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制作方法视频:张子书法 收藏 毛泽东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批判

毛泽东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批判

李景国 颜珂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其主要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思想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的形成和发展与20世纪初中国的文化、历史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在毛泽东思想的整个理论体系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创立者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问题，同时批评地改造并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毛泽东思想来源之一。
    一、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辩证态度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厚重的历史积淀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历史的发展是延续的，人们创造历史，都是在以往继承的基础上创造的。同样，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是连续性的，任何新思想和新文化都是在对传统思想文化的选择和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离开了传统思想和文化，新思想和新文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传统文化毕竟是历史的沉淀，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过去的文化，这就决定了传统文化具有双重性。
    同任何民族文化一样，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积淀着精华和糟粕两部分。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形成了对待传统文化的辩证态度，既批判又继承的态度，也就是要继承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毛泽东一再强调：“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同时，他还对“五四”运动进行了科学的评价，既肯定了“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也尖锐批判了两个极端的错误倾向。他指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反映出他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这也是他一生身体力行的实践准则。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一再强调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为此，他要求人们“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毫无疑问，毛泽东提出“批判的继承”的观点，不仅在当时表明了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而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批判
    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浩瀚汪洋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批判与改造涉及面极广，且内容繁多。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批评上，涉及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下文所述的部分，乃是其中对整个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几个方面。
    1．科学界定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批判中国古代及近代传统意义的“大同”社会
    我国古代以“大同”来描述理想中的无阶级社会，孔子在《札记•礼运》中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各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放地也，不必藏放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近代康有为在《大同书》里表达了他的思想，他写道：“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引矣。”孙中山先生也用“大同”这一古语的引用和发挥，虽然其含义有所不同，但都表达了他们对求取国富民强的美好憧憬。
    新中国成立前夕，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文章中，毛泽东也借用了“大同”这一古语。他写道：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领域。”同样地使用“大同”一词，毛泽东的引用与前人的使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他还进而对传统意义上的“大同”社会做了深刻的批判。其一，深刻批判了前人以唯心史观为基础（如康有为）或以不彻底的唯物主义为基础（如孙中山）的“大同”，代之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大同境域”。其二，批判前人以君主或资产阶级作为实现“大同”理想的依靠力量的观点，代之以坚持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最先进的阶级作为领导的力量。所以毛泽东的“大同”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而传统的“大同”则是属于空想社会主义范畴。
    毛泽东引用“大同”这一典故，赋予其全新的含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人类最崇高的理想，用中国人民易于接受的民族化的传统形式表达出来，在对前人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起到了极其有效的作用。
    2．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忠君”作为“爱国”的思想意识形式态，提倡视国家性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并主张爱国主义应与国际主义相结合
    中国封建传统下的“爱国”，从根本上体现为一种“忠君”意识；“爱国”则必“忠君”。毛泽东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爱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也包含了爱国主义的内容，所不同的是，赋予了爱国主义革命的时代特征，强调爱国主义的斗争性。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指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
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并进一步强调：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东西，要视国家的性质与“爱国”的具体内容来决定我们的态度。因此，提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无视国家性质的“愚忠”的批判。
    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也强调，爱国主义应与国际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说：“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3．强调世界是人民的，人民大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深刻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君王造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理论认为，世界属于君王所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认为王权是整个社会的支撑力量，王权系统的质量水平是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前提和保证。在这样的文化理论里，君王是君临一切的最高统治者和决策者，所以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依赖于君王的“贤明”，君王理所当然成为世界历史的创造者。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指出：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世界是属于人民的，也只有人民大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的动力。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深刻批判了传统中国文化中君王创造历史的观点；并进而激励民众，使广大民众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积极行动起来，为求得自身解放、推动历史前进，而与帝国主义、封建官僚主义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时，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也充分认识到，我们党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坚决拥护，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否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他们的根本利益的充分实现而努力奋斗。因此，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中国革命的胜败，关系着党执政兴国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归根结底，它决定着党和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这些都为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4．强烈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官（即干部）应该是人民的勤务员，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等级制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沉淀的产物。封建传统下，君为天，君王享有无上特权，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上下关系、尊卑关系、贵贱关系分明而且严厉。这样一种长期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形成了官大于民、官在民上的传统观念。
    而继承和发扬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则充分吸收了马列主义中“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并与中国传统俗文化中的“平等”、“博爱众”等观点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并以此强烈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等级观念。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官（干部）应向人民负责，是人民的勤务员，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思想把以“尊王”为核心的传统封建等级制文化，转变为以“受众”为核心的平等公正的集体主义文化。这些都从根本上批判并指正了传统封建等级制文化，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人民的崇高精神风尚。
    总之，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而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对其进行了不懈的发展和完善，赋予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1期《理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