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我和老龙（龙世煇）的编辑生涯

李仲恒 发表在 荷韵轻香|散文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5-1.html 分享到： QQ空间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人人网 更多


　　我与老龙的编辑生涯
　　□ 王有钦

　　一
　　1952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研究生班）学习，认识了刚从北京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第二班学习的龙世煇。
　　第二班的学员，都集中住在北官坊，第二班办公室也设在那里。院子里有个小型球场，当课间休息时，大家都喜欢打打球做做操。班上爱好打球的就是老龙、玛拉沁夫和我，因此我和老龙接触比较多，彼此合得来。而且我和老龙都担任了共青团支部工作。当时文学研究所有个团支部，团支部书记是教务处王景山，老龙是副书记，我和王树芬都是团支部委员。
　　在班上，老龙是我们的老大哥，他比我大五岁。他阅历深，见识广，知识丰富，办事有魄力。他对人热情，我在学习上有什么问题向他请教，他都热情帮助，我对他十分敬佩。因此，我俩很快就成为好同学、好朋友。1953年我们在文学研究所第二班毕业，我留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他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1957年冬，我调回广州《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当编辑，我俩仍经常保持联系。

　　二
　　1955年我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普及部（即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前身），参与筹备“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工作。“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结束后，我调到由萧殷同志领导的新成立的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即青委会）办公室，研究青年作家的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审读青年作家的来稿。当发现有修改基础的作品，青委会办公室即帮助作者修改出版。当时王蒙同志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就是由萧殷同志亲自辅导修改，青委会办公室投入力量，帮助王蒙同志联系请创作假和出版等事宜。
　　1957年夏，中国作家协会发生所谓批判丁陈问题，青委会办公室停止了工作。我被调回广州参加《羊城晚报》创刊工作，在《花地》副刊当编辑，后来负责主编《花地》副刊。同时，我也在萧殷同志主编的《作品》杂志担任小说散文组长工作。
　　老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长篇小说工作，他经常来广州组稿，他到广州必到我家作客，先向我了解作家们的情况，然后由我带他上门找作家们。
　　我负责《花地》副刊，也经常赴京组稿。一般都是他带着拉行李的小车到火车站来接我，或者事前在东中街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给我预订好房间。招待所就在他宿舍大院里，方便我们聚会交谈。他在北京代《花地》副刊组了不少稿子，同时他也写了一批“寓言”给《花地》发表了，后来他将“寓言”出版了一个小集子。我在北京组稿得到老龙的许多帮助，比如去拜访曹靖华老师，看望马烽同志，都是他抽空陪同我一齐前往拜访的。我来北京，他怕我生活不习惯，吃得不好，要我每天到他家里吃晚餐。他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到肉菜市场买了大包小包的肉菜，回家围上围裙，就入厨房做起来，甚至学做广东菜给我吃。他特别拿手的是湖南家乡的“回锅肉”，做得特别好，吃了令人寻味。做出满桌菜后，他总会拿出“二锅头”来，要我和他对饮。

　　三
　　老龙是湖南省武冈县人，侗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的四十多年里，他心甘情愿地“为他人作嫁衣裳”，经他组稿或编辑的书有200部（集）以上。其中有长篇小说《三家巷》、《苦斗》、《香飘四季》、《代价》、《前驱》、《清江壮歌》、《芙蓉镇》、《将军吟》和《林海雪原》等，有的得到文学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芙蓉镇》、《将军吟》则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而他自己，只是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些小说、评论和寓言。他的寓言，构思精巧，极富哲理，表现出作者深厚的功力，被电台多次广播。在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杂志和80年代的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由我经手发表他的寓言作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但读者们只知道作者的名字，却不知道该书是经由一位编辑作了艰苦的加工修改才出版的。
　　老龙给我讲了他负责编辑修改《林海雪原》的情况：当时出版社领导把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初稿交给老龙，他认真看了，觉得作者对东北剿匪生活是熟悉的，也懂得编故事，该稿子很有基础，但要花很大力气进行加工才行。于是龙世煇接受了这部稿子，当责任编辑。他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对原稿的故事结构进行调整修改；从头到尾，对每一章节都进行文字加工改写，他认为优秀的长篇小说，乃至世界名著，都应该有爱情故事的。从《林海雪原》的实际出发，他增写了“少剑波和白鸽子”恋爱的一章。这使得这部长篇增添了光彩，得到文学界的称赞。
　　老龙在编辑工作中扶植了许多作者，也培养了不少年轻的编辑。他对广东的作家特别有感情，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欧阳山、陈残云、杜埃、吴有恒等广东作家在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都是由他当责任编辑的。
　　打倒四人帮后，陈国凯写了一部近15万字的长篇小说《代价》，希望我看看书稿。我因忙于筹备《羊城晚报》复刊事情，就想起热心帮助作者的老龙。那时他在北京编辑《当代》杂志。于是我就和陈国凯商量，将《代价》推荐给老龙。那时是1979年11月初，正好陈国凯上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他不认识老龙，我就写了一封长信，一方面介绍陈国凯是工人作者；另一方面请老龙抽空看看这部稿子，可否能在他编辑的《当代》杂志发表。我嘱咐陈国凯抵京后即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找龙世煇。隔了一个星期，我上京为《羊城晚报》复刊组稿，抵京后首先找老龙了解陈国凯《代价》的情况。老龙说，《代价》他看过了，很有基础。我说可否帮忙在《当代》杂志发表？老龙说，我也是这么想，一个工人作者写出一部长篇可不容易，应该帮助他发表，但现在不行，必须下功夫进行修改；再有，现在《当代》杂志是秦兆阳和韦君宜负责，必须通过他们这道关。……老龙想了想就对我建议说：陈国凯是你们《花地》出来的。这样吧，你和秦兆阳、韦君宜都熟的，趁你来京，我们俩一齐去找找他们，只要他们支持就好办了，至于稿子修改的事由我负责。第二天上午，我和老龙就冒着风雪，来到南池子二巷二号，拜会了秦兆阳同志。我们三人坐在火炉旁，一边烤火，一边交谈。我介绍作者陈国凯的情况，老龙介绍《代价》稿子的情况。秦兆阳听了我和老龙的介绍，当即表示支持。接着我们又去找了韦君宜同志，她也表示支持。剩下的工作，就是老龙找在北京参加文代会的陈国凯商量修改了。《代价》作了认真修改后，在《当代》杂志发表了。之后，老龙继续帮助陈国凯对《代价》进行补充修改，然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这部长篇小说出版后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这事是鲜为人知的，陈国凯也不知道。
　　老龙对待知名的大作家和无名的小作者同样热情，也是同样严格要求。有一位著名老作家写的一部历史剧，虽已出版多次，现在要求再版。老龙认为，该剧有不少差错和疏漏，必须校正，未校正之前，不能马虎再版。于是老龙借来《明史》等大批资料，一一加以校勘。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使这位著名老作家大受感动，他称赞龙世煇是个了不起的好编辑，是（辅仁大学）“陈垣校长的好学生。”
　　老龙由于工作积极，埋头苦干，积劳成疾。我在1990年8月初因创作《赖少其传》上京采访。老龙要我在团结湖北里他家吃饭，我发现他神色很差，台上放满了药瓶。细问之下，他才告诉我他的脑和心脏都有毛病。1991年初，老龙的病终于被检查出来了，是患了肺癌。老龙是好强的人，自己的病不想让别人知道，吩咐家人不要告诉我。春节过后，马烽和杏绵同志从北京给我来信，告诉了老龙的病情，我先后给老龙写了两封信，安慰他好好养病，战胜病魔，早日康复。5月4日，老龙给我回了信，长达两页纸，字体工整，看来是用心写的。接到老龙的信不久，8月18日，老龙就在北京病逝了，终年65岁。党和人民肯定他的贡献，把他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老龙在临终前给我的信上说：
　　我刚进入66岁，就在天国之门前徘徊，可能一步跨进门去与世永别，也可能继续徘徊一段时间暂时有活，一切视治疗情况而定。我是累死的，历年来历次运动，心中受气受压，促使我提前十年死亡，所处的时代如此，怨也无用，干了一辈子编辑，职业业务如此繁重又有风险，不用心不努力也不行，我并不后悔，总算没有愧对我的工作，自觉对得起他们。
　　在中央文学研究所（鲁迅文学院）50周年大庆，又是龙世煇学长逝世10周年之际，重读这封信，更使我思绪万千！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