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难遇的史学大师惨死文革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躺在南国病床上，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是在劫难逃。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住居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符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21】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陈寅恪在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22】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的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23】这是陈寅恪心中“大师”的经典性标志，也是一个大师对另一个大师的敬仰感佩之语。只有开一代风气和示来者以规则，才堪当大师之任与大师之名号。此点在陈氏《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说得更加清楚明了：“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24】“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名言，不仅是龚自珍的自白，也是陈寅恪的志趣和自道，他没有在任何场合自命为大师，更未在任何时候端过大师的架子。——这是陈氏的自谦，也是他的自尊自重之处。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陈寅恪自甘寂寞，不动声色，唯以身示范且以皇皇巨著昭示来者。陈氏一生在学术上开创的名山大业，以及在乱离之世闪耀的人格光辉，令后人高山仰止，脱帽为之鞠躬致敬。

      陈寅恪业归道山的许多年后，有研究者云，在学术领域，像他这样的大人物，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如果不是因为战乱纷扰、颠沛流离、命途多舛，陈寅恪的学术事业将更加磅礴盛大，气冲霄汉，会使沧海涌动、群山位移……

      然而，假设毕竟是假设，像梦也毕竟还是梦一样。早在1933年早春，鲁迅对《东方杂志》发起的“新年的梦想”征文中，就曾清醒而理性地说过：在这个社会上，“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25】想来陈寅恪于孤独凄苦之中，除了梦到“大同世界”，更多的应是梦到了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或者电刑外加享受乘坐“喷气式飞机”的待遇吧。只是属于他的好日子迟迟没有来到，至少他在死前未能看到那一天的到来。假如鲁迅地下有知，面对这位少年同窗的不幸遭遇，当情何以堪？

      晚年失明膑足的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时，曾提及少年时在南昌住居期间，一日偶随父亲三立夜逛书肆，购得尚有钱牧斋（谦益）序文之《吴梅村集》，寅恪读之竟至入迷，经年不忘。后来陈氏对文学兴趣大增，并致力于钱谦益与柳如是关系的研究，与少年偶遇的一幕有很大关系。进入生命的晚年，在肉体与精神陷入无限痛楚之中时，明末清初宁死不屈的一代奇女子柳如是便成为他生命中幻象和唯一的光亮。陈寅恪以惊人的毅力口述完成了洋洋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这一“鸿篇巨制”的萌生问世，发轫于少年，志成于人生暮年，是陈寅恪所构建的托其心志，明其理想的又一心灵丰碑。此一巨大成就，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所言：“若非有无比坚毅之心力，焉能完成此大业？人类文化史数千载，失明史家之能撰大著，其类殆罕；陈先生之业绩，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这一大奇迹无不可也！”【26】事实上，《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只是陈氏晚年精神的寄托，并未能代替和了却作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心意和志愿，与陈氏“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曾云：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27】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沉湖而死的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也是自己一生为人为学的生动写照。只是当年王国维沉湖而去时，陈寅恪尚能或明或暗地以诗文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而到了陈氏本人凄苦地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华夏大地已没有人再顾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警世名言。更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在孤苦中死去的他撰写挽联和碑文了。尽管在海外孤独行步的赵元任得此噩耗，用英文撰写了悼念性文章，但作为当年清华“四大导师”中唯一的一位健在者，面对20世纪中国大陆赤县神州最为疯狂的年代和残酷的政治环境，于惨死的老友陈寅恪夫妇，赵氏不敢、也不能对那些迫害者给予道义和法律上的谴责，除了望洋兴叹，也只能是“而已”而已。

注释：

【1】《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周法高，载《我与北大》，王世儒、闻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2】台北傅斯年图书馆存档。

【3、7、8、9、10、11、15、16】《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

【4】据竺可桢日记载，1954年1月28日，科学院在政务院做报告时，周恩来作结论：“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可见外界传毛泽东、周恩来等关注陈寅恪是有所依据的。参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9页。

【5】按美籍华人学者、“国民党的同道人”（李敖语）余英时的说法，身处岭南的陈寅恪和夫人唐筼曾为去留问题发生强烈争执，唐筼执意要走，因此只身去了香港，住在“一家无招牌的私家旅馆”，后来陈序经做工作后派人迎还。陈寅恪事后深深佩服夫人的远见，后悔自己没有及早谋身远去，《柳如是别传》就是陈氏的忏悔之作云云。但据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考证，陈和夫人并无去留争执，因而余氏的结论只能属于胡言乱语一类。

【6】《篱槿堂自述》，赵俪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12】《历史研究必须厚古薄今》，范文澜，载《人民日报》，1958年4月28日。

【13】《陈寅恪教授和“元白诗证史”》，载《史学月刊》，1959年4期。以诗证史，即以当时流传下来的诗词，来考证当时的史事，这一研究方法，可谓是陈寅恪在史学研究领域的一大发明创造，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当时中山大学有一名叫刘隆凯的学生，也曾听过陈寅恪的“元白诗证史”一课，且颇有心得。许多年后，刘同学根据原始的课堂记录，把陈寅恪所讲的内容整理出来，并得以出版。根据这份记录，可以见出陈氏考证方法的概略。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琵琶引》中有这样的句子：“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陈寅恪对此的考释是：“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已是男女婚娶的最后年龄了。过了这个界限，便是老大了。像崔莺莺，贞元十六年才十七岁，以后结婚也在二十岁之前；韦氏，在贞元十八年结婚时正是二十岁，若再不出阁，也就难了，她比崔氏大一岁。”

诗中又云：“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陈寅恪说：“看来，唐代女子与人应酬是在十三岁。杜牧《赠别》：‘婷婷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秋娘，是贞元十五年白氏中进士时长安最负盛名的倡女。白氏沦落江州，感念昔日之游，乃取于诗中。有人以为是杜牧诗里的杜秋娘，谬极。假定琵琶女贞元十五年是十三岁，那么，到元和十一年，她在浔阳江头应该是三十岁了。她嫁商人不会太久。‘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茶商在长安领了专卖券，同时娶了琵琶女，再到产地买茶，蜜月里就离开了新妇。可以说，元和十年，琵琶女二十九岁时，弟走从军，不久，阿姨又死了；再过年余，她三十岁时才嫁，真可谓‘老大’了。”

陈寅恪还以此考证出这个三十岁才嫁的琵琶女是西胡种，与商人是同居关系，不是正式结发夫妻，等等。（参见《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刘隆凯整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14】曾昭燏（1909—1964），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博物馆学家。1909年1月27日生于湖南湘乡县荷叶乡万宜堂，是曾国藩之弟曾国潢之重孙、著名化学家曾昭抡胞妹，俞大维表妹。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1935年自费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1937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赴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院实习，期间参加柏林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1938年3月回伦敦大学任考古学助教，同年9月辞去教职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与人民共患难。在伦敦求学时，因为曾家与俞家的姻亲关系，曾昭燏与傅斯年自然也成为亲戚圈内相互关联的人物，正是得益于傅斯年的帮助指导，曾昭燏在伦敦大学左右摇摆了一年多之后，最后才选定主攻博物馆专业。归国后，在傅斯年介绍推荐下，曾氏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邀请，来到昆明，顺利进入该处并担任专门设计委员。期间，曾昭燏参加了著名的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境内的考古发掘，发现古遗址38处，古墓葬17座，并选择重点进行发掘。中央博物院迁四川李庄后，曾氏又参加了彭山汉代崖墓的发掘。1950年起，先后担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院长。1964年3月，在各种运动和政治清理双重挤压下患了精神忧郁症，入院治疗。12月22日下午，曾昭燏乘坐院内小轿车悄然离开医院，停在了南京郊外灵谷寺前，她把一包苹果送到司机怀中，轻轻地说：“请你吃着，等我一会儿。”说毕打开车门，匆匆向灵谷塔走去。大约半个小时后，只见高耸的灵谷塔上，一个身影凌空一跃，像天空一朵瑰丽的彩云飘然而下，悠忽间落入枯黄的草丛，鲜血喷溅处，枯草被染成殷红——一代女杰与世长辞，终年55岁。

当曾昭燏血溅灵谷寺时，据说“组织”上已批准了她的入党申请，只是未来得及通知她本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姚迁把曾氏的死讯向江苏省委、省政府做了汇报，因当时中国各阶层自杀者太多，每有人“自杀”，便被认为是对革命的背叛，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一种“罪恶”行径，尤其是在灵谷塔自杀，更是罪在不赦的大事（1928年至1935年，国民政府在原寺址建成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塔上有蒋介石提字的“精忠报国”与黄埔军校第一至六期同学录等）。江苏省党、政高层决定对曾昭燏之死秘而不宣，对外不登报，不开追悼会，一切后事由省委统战部部长亲自指挥从速、从俭处理。曾氏的遗体被秘密收殓于一个木制薄棺中，于一个星光残淡的黎明悄然无声地运出城外，于牛首山脚下一个人迹罕至的角落匆匆挖坑掩埋——一代女杰就此长眠于荒草野坟之中。

1965年2月，远在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得知这一噩耗，悲不自胜，当场流下了眼泪。他强撑着年迈体衰的残躯，做诗一首以示敬挽。在这首《乙巳元夕前二日始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君逝世于灵谷寺追挽一律》中，已是75岁高龄、双目全瞽的陈寅恪，深情地追忆了两家三世姻亲的交往，对曾昭燏的独身生活、高才命短等颇多感慨。诗云：

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

何待济尼知道韫，未闻徐女配秦嘉。

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

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

曾昭燏的死和陈寅恪的悼诗，又令人想起了王国维颐和园的自沉，想起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千古遗言，想起了陈寅恪那“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已之心安而义尽也”的精辟宏论。曾昭燏在文化急剧变化的时代维系生命的信心顿然丧失，她在剧烈的心理苦痛中选择自杀，亦应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只是令曾昭燏本人和苟活人间者没有料到的是，随着灵谷寺塔悲剧的上演，她的哥哥、嫂子等至亲，也将一个个在精神与肉体的残酷折磨中死去，曾氏家族连同其他世家的文化遗存，在精神层面上已香消玉碎，消散殆尽，于日后的神州故国不复见矣。

【17、21】《陈寅恪诗集》，陈闰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8】《永远怀念向达先生和夏鼐先生》，邹衡，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19、20】《追悼傅乐焕》，载《济南琐话》，严薇青、严民著，济南出版社1997年出版。

【22】《寒柳堂集》162页。据欧阳修《新五代史》卷54载，冯道其人于五代事四姓十君，自号“长乐老”，尝著书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欧阳修乃斥之不爱其身而忍耻偷生，“其可谓无廉耻者矣”。

【23】《金明馆丛稿二编·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24】《寒柳堂集》，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5】《听说梦》，鲁迅，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26】《陈寅恪先生和日本》，池田温，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27】《怀念陈寅恪先生》，俞大维，转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