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到番禺宾馆:老照片和实物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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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老照片和实物
国家主席胡锦涛风华正茂时的照片，极其难得，费尽心机才从一馆藏中取得！
1919年5月清华大学师生焚烧日货
蒋介石送给宋庆龄的签名照
蒋氏父子时期台湾对大陆的传单，高科技加美女
宋哲元29军大刀队夜袭喜峰口，将数百日军用大刀一律砍为两截
抗战时期日本对华传单
朝鲜战争中，美军使用的传单
皇军与顺民南京中山路上给小孩玩具车，这是日本宣称“日中亲善“的宣传品
中越战争时，解放军的战地通告
马尔代夫为纪念毛逝世25周年发行（1893--1976）
里面的英文配诗是选自毛“菩萨蛮·黄鹤楼”中的后两句：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抗日名将吉鸿昌
尼克松在观摩江青一手抓的革命样板戏
这个美国仅次于麦卡锡的第二号右派此时的表情非常有意思
革命婚礼
伪满洲国委任状
1940年，马占山在困境中表示：“日本固有新奇的武器，我当以热血应付；日本固有猛烈的枪炮，我当以头颅拼挡
他在一次营团以上军官会议上慷慨誓言：“作为军人，志在以身报国，苟有一线之机不减，自应鼓舞勇气，而为国家尽其最后之牺牲。凡为官为吏，不过一时职业之选择，民族之保存，始为骨头之归宿！”
日本战时国防大地图
毛主席追悼大会
国民党特务潜伏证六
我国南沙群岛被侵占岛屿明细表！
马来西亚3个：
岛 名 北 纬 东 经 时间
弹丸岛 07度24‘00“ 113度48‘00“ 1977
兴星仔礁 07度37‘00“ 113度56‘00“ 1977
南海礁 07度58‘30“ 113度56‘00“ 1979
文莱1个：
岛 名 北 纬 东 经 时间
南通礁 06度20‘00“ 113度14‘00“ 1993
菲律宾8个：
岛 名 北 纬 东 经 时 间
费信岛 10度49‘00“ 115度49‘30“ 1970
马欢岛 10度44‘00“ 115度48‘00“
中业岛 11度02‘30“ 112度16‘30“ 1971
南钥岛 10度40‘50“ 114度25‘00“ 1971
北子岛 11度27‘03“ 114度12‘00“ 1971
西月岛 11度05‘00“ 115度00‘00“ 1971
双黄沙洲 10度44‘01“ 114度21‘00“ 1978
司令礁 08度22‘00“ 115度13‘00“
越南24个：
岛 名 北 纬 东 经 时间
南威岛 08度39‘00“114度05‘40“ 1973
鸿庥岛 10度11‘00“ 114度21‘30“ 1973
南子岛 11度25‘30“114度19‘02“ 1973
敦谦沙洲 10度22‘55“ 114度28‘00“ 1973
景宏岛 09度54‘00“ 114度20‘00“ 1973
安波沙洲 07度54‘00“112度54‘00“ 1973
染青沙洲 09度52‘30“ 114度30‘40“ 1978
中礁 08度56‘00“ 112度22‘00“ 1978
毕生礁 08度58‘00“ 113度42‘00“ 1978
伯礁 08度10‘00“ 112度14‘00“ 1987
西礁 08度52‘00“ 112度14‘00“ 1988
无礁 08度52‘00“ 114度39‘00“ 1988
日积礁 08度30‘00“ 114度40‘00“ 1988
大现礁 10度04‘00“ 114度52‘00“ 1988
东礁 08度49‘00“ 112度36‘00“ 1988
六门礁 08度49‘00“ 114度00‘00“ 1988
南华礁 08度45‘00“ 114度13‘00“ 1988
舶兰礁 10度24‘50“ 114度30‘00“ 1988
奈罗礁 11度23‘00“ 114度18‘00“ 1988
鬼喊礁 09度46‘00“ 114度20‘00“ 1988
蓬勃堡礁 07度56‘00“ 111度42‘30“ 1989
琼礁 不 详 不 详 1989
广雅礁 08度08‘00“ 110度02‘00“ 1990
万安滩 07度32‘00“ 109度00‘43“ 1990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但是以老彭的ID发表，里面涉及到如何炮击金门并提前通知的事宜
中国建国初期的反美大游行
上山下乡通知书
日本终于投降了！八年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此刻落下帷幕
日侨开的饭店，在抗战胜利后打出新招牌！真会见风使舵！鬼子真有够贱啊！
50年代的中国大陆“驾驶执照”
毛泽东时代的“刑满释放证”
看上面的毛泽东语录，寒阿。。“再捉回来。。。”
小平去联合国开会
大清帝国护照
台湾刊物上的解放军
期刊时间是1934年5月5日
国时代周刊封面上的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
期刊时间是1931年10月26日
文革时期“布告”
敌伪人员调查单
中苏珍宝岛冲突
那个时代出版的《水浒》前言
这位就是上海青帮三巨头之一，旧上海皇帝——杜月笙！
民国76年（1987年），蒋经国最后一次主持双十节盛会,他此时还不清楚他身边那个人的真面目。
走资派身份证
大内高手-清宫廷秘藏最早的照片
此照拍摄于1863年。摄影术诞生于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年，距今已有整整152周年了。
奕譞的这张影像是在照相术发明后的24年拍下的，说明那时我们接受西方文明的速度并不慢，在中国人中间拍照肯定比之还要早。其时尚为醇郡王的奕譞，在朝廷担任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理神机营。可见该影像拍摄于奕譞管理神机营时的北京南苑军营，时年24岁(虚龄)，这是迄今保存奕譞年轻时唯一的一张照片。“奕话身挂大腰刀．神采奕奕，年轻潇洒，风度翩翩，是典型的清代武官派头“(原文如此）；左右是奕譞的两个贴身侍卫，分别肩扛火统，手握长枪(实际是一种铁矛)，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60年代清朝禁卫军的风貌。这也是宫廷秘照中至今保存的最早的一幅照片，为研究我国军事史，为研究我国摄影史，提供了可靠的形象资料，至为珍贵
张国焘和毛泽东
一个当年的北大学生领袖，一个当年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
文革时的中国空降部队，跳伞前还要诵读红宝书
中共赠送西班牙国际纵队的锦旗
林彪与其“反革命团伙”成员的珍贵合影
左起：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
这张照片，是1970年9月6日，林彪下山回京前，在九江机场所摄。因为九江机场小，大飞机无法降落，故林彪不得不乘安─24，此照是在安─24飞机中摄，所以很不清楚。这是庐山会议后，他们五人惟一一次合影。林从九江到安庆机场，转乘伊尔-18回京。
中共瑞金时期的足球队！可能是最早的“红色足球队”。
1950年6月10日，中共台湾地下党干部聂曦被国民党行刑队押至马场町刑场的一刹那。
至此中共台湾地下党损失殆尽，这一切都是由于台湾支部的总负责人投敌叛变所致。向聂曦这条好汉长得好象还蛮帅的。
参加苏联红场阅兵的中国将帅
文革中的武斗车，让我想起了动画片里的擎天柱。。。。
是中国人，就砸了它！地点：钓鱼岛
倾家荡产捐献“香玉号”飞机的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为志愿军演出。敬爱的常奶奶已于2004年6月1日去世。。。。
红色中国的“第一父子”！-
十八岁时的中山先生
有点像那个谁。。。。。
古巨基？？？
台湾对大陆的宣传！孙天勤“投诚”是当时轰动两岸的大事件
辛丑年议和的诏书，有那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名言”。唉……*
著名歌手罗大佑日前借着自己在台湾省开演唱会的场子，向美国、台湾当权者大表抗议，愤而在台上剪掉自己拥有多年的美国护照。
美国众议院要求台湾出兵攻打伊拉克的消息传出后，罗大佑说：“美国简直是台湾的大老板，台湾当权者又被美国操控玩弄，可怜的台湾人民成了美国的牺牲品，让我非常、非常地不爽。”他表示，音乐是制造和谐，爱音乐的人都是反战、爱和平的，他唱完《现象七十二变》后掏出92年取得的美国护照，当着全场满座观众的面，剪毁了美国护照，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回应他的勇气
清廷皇宫中的大太监。右起：刘兴桥（养心殿御前太监）、王凤池（养心殿东夹道二带班）、杨子真（养心殿御前太监）。
二战时期德军中的中国炊事员
他可是个传奇性的小人物哟。先被日军征招；参加日军对苏军的诺门坎之战时被苏军俘获，在苏联西部开始劳工生涯；1941年下半年被德军俘虏，然后一直在德法一带当炊事员；最后被美军俘获
二战时期德军中的中国士兵
挂在领事衙门口的头颅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参与者也许都具有朴素的动机和目的：敌视基督教文化，渴望恢复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但那是一个电报已经普及的时代，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消息传到昆明后，民众发现曾经默许甚至鼓励他们的清政府已经迅速转而把刀放在了他们的脖子上。这颗挂在法国领事衙门口的头颅清楚地显现了这一运动的悲剧性
围看西洋镜的儿童(1900年，昆明
从衣着上看，两个正在观摩“进口大片”的儿童应来自富裕人家。而更左边的那个孩子也许正焦急地向父亲提着这时髦的要求。对于古老的中国百姓来说，西洋镜(皮影戏)与洋枪洋炮一样给人印象深刻，代表着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而这三个字中包含的惊奇含义一直保留至今。从摄影上说，这是一张层次分明、构图完整的照片，一看之下几乎完全注意不到摄影者的存在，除了右边那个小孩以外，所有人物都自然生动地活在他们周围的环境中，同时又像戏剧角色一样衬托着主要的事件。在摄影才刚刚发明不久的那个年代，这样水准的拍摄眼光和技巧的确令人称奇。
罂粟田里的中国人：1899年 红河——昆明`
一个中国人茫然站在广阔的罂粟田中，这一画面象征性地表现出当时烟毒在中国的泛滥肆虐情况。而广种罂粟、发展与沿海各省的“云土”贸易，进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争雄，也是方苏雅代表的法国政府在华殖民的主要战略方针之一。
罂粟的历史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悠长。古希腊伟大的盲诗人荷马曾说它“能消除所有的痛苦和争吵、却不会带来一丝罪恶”，但到了晚清的中国，这句话已成反讽。
众所周知，在列强近代打开中国闭关自守大门之时，鸦片扮演了侵略的急先锋角色。吸食鸦片的恶习虽在17世纪就从南洋传入中国，1729年清雍正帝下令禁止。鸦片战争后，烟禁废弛，清政府开放陕、甘、川、湘、滇、黔等省份种植鸦片。云南由于自然条件宜于罂粟生长，受到清政府鼓励种植，并以盛产色香味优的“云土”著名。当时因为云南种烟比种豆麦获利更丰，地方政府还开征“土药(鸦片)厘金”征收税费，完全承认了种鸦片的合法性。至光绪年间全省各县均开遍了罂粟花。昆明48堡，竟有50多个村落发展到家家皆种植罂粟。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全省大丰收，产量达570万两,其中除部分自用以外,均由烟贩运销外省,昆明成了集散枢纽,有庆丰号、源庆号等52家烟土商号,此外还有外省驻昆烟号43家。可以说，当时云南的大商号起家都与烟土有关。据《清实录》记载，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云南吸食鸦片已很普遍,“文武衙门幕友、官亲、跟役、当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生、商贾、军民人等,吸烟者十之五六”；而到晚清，不但有“阿芙蓉会馆”这样的公开营业场所，妓院、私娼处也是每床一灯，一些富户家中甚至以鸦片待客。还发展出对烟具的癖好。据罗养儒《纪我所知集》记载，光绪初叶一个叫谢瑾的腾越太守，仅烟枪就特制了36支，且枪枪有名，每吸三口就换一支枪；而其烟灯罩用水晶制成，枪一靠近灯会发出彩色；烟盘用紫檀木制成，大小三个并一斗架；烟斗则有三四百个，也时时变换。而当时的一个著名瘾君子被叫作“烟魁”，竟然每日晨要喝一碗开水拌烟土，否则饭都吃不下。由官到民的这种风气，可见烟毒对当时云南的祸患之深。
作为推行法国殖民政策的外交官，方苏雅当然很注意鸦片在中国的种植和吸食情况，不过就连他也对中国人对鸦片的依赖程度感到惊讶。当他看见为他抬轿的苦力们把辛苦挣来的一点钱几乎不用于吃饭而用于吸烟时，感到极大的震动。如果他活到现在，大概也会为在他的祖国法国每年有250人(1980年代官方数字)死于过量吸毒而感到内疚。历史有时是讥讽性的，有时也惊人的相似。
一对农民夫妇把洋铁罐、酒瓶、茶壶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制成地雷，为保卫家乡做出贡献
这几个红军大学的学员，听了摄影记者说到从来不知道还有一种土匪网球选手的时候，他们不禁笑了起来。这些年轻人以“革命者”自居，并把“土匪”这个词儿回赠给蒋介石
旧中国农村的一个市场上，一名妇女和他叫卖的两个孩子
这就是所谓“民主政治”
他救了不少人，为许多人平反，现在还有谁记得他？
1976年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上午10时左右，在广场东北侧人们举着一位青年，向他发出阵阵欢呼，他用白布缠着的手向大家展示他写的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人们争先恐后地同他握手致意，并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誓死保卫周总理！”六月联盟O^ V@1lZH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周恩来酷照！用西方人的语言，这就是圣徒的目光(长征时期所拍)
尼克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三分区二团在涞灵战役中，二团一连连长李永生
孙中山灵堂，灵堂上的对联，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革命名言
他们不是日军，是八路军115平型关后缴获大量装备，其中一件日军军官的黄呢大衣曾使晋军误击林彪
大跃进时期的“大放卫星”，结果就是全国上下一起挨了3年大饥荒
我们学过他的文章，一封家书，第一句是“意映卿卿如晤”。
什么叫抛头颅，洒热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林觉民君
革命烈士家属证明
苏联红军进占哈尔滨
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台中市区
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台北帝国大学
1993年深圳“8·10股疯潮”，以前有过耳闻，现在看到照片了，好可怕啊！
志愿军战地文艺演出
真实的十三姨
真实的黄飞鸿
感觉有点像张国立
日军战时死亡通知书
英国人组织的中国人部队， 参与八国联军侵华作战。
摄影集“英国统治下的威海卫”有好几张这支部队的照片。这张也收录其中。还有作战后英国人向他们授勋的照片，看后唏嘘不已。照片中的确实就是八国联军中的中国部队，即中国军团。以往的一些资料中误记载为锡克兵。该军团的士兵全由中国人组成，军官则为英国人，装备西式武器，采用西法训练。庚子之役中，该军团参加了攻打天津、北京等战役（大家可以注意照片中军团士兵的帽徽，庚子之役后，为给中国军团表功，特地仿照天津城的城楼重新设计了军团的帽徽），因为作战异常英勇，战后在军团军官的坚决要求下，英国女王为军团士兵授勋，并在威海等地为军团的阵亡士兵设立纪念碑。今天再来回顾这段几近湮灭的历史，实在令人感慨。这支部队的士兵来源是三国干涉还辽后，英国人在华招募的，从关于该军团的更多资料和照片分析，这支军队的装备相当精良，训练水准也很高。
批林批孔的“能人”！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率文武官员祭明孝陵(孙中山之左一为黄兴，左二为徐绍桢，右为黄钟瑛)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时写给老蒋的信，字写不得错
1975年蒋公“上路”
日本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比中国差远了！
八国联军的宣传画
1958年10月，邓小平视察天津专区霸县胜芳人民公社的丰产稻田。
天安门城楼上并挂朱德、毛泽东像
1949年9月21日， 天安门城楼上并挂朱德、毛泽东像！第一次看到， 很珍贵。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征
▲1937年，徐梦秋（前左五）、谢觉哉（前左四）、贺子珍（后左三）等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红军长征记》，最早的长征回忆录
1938年初版《西行漫记》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国内版本
丁玲到达延安后编辑长征回忆录
壹
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贰
徐梦秋这个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作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徐梦秋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泽东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解放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
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叁
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肆
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道，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的消息的。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
伍
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烈士陵园，戏剧、电影、歌曲、舞蹈、美术，更重要的是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5篇。
被删去的主要原因，是依着那个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
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
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
陆
长征叙述的转变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问世的《彭德怀自述》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
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
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强渡湘江时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上世纪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也得到了平反。
上世纪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泽东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泽东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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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理想主义与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流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
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
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解放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
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
原一方面军干部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
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长征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中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生地英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
《红军长征记》，如今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
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在经过70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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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华 早在上世纪30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传，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犹如“英雄创世纪”。“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联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高华
南京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现代史、党史研究专家。
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间曾做过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
高 华
国家主席胡锦涛风华正茂时的照片，极其难得，费尽心机才从一馆藏中取得！
1919年5月清华大学师生焚烧日货
蒋介石送给宋庆龄的签名照
蒋氏父子时期台湾对大陆的传单，高科技加美女
宋哲元29军大刀队夜袭喜峰口，将数百日军用大刀一律砍为两截
抗战时期日本对华传单
朝鲜战争中，美军使用的传单
皇军与顺民南京中山路上给小孩玩具车，这是日本宣称“日中亲善“的宣传品
中越战争时，解放军的战地通告
马尔代夫为纪念毛逝世25周年发行（1893--1976）
里面的英文配诗是选自毛“菩萨蛮·黄鹤楼”中的后两句：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抗日名将吉鸿昌
尼克松在观摩江青一手抓的革命样板戏
这个美国仅次于麦卡锡的第二号右派此时的表情非常有意思
革命婚礼
伪满洲国委任状
1940年，马占山在困境中表示：“日本固有新奇的武器，我当以热血应付；日本固有猛烈的枪炮，我当以头颅拼挡
他在一次营团以上军官会议上慷慨誓言：“作为军人，志在以身报国，苟有一线之机不减，自应鼓舞勇气，而为国家尽其最后之牺牲。凡为官为吏，不过一时职业之选择，民族之保存，始为骨头之归宿！”
日本战时国防大地图
毛主席追悼大会
国民党特务潜伏证六
我国南沙群岛被侵占岛屿明细表！
马来西亚3个：
岛 名 北 纬 东 经 时间
弹丸岛 07度24‘00“ 113度48‘00“ 1977
兴星仔礁 07度37‘00“ 113度56‘00“ 1977
南海礁 07度58‘30“ 113度56‘00“ 1979
文莱1个：
岛 名 北 纬 东 经 时间
南通礁 06度20‘00“ 113度14‘00“ 1993
菲律宾8个：
岛 名 北 纬 东 经 时 间
费信岛 10度49‘00“ 115度49‘30“ 1970
马欢岛 10度44‘00“ 115度48‘00“
中业岛 11度02‘30“ 112度16‘30“ 1971
南钥岛 10度40‘50“ 114度25‘00“ 1971
北子岛 11度27‘03“ 114度12‘00“ 1971
西月岛 11度05‘00“ 115度00‘00“ 1971
双黄沙洲 10度44‘01“ 114度21‘00“ 1978
司令礁 08度22‘00“ 115度13‘00“
越南24个：
岛 名 北 纬 东 经 时间
南威岛 08度39‘00“114度05‘40“ 1973
鸿庥岛 10度11‘00“ 114度21‘30“ 1973
南子岛 11度25‘30“114度19‘02“ 1973
敦谦沙洲 10度22‘55“ 114度28‘00“ 1973
景宏岛 09度54‘00“ 114度20‘00“ 1973
安波沙洲 07度54‘00“112度54‘00“ 1973
染青沙洲 09度52‘30“ 114度30‘40“ 1978
中礁 08度56‘00“ 112度22‘00“ 1978
毕生礁 08度58‘00“ 113度42‘00“ 1978
伯礁 08度10‘00“ 112度14‘00“ 1987
西礁 08度52‘00“ 112度14‘00“ 1988
无礁 08度52‘00“ 114度39‘00“ 1988
日积礁 08度30‘00“ 114度40‘00“ 1988
大现礁 10度04‘00“ 114度52‘00“ 1988
东礁 08度49‘00“ 112度36‘00“ 1988
六门礁 08度49‘00“ 114度00‘00“ 1988
南华礁 08度45‘00“ 114度13‘00“ 1988
舶兰礁 10度24‘50“ 114度30‘00“ 1988
奈罗礁 11度23‘00“ 114度18‘00“ 1988
鬼喊礁 09度46‘00“ 114度20‘00“ 1988
蓬勃堡礁 07度56‘00“ 111度42‘30“ 1989
琼礁 不 详 不 详 1989
广雅礁 08度08‘00“ 110度02‘00“ 1990
万安滩 07度32‘00“ 109度00‘43“ 1990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但是以老彭的ID发表，里面涉及到如何炮击金门并提前通知的事宜
中国建国初期的反美大游行
上山下乡通知书
日本终于投降了！八年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此刻落下帷幕
日侨开的饭店，在抗战胜利后打出新招牌！真会见风使舵！鬼子真有够贱啊！
50年代的中国大陆“驾驶执照”
毛泽东时代的“刑满释放证”
看上面的毛泽东语录，寒阿。。“再捉回来。。。”
小平去联合国开会
大清帝国护照
台湾刊物上的解放军
期刊时间是1934年5月5日
国时代周刊封面上的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
期刊时间是1931年10月26日
文革时期“布告”
敌伪人员调查单
中苏珍宝岛冲突
那个时代出版的《水浒》前言
这位就是上海青帮三巨头之一，旧上海皇帝——杜月笙！
民国76年（1987年），蒋经国最后一次主持双十节盛会,他此时还不清楚他身边那个人的真面目。
走资派身份证
大内高手-清宫廷秘藏最早的照片
此照拍摄于1863年。摄影术诞生于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年，距今已有整整152周年了。
奕譞的这张影像是在照相术发明后的24年拍下的，说明那时我们接受西方文明的速度并不慢，在中国人中间拍照肯定比之还要早。其时尚为醇郡王的奕譞，在朝廷担任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理神机营。可见该影像拍摄于奕譞管理神机营时的北京南苑军营，时年24岁(虚龄)，这是迄今保存奕譞年轻时唯一的一张照片。“奕话身挂大腰刀．神采奕奕，年轻潇洒，风度翩翩，是典型的清代武官派头“(原文如此）；左右是奕譞的两个贴身侍卫，分别肩扛火统，手握长枪(实际是一种铁矛)，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60年代清朝禁卫军的风貌。这也是宫廷秘照中至今保存的最早的一幅照片，为研究我国军事史，为研究我国摄影史，提供了可靠的形象资料，至为珍贵
张国焘和毛泽东
一个当年的北大学生领袖，一个当年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
文革时的中国空降部队，跳伞前还要诵读红宝书
中共赠送西班牙国际纵队的锦旗
林彪与其“反革命团伙”成员的珍贵合影
左起：李作鹏、吴法宪、林彪、黄永胜、邱会作
这张照片，是1970年9月6日，林彪下山回京前，在九江机场所摄。因为九江机场小，大飞机无法降落，故林彪不得不乘安─24，此照是在安─24飞机中摄，所以很不清楚。这是庐山会议后，他们五人惟一一次合影。林从九江到安庆机场，转乘伊尔-18回京。
中共瑞金时期的足球队！可能是最早的“红色足球队”。
1950年6月10日，中共台湾地下党干部聂曦被国民党行刑队押至马场町刑场的一刹那。
至此中共台湾地下党损失殆尽，这一切都是由于台湾支部的总负责人投敌叛变所致。向聂曦这条好汉长得好象还蛮帅的。
参加苏联红场阅兵的中国将帅
文革中的武斗车，让我想起了动画片里的擎天柱。。。。
是中国人，就砸了它！地点：钓鱼岛
倾家荡产捐献“香玉号”飞机的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为志愿军演出。敬爱的常奶奶已于2004年6月1日去世。。。。
红色中国的“第一父子”！-
十八岁时的中山先生
有点像那个谁。。。。。
古巨基？？？
台湾对大陆的宣传！孙天勤“投诚”是当时轰动两岸的大事件
辛丑年议和的诏书，有那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名言”。唉……*
著名歌手罗大佑日前借着自己在台湾省开演唱会的场子，向美国、台湾当权者大表抗议，愤而在台上剪掉自己拥有多年的美国护照。
美国众议院要求台湾出兵攻打伊拉克的消息传出后，罗大佑说：“美国简直是台湾的大老板，台湾当权者又被美国操控玩弄，可怜的台湾人民成了美国的牺牲品，让我非常、非常地不爽。”他表示，音乐是制造和谐，爱音乐的人都是反战、爱和平的，他唱完《现象七十二变》后掏出92年取得的美国护照，当着全场满座观众的面，剪毁了美国护照，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回应他的勇气
清廷皇宫中的大太监。右起：刘兴桥（养心殿御前太监）、王凤池（养心殿东夹道二带班）、杨子真（养心殿御前太监）。
二战时期德军中的中国炊事员
他可是个传奇性的小人物哟。先被日军征招；参加日军对苏军的诺门坎之战时被苏军俘获，在苏联西部开始劳工生涯；1941年下半年被德军俘虏，然后一直在德法一带当炊事员；最后被美军俘获
二战时期德军中的中国士兵
挂在领事衙门口的头颅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参与者也许都具有朴素的动机和目的：敌视基督教文化，渴望恢复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但那是一个电报已经普及的时代，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消息传到昆明后，民众发现曾经默许甚至鼓励他们的清政府已经迅速转而把刀放在了他们的脖子上。这颗挂在法国领事衙门口的头颅清楚地显现了这一运动的悲剧性
围看西洋镜的儿童(1900年，昆明
从衣着上看，两个正在观摩“进口大片”的儿童应来自富裕人家。而更左边的那个孩子也许正焦急地向父亲提着这时髦的要求。对于古老的中国百姓来说，西洋镜(皮影戏)与洋枪洋炮一样给人印象深刻，代表着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而这三个字中包含的惊奇含义一直保留至今。从摄影上说，这是一张层次分明、构图完整的照片，一看之下几乎完全注意不到摄影者的存在，除了右边那个小孩以外，所有人物都自然生动地活在他们周围的环境中，同时又像戏剧角色一样衬托着主要的事件。在摄影才刚刚发明不久的那个年代，这样水准的拍摄眼光和技巧的确令人称奇。
罂粟田里的中国人：1899年 红河——昆明`
一个中国人茫然站在广阔的罂粟田中，这一画面象征性地表现出当时烟毒在中国的泛滥肆虐情况。而广种罂粟、发展与沿海各省的“云土”贸易，进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争雄，也是方苏雅代表的法国政府在华殖民的主要战略方针之一。
罂粟的历史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悠长。古希腊伟大的盲诗人荷马曾说它“能消除所有的痛苦和争吵、却不会带来一丝罪恶”，但到了晚清的中国，这句话已成反讽。
众所周知，在列强近代打开中国闭关自守大门之时，鸦片扮演了侵略的急先锋角色。吸食鸦片的恶习虽在17世纪就从南洋传入中国，1729年清雍正帝下令禁止。鸦片战争后，烟禁废弛，清政府开放陕、甘、川、湘、滇、黔等省份种植鸦片。云南由于自然条件宜于罂粟生长，受到清政府鼓励种植，并以盛产色香味优的“云土”著名。当时因为云南种烟比种豆麦获利更丰，地方政府还开征“土药(鸦片)厘金”征收税费，完全承认了种鸦片的合法性。至光绪年间全省各县均开遍了罂粟花。昆明48堡，竟有50多个村落发展到家家皆种植罂粟。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全省大丰收，产量达570万两,其中除部分自用以外,均由烟贩运销外省,昆明成了集散枢纽,有庆丰号、源庆号等52家烟土商号,此外还有外省驻昆烟号43家。可以说，当时云南的大商号起家都与烟土有关。据《清实录》记载，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云南吸食鸦片已很普遍,“文武衙门幕友、官亲、跟役、当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生、商贾、军民人等,吸烟者十之五六”；而到晚清，不但有“阿芙蓉会馆”这样的公开营业场所，妓院、私娼处也是每床一灯，一些富户家中甚至以鸦片待客。还发展出对烟具的癖好。据罗养儒《纪我所知集》记载，光绪初叶一个叫谢瑾的腾越太守，仅烟枪就特制了36支，且枪枪有名，每吸三口就换一支枪；而其烟灯罩用水晶制成，枪一靠近灯会发出彩色；烟盘用紫檀木制成，大小三个并一斗架；烟斗则有三四百个，也时时变换。而当时的一个著名瘾君子被叫作“烟魁”，竟然每日晨要喝一碗开水拌烟土，否则饭都吃不下。由官到民的这种风气，可见烟毒对当时云南的祸患之深。
作为推行法国殖民政策的外交官，方苏雅当然很注意鸦片在中国的种植和吸食情况，不过就连他也对中国人对鸦片的依赖程度感到惊讶。当他看见为他抬轿的苦力们把辛苦挣来的一点钱几乎不用于吃饭而用于吸烟时，感到极大的震动。如果他活到现在，大概也会为在他的祖国法国每年有250人(1980年代官方数字)死于过量吸毒而感到内疚。历史有时是讥讽性的，有时也惊人的相似。
一对农民夫妇把洋铁罐、酒瓶、茶壶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制成地雷，为保卫家乡做出贡献
这几个红军大学的学员，听了摄影记者说到从来不知道还有一种土匪网球选手的时候，他们不禁笑了起来。这些年轻人以“革命者”自居，并把“土匪”这个词儿回赠给蒋介石
旧中国农村的一个市场上，一名妇女和他叫卖的两个孩子
这就是所谓“民主政治”
他救了不少人，为许多人平反，现在还有谁记得他？
1976年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上午10时左右，在广场东北侧人们举着一位青年，向他发出阵阵欢呼，他用白布缠着的手向大家展示他写的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人们争先恐后地同他握手致意，并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誓死保卫周总理！”六月联盟O^ V@1lZH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周恩来酷照！用西方人的语言，这就是圣徒的目光(长征时期所拍)
尼克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三分区二团在涞灵战役中，二团一连连长李永生
孙中山灵堂，灵堂上的对联，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革命名言
他们不是日军，是八路军115平型关后缴获大量装备，其中一件日军军官的黄呢大衣曾使晋军误击林彪
大跃进时期的“大放卫星”，结果就是全国上下一起挨了3年大饥荒
我们学过他的文章，一封家书，第一句是“意映卿卿如晤”。
什么叫抛头颅，洒热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林觉民君
革命烈士家属证明
苏联红军进占哈尔滨
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台中市区
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台北帝国大学
1993年深圳“8·10股疯潮”，以前有过耳闻，现在看到照片了，好可怕啊！
志愿军战地文艺演出
真实的十三姨
真实的黄飞鸿
感觉有点像张国立
日军战时死亡通知书
英国人组织的中国人部队， 参与八国联军侵华作战。
摄影集“英国统治下的威海卫”有好几张这支部队的照片。这张也收录其中。还有作战后英国人向他们授勋的照片，看后唏嘘不已。照片中的确实就是八国联军中的中国部队，即中国军团。以往的一些资料中误记载为锡克兵。该军团的士兵全由中国人组成，军官则为英国人，装备西式武器，采用西法训练。庚子之役中，该军团参加了攻打天津、北京等战役（大家可以注意照片中军团士兵的帽徽，庚子之役后，为给中国军团表功，特地仿照天津城的城楼重新设计了军团的帽徽），因为作战异常英勇，战后在军团军官的坚决要求下，英国女王为军团士兵授勋，并在威海等地为军团的阵亡士兵设立纪念碑。今天再来回顾这段几近湮灭的历史，实在令人感慨。这支部队的士兵来源是三国干涉还辽后，英国人在华招募的，从关于该军团的更多资料和照片分析，这支军队的装备相当精良，训练水准也很高。
批林批孔的“能人”！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率文武官员祭明孝陵(孙中山之左一为黄兴，左二为徐绍桢，右为黄钟瑛)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时写给老蒋的信，字写不得错
1975年蒋公“上路”
日本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比中国差远了！
八国联军的宣传画
1958年10月，邓小平视察天津专区霸县胜芳人民公社的丰产稻田。
天安门城楼上并挂朱德、毛泽东像
1949年9月21日， 天安门城楼上并挂朱德、毛泽东像！第一次看到， 很珍贵。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征
▲1937年，徐梦秋（前左五）、谢觉哉（前左四）、贺子珍（后左三）等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红军长征记》，最早的长征回忆录
1938年初版《西行漫记》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国内版本
丁玲到达延安后编辑长征回忆录
壹
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
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贰
徐梦秋这个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作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徐梦秋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泽东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解放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
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叁
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迄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肆
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道，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的消息的。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
伍
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烈士陵园，戏剧、电影、歌曲、舞蹈、美术，更重要的是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5篇。
被删去的主要原因，是依着那个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
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
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市，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唯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
陆
长征叙述的转变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问世的《彭德怀自述》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确切的。
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
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广大指战员并不知晓、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强渡湘江时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上世纪80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也得到了平反。
上世纪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泽东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泽东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下转B7版)（上接b5）
柒
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理想主义与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193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流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
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成为重大精神资产。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
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解放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
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
原一方面军干部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
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长征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中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生地英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
《红军长征记》，如今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
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在经过70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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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华 早在上世纪30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传，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犹如“英雄创世纪”。“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联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高华
南京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现代史、党史研究专家。
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间曾做过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以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
高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