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皇集团:权谋思维：余秋雨“点穴”文化误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11:36:39
权谋思维：余秋雨“点穴”文化误区
从今年年初以来，著名学者、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顾问余秋雨教授在香港凤凰卫视每天播出《秋雨时分》，向全球华语观众系统分析中华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历史和现状。
现已播出的八十余期，是《秋雨时分》的第一部分，重点解析广大民众对文化的一系列普遍误解。征得余秋雨教授同意，本报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摘编整理，并加入了他近期在几所大学的部分演讲内容，现予以独家发表，以飨读者。
为什么要讨论文化误区？
对几件事情的强烈印象
●“文化误区”的起点往往是文化界，而后果却总是让全社会来承受。
●教育界倚重学历和填鸭式灌输知识的势头有增无已，却把真正需要看重的文化素质、文化人格挤压掉了。
文化本是人世间最复杂的一个概念，重要的定义就有二百多个，人们不应该把自己不同意的文化观念轻易地说成是“文化误区”。但是，真正的误区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一次次由严重的后果来证明。“文化误区”的起点往往是文化界，而后果却总是让全社会来承受，因此必须作出及时的提醒。
这些年来，有一些事情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第一件事情，几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召开了一次题为“经济时代的文化责任”的国际研讨会，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例如“一切经济行为的终点都是文化”、 “经济发展是以货币流通方式换来非货币的文化成果”、“除了特殊情况，在当代，一个民族的落后和不发达是它自己的文化选择造成的”……但是，这个会议上让各国学者印象最深的是中南美洲两个不发达国家学者的发言。他们说，他们以前总是为自己国家的不发达寻找外因方面的借口，但这些借口一一都被排除了，最后得出结论是，他们上了一些文化观念的当。他们讲，他们国家民众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几十年来都相信了一些文人在报纸上散布的观念，基本上是以民族主义的情绪抵拒国际，以精英主义的谎言抵拒市场，以保守主义的理念抵拒创新。从微观逻辑上看，这些文人说得头头是道，很难反驳；从宏观效果上看，却使整个民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文化陷阱，一直在贫困、落后中挣扎。
这个国际研讨会把中国作为正面例子，证明一个过去时常为自己的落后找借口的民族，也有可能突然明白过来，以文化观念的改变带动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我心里明白，他们所说的文化观念的改变，并不是起源于中国文化界，而至今成天在谈论“文化观念” 的群体，可能至今还没有转变。
第二件事情，是我在国外连续参观了两届“世博会”的中国馆。在同世界各国展馆进行近距离比较的时候，刺激特别强烈。中国馆总是占地特别大，各国观众的期望特别高，但每次开馆后总是让人普遍失望。我认为，责任不在承办制作的单位，而在于中国缺少让当代世界真正有兴趣的文化图像。世界各国观众是想到中国馆来寻找当今这个经济大国的文化创新活力的，但我们闹来闹去，永远是四大发明、京剧脸谱、万里长城。我当时就叹息说，按照这个模式，伊拉克的展馆应该更辉煌，因为当年古代巴比伦文明在很多方面远远超越了中华文明。
第三件事情，是回国看到教育界倚重学历和填鸭式灌输知识的势头有增无已，很多家长和教师都在为此而拼搏，却把真正需要看重的文化素质、文化人格挤压掉了。文化的建设机制和创新机制，常常抵不过消解机制和破坏机制。
以上这些事情说明文化误区不仅存在，而且需要及时获得匡正。文化误区就像病变，不属于多元保护的范畴。
文化误区被扩散的原因
●文化界不得不把外界的热望和自己的寥落集于一身，可谓大热大冷、大尊大卑，神情变得怪异而尴尬。
●种种文化误区的共同病灶，在于对文化身份的误导。
很多文化误区自古就有，近年来的扩散，有特殊的社会原因。
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文化却严重滞后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与经济相比，文化总是沉淀着更多过去的岁月、远年的心声，又缺少判别其功过得失的可靠标准，所以转型必然比较缓慢，文化界的生态和心态也渐渐落后于社会前进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优秀的文化人进入到了企业和公务员系统，甚至连科技人员、医生、律师也更愿意以自己的专业职务自命，不愿被泛泛地称为“文化人”。后来，又由于所谓“精英文化”的出场，吓得连演员、歌手、电视工作者也不敢再轻松地谈文化了，结果，“文化人”的队伍变得越来越枯窘，越来越寥落。
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正是由于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各行各业都相继产生了强烈的文化渴求，连整个中国经济也需要寻找自己的文化形象来安顿自我、说服世界了，于是形成了一拨空前的“文化热”。那么，文化在哪里？大家回过头来又把热切的眼光投向了本已境况寥落的文化界。文化界不得不把外界的热望和自己的寥落集于一身，可谓大热大冷、大尊大卑，神情变得怪异而尴尬。但是，正由于文化领域的转型落后于社会整体，杰出人才的大批流失，那儿的基本观念还往往是保守的，这下却借着“文化”之名，趁着“文化热”之势，一时重新翱翔，形成一系列文化误区。
种种文化误区的共同病灶在哪里？在于对文化身份的误导。当代社会的复杂性让人明白，文化很可以成为身份的象征。因此，为了追求个人的社会身份，大家进入了“知识积累”、“名校学历”和“文人风范”的误区；为了追求民族的国际身份，大家又进入了“文明冲突”、“历史遗产”和“权谋思维”的误区。
误区之一：“知识积累”的误区
再多的知识也堆垒不出人文精神
●丰富的知识如果失去了正常的精神选择，将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大量的知识拥塞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精神短路”。
知识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再也不应该重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低智化政治闹剧。但是，这些年来很多人把文化素养全都误会成了知识积累，那就不得不从另一个方面提醒大家：再多的知识也堆垒不出人文精神，再大的学问也组合不成善和爱的境界。
我曾应麦林华监狱长之邀，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为数千名服刑人员举办讲座。讲座中有交流对话部分，我在现场一次次产生迷惑，因为对话者的丰富知识和缜密思考，一点儿也不低于我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多，他们的罪行如此之重，使我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丰富的知识如果失去了正常的精神选择，将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我亲身体验的另一件事情是，大家知道我的著作被盗版的现象比较严重，印数一直是正版的很多倍。但令人奇怪的是，有些盗版者把我在初版时的不少排印错误都一一改正了，可见知识水平不错，然而请不要忘了，他们是盗贼。前不久读到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的一篇长文，揭露上海一个以“咬文嚼字”而出名的人，也是一个可笑的造假者。
这些现象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剧本中福斯塔夫的一句话：“学问是一堆被魔鬼看守着的黄金。”我可以补充一句：因为这堆黄金比较珍贵，会让每一个想得到的人都着一点魔，再让其中一部分直接变成恶魔。
这是艺术语言，我们不妨来听一听理性判断。
十七世纪的英国学者托马斯·富勒说：“知识使好人更好，使坏人更坏。”塞缪尔·约翰逊则说：“有知识而不正直是可怕的。”大学者罗素说：“科学是一种权力，而任何权力都可善可恶。”爱因斯坦说得更简洁：“刀子有用，但也能用来杀人。”因此，他们都呼吁对一切知识进行人文控制。
这些智者还告诉人们，知识即使不用来作恶，也不是越多越好。他们认为，大量的知识拥塞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精神短路”。法国思想家卢梭则直言：“读书太多的人最有可能成为自以为是的无知者。”他们由此获得共识，认为智者对于知识应抱持以下三种态度：一、需要时懂得到哪里去找；二、对各种知识作出严格的评估、选择；三、明白任何知识都不等同于真理，而我们热爱的，只是真理。
重记忆而轻创造，是中国文化的老毛病
●现在，电脑早已可以几万倍、几十万倍地超过那些记性最好的脑子进行贮存和检索，那种对记忆的崇拜实在是太老旧了，却还在奇怪地流行。
●即使在最自由的审美领域，那种记忆性知识也剥夺了中国观众的自由，这真是一个文化悲剧。
在知识的问题上，中国自明清以后便习惯于把记忆放在首位，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化“向后看”的保守倾向，在中下层知识界直至普通民众中影响尤其严重。直到今天，一个人如果满脑子都是年号、数字、目录，说得出哪场战争的日期，记得住哪个典故在哪卷书里，就广受尊敬，被誉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如果这个人碰巧又多背了几种外文，则更被视为一代大师，至于他的这些记忆性知识是否帮助他创建了学说、启发了民智、推进了文明，哪怕一丝一毫，则完全不问。
我想，形成对知识记忆的崇拜，有三个原因。一是明清时代的文人已经很难进行创造性思维，只能无聊地玩弄记忆游戏；二是古代文人查找图书典籍十分困难；三是科举考试中那些智力较低、只想用作弊方式来帮助记忆的考生们留下的一种心理定势。现在，电脑早已可以几万倍、几十万倍地超过那些记性最好的脑子进行贮存和检索，那种崇拜实在是太老旧了，却还在奇怪地流行。
任何社会转型，都是对原有知识的重新审视，都要以艰难的实验和考察来发现前人的错觉和误判，都要在常识之中找出可疑部分和未知部分。因此，死记硬背，因循守旧，极有可能成为错误的传导体。
这在文艺创作领域更需要注意。中国的评论家和观众已经习惯于用所谓的“历史知识”来审视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结果发现处处都有差错。其实，大量的“历史知识”往往是在“历史”幌子下的伪造和误传，而艺术虚构却因为触及到了人类心灵的共同逻辑，反而比“历史”更真实。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反复强调的诗比历史更真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惜，即使在最自由的审美领域，那种记忆性知识也剥夺了中国观众的自由，这真是一个文化悲剧。
听说近代武师霍元甲先生的后代看了李连杰先生的电影《霍元甲》之后要打官司，因为电影有些地方与历史事实有出入。我不认识官司双方，却想对原告方劝说几句。我要说，历史事实、历史记载、历史记忆各不相同，传记可以自由地在三者之间进行选择取舍；而传奇作品又与传记作品完全不同，更可以由民众和作者自由创造，例如诸葛亮、关羽、包公就是传奇式人物，他们的后代怎么可以根据什么“历史记载”与历代民间艺术家打官司？霍元甲先生有幸成为中国近代绝无仅有的传奇式人物进入文艺作品，而且不是“娱乐性传奇人物”（如电视剧中的纪晓岚）而是“精神性传奇人物”，实在是霍家的造化，令万家羡慕。如果反而要以艺术等同于历史的观点起诉，让霍元甲先生退缩成档案人物，则只能为他一叹了。
其实，更重大的历史文献记载比之于闪耀着人文光辉的艺术创造激情，也要懂得谦逊。例如有的学者反复论证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错了地方，因为赤壁之战是在另一个地方打的。我设想，如果这个信息倒转回去，被诸葛亮、周瑜听到了，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还是我们换一个地方打吧，因为那首词比那个仗重要，苏东坡比我们重要。”
这不是容忍苏东坡的错误，而是承认“创造”这个概念所引领的，是另一个更精彩的世界。
误区之二：“名校学历”的误区
学校的作用被无限夸大
●由于学校的作用被极度夸大，结果反而把真正的社会文化创造贬低了。
●再好的学校也只能提供一个最简单、最通用、最常识化的基础，主要的事业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
这些年中国教育事业的规模迅速扩大，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由此也产生了一种广泛的误会，以为一个人的学历，特别是名校学历，可以决定他的文化形象，因此也可以开创他一辈子的前途。
为此，很多家长和教师为了子女和学生的升学所付出的辛劳，几乎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更严重的是，这个误会进一步无限扩大，很多官员把教育事业当作文化事业的重心，甚至把它看得远远高于社会文化事业。我在电视中说到这个问题后，曾经收到过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的来信，说到十几年前一些不错的作家纷纷到大学中文系补文凭，而为这些作家上课的那些教师前些天还是这些作家的虔诚研究者；这些年不少优秀书画家、作曲家和演员也不得不到学校混学位，而那些教师在专业水平上根本无法与这些学生相提并论，大家都在假戏真做。这位教授说，由于学校的作用被极度夸大，结果反而把真正的社会文化创造贬低了。
现代科学文化的创造者们到学校里打一个基础是必要的，但再好的学校也只能提供一个最简单、最通用、最常识化的基础，主要的事业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如果把二十多岁就完成的学历一直当成终身的荣耀，只能证明这些毕业生进入社会后一直没有太大出息。爱因斯坦说："真正的教育成果，就是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全部忘光之后还能留下的那部分东西。"这句话值得大家深思。
我认为，越是杰出的创造者，越是与自己早年所受的教育关系不大，因为他们必须在叛逆和突破中才能迈出创造的步伐。为此，我不太愿意看到过于热烈的校庆，而更愿意看到学校根据学生们毕业后的种种艰难遭遇来调整自己的教育结构。德国洪堡大学只敢把与自己学校有关的2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照片小小地、悄悄地贴在走廊一角，分明包含着一种不敢贪功的收敛。对于学生，学校总是既有功劳也有失误的，所以有一年教师节，我曾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在中央电视台建议全国同行一起反思：是否误人子弟又一年？
有一个比喻：渔船返港，伤痕累累，一半记录着暴风雨的印痕，一半记录着造船者的败笔。
请想一想那些真正的文化大师
●在一般的人文学科，尤其在文艺创作领域，学校没有资格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
●真正重大的文化建设，必然是那种值得全民共享的社会文化。
把学校教育和文化创造的关系严重颠倒的实例，是大作家金庸、贾平凹的任教资格受到了媒体的辛辣质疑。其实，目前中国大学里一些文科教师的学历才是需要怀疑的，但辛辣的质疑声正是从那里发出。金庸、贾平凹都是具有大学学历的，他们如果留在学校一直讲课，早也可以按部就班地成为最著名的教授，但是由于他们投身到了文化创造，而且是在全球华文读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创造，反而变得没有资格在大学任教了，这真是怪事。我们的大学和教师，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神奇了呢？
除去自然科学和实用性学科对学校教育的依赖比较大之外，在一般的人文学科，尤其在文艺创作领域，学校没有资格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
鲁迅先生的学历，连中等医专都没有毕业。但当年的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都聘他任教；沈从文先生的学历只有小学毕业，但当年的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都聘他任教；齐白石先生连小学的文凭也拿不出来，也曾被当年的中央美术学院聘请为名誉教授。大学拥有他们，是大学之幸。因为真正重大的文化建设，必然是那种值得全民共享的社会文化，也就是由鲁迅、沈从文、齐白石、金庸、贾平凹等人创造的文化，大学是否都有能力创造出来？也许只是对他们作一些追随性的研究和学习罢了。
对于名校学历的文化误区，如果作一个比较，我觉得祖国大陆是近二十年才陷入的，近五年有越陷越深之势；香港地区比大陆更严重一些，西方名校的学历误区紧紧地捆住了香港的整体文化活力，幸好他们有不错的电影和流行文化的制作机制，构成了某种制衡；比较正常的倒是台湾地区，那里涌现出了一批既高雅又流行的大艺术家如白先勇、余光中、林怀民、朱铭、李安等等，这些大艺术家，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并不具备香港最看重的那种"最高学历"，但他们却创造了普及人心的文化。相比之下，大陆的"高雅"和"流行"还处于分离状态。
我本人在一件事情上很感安慰。十多年前，我在桂林遇到赵本山先生，当时他边上有人对我说，本山深受观众欢迎，却总被文化界看成是乡间艺人，因此很想到我当时担任院长的上海戏剧学院读几年书，得一张文凭或一个学位。我毕竟是内行，看了本山的三段小品就说："不必来读了，他应该是我们学院教授研究的对象。如果来读几年书，会浪费他创作的黄金年华。"现在大家都会承认，我说对了。如果有人怀疑他的文化水准，那就看看他导演的那么多电视剧，或者听他讲几次课吧。
误区之三："文人风范"的误区
这种"文人"并不存在
●人们营造了一个更感性的文化误区，也就是勾画了一种典范性的前辈文人生态，作为衡量当代文人的标尺。
●以伪造的形象作为典范，必陷误区。
除了知识积累和名校学历外，人们还进一步营造了一个更感性的文化误区，也就是勾画了一种典范性的前辈文人生态，作为衡量当代文人的标尺。
这种标尺是什么样的呢？大概是：皓首穷经，两袖清风，素衣简餐，无意钱财，不沾世务，不理传媒，不知娱乐，不交官场，却又具有极正确的政治立场，一旦斗争激烈，总能站到第一线。
但是，遗憾的是，我刚好认识不少名气不小的前辈学人，没有一个符合这个标准。他们大多是很正常、很普通的老人，都不太勇敢，也缺少政治见解，更多的是随大流、不害人。对待遇比较敏感，与同行关系欠佳。在学问上，比较认真，一般对国学涉猎较广。但由于长期处于兵荒马乱和政治运动中，能够系统治学的时间不多，提出独立见解的空间不大，整体上缺少建树，却也断断续续写了不少书，难能可贵。
这种状态，与人们一再营造的"文人风范"，距离太远了。但是，大家似乎总喜欢拿着谁也没有做到过的标准套人。一套，谁也没法活。这不是误区是什么？
在前辈学者中，钱钟书先生我倒是不认识。有一阵子很多媒体以钱钟书为例论证学者必须拒绝电视，我就觉得缺少根据，因为在钱钟书先生适合上电视的年龄还没有电视。后来我的朋友黄蜀芹、孙雄飞要把钱先生的《围城》改编成电视剧，我有机会读到钱先生关于这件事的好些通信，发现他不仅没有拒绝电视，而且还兴致勃勃。可见，说钱先生拒绝电视，是伪造的。以伪造的形象作为典范，必陷误区。
更烦人的是伪精英架势
●伪精英架势把十分珍贵的文化资源，耗费在无效、无聊和无从验证的黑洞里，损害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破解伪精英架势的最佳办法，是让民众明白他们的虚假和无能。
伪造前辈学者的"风范"，主要是宣扬一种与社会脱离的清高姿态，目的是为了引出他们自己的伪精英架势。这些年伪精英的架势处处可见，而且越摆越离谱，广大民众既厌烦他们又有点害怕他们，结果，多多少少把厌烦和害怕转嫁给了文化，使文化无辜蒙冤，实在是又一个误区。
伪精英架势的第一个特征，是表现出对社会的不理、不懂。很多文化人一直在表白自己从来不看电视，不理流行文化，就是例子。我在香港一个公共场合见到过一位能说一口普通话、持有英国护照的中国女性，表明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林青霞、周润发、成龙、张曼玉的名字，理由是"我们英国人傲慢，连好莱坞也不看。"这是极端化的例子，充分表现了伪精英之伪。但是，她的那种口气和神态，我们可以从很多文化人身上找到。
伪精英架势的第二个特征，是要让社会对自己不理、不懂。年长一点，一直钻研着一个几乎不会有任何人感兴趣的历史细节问题，例如对一部古典小说里某个次要丫鬟的恋爱心理，已经钻研四十几年了。年轻一点的，则用正常人不可能读懂的晦涩和玄奥，论述着一切本来很简洁的事情。连我这样能够读下康德和佛经的人，也完全读不懂他们。他们都以"别人不懂"和"不懂别人"，作为精英的标志。
追根溯源，这两个"不懂"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毛病，明末清初曾经被一群智者深刻剖析过。习惯于在小圈子里高谈阔论，与世情完全脱离，却一心期盼着国破家亡之时报效朝廷。但是危机如果真的来到，他们的主张总是看着都错，结果只能一败涂地，与朝廷一起殒灭。今天的伪精英架势更让人发笑，但实际后果仍然十分严重。它把十分珍贵的文化资源，耗费在无效、无聊和无从验证的黑洞里，损害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本来中华文化与古代埃及文化、印度文化相比，具有明显的民间性、易识性特征，并由此产生了对空间和时间的充分渗透性。这使它生命力旺盛，在古代埃及文化和印度文化相继衰败后还延续至今。伪精英架势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反倒在中国设置了一个封闭和内向的结构来脱离大地，其实正是让那些文明衰败的陷阱。这在改革开放的环境里，实在是一种怪异的存在。
破解伪精英架势的最佳办法，是让民众明白他们的虚假和无能。一个人如果永远在说别人听不懂的话，不能证明他水平高，只能证明他说不明白。曹禺先生曾针对那些特别玄深的编剧教师说："会写剧本的人写剧本，不会写剧本的人教人写剧本。"自己不会写剧本而教别人写剧本的人，定位总是特别高，弯子总是绕得特别多，能把一切会写剧本的人吓退。如果不能吓退，他的位置就没有了。一切伪精英架势，基本上就是这样摆出来的。
最值得同情的就是那种慷慨激昂
●那种慷慨激昂的批判姿态还是放在对人类大义、人性人道的维护上吧，对于文学和文化，则不必如此。
●如果你心中有文学的火苗，那就应该学创作，而尽量不要学批评。
在拼凑虚幻的"文人风范"时，不少人还会扮演一种仗义执言、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角色。其实在我看来，是"文革"中的大批判情结在起作用。
这种慷慨激昂带有极大的表演性。无数的事实证明，慷慨激昂的起点几乎都是谣言，而谣言的膨胀过程又没有任何理性控制。一个人要对毫无实证的事情激愤起来，很难有心理依据，必然是出于表演的需要。
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这种慷慨激昂的大批判表演总是带有整人的目的，只是像西方人所说，中国人习惯于把jealousy（嫉妒）冒充成 justice（正义）罢了。这有灾难的记录和沉痛的记忆，这儿就不多说了。我现在关心的是，很多年轻学生刚刚考上大学中文系，一些教师就告诉他们，大学里不学习创作，只学习批判。于是，一年又一年，大批判的队伍迅速扩大。粗略统计，在中国文化领域，创作者和批判者的比例，大概是一与一百之比吧。大家设想一下，在某个单位里，一个人在做事，一百个人在批评，这事能做好吗？王小波先生说过，文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人，一种是不让别人做事的人。这个划分方法很深刻，但忘了揭示这两种人的比例。
在这个令人寒心的趋向中，我觉得最值得同情的是那些因为在中学里爱好文学而来报考中文系的学生。他们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爱好，却要居高临下地以批判姿态来凌驾这种爱好、践踏这种爱好。那么，他们这一生，将不再能正常地享受文学。
这就像你刚刚结交了一位心爱的女友，谁知阴差阳错，你成了法官，她成了被告；或者你成了侦探，她成了目标。爱情，还能如何维持？
那些刚入学的中文系学生如果愿意听我的，那么我要说：那种慷慨激昂的批判姿态还是放在对人类大义、人性人道的维护上吧，对于文学和文化，则不必如此。如果你心中有文学的火苗，那就应该学创作，写好写坏都成，而尽量不要去学批评。批评家在中国已经多如牛毛，你犯不着把自己珍贵的生命再变成一根牛毛埋没其间。
(本报记者 尹欣整理，金定根摄影) 来源：《解放日报》
今年年初以来，著名学者、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顾问余秋雨教授在香港凤凰卫视每天播出《秋雨时分》，向全球华语观众系统分析中华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历史和现状。
已播出的八十余期，是《秋雨时分》的第一部分，重点解析人们对文化的一系列误区。本报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摘编整理，并加入了他近期在几所大学的部分演讲内容，征得余秋雨教授同意，予以独家发表。
在4月14日已刊发的《余秋雨“点穴”文化误区》（上篇）中，余教授详细论述了为什么要讨论文化误区，并对“知识积累”、“名校学历”和“文人风范”的文化误区进行了独到解析。今天，《解放周末》继续刊登余教授对“文明冲突”、“历史遗产”和“权谋思维”的文化误区的精彩解读。
误区之四：“文明冲突”的误区
上篇讲的三个文化误区，都比较通俗。真正深刻的文化误区是从“文明冲突论”开始的。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十几年前提出的这个理论，至今影响巨大。他认为，自从“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冷战结束之后，原有的两半划分已不存在，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划分也已与事实不符，因此世界需要新的划分法。他认为应该从固有文明来划分，并在众多的文明中，确认新世纪将会由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唱主角,构成21世纪世界的冲突图谱。
他的这种划分，为突然失去“地图”的世界提供了一张简明“地图”，而且后来似乎又被“9·11”事件所证实。但世界上也有不少学者指出，这类冲突事件正是他的理论诱发出来的。
我对“文明冲突论”，从一开始就十分怀疑
●人类不能放过必须一起面对的灾难，而回过头来自相冲突。
●人类危机，例如自然灾害、生态恶化、核竞赛、恐怖主义、人口爆炸，没有一项由哪个文明单独制造，又可以由另外一个文明单独解决。
●有些冲突，看上去发生在两个文明之间，但细加分析即可发现，其中并不包含文明意义上的对峙。
“文明冲突论”在中国也快速流行，因为它肯定了中华文明从古至今的重要地位，更设想了新世纪的三大主角。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很久以来没有被外界如此看重，这让不少中国文化人产生了一种愉快感。很多年轻人更是摩拳擦掌，准备参与21世纪“三岔口”式的打斗，而且信心满满地预计中华文明极有可能成为擂主。这种想法，又与我们谋求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宏伟意愿合在一起,一下子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意志。
但是，我对这个理论从一开始就十分怀疑。
我认为，世界各大文明之间，融合的事实远远超过冲突的事实。只要是文明，互相之间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也有共同的敌人。人类不能放过必须一起面对的灾难，而回过头来自相冲突。
亨廷顿如此强调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我看来是以一种西方本位主义的立场在防范着其他文明。它把中华文明在冲突中的地位大大抬高，实际上是把中华文明看作主要对手。正如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所说，这个理论背后隐藏着两个基本词汇，那就是“我们”和“他们”。米勒认为，人类历史上一切简单化的理论总是会让人们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最后才会让人们摆脱。
我不希望这个代价要让中华文明来支付。作为一个中国人，曾经非常熟悉“阶级斗争论”，这五个中国字的组合模式，与“文明冲突论”完全一致，这更引起我的警惕。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不存在，但“阶级斗争论”却把一切偶然现象上升为必然，把一切片断事件扩大为整体，把一切变动状态固定成为永恒，把一切争取和解与融合的努力批判为投降，结果，诱发了巨大的历史灾难。
“文明冲突论”，是否也是如此呢？为此，我们需要对世界文明的现状进行系统考察。我本人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延续不短时间的游历考察，至少有一半动机是针对“文明冲突论” 的。作为考察成果，我在《千年一叹》一书中反复强调自己亲眼见到的人类危机，例如自然灾害、生态恶化、核竞赛、恐怖主义、人口爆炸，没有一项由哪个文明单独制造，又可以由另外一个文明单独解决。更多的冲突发生在同一个文明系统之内。考察结束至今的五年中，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类遇到或将要遇到的重大灾难，包括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海啸、SARS、禽流感、恐怖主义、核竞赛，进一步证明了我的考察结论。
有些冲突，看上去发生在两个文明之间，但细加分析即可发现，其中并不包含文明意义上的对峙。我在游历考察的长途中遇到过很多有不同文明背景的朋友，他们与我有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但是对于天下的是非善恶，又有几乎完全一致的立场。他们的眼神，至今还是我读解人类文明的课本。
不妨以小喻大
●如果不同的文明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的冲突，那么，我们的心灵早已是一个寸草不生的战场。
●不同文明共处的前景，不必询问太多的学者，只需询问自己的内心。那里，有最准确的人类文明微观地图。
●文化应该是一面友善的旗帜，文化应该是一种沟通的笑容。
对于“文明冲突论”，我们可以缩小范围来设想一种有关文化心理的恶化过程。
譬如，在一个居民社区里，长期居住着祖籍属于山东、四川、广东三地的居民。他们早就生息与共，互相通婚。社区里出现过一些流氓斗殴和盗窃的事件，也都一一惩处了。但是，不知哪一天，突然来了几位文化学者，研究不同祖籍归属的不同心理基因，整理历史上的几次血泪冤仇，排查过去那些流氓和盗贼的祖籍归属，再由此分析出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不同特质。照这样做下去，时间一长，这个社区还会太平吗？
请大家回想一下，这些年来，由于对地域文化的排他性研究，已经造成了一会儿看不起这个省、一会儿看不起那个省的一些悲剧，又造成了不少地方官员和方士学者把自己鼻子底下那块小地方不断夸张成全国第一、举世无双的闹剧。如果把这种文化思维模式扩大到世界，将会如何？台湾地区有些政客故意挑拨“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对峙，其实也就是“文明冲突论” 的缩小版。
如果进一步把社区的比喻拉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更会发现“文明冲突论”站不住脚。
就我而论，我作为一个现代学人，逻辑思维建立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上，专业根基建立在黑格尔和康德的美学上，但是在我的灵魂深处，还埋藏着屈原、李白和苏东坡。请设想一下，我心中的欧几里德、黑格尔、康德，遇到我心中的屈原、李白、苏东坡，是互相冲突，还是相见而欢？我以切身体验证明：有过一些小小的比试和龃龉，但主要是相见而欢、愉快互补。互补的结果，就是造就了我这么一个人。
连小小的心灵都能如此，那么，大大的世界又将会如何？
如果不同的文明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的冲突，那么，我们的心灵早已是一个寸草不生的战场。不同文明共处的前景，不必询问太多的学者，只需询问自己的内心。那里，有最准确的人类文明微观地图。
遗憾的是，我们国内有不少文化人，曾经深受“阶级斗争论”的濡养，现在又深受“文明冲突论”的激励，把自己看成是斗争和冲突的先锋，即使在毫无烟火痕迹的地方也能开辟出战场。打得一片狼藉后再换一个地方，再找一个假想敌，重燃战火。大家随便翻翻书报就能发现，这些年，本来应该最安静的文化领域反而变得最为凶险，就是因为出没着不少这种“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角色。
其实，文化应该是一面友善的旗帜，文化应该是一种沟通的笑容。中华文化为什么存活数千年而至今犹存？因为我们的祖先以中庸、和谐的心态阻止了各种极端主义的长期发作。
国际社会否定了“文明冲突论”
●对于文明之间的差异，不应该仅仅是宽容和理解，更应该由衷地喜悦。
●我们生来就是为了来欣赏和享受各种不同文明的千姿百态的。
●如果将来哪一天，世界各地都成了唐诗宋词的世界，这将是人类文明的不幸，也将是中华文明的不幸。
我原先以为，人类要清醒地摆脱“文明冲突论”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就像我们摆脱“阶级斗争论”那样。没有想到，事实比我预想的乐观。
2004年12月,我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邀请,参加他们举办的《2004人类发展报告》研讨会,并发表演讲。我在演讲前翻阅了那份人类发展报告，惊喜地发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在前言一开头就宣布，本报告审视并否定了“文明冲突论”。
我在演讲一开始就立即回应，说已经很久没有在当代国际文献中读到“审视并否定”这样果断的词句了。这份报告以南非大主教戴斯蒙·图图的一句话作为结论。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delightinourdifferences”，翻译成中文比较拗口，可以叫作“为我们的差异而喜悦”。
我们一般认为，现代人应该宽容差异、理解差异，但这个结论认为，对于文明之间的差异，不应该仅仅是宽容和理解，更应该由衷地喜悦。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如果没有差异，人类就无法活得快乐。我们生来就是为了来欣赏和享受各种不同文明的千姿百态的。这才是一种健康的文化态度。
顺着这个思路，2005年联合国在日本召开的世界文明大会继续以讨论差异为主题，我也应邀在大会上发表专题演讲。我的演讲针对现在世界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西方社会如何读懂并欣赏中华文明的一个早期典范―――传教士利玛窦。我的演讲题目叫《利玛窦的答案》，讲述了利玛窦以三十多年的时间沉浸于中国文化，而终于在晚年得出了“中国文化不可能支持中国军人跨国远征”的结论。
我在国际场合这样说，回到国内又需要反复地给大学生们演讲：中华文明的复兴并不是让这种文明独霸世界。如果将来哪一天，世界各地都成了唐诗宋词的世界，这将是人类文明的不幸，也将是中华文明的不幸。
误区之五：“历史遗产”的误区
与“文明冲突论”的误导同步，我们近十余年来在历史遗产的问题上也产生了一系列误解。越来越多的文化人认为，我们的历史遗产都是好的，五四时期的批判是错误的，“文革”时期的割断更是荒唐的，因此需要完全恢复，重振“国学”、“国粹”、“国术”，从年幼一代就开始普及。
这种想法，不完全错，但在整体上已经构成了一个文化误区。
误区就会产生超常敏感，例如今年有关部门开放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居然有很多文化人在媒体上发表看法，认为是“民族传统的回归”、“中国人回到了自己的文化”，有人还借此高呼“中国人要过中国年”！其实大家都知道，以前的禁放，只是为了防范发生火灾而已，并没有半点汉奸、卖国贼的阴谋。这样的超常敏感，时常发生，有时一件很小的事情也能诱发出一大堆民族主义的长篇宏论，谁也无法阻止。
这种超常敏感证明：误区确实成了误区。
即使返回到《四库全书》，又将如何？
●中华文明在本性上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明。
●在对《四库全书》继续表示崇敬的时候，不能不关注一下这个对比：我们在搜集古代文献，他们在探索现代未知；我们在诠释，他们在设计；我们在抄录，他们在实验；我们在缅怀，他们在创造；我们在咬文嚼字，他们在田野勘查……
●在文化生态上，是保守，还是创新，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长久症结所在。
中国一旦国力强盛，总会有一些文化人赞颂中华文化什么都好，而一旦国力衰落，又认为中华文化一无是处。结果，要么热烈歌颂，要么严厉批判，很少用平静的理性来面对历史遗产。对此，我曾写过这么一段话来比喻：“老屋子最怕起火。不管是拜祭之火，还是愤怒之火，结果都是一样。”
说实话，我们的历史遗产问题很多。“文革”灾难并不是因为割断了历史遗产才造成的，而恰恰是对历史遗产的某一个部分作出了强烈的选择。例如“文字狱”、“株连”、“游街示众”，以及天天喊“万岁”，都是历史遗产。如果搁下这个特殊例证不去多说，那么，在正常的千百年间，中华文明的历史遗产也表现出诸多弊病。连完全立足于中华文化本位论的梁漱溟先生也说：我们的文化走了岔道，把太多的心思放在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上了，轻视了对物质文明的推进。
我在考察世界文明的半道上，曾经作过一个粗浅的概括。我说，二千五百多年前，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思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岸边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中国哲人在黄河岸边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当时似乎分工明确，不分高低。但这么多年下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神学都不发达，最发达的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发达必然导致内耗，因此我在世界文明大会上反驳"中国威胁论"时说，中华文明在本性上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明。非侵略是正面的，内耗是负面的。
除了内耗，还有保守。
中华文明的重要典籍，在《四库全书》中都集中了，真可谓洋洋大观，让人钦佩。但是我曾做过一件事，把乾隆皇帝命令纪晓岚等一批高层学者倾全力编撰《四库全书》的1773年至1782年这十年间西方发生的事情作了一个整理。发现在那十年间，瓦特制成了联动式蒸汽机，德国建成了首条铁铸路轨，英国建成了第一座铁桥，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人类还实现了用热气球的自由飞行，又证明了水是化合物……
也许人们会说，你指的是物质科学，西方确实走到了前边，我们中国重视的是精神领域。
是这样吗？好像也不太对。因为就在这十年间，创立"人性论"的休谟、创立"国富论"的亚当·斯密、创立"社会契约论"的卢梭都完成了自己一系列的重要学说，而伏尔泰、莱辛、歌德、孔狄亚克也发表了自己关键性的著作。
那么，我们在对《四库全书》继续表示崇敬的时候，也不能不关注一下这个对比吧：我们在搜集古代文献，他们在探索现代未知；我们在诠释，他们在设计；我们在抄录，他们在实验；我们在缅怀，他们在创造；我们在咬文嚼字，他们在田野勘查……
这里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方向。
半个多世纪之后，一场近距离的力量对比使庄严的中国文化不得不低头垂泪了。历史的是非暂且不论，在文化生态上，保守还是创新，确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长久症结所在。
几个可疑的绕口令
●如果"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那么中国何苦还要改革开放？如果"越是传统的，就越是现代的"，那么几代人何苦还要为现代化而奋斗？
●不能把省略国际背景的片断表述，当作文化安慰的油滑咒语。
●一切浅薄的歌颂都是脆弱的，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就会破碎。
在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上，近年来又普及了几个绕口令，叫作："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越是地区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传统的，就越是现代的。"据说是什么名人说的，是不是名人说的不知道，但大家都在说。
这几句绕口令，有一种"相反相成"的机智，成为一种旋转式的反论。但要让它们真正成立，必须依赖一系列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那就成了诡辩。
请问，如果"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那么中国何苦还要改革开放？如果"越是传统的，就越是现代的"，那么几代人何苦还要为现代化而奋斗？
确实有一些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华人艺术家说过类似的话，但请注意，他们都已经拥有了一个不便炫耀的国际背景，因此家乡的土地成了他们宏大国际审美系统中有魅力的生命符号。我们不能把他们的这种省略国际背景的片断表述，当作文化安慰的油滑咒语。
我本人为了寻找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秘密，贴地游历数万公里考察其他文明败落的原因，也算是对中华文明充满感情了吧，没想到一回来总是听到这种对历史遗产一连串快板式的歌颂绕口令，实在觉得不是味道。一切浅薄的歌颂都是脆弱的，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就会破碎。我们还是诚实、冷静地来面对祖先留给我们的一切为好。
我们能不能换一副表情
●功夫没有表情，脸谱遮盖表情，锣鼓夸张表情，但是中国文化还应该有一些丰富的正常表情吧？
●只有真实的表情，才能使僵死的遗产中那些最有价值的部分重新产生体温。
●任何文化上的复兴都不应该是苍老和沉重的。
对于中华文化的历史遗产，我们除了过于严肃或过于油滑外，能不能换一副表情？
我在参观了几次世博会的中国馆而深感失望之后，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不知道下届奥运会开幕式来表现中国文化的时候，是不是继续折腾那三张王牌---功夫、脸谱和锣鼓？功夫没有表情，脸谱遮盖表情，锣鼓夸张表情，但是中国文化还应该有一些丰富的正常表情吧？"
什么叫作"丰富的正常表情"？我可以把世博会上其他广受欢迎的展馆作为例子来说明。例如法国馆，总是不忘对法国文化的自嘲。汉诺威世博会法国馆的主题是：法国走在十字路口。中心意思是，我们法国过于浪漫，历来有很多奇思妙想，但总是在别的国家实现，新世纪的法国该往哪里走？
德国馆则是一种隐含骄傲的自嘲。大厅里横七竖八地挂满了没有完成的德国伟人雕塑，意思是：所有的德国伟人都是世界性的，因此在国内无法完成他们。世界各国的参观者，你们能把我们遗漏的德国伟人的名字写在后墙大黑板上吗？
去年的韩国馆，把自己的历史遗产一一缩小，装饰得精巧美丽，使各国参观者都恨不得买回家去做客厅摆设。作为国家馆的总结性图像，居然是韩国著名电影明星裴勇俊的笑脸。大家也许会嘲笑他们太通俗，但他们的回答是：韩国当代文化，就是露出洁白的牙齿向全世界发出的通俗而又青春的笑容。
相比之下，我们对历史遗产的阐释，总是那么刻板的重复，那么古老的木然，几乎庄严到了毫无表情。
我们也有一些清醒的学者，倒是不会对遗产一味赞颂，而是会对它的优劣瑕瑜作出区分，但是，能不能在区分之上再投入一些幽默和轻松的表情？区分属于科学，表情属于审美。只有真实的表情，才能使僵死的遗产中那些最有价值的部分重新产生体温。在这中间，幽默和轻松，则是现代人对遗产的最佳表情。
那么悠久而繁多的遗产，如果不是以幽默和轻松去面对，还不把我们压垮？即便不是糟粕，全是精华，也太沉重。为此，我写过这样一段话："大家都在森林里跋涉，你已经如此劳累，还背着那么大的包袱，说里边全是宝贝。也许是吧，但请想想，你还能迈动几步？"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是古希腊遗产，但目的是为了复兴当代人。因此，那些遗产溶入了蒙娜丽莎的自信笑容和大卫的健美躯体。任何文化上的复兴都不应该是苍老和沉重的。在中国，唐代就是例子。复兴的前辈，是活力青春。
误区之六："权谋逻辑"的误区
●以权谋逻辑为主干的遗产选择，不仅违背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且也违背了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
●权谋逻辑在今天的中国也未必能够找到恒定的文化背景。
●文化，在严格意义上是指精神价值，在广泛意义上是指生活方式。这两种意义，互相渗透。
这个误区是前两类误区的自然延续，我不想多讲，只是顺便提几句。
由于我们的文化过多地被误会成了文明间斗争和冲突的工具，即便被民间崇尚的"知识积累"、"名校学历"和"文人风范"，也都是一种虚饰和夸大了的人生制胜之途。结果，胜败输赢之术远远压倒了善恶是非之道，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主流话语。这种主流话语对历史遗产的选择，就是权谋逻辑。
近十年来，无论是我们的学术论著还是电视剧，把大量的篇幅集中在制胜权谋上。在书肆间，各种各样的"成功术"数不胜数；在荧屏前，古代谋士们的权术得到了空前的传扬。这种文化倾斜，已经造成诸多恶果。例如就历史遗产而言，今天的很多人对儒家的"仁"字十分陌生，对于礼义廉耻中的"耻"字也不再违避。中国文化的最高坐标是"仁"，最低防线是"耻"，似乎也有懈弛。
这种以权谋逻辑为主干的遗产选择，不仅违背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且也违背了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在我看来，这倒是中华文化遇到的真正的当代危机。中国文化的负面积累已经在中国人心中烙下了太多属于人际关系的复杂沟壑，如果现在趁势再让它进一步复杂化、学理化、系统化，结果如何了得？
其实，普通民众的内心对此也已经厌倦。韩国电视剧在中国掀起的惊人的观赏热潮，正反映了民众对于某些中国电视剧中太多权谋逻辑的冷漠。经常听到一些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宫廷文化里的一切让我们太累了，现在看到韩国电视剧里那种寻常情理中的真善美，才发现自己喜欢的还是这个。"由此可见，权谋逻辑在今天的中国也未必能够找到恒定的文化背景。
权谋逻辑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但是，更高层次的文化已经发出了询问：权谋的目的是什么？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胜利的彼岸是什么？
这些年，我一直重复讲述当代一位美国慈善家对我说的一段话："当我在六十岁之前赢取了一切成功目标，突然变得无限空虚，直到几年前我从一个急需救助的亚洲小女孩眼中看到她获得微小救助后所发生的灿烂光彩，才知道人生的意义。我把梯子搁错了墙，直到爬到顶端才发现。我只能重新爬下梯子，从头再来。"
这就是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对于"成功术"的破解。
说到这里，我可以概括一下文化的定义了。文化的定义那么多，我的理解却比较简单：文化，在严格意义上是指精神价值，在广泛意义上是指生活方式。这两种意义，互相渗透。
对精神价值来说，我所确认的最高坐标还是老生常谈，那就是善良与爱。
据余秋雨教授透露，在精辟解析几大文化误区之后，从五月份开始，他将在每天的《秋雨时分》栏目里系统讲述中国文化史上最引人注意的一些亮点，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尹欣整理)
秋雨录
如果时空倒转，你认为司马迁会去考历史系，鲁班会去考建筑系，郑和会去考航海系吗？
请不要怜悯他们，说他们那时没有大学。
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演出，那些真名实姓的英国古代国王是穿牛仔服的；鲁迅《故事新编》里大禹治水时的学者，是讲蹩脚英语的；迪伦马特笔下的西罗马皇帝罗慕鲁斯，是因为热衷养鸡而亡国的……
如果一切都符合历史真实，还要艺术干什么？
"9·11"证明了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吗？不，它只证明了文明与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正像一座城市的歹徒，害了另一座城市的市民，不应该理解成两座城市之间的仇恨。
不管背景多么差异，只要是文明，总有共同的底线，共同的敌人。
虽然历史上有无数智者揭示过爱和善的真理，但是，只要毁损在延续，仇恨在延续，人祸在延续，一切重复这个真理的话语永远让人怦然心动、热泪盈眶。
人类，正是靠着这种重复，避免自己成为兽类。
人生就像渡河，年轻时在此岸下水，年老时在彼岸休息。
我们的文化，总把救生圈抛给早已上岸的老人，甚至当作花圈供奉在他们的坟墓上。波浪间，正传来阵阵呼喊声，无人理睬。
没有大浪淘沙就不成江流，没有凋零萎谢就不成季节，没有生老病死就不成人间。
不让汉代离去就没有唐代，不让昨天离去就没有今天，不让上一场选手下场，就没有下一场比赛。
中国文化像一条大江，随时可以变宽，又随时可以变狭。
奇怪的是，变狭的时候大声喧哗，变宽的时候默默无声；变狭的时候险象环生，变宽的时候一派平和。
我们花费了很长时间，终于理完了自己的远年祖宅，发现它竟然如此精致典雅，真让后代满心荣耀。
但是，凭窗眺望，发现远处出现了很多奇怪的空地和建筑，又有很多人在奔跑和跳跃。一问，那叫运动场。
遗产早已成为既成事实，但它们的价值却在不断地波动。波动是一场永久的隔代谈判，一旦停止，便是历史的中断。
游子走进城堡，叹一声："还是回来好，免得在旷野里夜夜遇到那么多蒙面强盗！"吃了饭，洗了澡，不小心走进了一个地窖。里边，存放着蒙面强盗的全部面具和长刀。
如果已经拥有庄严，就不必装扮庄严。人们对庄严的最高企盼，是爱。
如果历史过于复杂，就应该尽力减重。人们对历史只有两种态度，要么厌倦，要么开颜。
这是中国文化的千古秘语：只求被尊敬，不求被喜爱。
但是我听起来，这像是魔咒。
尊敬是庙堂的香火，喜爱是市井的挂念。
尊敬是老人的试探，喜爱是青春的眉眼。
尊敬是昨夜的祭仪，喜爱是今晨的船缆。
书店里摆出了很多新出的书籍，告诉人们怎么才能通过种种技巧获得财富，通过种种计谋获得权力。
但是那些早已是财富和权力赢家的老人，正在用悲哀的眼光遥望着书籍，寻找着栖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