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

“2008 岁末宏观经济研讨会”发言要点简报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8年12月29日

    余永定：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

    余永定教授主要介绍了他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看法，他首先简要评价了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接着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以及短期波动的原因，最后提出如何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的看法。

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正确

    尽管目前各方对2003年以来央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有不同评论，余永定认为2003年到现在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有些问题的话，也是政策力度不够。因为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个基本事实是实际增长速度高于潜在增长速度，尽管关于如何定义潜在增长速度仍然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但就大家达成的共识来看，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尤其是2007年差距最大。这种形势下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经济增长特点和短期经济波动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有两大引擎，一个是对外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另外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这两项在2007年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从历史数据看投资和净出口变动相对于GDP变动都很大，如果一个经济中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两块都极为不稳定，而且这两块变动的方向都一致，那么这个经济就容易产生比较剧烈的波动。换句话说，消费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变量，所以如果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很低，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很大，那么经济自然就会产生强烈的波动。

    有些学者认为，之所以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由于央行采取了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余永定教授认为货币政策在什么时候转变以及转变力度如何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他认为将今年八、九月份以来经济增长率的急速下降归结为我们过去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有失偏颇的。

   以钢铁行业为例，从实际数据可以看到，中国钢铁的急剧下降和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急速下滑是密切相关的，十月份中国钢产量减少了23%，钢产量由6月份的4700万吨下降到3600万吨，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也急剧下降，这充分说明了钢产量下降与外需下降密切相关。更直接的例子是钢产量的减少到底由哪个因素决定，数据显示9月份减少钢产量的53%直接来源于钢铁出口的减少。另外，除了直接出口的减少外，还有间接出口的减少，因为钢铁要用在集装箱业，船舶制造业，这些行业的出口需求的大量减少，也就造成钢铁出口的大量减少，所以总体而言钢铁出口减少对钢产量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是最主要的，占钢产量减少的60%甚至更高。同时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也有一些作用，可以具体分析一下哪种钢生产量减少，发现用于建筑的钢材产量确实有所减少，但减少程度与出口减少的程度相比相对较小。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对钢产量减少的影响程度可能会逐渐增加，但从目前为止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出口的减少。

    从钢铁行业的分析可以推而广之，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的急剧下滑主要是因为出口需求的急剧下降，同时投资需求增长率的下降也是主要原因。尽管很多人强调，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起到了很大作用，事实也确实看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仍然不能说这是最主要的影响。所以总体上看，这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可以说是紧缩政策和外部冲击的结合，由于我们采取了紧缩性的政策，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下降了，很多行业的投资增长速度也开始下降，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外部冲击造成的。而当初采取紧缩性政策就是希望让投资增长速度下降，让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所以应该说，当初的紧缩性政策也没有错，唯一可以讨论的是政策放松是否可以早一点，放松的力度是否可以大一点。

短期波动应对方法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让经济增长速度可以不要下滑太快呢？余永定教授指出让经济增长速度不要下滑太快的政策应该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改革，而不是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也不应该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进一步背离已经好转的方向。

    很多人提出应该刺激投资和刺激出口，但他认为这两种主张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就投资来讲还有一定的余地，比如说中央所决定的，增加铁路建设方面的投资，能源方面的投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只有不丹这个国家高于中国。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考虑刺激投资，但同时不要忘记中国原来就是因为投资增长率过快、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而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我们不能让这个问题进一步发生。

    他举铁本例子说明这一点。2004年铁本被关闭，当时钢产量不到3亿吨，然而钢铁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当时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钢铁产能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现在钢铁产能急剧扩大到6亿吨，如果没有当时调控，中国现在的钢产量或许会超过10亿吨。钢铁行业认为，中国应该成为世界钢铁生产中心，但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这实际上不是比较优势。那么为什么钢铁生产者仍然有这个积极性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汇率问题，既然每生产一吨钢能赚一百多美元，那么生产积极性就会急剧上升，而这与人民币汇率有很大关系，如果人民币汇率不是这样，钢铁的过剩产能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余永定教授认为，过去政策之所以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出现生产过剩是因为出现了一些情况，一个是房地产的增长速度比较快，另一个是建钢厂需要钢材投入，而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了出口的高速增长，才导致中国过剩产能没有显现。而现在由于世界经济的急剧下滑，产能过剩问题就表现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有扩大投资的余地，但这个余地不多，也需要小心谨慎。其次可以通过支持房地产扩张来维持经济增长速度，但这也是有问题的，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大大高出日本和美国。不管房地产有没有泡沫，更重要的这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我们不能用这么多资源用于房地产建设，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可能建立在钢铁和水泥之上。再次通过出口扩张来拉动经济增长也显然不行，我们贸易占GDP的比已经是67%，而出口占GDP比重超过40%，日本相应比例也只占20%和10%左右，所以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远远领先的。还有一个是不能指望通过出口顺差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出口顺差这个量非常不稳定，增长率在低点时达到-400%，高点时达到200%，所以通过增加出口顺差来维持经济增长只能造成经济增长不稳定。总之，不能通过刺激房地产投资，不能无限制的刺激固定资产投资，也不能刺激出口来保持经济增长高于8%和9%的水平上。

    同时他认为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了就否定过去旨在使我们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趋于合理的一系列政策，结构转变方向仍然需要坚持。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同时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的经济结构，改善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正确的，但应该强调财政政策应该与结构调整相结合。

    最后余永定教授引用《金融时报》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观点来阐释中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过度增长对中国不利。沃尔夫先生认为贸易顺差的投资回报率只有-5%到-10%，通过双顺差积累的外部储备，投资回报率很低，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达到33%。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现在世界上靠资本流入来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都已经不愿再过度消费，各国已经没有更多的能力来吸收中国如此庞大的出口产品，因此中国的依靠外需来拉动增长的方式已经不可持续。

    宋国青：稳定汇率利率与生产大波动

    宋国青教授演讲主题是最近出现的生产大幅波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稳定利率和汇率的结果。他首先描述了近几个月经济波动情况，其次讨论总需求的变化情况，并从全球视角看待过去两年的宏观调控以及内需和外需关系，最后分析稳定利率汇率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近期经济波动

    从工业增加值数据看，最近下跌速度是有月度统计以来即1995年以来最快的。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此次经济下跌幅度有可能达到三十年来罕见程度，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1989年前后下跌情况。从1986年以后钢材月度产量看，1989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从年度数据看，只有大炼钢铁之后调整期能够与现在下跌相比。发电量下跌也达到有月度统计即1996年以来最大幅度。从1950年以来的年度数据看，发电量出现负增长仅有1961年和1967-1968年两次。此次下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重工业急剧下跌。重轻工业增加值比例过去4个月下跌6.7%，1989年并没有出现这一现象。

总需求变化的原因

    GDP环比增长率从2003年SARS后上涨，2007年4季度达到最高水平，今年以来尤其是第三季度出现猛烈下跌。现在看来，总量指标中相对而言能够较好解释总需求变化不再是M2，而是一个更广义货币供给指标MS（国内信贷+国外净资产）。从同比增长率看，MS变化与总需求变化非常接近。但是今年4季度总需求会非常低，明年1季度总需求将低到远远超出MS能够解释的幅度。

    房地产发生的变化是重要原因。房地产自身波动并不比过去更大，但最近的房地产需求不同于过去，过去是单位分房，现在是个人买房。对于单位盖房，只要把贷款卡住，就盖不了房子。对于个人，不买房子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购买意愿下降。在这个意义上，货币甚至是内生的，由购房意愿决定。愿意买房就会多贷款，货币就会增加。不愿意买房就会少贷款，货币就会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用货币指标预测就有困难。

2007年宏观调控不足

    2007年通货膨胀率一直上升，GDP环比增长率4季度达到最高点。对于2007年底前的宏观调控，只嫌不足，不嫌过度。首先从房地产涨跌看。房地产销售额2007年秋天达到最高点，前后的涨跌幅度很大。价格变化稍稍滞后，波动也很大。房价进一步上涨会怎样？如果说现在是从三层楼掉下来，再涨一涨就是从四、五层楼掉下来。目前经济下跌没有扩展到更大范围的重要原因，是房地产贷款没有大范围发生问题。与美国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因为严格控制首付比例，而美国可以零首付。二是房价涨跌幅度没有超过首付比例，银行贷款没有大面积损失。如果房地产价格再涨半年，金融方面危机风险可能会非常大。

    其次从国际价格涨跌看。10月底“CCER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讨论过，由于进口价格上涨，过去几年经济高增长一部分好处送给了外国。根据世界银行计算，过去几年GDP平均增长9.8%，扣除贸易条件影响，国民收入平均增长8.5%。这一算法还没有考虑外汇储备损失，如果把外汇储备资产损失包括在内，过去几年国民收入增长不到8%。5月份钢材产量按年率算达到6.1亿吨，如果宏观调控再晚几个月，钢产量会增加到7亿吨。港口会堆积更多的高价铁矿石，明年企业利润会更糟。而且不只是铁矿石本身，运铁矿石要造船，造船要用钢材，造钢材又要用铁矿石。过去研究宏观波动称做“重工业自我循环”。钢材产量里有多少是自我循环不清楚，但肯定有相当大成分。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几年的高产量有一定程度是浪费。把浪费减下来未必是坏事。

从事前和事后看2008年宏观调控

    对于2008年的宏观调控力度，要从事先和事后两个角度看。从事后看，今年2季度宏观调控也许已过度，但当时没有任何指标显示，能够让大家在事先就看到调控过度。国际投行2008年7月份对2009年中国通货膨胀率预测达到最高水平4.8%，现在预测2009年通货膨胀基本上是负数。7月份以前通货膨胀预测是上升的，从宏观调控角度，如果共识性宏观预测通货膨胀率上升，显然应该增加调控力度。

    另外，美国CRB商品价格指数高点出现在2008年6月，可见如果宏观调控过度，也是全球犯了同样预测错误。国内市场预期是，银行间市场利率在7-8月达到最高，当时利率与预测2009年通货膨胀率是5%是一致的。因此，直到6-7月为止，如果说宏观调控过度，偏差并不比市场预测偏差更大。等到9-10月份银行间利率暴跌，这时说6月份宏观调控过度，相当于说6月份为什么没有买债券。这是事后说的，事先我们不知道。

    另外，对于宏观调控是否过度，要区分两类观点。有一类观点认为只要宏观调控就是过度，永远都不该宏观调控，20%通货膨胀率都不该宏观调控。这相当于对股市一直看多或一直看空，这种观点总有一天会被事后证明是对的。另一种大体上赞成调控政策基本目标是在较低通货膨胀率下保持经济稳定，我们谈论的是在这一共识条件下宏观调控是否过度问题。

    对于3季度宏观调控，至少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指标在事先认为有明显过度。6月MS指标环比增长率已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7月份宏观调控可能就应该考虑减弱，甚至反向放松。当然这只是从我们的角度认为这个指标可以事先看到调控过度，从央行和全社会的角度看未必认可。并且MS指标公布实际上晚两个月，8月份才看到6月份数据。7月底“CCER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时我认为调控过度风险增加，不过当时两边风险基本对等。8月份数据才显示6月份广义货币量增长率猛烈下跌，就我采取的分析思路才有证据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发生显著变动。

    宏观调控的放松过程中，央行利率下调速度和预期变化相比仍然较慢，市场利率下跌速度远快于央行利率下调速度。不过跟历史上央行利率下调速度相比，现在已经有很大改进。

内需与外需关系

    现在出现内需和外需两方面变化。我们主要还是从内需角度考虑，不夸大外需作用。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国，很难区分谁是谁的外需。内需外需发生相互作用，很可能是中国内需减弱，导致外国外需减弱，外国外需减弱影响他的内需减弱，再导致中国外需减弱。

    讨论内需和外需首先要看中国在世界上到底有多大？从CRB指数看，美国从2006年1季度开始经济不景气，CRB指数对美国过去两年的需求下降几乎没有反应。最近中国经济下滑，CRB指数猛烈下跌，至少中国在边际变动影响更为明显。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5年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占世界17.9%，美国占20%多。由于过去两年美国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是负增长，中国增长20%多，现在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占世界比重比美国高10%多，绝对量已经超过美国。按增量算中国投资增量占全球将近50%。因为全球消费增长稳定，波动主要来自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在中国增量占全球将近一半的前提下，认为中国下跌是由国外引起的判断就有很大问题。

    2004年以来中国顺差不断上升而2007年下降。一方面原因是美国需求减弱，另一方面是国内需求增长更强劲。美国经济从2006年开始不景气，2007年好了一点，原因是中国和欧元区比较强。从全球角度看，顺差和逆差是恒等式，中国的顺差是对中国的产出需求，同时就是美国产出的负需求。中国顺差减小，美国情况就好一些。

    外需影响内需没有必然性。2007年外需不强，国内通货膨胀率却不断上升。我们能做的是把内需管理好。短期宏观调控时，如果能够预测世界上的外需变化，通过对内需做反向调控可以平稳总需求。发生大波动是因为内需调控和外需变化撞车。

稳定汇率利率与生产波动

    稳定汇率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平均汇率偏低，刚才余永定所长已经讲了很多。另一个问题是稳定汇率可能会导致我们把全球经济波动中过大部分吸收到国内。有弹性的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挡国外波动。比如去年中国需求走强，通过人民币升值可以抵挡一部分外需。如果去年升值幅度更高，今年就可以考虑适度贬值。由于该升的时候没升或没升到位，该贬的时候也很难贬。所以汇率稳定是导致不能把外需波动抵挡在国门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房地产需求的波动，还要从利率角度考虑。二十年前发生的情况和现在非常相似。当时对“三大件”（电视、冰箱、洗衣机）的需求跟现在的房地产一模一样。“三大件”产量高点发生在1988年，12月开始下跌，1989年过年后更大幅度下跌，很大程度上是稳定利率的问题。稳定利率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抢的时候猛抢，跌的时候猛跌。唯一的杠杆是利率。房屋因为技术进步低，相对价格难以趋势性下降，比“三大件”更适于抢。从预测的角度，下次高通货膨胀时人们一定还会抢房子。利率稳定的政策下，抢房子完全是正常的，下跌也是正常的。

    因此，如果说这次经济波动过度，主要原因还是汇率和利率过度稳定。汇率和利率相当于汽车上的减震器，当地面波动时，座位可以不发生与路面相同程度波动。稳定汇率利率相当于汽车没有轮胎，钢轮子在地面上开，座位跟路面一起波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放大波动。

    姚枝仲：外需冲击与总需求波动

    姚枝仲首先分析出口的收入弹性和出口对总需求的影响，其次讨论中国出口依存度是否过高，然后分析顺差与GDP的关系，最后指出政策含义。

出口的收入弹性和出口对总需求影响

    中国的出口在11月份出现同比负增长2.2%，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企业出现了较大的困难，这些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11月份贸易顺差达到了400亿美元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8%。这种出口减少而净出口大幅提高的现象对于理解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外部需求冲击主要由外部收入变化和外部价格变化两方面引起，并进而对本国出口需求产生影响。但是，外部需求冲击还会通过出口对总需求产生影响，因而在衡量外需冲击影响时应该分别进行考虑。外需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主要是一个出口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问题。在一个考虑了新产品的出口需求方程中，使用Sato构造的理想价格指数和Feenstra的研究结果，通过对我国1992至2006年的数据进行多次逼近估计，得到中国出口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为-0.46和4.7。也就是说，外部价格每下降1%，出口就上升0.46%，外部收入每下降1%，出口就下降4.7%。出口价格弹性偏低可能是因为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主要面对中国出口商之间竞争，而不是与其他国家产品的竞争。出口的收入弹性偏大则与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结构有关，因为加工贸易本身比较容易受到外部收入变化的影响。

    出口的变化还会通过消费和投资进一步影响GDP。具体而言，出口对于总需求的影响有如下四个渠道。首先，在中国的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加工贸易，所以出口的减少会直接导致加工贸易进口减少。根据2007年的数据，每1美元的出口减少平均会导致加工贸易进口减少0.3美元，净出口减少0.7美元。由于净出口的变动幅度低于出口变动幅度，且净出口占比GDP较小，因而这一渠道对总需求的影响相对较小。

    其次，出口减少会降低投资需求。投资需求一般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收益与资本成本之比，在资本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减少会通过降低企业的出口收入与利润来降低资本的边际收益，并进而降低投资需求。下降程度取决于企业的资本存量向合意的资本存量收敛的速度。根据中国的数据，综合估计合意资本存量和资本调整速度之后，1单位出口收入变动会引起大约1单位当期投资变动。

    第三，出口收入变化和投资支出所产生的收入变化会引起消费变化，而消费变动会进一步引起收入的变动，并且通过乘数效应对总需求产生影响。根据统计，中国当前的边际消费倾向大约为0.4，即1单位的收入变动会引起0.4单位的消费变动。

    第四，投资和消费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于购买国外产品的。因此，消费和投资的减少会引起进口的减少。从数据上看，我国非加工贸易的进口倾向约为0.2。通过上述四个渠道并结合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可以发现，出口增长率下降1%，会引起投资增长率下降0.62%，消费增长率下降0.53%，进口增长率下降0.81%，净出口增长率下降1.74%，GDP增长率下降0.65%。而外部收入变动1%会引起出口同向变动4.7%，因而外部收入变动1%会导致中国GDP同向变动3.1%。可见，外需变动对于总需求的综合影响是很大的。

中国出口依存度显然是过高了

    外需对总需求的影响还会随着出口依存度的提高而逐步提高。2007年，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达到了37%，远高于美、日、德等主要经济体。很多学者通过从出口对国内经济影响的角度来衡量出口依存度的大小其实是不全面的，因为既没有考虑出口通过消费和投资对国内增加值的带动作用，也没有考虑外部冲击通过出口对国内经济影响。我们提出一个以1%的外部收入变动对本国收入变动的百分比来衡量出口依存度的高低。如果高于1%，就可以认为出口依存度高了，反之就说明不高。这里的依据是，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依存度都“高”的话，则在没有国家干预和内在稳定器的情况下，任何国家的一个小的需求冲击都会通过外贸渠道传递到世界上所有国家，并通过这一放大机制造成全球经济的崩溃或无限膨胀。因此，大于1的出口依存度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不稳定的。当然，这一临界值在存在内在稳定器情况下可以适当放大。反之，当引起的本国收入变动小于1%时，贸易的传导将逐渐弱化初始的需求冲击并使世界经济自动趋于稳定。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数字达到了3.1%，并且中国的内在稳定器机制又相对不太健全，所以中国的出口依存度显然是过高了。究其原因，一是出口的收入弹性太高，二是出口占GDP的比例太高使得出口变动对GDP的影响太大。因而，着手降低我国的出口收入弹性以及出口占GDP的比例才是降低过高的出口依存度的有效途径。

顺差变动与GDP变动

    由于GDP的支出法构成分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因而净出口常常当作外需部分，但这种方法会由于没有考虑出口或者外需的变化所引起的消费和投资的变化而大大低估国际贸易对GDP的影响。要分析外需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需要考虑外需变动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综合影响。此外，国际数据和中国数据都显示了GDP变动和贸易顺差的贡献总体上呈现反向关系，例如中国1978~2006年间，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37。因此，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不是衡量贸易顺差与GDP关系的一个好指标。事实上，出口才是衡量外需的真正指标，进口则是总支出或总需求的对外溢出部分，因而净出口是内需和外需变动的综合结果。但是，根据净出口或者贸易顺差的变动仍然可以了解内需、外需以及总需求的变动情况。一般而言，当顺差是由出口的变动主导时，顺差变动主要反映外需的变动，并与总需求呈顺周期关系；否则，便会发现顺差变动与总需求呈现逆周期关系。11月份，我国巨额贸易顺差是由于在出口下降同时，进口更快地下降造成的。所以11月份顺差增长是外需和内需同时开始收缩的表现，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信号。

政策含义

    面对内、外需同时收缩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致力于刺激内需，因为我们的价格弹性太低，只有-0.46，出口退税政策中的一半以上实际上补贴给了外国消费者。如果将原定用于出口退税的资金用与政府支出或者对居民进行转移支付，则对国内收入和GDP的促进作用将大幅度提高。其次，目前的顺差增长并不能说明外需对GDP增长有正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通过降低顺差来实现总需求的稳定。而降低顺差的办法就是扩大内需，并导致进口的引致性增长。

    周其仁：改善经济增长基础条件与短期应对政策

     今天我们两家联合召开研讨会，有一个背景情况。2003年9月份余永定教授和宋国青教授分别撰文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他们都旗帜鲜明主张人民币应该主动升值以应对新一轮景气变动的挑战。此后几年经济形势变化很大，但永定和国青还是坚持了这样的看法，并各自带出了研究团队。一般说，宏观问题很容易变成超短期的事情，一会儿多，一会儿少；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这样对知识积累和学术发展不利，需要在观察现象的基础上提出比较稳定的分析框架。

    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公众与产业界都很关心，想知道为什么经济会突然猛烈收缩。前面几位已经把重要问题都讲到了，我作一点补充。这次猛烈下降很特殊，不过也有不那么特殊的一面，就是在猛烈下降之前有过度扩张，也就是大起在前、大落在后。譬如全球GDP增长率，2004－2007年间平均高达3.8%，比前四年平均快了1.2个百分点。中国的GDP增长从9-10%，提升到11-12%。投资的情况刚才几位都讲到了。资产价格更是大起在前，大落在后。上证指数一年多时间内涨了5000多点；全国商品房均价从每平方米2000元升到近4000元，也就发生在2001-2007之间的六年时间里。这里有个经济观的问题：如果大起意味收入和财富的增加，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大起”的代价能不能承受。现在的局面是，在享受了大起的兴奋和喜悦之后，我们无可避免地面对大落的痛苦。

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不稳

    同意宋国青的看法，大跌之灾不完全是外部冲击造成的。从中国自己可控的层面来讨论，经济大起的基础还不稳固、不可靠，即便没有突发的外部冲击，也难以支持持续的高增长。目前的当务之急，当然是想尽一切办法保增长速度。不过，增长基础不稳的问题，总要通过推进改革来加以解决或改善。否则，增长速度回升以后，基础不稳可能再次危及增长质量，妨碍中国转向又好又快的增长模式。

    从这个角度，我谈几个制度性的基础不稳。首先是人民币汇率机制问题。这是近几年开放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现在有一种流行的批评，说人民币升值坏了中国的事，因为升值导致出口部门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由此打击了对中国高增长有大贡献的外向产业。这个批评不客观。实际的情况是，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升值的方向值得肯定，如果没有那一波升值，中国的外向失衡会更严重，贸易条件会更恶化，中国的外汇资产损失也会更巨大。如果要总结经验教训，倒应该说，人民币升值升晚了。也不是没有经济学家有过主动早升值的分析和建议，2003年9月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两位代表人物，余永定教授和宋国青教授，今天都在座。他们当时提出“汇率是纲”，提出不要误读日元升值的历史教训，提出中国要主动升值的政策建议。现在看，主动早调整付出的代价小，被动晚调整的痛苦更大。

    关键的一点，是区分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前者可以“调控”，也可以按照任何理论或主张升值、贬值或不变；但是，实际汇率不听这一套。只要中国生产率的进步率相对更快，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挡不住也要升。基本的机制就是，汇率当升不升，中国出口部门的生产成本就越升越急。其实2004年以来，沿海地带出口产业早就面临劳力、原材料和其他投入品的市价快速上涨的压力。看起来，只要名义汇率不升值，出口创汇1美元还是等于换到8元人民币。但是，为创汇1美元的人民币成本却越升越高，同样会把出口拉下来。许多出口企业把“成本上升太快”与“人民币升值”并列为近年出口遭遇的困难，其实这两股压力来自一个地方，就是名义汇率调整的滞后。

    理论上可以说，名义汇率的不变与国内通胀升级是一回事。但是从实际上看，在人民币名义汇率绝不升值的预期下，企业把更多的资源投向外向产业，等到形成产能后再来承受要素成本逐年上升的“煎熬”，或者就是继续追加产业投资。这样，就累积形成一个过旺的外向部门（2007年广东省出口依存度达92%），等到国际市场需求暴跌，就成为压垮中国出口部门这匹超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以上分析，是说名义汇率的“不变”不但挡不住实际汇率最后还是在变，而且名义汇率的固定状态还增加了企业调整的信息成本。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使之成为真正反应市场变动的浮动汇率。这样看，这些年来我国汇率机制虽然已经实施了多项改革，但即使在2005年实施了小幅升值的汇率政策以后，固定汇率或盯住汇率的制度框架还是没有根本改变。其中的关键，是政府（央行）仍然负有把进入中国的所有外汇全部买断的最后责任。我的看法，只要存在最后有责任购入全部外汇的“超级买家”，汇率的市场基础就还是空中楼阁。

    这里有两点要讨论。第一，政府（央行）用什么样的支付手段来购入全部外汇？目前是靠央行发出的基础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这等于问，在有一个可以印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买家”的条件下，“市场”连同“市场价格”还可能反应真实的供求变动吗？第二，政府（央行）拥有购买外汇、并决定购买外币资产的权力，究竟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行使的？具体问，就是买对了怎么样，买错了又怎么样？如此巨大的投资责任，对谁负责、向谁报告、如何披露、最后由谁埋单？现状是央行买，但最后外汇资产的风险责任却不是、也不可能由央行负责，而是将由财政负责、最后由全国人民承担。从体制上看，这相当于传统的国企：权力与责任脱节。改善的方向，是出资、投资的权力与责任由一个行政主体承担，对国务院报告、向全国人大负责。

    可见现存体制派生出一个不合理的流程。政府买汇的行为，既不受支付手段的限制，也不受投资责任的约束。这当然不可能奠定一个可靠的汇率市场的基础，也不可能形成完全反映供求的市场汇价。在此条件下形成2004-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的惊人增长，不但对外失衡，对内也失衡。

    最近几年关于汇率的争论，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价格改革的讨论。当时一派意见是“放”，另一派是“调”。后者主张将价格调整到合理水平，但前者认为，正因为没人能够算得出“合理的价格”，才需要放开价格管制形成市场价格机制。现在的汇率问题是同样的，重要的不是知道人民币兑多少美元才合适，而是人民币汇率在什么机制下形成。中国最近几年在汇率形成机制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改革，但基本架构离市场基础还有距离。

    从货币增长不能推动经济增长角度看，货币是中性的，因为多发货币仅仅带来经济变量名义值的改变。但是观察也表明，过多的货币在经济体内漫游，确实会改变相对价格，因而货币又是非中性的。最近薛兆丰找出哈耶克的一段话挺有意思，他说过多的货币不象水，而比较象蜂蜜，因为它不会在瞬间流动到各个经济部门，使所有商品劳务的市价同比例上涨，而像蜂蜜一样，会在一些部门聚集、停留较长时间。这时候，那些部门的需求就蹿升。这两年我国的股市、房地产，还有其他投资品包括普洱茶等等，价格起落幅度异常巨大，与上述货币的非中性大有关系。

    股市这两年做了很大改革，但市场自我调节机制还不够强。上证指数涨过4000点时，除了紧急加了一次印花税，好像再没有别的手段了。为什么在股价上涨过程中不能让更多的企业上市？这与我们上市的行政审批程序是有关系的。这就是资本市场的制度基础尚不稳固的问题，一旦货币的“蜂蜜”巨量集中到股市，股价大起在前，大落在后，对作为投资人的家庭和企业打击很大。不但账面资产缩水，信心崩盘，还会摧残人力资本，因为一时间很多人赚快钱上瘾，对踏踏实实做工作的兴趣就没有了。

    房地产的波动，首先当然也是来自需求的推动，是宏观经济形势使然。不过从微观基础看，也有市场基础不可靠的问题。譬如土地供应还是行政控制，结果在房地产市价已经快速上涨的情况下，还有一段时间收紧了土地供应，结果当然进一步强化了“蜂蜜”的凝聚效果。这个问题要通过建立健全的土地市场来解决。最近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缩小征地范围”、扩大集体土地入市是非常根本的，相信真的实行以后，可以增加土地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

    市场准入方面的小问题一大堆。刚才张斌谈到的例证很好：台湾王永庆2000年就想在北京办一个5000床位的医院，结果到今天也没有办成；但是他要办石化或其他工业项目，从上到下都得到热烈欢迎。这说明，很多可以投资的领域并没有放开。为什么一段时期以来，推进市场准入的改革动力不足？因为仅仅制造业出口就把GDP增长率推高到了12%，哪里还需要改其他？

    概括起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还是竞争性制造部门改革最深入、最成功，但是涉及汇率、利率、金融、医疗等部门改革就远不充分。这是经济大起大落的制度层面的原因。

目前经济下滑的短期应对措施

    短期来看，需要对经济的猛烈波动做出反应。主要建议其他发言人都已讲到，这里补充几点。一是减税力度还是不够。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增值税，这是必要的，然而远远不够。现在看，春节前后经济形势可能还会继续恶化，需要果断地将增值税的整体税率大幅降低，所得税方面也需要采取措施。今年年初重庆政府看形势不好，就把原本工业企业享有所得税率15%政策推广到了所有行业。也同意永定的看法，再提高出口退税率从长远看利大于弊，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也有限。应当考虑降低进口税。如果大幅度降低进口税，顺差就不会这么大。总之，现在需要较大幅度减税。如果没有把握，可以暂定实行一年。

    二是财政补贴需要考虑选择帮助农民工还是帮助出口企业。在市场需求已经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下，补企业不如直接补给工人。1998年的经验，补工人所花的资金量远少于补企业。建议政府考虑对返乡农民工直补，见一个发一个，先发六个月，六个月之后如果形势还不好继续发三个月。这种办法比干预价格参数、或对银行施加放贷压力要好。

    三是4万亿投资的土地配套要研究。过去重点项目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往往是比较低的。希望这次4万亿投资所需的土地不全部通过征地来解决，而要鼓励农村整理建设用地，把腾出来的土地并用于扩大内需的建设项目，争取让农村和农民分享到更多的地租，增加农民收入。

    我认为，把涉及政策基础的中期改革与短期应对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目前的困难挑战，争取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

    张斌：从供给角度理解当前中国经济下滑

特立独行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非常独特。从供给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中国工业占GDP中的比重不仅大大高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也高于当初美日韩等重工业发展阶段。与此对应服务业在GDP中比重的是非常低的，中国只有41%，这个指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59%，发达国家超过70%。从需求角度看，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到40%，与中国同等收入水平国家大概在50-60%，发达国家70%。

    由于我国经济资源过度流入资本密集度高的重工业部门，收入分配会朝着有利于资本但不利于劳动的方向倾斜，全社会的利润/工资比率上升。由于利润远小于工资带来消费增加，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下降。对于中国这样尚未完成城市化过程的国家而言，由于城市工资增长受到限制，这还遏制了农业向城市的就业转移。

    在2002-2007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这个大家都看好时期，中国的工业占GDP比重持续快速上升，净出口占GDP比重快速上升，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但是在这些表现良好的数据背后，如果从社会福利角度观察，就会发现过去5年经济发展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好，因为与高速增长相伴的供给方出现了扭曲，生产方和国内需求方出现了脱节。由于过去累积供给面结构扭曲，还带来了收入分配恶化、城市就业机会减少、环境和能源压力增加、对外依存程度提高和中国经济骤然减速等一系列问题。供给面的结构扭曲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结构调整目标屡屡让位于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利润目标和部门利益，结构问题被不断的积累，直到今天才被迫发生调整。

结构扭曲放大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影响

    2008年8月份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骤然减速，GDP、工业生产总值、出口、发电量增速等众多指标出现了几十年来罕见严重下降。即便扣除了一些季节和偶发因素的影响，下降幅度也是异常严重，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扭曲的经济结构。对于同样的外部冲击而言，扭曲的经济结构会做出更大的反应。

    中国过去5年资源流入最集中的地方是尤其是重工业、机械制造和房地产投资，而对于医疗、卫生、教育、铁路、环保等领域的投入过低。事实表明，资源过度流入工业部门所积累产能显然无法被国内市场消化，后果是过度依赖出口市场和过度进口替代。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2%一路上升到2007年的8%。一旦外部需求发生变化，过度依赖外需的国内工业部门就必须进行调整，而过高的工业占GDP比重则意味着经济必将经历大的调整。

    过度出口和过度进口替代还带来了贸易顺差的飞涨，流动性泛滥、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以及房地产价格高企。过度的房地产投资不仅造成了过去两年的经济过热，而且积累了过量的生产能力。过去5年，中国住宅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从2003年的不到8%上升到2007年超过10%。如此重度依赖房地产投资的后果是一旦周期发生转向，庞大的生产能力立刻凸现严重过剩，加剧当前经济的向下调整。此外，加剧调整幅度的因素还包括库存调整。工业和房地产部门所积累的大量库存和未销售房产，一旦面临需求不足，首先将发生库存调整。对于经济活动而言，库存调整意味着投资下降和正常生产的停滞。如果我们经济中占据更大比重的是服务业，库存调整带来的冲击会低很多。

 激励机制和政策扭曲造成经济结构扭曲

    经济供给面结构扭曲的背后是激励机制和政策扭曲。回顾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符合政府和企业家利益的交集是GDP、利润和税收高增长。为了实现这些增长指标，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业部门增长的政策。低估的汇率、对制造业类型企业的众多优惠措施，特别是对于制造业类型外资企业的众多优惠，以及难以贯彻的环保和劳动保护标准等等。这些政策让出口和进口替代的相关投资获得巨大利益，吸引社会资源过度流入。

    与此同时，医疗、卫生、社保、教育、铁路等服务业部门多年来难有起色，劣质高价的服务与社会日益提高的需求形成鲜明反差。私人部门也看到了这些部门的需求缺口和其中蕴藏的巨大投资机会，但是苦于过高的进入门槛难以进入。即便进入了这些部门，也往往因为行政力量的干预和诸如价格方面的管制让私人部门难以存活。

好的转变从改善经济供给面开始

    对于当前的经济下滑问题，关键在于经济的结构失衡，资源过度流入工业和房地产，医疗、卫生、社保、教育、铁路等服务业部门发展不足，造成了生产方与需求方的脱节，并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后果。在外部的冲击下，当前的经济骤然下滑集中反映了结构性问题在放大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如果经济结构得不到尽快改善，那么内需将会持续不足，对外依存度还会提高，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会丧失根本的动力源泉。

解决供给面的结构性扭曲，主要依靠三方面的政策改变。首先，是放松服务业部门的市场准入，特别是在医疗、社保、教育、交通、快递、通讯、金融等服务业部放松管制，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其次，是让以汇率为代表的价格尽快恢复到市场力量供求决定的价格水平上，通过市场化的汇率价格调整资源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合理分配。最后，是增加政府在卫生、贫困人口生活保障以及众多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供给，弥补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不足。

基于供给角度的分析与基于需求角度的分析在政策涵义方面有一致之处，但是在侧重点上也有差异。一致之处在于增加对卫生、基础教育、社会福利保障等民生等方面的投资，这些措施兼备提高需求和改善供给的效果。侧重点的差异的地方在于如何对待出口（或者整体工业部门）和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出口和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恰恰反映了以前的过度发展，缩减过剩生产能力在所难免。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不是让过剩的产能延续下去，而是尽量平稳过渡，为出口和房地产相关行业退出的劳动和资本需要找到新的出路。

    总之，改善供给和扩张内需有很多结合点，如果能围绕这些结合点推进政府部门相关激励机制和政策的改革，那么这次的经济下滑就会为下一轮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政策重点是一味地保护GDP增长，不能有效地解决供给面的结构性失衡，中国经济即便在明年有些恢复，新一轮发展也难见曙光。

    卢锋：目前经济收缩根源与应对

    在CCER“开放宏观经济”课题组阶段性研究结果基础上，我准备的文字提纲主要讨论四点问题。一是结合相关数据描述目前经济收缩最新表现，二是从我国经济增长结构特点角度分析目前困难深层根源，三是回顾反思过去六年宏观调控政策成就和争论问题，四是探讨中长期应对政策。因为时间有限，侧重谈有关中长期原因思考，然后简略评论政策调整议程。

    目前经济困难无疑与全球金融危机有关。然而对我国这样正在经历快速追赶、在一些重要领域领跑全球的巨型经济体而言，经济运行成就和困难应有相对独立的内在决定机制。需要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特征和矛盾角度分析目前困难深层根源。世纪初景气增长结构特点对目前特殊困难具有特殊解释作用。

结构趋重加剧宏观波动

    新一轮经济增长突出特点之一，是基础金属原料和材料密集型机械设备部门快速增长并显著改写全球产业版图。“重制造业”崛起和“结构趋重”相当程度具有经济合理性，然而由于汇率失衡影响以及这些部门内部循环特点，也出现一定程度过度扩张问题，并在下行调整阶段对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冲击。

    新世纪初年钢产量强劲增长是我国重制造业崛起的标志性事实。20世纪初全球钢产量3000万吨，经过美欧日苏等国领跑增长，世纪末接近8亿吨。我国钢产量在1999年1.28亿吨基础上快速增长，到2007年已达到近5亿吨，成为全球增长新领跑国。作为重制造业崛起另一表现，我国在机械设备、运输设备、汽车等部门产量占全球比重过去6-7年持续每年提升1-2个百分点或者更高，

    结构重化通过开放模式展开。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中四种矿物比重从1999年27%上升到2008年1季度64%，出口中重制造业产品比重从约18-19%上升到近30%。我国外贸增长推动全球海运需求和价格提升，新造船订单大增。2002年以来造船浪潮中，我国承接新增船舶订单占世界比重从6.7%激增到41%。我们领跑全球确实会面临新矛盾，然而我们同时有能力提供解决方案。

    从大国经济成长规律看，我国结构趋重具有需求和供给基本面条件支撑，相当程度具有经济合理性。另一方面，这些行业可贸易程度较高，汇率低估刺激增长作用较大；加上这些部门不同程度存在自我需求和自我循环特点，更容易在景气增长中累积起更大失衡压力，调整过程对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冲击。目前重工业跌幅高于轻工业，原料工业高于重工业，钢铁产量波动最大，从消极方面表现是结构趋重的影响。

房地产起落放大波动

    房地产业涨落足以影响宏观经济，是由其经济特征决定的。一是房地产当期购置和多期消费特点，决定了银根松紧等宏观参数对房地产需求具有显著影响。二是房地产短期供给弹性较小，需求陡然增长通常会刺激房价超常增长。房价增长反转刺激投机性需求，导致价格进一步飙升和泡沫化因素。三是住房购买支出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中所占比例很高，房地产信贷和投资相对规模较大，其失衡和调整对宏观经济会带来较大冲击。

    我国近年房地产火爆行情还与特殊体制条件和该行业发展阶段性特点有关。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面对房地产走热局面，主管部门紧缩土地供给数量，地方政府经营土地获利，客观上会推高房地产价格。另外我国处于房地产商品化初步阶段，市场参与方第一次经历市场火爆局面，更可能在行业走势判断上出现过于自信和投机冲动问题。

    近年我国房地产伴随宏观经济景气繁荣超常增长。房地产销售面积从2000年1.66亿平米增长到2007年7亿平米，平均价格同期从不到2000元/平米增长到2007年3654元/平米。量价齐增显示房地产异常火爆。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从2000年5.8%上升到2007年8.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也维持在16%-17%较高水平。

    从商品房住宅销售金额占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比重看，消费支出比重从2000年10.5%上升到2007年36.8%，占居民收入比重从6.8%上升到15.9%。这两个指标近年异常上跳，提示房价飙升对鼓励居民家庭提前购买住房以及投机性购买可能产生了显著影响。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转变和房地产行业转折点到来，房地产销售“休克式”下跌，销售面积和金额从2007年8月同比增长率都接近60%，持续下跌到2008年11月同比增长率在-30%上下。住宅投资同比增长率从2008年6月40%下降到11月不到8%。从长期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然而近年异常火爆累积失衡压力，最终经历调整时显著加剧宏观经济波动。

过度依赖外需增大风险

    受汇率调整滞后和收入分配格局偏差影响，近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需依存度超常提升。例如1992-2002年季度顺差平均值为49.2亿美元，但是2003-2007年间季度均值上升到299.3亿美元，是此前十余年6倍。2005年1季度到2007年4季度，顺差更是呈现陡直增长轨迹，季度平均值高达474.3亿美元，突出显示增长反常性。

    改革时期经济增长率与顺差占GDP比重直至近年存在明显反向关系，即宏观经济增速较高时顺差比重较低，反之也然。然而这一关系最近3年改变：虽然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趋势水平，然而顺差占比仍然不断冲高。比较1979-2002年与2005-2007年情况，净出口即贸易顺差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1%上升到19.2，贡献率增长超过8倍。

    假设净出口增量与总需求比率为0.2%和2%，分别代表对外依存度比较正常和过高两种情况。假定上述比率对美欧GDP增长率弹性为0.5。这时美欧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正常依存度下我国总需求受影响约为0.1个百分点，高依存度则高达1个百分点。过高对外依存度好比巨大堰塞湖，当国外发生经济增速下降或衰退之类溃坝事件时，国内总需求面临更大冲击和威胁。

总收入分配失衡的不利影响

    我国消费占总需求比重多年持续下降，近年只有50%左右。尤其居民消费仅为36%，可能属于世界最低之列。由于消费具有较强自我平滑趋势，消费比重过低导致宏观经济面临外生冲击时波动更为剧烈。这一问题与三方面原因有关。

    第一，消费比重下降是居民收入比重和消费倾向“双下降”的结果。资金流量表数据显示，居民收入比重从1996年69%下降到2005年59%，应能解释同期消费支出比重变动绝大部分。居民消费倾向从2001年75%下降到2005年64%。这与居民预防性储蓄有关，可能也与近年居民购买住房当期支出增长提高储蓄统计值有关。

    第二，消费相对不足是企业和政府收入比重“双增长”及其储蓄比重“双增长”的结果。企业部门收入比重从1998年14.5%上升到2005年20%，政府比重从17.5%上升到20.5%。从社会总储蓄构成看，居民储蓄份额直到2004年都在下降。企业储蓄比重从1998年38%上升到2005年50%。政府储蓄比重从1998年14%上升到23%。如把国有企业归为广义政府部门，政府收入分配和储蓄比重还要大幅提高。

    第三，上述问题与两个领域改革滞后有关。一是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型改革相对滞后：税收超常增长，民生性支出比重增长相对滞后，具有提升储蓄率作用。二是近年垄断改革乏力，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加大准入限制，导致国有企业垄断利润超常增长和储蓄率过高。数据显示，近年国有企业利润七成左右来自“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热力”等四个行政垄断和准入限制较多部门。

    从两个角度看，目前经济下调具有客观必然性。一是从经济运行周期性角度看，几年过快经济增长累积调整压力。二是从经济成长阶段性角度看，增长结构和体制转型的特点和矛盾，孕育了目前经济调整压力。新一轮景气增长伴随的结构趋重、房地产起落、过度依赖外需、分配格局失衡等特征，对目前经济收缩具有重要解释作用。

中长期应对政策讨论

    虽然目前经济面临短期收缩压力，但是我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推进阶段，快速追赶的基本面条件没有根本改变。如果我们能利用目前调整形势，在三个领域实行组合改革措施，就有可能较快走出困境和再造景气增长，并在某些重要经济领域甚至更大范围继续发挥全球领跑国的作用。

    第一个领域改革涉及建立完善宏观经济管理的基础架构。一是在适应大国追赶的客观要求，在中长期完成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让汇率更好发挥调节开放型经济内外关系的相对价格功能。二是在搞对汇率价格信号基础上，更好发挥利率对宏观经济的常规调节作用。三是注意防止过分区分核心和整体通胀的偏颇，货币政策强化严防整体通胀目标定位。四是重视资产价格，在理论研究、国际经验研究、我国自身经验教训研究基础上，寻求风险对称的应对策略和措施。

    第二个领域涉及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调整内容。一是要实行减税政策，在消费型增值税转型基础上降低增值税率，降低进口税率，提升个税免征额。二是深化部门垄断改革和扩大市场准入，切实贯彻“非公经济36条”非禁即准规定，深化对电信、航空、金融、电力、医疗等领域行政垄断体制改革。三是清理近年出台的政策性管制法规和条例，放开对经济实体不必要限制和束缚。四是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在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同时，规范地启动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推动城乡建设与和谐发展。

    第三个领域涉及国际化和参与全球治理内容。考虑我国外汇储备仍在扩大以及人民币升值趋势，可以积极探索发行人民币债券的途径和方法。要全面评估我国经济发展内外新形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制度建设，逐步从过去接受国际惯例转向参与建立新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