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肿瘤会死人吗:温玉成中将的文革沉浮

温玉成文革沉浮录

作者：陶朱问(成都)

简介
　　温玉成：“文革”前仅是1955年全军第一次授衔时的175名中将之一，不料在“文革”初期他却突然“蹿红”：1967年底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仅3个多月之后便又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接着又成了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然而，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上，他非但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一年后他又被贬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更让人料想不到的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却又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遭到审查，一关就是5年有余！

　　“文革”期间的九大，是林彪、“四人帮”集团阴谋乱党，全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一次大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堂而皇之地写入党章，其个*势达到鼎盛。
　　在这次引人注目的大会上，一大批“文革”新贵进入权力中枢。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成员25人，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包括在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九大主席团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当时势头看好的政治“新星”温玉成却落选了，甚至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
　　温玉成成为九大惟一一个落选政治局委员的主席团成员。
　　“文革”中，这位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开国将军在众多将星中脱颖而出，一夜之间，被擢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成为当时军界与政界一颗耀眼的新星。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温玉成却莫名其妙地从北京消失了。以后，在经历了林彪“九·一三”、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等重大事件后，温玉成不是像他的大多数战友一样，洗雪沉冤，东山再起，而是陷入了迷雾一般的人生窘境，直至1983年，在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的干预下，他的“人生黑洞”才勉强有了个说法。
　　在群星闪烁的开国将军中，温玉成应该算是一个能征惯战会打仗的将领。如果不是这样，他不可能15岁参军，17岁就成为红军的一名中级指挥员；也不可能在战争年代屡建奇功，成为林彪麾下的主力之一。
　　可惜，会打仗却不一定会搞政治。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温玉成身不由己地进入政治高层，又身不由己地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跌宕起伏，演出了一幕大起大落的人生悲喜剧……
　　奉调北京
　　1968年1月1日，在广州军区任参谋长、副司令这两个职位上干了10年的温玉成突然接到军委调令，奉调北京，出任大军区正职的军委副总参谋长，主管训练、作战和通信。
　　在广州军区，他和原四野老战友，共同在林彪麾下征战南北的黄永胜搭档在一个班子里，黄永胜是军区司令员，温玉成为其副手。因黄永胜为人霸道，作风蛮横，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了较深的隔阂。
　　时逢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在定夺副总长人选时，叶剑英元帅推荐温玉成，林彪便委婉地向毛主席推荐了温玉成。毛主席一锤定音，温玉成在广州和黄永胜搞不到一起，那就叫他来北京嘛！
　　温玉成就这样被调到了北京。当时，他正被黄永胜指使的造反派斗得不可开交。离开广州，对他而言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依照惯例，林彪在毛家湾寓所接见履新的温玉成，平时感情不易外露的林彪，很是怀旧地谈及了当年征战黑土地的那一幕。温玉成勇猛善战，过去打过不少硬仗、恶仗，执行上级命令不折不扣的作风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
　　执掌京畿
　　1968年3月2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杨余傅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因不容于林彪，被诬为“华北山头主义”。一夜之间，或关或押，或被发配。
　　3月24日凌晨，温玉成奉命到人民大会堂118号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开会时，他在走廊上见到了神情沉郁的毛泽东。温玉成走上前，端正地行了个军礼，问候道：“主席好。”
　　毛泽东一手夹着烟卷，一手倒背在身后，凝神注目，然后劈头问道：“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
　　“主席，”温玉成如坠云雾中，不解地问道，“我去哪里哟？”
　　“没有通知你？”
　　“不知道。”
　　“叫你到卫戍区去，”毛泽东将夹了烟卷的手往前一点，严肃地说，“执掌京畿重地。”
　　“文革”中，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个职务，主要负责拱卫京师，警护中央领导安全。位高权重，却不好干，温玉成的前任傅崇碧就是因为得罪了林彪，被秘密贬至沈阳。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温玉成始料未及，就这样，他以副总长身份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随后，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旁听员。随着“文革”乱相的加剧，老帅纷纷落马或靠边站，军委领导班子为军委办事组所取代，温玉成进入中枢，成为办事组10成员之一。
　　当时，毛泽东对他是颇为信任的。常常把他找去了解首都的情况。一次，毛泽东特地把温玉成叫去了解工宣队进驻高校的情况，温玉成老老实实回答说：“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听了他的汇报，赞许他讲了老实话。

不过，即便受到如此重用，温玉成始终觉得不舒心。因为顶头上司黄永胜像一幕阴云，罩在他头上挥之不去———这时，黄永胜也调来北京，出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温玉成依旧在其约束之下。
　　尽管这样，温玉成还是踌躇满志。由于深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林彪的信任，温玉成一时名重京华。
　　 夹缝之间
　　在短暂的一年时间里，温玉成置身军界的权力高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期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协助周恩来解决全国交通混乱问题；二是协助黄永胜处理珍宝岛事件；三是协助谢富治管理江青一手抓的“样板团”。
　　对于他的工作，其遗孀宋琬明这样对笔者说：“我们老温是个老实人，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此常被利用、欺侮。他除了打仗，对政治一窍不通。”
　　这段评述，前面是赞扬，中国人愿意把所有正派人都说成如此；而后面则十分中肯：温玉成对政治一窍不通，处于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之中，良知、感情、欲望，少不了要经常发生种种冲突，人的内心难免会时虎时猴，时道时佛时妖。一个并无多大政治野心的军人，置身政治漩涡之中，开始未必不想左右逢源，谁都不得罪，把上级交给的事都办好。但是，那时的政治斗争有自己的特殊法则，对与错，是与非，亲与疏，上与下，统统首先要服从需要，服从集团或个人需要和安全的需要。在林彪和江青这两个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勾结、既相互看不起又相互吹捧的政治集团中，既然不能两边讨好左右逢源，惟一能暂时保全的办法就是死心塌地站在一方，温玉成没这么选择，是对也是错，是幸也是不幸。

　　刘庆棠事件
　　当时，文艺团体的支左部队要换班。这本是正常的工作调整。结果，不明就里的温玉成将支持刘庆棠一派的军队干部换走了，而把反对他的留了下来。
　　刘庆棠凭借饰演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一角而平步青云，升任文化部副部长，并得江青宠爱。为此，曾有人叹言：“红军长征二万五，不如跳曲芭蕾舞。”恃宠而骄的刘庆棠到江青跟前告了一状，江青勃然大怒，声称要追查这起“打击革命派的严重事件”。然后缠住周恩来，无理取闹，要求严肃处理温玉成。
　　主管样板戏的谢富治以工作忙为由，对温玉成说：“你是协助我管样板团的。这样吧，我事多，工作忙，我们俩一起给江青写个检讨。你先写，我们一起签个名交给江青，事情就算了结了。”
　　不料，温玉成写好检讨后，谢富治的签名并未在检讨人之列，而是在行文抬头上，这样一来，谢富治不但推掉干系，反而成了审阅检讨的领导。温玉成从此得罪了江青。

　　黄永胜出国与军装事件
　　江青与林彪不睦。黄永胜原本想出出国，见见世面。好不容易捞到一个去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访问的机会，岂料，江青却说：“他不配。”江青一反常态，坚持要温玉成顶替黄永胜出访。

　　温玉成叫苦不迭。他根本没有这个心思。而林彪、叶群夫妇一直在这件事上毫不让步，坚决要黄永胜出访，并视作是同江青集团的一次斗争。眼下，让温玉成替代黄永胜，江青这不是在制造矛盾吗？
　　后来还是毛泽东点了头，黄永胜才遂了心愿。江青还在一份文件上批示：保守派的根子“广州军区上头还有”，明眼人一看，上头的人便是黄永胜。
　　还有一次，江青心血来潮，提出样板团的人要穿军装。
　　温玉成答道：“我不管后勤，发军装是邱会作管的。”
　　“不行！”江青把头一扬，尖声尖气地说，“你是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军委办事组依然不同意。邱会作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便发军装？”事情未能办妥，江青自然迁怒于温玉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温玉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际，又接到了一个更烫手的山芋。

　　李必达事件
　　大约是在1969年夏，劳累一天的温玉成刚刚进入梦乡，便被一阵吵闹声惊醒，秘书进来报告说，黄总长的秘书李必达同志在楼下会客厅等，他说有封信要亲自交到你手上，由你转交江青同志。
　　当时，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年仅27岁，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这是一位年轻而富有正义感的同志，他对黄永胜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满。“九大”前夕，他利用参知机要的条件，从各种渠道获知了林彪在选举“九大”代表期间，大肆进行篡党夺权活动，指明要一些代表投票。他担心他们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这种分裂活动。
　　几经踌躇，李必达毅然以一个党员的良知，向毛泽东主席写信揭发林彪集团尤其是黄永胜的行径。信写好后，怎样传递，李必达费尽心思。想来想去，他突然想到何不让温玉成转交给江青，以江青和林彪已经日渐公开的矛盾而言，这封信江青肯定会上达天听。再说，温玉成与黄永胜不和，他应该不会推辞的。
　　于是，李必达在5月初的一个深夜，拿着信到了温玉成住处。开始，温玉成推辞道：“我和江青不太熟，不便转交。”

须臾，秘书再次报告说，李秘书讲啦，首长不收下这封信，他就不走了。
　　温玉成叹了口气，没再往深处想，只得点头同意了。然而，他看完信后，神情大变，出门对李必达说：“你依靠组织反映你所了解的情况是对的，但我比你更了解黄总长。我知道林副主席对我有误解。你这封信我交不交，交给谁，让我考虑考虑再说。”
　　李必达这才忐忑不安地离去。
　　这着实令温玉成为难。他不想接这封信，但李必达知道温玉成与黄永胜不睦，却又非得让他转交江青不可。烫手山芋接上手，温玉成辗转反侧，如就热汤。交，势必得罪林彪，不交，则江青迁怒。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思来想去，温玉成一横心，将那封信锁在抽屉里，可半年后，却鬼使神差地交给了林办。客观地说，温玉成的内心是倾向林彪的。
　　温玉成的这一着棋并未讨好林彪。叶群、黄永胜大为恼怒，立即将李必达关押拘捕，对温玉成知晓信中内容，也如骨鲠在喉。更有甚者，“九·一三”事件后，这封信被查出，江青得知来龙去脉，数次找到周恩来总理，大为光火：“温玉成是林彪的死党，不能放过他！”所以，到了晚年，温玉成常对人说：“在这件事上，我对不起李必达秘书。”
　　李必达被开除军籍，定为现行反革命。发配到南方一个偏远的劳改农场进行改造，受了不少苦。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才平反。

　　 被贬成都
　　按理，党的“九大”时，温玉成走向人生辉煌的顶点，由于被安排为“九大”主席团成员，前排就座，包括外电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在议论，温玉成铁定要进政治局。然而，九届一中全会后，温玉成却出人意料，没有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
　　温玉成打电话找到叶群，叶群装作茫然无知，并表同情，实际上，正是叶群和林彪力主拉下温玉成，以解他们“温玉成知恩不报”的痛恨。
　　林彪、叶群满以为此举可以讨好江青。谁知江青并不领这个情。温玉成又被江青推入“炮膛”，藉此打击林彪。
　　不久，北京天安门召开声势浩大的支持毛泽东主席“五·二○”声明大会。温玉成走上城楼，遇上江青，忙上前主动招呼，江青昂首挺胸，怒目而视，径直离去。温玉成立时呆若木鸡。
　　未几，温玉成再次接到江青电话，说芭蕾舞名角白淑湘在京西宾馆排戏很辛苦，生病无药，让温玉成立即送点药去。温玉成立即命人相送。岂料，过不几天，江青把温玉成找去，训斥道：“样板团的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你要一碗水端平。为什么药只送给白淑湘而不送给刘庆棠？”
　　温玉成瞻顾四望，如履薄冰。
　　1970年6月4日，林彪约温玉成单独谈话，走入林办，一向话语不多的林彪正襟危坐，既无寒暄，亦无问候，例行公事般地宣布道：“温玉成同志，经军委研究，你已经不能适应北京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调你到成都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
　　闻听此言，温玉成恍若梦中，目瞪口呆。见此情景，林彪这才挤出一丝僵硬的笑意，故作亲切地说道：“这是军委领导的关心，你有什么想法？”
　　温玉成猛然清醒，条件反射般地答道：“我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
　　随后，林彪、叶群又向温玉成说，江青要求把他“立即抓起来”，是林彪想出了办法，让他远去成都避祸。
　　由副总长降职为军区副司令，温玉成虽然想不通，却无力抗争。

　　隔离审查
　　花开花谢又一年。林彪叛逃坠机的“九·一三”事件爆发了。
　　9月16日傍晚，温玉成刚刚吃完晚饭，便接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打来的电话，让他去3号院开会，并特别强调，传达中央绝密文件，不要带秘书。
　　走入3号院，20多个荷枪实弹的干部、战士如临大敌般，警惕地持枪张望。正在温玉成惊疑之际，张国华政委已在楼梯口叫住了他，然后礼貌地邀请他上楼。
　　“他们还没到？”温玉成走入会议室，一坐下身，愈加好奇。
　　“没有，”张国华有些尴尬地答道，然后转身关上了门，坐下后，便沉沉地叹了口气，“这个会只有我们两个开。”
　　温玉成凭直觉，预感到今天叫他来，决不是传达什么文件了。
　　“老温，”张国华一字一顿道，“我们是老相识了，你是知道我这个人的。”略一沉吟，张国华像背书似的说道：“刚刚接到通知，你被隔离审查了。”
　　“隔离审查？”温玉成张大着吃惊的嘴，一时回不过神。
　　“那我犯了什么错误呀？”温玉成苦笑道。
　　“上面说你是林彪的死党，组织上要审查……”
　　温玉成如同猛地听到一声惊雷，他一下子呆若木鸡、心乱如麻。这一切来得太突然，自己分明是被林彪贬出北京，现在却又成了林彪的死党，这如何说得过去？

　　当晚，他便被秘密关押在邓家花园。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接着，温玉成的夫人宋琬明(时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处长)被停职停薪，勒令搬出“首长院”……

　　平反

1976年12月，在成都晦暗潮湿的一天里，温玉成最终迎来了人生的转机。这天，成都军区根据中央通知，将关押了5年的温玉成释放了出来。
　　温玉成被释放出来后，生活待遇上有了改善，先是搬回军区首长院，接着子女允许参军入伍，夫人宋琬明亦恢复原职。
　　但是，最核心的问题———组织结论却被挂了起来。
　　其间，温玉成曾经找过成都军区党委，也到北京上访过，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高层还是他所在的军区，对此爱莫能助，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结论。
　　所幸，拨乱反正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一同蒙冤的黄克诚大将平反后再度出山，担任了中纪委常务书记兼军委纪委书记。这时，他已双目失明，但对“文革”中遗留下的纷乱如麻的问题，洞若观火。
　　他得知温玉成上访无门，结论无着的情况后，便托人捎去口信：“让温玉成来北京解决问题吧！”
　　在黄克诚的努力下，1983年，中央军委经过甄别调查，组织上对温玉成的审查结论是：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给予处分，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不过，中央曾明文规定，1955年被首批授予中将以上军衔的开国将军们，离休时都要享受大区正职待遇，如原成都军区副司令韦杰就是例子。
　　温玉成似乎是个例外。
　　后来，温玉成曾试图证明自己是深受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并要求恢复大军区正职的待遇，但未果。
　　大军区正职的待遇没有被恢复，温玉成夫妇悄然来到南京定居。晚年，温玉成的离休生活抑郁而不寡欢，南京军区对他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一栋花草掩映的独立小楼里，温玉成从此远离尘嚣，挣脱纠葛，种种花草，平静地度过了6年时光。
　　1989年10月29日，温玉成在南京辞世，享年74岁。

《温玉成“文革”沉浮录》:一些与史实不符之处

2005年1月13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温玉成“文革”沉浮录》(以下简称《温文》)，对温玉成在“文革”期间令人费解的大起大落的经历作了记述和剖析，特别对他后期的不幸遭遇深感不平。可《温文》犯了写史之大忌，它回避史实，为尊者讳，把温玉成写成只因“对政治一窍不通”，“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利用、欺侮”的无辜受害者。

　　温玉成是1957底分配到广州军区的，到1967年底，温玉成调总参工作，在广州整整10年。这期间，我（本文作者迟泽厚）先后任军区司令员秘书、作战参谋、办公室秘书科领导，同军区首长有密切接触，因而对温玉成的情况比较熟悉。《温文》提到的几件大事，按过去政治运动中的提法，我属“重要知情人”。这里试就《温文》中提到的几个主要问题，指出其谬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黄永胜和温玉成关系密切异乎寻常

　　《温文》于多处提到温玉成与黄永胜的关系，说温一到广州军区，便“因黄永胜为人霸道、作风蛮横，两人在工作中产生了较深的隔阂”，此后温玉成处处受制于黄。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黄永胜对温是大加倚重的，其权力竟然超过排在他前面的几位副司令员。

　　可也正因为这样，温玉成在军区领导班子内颇为孤立，同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李天佑关系尤为紧张，曾多次当众对李顶撞。李天佑过去曾任号称“万岁军”的第38军（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军长，论资历，论战功，都在温之上，军区机关干部对温颇有看法。当时有一种说法：在广州军区，温玉成眼睛里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黄永胜，“半个”是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军区政委刘兴元。

　　在处理司令部与政治机关的关系问题上，温玉成也有一些很不利于团结的言行。军区政治机关不少干部对温十分恼火，说他“什么思想都有，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什么作风都有，就是没有‘三八作风’”！

　　这种不断积累的不满情绪，终于借“文革”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之机而爆发。温玉成很快成为军区机关鸣放和大字报的众矢之的。关键时刻还是黄永胜和刘兴元向温玉成伸出援助之手。刘兴元和在北京的黄永胜都连夜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温玉成的问题，讲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天，传来了林彪的指示，对批判温的行动提出了批评，特别指出：要防止有人借机“捞一把”。后面这句话分量很重，很多人都被“震”住了。对温玉成，林彪肯定他“大节是好的”，而且说“温玉成同志是有干劲的”。“有干劲”是林彪选拔干部的重要条件之一，林彪的指示保了温玉成。

　　1967年1月底，军队奉命全面“支左”；3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令广州军区对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黄永胜任省军管会主任，黄永胜要温玉成以主要精力帮他抓地方的“文革”。

　　1967年6月上旬，黄永胜委派温玉成赴北京向周恩来请示对当时正在发展的港英当局*香港工人事件的斗争方针、策略，并汇报广州地区“文革”情况。

　　从上述一系列活动中，谁能看出温玉成在广州军区同黄永胜有什么“较深的隔阂”、“搞不到一起”？

　　黄永胜保荐温玉成任副参谋总长

　　《温文》称：温玉成是经“叶剑英元帅推荐”，“毛主席一锤定音”，到北京任副总长的。这说明作者全然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和中央高层人事情况。岂不知，当时叶剑英正因被打成“二月逆流”重要成员而处境艰难，已经“靠边站”了；其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而像副总长这一级干部的任命，也不需经过军委办事组，一般是经林彪认可后，报毛泽东批准。也巧，我是温玉成升迁的经办人之一。

　　1967年8月，黄永胜和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头头100多人应召进京谈判两派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和筹建省革委会问题。黄永胜在他下榻的京西宾馆设了一个临时值班室，随时向周恩来反映情况。我以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负责人身份，领导这个临时值班室。

　　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值班室，黄永胜进来对我讲：“你给林副主席写个报告。”于是他讲我记。报告主要建议对广州军区军事领导干部进行调整，其中特别提到温玉成在广州处境艰难，建议将他调出另行安排工作。大约半月之后，便听说中央军委已任命温玉成为副总长。一天晚上，又是我在值班，温玉成打来电话找黄永胜。值班室很静，温玉成又是大嗓门儿，我在一旁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问黄永胜军委的调令“是怎么回事儿呀”？并表示他“水平低”、“干不了”、“不想去”。黄永胜则用亲昵、得意的语气大声地说：“这是我向林副主席建议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你赶快来嘛！”几天之后，两派群众组织在京达成协议，黄永胜返回广州，温玉成马上到黄家拜望。没过几天，他便兴高采烈地到北京履新去了。

　　江青介入致使黄温交恶

　　黄永胜和温玉成的关系后来确实“崩”了。这要从黄永胜升任总参谋长讲起。

　　1968年3月下旬，发生了举国震惊的“杨余傅事件”：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被打倒，黄永胜紧急应召进京，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卫戍区司令员。据当时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原广州军区的干部反映，黄永胜初到北京，温玉成对这位老上级还是比较尊敬的，但在稍后他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进入当时中国最高权力集团，江青又不时委以重任，他似乎逐渐忘记在军内他与黄永胜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了。

说起江青对温玉成的重用，不少人感到事有蹊跷。1967年6月9日晚，温玉成受黄永胜委托，正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向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广州军区战备工作和广州地区“文革”情况，江青突然从外面进来，直奔温玉成，与他握手寒暄，并对她因事不能听温的汇报而深表遗憾。江青为什么对温玉成如此亲热？她是什么时候、如何认识温玉成的？这让当时在场的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李维英百思不得其解。

　　众所周知，江青掌握的几个京剧、芭蕾舞剧“样板团”是她的王牌，是她在“文革”中起家的资本。而江青竟把这些“样板团”交给温玉成管，温玉成对此也确实很卖力气。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江青与黄永胜的关系却格格不入，日趋紧张。江青不时插手军队工作，黄永胜屡予抵制，有时甚至在会议上发生冲撞。江青对黄、温的一冷一热，自然引起黄永胜对温玉成的猜疑。而更让黄永胜恼火的是，他发现温玉成常以卫戍区司令员的身份向江青汇报军队工作情况。从此两人隔阂日深，终至形同冰炭。黄永胜曾多次在熟人面前讲温玉成是他保举进京的，现在却怀有二心，是“忘恩负义”。黄永胜的后面有林彪。林彪对江青素无好感。在黄永胜和温玉成之间，林彪自然是选择前者。由此，温玉成不但得罪了黄永胜，林彪、叶群、吴法宪等人也都对他怀有戒心，视为异类。

　　温玉成牵涉其中的李必达事件

　　《温文》说李必达事件是个错案、冤案，温玉成也受此案牵连，这是对的。但是，此文对案情的叙述和分析却破绽百出，经不起推敲。

　　李必达入伍前是武汉大学学生，入伍后分配到第41军锻炼。1967年12月底，军区机关从41军为黄永胜选调秘书，121师政治部举荐李必达中选。初任秘书的李必达干劲十足，黄永胜、项辉方夫妇都很满意。

　　李必达与黄永胜夫妇闹翻，始于一场误会。1968年底，李必达因为一件小事引起“黄办”主任、党支部书记项辉方的怀疑，李必达多次检讨都未过关。入伍后一帆风顺的他难以承受这意外挫折，自感前途渺茫，内心痛苦之极。而项辉方一下子来了原则性，坚持要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方才甘休。李必达感到自己被逼到了绝境，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决定铤而走险：向毛泽东、江青告状，扳倒黄永胜，或者还可绝处逢生。他哪里想到，他请温玉成转呈江青的信，却被温玉成交到叶群手里！

　　李必达的告状信里究竟写了什么？《温文》说，李必达在“九大”前夕，“利用参知机要的条件，从各种渠道获知了林彪在选举‘九大’代表期间，大肆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可“九大”中央委员的选举，自始至终都是由大会秘书长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进行的。我是参加了“九大”会务工作的，林彪并未、而且他也没有条件插手中央委员的选举活动。

　　周恩来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次通话，或者有助于揭开李必达告状信内容的谜底。大约是“九一三事件”之后第三天，丁盛通过保密电话向周恩来汇报军区清查工作情况。他特别提到黄永胜有个叫李必达的秘书，关押在军区政治部管训队，请示该怎么办。周恩来当即表示：“这件事我知道了。把李必达关押起来是错误的。当然，秘书偷听首长的电话也是不对的。这个人先不要放，对他的处理稍后再通知你们。”周恩来的话表明，李必达的信里讲的，主要来自偷听黄永胜的电话。在李必达出狱后回到北京接受专案组审查时，他也承认确实偷听过黄永胜的电话。

　　黄永胜在电话里究竟讲了什么犯禁的话呢？据项辉方说，李必达曾向她汇报，一次黄永胜在与叶群通电话时，大骂江青“想当清朝那个女人”。李必达当时反映这个情况，当然是出于对首长的关心，怕隔墙有耳，造成不良后果。因而，李必达在信中很可能讲的是黄永胜等人私下议论、攻击江青的情况。在当时，反江青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弥天大罪。黄永胜历史清楚，战功卓著，像他这样的老革命，最怕的就是这种“现行罪”。

　　“九大”之后温玉成失势之谜

　　温玉成的失势来得意外、突然。从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连遭3次重大打击。

　　第一次打击是1969年4月末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温玉成自己和许多人都认为，他作为中央“碰头会”成员，进入中央政治局顺理成章，谁知他却根本未被提名。“九大”之后，“碰头会”停止活动，温玉成只剩下了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头衔，完全成了黄永胜的下级。

　　第二次打击是1970年6月，被莫名其妙调往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这个职务比副总长降了一级，等于是不宣布处分的处分。

　　第三次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温玉成被当做林彪的同党关押审查，而且一关就是5年有余！

　　一般人都认定，温玉成遭受的第一、二次打击，林彪、黄永胜难脱干系。九届中央政治局的人选，是毛泽东委托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的三人小组提名的。至于温玉成遭贬成都军区，则是“九大”人事安排的继续。

　　但是，不少人忽略了一点：即使在“九一三”之前，对温玉成的安排，也须得到江青的首肯。当温玉成调成都的消息刚刚传出之时，曾有一位与黄永胜关系极亲密的人问他：为什么要把温玉成调走？黄永胜回答说：“是江青要赶他走！”“九一三事件”发生刚刚几天，温玉成便遭到伤害最重的第三次打击，也说明江青不曾忘记了他，他无论到了哪里，也跳不出江青的手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