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池外链:[组图]文革十大历史人物遇罗克
文革期间,对国民的阶级出身进行等级式划类是一个显著的特点,由半遮半掩的档案内部划类,走向赤裸裸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麻五类”等公开的侮辱性分类。这种出身论直接导致的后来文革中最极端悲剧。
文革期间,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的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甚至吃人的历史都显示了这一点。譬如,在当局怂恿下,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杀死300多位“四类分子”,最年长者80岁,最年幼者竟是38天的婴儿。1967年,广西诞生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满门杀戮“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在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中,北京市第六中学的校舍变成审讯室,墙壁上就有用人血狂书“红色恐怖万岁!”整个中国因追究阶级出身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在中国血流遍地、哭声震天的时候,遇罗克站了出来,公开发表了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同时提出民主和人权诉求。遇罗克也因此成为反思文革历史时不能不提的一个悲剧性人物。
遇罗克(1942年—1970年3月5日)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杀害的人权思想家,出身北京资本家,品学兼优,因他的父母留学过日本,两度报考大学都被拒于门外,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自1966年因写出《出身论》一文开始。
1966年2月13日,遇罗克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初期,红卫兵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挥舞铜头皮带杀向全社会。遇罗克再次公开发表了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也因此赢得千百万人的强烈支持,但同时也因此冒犯了文革当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流行的一幅对联,被称为“血统论”。这也使得很多人仅仅因为出身的问题就受到残酷地迫害。遇罗克以他的《出身论》直指这一影响着当时整个中国这种“血统”论调。他在文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文章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确,呼唤平等与尊严,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遇罗克同时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宿命。他进监狱后对难友说:“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他深知为真理而献身的代价,但其中并不包括自己的尊严。他说:“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审讯当局向遇罗克宣布将被处决的消息,问他最后还有甚话要转达给家人时,他挖苦地说:“我想要一枝牙膏”,把主审气得脸色发青。在临刑前夜,遇罗克跟死囚牢里的难友们“举办”了一次特殊的“晚会”,各自在单人牢房里,唱起了自己喜爱的歌,有合唱也有独唱,唱了整整一夜,互道珍重,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7岁。
遇罗克在狱中的时候,有个名叫张郎郎的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回答:“值得。”他对张说:“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
“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著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死。”
吴德是文革中的重要人物,他在文革中参与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组织活动,并参与发动了针对邓小平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四五天*门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在逮捕“四人帮”的过程中也参与全程。
作为当事人,吴德见证了文革的整个发展过程,文革结束后,他发表了不少关于文革的回忆录,对人们进一步认识文革、研究文革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认为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不配合其发动文革,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将北京市和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在彭真、刘仁被打倒之后,吴德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且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从而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灾难性事件。毛泽东找吴德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吴德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希望刹一刹这股风。吴德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而毛泽东却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旁边的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吴德发愁。1966年10月,吴德又找到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北京市委发布重要通告,说明:“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在当时党纪国法形同虚设的情况下,实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吴德在中共内部地位的确立,是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以批判陈伯达为名着手对付林彪,吴德在此时表态:“这次路线斗争不同于刘少奇那一次,这次是军队方面的,而且,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得力可能在人民军队内部产生离心力,所以,必须主席亲自出面,相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一号召之下,很多人是会觉悟的。”这个表态深得毛泽东之心。1971年林彪坠机死于蒙古温都尔汗后,毛泽东称赞吴德“一鸣惊人”。从此,吴德开始步入中央领导行列。
吴德在1972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进入政治局,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为了表示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1973年,吴德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运动,作为“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的成员,他多次向周恩来发难。在这次运动中,吴德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发生矛盾,但江青认为他混淆了运动的方向,批评了他。自此之后,吴德同“四人帮”逐渐产生分歧,与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等人成为了周恩来和“四人帮”之外的第三股势力。
1975年,吴德参与发动了针对邓小平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泽东在这次运动中,确立华国锋为其接班人。吴德等人迅速投向华国锋,成为其主要支持者之一。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为主旨的群众性“四五运动”。当时,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德在广播中讲话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在“四五运动”之时,吴德主张严厉镇压,因此在北京市民中口碑极坏,被称为“无德”。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与叶剑英等联手拘捕了“四人帮”,吴德积极参与了全程,这足以看出吴德善变的立场。
陈永贵原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现在的大寨乡)大寨生产大队(现在的大寨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后因在大灾之年(1963年)发起“三不要三不少”运动而受到山西省委的重视;毛泽东更为此发动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穷山沟里飞出去的“金凤凰”
昔阳县虽然很穷,却也是一个重读书的地方。据史料统计,从唐朝贞观四年到清朝光绪十二年,这个县曾出过三个状元,一个探花,三十一个进士,而且在历史上也出过“大官”——最高是尚书,但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大寨村是这个县里典型的穷山沟,距县城几里路,1949年之前只有几十户人家,以种地为生。在个小山村四周都是荒山,土地条件也很差,绿色植被向来很少,当地农民仅仅靠各家各户在山沟里修少量分散的梯田为生,常年吃不饱肚子。
1952年,大寨建立合作社,并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尝到了丰收的甜头。1956年,中国大地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大寨后来对农田进行了初步改造,连年取得丰收,生产的粮食不仅自给有余,还上交给国家。1958年,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
大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拥有丰富的农业经验,加之他在生产劳动中常常能“身先士卒”,在当时的党员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在当时“大跃进”的锋芒下,山西省晋中地委很快就注意到了大寨,并将其树为典型,作为全地区农业战线的模范,陈永贵也连续多年当选为劳动模范和模范党支部书记。
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此后,陈永贵的这个名字开始在山西地区流传开来。
大灾之年大喊“三不要,三不少”
1963年夏季,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大批社员的房屋被冲毁,大量农民无家可归;更惨的是,大寨人修了十几年的梯田更是毁于一旦。当时,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
但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却在此时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
毛泽东号召 “农业学大寨”
1964年3月 27日,毛泽东南下,在河北邯郸听取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汇报。当时,毛泽东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进行。
于是,陶鲁笳提到了大寨和陈永贵。陶鲁笳说,大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毛泽东顿时对这一“奇人”大感兴趣,他随即要求陶鲁笳上交陈永贵的材料。
同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并专门举了“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1964年5月10—13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2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介绍了大寨经验。一场浩浩荡荡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由是开展起来。
文革中不倒的“天然革命派”
文革爆发后,中国一片混乱,许多曾经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一夜之间成为“人民的罪人”。但当时的陈永贵,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成为天然的“革命派”。
1967年2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运动,而后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借着这场东风,他“平步青云”,很快成为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但他没有搞大规模的武斗,而注重经济建设。
文盲总理“日理万机”
在毛泽东后期的阶级斗争理论中,他主张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经过共产党二三十年的改造,但世界观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工人和贫农、下中农“渗”进知识分子的汪洋大海中。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永贵作为一个半文盲才能荣登副总理的宝座。
1975年1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后台”就是毛泽东。
陈永贵上台后,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做报告,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要批阅很多的材料,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到北京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划个圈,或写个“同意”。
据说,尽管陈永贵对于很多国家大事时常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划圈却划得很快。他的好朋友张怀英曾这样问他:“你怎么划圈这么快?”
陈永贵答道:“华国锋、李先念划圈,我也就划圈。我信得过他们!”
“文盲总理”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作报告。每当此时,他就先让“秀才”们将他的“意思”谱成讲稿,但文字稿他是不会念的,于是,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每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每一张纸只有一百个字左右。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种闹剧,恐怕也只有文革时候的中国才有!
到文革后期,陈永贵的威望臻至顶峰,当时,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四人帮”和其他一些人背后也骂陈永贵,但不敢公开批评,更不敢见诸文字。在毛泽东去世前,对陈永贵和大寨,全国都是一片表扬声。
从副总理之位回归农民本色
文革结束后,华国锋喊出了“两个凡是”,毛泽东余威尚严,“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因此仍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强化,而陈永贵也继续得到中央重用。
1977年,中共召开十一大,陈永贵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仍主管农业工作。在这段时间里,陈永贵继续用过去的思维和口号,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他的这一工作思想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的支持。
1978年5月,中国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也包括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各种意见反映到中央后,中央认为这是事关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时已进入中央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对此表态,称中央对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争论,暂不发文件,不下结论,而是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标准去实事求是地总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经验和教训。
1980年上半年,山西省委对“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进行总结,后来还写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文件指出:大寨“左”的路线“需要体现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由陈永贵负责”(1980年8月24日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后来,邓小平向山西省委转发了这一文件,不久,陈永贵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会议上,“下台”的陈永贵没能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住在北京部长楼里,生活待遇和从前一样。
1914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一,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为长子。
1920年,5岁,其父陈志如卖掉妻子、女儿和幼子。
1921年,6岁,随父迁至大寨。
1922年,7岁,为地主放牛。
1941年春,26岁,与山庄头村贫农女儿李虎妮结婚。
1942年,27岁,被推选为大寨村伪维持会代表。不久加入日伪组织“兴亚会”。
1943年,28岁,长子陈明珠出生。夏,宪兵队以通匪罪将其逮捕并关入留置场。
1944年,29岁,出狱,辞去伪代表职务。到昔阳城内的一家烧饼铺当伙计。
1945年,30岁,日本投降,因出任伪代表在村里挨斗。
1945年—1946年,土改,分得土地、房屋和浮财。参加民兵支援前线。
1946年,31岁,参加贾进才组织的互助组,旋即退出另立“老少组”。
1948年,33岁,经贾进才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37岁,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出席山西省农业丰产劳模代表会。冬,由贾进才推荐,接贾进才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1953年,38岁,办初级社,任社长,冬,制订治山治水十年规划,首战白驼沟。
1955年12月,40岁,办高级社,任社长。三战狼窝掌开始。
1958年8月,43岁,倡议创建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任公社常委副书记兼大寨常支部书记。
1959年10月,44岁,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活动,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1960年2月,45岁,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号召;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从此陈永贵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
1961年,46岁,被选为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
1963年,48岁,大寨遭特大洪,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
1964年,49岁。1月,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2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12月,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三届一次全国民代表大会,周恩来为在政府工作报千中赞扬
大寨。12月26号日,应毛泽东之邀一起吃饭合影。同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1965年,50岁,丧妻。在四清运动中受气。
1966年,51岁,与40岁的宁玉玲结婚。出访阿尔巴尼亚。
1967年,52岁,1月,作为全国著中农业劳模参加了造反派对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夺权活动,并被推选为中共山西心小组成员。2月,作为总指挥夺了昔阳的党政大权。
3月,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1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了陈永贵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五条建议。是为中发(67)339号文件。
1968年,53岁,决定昔阳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
1969年4月,54岁,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大会发言。同年,幼子陈明亮出生。
1970年8月,55岁,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陈永贵介绍整“五种人”的经验。会后,全国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
1973年,58岁。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年底,辞去大寨大队常支部书记职务。同年,昔阳虚报粮食产量8979万斤。
1975年,60岁。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3月,出访墨西哥。7月,向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向大队核算过渡。9月,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致开幕词。
1976年,61岁。夏,出席北方三夏生产会和南方水稻生产合并发言,被攻击为“唯生产力论。”10月,拥护粉碎四人帮。12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
1977年,62岁。重提全国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年底,部分地区刮直过渡风。8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8年,63岁。年初,出访柬埔寨。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2月,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64岁,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
1980年,65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1981年,66岁,举家迁入复兴门外22号楼赋闲。
1982年,67岁。落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9月,十二大召开,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68岁。中共中央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5年夏,70岁,因病住院,确诊为晚期肺癌。
1986年3月26日,71岁,北京医院病逝。
动手抓“四人帮”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
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
从下午3点开始,陈永贵就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政治局会议开到半夜12点多才散。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
几天后,在没有了张春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一年多来很少见地正坐在沙发上,显得很自在。纪登奎笑问:“哟,几年啦,这脖子能扭啦?”陈永贵笑道:“好了嘛。”散会后,陈永贵向李先念、纪登奎和陈锡联发出邀请,陈永贵笑问:“来吃顿山西拉面哩?”
邓小平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你来写,我说。”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搬到22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多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就是了。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12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1983年春,陈永贵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下午2时55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告别室,上了车。
4月4日清晨4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除了狼窝掌。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