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痛和肚子疼得区别:你凭什么呀

一

2011，新年第一天，下午大约五点开始，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与宁夏卫视联合向全国同步播出一档谈话节目，所请嘉宾中有一位是上海本地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女士。

在谈到北京去年12月下旬出台所谓交通治堵方案以及所准备采取的具体措施时，叶檀女士说的最多的一个短句就是“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要搞“单、双号限行”呀？你凭什么要限制我这一天出行呀？你凭什么要“限上牌照”呀，你又凭什么不让外地的车在你规定的时间在你城市的几环跑呀？车主的损失由谁来负呀？你是不是要向车主退还一部分养路费呀？我买车时销售商并没有告诉我会这样呀……

当自己听到叶女士这一个又一个“呀”时，不自觉地就从嘴里崩出几个字来：

北京不讲理。

按说，北京怎么会不讲理，北京又怎么能不讲理。

天子脚下都不讲理，那还了得，又如何要求下面的大小衙门去以人为本，去和谐社会，去讲公平去讲正义！应该不可能。

你看那28条也好，这措施那措施也罢，说到底还不都是为了“治堵”吗？治堵又是为了谁呀？还不都是为了北京人民吗？照说，北京人民特别是北京普通开车人，真应该感恩戴德才是（那些特权车主们用不着感谢，他们的车什么时候都能畅通无堵）？

可现在毕竟是信息时代，中国再普通的人也不会还像几十年前那么闭塞那么傻了：你说个啥就是个啥。他们知道，全世界并不只有中国才有大城市，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啊，只是大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日本有东京，英国有伦敦，法国有巴黎，德国有柏林，美国就更多啦，有纽约有华盛顿有芝加哥有洛杉矶，而我们自己也还有香港——虽是弹丸之地，可也要算一名副其实的大城市。

然而，想不明白的是，这些大城市的交通怎么就不像北京这么堵呢？也更没听说这些大城市一治堵就要出台我们这种所谓限这限那的“治堵方案”呢？中国这些年用公费派出去考察的人有多少，到底花了纳税人多少血汗钱，是否需要公布一下不说，考察来考察去，怎么就只考察出一个“限”字呢？真没劲！

那么到底是什么缘故？思来想去，除了说“北京不讲理”之外，再要说，就只能说是我们一些管理者的无能了。当然啦，“不讲理”往往与“无能”是一对“娈兄弟”。

一个政府，如果连自己的官员都管理不好（以往携巨款跑出去的不说，每年还又出多少多少新生的腐败分子），连特权车都管理不了，你叫它又如何治理得好城市道路交通拥堵？

那么能不能学学人家呢？比如，纽约的市长、东京的议员，他们上下班都可以乘公交或地铁，我们那些官员为什么就不能？芝麻大一个衙门里的官员就要配有专车，每年耗费多少国帑不说，这些政府官员的车是不是也会给北京的交通添堵啊？北京要治堵，要限行，为何不从政府官员从公务员先开刀？他们不都是人民的公仆吗？人民有困难，公仆理当先检查自己服务得好不好啊。再说，既然连人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市长、议员都能乘公交、地铁上班，我们这些口口声声自称为“社会主义人民公仆”的那些司局级，以及等而下之的处级、科级们为什么就不能也乘公交、地铁去办公呢？

我们不是总在强调“先进思想”“先进代表”吗，作为政府官员，总不能说只知道享受他的“待遇”，也算“先进思想”也算“先进代表”吧？说真的，本人一直憋着一句话没有说：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政府，弄出的制度，做官就一定要带上享受，官员的级别就一定要与享受成正比，这与中国流行几千年的那句“千里来坐官，为的吃和穿”以及“新时期”某个腐败分子所说的“做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又有多大区别不说，那么，谁再跑到我面前对我说什么，这样做就是“先进思想”，就是“先进代表”呀，我完全可以唾他一脸：

别扯淡了吧！

更需要说明一点的是，在中国，其实官越大越不用赶时间。比如一个部，若部长要召集开会，他即使迟到几分钟乃至更长一些时间，又有哪个下属会不识相地去批评他呢？相反，只有下属迟到了，才会挨批评。如此说来，除了有外事活动、除了极少数需要受到特别保护的“国家领导人”应当配有专车之外，北京政府中实在没有多少官员说他自己绝对不能乘公交、地铁上班。但若不信，我们可以搞一个网上问卷调查，请全国4亿多合法网民来测一测北京到底有哪个部门的哪一级官员说他离了专车就上不了班。

不然，我就想问：

你凭什么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又凭什么做了无产阶级的官，就要享受就要搞特权？

二

说北京不讲理，似乎很难听。可如果你就是不讲理，为什么不可以说？

当今这个星球上，除了平壤，我真不知道还有哪个城市连批评它不讲理也不能说。

当然，现在的关键还不是北京不讲理能不能说的问题，而是有些人好像一直没有意识到：北京不讲理，“后果很严重”。

近日读到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与朋友的一篇谈话《中国人信仰什么？》，让我简直不寒而栗。从谈话中可以看到这们这个民族今天已经堕落到了什么地步，可以说我们整个社会大厦都岌岌可危，用葛教授的话说：“中国将来要出事”。容我再补一句：不是出一般的事，而是要出大事！

比如，要维持一个现代社会的公平正义乃至和谐稳定，就不能没有契约，而“契约通过什么来强制？不是通过道德、而是通过法律”。可如果要想法律真正起作用，它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这就是司法必须独立。然而，中国的司法至今尚不能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形同虚设，没有用。法律都没有，何来契约呢？”连法律都不起作用了，这个社会还不够危险吗？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今天很多中国人已经不相信政府不相信法律了。

又比如，说来好笑。中国新闻界长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就是如果发生了一个有可能给政府带来负面影响的事件，全国所有的媒体都只能采用新华社通稿。就单凭这一条，别人就可以说你不尊重新闻规律，你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也许是早已让新闻界的朋友们厌烦透了，我们从葛教授与朋友的谈话中难得看到这么几句让人开心的文字：上海大火后，“这几天有个说法，说上海的新闻媒体‘起义’了，据说，第一天，市政府有关部门规定，只用新华社通稿。但是，第二天几乎所有的上海报纸，都有相当篇幅自我采编的报道。”

说起来，真让人愤怒：上海发生了大火，凭什么要用你新华社通稿呀？如此这般，那还要上海的媒体干什么呀？你这不是在羞辱上海的新闻界吗？

再比如，在葛教授看来，“中国可能是双重人格最严重的地方。在国外，在其他国家，政治家才叫双重人格，中国几乎人人是双重人格。痛骂腐败的人，如果自己有机会腐败也会乐意接受。骂开后门的人找不到后门，找到后门他也会去。什么道理呢？就是没有道德的底线。”中国人，现在“他可能对父母诚信，但是对人家可以不诚信。有时，就是让他在外面狠，要斗，能骗就骗。都这样的。”

这还不算。“有些大的事件发生后，你很难公开发表不同的意见，你最多沉默。但是沉默对一般人可以。对有些人来说，他们连沉默都不可能。譬如说，……现在正在编写各种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教材，编成以后，据说上课就只能照这个上了。你在这种情况下，能诚信吗？他日常生活也许可以诚信，但是一到这些大的问题，他诚信得了吗？”

还有呢，“很多中国学生申请他们学校的奖学金。后来，核查了一下，发现大部分申请表上填写的家里特殊情况，都是假的，骗人的。一些学生临回国前，用信用卡大笔购物，就拜拜了。这直接造成很多中国学生拿不到信用卡。因为中国学生因此上了黑名单。”

更严重的，“你知道幼儿园给老师送礼，现在最流行送什么？购物卡，又看不出多少钱，一般两三百块。要经常送这个东西。整个社会，很坦率的说，很难找出一块完全干净的地方了。”一个社会，到了很难找出一块完全干净的地方，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你说，中华民族已经到了这个德性，还有什么“先进性”可言，还有什么“文化”值得向外推广？你不是在害世界害人类吗？前些年有人居然还妄想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说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真要是成了中国的世纪，这个世界离彻底完蛋也就真的不远了。

这既不是妄自菲薄，也并非信口开河。中华民族，经过历史上一朝又一朝的统治者对中国人性的一次又一次摧残，这样，至少经过几千几万年甚至更长时间人类文明的发展才积累得到的一些真正属于人性的东西，比如一些真、善、美的成分，中国人越来越少了。这很可怕呀！经济落后了，还能迎头赶上，而且只要统治者一朝认识到，政策一变，很快就能赶上——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即可证明。可属于人性的东西，一旦失去，再要找回来，那就真不知需要多么漫长的等待了。

三

北京是中国的“心脏”。这种说法在文革时极为盛行。既然“心脏”不讲理，那么其他部位也就无所谓讲理不讲理了。现在中国有很多地方的政府不讲理，有很多官员不讲理，追根溯源，只能归结为是因为北京不讲理。

既然北京都不讲理，那么中国又还有什么地方讲理呢？我们有很多访民之所以最后总要去北京，原本就是怀揣着最后一线希望，到北京讨个说法。在他们心中，北京是神圣的，再怎么着，北京也会主持公道主持正义吧。

然而，他们想错了。很多访民没想到的是，他们在北京所遭遇的往往是“当头一棒”，甚至遇到了他们生平没有遇到的恐怖。

他们哪里知道，在今日的中国，一沦为访民，仿佛也就成了政府的敌人：去当地政府上访，就是当地政府的敌人；到北京上访，自然也就成了北京的敌人。而他们后来还明白一个“道理”：一个访民一旦成为北京的敌人后，下场往往会更惨。

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历史上，估计很有可能是“空前”的。现在你说又有多少人不认为浙江乐清的钱云会是为了他们村的利益一次一次上访，才会在坐牢后又如此地惨死在大卡车的车轮之下呢？也就是说，如果钱云会不是因为有曾经多次上方这样一个“背景”，他还会不会如此惨死？网民们又还会不会面对公安机关一次又一次新闻发布会表示质疑？

我看难说。

北京不讲理，自然也就上行下效。北京这种不讲理的治堵方案出台后，当天晚上，央视《新闻1+1》就做了一期节目，题目虽然很好听，叫做《北京出台交通治堵方案  限制公车与私车双管齐下》，可听听栏目主持人与嘉宾的对话，几乎都是偏负面的。

在节目要结束时，主持人白岩松甚至认为，北京出台这种城市治堵方案后，相当多的城市难免会以北京为镜，而那些城市的老百姓也担心将来自己的城市出台限购令后，说不定他们那里也要引发像北京一样疯狂的抢购潮。

其实，北京不讲理，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只在一件两件事上。远的不说，2010年秋天，北京还准备制订政策往外赶新中国的“无产阶级”。这显然也是一种不讲理的行为。

我当时就认为，北京的什么部门那样说话，很滑稽很搞笑。如果当真那样做了，那就是要赶走所有的无产阶级，而赶走无产阶级，正表明北京要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北京！

本人也并非不喜欢资产阶级，不仅并非不喜欢，甚至还热烈欢呼。就人类现有的认识以及智慧，人类所追求的其实正是实现资产阶级的社会，故此，自己还曾专门作文，题目就是：资产阶级不好吗？

问题是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北京，动不动就喜欢说自己要坚持这要坚持那，而嘴上所要坚持的没有一个是资产阶级的。然而呢，一遇到实际问题，其实还是站在资产阶级或说站在既得利益一边。单单为了一个所谓的北京形象，为了控制北京人口增长，就顾不上那些“坚持”了。由此也可见，那些嘴上说要“坚持”的人，都不过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

我知道，对于有人而言，为了维护一个所谓的“北京形象”，什么以人为本，什么社会和谐，什么公平正义，可以一切都不要了。这正如前几年有人为了维护所谓“上海形象”，希望在上海闹市区见不到乞丐是一样的“道理”。

说到这里，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去年五月在自己的博客上曾挂出过一篇博文，最开始的题目就叫《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这篇博文的意思若是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官员我们的政府部门：不讲理。

我完全赞同茅先生在博文中所讲的那些话，只是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整个社会都不讲理的局面，其根子正在北京，也就是说，是因为北京不讲理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