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泽篇曾经沧海结局:读书有味聊忘老

读书有味聊忘老

　　知识分子离不开图书杂志，是书刊的主人，书刊是知识分子的资本，帮助他建功立业，互为之用，相辅相成。日积月累，数量增多，经常翻阅，难免损坏，久而久之，线装书开线，平装书脱皮。每架之上，新旧杂陈，长短不齐，五尺之楼，别无长物，环顾周围，只是一大堆破烂，确乎是真正“寒斋”：如古“陋室”。有人给我上一尊号，称为“破烂王”，我居之不怩，并作了四句顺口溜：“图书已满架，破烂也称王，开卷即有益，何必事辉煌。”
　　所谓破烂，有一部分属历史文物，大部分属于研究的参考资料，每次搬家，常把一时用不着的图书杂志捆存起来，置于廊下。因为这些书刊本身都有一定价值，弃之可惜，留之麻烦，时间久了，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整理，任风吹日晒，总觉得肉烂了在锅里。事物的机遇无常，说不定有一天还要找它，如去年为寻找旧存的《说文解字》，就好不费事。近来要求美化环境，打扫卫生，不能不把捆存的书刊加以清理淘汰，在破烂中见有旧讲义十数册，还是六十年前之物，见之如对故人，无限感触，都是在北京大学时期的课本，其中有陈寅恪讲的史地，胡适之讲的哲学，钱玄同讲的音韵，章太炎讲的《论语》等，这些旧讲义老课本，现在看来，虽不能视为文物，也足称是孤本，回忆当年各名家的讲习情况，亦有足述者。
　　我是一九二六年在沙滩红楼上学念书，一九三一年毕业，同时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进修。当时北大还是旧制，预科两年，本科四年，预科分为甲乙两班，简称预甲、预乙，预甲将来入理科，以数理化打基础，预乙将来入文科法科，以国学文学作根底。我读预乙，主要课程有二，一是采取诸子百家的学说编为《国学概论》，一是摘录《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等书，编为《文论集要》。其他还有诗选、词史等。选修科目有三理，即心理、伦理、论理，后来我入史学系。四年本科，学习文史哲方面的课程，随着教授的专长，进入专题研究的范畴，现在所存的几本旧讲义，均属于专题研究的性质。
　　陈寅恪先生讲的《西北史地》，是典型的专题研究，他论述古代西北民族的发展、迁徙、混同的经过，由地理环境的变迁形成风俗习惯。他特别讲到中国史书上的大夏及大月氏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在地理方面涉及到古印度、波斯、越南等地区。陈先生学通中西，他编写讲义的方法，除了引证中国古史外，旁及《西域记》、佛经诸书，对于当代中外学者的研究著述，亦予引证评论。于是，他把古今各方面的说法，加以综合，有同意的赞许，有不同意的批判，他的讲课比较专门精深，非一般初年级学生所能理解接受。
　　陈先生身体很弱，高度近视，秋风一起，便穿着厚重的大马褂，坐着讲书，有时反手在黑板上写几个字。开课时听讲的约三四十人，满满一小屋人，逐渐慢慢地消失，到最后只剩六、七个人。其原因，一是他讲话声音很低，后面的人听不见，二是他说话似江西口音，有些人听不懂。三是他所讲的问题窄而深，如所讲大夏、大月氏及突厥、吐鲁蕃等，广征博引，听起来好像杂乱无章，实则是围绕一个主题，寻根究底，不细心耐心听，是不能理会的。他在清华大学，梁启超先生讲某一问题时，常对学生说你们去问陈先生，可见学者们对他的推重。
　　胡适之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他编发的讲义题为《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他这份讲义确实是提要，一共三十八页(当时讲义都可订成线装书)，分十二讲。他定的中古时代，是从秦始皇到宋真宗，约计一千二百年。他认为中古时代的特色，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同化，宗教的普遍。在时代上分为两大段，第一阶段是古代思想的混合与演变，第二阶段是佛教思想的侵入。全书十二讲中，前七讲设齐学、道家、儒家。齐学包括阴阳家、神仙家、道家黄老派，多取材于《淮南子》、《吕氏春秋》及《礼记》、《汉书》等，这是他的卓见。谈儒家经常要碰到今文学、古文学的问题，他说“汉朝所出的经传，只有先出后出的次第，并没有两个对立的学派”，并引王国维的说法，“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秦并天下统一文字，于是古文、籀文并废”。他认为此说可信。他在讲学中特别推崇王充，用一个讲章的篇幅介绍，这是胡先生的思想、观点和作学问的根源，王充《论衡》的思想核心，是“疾虚妄”。“论衡者，论之平也”，对于世俗流传书籍，都要“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学问是证实后的知识。这正是胡先生实验哲学的根本。胡先生常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假设是主观的推测，求证是客观的验证，这是科学的。讲义从第八章起用五讲的篇幅专讲佛教和禅学，过去的学者们谈佛学的很多，真正看过佛经，懂得佛学的很少。胡先生因为讲哲学史，必然要涉及佛学，他曾撰著过《佛教的禅法》及《禅学古史考》等，讲义中采取了日本学者矢吹庆辉的论文及蒋维乔译的《中国佛教史》，引证了中外大量参考书籍才作出佛教在中国的演变。看得出来，胡先生编著的这份讲义，是费了大力气，下了大功夫完成的，是一本杰作。
　　有一年我在北大第三院(在北河沿骑河楼，靠近东华门)听胡先生作报告，两个钟头下来，他穿的羽纱大褂，背全湿透，比之现在有电扇空调等现代化设备，艰苦多了。
　　我毕业后，在国立北平大学文理学院教书，和胡先生做了近邻，他住后门米粮库四号，是一座两层小洋楼，我住二号，每星期天上午顺便到他家拜访请教，总是高朋满座，大都是各学校的教师和各机关的研究人员，客人们随便接谈，有学术上的争论，有文化界的传闻，纯粹是一所毫无顾忌的群言堂。当时的梁任公和胡先生都开门迎宾，贤者胸怀博大，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
　　所存讲义中，有一本钱玄同先生的《文字学音篇》。这门功课不大容易学，不是深而是难。所谓训诂之学、语言文字音韵，在过去是热门，凡是搞诗词歌赋的人，先得懂音韵，现在恐怕将沦为绝学了。钱先生的讲义分五章，第一章讲纽与韵，讲双声叠韵。古称发音相同之字为“双声”，收音相同之字为“叠韵”。细究起来，古今字音不同，南北方言各异，后来统一为国音字典，较为简单明。第二章广韵之纽韵，则是发音，有喉音、舌音、齿音、唇音等。发音又分清浊。第三章反切，即是拼音，如公字、古红切，邦字、博江切，乃古人解决乡音之用。在中古时代，有所谓“齐言”(即山东音)和“楚辞”(即湖南湖北音)之分，语言不通，则以反切文字解达之。第四章三代古音，讲阴声、阳声、入声，而入声最难。第五章注音字母，成为现代读书的工具，讲义从学理上说明。全书常引清人钱大昕及其老师章太炎、师兄黄侃(字季刚、太炎大弟子)的说法，在音韵学中，不失为一家之言，现在研究这门课的人，可能太少了。
　　钱先生精力充沛，声音宏亮，说话有点口吃，在讲台上他常说还…还…还(读如孩)有一个字。在教员休息室，其他先生下课后都有点疲倦，静静坐着，抽烟喝茶，他还有余热高谈阔论、声震四壁。他常穿一套学生服，数年之间，我没见他穿过长衫或西服。他离家住在孔德中学，有人说他很怪，独自一人逛公园，不和别人打招呼。
　　大约在一九三○年前后，北京大学等校迎请章太炎先生北来讲学，我在北大参加听讲，由北京大学出版组用毛边纸大字铅印的讲义，加以句读，讲题是《广论语骈枝》。时先生已六十多岁，每次出台穿着长袍马褂，由四五个人陪同，其中一人手持长城牌香烟一筒，但先生讲书时，从未抽烟。长方形的大教室，坐满听众，均系当时北京大专院校教师，先生年老，声音不大，坐在中排后排的即听不见，先生余杭乡音，即在前排亦听不懂，由魏建功当助教，任翻译。先生按《论语》二十篇次序讲述，详略不一，每次约讲一两小时。先生讲经，博大精新，总的精神概念，似与汉宋两代经学家对话商榷。在经书中许多方面因语言文字、制度礼仪、古今不同，不能理解的条款很多，经学家目的就在注释经义，正如韩愈在《师说》中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先生讲的《乡党篇》最为精辟，原文是“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注谓“受馈之礼，必先尝而谢之，孔子未达其药之故，不敢先尝。”古今学者对这条多表质疑，因为古礼，凡朋友馈赠食物，必先尝后谢，药虽与食物不同，然而朋友送药，总是善意关怀，决不会是毒品，主人似不能说，我不明药性，不敢乱服，只好拜而受之。章先生解释达是打针，引《左传》晋侯故事为证，按《春秋左传》卷二六、成公十年，“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章先生云“达者针也，凡病，有先施针然后可用药者，如伤寒论桂枝汤即其一例。孔子病未施针，故不敢尝药，针后自可尝，故仍拜受不辞”。这一下就解释通了。解经是注疏中一大难题，不能附会，不能曲解，必须说通，方能服人。讲义中有两处附太炎弟子钱玄同、吴承仕的案语补充，颇似春秋经传。
　　我有幸赶上听太炎先生讲学，是很难得的机会，这本讲义，散发不广，六十年前的学习课本，现在觉得更应该保存。
　　以上这些讲义内涵，现在看来或已过时，然而学术不能脱离时代，三十年代的学术思想，一方面仍继承乾嘉朴学的遗绪，另一方面则受西洋科学的影响，在研究问题和治学观点上，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摆脱了旧的范围，引出了新的认识，逐渐形成了新风气。这几种讲义，正代表了当时的学派思潮，以科学方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引起学术界极大重视，这是时代的进步带动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我在北大时，住理科宿舍“西斋”，在马神庙西口内，离沙滩很近，每天到红楼听课，达六年之久，而今老矣，常过其地，不免伫立徘徊，默计沧桑，上课钟声犹宏亮萦耳，感岁月已逝，愧学业无成，抚摩旧册，缅怀前辈，往迹如烟，曷胜惆怅。一九八二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属我撰写自传，传中附打油诗一首，抄录于此，聊作尾声。
　　　
　　一别红楼五十秋　狂狷少年已白头
　　学海深渊难探索　文物遗址拟追求
　　喜闻师友谈今古　未将黑白逐时流
　　夕阳残照虽云晚　隐居蜗庐再自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