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哥试车视频全集优酷:太会做官是中国人的大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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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讲学。他开始充满好奇的交流愿望被一种厌恶情绪所替代,在梁启超、丁文江给他举行的饯行宴席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 “坐而论道”不以为然,一再强调知识分子应有的实践精神。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他说,中国需要有 “一打好人”,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
我觉得,罗素看到了中国文化人的一个毛病。直到今天, “坐而论道”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还是根深蒂固,它们似乎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了。一位老报人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看今日中国社会的通病,就不能不承认大多数国人 (主要指知识分子)之好高而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以至我们多少事,唱了多年而无结果,或仅有外表而无实际,花费了许多金钱、时间、精力,而与实际的民生一无裨益。
我以为,五四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文化真正进行反省的时期。当时的科学家任鸿隽曾批评中国的文化,“只在文字上做功夫”,不如西方科学,“在事实上做功夫”;王国维、陈寅恪也一再讲中国人是“实际的,而非理论的”,都有这层意思。这个特点与中国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一脉相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中国特色。
做学问并不是为了学问本身,也不是为了用学问服务于社会,而是拿学问作为换取世俗地位的筹码。前些年,我国有关机构曾对城市居民作了一次关于 “最喜欢的职业”的调查,结果是,绝大多数的人最喜欢的职业是 “做官”。如果今天做这个调查,结果如何或许只要看看考公务员的规模就知道了。我以为,干某件事的目的如果不在这件事本身,而在另外某件事上,如结婚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钱,那就叫世俗。而生命的本质在于,干某件事的目的就是这件事本身……而今天,我们都可以问问自己,我们选择某一个职业、做某件事情,是因为爱而选择它吗?
关于这一点,我国著名报人赵超构先生说得透彻。他指出:太会做官是中国人的大毛病。研究学问是一件事,做官又是一件事。理论与实践最好不必统一,做官的如果认真起来,一定要把研究的学问(科学的真理)见诸现实,则不免有点傻气,马寅初便是这样的“傻官”。 相比之下,“坐而论道”容易得多,你可以天马行空,无需用实践论证它的正确与否。在这种精神氛围中,何以可能产生求真求是的科学态度?知行何以能够统一?
当一个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年轻人把做官看作是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甚至是唯一体现时,不免让人忧虑。虽然,离辛亥革命把大清王朝送进博物馆已近百年,但要真正破除官本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必须变化,做官只是一种服务社会的职业选择。到那个时候,官本位会逐渐让位于商本位、学本位和其他本位,归根到底就是人本位。(柳延延)原题:做学问与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