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结石费用:论当今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

论当今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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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知识分子

社会功能

中国

杂谈

很难说清葛红兵认为“当今的知识分子是‘怯懦，虚伪，软弱和压抑’的群体”是否是基于大量事实基础之上的陈述，但作为一个源自常识与亲身感受的判断，则无疑与台湾学者殷海光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认为：“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中国文化展望》，殷海光著，上海三联书店）而针对这一问题，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八十年代一篇一篇写着《野火集》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指出：“不敢相信人们对于不公不义没有尊严的环境可以如此忍受，如此‘苟活’。”（《野火集》，龙应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龙应台所指的“人们”绝非仅仅限于当时的台湾老百姓，龙应台对于现状的不可思议，更多地反映了他对于当时台湾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现状“失语”的不满与愤恨，这显然要比殷海光所说的“失明”严重的多，因为“失明”姑且可以算作技术上的失误，然而“失语”则必须作出道德上的检讨，即便这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知而不言未必是台湾知识分子的主观故意。相比于大陆的知识分子，台湾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幸运的，毕竟他们至多呈现出的是一种安静的消极，这避免了他们遭受“文革”戕害，大陆知识分子因为狂热而畸形的价值观的胁迫，背叛并扭了曲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至于后来即使巴金写了《随想录》，刘心武写了“伤痕文学”的滥觞《班主任》等等，但至今，大陆的知识分子仍旧没有从矛盾与挣扎中得到解脱。“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随之而来，这又一次将两岸三地的中国知识分子推到风口浪尖的位置，“亵渎神圣”，“厚颜无耻”，“丧失人格”，“渴望堕落”，“出卖原则”，“藐视理想”，甚至“下海经商”渐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几大罪状，令其成为众矢之的，于是乎，当人们谈及当今知识分子该有怎样的社会功能时，自觉不自觉地赋予其救苍生于道德堕落的水深火热之中的责任，正如学者王力雄所言：“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已经千疮百孔，知识分子应司重建之职。”（《渴望堕落》，王力雄著，《东方杂志》）

顺着这样的思路，首先要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算知识分子呢？据《时代周刊》的说法（1965年5月21日）定义知识分子需满足两个假定的条件：

第一，           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

第二，           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

有了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再来审视葛红兵对于当今知识分子的概括就不难看出，葛红兵的观点显得过于片面，他所描述的仅限于一部分在市场经济浪潮下迷失的文字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现实情况是，中国并不缺乏具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的对所在社会的批评者和对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殷海光的学生李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而在他身后，似乎每一个新知识分子得诞生依靠的都是对所在社会的批评，对现有价值的反对，这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虽然依旧时髦，但早已不再新鲜。学者余英时指出：“虽然中国的‘士’和西方的‘知识分子’在基本精神上有契合之处，但我并不认为两者可以划等号”（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1987），学者张隆溪对此所做的解释是：“以我的愚见，中国古代的士和现代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知与行的分或合，也就是思想与行动是否有明确区别的问题。”（《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张隆溪，商务印书馆，2000年）由此可见，当今知识分子并非本身具有“怯懦、虚伪、软弱和压抑”的劣根性，而是在后天的成长过程中出了问题，这就将问题从当今知识分子愿不愿行使自己的职能过渡到了能不能的问题，具体到本文，即当今知识分子能否履行重建中国社会精神结构的功能，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对所在社会的批评和对现有价值的反对能否做到知行合一。余英时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号称‘四民之首’，所以在传统中国，‘士’是出于中心的地位，而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是一个从中心向边缘移动的衰落过程。”（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选自《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期，15,16页）余英时的观点等于是指出了当今知识分子“知”与“行”的双重尴尬，前者否定了当今知识分子对于何为其所在社会和何为现有的价值观的话语权，也就是说当今知识分子的“知”并不具备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权威性，他们甚至不能为自己所要批评的和要反对的事物设立一个像样的靶子；而后者则表现为当今知识分子从执政者到参政者再到彻底沦为旁观者的窘境。从现实来看，当今知识分子不但失去了威信，而且逐渐有被孤立的趋势，这使得无论提出是意见还是“异见”，当今知识分子要么无所适从，要么自说自话。

毫不讳言地说，当今知识分子若要司重建中国社会精神结构之职，必须首先重建自身的精神结构。有趣的是，就在台湾学者殷海光晚年唏嘘：“中国知识分子是失落了”（殷海光，《知识分子的责任》上海三联书店）的时候，却不知道在大陆，比他“早来晚走”大陆学者梁漱溟则实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升华。这位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言文革搞糟了的国学大师成就要比殷海光高得多，对于知识分子功能的理解与实践也比殷海光深刻得多，所以对于“坚持”和“固执”的分寸把握远胜殷海光。作为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矢志不渝的给中共挑毛病，但作为“社会实践家，从具体的社会考察中，他逐渐发生了思想转变，公开发表文章，说‘在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能不能解决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错和中共的对’。这不是见风使舵，而是服从真理的光明磊落。梁漱溟以前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一是因为他搞的乡村实验，并未真正深入到穷乡僻壤的底层，二是因为他把‘斗争’简单理解为你死我活的暴力搏斗，不明白毛泽东说的斗争是指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三是因为他主观地认为共产党主要是农民，后来读了彭真的文章，才明白那不过是共产党员的‘历史出身’，共产党的是知识中华民族的精神先锋队，其中包括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孔庆东，《向梁漱溟先生学习》，选自《脍炙英雄》，中国长安出版社）且不说，梁漱溟的终极结论是对是错，但他无疑为当今知识分子如何践行自身功能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模板，使得看上去徒有理论支持的书蠡有具备了自我纠正方向的可能。同时，并不依赖外界力量的思考模式，恰恰符合了勒希（Christopher Lasch）所言“知识分子乃以思想为生活的人”。

当然，把当今知识分子说的一无是处或是有心无力同样是错误的。当今知识分子进行道德重建的前提便是首先卸去禁锢在自己身上的道德枷锁，诚如大陆已故学者王小波所说：“我还真没看见疮在哪里、孔在哪里。有些知识分子下了海，不过是挣几个小钱而已，还没创建‘王安’、‘苹果’那样的大公司呢，王先生（王力雄）就说我们‘投机逐利’”，如此放宽知识分子道德的疆界非但不会加剧社会道德的堕落，相反会让知识分子还原人性，而不是以往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性或是实验室合成出来的冷酷无情的物性，实是有利于当今知识分子在很多问题上的自圆其说。不仅如此，当今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理解和拿捏也该有符合当今时代特征的取舍，按照徐介“遗民不世袭”的规律（原句“狷石笑曰：‘吾辈不能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也，亦已明矣’，出自大史学者全祖望文《题徐狷石传后》，收于《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作个有别于方鸿渐或是庄之蝶的知识分子，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经过当今知识分子道德重塑的社会变成另一种形式上的《围城》或《废都》。

综上，当今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就是重塑中国社会道德和中国社会精神结构，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实现这一目的应该是以“从旁提醒”的方式，而绝非自我塑造成某种道德的楷模。当今知识分子应该充分的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而不是盲目地试图打造一个“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圣人模型供人瞻仰，结果落得一个稀里糊涂牺牲自己被口诛笔伐的下场。“注重德操，献身真理”是当今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也是其社会功能，但不粉饰自己，正视问题则是实现这一功能的先决条件。回到本文伊始所引用的葛红兵的观点，之所以当今知识分子会给人以“怯懦，虚伪，软弱和压抑”的印象，恰恰是因为其过高的估计了自己，将自己隔离与时代之外，将理想国与现实国相混淆，最终失去了自身的支撑点，及至连自身功能也无从发挥。

“我们要使这双眼睛光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殷海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