将命祀祝融，至衡岳游览佛寺道庙殆遍，
因访所谓魏阁者。群道士告以摧陋无足观，而王公坚欲一视，及至，则子廉犹醉
寝。王公入其室，左右呼索之，而子廉酲未解，徐下榻，拭目瞪视王公，久之乃
曰：“穷山道士，遇酒即醉，幸公不以为罪。”左右皆股栗，而王公欣然无忤。
其应答之言虽甚俚野，而气貌自若。王公异之，遂载与还郡，日与之饮酒，所以
顾待之甚渥，人亦莫谕何以致然也。间辞归山，复止魏阁者又半年，然王公问遗
时时至山，复作诗二章寄之。一日，忽谓人曰：“我将远行，当一别舍人。”即
日扁舟下潭，谒王公，且曰：“将有所适，先来告别。”公曰：“往何地”则曰：
“未有所止，缘某一念所诣，则翩然径行，恐尔时不复得别，故预耳。”王公留
与之饮，居二日辞归魏阁。至之日，以书别衡山观主李公，盥浴，饰服，焚香，
秉简即中堂而蜕去。闻者惊异，李为买棺厚葬之。殆半岁，有衡岳寺僧自京至，
于安上门外见子廉，云：“来看京师即还，时蒙李观主厚有赆行。”怀中出一书
附僧为谢。李发其封，真子廉之书也。人皆叹王公之默识。【括异志】
率子廉
（？－９８０）宋初道士。衡山（今属湖南）人。本为农夫，形貌魁梧，膂力
过人，愚朴不逊，众称之为〝率牛〞。晚隶南岳观为道士。观西南有紫虚阁系魏夫
人坛，众道士因其荒寂不肯居，唯子廉乐居之。三十年端默而已。颇嗜酒，醉卧山
林间，虎狼过其前亦不害。礼部侍郎王佑奉诏祷南岳，载与同归，答应以诗奉赠，
后忘却此事，一日昼寝，梦子廉来索诗，乃作二绝句，书板置阁上，众道士惊问：
〝率牛何以得此？〞一说：王全裕见之，因赠三绝，〝下瞰虚空临绝涧，上排云雾
出山巅，四边绝险无猿鸟，独卧深云三十年〞。为其中之一。太宗太平兴国五年（
９８０）六月十七日，忽使人对观中人说：〝吾将有所适，阁不可无人，当速遣继
我者〞。众道士往视，子廉已死，始大惊异说：〝率牛乃知死日耶﹗〞不久有僧守
澄自京师来，言曾见率子廉在京师，托他寄书与山中人，验其书正当死日，发其墓
只余杖履而已。
【率子廉传】
率子廉，衡山农夫也。愚朴不逊，众谓之率牛。晚隶南岳观为道士。观西南七里，有紫虚阁，故魏夫人坛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乐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见其所为。然颇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间，虽大风雨至不知，虎狼过其前，亦莫害也。
故礼部侍郎王公祜出守长沙，奉诏祷南岳，访魏夫人坛。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视公曰：“村道士爱酒，不能常得，得辄径醉，官人恕之。”公察其异，载与俱归。居月余，落漠无所言，复送还山，曰：“尊师韬光内映，老夫所不测也，当以诗奉赠。”既而忘之。一日昼寝，梦子廉来索诗，乃作二绝句，书板置阁上。众道士惊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兴国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谓观中人曰：“吾将有所适，阁不可无人，当速遣继我者。”众道士自得王公诗，稍异之矣。及是，惊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狈往视，则死矣。众始大异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岳下。
未几，有南台寺僧守澄，自京师还，见子廉南薰门外，神气清逸。守澄问何故出山？笑曰：“闲游耳。”寄书与山中人，澄归，乃知其死。验其书，则死日也。发其冢，杖屦而已。
东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挟，虽小技，不轻出也，况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识至人者，岂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异也。”居士尝作《三槐堂记》，意谓公非独庆流其子孙，庶几身得道者。及见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诗不见全篇，书以遗其曾孙巩，使求之家集而补之，或刻石置紫虚阁上云。【苏轼集卷三十九】
王祜遗诗考论
我们先来看一下《南阳酂诗》：
置酒向南宫，分明将将雄。
指踪为第一，大国赏元戎。
似续惟人杰，危忘尽狗功。
贤哉垂俭德，千古仰清风。
这首诗是写酂侯萧何的。萧何为汉初三杰之首（另二杰为张良、韩信），是刘邦建汉后第一任丞相和相国，因功封为酂侯，封地在南阳之酂，故城在今湖北老河口市，北宋属于襄阳府。王祜曾“徙知襄州”（《宋史·王祜传》），这首诗当作于襄州任上。
此诗高度赞扬了千古贤相萧何的开国功勋及高洁品操。首联是写西汉建立，刘邦在南宫摆宴，论功行赏，殿下将臣，个个雄姿飒爽，功勋卓著。不过，颔联和颈联中，用“指踪”“人杰”“狗功”的典故，写出当年刘邦封萧何为开国第一功臣的情由。此事被详细的记载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
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 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君臣皆莫敢言。
粗俗的刘邦将萧何比作猎人，而将其他人比作猎狗，虽未免拟于不伦，但却不能说无见。末联，赞扬了萧何身居高位，却崇尚节俭的情操。《史记·萧相国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留下了令人千古敬仰的清风。
王祜生活的年代与萧何所处的时代颇为相似，均属于乱世之秋，但也同样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时期。在战争中，王祜与萧何各自发挥了相同的“后勤调度”才能。《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关中既守，转输是赖。”因此，萧何也得到了刘邦的高度赞扬：“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吾不如萧何。”
王祜虽不及萧何功勋卓著，但在“后勤调度”方面同样显示了不凡的才能。据《宋史·王祜传》记载：开宝元年（968）冬，赵匡胤亲征割据山西的北汉，行至潞州（今山西长治）上党城时，先期征调的诸州兵马粮饷齐集于此，一时“车乘塞路”，难以行进。赵匡胤要将转运使治罪，宰相赵普说：“大军刚到就惩办转运使，敌人会认为我们粮草不足而乘机妄动，这对我们不利。不如派个有本事的人去潞州，以加强管理。”赵匡胤采纳了这一建议，经过权衡，决定任命王祜为潞州知州，坐镇上党城调度指挥。王祜果然不负圣命，很快将秩序整顿得有条不紊，使得此次征讨行动自始至终“粮饷无乏，路亦不雍”，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和政治才干。然而王祜却没有萧何幸运，班师回朝后，正当“时人望之为相”时，王祜却“以百口明彦卿无罪”而触犯圣意，非但未能拜相，还被调出京师，出知襄州。
于是，到萧何封地任职的王祜，拜瞻遗迹，自然会感慨万端，有所触发。所以这首诗既有对先贤的仰慕，也应有“借古伤己”的抑郁悲愤。
王祜的四首遗诗中，三首是赠率子廉（一作连）的，诗曰
下瞰虚空临绝涧，上排烟雾倚山颠。
四边险绝无猿鸟，独卧深云三十年。
古星当崖映日间，年年常伴白云闲。
糇粮丹火何从出，四面无人见下山。
心意逍遥物莫知，山中山下识人稀。
想君绝虑离尘土，不是王乔即令威。
三首诗用浅近明快的笔调描述了一位远离尘世、心意逍遥的高士，他隐于高山之上，日与白云为伴，不求世人知晓，恍如神仙中人。不用说，此人便是受诗者率子廉了。
那么，率子廉是谁呢？王祜与率子廉又是什么关系呢？
意想不到的是，大文学家苏轼竟为我们留下了答案：
故礼部侍郎王公祜出守长沙，奉诏祷南岳，访魏夫人坛。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视公曰：“村道士爱酒，不能常得，得辄径醉，官人恕之。”公察其异，载与俱归。居月余，落漠无所言，复送还山，曰：“尊师韬光内映，老夫所不测也，当以诗奉赠。”既而忘之。一日昼寝，梦子廉来索诗，乃作三绝句，书板置阁上。众道士惊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兴国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谓观中人曰：“吾将有所适，阁不可无人，当速遣继我者。”众道士自得王公诗，稍异之矣。及是，惊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狈往视，则死矣。众始大异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岳下。
东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挟，虽小技，不轻出也，况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识至人者，岂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异也。”居士尝作《三槐堂记》，意谓公非独庆流其子孙，庶几身得道者。及见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诗不见全篇，书以遗其曾孙巩，使求之家集而补之，或刻石置紫虚阁上云。
——《苏轼文集》卷三十九《率子廉传》
宋代衡山道士陈田夫对此事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记述：
开宝年中，有率子廉者，本南岳之耕民，犷戾愚无取，众皆谓率牛。一日厌为农时，乃投衡岳观李尊师出家，未几披戴为道士。后众举于紫虚阁住持，非当其才，但令彼洒扫而已。子廉得此欣然而往，常恃酒狂醉，往往倒卧于衢路，或山谷之间，虽风雨暴作、虎狼斗见蔑如也。
一日礼部诏帅臣王公佑（祜）祷南岳，公为性简傲，时山中道释悉奔祗谒，及行祭礼毕，忽问左右曰：“吾闻有魏夫人坛安在？”对曰：“即紫虚阁是也。”“有主否？”曰：“道士率子廉。”“一人何谓不来参谒？”答曰：“子廉本山下之农夫，殊无他能，人皆以率牛呼之。性好酒不来参谒，必酒病也。”公乃迳诣阁见子廉，果中酒首不能举视，其生涯只有破铁铫及缺磁碗器数事而已，外索然无睹。公呼之，但努目注视曰：“深山道士罕遇酒，遇酒则大醉，所以委顿如此，望明公不责。”公大喜，以为任真守朴信所谓道人也。翌日与同舟而归府，置之于水阁中。经月使之将行，复谓之曰：尊师韬光内映之人也，诚所珍重，几欲作成一篇，为王事所迫，矻矻未暇，五七日间诗成，当令送上，幸勿讶然。”
子廉归岳，数月未闻至。公一夕因观书倦而假寝，恍然见子廉遽入府。“主曾云诗许，以五七日为约，数月未闻，得非事有所废忘乎？”言讫迳去，公觉甚怀感愧，遂乃灯下为三绝，仍加序以寄之。诗曰：“古屋当崖映月开，年年常伴白云闲。糇粮丹火何从出，四面无人见下山。”“下瞰虚空临绝涧，上排烟雾倚山巅。四边险绝无猿鸟。独卧白云三十年。”“心意逍遥物莫知，山中山下识人稀。想君绝累忘尘境，不是王乔即令威。”翌日命写于版，遣人赍送南岳，悬于本阁。子廉曰：“我则何用以慰，阁之清虚尔。”本诗石在县之江亭，熙宁间碑为火所焚。今铨德观，复刻石记之，东坡居士序兼书。绍兴中，住持黄庭观道士陈子常再刻之于本观阁下。……
——《南岳总胜集》
从两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的得知三首诗的“本事”原委。
考王祜担任潭州（长沙）知州在开宝三年（970年），此组诗应作于此时。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加上道教本身清静无为、冲淡逍遥等思想的吸引，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道教不仅表现出极大地兴趣和热情，而且崇信赞叹、身体力行，处处讲求“苟合于道”。就连宰相赵普也说：“有道之士易行，无为之功最大。”（《宋朝诸臣奏议》）而身列其中的王祜自然也不会例外。
这次王祜前往南岳祷祀，虽是“奉诏”，但也表现了极大的个人兴趣。如其“拜访”道士率子连，并“载与俱归，居月余”且写诗相赠，这些完全是其亲信道教、尊崇道士（高道）的个人行为。尤其值得玩味的是，苏轼对王祜的评价：“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异也。”“公非独庆流其子孙，庶几身得道者。”直是把王祜视为了“参透世事，彻悟大道”的得道之人了。
另外，王祜种植三槐，建造三槐堂的缘由也与其信仰道教不无关系。据其孙王巩《续闻见近录》记载“先晋公之谪华州也，一日，召伯祖、叔祖同诣陈希夷（陈抟），希夷不出户而接之，坐久不语，忽问曰：‘更有子乎?’晋公曰：‘仲子在舍。’希夷曰：‘召之。’及至门，希夷出门迎，顾先文正曰：‘二十年太平宰相。’”也许正是听信了“高道”陈抟的这句话，王祜才手植三槐于庭，敢于宣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祜对道教所持的态度。当然，士大夫对道教的理解利用是多层次的，既有对冲淡思想的迷恋，又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有对斋醮占卜的接受。从王祜喜与率子廉、陈抟这样的高道交往来看，其更多的应是对道教精神世界的一种皈依。
南岳总胜集叙
有阁主道士率子廉。得道尸解。事具下卷。
此时，南岳天师道上清派已渐衰微。居南岳名道仅有夏元鼎、蓝方、率子廉等，均非上清派，为吕纯阳炼丹一系。
南岳著名道士率子廉，住南岳紫虚阁修持30年，憨厚朴实，被道众称为“率牛”，常醉卧山林，任风雨冲洗。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作《率子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