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山奇侠之紫青双剑04:中国智库锋芒待砺:各类型智库缺陷日渐明显(3)

 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有媒体在报道中对此评价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公益界求‘钱’若渴的时代，这是他连续9年连任三届‘首席代表’的必然结果。”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说，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据说，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每年在贸易上有数千亿美元的顺差，但在学术和政策影响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逆差，“对此我们得好好算算账，这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包括智库的观点、影响力，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太重视看得见、有形的、物质的东西了。”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也深有感怀。他从体制上为《瞭望》新闻周刊分析了中国智库发展面对的社会局面，“过去30年来，中国智库大部分依然是官方和半官方的事业单位研究机构，遭遇到的最大的现实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影响。这个过程中，受过去国家财力薄弱和侧重于物质建设的政策环境，不论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还是大学研究机构，都出现了管理混乱和经费困难的问题。”

    “其中，最令人尴尬的就是经费。由于一个时期相对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加上财力不足，许多单位不得不在市场化大潮下自己找食吃。”在江涌看来，接受和寻找外部资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赞助资金，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智库当前谋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弊病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

    这种背景下，大量海外基金会和在华跨国公司也利用和借助中国智库经费短缺的薄弱环节，纷纷进入中国智库运行体系。某官方智库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去日本100多次，所有的经费全都来自日本方面，没有一次是自己掏钱，而且也掏不起。另外，据《瞭望》新闻周刊从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了解到，某中央级政策研究机构主管的基金会和某部门级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其将近50%的资金来自外资。“尽管不能说这些智库拿外面的钱就一定替人家说话，但多多少少受到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江涌说。

    《瞭望》新闻周刊在调研中发现一家半官方研究机构，其经费来源中来自主管单位的资金只占2%，委托课题费用占27%，相比较，一家美国慈善基金和一家德国跨国企业的资助共占63%。其负责人说，面对生存现实，接受外部资金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也承认，为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少受影响，该机构最多做到不碰与两家外资利益相关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管理。江涌说，中国许多事业单位编制的智库机构，可以说是“有组织、无纪律”，“尽管接受政府管理和支撑，具体工作中几乎是无约束运行，没有明确的管理制度，政策研究没有指导思想和立场，不知道为谁服务。”

    其结果，外部资金进来的同时，乘机也将国外的评价标准和价值立场引了进来。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中国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激励考核机制，几乎全面追随西方体系。比如，一个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评价标准，往往与其在国外刊物发表文章多少、参加多少次国外会议、在海外机构受邀担任什么职务等挂钩。

    “国外的经济理论，是以欧美为基础的，他们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情况？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情况？不可能相互套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研究以及政策建议，必须有中国特色。”采访中，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对此非常担忧，“我们的研究机构应该学习先进经验，但完全用西方价值标准指导中国的政策研究，长此以往，负面影响是很可怕的。”

    黄卫平举例说，自己曾经接触过美国某基金会，“最早是在经济学方面合作搞短期培训，随后是一年制硕士班，后来就提出要资助研究。我们感觉其战略开始转变，急于影响中国政策的制定。我坦率地跟他们讲，不要想这个事情，中国政策有中国政策的脉络，你想影响，哪那么简单？”

    也因此，许多国内关键部门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为了防止泄密和干扰，在选择政策咨询机构方面越来越谨慎，表现就是，一方面对许多智库的信任度在降低，另一方面控制决策信息数据。

    这样的结果有可能让许多智库拿不到关键信息和数据，做出的政策研究往往被认为质量水平低下，决策部门越来越不愿意看，进而更加不信任，形成了严重的恶性循环。于是，逼得许多研究者到报纸上写文章，批评不到位又加剧了和决策部门之间的隔阂。

    同时，《瞭望》新闻周刊也了解到，中国智库在向政府部门提供政策研究服务过程中，面对部门利益，也遇到“拿人家手软”的尴尬。一位承接某部门一项改革方案研究的课题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一开始本着独立研究做出方案，但他们领导看后不满意。为了完成课题，我们只好不断修改数据，直到符合他们领导的意思。”结果同样损害了智库的声誉和发展空间。

    面对这一切，经常接触国际智库研究机构的江涌认为，“中国智库其实在研究水平和对战略问题的把握和分析上，与国际顶尖智库差距不是很大，个别领域研究还一直走在前列，关键是体制不顺，经费不足，管理无序，尽管数量和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一直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生存发展环境。”

    亏空的“软实力”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国内各种类型智库的缺陷已经日渐明显。

    一些官方智库体制内的生存模式，摆脱不了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双重角色，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怎样提出最科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一定是其考虑的重点，更多承担了对政策维护和解释功能。

    大学智库那种象牙塔式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加上政府本身对自身决策咨询机构和官方智库的信任和依赖，多数大学智库对政府决策部门而言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

    民间智库批判手段的不当运用是造成其生存发展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导致其与政府之间缺乏正常通畅的对话交流机制。

    “中国智库的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现代智库应有的社会功能发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中发现，中国智库在社会功能发挥上的缺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形象的正面传播。

    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说，现代智库应该发挥的作用表现在，建议与参与国内政策的形成；参与设定全球性议程的形成；创造能转变为政策的新思想；为政策建议提出政策论点和论据；具备出思想的人才、经费、与政府的沟通渠道、变思想和建议为政策的机制，“这些内容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但我国智库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不够。”

    反映到软实力的建设上，就是议程设置能力和话语权的弱小，难以与活跃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西方智库相匹敌。这方面集中体现在2008年的西藏“314”事件、西方抵制北京奥运、北京举办奥运三个典型案例中，我方发言的权力被剥夺，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更没有自己的声音，无力运用设置议程，丧失了“自由”、“民主”、“人权”的定义权和使用权。而历史多次证明，谁拥有“自由”的定义权和使用权，谁就获得了设定议程的能力。“中国的话语总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总在回应西方政府和媒体，总在为自己辩护。”李希光说。

    反映在国家形象传播上，就是信息被扭曲而全面失真。李希光举例说，中国的国内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民主协商，到国外却变成了没人权、没自由、政治不透明；经济政策是经济改革、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保护，到国外也失真为受管制的市场经济、破坏气候和不鼓励竞争；外交政策是睦邻外交，在国外被歪曲为支持失败国家、非洲新殖民者、威胁日本……“在西方，政府的政治理念、核心价值观、政策被智库、学界和媒体传播了，通过非政府组织反映的民意迎合政府政策的议程设置需求，就变成了议程设置。而我国这方面非常薄弱。”李希光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在智库这种非政府组织方面面对着巨大的亏空。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张宇燕刚以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的身份访问了尼泊尔，会见了尼泊尔前首相和现任的多个部长，拜访了毛派总书记和国际关系部部长，听取了他们发展双边关系的意见。访问期间，他的身份让他更加广泛和全面地与尼泊尔群众和学者作了深入的交流，感受到了尼泊尔民众对中国的真实感情和政治力量的所思所想。

    这位出访过大部分周边国家的亚太国际政策研究人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深深感受到，无论是政策咨询还是非官方外交活动，智库作为“中间人”和“第三方”所发挥的作用，使一国的国家力量在具体施展中能够真正做到刚柔相济、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