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优劣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0:56:14

中国体制优劣谈

  作者:林中鴷

老白头评论:鼓掌!
作者把中国体制,这么重大的问题,论述得如此透彻,对其优劣的论断,非常有说服力,绝对有利于中国体制的深化改革。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说法很多,有人阐述了中国模式的诸多优势,国内不少人颇感自得和骄傲;也有人分析了中国模式的某些缺陷,提醒中国政府注意陷阱;还有人如陈志武先生干脆否定了中国模式的存在,他说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上面关于中国模式的提法,多用来描述狭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作机制。其实,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高度一体化的,用“中国体制”的概念能够更明确地概括我国体制的综合特征,其内涵更为宽泛,可以将中国模式涵盖其中。中国模式、中国体制的说法,体现了特色、独特之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更是强调了特色的存在与必要。每个国家的体制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没有完全相同的体制;但只有具备鲜明的独特性时,才有资格称为模式或特色。比如,我国原来借鉴了原苏联的体制,东欧国家也普遍采取了这种体制,使用这种体制的国家多了,那就不再新鲜,特色就不再明显了。所以在苏东波之前,很难说我国体制有啥特色。苏东波之后,实行原苏联体制的国家已经寥寥无几,特别是这些国家也相继实行了改革开放,体制多有更新和变化;我国就采取了市场经济的某些做法,越南迈的步子可能更大些。至今纯正的原苏联体制几乎荡然无存。但是,几个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原苏联体制的色彩,比如党政一体化、高度的行政集权、国家主导经济发展、垄断国企的存在、巨量的计划投资等。实行某种体制的国家越少,其特色就鲜亮,就越显得新奇和与众不同。所以不能否认中国模式、中国体制的特色和存在。中国体制的特色,特就特在原苏联体制的遗存元素之上,这些遗存元素和市场经济一经结合,就显得更为独特。

  所谓中国体制,就是在保留原苏联体制的某些特征上,再加上某些市场经济的特征。其主要特点是集权制、管得宽、权限大、限制少、手段多、公有制等等。

  笼统地说, 任何体制都会有其优劣,区分只在于利弊的多少和轻重不同。

  关于中国体制的优势或者说优越性,主流的说法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比如,我国能方便地花费巨资举办世界性的运动会和博览会,能够建造诸如国家大剧院之类的标志性建筑,能够快速发展航天事业等等。英国明年将举办下届奥运会,肯定不会比我国办的精彩、完美。香港特区不能说没钱,但举办一个亚运会都非常困难,最后还是泡了汤。尽管如此,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说法还是不够准确。美国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国家也很能办大事,他们所能办的大事,有的甚至比我们的还要大。比如举办奥运会,他们早就干过这种事,并且不止一次;原先发展的航天飞机,花费很惊人,恐怕我们也很难办得到;还有组织参与伊拉克战争,花销极其庞大,我国可能也承受不起。特别是他们国家的纯民生支出,开销更为巨大,竟然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这类大事对我国来说,只能望尘莫及。毕竟这个国家经济太发达,家底太厚实,国力太强大。所以,把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归结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论断不够准确。

  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体制的优越性是善于应急救灾,这个说法就相对科学多了。就决策体制来说,可分为集权制和民主制两种,二者各有所长,各有适合的领域。民主制办事磨磨唧唧,很不利索,虽说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较高,但其效率很难让人恭维。集权制没有民主制那么多的麻烦事,决策比较干脆,执行也相对比较顺畅,非常适合信息变化很快、需要当机立断、磨蹭就会坏菜的领域和场合。比如军队、应急就需要这样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说效率就是生命,一点也不算夸张。我国体制的行政化特征相当明显,官僚系统是层层任命形成的,办事效率自然很高;在救灾过程中,可以做到迅速决策,迅速调集各类人员各类物资投入抢险救灾;在其后的灾区重建上,可以高效集中、调用各种资源,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灾区建得出类拔萃,相当漂亮,从而创造非凡的人间奇迹,让老外瞠目结舌,夸赞不已。有专家说,中国体制本来就很像救灾体制,很有军事化管理的味道。因此,善于应急救灾也在情理之中。日本、台湾的体制,就暴露出不善于应急救灾的缺陷。马英九因救灾不力曾向民众连连道歉;日本地震海啸后,首相菅直人向福岛灾民和县知事鞠躬道歉还不算,又遭怒斥和痛骂。也许有人会说,象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的应急救援也搞得相当不错。他们非常敬重生命,对应急救援丝毫不敢懈怠。以色列两位游客在中国失踪后,政府搜救工作相当认真,不恤血本,让人感动不已。美国记者被北朝鲜扣押,前总统克灵顿冒着危险孤身前往。近年来美国频遭台风、飓风侵袭,灾害非常严重,政府也都较好地履行了应急救灾职责。即便如此,那也是仅对狭义灾害而言;就应对广义灾害来说,还是中国体制有优势,其他国家会相形见绌。很多让国外政府发愁犯难、抓耳挠腮的事情,中国政府则举重若轻,显得办法颇多。比如,我国可以方便地通过核销、注入资金,迅速处置银行坏账和国企亏损,防止它们倒闭破产;股市狂跌的时候,我国能很快采用诸多行政举措,为股市打气冲压;台湾香蕉滞销,我国能以两岸大局为重,动员国内企业紧急采购;发生了群体性事件,我国各级政府也能迅速摆平;就连应对经济危机这样重大的事件,我国政府也能很快筹集数万亿资金拉动消费。所以说善于应急救灾是中国体制的优势毫不为过。

  虽说中国体制善于应急救灾,但仅仅把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归结为应急救灾,还是感觉不够贴切,优势不会局限在这一点。那么应该怎样表述中国体制的优势呢?窃以为如此表述可能更好,那就是可以方便地集中社会的主要资源或人财物力,依靠行政命令的手段,快速高效地从事任何政府想干的事情。这种说法比较深刻全面,可以囊括上面所言的两种优势。中国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藏等全部归国所有,政府可以代行所有者权利,方便地使用和支配,老外就没有这个能耐;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的物资、产品由垄断国企管控,政府可以随便调用,老外也缺乏这个方便条件;我国的税收法律、政策的制定也相对简便,税收总体水平蛮高,全社会的主要财富被政府收入囊中,所以有我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最高之说;老外若想提高税收,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可能会困难重重,甚至会有倒台的风险。我国体制是单一制,各级官员是层层任命的,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中央指令能一贯到底,可以轻而易举地组织开展各种运动。老外多实行联邦制,几乎都强调地方自治,地方政府领导人都由民众选举产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相隶属,地方官员可以不听上级,除非违法国家法律,否则中央政府会束手无策,政令不可能畅通无阻。我国政府是集权制,是全能政府,可以管控经济、文化、社会的任何方面;而老外都是有限政府,权限范围很狭窄,神通不够广大。我国强调权力的一体化和协调性,政府决策效率很高,可以不必顾忌人大的掣肘、政协的议论、司法的困扰和民众的批评。而老外就没有这些有利条件,政府行为会受到媒体的监督、议会的制约、司法的审视和法律的规范,更害怕民众的批评和责骂。可以说,我国政府有很多 “法宝”,可以办成很多老外很难办、无法办的事情,可以快捷高效地办成任何自己想办的事情,当然也包括各种大事,包括各种应急救灾。除了上面已经列举的一些事例外,又比如力排众议,建成了举世无双的三峡工程;可以根据政治需要,给某个国家提供巨额援助,或者免除巨额债务等等。有了这些法宝,就能做到遇事不慌,处事不惊。不怕银行破产,不怕股市崩溃,不怕经济危机,不怕通胀,不怕天灾人祸,反正国家有办法,政府会兜底。

  中国体制确实有不少优势。这些优势会令外国政府分外眼红和羡慕。中国体制好是好,但也不是完美得无可挑剔。中国体制可能具有如下缺陷:

  一、容易导致民穷和民生问题。天上不会掉馅饼,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办任何事情都需要资源和成本。中国政府所办的诸多大事,包括举办世界性运动会、博览会等,所有的一切都需要花钱,有的花钱很多,这些钱都来自沉重的税收,都会由民众负担;拯救银行、拯救股市、援助外国,包括最近拯救温州,最终也会由民众买单。钱的总数是一定的,上面钱多了,下面就会少。中央花钱很大方,地方政府很拮据,特别是到了基层政府,负债的窟窿很大,填补起来难度不小。象我国这样的政府和体制,再多的钱也不算多,总会花销出去的;钱不够花怎么办,好在我国政府能方便地控制银行,多印票子。这是我国政府屡试不爽的奇特宝贝。外国政府就没有这个权力,或者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票子多了就会缩水贬值,物价就会上升。所以这个方法的实质是掠夺民财,是变相地从百姓兜里掏钱。依靠多印票子来办事,归根结底也是民众来承受。这种体制极易伴生官本位,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也相对缺乏保障。如此这般,民生问题越来越突出,现在底层民众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入托难、就业难、结婚难、养子难,有不少人死都死不起。

  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导致问题此起彼伏。施政措施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治标类和治本类。治标类措施是缓解显性症状的,着眼于当前,属于救急措施;其关联显见,见效较快,所以往往被人们所青睐。所谓治本,就是针对问题的症结、引发问题的深层原因,采取釜底抽薪式的办法和措施。但问题的症结往往比较隐蔽,与显性症状的关系较为间接,不经过深入思考较难发现;并且治本措施一般起效较慢,远水不解近渴,所以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上面谈到,中国体制善于应急,应急措施即属于正儿八经的治标措施。一般而言,当问题表面症状比较严重,情势比较紧迫,为防止问题进一步恶化,社会秩序崩溃,就需要采取治标性措施,但常规情况下应以治本措施为主。治标类措施一般要慎用,它有一个严重隐患或重大缺陷,就是可能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长期看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问题的积累和加重,给问题的彻底解决设置更多的路障,同时还会不断加重对治标措施的依赖,事倍功半,造成行政资源的极大浪费。我国政府的不少治理举措急功近利,忙碌于治标措施的不断推出,而对治本措施则相对忽视,因而具有相当的副作用,不过这种副作用人们一般不容易意识到而已。比如拯救银行和国企,他们的亏损和坏账,除了和国家政策有关外,还和他们自身的不负责任和官僚主义密切相关,出了问题国家就出手救援,会强化他们的不负责任和对国家的依赖心理,会大大消解他们的自身约束和经营的风险意识,这样做的害处很多。出现严重地震灾害,就集全国之力倾囊相助,让当地的生活环境一下子进步几十年,这样会降低其他地方采取防震减灾、应急准备措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降低自我解决问题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增强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还会增加非震区的经济负担,造成某些不公平,这种无形的危害也不可小视。支援灾区还是适度为好。我们花费巨资承办奥运会和博览会,建设三峡工程等,这样无疑会挤占民生投入,造成民生问题,加深官民对立和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政府又不得不花费巨额资金来维稳,这又进一步影响民生投入,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现在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也是治标措施惹的祸。我们的政府善于应急救灾,但有的天灾含有相当的人祸成分,不少事件都是政府和官员的不负责任造成的,属于人为制造的。治标不治本,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各种问题就会此起彼伏,有时候连勤勉的总理也会感到很无奈。

  三、决策正确性难以保证,浪费和风险较大。在宪政民主国家,重大决策相当费事,程序非常繁琐,都有复杂的博弈过程。专家会详细论证,议会会吵吵闹闹,民众会议论纷纷。不少事情用意很好,但就是弄不成。财政开支把关很严,甚至几张白纸也需要事先预算。政府预算会受到议会鸡蛋里面挑骨头一般的详细审查。虽说效率不高,但决策、开支的合理性、科学性较有保证。而我国在这些方面则相对粗疏,限制较少,虽说办事效率较高,但重大决策和开支就难免草率和马虎,其决策合理性和科学性就较难保证。例如很多不该办的形象工程都办的很不错,不少决策失误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政府庞大的项目投入约有三分之一打了水漂。网上有一篇热文叫中国十大荒谬经济现象,提出了一系列质问,如为什么我们是美国第一大债主,但还要优惠引进外资? 到底物质财富是财富,还是美元欠条是财富? 为什么我们有钱搞出口退税,而将住房、教育和医疗推向市场化,让老百姓自己解决? 为什么我们将物质财富出口换美元欠条,然后在国内增发人民币?为什么要大量贱卖出口换取无法使用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同时使国内大量老百姓温饱出现问题等等。据说这些问题老百姓都想不通,也非常不合逻辑。这是否和决策失误有关呢,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四、容易顾此失彼,造成社会不公。社会很复杂,事无巨细都让一个政府管,确实难为人,也是不可能管好的。计划经济的实施,就是基于一个美好的幻想,可惜统统失败了。管好一个社会,需要不同的、相互独立的机构合理分工,各负其责,共同分担;特别是社会能办理、能办好的事情,政府就不应该多插手。外国政府管事较少,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分工明确;很多事情有社会自治,不用政府操心;所以他们的政府相对而言能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分内事。但我国各级政府仍有相当大的全能政府的特征,管的太宽太多。不仅经济管的严细,还管思想文化、管道德建设、管各种社会事务。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管好社会,不仅需要高尚的道德,更需要天才般的本事;除非有三头六臂,否则管好的概率很低。全能政府在现实中很难行得通,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在所难免,这样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不公。顾得了沿海,顾不了内地;顾得了城市,顾不了农村;顾得了重点,顾不了一般;顾得了官员,顾不了民众;顾得了发展,顾不了环保;顾得了体育,顾不了教育……。三百六十行,哪一行都不可或缺。为什么单单对体育实行举国体制?运动员对国家有哪些了不得的贡献?科技、旅游、建筑业为啥不能?这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还会造成民众的不满和不公平感。政府权力大了,责任相应也大,事情办不好,社会不公平,政府自然应该承担责任,会招致公众更多的责骂。

  五、总体效能低下。前面曾经谈到,中国体制的优势之一就是高效,这里咋说道低效了呢?其实并不矛盾。前面所说的高效,是指决策快、动作快,短时间就能形成运动;这里所说的低效,是就行动的效果和效益而言。有人会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怎么能说低效呢?诚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现在总量也成为世界老二。这个奇迹何来?我们都知道,积累多、投资多就能拉动GDP增长,我国连续几十年积累、投入比例都高居世界前列,自然能拉动GDP更快地增长,这是一个重要因素。陈志武先生分析得更透彻,他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源自改革开放后民众自由度的增加,来自民众创造性的发挥和社会活力的增长,源自中国对世界科技最新成果的享用,得益于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重新摆布,没啥秘密可言。此外,还如我国学者所言,这个奇迹还与我国的低工资、低人权、低社会保障、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高度关联,代价也是非常高昂的,恐怕很难持续。从总体上讲,我国经济的发展是粗放型的,GDP含金量不高。我国的单位能耗、物耗和发达国家相比高出多少倍,而经济效益又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我国各级政府都非常热衷于上项目,但又不注重培养企业的自主研发功能和发展后劲;项目一旦老化,企业就会陷入困境,于是再上新的项目,形成狗熊掰棒子般的循环往复。垄断国企缺乏健全的动力约束机制,不会关心企业的和发展后劲和长远利益;其高效益主要来自垄断特权,而并非来自经营有方。一般来讲,民营经济是经济活力之源。我国对市场和经济干预过多,介入太深,经济管制措施太滥;垄断国企对民营企业挤压过甚,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严重歧视,不允许民营金融机构存在,所以在中国创业很难,中小、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经常遭受灭顶之灾。而中小企业又是安排就业的主力部队,中小企业不发达,社会就业就不得不难。偌大一个中国,只有一个完整的决策中心,全国就像一个庞大的机械系统,信息传递缓慢且容易失真,决策风险很大且容易滞后。这个系统的运转主要靠行政指令的推动,不利于调动各个层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地方政府没有充分的自治权,他们必须在现有的体制下运作,在人员任命、机构设置、政策制定等方面缺乏应有的自主权,这就抑制了地方政府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从上到下,官僚体系的委托代理链条很长,积累的变异会很大,经常发生“上面好经念歪”的现象;下面极擅形式主义和欺上瞒下,上头指令在执行中履打折扣。中国官场异常庞大,机构林立,每个机构都至少有两套班子,不仅增加了官员数量,其内耗、争斗现象也屡见不鲜,协调任务很繁重,官僚主义相当烦人。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政府治理的效能不能说高。

  六、容易诱发腐败。中国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政府权力很大,各种权力一体化,分工只有形式上的意义;权力之间的约束比较疲软,其他监督制约机制也比较松懈。权力缺乏监督制约就会任性,就容易滋生腐败。权力越大,腐败就可能越严重。任命制容易造成用人腐败,管的过宽容易创造更多的寻租机会;制度和法律的漏洞越大,越容易方便地贪赃枉法。其中道理和我国的腐败现状,大家都有体验,笔者就不再多言。值得一提的是,腐败现象极大地抑制了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性的正常发挥,甚至有时反而将优势变成了劣势。本来中国体制能更好地关注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但现实情况是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矛盾日渐突出。还有在党的领导下,应该更容易推进社会文明和进步,但现实是既得利益集团严重阻挠改革的深化,某些方面似有倒退迹象。外国普遍实行的、对遏制腐败很有效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我国酝酿多年就是难以出台;而国外普遍轻微或者没有的三公消费,在我国则是屡禁不止。

  总而言之,中国体制有独特优势,也有某些固有的缺陷。中国人治色彩较浓,离法治还有一大截距离。遇到高明的领导人,能痛快淋漓地发挥其聪明才智,取得更为突出的政绩;遇到平庸者,也能稳稳当当地干满任期;一旦遇到陈良宇、陈希同之类,则祸国殃民也比较便利。如果既能发挥优势,又能尽量避免上述缺陷,那当然最好不过。做到这一点,要靠加快和深化改革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