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叶泡脚的好处和禁忌:极权主义与嬉皮士：论诺曼·梅勒小说创作的主题 作者： 谷红丽

美国作家罗伯特·梅瑞尔曾在他的著作《重访诺曼·梅勒》(1992)的前言中说:“在过去25年间不谈诺曼·梅勒是很困难的。”的确,诺曼·梅勒(1923—)在美国二战后的历史文化舞台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在五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将近30部文学作品,尝试过包括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非虚构小说、诗歌、电影脚本在内的多种文学体裁,并与杜鲁门·卡波特一起创立了新新闻体的写作风格。他的作品除了体裁多样,其内容也具有很强的震撼力,每部作品的出版都曾经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他的第一部小说《裸者与死者》(1948)被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卡津评为“也许仍然是美国关于1941—1945年间的战争的最好的小说”。而新新闻体的文学报道《夜幕下的大军》(1968)和非虚构小说《刽子手之歌》(1979)又使他两次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和美国全国图书奖。他虽然已近80岁高龄,却仍然活跃在美国文坛。继《刽子手之歌》和《奥斯瓦德的故事》(1995)之后,他于2001年第三次与劳伦斯·席勒联手,准备写作关于俄罗斯间谍罗伯特·汉森的故事。梅勒除了在美国文坛刮起一阵又一阵的旋风之外,他在美国政界和文化界也相当活跃。他曾于1969年竞选纽约市市长,1970年与女权主义者在市政厅展开论战,1968年与罗伯特·洛威尔、乔姆斯基等人一起组织并参与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的抗议越战的游行,并被逮捕入狱,1984年至1986年担任国际笔会美国中心的主席。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使他与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一起成了2001年美国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如果说他没能实现“在我们时代的意识中引起一场革命”的远大抱负,至少他的文学作品和社会文化活动都生动有力地记录了美国人民自二战后到20世纪末思想意识的发展变化历程。正如威尔弗雷德·席德所说的那样:“美国走向哪里,梅勒就走向哪里。”梅勒的作品和他的社会活动构成了一曲光怪陆离的交响乐,它的主旋律是梅勒对于美国社会文化生活和人们思想意识状况的深切关注。这种关注在他的作品中浓缩为对极权主义和嬉皮士这两个主题的反复表征。


一、极权主义:一种颠覆性的思想意识

梅勒是美国二战后与政治结合最为紧密的作家之一。他和美国的激进主义政治家亨利·华莱士一样,认为二战后的美国正在逐步走向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梅勒在作品中称之为极权主义。在他看来,极权主义的本质是:“泯灭个性、多样性、异议、极端的可能性、浪漫的信念,它钝挫人的洞察力、减弱人的本能反应、消除人的过去。”它是一种建立在控制与颠覆的基础之上的,与自然的多样性、差异和个性相对立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状况。它的目的是消除个性、歪曲人的自主意识和经验,主张集体意识、集体信念和集体行为。极权主义社会所造就的不再是独立的公民,而是体制化了的集体公民。他们的经验是经过极权主义者批准与认可而形成的,他们的意识是一致的。他们是极权政府和它的代言人通过军事、政治和科技等外部机制,控制和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丧失了自我身份和独立意识的、机械的和无生命力的、墨守成规的、梅勒所谓的“集体人”或“乌托邦人”。

梅勒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风尚、一种精神,它表现为多种形式。其中,最突出、最有影响力、对人的自我意识和体验最有颠覆性作用的是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组织机构中的极权主义。梅勒的第一部小说《裸者与死者》中的军队就是这样一个组织机构。军队在卡明斯将军的心目中是一个“恐怖梯子”。他认为“要想使军队发挥作用,你必须把每个人放入这个恐怖梯子的合适位置上……”。卡明斯把军队看作他的社会实验室,而他则是这个实验室的工程师,是上帝一样的造物主。他赞同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观点,认为人的行为具有可塑性。他要按照社会体制的需要来设计生产他心目中完美的社会个体。他要对阿诺泼派岛上的士兵进行全面的改造,因为在他看来,“他们被宠坏了……”。他反对美国传统的强调个性和自由民主的观念,他认为:“在军队里,有关个性的想法是个障碍。当然在部队的任何一个单位,人们之间都存在差异,但是这些差异被毫无例外地消除掉了,剩下的只是价值判断。”被剥夺了个性差异之后,军队里的士兵都只不过是听从卡明斯随意摆布的棋子儿而已。

在卡明斯的心目中,美国应该变成一个由右翼军国主义势力控制的、有着严格的权力分配的极权主义者的乐园。在这样的乐园里,像哈恩中尉那样与他作对的左翼自由主义者是没有任何栖身之地的。哈恩作为一种反抗力量与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中的墨西哥一样,在强大的极权主义势力的压迫下是注定要失败的。当哈恩被卡明斯安排进克罗夫特中士领导的巡逻排之后,他很快就成了克罗夫特的敌人,因为克罗夫特的生活格言是“我痛恨一切不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而哈恩作为比克罗夫特的军衔高出一级的中尉在他的巡逻排中出现,显然是对他领导权威的一种侵犯,哈恩说教式的领导方式在克罗夫特看来是“女人气的和不实际的”,与他的官僚主义的强硬手段是截然相反的。因此哈恩就成了他和卡明斯需要除掉的一个异己力量。敌军的子弹帮他们实现了这一愿望。

在清除了哈恩,从而完全“驾驭”巡逻排之后,克罗夫特的下一个目标是完成部队极权主义统治的另一个任务:占领安纳卡山。安纳卡山对于克罗夫特来说,具有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名著《莫比·迪克》中大白鲸对于亚哈一样的意义,是作为自然界中的异己力量而存在的。它们强烈地骚动着他们的心智,使他们不得安宁。但是克罗夫特和亚哈的行为动机和最终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亚哈与大白鲸的斗争是他的自由意志的体现,具有一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同时也是麦尔维尔对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所颂扬的人的超验能力的具体表征。亚哈的失败体现了麦尔维尔对超验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的批评。而克罗夫特对安纳卡山的迷恋却是极权主义意志的体现,是为了完成军队的命令,从而实现他个人对于权利的追逐而进行的行为。他的失败则体现了梅勒对于极权主义的警惕和批评。

梅勒认为极权主义不仅表现在组织机构中或诸如卡明斯和克罗夫特这样的极权主义者身上,它还体现在建筑物的结构形状上。梅勒认为美国的建筑物像美国公民一样铁板一块,毫无个性,也是极权主义思想造成的:

“……我们的家居房屋看起来就像监狱,监狱看起来像是医院,医院看起来又像学校,学校看起来像是豪华的酒店,豪华的酒店似乎又与航空集散站混淆难辨,而航空集散站又与市府大厦难以区分……甚至新建的教堂看起来又像娱乐中心……”

这种毫无特点,形式与作用完全脱节的建筑物在梅勒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在《月球之火》(1970)中,当梅勒对载人宇宙飞船中心进行描述时,他写道:“……像一个停车场又平坦又干燥,在走过门卫进入大门的那一刻,你无法确定是在走进一个装有时尚的电脑和电子设备的工业联合体,还是在通过一个新式的最低安全限度的监狱;你无法知道是在参观一个最大的保险和金融公司……还是……做放射性研究的最新和最好的医院……”在《夜幕下的大军》中,梅勒把五角大楼描写成“像水母或一簇藤蔓一样没有特点”,而它的职能就像“企业的高教会派”。它非常完美地代表了“集体人和它的文明”,因为“这座建筑的每一方面都是无名的、单调的、厚重的、可以互换的”。这种埋没个性、消除差异、割裂形式与职责之间联系的建筑物,在梅勒看来也是美国的权力机构墨守成规、毫无创造性的极权主义思想的体现。

此外,梅勒甚至认为,美国20世纪60、70年代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解放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极权主义的表现,因为它用一种“无聊的、道德上的、抽象的力量”坚持认为男人与女人之间没有本质差异。他虽然像女权主义者一样不赞成把女人束缚在家中,在政治上、经济上受男性沙文主义的压迫和统治,但是他却坚持认为女人因为拥有子宫,便拥有了比男人更强大的创造生命的神秘力量。因此,男人与女人处于完全不同的性的两极。他在《性的囚徒》(1971)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同性恋和雌雄同体的性行为都是否认男性—女性两极性别关系的、同质化的、非自然的、极权主义的性形式。而且,他认为那种依靠科技手段进行避孕、流产的行为也是压迫性的、不人道的、破坏女人与创造生命之间的神秘联系的、非自然的力量,因此也是极权主义的。因为对于梅勒来说,极权主义在本质上是与自然相对立的。当人或政府组织试图颠覆那种生与死之间的神圣联系或者为了获取更大权力而试图限制他人的生存自由时,他们就成了极权主义者。梅勒在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观点自然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凯特·米莉特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个。她在她的博士论文《性政治》(1970)中就用了一章的篇幅对梅勒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梅勒认为,极权主义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它构成了20世纪美国比较普遍的社会生活状况。因此,梅勒几乎在他的每一部小说中都探讨了极权主义的问题。在他的小说中,极权主义往往通过像卡明斯将军和克罗夫特中士这样的权力狂热分子表现出来,如《北非海岸》(1951)中的政府爪牙豪林沃斯、《鹿苑》(1955)中的电影界巨头泰皮斯、《一场美国梦》(1965)中代表多种神秘控制力量的凯利和黛博拉、《我们为什么在越南》(1967)中的公司领导拉斯蒂以及《刽子手之歌》中来自“东部的声音”等。这些极权主义者总是设法剥夺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经验,消除人的个性与身份意识,把他们变成戴安娜·特里林所谓的“均质化”的人,即梅勒所说的“集体人”或“乌托邦人”。《鹿苑》中的演员露露·梅耶斯以及《月球之火》中的宇航员等都是这样的“集体人”。露露·梅耶斯的明星形象完全是由高级摄影棚炮制出来的,是机械的和死气沉沉的;而宇航员则是由美国航空航天局严密训练出来的,具有“机器心理”的半自动化的、托马斯品钦所谓的“合成人”。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已经像机器一样被完全程序化了。然而,在梅勒的小说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类人,如《鹿苑》中的马里恩·费耶、《一场美国梦》中的罗杰克、《我们为什么在越南》中的D.J.以及《刽子手之歌》中的加里·吉尔莫等。他们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个性成为极权主义的俘虏。因此他们以各种极端的方式,反叛传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体系。梅勒在他的《为我自己做广告》(1959)一书中把这样的人称为“白色的黑人”或“嬉皮士”。

二、嬉皮士:“猖獗的个人主义”者

梅勒认为,二战后的美国文明已经衰落,具体表现为美学上的贫穷、生态学上的灾难和不公正的战争与浪费。人们时刻面临着两种死亡威胁:一种是核战争,这是相对来说较快的死亡方式;另一种是墨守成规,这是一种抑制任何创造力和抵制本能反应的慢性死亡。在这样危险和压抑的生存环境中,美国人民感受到的是“无根的道德荒原”,“遭受的是未被承认的恐惧”。苏珊·桑塔格也几乎与梅勒同时表达了同样的悲观情绪:“我们生活在两个同样可怕、但似乎是相反的命运的不断威胁之下:永远的平庸和令人难以想像的恐惧。”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梅勒认为人们只能有两种选择:成为嬉皮士或做一个传统保守的人。前者是社会的叛逆,是“生活在美国夜生活狂野西部的边境居民”,后者则古板守旧,“束缚在美国社会的极权主义组织之中”。对于梅勒来说,成为嬉皮士才是美国人抵抗极权主义、克服恐惧心理并且保全自我的正确选择。梅勒在他发表于1957年的《白色的黑人》中指出:

“如果说20世纪人们的命运就是要与死亡为伍……那么生活所给出的惟一答案就是接受死亡的条件,把死亡当做生活中时刻存在的危险;脱离社会,生活在无根状态之中,踏上满足自我反叛需要的未知旅途。简而言之,无论生活是否是罪恶的,这个决定就是要鼓励自身存在的变态心理,去探索经验的领域。在那里,安全是无聊的,因此是病态的;一个人存在于现在,存在于那个没有过去或未来、没有记忆或明确计划的、无边无际的现在;一个人必须继续他的生活直到他被击败,在生活中他必须通过所有大大小小的勇气危机与自己的能力赌博,必须与那些困扰他的无法预料的状况赌博……”

这段话可以说是梅勒对嬉皮士所下的一个定义。在他看来,嬉皮士不应该惧怕死亡,应该具备与危险赌博、保全自我的勇气;应该脱离社会,孤独地进行探索自我的旅程;应该尊崇自我本能的需要,不应该顾忌他的行为是否合乎传统的道德标准,因此,某些暴力行为通常也是实现自我所需的必要手段;应该在现在的生活中恣意狂欢,去实现最大限度的自我表达。凯特·米莉特把梅勒的这种注重自我、崇尚暴力的嬉皮士精神称为“猖獗的个人主义”。虽然梅勒所倡导的嬉皮士精神有违传统的道德规范,具有明显的偏执狂和精神变态的倾向,但是这种“猖獗的个人主义”确实是针对泯灭自我、消除个性与差异、企图把个体变成“集体人”的极权主义所发出的最有力的反调。嬉皮士精神与极权主义的思想意识构成了梅勒小说中一对相生相克的二元对立体。嬉皮士作为极权主义的叛逆者形象也像极权主义思想一样,几乎出现在梅勒的每一部小说中。《一场美国梦》中的罗杰克是其中的典型。

在《一场美国梦》的开头,罗杰克完全是个成功人士的形象,是传统美国梦的实现者。他出身贫贱,年轻时像所有的美国青年一样,渴望事业的成功、大量的财富以及显赫的地位。他的战争经历使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电视明星和政府议员,还娶了一个有较好社会背景的妻子。然而,他并没有在这些所谓的成功中享受到快乐和满足,相反,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难以忍受。他的电视节目曾经与当时的反文化运动相当吻合,然而他却屈从于广播电视界的压力,把节目从一个表达异议的动态讲坛变成了又一个流行性节目。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中的演员,除了在社会生活中遭受别人的控制和摆布之外,在家庭生活中也毫无自由可言。他认为他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他的妻子黛博拉已经“占据”了他的“中心”。而黛博拉的女佣露达与他做爱也只不过想成为他的意志的一部分。这些来自外部的控制和压力使他感觉到自己的完整性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也使他产生了强烈的仇恨心理和自杀倾向。像加里·吉尔莫等人一样,为了排解这种仇恨心理和自杀倾向,罗杰克选择了暴力手段,他杀死了黛博拉。梅勒在《白色的黑人》中就曾表示:暴力是嬉皮士向极权主义泯灭个性的暴力行为进行反抗的合适反应。这一点是梅勒的嬉皮士与金斯伯格的披头士不同的地方。金斯堡认为披头士“与美国人心软的一面有关”,是梅勒所说的“激进的和平主义者”。在他看来,“梅勒关于嬉皮士的观念是冷酷的和精神变态的”。而梅勒本人则认为,为了“探索自我的隐密召唤”,满足自己本能反应的需要,任何罪恶的手段都不过分,因为人们只有发泄了内心的仇恨,才有能力去爱。对于嬉皮士来说,暴力行为能使他产生一种促使自我进步和成长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对于观众所产生的情绪净化作用。此外,梅勒还认为,对于谋杀等暴力行为,人们没有必要感到愧疚和不安,因为当人们通过暴力清除任何一种社会障碍时,他们就会证明自己“不是凶残而是更具创造力,而且只有这样才不会毁掉他自己”。因此,罗杰克的谋杀行为并没有遭到法律的制裁,而读者在梅勒的引导下对罗杰克还会产生同情之心。批评家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一场美国梦》出版后,梅勒受到了来自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抨击。伊丽莎白·哈德维克把梅勒称为“坏孩子”,罗伯特·露西德把这部小说称为“诺曼·梅勒的一场噩梦”。

在《一场美国梦》中,罗杰克通过对自己既有身份和地位的否定和抛弃,以及以精神变态者的行为对他心中的梦想——“探索自我的隐密召唤”的追求,嘲弄并颠覆了根植于美国人心目中的“美国梦”概念。他的这种追求相对于传统的道德观念而言,确实是“一场噩梦”,但是对于梅勒来说,这是改变极权主义控制下失去个性的平庸生活并树立一种新的意识的一场革命。这也正是梅勒区别于厄普代克、索·贝娄以及塞林格等同时代作家的地方。

在二战后的美国,不少作家与梅勒一样感受到了来自大众传媒、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极权主义压迫和控制,意识到个人的独立与完整性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因此他们在小说中同梅勒一样试图寻求一种能够拯救自我的现代英雄,如厄普代克的“兔子”、索·贝娄的赫索格、塞林格的霍尔顿等。但是这些现代英雄在梅勒看来只不过是“反英雄”或荒诞英雄,因为他们大都接受尼采所谓的“上帝死了”的末世论,认为这个世界冷酷荒诞,个人有限的力量不足以与强大的外部世界抗衡。经过一番斗争之后,他们最终往往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中,接受他们所不齿的生活方式,只能被动地“等待戈多”。梅勒小说中的英雄——嬉皮士——虽然同兔子、赫索格、霍尔顿等一样,是遗弃社会或被社会遗弃的人,但是他们不相信上帝真的死了,他们认为上帝尽管不再是万能的,但是它却仍然存在。他们往往能够勇敢地挑战强大的极权主义势力,追求一种绝对价值或真理,渴望打破旧秩序,树立一种尊重个性和自由的新秩序,从而在人们的意识中“引起一场革命”。在梅勒的小说中,只要有极权主义的压迫就会有嬉皮士的极端反抗,它们作为一对相生相克的二元对立体构成了梅勒小说创作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