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百年心灵堕落与诚信丧失路线图

中国人百年心灵堕落与诚信丧失路线图

作者：花的第二次生命

一、有面包，方有道德诚信

   古人有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一个国家的国民文明程度往往是和其经济水平相关的。按照中国古代儒家学说所言，社会和谐的一个特征就是无讼。所谓讼，争也。两人相争，争的就是一己之私、个人之利。所以民法的源头就在于止乱定争，确定名分，防止争夺。一般来说，一个地方资源短缺，老百姓缺衣少食，民间的纷争也就越多。霍布斯描述自然社会为暴民社会，以力气求生存，其根本原因是当时的生存艰难，惟有通过暴力利己方能保证自己的存活而使得生命得以延续。正因为如此，人性本恶的说法才容易被大半的人所接受。

   马克思主义史学把人类历史分为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撇开中间的阶段不说，单讲原始社会，在我们小时候的教育里，原始社会也被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的历史或社会教科书往往对那个社会进行了非常美妙的描述，比如彼时人皆平等的，有物共享，彼此间团结友爱。当然谁也没有去真正考证古代人类有没有这个状态，这很可能只个假设或者善良的谎言，即使有人举出在太平洋岛屿上原始部落里有共同分享收获物的例证，但极少有这样一个祥和的所谓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存在。毕竟，原始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于生存，生存问题得不到解决，何以团结友爱？惟有相互侵夺罢了。或许这是一个反例，也是我们通常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原始社会有生存无道德的现状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地方经济落后到生存都成问题的话，道德根本无从谈起。极端的例子如中国历史上多次遭受千年不遇的旱灾导致的惨剧（百年不遇被某些地方用滥了，我说不得都不好意思再用，最搞笑的是居然某地连续两年说该地遭到百年不遇的水灾-----大概前一个水灾是前100的最后一年，而后一个水灾是第二个100年头一年，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连续两年遭到百年不遇的水灾），史书上多次描述“旱地千里”，老百姓 “卖儿鬻女”，“易子而食” 的惨状。试问各位看官，“易子而食”这种事情一般人谁能做得出来？也只有到了无法维持自己生存的情况下才会做出这种违背最基本人伦道德的事情罢？

   所以说，道德诚信和面包的关系是先有面包，才有道德诚信。道德的概念很广，本文只谈谈道德中最基础的因素-----诚信。文章主要从历史的路径来看看中国在过去100年中是如何逐步丧失诚信的，特别一些重大事件对国人道德诚信的严重伤害以至于造就当今社会诚信尽失之恶果的。
：
二、过去百年的总特征：穷与乱
：
   过去的那100年，咱们国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穷，另一个特征就是乱。穷则困，困则无德，这是前面已经论证过的。而所谓乱，乱则生诈，乱则无恒心。穷与乱，是诚信天然的敌人。纵观历史长河，古代盛世如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多为政治清明、国富民安，所以才会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既然大家都不愁吃愁穿的，又何必去偷他人之物-----除非是盗窃癖。如果老百姓衣食无忧，自然心满意足；人皆有产，自然待人宽容，不必使诈，所以才会有民风淳朴，才会有诚实守信。诚信体系的建设，首先是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其次才是建立在国强的基础上。但反过来说，一旦国弱民穷，民无以为生，自然就堕落到自然社会，一切以暴力来解决问题，如革命起义，当然不讲什么道德规则，诚信体系必然暗弱，而过去的100年，正是为这个论断下了个极好的注脚。



   过去的100年的头一年，是公元1900年，史称辛丑年，大清光绪年间。在这个世纪之交，可谓是国事多舛。1894甲午年大清国和日本交战，惨败，赔款一亿另加赎辽费三千万两，日因而强壮，清因而速弱；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被禁，维新人士或死或逃亡，导致的结果就是让有志之士觉悟到惟有革命方可救中国。1899年庚子因义和拳暴民排外，导致八国入侵，拳匪携清军对外无能以为战，区区夷人数千得以占据国都，斯为巨耻也！这100年的头一年，就要处理庚子之乱，赔款四点五亿清国得以苟延残喘，至此，国人举矣，国人弃清矣。

   大清国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号称盛世，国似貌强，民安而非富。与此同时，人口急剧增加的危机却在潜伏，这种反常现象曾被同时期学者洪亮吉发现，但他也无济世妙方。科技特别的农业技术长期得不到突破，这样导致中国的资源在人口急增的情况下就达到了一个瓶颈，人口增多导致资源平均率快速下降，必然导致民困民穷，虽然国力在全球排名仍旧靠前，但鸦片战争后西方以加速度发展，中国就显得越来越弱而穷了。而庚子赔款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穷则穷矣，西方势力的到来加速了中国的动乱。乱则为革命起义，不成功的革命和起义导致乱上加乱。大清国在辛亥革命后气数已尽，此后便是军阀混战、北伐统一、紧接着日寇觊觎中原，铁蹄踏遍半个中国，给国人带来无尽苦痛。好不容易抗战结束，又是国共相争，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生于乱世，其苦不堪言。

   新中国建立本给老百姓带来一丝曙光，但毛公所在之日，亦无宁日。建国方一年，事态纷纷扰扰，又是镇反、又是分地，不亦乐乎。随后又是耗费巨量的人力物力，北出援朝。毛公时期，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如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四清、灭四害、文革、上山下乡、批林批孔诸如此类，运动过后，一片狼藉，怎一个乱字了得？至邓公，国穷不可耐，民穷不可耐。改革开放，姑且摸着石头过河，大乱不曾有，小乱还是有。幸好火车已经转向，事态开始好转，但要想国强民强，还要假以时日，修正国人心灵创伤，构建诚信体系，解冻三尺，决非一日之功。

三、诚信沦丧之上半世纪

   过去的100年，在历史长河里，只不过是一瞬间，倏忽而过。但对国人心灵上的创伤，却是难以弥补。自认为是天朝上人、数千年文明的继承者，在过去100年里被讥为东亚病夫，辱也。当然，也并不是没有转机，实事求是的说，还是有过数次国强民富的机会，只可惜历史命运没有眷顾国人，大好时机，一纵即逝。

   公元1911年发生革命，史称辛亥革命。大清国因为腐朽而民怨，面对西方势力的侵辱而无能，国人怒之久矣。革命带来新气象，孙中山先生热情与主义俱在，军权却不在其手；袁大总统势力雄厚，却无革新思想。结果当然是理想落地，权谋获胜。孙先生左右奔波而无果；袁总统得偿所愿成百日新帝，却因背信弃义而不得善终。在这个历史机遇秀里，狡诈战胜理想，理想和诚信在枪杆子面前不堪一击。宋教仁空怀一身民主制度绝学，却含冤饮弹而尽。袁总统玩弄权术，视《临时约法》和诚信为无物，给新气象狠狠抽了个大耳光。国人在政治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见一斑。政府乃至总统都不讲信用，老百姓夫庸何言？



   随后的军阀混战当然无诚信可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谁若诚信如宋襄公，自然成他人口中虾米。于是乎，诚信成了天下第一可笑之事，犹如孔夫子周游列国推销他的仁政治国而为人笑，为人逐，乱世也。乱世切不可谈诚信，也是生存的法则罢。于是乎，在军阀的打过来打过去之间，中国人的道德降了，诚信亏了，乱世也。


    日本人侵入中国，产生汉奸无数。汉奸现象本就是乱世之常物，所谓奸，背信弃义是也。若大的国家，出一个汉奸不足为怪，但汉奸如此之多且怡然自得，足以见国人之平均道德水准是何等之低，何等的无原则、无节气。日寇刚刚投降，大汉奸、伪军将领们纷纷反正投明以在国军里谋得一官半职，不足以与之谈道德诚信。当然，我说不得并不是说他们不应该回到人民的怀抱，而是在道德上可以观察出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原则的群体，和他们讲什么诚信，徒为彼笑耳


    老子说，否极泰来，抗战结束也为国民的心灵救赎和经济繁盛提供了金贵的机会。国共谈判当然是沸沸扬扬，第三党派推波助澜，美帝国主义也颇为好奇，国际亦为之关注。只可惜长期的军事斗争让双方领袖皆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所谓和平谈判，都是两手准备，双方均无诚心。你欺我来我骗你，军队国家化搞成国家全军化，和谈当然是有花无果，即使签定了什么《双十协定》，可谁又当它是回事？国共双方不过一起给全国人民做了个秀。谁也不诚实，谁也不吃亏，就看谁的枪杆子硬。国家全军化的结果是三年解放战争我党消灭了国民党800万军队，把老蒋赶到孤岛台湾去养老而告终。唯一的好处就是，中国大地终于炮声渐远，厮杀渐止，上半个世纪近50年的乱战终告平息。


前半个世纪，国无一日安宁，国难民苦，国无德，民无信，事出有因，不可苛责，乱世也。


四、诚信沦丧之下半世纪


    新中国的建立是新气象，的确是新气象。穷虽穷点，但国不乱，民求安，近50年的大规模战争终于在神州大地上退场，这无疑是一个国家富强、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大好时机。正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龙须沟》等描述的那样，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渴望新政，固然旧社会诸多陈陋习气带到了新中国，但黄赌毒很快被一扫而光，不是新气象是什么？虽然镇压反革命错杀错判了一些，三反五反也急躁了一些，朝鲜战争也没告诉国人是金胖子惹的祸，总的说来，国人均贫富了，心态好了，想为这个新国家出力的精神头足了，这一点是不容否认。建国初，老百姓吃得饱了，心态好了，对人也宽容了，也犯不着使诈行奸的，全民的道德水平应该说是比较好的提升。


    只可惜好景不长，问题首先出在大跃进上。大跃进本身就是不切实际，所谓放卫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何谓放卫星？也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种行为首先是在干部队伍里蔓延，最后波及到平民百姓。这是对刚刚好转的国人道德水准的一个反动，是第一次侵袭，说假话不但不犯法，上面领导还喜欢，这问题出在上面领导上。更有毛公好大喜功，只爱听成绩和速度，听不得违反三面红旗的良言，事情如何搞得好？！因为说假话，国人三年自然灾害枉死了千万人，这个责任重大啊。这是大小干部们不诚实的第一次祸害，一出手就是千万人饿死。如此教训，当刻骨铭心，当青史永记。


    公元1957年的反右，更是戕害中国人刚刚恢复的良知。反右本不为反右，本是中央让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大胆进言，大鸣大放，本意也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谁料当局既无包容之度量，亦无统揽全局之能力，最后全国上下闹得鸡飞狗跳，无法收拾。毛公心一横，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些进言当成向中央疯狂进攻的敌人，一刀切成右派。下面的执行更是离谱，每个单位居然划定5%的右派名额，生生戴着无辜的人头上。如此大规模的公开制造荒唐冤案，也是旷世奇闻，真可谓空前绝后。几十万因忠心而进言的人包括一些因为要按比例而错划右派的冤大头戴了几十年的大帽，其中多数为中高级知识分子。其中的所谓首案“章罗”同盟，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章伯君与罗隆基一向不和，何来同盟之说？建国后的政治协商会议开始被彻底阉割，成为堂前贡物。如今之政协，妄称民主党派之联合，附庸也，不知羞耻也，不知民主为何物也，徒费民孥也。数十万知识分子，抱一腔爱国热情而来，得一身冤屈而去，所谓知识，所谓青春，化为一缕青烟，身家性命无保，甚至连累家人朋友，历史洪流为世人所叹。为何建国后科学界几无成绩，社会科学界更是重灾区，一片黑暗，反右是祸害之根源。反右戕害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同时让大多数人闭嘴不言。为何建国前能出大成就的学者，在建国后却一无所成，一如老舍、傅累甚至郭沫若，岂不是一目了然？又如三门峡之害和黄万里的遭遇，细细追究，祸害之始，反右是也！为政之不遵守诚信的恶劣先例，始于此也！祸害之首毛公，居然恬不知耻称之为“阳谋论”，不知羞耻也。何为“阳谋论”？所谓“引蛇出洞”是也，忠心进言而被诬为蛇，如此欺骗，怎一个痛字了得？毛公所谓阳谋，实为无谋，为领导能力缺乏及政治肚量缺乏做遮羞布而已。竟引以为荣，耻之大也，足以为国人弃。


   反右后到毛公去，运动天天有，忠心归毛公，直弄得国穷民乱为终。运动当前，人人揭发身边同事朋友甚至家人亲戚，以求自保，几乎道路以目。人人宣誓效忠，不过假面人生演一出荒唐游戏。66文革，家庭反目，子举父，女揭母，一家之悲剧即为全国之悲剧，何况是千千千万万之家庭惨剧！如此人伦尽丧，莫谈道德诚信！国无一日不愚民，民无一日不疯癫，如此社会形势真是一片大好。文革当局各利益集团利用无知青年，施批斗虐杀虐伤之暴行，远胜于美军伊拉克虐囚之无数。疯狂年代，鼓励的是暴行，鼓舞的是人性扭曲。文革所谓全国江山一片红，也正是道德沦丧之高潮也！无知青年被利用完后弃之荒野，知识青年有何知识可言？不过是因为失业严重会导致城市动荡，所以被打发到农村去，还谎言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去干什么？岂不愚昧？一旦人有所醒悟，谁还相信政府？！人皆相互揭发，又有谁人可信？如此暴民社会，诚信何在？

   1956年到1976年的二十年间，见证了这一百年里从良好的诚信恢复到极端的戕害全过程，国民道德水准急剧下降，整个社会犹如一个假面社会，天天被强迫喊效忠，以至于人人迷而不自知。一旦不再受鼓惑，其被欺骗的反作用力将是巨大的，这在八九十年代诚信危机可以清楚的展现出来。


    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大多数人，但难以在短时间内抚平伤口，没有制度的约束，国人的诚信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譬如80年代到现在的坑蒙拐骗，无一不是登峰造极，从假奶粉到修补处女膜，几乎无物不造假，低级的到温州皮鞋，高级的到科研造假，如此社会，良心何在？数字造假、新闻造假、连死亡人数都造假，可谓是无处不假，已成为国人永远的痛。

五、余音袅袅

    历史的惯性扭转不易，何况70年代末的中国重新国困民穷，如何要求国人道德与诚信？在这非平衡和充满欺骗惯性的社会里，谁诚信谁吃亏，谁使关系手段谁受益。办事情都是潜规则横行，正当路子法律行不通，还得靠关系来摆平。劣币驱逐良币，没有制度的保障，好人也只好随波逐流，甚至助纣为虐。国人在抱怨他人和社会不讲信用的时候，自己遇事何尝不是如此？如此恶性循环，何时是了，何时是好？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