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栗无圣光图尾巴39p:“新三人团”为何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人物政治
行动是服务于目的的。从“新三人团”成立的背景看,当时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军事指挥集中专断,故人不能太多;二是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故人选要有利于此。在当时形势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合应该说是最合理组合,能充分实现这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最重要,但易于实现,因为遵义会议后党内政治生活正常了,周、毛、王都已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此前为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成为正式委员)。第二个目的的实现就涉及到人选搭配问题,在当时还是很敏感的。三人中,毛泽东自不必说须参加。
就周恩来而言。周恩来和朱德是遵义会议决定的军事指挥者,特别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又兼红军总政委(当时红军中政委负最后责任,权力大于同级军事领导,是各级最高领导),在长征初期实现红军“转兵”和纠正“左”倾军事错误中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红军中都有深远的影响和很高的权威性。加之周恩来为人谦和、灵活、易相处,能在红军高级指挥员及党中央的同志中间起到一种特殊的纽带作用。周恩来在长征初期和遵义会议前后,就对毛泽东予以极大的信赖和坚定的支持。正是他的坚持,毛泽东才得以随行长征,是他的坚定支持和信赖,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和建议才得以采纳,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更是少不了周恩来的贡献,如果周在“新三人团”中自然会全力支持毛泽东。所以,以周恩来当时的地位、权力、影响、能力,周参加“新三人团”必不可少。
而选王稼祥,人们的疑问就多一点。因为比王稼祥地位高、职位高、懂军事的人有的是,而别人都没有参加,王却为毛泽东提名,且得到政治局批准。笔者认为,这不仅仅因为王稼祥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还有更为重要的考虑。一是从策略上可以团结留苏归来人员,遵义会议解决的只是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和领导的局部调整,而组织路线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并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说“是勉强解决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当时就得以解决,即使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上也曾展开激烈的争论和辩论。当时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则更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遵义会议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凯丰参加遵义会议回去后就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当时,无论是从政治上考虑,还是从军事上考虑,都需要团结留苏归来人员,需要他们的支持。王稼祥是从“左”的阵营分离出来的留苏人员,让王稼祥参加军事领导,作为代表,就可以团结留苏归来人员群体,赢得一大批人的支持,避免思想上的分歧、内部的矛盾影响到军事指挥。这体现了毛泽东的一种高超的斗争策略和大局观念。二是可以解决毛泽东与王稼祥的矛盾。王稼祥在根本上是全力支持毛泽东的,但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战术原则并不完全理解。在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后,王稼祥对其指挥“发些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讨论军事行动”。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召开过几次这样的会议。经过打鼓新场事件后,张闻天认识到这样会妨碍军事指挥,就很赞成毛泽东成立“三人团”的建议,希望通过“三人团”使“毛王之间的矛盾可以由他们自己解决”而不影响军事决策。毛、王的矛盾只是军事指挥上的具体问题上的矛盾,在一起只要加强交流沟通,增强理解,就可解决,从而有利于军事指挥。三是毛泽东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成为常委,但常委分工,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不了解,对其军事才能信任也不足,毛泽东要充分发挥自己军事才干,实践自己的军事思想,需要强有力的支持。但当时,毛泽东获得的支持还不够,有不服气者、有不信任者、有不理解者。打鼓新场争论集中说明了这点。张闻天后来曾讲,当时一些领导包括他在内对毛泽东的信任“还是不坚定的”。在这种情形下,王稼祥参加“新三人团”,对毛泽东就可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除了加强团结消除矛盾,减少阻力外,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上增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本身是长征中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这时,长征途中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中,张闻天已在中央负总责,王稼祥再进入“新三人团”就更加强了支持毛泽东的力量。因此,在人员受限的情况下,“新三人团”人选很重要,不能只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决定人选,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既讲根本,也要讲究策略,所以,毛泽东提议由周、毛、王组成军事领导小组是当时最佳的人员搭配结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新三人团”人员组成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基于当时形势,全盘考虑后确定的,能最大限度保证军事指挥的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